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曆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曆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於長年“無限上綱”式的塗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徑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麵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麵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麵或負麵，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麵目。
但是我們從事曆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麵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曆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幹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曆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曆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曆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曆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曆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曆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曆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曆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曆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采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麵，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吊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隻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淒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製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裏尼的“黑衣社”(theck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隻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於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雲雲，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曆史的角度竟把曆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蕩下，仁人誌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曆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別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並不盡然，哪裏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嚐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裏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一二九)，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於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並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杆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鬥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曆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來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頁一四八)
豈不是又一場金陵春夢？而其興亡之遽，照詩人史家陳寅恪的說法，古來沒有幾回，而其亡也，使公(蔣介石)“自我失之”!(見己醜夏日詩)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蔣介石少年頑劣無賴，成年混跡幫會、拜老頭子、炒股票，以及在十裏洋場的荒唐放縱行徑，乏善可陳。然而在綿長的國史中，以流氓而成國君者並不罕見，開創兩漢四百年江山的漢高祖與大明三百年基業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與流氓少異，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盜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蕭公權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蔣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閑話一句”的氣派，或不至於失敗。可是蔣介石早年對付汪精衛、胡漢民；中年處置張學良、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以及把葉公超打入冷宮不得翻身，在在顯示他一貫的、異曲同工的“心胸狹窄”，不僅假公濟私，而且以私害公，不僅此也，他還要刻意掩飾他過去不光彩的曆史，甚至為了掩飾，對明媒正娶的陳潔如作出違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飾之外，還要偽裝，在官方文書以及中小學的課本中，竟謊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我們在這本評傳中，有專節澄清，證明他不曾進過士官。考證事小，正誤糾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正如浙儒馬一浮所指出，蔣氏之褊狹與矯揉，影響其治國，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標準而言，蔣介石的表現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氣象。
蔣介石的時代畢竟有異於古帝王，作為一國的領導人，基本的現代知識必不可少，而蔣在這方麵顯然是不夠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將蔣光頭的腦袋比作電燈泡，裏麵真空，外麵進不去，也許失之嚴酷，但絕非虛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在國際場合不知“季風”是什麽，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領導人本身雖然知識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眾智為己智，未嚐不可截長補短，胡適以“乘勢以為本，禦眾智以為馬”祝蔣介石七十壽(見《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這個意思，胡適的獻言固然來得太遲，而七十翁不僅不與見聽，反被激怒。因此終其生，唯憑自身的不足，一味蠻幹，以軍警特為鷹犬，無人敢於糾正其誤，魯莽滅裂的後果，斷非偶然的了。
由於這樣的蔣介石操生殺之權、掌黨國命運，其影響所及，固不僅止於一群人、一個黨，勢必波及全國全民。他一個人的決策可以影響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國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諸如中原大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中蘇以及中美關係等等。這一切的功過成敗、代價巨細，都記在曆史的賬上，這部評傳也有所交代。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朝代雖已終結，他留下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碩的“中正紀念堂”仍然高聳在台北的精華地區，留下一個難以視而不見的具體象征。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當今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蔣介石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國民黨仍擁有大陸半壁江山時，蔣引退下野之際，即預先布置將主力遷到台灣，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海島與大陸對峙的局麵，以迄於今。蔣介石的靈柩暫厝於慈湖，顯然按照他的遺言，“待來日光複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頁二)“光複大陸”於其生前早成虛願，更有人譏為“神話”，不過歸葬紫金山的遺誌，應可於兩岸和解與統一後得酬。他的蓋棺入土雖尚未塵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於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際論定。
但是我們從事曆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麵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曆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幹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曆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曆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曆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曆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曆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曆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曆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曆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曆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采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麵，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吊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隻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淒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製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裏尼的“黑衣社”(theck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隻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於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雲雲，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曆史的角度竟把曆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蕩下，仁人誌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曆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別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並不盡然，哪裏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嚐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裏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頁一二九)，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於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並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杆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鬥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曆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來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頁一四八)
豈不是又一場金陵春夢？而其興亡之遽，照詩人史家陳寅恪的說法，古來沒有幾回，而其亡也，使公(蔣介石)“自我失之”!(見己醜夏日詩)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蔣介石少年頑劣無賴，成年混跡幫會、拜老頭子、炒股票，以及在十裏洋場的荒唐放縱行徑，乏善可陳。然而在綿長的國史中，以流氓而成國君者並不罕見，開創兩漢四百年江山的漢高祖與大明三百年基業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與流氓少異，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盜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蕭公權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蔣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閑話一句”的氣派，或不至於失敗。可是蔣介石早年對付汪精衛、胡漢民；中年處置張學良、楊虎城；晚年整掉吳國楨、孫立人，以及把葉公超打入冷宮不得翻身，在在顯示他一貫的、異曲同工的“心胸狹窄”，不僅假公濟私，而且以私害公，不僅此也，他還要刻意掩飾他過去不光彩的曆史，甚至為了掩飾，對明媒正娶的陳潔如作出違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飾之外，還要偽裝，在官方文書以及中小學的課本中，竟謊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我們在這本評傳中，有專節澄清，證明他不曾進過士官。考證事小，正誤糾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見大，一葉知秋，正如浙儒馬一浮所指出，蔣氏之褊狹與矯揉，影響其治國，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標準而言，蔣介石的表現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氣象。
蔣介石的時代畢竟有異於古帝王，作為一國的領導人，基本的現代知識必不可少，而蔣在這方麵顯然是不夠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曾將蔣光頭的腦袋比作電燈泡，裏麵真空，外麵進不去，也許失之嚴酷，但絕非虛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在國際場合不知“季風”是什麽，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領導人本身雖然知識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眾智為己智，未嚐不可截長補短，胡適以“乘勢以為本，禦眾智以為馬”祝蔣介石七十壽(見《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這個意思，胡適的獻言固然來得太遲，而七十翁不僅不與見聽，反被激怒。因此終其生，唯憑自身的不足，一味蠻幹，以軍警特為鷹犬，無人敢於糾正其誤，魯莽滅裂的後果，斷非偶然的了。
由於這樣的蔣介石操生殺之權、掌黨國命運，其影響所及，固不僅止於一群人、一個黨，勢必波及全國全民。他一個人的決策可以影響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國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諸如中原大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中蘇以及中美關係等等。這一切的功過成敗、代價巨細，都記在曆史的賬上，這部評傳也有所交代。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朝代雖已終結，他留下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碩的“中正紀念堂”仍然高聳在台北的精華地區，留下一個難以視而不見的具體象征。
更具現實意義的是，當今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蔣介石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年國民黨仍擁有大陸半壁江山時，蔣引退下野之際，即預先布置將主力遷到台灣，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海島與大陸對峙的局麵，以迄於今。蔣介石的靈柩暫厝於慈湖，顯然按照他的遺言，“待來日光複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頁二)“光複大陸”於其生前早成虛願，更有人譏為“神話”，不過歸葬紫金山的遺誌，應可於兩岸和解與統一後得酬。他的蓋棺入土雖尚未塵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於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際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