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蔣介石的黑獄裏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頭——所謂“班長”們——臂戴黑紗，我心裏納悶：“不知哪個外國元首死了？”那時候我已近五年不準看報，消息閉塞，對外麵發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聽到點新聞，也隻能瞎猜，不得其詳。兩三個小時後，牢門打開，“放風”十分鍾，我問秦姓班長：“你們戴黑紗幹什麽呀?”他麵露悲戚，偷偷告訴我：“老總統死了。”我聞之竊喜。回到獨居房後，即唱暗號歌告訴難友劉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歲。六十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隻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行。四十歲生日前夜，我在牢房裏，躺在蜈蚣與白蟻出沒的地板上，構思我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說中的主角康有為，正該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後，正該影射蔣介石。《北京法源寺》後來分別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對康有為的一段話，正是借古諷今的樣板：
人們談西太後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隻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麵來看，而該從反麵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後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汙，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後，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與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後遺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於先，又到處拉大便於後。……你正好為這一局麵做了證人……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麽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製、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氣一好再好、她長壽、她……一輩子罩住你。……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鬥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後，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後統治中國四十七年，蔣介石和她一樣，也統治了四十七年(最後二十六年在台灣)，他們的禍國殃民，既長且久，但就深度廣度而言，蔣介石實淩駕西太後。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壽比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獨裁者，他躬逢現代新舊交替之盛，集舊式幫會實務和新式科技統治於一身，為患中國，也就更烈。對這樣一個人，理應有像樣的專題研究，以至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後，我們都看不到有這樣的傳記出現。原因在對蔣介石的看法，長久以來，已陷二分，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捧之者譽為“民族救星”，並不實史料以褒之；罵之者斥為“竊國大盜”，並想當然耳史料以貶之。蔣介石固然十足“竊國大盜”，但不斷以想當然耳史料來對付他，卻是違反求真法則與證據法則的。從六十年前左派言論對他的醜詆造謠，到六天前台灣報刊說他二二八時下過“格殺勿論”的手令，都犯了想當然耳的毛病。這樣子罵蔣介石，其實罵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蔣介石的孫子章孝慈，禮賢下士、親來我家，請我去東吳大學教書，並隱約表示我是蔣家統治時代的受難者、被害人。我聽了，對他直說你也是受難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還有嚴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親還健在，而你的母親卻死得不明不白。我雖然受難、被害，但我手寫我口，我還說得出來；但你不能“幹父之蠱”，一切就隻好“為親者諱”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對記者否認他是蔣家後代，直到他哥哥章孝嚴先承認了，他才隻好承認。這種有苦說不出，豈不是受難之首、被害之尤嗎？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複”，報複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的寫出真相。十年來，我寫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本專題研究的書，編了《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本專題研究的書，又策劃出版了幾十種批蔣的書，曆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盡管在專題研究上如此輝煌，但在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上，我卻始終未能著手，思念起來，不無遺憾。
這一遺憾，終於由好友汪榮祖的倡議、合作，最後得以解決。
汪榮祖比我小五歲，在台大曆史係比我晚兩班。我在台大畢業後做預備軍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與榮祖的太太陸善儀同班。他們後來都去了美國。他們同班四年，止於同學，沒有料到在域外締為佳偶，三十年來恩愛不衰，在學業上更是相得益彰。榮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博士，現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柏堡)做資深教授，曾任師大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學術交流會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複旦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他在文史領域內博學馳騁、著作寬廣，《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學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學貫中西古今的文證。五年前，我在《汪榮祖〈章太炎研究〉序》裏說：“台大曆史係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曆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曆史學者除了曆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環顧中國，兩者兼具的，榮祖要列前茅。”正因為榮祖有這些高邁的品質，當他提議與我合寫一部《蔣介石評傳》，我就欣然追隨。
由於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因此寫作時間，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之間，榮祖課餘之暇，擱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來約好從旁襄助的我，卻閃在一旁，看似偷懶，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榮祖放手去人盡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線，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蔣介石的全部家當，他多年前曾有寫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計劃，對蔣介石的論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書正文由榮祖執筆，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圖、配史料，但一年下來，正文已近五十萬字，已滿預定字數，我的配史料工作，決定另成《蔣介石評傳補注、引用與主要參考書目及索引》一冊，將來並於書後，以期完整。所以，可以這麽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麵，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麵，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隻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本書的完成，陸善儀始終其事，功成不居；張錦郎、劉顯叔尋訪秘本，嘉惠良多；呂佳真獨任編校，躬親細務，榮祖和我特別感謝他們。
最後要特別申明的是，以李敖對蔣介石的憎恨，立論是否客觀，或啟人疑竇，我的答複是我在《〈蔣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曆史學家的謹嚴，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曆史學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裏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裏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為我有這種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與榮祖聯手，寫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正因為我有這種深惡痛絕，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複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裏寫李十力對康有為說：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麵……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盡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於同一個時代，也象征同一個時代、也構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麵沒有了，你這一麵，代表的隻是斷代，不是延續；隻是結束，不是開始。
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征的，的確是個全麵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台灣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歲。六十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隻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行。四十歲生日前夜，我在牢房裏，躺在蜈蚣與白蟻出沒的地板上，構思我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說中的主角康有為，正該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後，正該影射蔣介石。《北京法源寺》後來分別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對康有為的一段話，正是借古諷今的樣板：
人們談西太後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隻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麵來看，而該從反麵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後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汙，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後，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與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後遺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於先，又到處拉大便於後。……你正好為這一局麵做了證人……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麽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製、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氣一好再好、她長壽、她……一輩子罩住你。……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鬥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後，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後統治中國四十七年，蔣介石和她一樣，也統治了四十七年(最後二十六年在台灣)，他們的禍國殃民，既長且久，但就深度廣度而言，蔣介石實淩駕西太後。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壽比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獨裁者，他躬逢現代新舊交替之盛，集舊式幫會實務和新式科技統治於一身，為患中國，也就更烈。對這樣一個人，理應有像樣的專題研究，以至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後，我們都看不到有這樣的傳記出現。原因在對蔣介石的看法，長久以來，已陷二分，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捧之者譽為“民族救星”，並不實史料以褒之；罵之者斥為“竊國大盜”，並想當然耳史料以貶之。蔣介石固然十足“竊國大盜”，但不斷以想當然耳史料來對付他，卻是違反求真法則與證據法則的。從六十年前左派言論對他的醜詆造謠，到六天前台灣報刊說他二二八時下過“格殺勿論”的手令，都犯了想當然耳的毛病。這樣子罵蔣介石，其實罵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蔣介石的孫子章孝慈，禮賢下士、親來我家，請我去東吳大學教書，並隱約表示我是蔣家統治時代的受難者、被害人。我聽了，對他直說你也是受難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還有嚴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親還健在，而你的母親卻死得不明不白。我雖然受難、被害，但我手寫我口，我還說得出來；但你不能“幹父之蠱”，一切就隻好“為親者諱”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對記者否認他是蔣家後代，直到他哥哥章孝嚴先承認了，他才隻好承認。這種有苦說不出，豈不是受難之首、被害之尤嗎？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複”，報複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的寫出真相。十年來，我寫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本專題研究的書，編了《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本專題研究的書，又策劃出版了幾十種批蔣的書，曆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盡管在專題研究上如此輝煌，但在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上，我卻始終未能著手，思念起來，不無遺憾。
這一遺憾，終於由好友汪榮祖的倡議、合作，最後得以解決。
汪榮祖比我小五歲，在台大曆史係比我晚兩班。我在台大畢業後做預備軍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與榮祖的太太陸善儀同班。他們後來都去了美國。他們同班四年，止於同學，沒有料到在域外締為佳偶，三十年來恩愛不衰，在學業上更是相得益彰。榮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博士，現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柏堡)做資深教授，曾任師大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學術交流會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複旦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他在文史領域內博學馳騁、著作寬廣，《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學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學貫中西古今的文證。五年前，我在《汪榮祖〈章太炎研究〉序》裏說：“台大曆史係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曆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曆史學者除了曆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環顧中國，兩者兼具的，榮祖要列前茅。”正因為榮祖有這些高邁的品質，當他提議與我合寫一部《蔣介石評傳》，我就欣然追隨。
由於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因此寫作時間，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之間，榮祖課餘之暇，擱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來約好從旁襄助的我，卻閃在一旁，看似偷懶，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榮祖放手去人盡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線，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蔣介石的全部家當，他多年前曾有寫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計劃，對蔣介石的論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書正文由榮祖執筆，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圖、配史料，但一年下來，正文已近五十萬字，已滿預定字數，我的配史料工作，決定另成《蔣介石評傳補注、引用與主要參考書目及索引》一冊，將來並於書後，以期完整。所以，可以這麽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麵，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麵，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隻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本書的完成，陸善儀始終其事，功成不居；張錦郎、劉顯叔尋訪秘本，嘉惠良多；呂佳真獨任編校，躬親細務，榮祖和我特別感謝他們。
最後要特別申明的是，以李敖對蔣介石的憎恨，立論是否客觀，或啟人疑竇，我的答複是我在《〈蔣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曆史學家的謹嚴，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曆史學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裏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裏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為我有這種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與榮祖聯手，寫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正因為我有這種深惡痛絕，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複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裏寫李十力對康有為說：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麵……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盡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於同一個時代，也象征同一個時代、也構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麵沒有了，你這一麵，代表的隻是斷代，不是延續；隻是結束，不是開始。
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征的，的確是個全麵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