“好,複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馬相如的如。我們雖不是同門,卻是同誌了。”


    “其實,我們精神上是同門。我私淑康先生,願意奉康先生為師。我早就看過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學偽經考》在四年前出版時,我就見過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雖然康先生的書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卻深入人心,他能用那麽大的學問,寫成專書,推翻兩千年來的成案,真是氣魄非凡,古今所無。對這樣偉大的知識分子,我甘願做他的學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棄,請你務必先婉達此意。”譚嗣同誠懇地說。


    “我一定照辦。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這位好任俠、尚劍術、走遍大江南北、塞外東西的豪傑人物,一定高興極了。”


    “奇怪,卓如兄,你對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譚嗣同把頭一歪,斜看著。


    梁啟超微笑著,“我比複生兄小了七歲,我生在廣東新會南鄉的熊子島,那地方是廣東沿海的漁村,很窮苦,我祖父、父親雖都考上過秀才,但是要吃飯,還是得自己種田才成。我十二歲考上秀才後,還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沒有雲遊四海的機緣,人也文縐縐的,所以非常羨慕你複生兄能夠馳騁中原與大漠,結交四海英豪。聽說你從北京起,十二歲以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你都去過,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真不簡單。”


    “台灣我沒去過。去台灣的是我二哥譚嗣襄,襄陽的襄。他被台灣巡撫劉銘傳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務,結果六年前,三十三歲年紀,死在台南府蓬壺書院。我差一點去了台灣,本來我要去台灣迎靈的,結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電報來,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沒去成。”


    “唉,沒去成也好,”梁啟超說,“台灣在今年交接給日本了。唉,台灣是傷心之地!”


    “真是傷心之地!我們中國人為了建設台灣,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給了日本,此仇非報不可!此土非光複不可!誠如你卓如兄所說,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東西,在書本上學問我不如你,但在行動上的曆練,我卻自負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嗎?我雖是世家子弟,但絕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公子哥兒,相反的,人間甘苦,我倒深嚐了不少。我十二歲時在北京大疫中被傳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來,我的字‘複生’,就是這麽來的。五天之間,我們全家死了三位,母親、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裏逃生,十三歲父親到甘肅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歲去甘肅,又碰到河南、陝西大凶年,赤地千裏,隨我去甘肅的,路上一死就十多個。我在甘肅,最喜歡出塞探險打獵。可是,碰到西北風時,就好看了,西北風吹起來,真是飛沙走石,那石塊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強弩一樣。當然冬天下雪就好一點,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騎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裏,都沒有人煙。脫險回來的時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褲襠上都是血。當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麵,夜裏在沙上搭起帳棚,把羊血雜雪而食,或痛飲、或豪賭、或舞劍、或擊技、或彈琵琶、或聽號角,那種豪邁與蕭條的交匯之感,真是讀萬卷中所無。尤其,當你置身於古戰場中,感覺千百年前,胡人牧馬、漢將拓邊、嚐覆三軍、邊聲四起的氣氛,你真會有蒼茫之感。你的心胸會開廓無比,但那種開廓,是悲涼的、是流離的、是‘地闊天長,不知歸路’的,你感覺到千軍萬馬在你眼前走過,殺聲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間,一切全停了、全都靜止了,所有的千軍萬馬,都一刹間變成一片塵埃與屍骨,天地為愁、草木含悲,百年為之銷聲、千年為之孤寂。這時候,你仿佛是人間唯一的活人,在行經鬼蜮,不是你生吊古戰場,而是古戰場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種人生曆練以後,卓如兄,我發現我已不再重視一己的餘生,那時候我隻有十八歲,可是,我心蒼茫,儼然已是八十。十三年來,我沉潛學問,尤其西學與佛學,對人生的觀點,已愈發成熟,如今我三十一歲了,感到衝決網羅,獻身報國,就在今朝。因此從上海趕來,追隨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塊兒做點大事。這次來京,在路上寫了‘感懷四律’,正好有謄稿在身邊,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這四首律詩中了,務請不吝指教。”


    梁啟超接過了詩稿。這時,法源寺的一個和尚走了進來,向兩人合十頂禮。兩人回了禮,走出大雄寶殿,為時已近中午。梁啟超說:


    “你們瀏陽會館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東朝西的飯館叫廣和居,是個談天的好地方。複生兄北來,我就在今天為你洗洗塵。那家飯館很特別,它是一家知識分子常聚會的所在,一般市儈商賈倒不敢去那兒。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裏,有些地方不失為幹淨土,水準擺在那裏,風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風雅的人,也會望而卻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說了。”


    譚嗣同接受了這一邀請。兩人攜手走出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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