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史家常易受“事後聰明”的幹擾，導致意識上的時代錯誤。蔣介石後來因孫中山的提拔而走運，更一再把自己與孫掛鉤，儼然是孫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從事後看往事，受到“後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誤解以及渲染了孫蔣關係。
從孫中山的觀點看，蔣介石當然是“自家人”，是他親信陳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忠誠黨徒，但是表示忠誠的黨徒不止蔣一個，更何況還有一大幫親信的“廣東幫”，於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蔣介石不過是一個可資傳呼的年輕軍人，絕不可能“三千寵愛在一身”。後來國民黨剪接照片，凸顯孫蔣一對一的形象，隻是一廂情願的“反曆史”(a-historical)做法。
再從蔣介石來看，自陳其美死後，他已直屬孫中山。孫之地位雖遠高於陳，但陳其美那種同鄉大哥的親密關係，絕對無法取代。既然無法在孫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導地位，蔣介石自一九一六年陳其美遇刺身亡到一九二四年正式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八年之中，對孫的態度是欲迎還拒。他對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很不熱心，經常開小差，甚至在電催之下，仍然遊山玩水，姍姍來遲。這種行為自可解釋為一種以退為進的心術，甚至意含要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時也可洞察到，在這八年革命消沉的歲月中、在孫中山並不得意的時期中，蔣介石的“勢利眼”行徑。在緊要關頭，他情願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寧波天童寺去散心。讓我們來擺史實，以明真相。
一九一七年，北洋“督軍團”造黎元洪的反，孫中山乘機南下護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執信、陳炯明等人，並沒有蔣介石。孫到廣州去籌組軍政府、稱大元帥，但他是個空頭大元帥，除少數衛隊外，沒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廣西軍頭陸榮廷、雲南軍頭唐繼堯並不買大元帥的賬，最後氣得孫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獲是陳炯明從廣東省長朱慶瀾收回於反袁戰爭結束後交出接管的三十個營。(朱氏改編為省長警衛隊二十營，見陳定炎《怎樣為陳炯明在民國史上定位》，《傳記文學》第三七八期，頁一二三至一二六)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閩粵軍”，由陳炯明做總司令。這是孫中山手中唯一的槍杆子，也有意將這支軍隊擴大，在廣東建立根據地，於是又派許崇智做第二支隊司令，帶四個營，鄧鏗做參謀長。第二年(一九一八)，在總司令部還來了個三十二歲的作戰科主任(一稱中校參謀)，不是別人，蔣介石也!
當時陳炯明為了培育孫中山唯一的槍杆子，艱苦備嚐。雖然如此，陳炯明還是苦撐下來。相對的，許崇智、蔣介石、鄧鏗等人，在苦撐待變之際，反倒不無動搖。孫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寫信給許崇智、蔣介石，勉以“不可遽懷退誌”；同一天寫信給鄧鏗，認為“聞兄頗有離去之意，文意以為不然。……若兄行，則競兄(指陳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將來愈形困難”，就是證明。
“援閩粵軍”於一九二o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師，全軍回粵，替孫中山搶廣東做根據地。四天以後(八月二十日)，就進入了汕頭。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這唯一的主力進軍廣州之際，蔣介石本人並不在軍中。八月十六日，陳炯明在漳州誓師之日，蔣介石本人正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薄暮，公在飛雪亭畔，倚崖側喬鬆，鳥瞰千丈岩瀑布。會大雨，樹杪重泉，濺珠噴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麵淩空，惟見眾山之小、諸流之細，亭下(村名)屋舍儼然。(第三冊，頁五)
八月十八日，陳炯明在大埔、潮州、梅縣作戰攻下汕頭前，蔣介石本人仍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公探隱潭。第一潭幽暗，在峽穀，圓徑不過丈餘，而深度莫測。潭前涓流一脈，經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為一大岩穴，寬約二丈。上有覆蓋。峭壁回合，前麵開，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衝瀉。歎為觀止。(第三冊，頁六)
別人在前方作戰的時候，蔣介石在後方遊山玩水，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回家。八月的作戰他沒參加，九月的作戰也沒參加，直到十月十一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線總部，距離攻下廣州(十月二十九日)，隻差十八天耳!換句話說，蔣介石在這次兩個半月的戰役中，他隻參加了最後的十八天，並且，最後十八天中，他在最後十三天(十月十六日)才趕上本軍，最後九天(十月二十日)，因許崇智“病假”，才“以個人關係代許軍長統率第二軍作戰”，過了一天多(十月二十二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於蔣介石有過上麵這種“緊要關頭就回家”的作風，引起我們徹查一下他與孫中山關係的種種，結果發現，他這種作風，倒也值得統計統計。
第一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蔣介石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但是幹了四個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戰之時，留書(七月三十一日)出走了。八月二日，鄧鏗派人到汕頭留他，留不住；八月八日，孫中山打電報阻止他，也無效果。八月十八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歸滬，輪行穩疾。入夜，公對月華吐朗，追憶少時奉母遊招寶山及天童育王諸勝光景。(第二冊，頁五十二)
到了九月五日，蔣介石才停止出走，離上海。九月十三日回到汕頭。九月十八日到了漳州總司令部。
第二次——九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升任第二支隊司令官，司令部設在長泰。十二月十五日，吃了敗仗，他“隻身衝圍而出”。(第二冊，頁六十五)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他又離開了部隊，說是“請假歸滬”。(第二冊，頁七十一)五月二日，返長泰。七月四日，他寫信給鄧鏗，說：“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歸……”(第二冊，頁七十七)表示不想幹了。九月二日、九月五日，他又遊山玩水。十月二十八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一九二o年四月十一日，他又回到漳州。四月十三日，在總司令部議事。四月十四日，籌定作戰計劃。可是到了四月十六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嶼。四月二十二日，他又回到上海。六月二十八日起，他遊山玩水，從普陀遊玩起，直到七月二日，才回寧波。七月四日，再來上海。
第四次——七月十六日，他又回到漳州總司令部。八月七日，他又回上海。八月十三日起，遊雪竇。八月十六日，“援閩粵軍”在漳州誓師，蔣介石卻還在遊山玩水中!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前線。十一月六日，他又留書出走，信中說：“弟既不見信於總座，又不見諒於軍長，而受欺於［張］國楨，是誠懷疑於上、受辱於下之時，能不自反而縮、見機而作乎？”(第三冊，頁二十六至二十七)十一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奉化。十一月二十三日，就上雪竇山遊山玩水了。
第五次——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到了廣州，恢複軍政府。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援桂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盼複。孫文。陽。(第三冊，頁五十四至五十五)
但是蔣介石顯然仍在“遲延”中。一月十二日，楊庶堪也有信給他，字裏行間，頗能看出內情：
介石兄台鑒：……頗聞前日(二月二十九日)兄來滬，以讀某函不快而歸，方欲作書婉勸。……中山先生政治興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業。且見兄之關涉重要，過於一般同誌。中山先生從事創造，自當仗兄為前驅。然則先生撒手則已耳，如猶奮鬥，吾輩安忍作壁上觀？故無論如何拂逆，皆當含忍而為之。兄此時固萬萬不能遽息。……何時來粵？先示極幸。弟庶堪手啟一月十二日。(第三冊，頁五十五)
一月十五日，邵元衝也有信給他，字裏行間，也能看出內情：
介石我兄惠鑒：……現時先生(指孫中山)既力促兄赴粵，則亦不能過拂其意。蓋先生處能真心辦事之人，實亦太少。吾人萬不能不盡心以助之。……兄既謂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則兄必已自任為負改革責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為社會努力。否則一齊撒手，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矣!真厭惡社會者，隻厭世派隱士自殺者而已。故弟願兄易厭惡中國社會之心理為愛社會，如慈母對於不肖之子，仍盡心力以謀感化之。此吾人應有之態度也。兄意以為何如？……弟元衝頓。一月十五夕。(第三冊，頁五十五至五十六)
蔣介石在函電交催之下，才在二月六日到了廣州。可是，隻一個星期後(二月十四日)，他就“徑歸”而去。(見第三冊，頁六十二)三月十七日，又上普陀山遊山玩水去了。(見第三冊，頁六十九)
第六次——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西征關係重要，一切須在事前籌劃，兄來更速進行，幸即趣裝。孫文。豔。(第三冊，頁六十九)
四月四日，蔣介石回電，說：
動員無期，來亦何益，且反多阻礙，暫為緩行，特複。中正叩。支。(第三冊，頁七十)
四月八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介石、靜江、季陶、展堂、仲愷諸兄鑒：昨開大會，以外交緊急，不可無政府應付，已決議設立建國政府，並通過克日北伐案。萬端待理，務懇諸兄速來，商籌大計，精衛兄如可分身，亦望一臨，無任企盼!文。歌。(第三冊，頁七十一)
四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又電蔣介石，說:
密轉介石兄：軍事緊急昨已下動員令，汝為(指許崇智)病新愈，非兄來計劃助理一切不可，接電速來。文。巧。(第三冊，頁七十二)
在孫中山這封電報前(四月十四日)，陳炯明也電蔣介石，說：“克日將各軍調赴前線……戰事在即，望兄速來。”(頁七十二)四月二十二日，許崇智電張靜江，說：“介兄來粵，吾軍之幸，亦吾黨之幸。”(頁七十二)四月二十四日，胡漢民電張靜江，說：“今日開始攻擊，先生(指孫中山)盼介兄來，欲將警衛團擴充訓練，改國軍以屬介石。”(頁七十二)五月三日，胡漢民又電蔣介石，說：“望兄深念國事黨事之艱難，積極負責，束裝即來。”(頁七十三)但是，就在孫中山四月十八日來電之日，蔣介石卻又在遊山玩水呢!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是日，攜次公子緯國，複為天童之遊。薄暮，由江東三眼橋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鏡，攢峰倒映，人在畫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剛逢佛節，香客擾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謁摩訶祖師墓。又曆大磐山，回寺稍憩。複出山門眺矚，公稱天童全景，為四明諸名勝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頭陀冷香塔院。凡閱四日，歸邑城寓舍。(第三冊，頁七十三至七十四)
蔣介石在五月十日總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廣州，據許玉麟《革命北伐紀略》，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北伐之師，困於桂林，“出湘不能，黔軍又回黔”當兒，乃“改任李烈鈞為北伐前敵總指揮，大總統親統隨身之滇、贛、粵、福諸軍北伐”。當時陸榮廷分兵三路打廣東，孫中山歸路將斷，情勢危急，“李烈鈞與討賊粵軍第二軍長許崇智、討賊福軍司令李福林、討賊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討賊贛軍總司令彭程萬、討賊贛軍第一梯團司令李明揚、討賊贛軍第二梯團司令賴世璜等急由湘邊回桂林，星夜水陸兼程，趕至梧州，留討賊桂軍師長劉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廣西省長馬君武亦急離桂林返粵，途中遇匪，伏於船底免死，財物劫盡，其妻子與隨員，均被匪殺盡。”大家都在赴難援孫之時，而“時第二軍少將參謀長蔣中正已回上海”!據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條下，這天蔣介石從家鄉“啟程赴粵，越旬日抵廣州”(第三冊，頁七十四)，時間當是五月十五日。可是到了二十四日，他做了一個夢，夢到“雪滿山原，一白無際。驚醒後，身猶寒戰。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滬歸裏”。(第三冊，頁七十四)——他又走了!
第七次——蔣介石這一“雪滿山原，一白無際”的夢，直到二十天後才巧合式兌現。六月十四日，他母親死了。可是，喪事辦得卻重於國事。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競存、汝為已赴前敵，軍事吃緊，望即來粵，墨經從戎。孫文。梗。(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西寇擊破易、收拾難，須多一月始得凱旋，我軍經入邕寧，明後日，餘當馳往巡察。速來相助。孫文。歌。(第三冊，頁八十五)
在孫中山來電前後，其他同誌也函電交催。六月二十一日楊庶堪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節哀順變，勿過摧毀。粵桂戰役，今日已起，墨絰從戎，古賢不廢。安厝若畢，尚望有以慰國人及同誌之望也。……弟庶堪再頓。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七日，邵元衝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惠鑒：……頃於國民日報讀訃告，驚悉老伯母前月棄養，豈勝哀悼。兄連年奔走四方，承歡之日無多，今當國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毀之狀，可以想見。惟吾人既以身許國，隻能留此身以濟國難，一以體先人遺誌，一以完個人未完之責。諸希強自節哀為幸。近聞桂孽次第掃清。孫先生方有事於中原，倚賴於兄者甚深。一俟喪務就緒，萬望仍往佐理。現在可靠同誌，隻有此數人。吾人務宜諒先生辦事之困難，而切實負責也。弟元衝頓。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冊，頁八十四)
喪事辦到八月十日，蔣介石決定又去廣州了。可是他路過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風雨”。他又做了夢，於是又不去廣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才去了廣州。但是到了九月下旬，卻又“回滬還鄉屍(頁九十二)了。十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躡鼠尾山巔，向西北馳下”(第三冊，頁九十五)，又在家鄉遊山玩水了。
第八次——十一月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餘擬於十五日與汝為往桂林，請節哀速來，臂助一切。孫文。麻。(第三冊，頁九十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四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抵省城。總理聞其有去誌，特駕行館挽留。言“此時你若走，則我與汝為機能全失，人無靈魂，軀殼何用？”雲雲。公感其語，淒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後，卒以受某方刺激與嫉視不已，又決計辭歸。是晚離廣州。(第四冊，頁十至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這時孫中山正與陳炯明關係惡化，蔣介石一走了之後，孫中山處境益形困難。六月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立轉介石兄：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發，有船即來。至盼!文。冬。(第四冊，頁二十一)
但是蔣介石置之不理。六月七日，張繼寫信給蔣介石，憂慮說：“我兄應速出山，設法將粵局鞏固。先生(指孫中山)既到廣州，是否無危險？同人殊為懸念也!”(第四冊，頁二十一)可是，蔣介石不為所動。六月十五日深夜，終於發生了所謂“陳炯明叛變”事件。
董顯光《蔣總統傳》中說：
就是在這樣的混亂政治局勢中，陳炯明乃實現其長久準備而未敢實行的政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他下令駐紮於廣州近郊之白雲觀音兩山的軍隊，向總統府進攻。他認為國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襲擊中喪失生命，但或者是由於天意，國父的幾位忠實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亂軍的包圍線，而安全到達於停泊黃埔附近的永豐炮艦，該炮艦乃效忠於國父者……
蔣“總統”獲悉其領袖所遭遇的危險，立即由上海啟行，個人冒了很大的險，卒到達黃埔，追隨國父於永豐艦上。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事實上，蔣介石是在接到孫中山電報後，才啟程的。他六月二十五日離開上海，二十九日到了永豐艦。此後四十二天，他如孫中山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中所說，“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死生。”但是，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記，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該抹殺。
第九次——“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在八月九日從永豐艦改登英國船摩漢號，在外人保護下去香港，轉赴上海，蔣介石一直跟著。八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又回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輪往普陀，養屙天福庵。南天門探勝，般陀庵觀魚。靜息時塑坐看經。凡六日歸甬。(第四冊，頁二十八)
這時孫中山已開始走聯俄路線。八月三十日，孫中山致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函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今聞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當早來備籌一切。幸甚。此候近社。孫文。(第四冊，頁三十九至四十)
同一天，廖仲愷也致蔣介石，說：“現時各方情形，已有多少變更。兄非常住此間策劃不可。蓋時事瞬息萬狀，而尤以軍隊情形為然。非日夕與各方消息接觸，恐少遜隨機應變之妙用。此間待商之事正多，請即命駕來滬。”(第四冊，頁三十八)“先生(指孫中山)決定計劃之時或變更計劃之時，無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見宜急來此，專掌軍機，一切應酬，盡可不經意。政治問題等等，兄如懶理，當由弟等撮要報告，共同商決。否則軍事無人參劃，若決定計劃或變更計劃有誤，悔之已晚矣。”(第四冊，頁三十八—三十九)可見“某事”(走聯俄路線)倚仗蔣介石“同謀”之殷。到了九月十二日，孫中山再致蔣介石：
介石兄鑒：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詳商今後各方進行辦法，而急聞兄已回鄉，不勝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天津等處活動，寓內閑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種種為荷。此候大安。孫文。(第四冊，頁四十一)
兩天以後(九月十四日)，廖仲愷又致蔣介石，說：“兄到滬之翌日，弟偕許誌澄至大東訪之，而兄與啟民皆不在。後晤見靜江，始知兄在彼處。而弟則並靜江來滬，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訪，啟民在，而兄已忽然歸。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緘，言居滬心緒不佳，亦無所事，故決計還鄉。弟則以為兄在此間，待商待決之事正多，若避去鄉居，則事無從謀，人人如此，則先生(指孫中山)左右可無一人矣!其說通乎？……日夕思維，非兄常在此間不可，故懇兄無論如何，仍再命駕來滬。家事愷當囑啟民為兄料理妥當，毋須兄焦慮。兄固當留此精神，為中國為先生(指孫中山)為吾黨出力，不可消耗於不必消耗之事，以傷身體。弟知兄必不我棄，故敢強以相勸，望兄垂聽。”(第四冊，頁四十二)宇裏行間，充分看出蔣介石在同他們“捉迷藏”、在向他們“拿喬”。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條下，我們還可看到蔣介石這時怎樣在遊山玩水：
四日，至滬，即乘車往無錫遊太湖。坐萬頃堂，見波嶼蒼茫。順道訪梅園，結構天成。陟惠泉山，攬起雲樓之風景，輒為曠怡。歸途轉蘇州，訪玄妙觀、留園、西園。仍由滬返甬。(第四冊，頁四十七至四十八)
第十次——十月十八日，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介石為參謀長、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十月二十日，蔣介石總算動身赴任。不料不到一個月，他又要走了。孫中山聽說，遂在十一月十九日急電給他，說：
介石兄鑒：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討賊重任，托汝為與兄，無論如何困難，總須完此任務，方能釋肩，萬勿輕去，以致僨事。如有阻力，當隨時與兄解除，仲愷即來相助。孫文。皓。(第四冊，頁五十五)
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又有長信致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別無可如何等語。籲，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誌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盡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雲雲，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誌，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誌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誌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借，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隻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借不可，欲得憑借，則非恢複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複，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借，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誌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憑借，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嚐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為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劃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複廣州，我計劃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餘年來，在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第四冊，頁五十六至六十)
在孫中山寫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衛也致電蔣介石，說：“……人生做事，絕無爽快幹淨之時。而兄之去留，關係於此軍之存亡者又至大，隻能以忍耐堅持相勸慰，萬一兄竟撒手，則前途希望絕矣!”(第四冊，頁五十六)雖然函電交催，蔣介石還是走了，不過這次理由是“感冒回裏”。(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孫中山再電催“盼兄速來商議，並即返閩”。(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蔣介石才又回頭。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這年一月五日，正當援閩軍吃了敗仗時候，蔣介石又遊山玩水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七日，又自總部往鼓山。見石壁新鐫“天地正氣”四字，乃足鹹聯語，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少憩水雲亭，指謂同遊者，曰：“吾能於亭後小築三椽，隱居自適，斯願足矣!”其餘如考亭、喝水岩諸勝，降龍、達摩、呂仙諸洞，再至三至，極瞻眺盤桓之樂。在湧泉寺，興至濡毫，揮“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紀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冊，頁一至二)
可見他可真好整以暇呢!遊山玩水以後，他還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應芬、李濟深、陳可鈺、鄧演達又電催蔣介石，說：“江防會議，陡生變故，第一師出駐江門，雖轉危為安，而整理進行，諸待承教。現粵局仍未穩固，公不即來則總理策劃軍事，有誰顧問？而芬等素所望之黨軍，亦無由實現。望即命駕，無任企感，並盼示複。”(第五冊，頁四)但是蔣介石評傳(上冊)介石不但“不即來”，並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幹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蔣介石寫信給許崇智，自承為人“剛愎浮躁，善謀不足，敗事有餘。……今陳逆(陳炯明)既去，且屢出自試，愚拙日甚，以致無言不失、無事不乖，徒形己拙，無補黨國……”(第五冊，頁十三)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又電催蔣介石，說要去廣州，“如兄趕不上，請乘他船速來為禱。”(頁十六)但蔣介石不肯動。二月十八日，孫中山把大本營參謀長職務給了蔣介石，並電催他說：“此間須兄助至切，萬請速來勿延!並已發表兄參謀長，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頁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先到了廣州。二月二十七日，又電蔣介石，說：“各要事須兄相助，萬望速來，並示行期。”(頁十九)三月到了，孫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電，又有“電上海，催蔣介石……速來”之電。同時三月一日楊庶堪也電蔣介石，說：“此間待兄來始能決之事至眾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頁二十三)三月三日古應芬也電蔣介石，說：“戰端將啟，孫先生非兄無與籌劃，危難非吾人所能坐視，望即命駕來粵。”(頁二十四)可是蔣介石還是遲遲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漢民、汪精衛、鄒魯、林業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來寧波勸駕，蔣介石還帶他們遊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啟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後(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寧波。直到四月九日，孫中山同意他不負“東路討賊軍”之責，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啟程。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蔣介石忽然又要“引退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終於“憤而辭職，避往香港”。(頁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轉回寧波。孫中山於是安排了蔣介石“有誌西圖”的計劃，決定派他到蘇聯去。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由上海啟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卻又遲遲其行，不肯到廣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等不及了，去電催蔣介石，說：
譯轉介石兄：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於時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麵談不可，並希約靜江、季陶兩兄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孫文。敬。(第五冊，頁七十六至七十七)
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衛已有信致蔣介石，說：“今諸問題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諸如此類，非兄來不可……”(頁七十七至七十八)再過兩天後，廖仲愷也有信致蔣介石，兩日後，說：“請兄最遲明正四日船，偕精衛、鮑君等同行，萬不能再延，否則事近兒戲。黨務改組後，而可乘此惰氣乎？……”(頁七十八)簡直是責備蔣介石行事已近“兒戲”了。可是，盡管函電交催，蔣介石卻照樣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條下明寫：
公半月來，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繞塋撫樹。入夜，閑躅山門外。嶺上寒風，鬆間明月，清景耐人尋思。與次公子緯國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讀武侯出師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為文，多與此旨符合。(頁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動身去了廣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三日，孫中山又任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孫中山的本意，並不是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給蔣介石做，而是要給許崇智做。蔣介石心存不滿，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徑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隻好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二十五日，鄧演達銜孫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蔣介石回廣州，蔣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致函蔣介石，說：
徑複者，頃準執事函開：“前蒙總理委辦陸軍軍官學校，自維愚陋，不克勝任，請另選賢能接替，所有該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同誌代為交卸，以免貽誤黨事。”等由，經麵呈總理，奉批：“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艱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等因。奉此，相應函複，即希查照為荷。此複蔣介石同誌。中央執行委員會秘密處啟。(第六冊，頁六)
三天以後(二月二十九日)，孫中山親電蔣介石，說：
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文。豔。(第六冊，頁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愷電胡漢民，略述蔣介石走後，使軍校陷入“勢成騎虎”的苦況，說：“介(蔣介石)不來，學生、學校皆不了，隻有迫弟自殺謝人，務請催介行，勿延。”可是，蔣介石還是在鄉不動。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愷再電蔣介石，說：“先生(指孫中山)將順兄意，不為不至，兄當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也。”(第六冊，頁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許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勸駕。蔣介石又“拿喬”了半個月，才在四月十九日從上海啟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廣州，見孫中山。孫中山在五月三日發表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從此以後，軍權逐步由蔣介石取得，當然再也不出走了。
關於這一層孫蔣關係的真相，曆史學家從來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結果，發現蔣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脫隊紀錄(包括“拂然而行”、留書而去、不告而別等等)，而使孫中山直接間接“不勝感冒之至”!蔣介石自稱是“追隨”孫中山多年的忠實信徒，但在“追隨”過程中，竟有這麽多次的脫隊紀錄，倒真令人大為驚歎也!也許蔣介石來去進退忒多，有“敝屣尊榮”的意味在內，但廖仲愷說得好：“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
前後十四次脫隊紀錄，到底是敝屣了什麽呢？倒可以仔細分析—下。蔣介石雖一再向孫中山討價還價，但技巧地保持渠道暢通，不致因價錢談不攏而破裂。從最淺顯的道理也可看出，蔣介石的這種表現，對“革命”不忠，對孫中山不義。這種不忠不義的背後，浮現“瑞元無賴”的性格。蔣介石自小不如意時就會耍賴。不忠不義也就是耍賴的表現。他不如意，因他不願意在別人手下當參謀，他在給鄧鏗(仲元)的私函裏已說得很清楚，他不願意“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孫中山要他去幫陳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興。不僅一再出走，還要在孫中山麵前講陳炯明的壞話，表演兩麵手法，以離間孫、陳關係。
蔣介石初奉孫中山之命投效粵軍時，在致鄧鏗信中，恭維陳炯明，如謂：
弟流連於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轂之重，即以總座(指陳炯明)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駑鈍，效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蔣中正《革命書簡》頁十六)
但是蔣介石才不肯對陳炯明“效其驅馳”呢!即所謂言不由衷。當蔣介石出走時，陳炯明雖派人兼程挽留，並謂：“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蔣介石)一人。”如此誠意，而蔣介石竟不肯留下，當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卻向孫中山數說離開的理由，竟是“因為陳炯明縱容部下，詆毀孫中山”，才憤然去職!
從《陳潔如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到，蔣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謂：“他(蔣)對我說，我不以做一個普通的領導人為滿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孫先生的影響力和關係，我的前途會順利的”(上冊，頁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陳炯明的痕跡。有一次鬧翻，竟因陳炯明的手下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上冊，頁一三六)這不僅是如陳炯明所說，蔣介石太沒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壓根兒他不願意在陳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鬧翻之前，陳炯明在孫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絕不是蔣介石可以取代的。陳字競存，是老廣(廣東海豐人)，也是老革命，生於光緒年間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廣東谘議局議員的身份到上海參加聯合會，與革命黨取得直接聯係，正式加入同盟會，可說是革命老同誌。一九一o年參與倪映典廣東新軍起義失敗，繼又參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之役，幸而生還。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都督，以反袁失敗而遠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南下護法，與陳炯明合作，以籌組革命黨自己的武力。陳炯明所組成的粵軍，成為孫中山唯一的槍杆子，並在漳州一帶建立根據地，替孫中山奪回廣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大喜，當天寫信給蔣介石，表示了他對陳炯明的倚仗之殷：
……競兄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複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黃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製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毛思誠前引書第三冊，頁十七)
這封信，蔣介石看過後心裏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孫、陳關係不是蔣介石一時之間可以破壞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且當了陸軍總長兼內務總長。孫、陳終於鬧翻，主要是因為兩人政見不同。孫中山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這種北伐的想法，與吳佩孚要南伐，雖主義不同，心態是一樣的，所以章太炎斥之為“一丘之貉”，甚至叫孫中山是“南方的吳佩孚”。陳炯明則讚同章太炎等倡導的“聯省自治”，他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的聯邦製才能解決，不能迷信武力統一，武力統一隻能造成中國的更形糜爛、更形衰弱。他認為孫中山與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的自治，廣東站穩了，再徐圖其他。這種政見當然不合孫中山的脾胃。……
孫、陳意見相左，卻給蔣介石製造大好機會。一九二二年三月……蔣介石更乘機大力主張討伐陳炯明。……陳炯明當然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就死，隻好辭職求去。孫、陳既已交惡，在《國父年譜》(增訂本)四月二十日條下，更見明顯：
先生以炯明拒不來晤，乃下令準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暨廣東省長職，仍任以陸軍部長。令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尋即令諸軍前進肇慶，直向三水。是晚陳炯明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親信部隊悉退出廣州，布防於石龍、虎門等處。蔣中正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建議北伐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先生以陳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並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且奉直戰爭方熾，不可失此良機。若按兵不動，則與擁兵自衛者何異？遂未納。
這裏明說蔣介石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可見蓄謀之堅。當時孫中山“以陳叛跡未彰”，又專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機”，所以反對“先清內患，再圖中原”。蔣介石大不高興，於四月二十三日“決計辭歸”。他在這天還寫了一封信於“輪次”，收件人是陳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贛，以致內部紛糾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隱忍貽誤之咎。然當時以為反對過甚，竟無從中維持之策，故不能不順從一時，以為權宜之變，萬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中正罪過，誠萬死不能贖矣!(《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八十四至八十五)
這信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被竄改，上麵這些原文，全不見了。對照起《國父年譜》(增訂本)中他“主張討伐陳炯明”、“消滅陳部”的勇於內鬥作風，這封信的寫出，頗耐人尋味。蔣介石在信中後段說：“無論其結果如何，必致兩敗俱傷，否則敗者自喪元氣，徒墜令名，即勝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殘殺同誌之口實，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較諸敗者更烈也。吾公如欲滅痕跡，免除內訌，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蔣介石怪陳炯明辭職不對，應該“再出”，但是陳炯明怎麽“再出”呢？實際上，他是被孫中山免職了！
雖然陳炯明實際上被免職，表麵上卻是準他辭職的。孫中山複葉舉等述準陳炯明辭職電文中卻說“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雲雲，並說：“文與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回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國父全集》第三冊)漂亮的通電實不能掩蓋重重的內幕。到了五月八日，問題來了。陳炯明的手下葉舉等幹脆要求恢複陳氏原職。孫中山六月一日回廣州，同月十六日，發生了史冊上所謂的“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的事件。其實這個六一六事件是孫中山先於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氣彈”相恐嚇與威脅而引發的。(參閱陳定炎、高宗魯《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載《傳記文學》第三八一期，頁一三○至一三一)孫中山稱之為“叛變”，但陳炯明稱之為“釀變”，胡適稱之為“革命”，明言：“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胡適《這一周》，載《努力周報》)陳炯明不相讓，表示他對孫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導致孫中山與陳炯明公開的、全麵的決裂，也給蔣介石製造了良機。蔣介石一開始就嫉恨陳炯明，現在變成了知道陳是壞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滬奔粵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並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來宣傳自己，並刻意惡化孫陳關係，經過一次又一次扭曲，蔣介石竟成為孫中山唯一的親密戰友，與孫共患難的惟一同誌，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人造勢。如董顯光《蔣總統傳》說到此事，有謂：
在這炮艦(永豐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做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唯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次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做實際的判斷。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為中國的主要人物，並以其聲譽遍於全球。(頁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曆史就裏的人，看了這段文字，腦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的圖畫，圖畫中有名有姓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隻有“敵人”陳炯明，至於其他人，顯然都不足道矣!
《蔣總統傳》中說“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所謂五十六日，事實上蔣介石是除外的。因為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是六月十六日，孫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點逃走的，最後轉登永豐艦。在永豐艦上和他共患難的，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陳策、熊秉坤、馬伯麟、謝心準、楊虎、楊熙績、周仲良、陳群、陳煊、馬湘、黃惠龍。並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至艦，同任守衛。總理則命馬湘往香港籌集軍餉，餘因令湘親至海員聯義社(此為革命海員團體之有最長曆史者)，召集聯義同誌，潛來永豐。不數日，聯義同誌之報到者，有數十人，患難中有此兩種老同誌，共任保衛，殊覺可喜。”照黃惠龍回憶，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無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和“海員聯義社”同誌數十人，再加上永豐艦上艦長歐陽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難的人數已極可觀。另照陳肇英《八十自述》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晉謁”；另照宋淵源《閩省參加革命經曆紀要》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謁見”……足見在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馬去衛護孫中山了。當然，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偉大的女性——宋慶齡。《宋慶齡自傳及其言論》中透露她“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那時候的蔣介石，人還在浙江家裏呢!
孫中山於六月十七日登上永豐艦，第二天蔣介石在寧波接到汪精衛從上海拍來的電報：“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同一天又收到孫中山拍來的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但蔣介石並沒有“速來”，經過好幾天考慮和準備，才於六月二十五日從上海取道廣州，於二十九日登上永豐侍從孫中山，已經姍姍來遲。
孫中山在八月九日離永豐艦，照沈雲龍所說，“乃於八月九日偕自滬奔粵與共患難之蔣中正離艦”(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沒有別人似的!事實上，當時離艦的不止孫中山蔣介石二人。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明說孫中山離艦時，“一齊離去”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陳策、陳煊、陳群和黃惠龍自己。沈雲龍明知故隱，有曲筆之嫌。然而居然還有更加曲筆的，在蔣介石九九冥誕時，台北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頁的《蔣介石傳》，其中“陳炯明叛變”一節，竟說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在現場救孫中山，這簡直是更荒唐的捏造曆史了!(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蔣介石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
不過，這次“共患難”確實加重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處而生的情誼外，蔣介石一直講陳炯明的壞話，而今陳果然是“壞人”，使蔣介石的“私心”，在孫中山眼裏變成“遠見”。再者，陳炯明翻臉之後，孫中山又沒了槍杆子；身邊的軍人更無特別出色者，蔣介石自然成為孫陣前的廖化。孫中山為蔣介石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有雲：“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死生。”當然要比蔣母死後的諛墓之辭，所謂“昂昂千裏之資”雲雲，要真實得多了。
然而，盡管如此，毫無跡象顯示，孫中山已把蔣介石視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實上，孫中山始終視蔣為軍人，即使在軍人中，蔣的地位尚在許崇智之下，而蔣在孫去世之前的職務與活動亦限於軍事，無論黨與政，尚無一席之地。這也許是蔣於“六一六事件”之後仍有六次出走紀錄的緣故吧!我們可以斷言，孫中山至死不知道蔣介石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更不會知道這個軍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
史家常易受“事後聰明”的幹擾，導致意識上的時代錯誤。蔣介石後來因孫中山的提拔而走運，更一再把自己與孫掛鉤，儼然是孫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從事後看往事，受到“後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誤解以及渲染了孫蔣關係。
從孫中山的觀點看，蔣介石當然是“自家人”，是他親信陳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忠誠黨徒，但是表示忠誠的黨徒不止蔣一個，更何況還有一大幫親信的“廣東幫”，於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蔣介石不過是一個可資傳呼的年輕軍人，絕不可能“三千寵愛在一身”。後來國民黨剪接照片，凸顯孫蔣一對一的形象，隻是一廂情願的“反曆史”(a-historical)做法。
再從蔣介石來看，自陳其美死後，他已直屬孫中山。孫之地位雖遠高於陳，但陳其美那種同鄉大哥的親密關係，絕對無法取代。既然無法在孫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導地位，蔣介石自一九一六年陳其美遇刺身亡到一九二四年正式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八年之中，對孫的態度是欲迎還拒。他對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很不熱心，經常開小差，甚至在電催之下，仍然遊山玩水，姍姍來遲。這種行為自可解釋為一種以退為進的心術，甚至意含要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時也可洞察到，在這八年革命消沉的歲月中、在孫中山並不得意的時期中，蔣介石的“勢利眼”行徑。在緊要關頭，他情願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寧波天童寺去散心。讓我們來擺史實，以明真相。
一九一七年，北洋“督軍團”造黎元洪的反，孫中山乘機南下護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執信、陳炯明等人，並沒有蔣介石。孫到廣州去籌組軍政府、稱大元帥，但他是個空頭大元帥，除少數衛隊外，沒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廣西軍頭陸榮廷、雲南軍頭唐繼堯並不買大元帥的賬，最後氣得孫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獲是陳炯明從廣東省長朱慶瀾收回於反袁戰爭結束後交出接管的三十個營。(朱氏改編為省長警衛隊二十營，見陳定炎《怎樣為陳炯明在民國史上定位》，《傳記文學》第三七八期，頁一二三至一二六)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閩粵軍”，由陳炯明做總司令。這是孫中山手中唯一的槍杆子，也有意將這支軍隊擴大，在廣東建立根據地，於是又派許崇智做第二支隊司令，帶四個營，鄧鏗做參謀長。第二年(一九一八)，在總司令部還來了個三十二歲的作戰科主任(一稱中校參謀)，不是別人，蔣介石也!
當時陳炯明為了培育孫中山唯一的槍杆子，艱苦備嚐。雖然如此，陳炯明還是苦撐下來。相對的，許崇智、蔣介石、鄧鏗等人，在苦撐待變之際，反倒不無動搖。孫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寫信給許崇智、蔣介石，勉以“不可遽懷退誌”；同一天寫信給鄧鏗，認為“聞兄頗有離去之意，文意以為不然。……若兄行，則競兄(指陳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將來愈形困難”，就是證明。
“援閩粵軍”於一九二o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師，全軍回粵，替孫中山搶廣東做根據地。四天以後(八月二十日)，就進入了汕頭。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這唯一的主力進軍廣州之際，蔣介石本人並不在軍中。八月十六日，陳炯明在漳州誓師之日，蔣介石本人正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薄暮，公在飛雪亭畔，倚崖側喬鬆，鳥瞰千丈岩瀑布。會大雨，樹杪重泉，濺珠噴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麵淩空，惟見眾山之小、諸流之細，亭下(村名)屋舍儼然。(第三冊，頁五)
八月十八日，陳炯明在大埔、潮州、梅縣作戰攻下汕頭前，蔣介石本人仍在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公探隱潭。第一潭幽暗，在峽穀，圓徑不過丈餘，而深度莫測。潭前涓流一脈，經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為一大岩穴，寬約二丈。上有覆蓋。峭壁回合，前麵開，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衝瀉。歎為觀止。(第三冊，頁六)
別人在前方作戰的時候，蔣介石在後方遊山玩水，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回家。八月的作戰他沒參加，九月的作戰也沒參加，直到十月十一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線總部，距離攻下廣州(十月二十九日)，隻差十八天耳!換句話說，蔣介石在這次兩個半月的戰役中，他隻參加了最後的十八天，並且，最後十八天中，他在最後十三天(十月十六日)才趕上本軍，最後九天(十月二十日)，因許崇智“病假”，才“以個人關係代許軍長統率第二軍作戰”，過了一天多(十月二十二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於蔣介石有過上麵這種“緊要關頭就回家”的作風，引起我們徹查一下他與孫中山關係的種種，結果發現，他這種作風，倒也值得統計統計。
第一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蔣介石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但是幹了四個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戰之時，留書(七月三十一日)出走了。八月二日，鄧鏗派人到汕頭留他，留不住；八月八日，孫中山打電報阻止他，也無效果。八月十八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歸滬，輪行穩疾。入夜，公對月華吐朗，追憶少時奉母遊招寶山及天童育王諸勝光景。(第二冊，頁五十二)
到了九月五日，蔣介石才停止出走，離上海。九月十三日回到汕頭。九月十八日到了漳州總司令部。
第二次——九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升任第二支隊司令官，司令部設在長泰。十二月十五日，吃了敗仗，他“隻身衝圍而出”。(第二冊，頁六十五)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他又離開了部隊，說是“請假歸滬”。(第二冊，頁七十一)五月二日，返長泰。七月四日，他寫信給鄧鏗，說：“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歸……”(第二冊，頁七十七)表示不想幹了。九月二日、九月五日，他又遊山玩水。十月二十八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一九二o年四月十一日，他又回到漳州。四月十三日，在總司令部議事。四月十四日，籌定作戰計劃。可是到了四月十六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嶼。四月二十二日，他又回到上海。六月二十八日起，他遊山玩水，從普陀遊玩起，直到七月二日，才回寧波。七月四日，再來上海。
第四次——七月十六日，他又回到漳州總司令部。八月七日，他又回上海。八月十三日起，遊雪竇。八月十六日，“援閩粵軍”在漳州誓師，蔣介石卻還在遊山玩水中!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前線。十一月六日，他又留書出走，信中說：“弟既不見信於總座，又不見諒於軍長，而受欺於［張］國楨，是誠懷疑於上、受辱於下之時，能不自反而縮、見機而作乎？”(第三冊，頁二十六至二十七)十一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奉化。十一月二十三日，就上雪竇山遊山玩水了。
第五次——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到了廣州，恢複軍政府。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援桂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盼複。孫文。陽。(第三冊，頁五十四至五十五)
但是蔣介石顯然仍在“遲延”中。一月十二日，楊庶堪也有信給他，字裏行間，頗能看出內情：
介石兄台鑒：……頗聞前日(二月二十九日)兄來滬，以讀某函不快而歸，方欲作書婉勸。……中山先生政治興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業。且見兄之關涉重要，過於一般同誌。中山先生從事創造，自當仗兄為前驅。然則先生撒手則已耳，如猶奮鬥，吾輩安忍作壁上觀？故無論如何拂逆，皆當含忍而為之。兄此時固萬萬不能遽息。……何時來粵？先示極幸。弟庶堪手啟一月十二日。(第三冊，頁五十五)
一月十五日，邵元衝也有信給他，字裏行間，也能看出內情：
介石我兄惠鑒：……現時先生(指孫中山)既力促兄赴粵，則亦不能過拂其意。蓋先生處能真心辦事之人，實亦太少。吾人萬不能不盡心以助之。……兄既謂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則兄必已自任為負改革責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為社會努力。否則一齊撒手，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矣!真厭惡社會者，隻厭世派隱士自殺者而已。故弟願兄易厭惡中國社會之心理為愛社會，如慈母對於不肖之子，仍盡心力以謀感化之。此吾人應有之態度也。兄意以為何如？……弟元衝頓。一月十五夕。(第三冊，頁五十五至五十六)
蔣介石在函電交催之下，才在二月六日到了廣州。可是，隻一個星期後(二月十四日)，他就“徑歸”而去。(見第三冊，頁六十二)三月十七日，又上普陀山遊山玩水去了。(見第三冊，頁六十九)
第六次——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西征關係重要，一切須在事前籌劃，兄來更速進行，幸即趣裝。孫文。豔。(第三冊，頁六十九)
四月四日，蔣介石回電，說：
動員無期，來亦何益，且反多阻礙，暫為緩行，特複。中正叩。支。(第三冊，頁七十)
四月八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介石、靜江、季陶、展堂、仲愷諸兄鑒：昨開大會，以外交緊急，不可無政府應付，已決議設立建國政府，並通過克日北伐案。萬端待理，務懇諸兄速來，商籌大計，精衛兄如可分身，亦望一臨，無任企盼!文。歌。(第三冊，頁七十一)
四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又電蔣介石，說:
密轉介石兄：軍事緊急昨已下動員令，汝為(指許崇智)病新愈，非兄來計劃助理一切不可，接電速來。文。巧。(第三冊，頁七十二)
在孫中山這封電報前(四月十四日)，陳炯明也電蔣介石，說：“克日將各軍調赴前線……戰事在即，望兄速來。”(頁七十二)四月二十二日，許崇智電張靜江，說：“介兄來粵，吾軍之幸，亦吾黨之幸。”(頁七十二)四月二十四日，胡漢民電張靜江，說：“今日開始攻擊，先生(指孫中山)盼介兄來，欲將警衛團擴充訓練，改國軍以屬介石。”(頁七十二)五月三日，胡漢民又電蔣介石，說：“望兄深念國事黨事之艱難，積極負責，束裝即來。”(頁七十三)但是，就在孫中山四月十八日來電之日，蔣介石卻又在遊山玩水呢!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明載這天行蹤說：
是日，攜次公子緯國，複為天童之遊。薄暮，由江東三眼橋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鏡，攢峰倒映，人在畫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剛逢佛節，香客擾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謁摩訶祖師墓。又曆大磐山，回寺稍憩。複出山門眺矚，公稱天童全景，為四明諸名勝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頭陀冷香塔院。凡閱四日，歸邑城寓舍。(第三冊，頁七十三至七十四)
蔣介石在五月十日總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廣州，據許玉麟《革命北伐紀略》，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北伐之師，困於桂林，“出湘不能，黔軍又回黔”當兒，乃“改任李烈鈞為北伐前敵總指揮，大總統親統隨身之滇、贛、粵、福諸軍北伐”。當時陸榮廷分兵三路打廣東，孫中山歸路將斷，情勢危急，“李烈鈞與討賊粵軍第二軍長許崇智、討賊福軍司令李福林、討賊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討賊贛軍總司令彭程萬、討賊贛軍第一梯團司令李明揚、討賊贛軍第二梯團司令賴世璜等急由湘邊回桂林，星夜水陸兼程，趕至梧州，留討賊桂軍師長劉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廣西省長馬君武亦急離桂林返粵，途中遇匪，伏於船底免死，財物劫盡，其妻子與隨員，均被匪殺盡。”大家都在赴難援孫之時，而“時第二軍少將參謀長蔣中正已回上海”!據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條下，這天蔣介石從家鄉“啟程赴粵，越旬日抵廣州”(第三冊，頁七十四)，時間當是五月十五日。可是到了二十四日，他做了一個夢，夢到“雪滿山原，一白無際。驚醒後，身猶寒戰。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滬歸裏”。(第三冊，頁七十四)——他又走了!
第七次——蔣介石這一“雪滿山原，一白無際”的夢，直到二十天後才巧合式兌現。六月十四日，他母親死了。可是，喪事辦得卻重於國事。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競存、汝為已赴前敵，軍事吃緊，望即來粵，墨經從戎。孫文。梗。(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日，孫中山又來電，說：
西寇擊破易、收拾難，須多一月始得凱旋，我軍經入邕寧，明後日，餘當馳往巡察。速來相助。孫文。歌。(第三冊，頁八十五)
在孫中山來電前後，其他同誌也函電交催。六月二十一日楊庶堪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節哀順變，勿過摧毀。粵桂戰役，今日已起，墨絰從戎，古賢不廢。安厝若畢，尚望有以慰國人及同誌之望也。……弟庶堪再頓。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冊，頁八十三)
七月二十七日，邵元衝致蔣介石：
介石吾兄惠鑒：……頃於國民日報讀訃告，驚悉老伯母前月棄養，豈勝哀悼。兄連年奔走四方，承歡之日無多，今當國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毀之狀，可以想見。惟吾人既以身許國，隻能留此身以濟國難，一以體先人遺誌，一以完個人未完之責。諸希強自節哀為幸。近聞桂孽次第掃清。孫先生方有事於中原，倚賴於兄者甚深。一俟喪務就緒，萬望仍往佐理。現在可靠同誌，隻有此數人。吾人務宜諒先生辦事之困難，而切實負責也。弟元衝頓。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冊，頁八十四)
喪事辦到八月十日，蔣介石決定又去廣州了。可是他路過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風雨”。他又做了夢，於是又不去廣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才去了廣州。但是到了九月下旬，卻又“回滬還鄉屍(頁九十二)了。十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躡鼠尾山巔，向西北馳下”(第三冊，頁九十五)，又在家鄉遊山玩水了。
第八次——十一月九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餘擬於十五日與汝為往桂林，請節哀速來，臂助一切。孫文。麻。(第三冊，頁九十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四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抵省城。總理聞其有去誌，特駕行館挽留。言“此時你若走，則我與汝為機能全失，人無靈魂，軀殼何用？”雲雲。公感其語，淒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後，卒以受某方刺激與嫉視不已，又決計辭歸。是晚離廣州。(第四冊，頁十至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這時孫中山正與陳炯明關係惡化，蔣介石一走了之後，孫中山處境益形困難。六月二日，孫中山電蔣介石，說：
立轉介石兄：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發，有船即來。至盼!文。冬。(第四冊，頁二十一)
但是蔣介石置之不理。六月七日，張繼寫信給蔣介石，憂慮說：“我兄應速出山，設法將粵局鞏固。先生(指孫中山)既到廣州，是否無危險？同人殊為懸念也!”(第四冊，頁二十一)可是，蔣介石不為所動。六月十五日深夜，終於發生了所謂“陳炯明叛變”事件。
董顯光《蔣總統傳》中說：
就是在這樣的混亂政治局勢中，陳炯明乃實現其長久準備而未敢實行的政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他下令駐紮於廣州近郊之白雲觀音兩山的軍隊，向總統府進攻。他認為國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襲擊中喪失生命，但或者是由於天意，國父的幾位忠實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亂軍的包圍線，而安全到達於停泊黃埔附近的永豐炮艦，該炮艦乃效忠於國父者……
蔣“總統”獲悉其領袖所遭遇的危險，立即由上海啟行，個人冒了很大的險，卒到達黃埔，追隨國父於永豐艦上。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頁四十八至四十九)
事實上，蔣介石是在接到孫中山電報後，才啟程的。他六月二十五日離開上海，二十九日到了永豐艦。此後四十二天，他如孫中山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中所說，“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死生。”但是，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記，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該抹殺。
第九次——“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在八月九日從永豐艦改登英國船摩漢號，在外人保護下去香港，轉赴上海，蔣介石一直跟著。八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又回家鄉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輪往普陀，養屙天福庵。南天門探勝，般陀庵觀魚。靜息時塑坐看經。凡六日歸甬。(第四冊，頁二十八)
這時孫中山已開始走聯俄路線。八月三十日，孫中山致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函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今聞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當早來備籌一切。幸甚。此候近社。孫文。(第四冊，頁三十九至四十)
同一天，廖仲愷也致蔣介石，說：“現時各方情形，已有多少變更。兄非常住此間策劃不可。蓋時事瞬息萬狀，而尤以軍隊情形為然。非日夕與各方消息接觸，恐少遜隨機應變之妙用。此間待商之事正多，請即命駕來滬。”(第四冊，頁三十八)“先生(指孫中山)決定計劃之時或變更計劃之時，無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見宜急來此，專掌軍機，一切應酬，盡可不經意。政治問題等等，兄如懶理，當由弟等撮要報告，共同商決。否則軍事無人參劃，若決定計劃或變更計劃有誤，悔之已晚矣。”(第四冊，頁三十八—三十九)可見“某事”(走聯俄路線)倚仗蔣介石“同謀”之殷。到了九月十二日，孫中山再致蔣介石：
介石兄鑒：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詳商今後各方進行辦法，而急聞兄已回鄉，不勝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天津等處活動，寓內閑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種種為荷。此候大安。孫文。(第四冊，頁四十一)
兩天以後(九月十四日)，廖仲愷又致蔣介石，說：“兄到滬之翌日，弟偕許誌澄至大東訪之，而兄與啟民皆不在。後晤見靜江，始知兄在彼處。而弟則並靜江來滬，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訪，啟民在，而兄已忽然歸。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緘，言居滬心緒不佳，亦無所事，故決計還鄉。弟則以為兄在此間，待商待決之事正多，若避去鄉居，則事無從謀，人人如此，則先生(指孫中山)左右可無一人矣!其說通乎？……日夕思維，非兄常在此間不可，故懇兄無論如何，仍再命駕來滬。家事愷當囑啟民為兄料理妥當，毋須兄焦慮。兄固當留此精神，為中國為先生(指孫中山)為吾黨出力，不可消耗於不必消耗之事，以傷身體。弟知兄必不我棄，故敢強以相勸，望兄垂聽。”(第四冊，頁四十二)宇裏行間，充分看出蔣介石在同他們“捉迷藏”、在向他們“拿喬”。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條下，我們還可看到蔣介石這時怎樣在遊山玩水：
四日，至滬，即乘車往無錫遊太湖。坐萬頃堂，見波嶼蒼茫。順道訪梅園，結構天成。陟惠泉山，攬起雲樓之風景，輒為曠怡。歸途轉蘇州，訪玄妙觀、留園、西園。仍由滬返甬。(第四冊，頁四十七至四十八)
第十次——十月十八日，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介石為參謀長、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十月二十日，蔣介石總算動身赴任。不料不到一個月，他又要走了。孫中山聽說，遂在十一月十九日急電給他，說：
介石兄鑒：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討賊重任，托汝為與兄，無論如何困難，總須完此任務，方能釋肩，萬勿輕去，以致僨事。如有阻力，當隨時與兄解除，仲愷即來相助。孫文。皓。(第四冊，頁五十五)
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又有長信致蔣介石，說：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別無可如何等語。籲，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誌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盡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雲雲，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誌，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誌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誌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借，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隻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借不可，欲得憑借，則非恢複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複，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借，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誌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憑借，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嚐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為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劃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複廣州，我計劃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餘年來，在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第四冊，頁五十六至六十)
在孫中山寫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衛也致電蔣介石，說：“……人生做事，絕無爽快幹淨之時。而兄之去留，關係於此軍之存亡者又至大，隻能以忍耐堅持相勸慰，萬一兄竟撒手，則前途希望絕矣!”(第四冊，頁五十六)雖然函電交催，蔣介石還是走了，不過這次理由是“感冒回裏”。(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孫中山再電催“盼兄速來商議，並即返閩”。(第四冊，頁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蔣介石才又回頭。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這年一月五日，正當援閩軍吃了敗仗時候，蔣介石又遊山玩水了。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條下，有這樣一段：
七日，又自總部往鼓山。見石壁新鐫“天地正氣”四字，乃足鹹聯語，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少憩水雲亭，指謂同遊者，曰：“吾能於亭後小築三椽，隱居自適，斯願足矣!”其餘如考亭、喝水岩諸勝，降龍、達摩、呂仙諸洞，再至三至，極瞻眺盤桓之樂。在湧泉寺，興至濡毫，揮“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紀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冊，頁一至二)
可見他可真好整以暇呢!遊山玩水以後，他還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應芬、李濟深、陳可鈺、鄧演達又電催蔣介石，說：“江防會議，陡生變故，第一師出駐江門，雖轉危為安，而整理進行，諸待承教。現粵局仍未穩固，公不即來則總理策劃軍事，有誰顧問？而芬等素所望之黨軍，亦無由實現。望即命駕，無任企感，並盼示複。”(第五冊，頁四)但是蔣介石評傳(上冊)介石不但“不即來”，並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幹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蔣介石寫信給許崇智，自承為人“剛愎浮躁，善謀不足，敗事有餘。……今陳逆(陳炯明)既去，且屢出自試，愚拙日甚，以致無言不失、無事不乖，徒形己拙，無補黨國……”(第五冊，頁十三)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又電催蔣介石，說要去廣州，“如兄趕不上，請乘他船速來為禱。”(頁十六)但蔣介石不肯動。二月十八日，孫中山把大本營參謀長職務給了蔣介石，並電催他說：“此間須兄助至切，萬請速來勿延!並已發表兄參謀長，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頁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先到了廣州。二月二十七日，又電蔣介石，說：“各要事須兄相助，萬望速來，並示行期。”(頁十九)三月到了，孫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電，又有“電上海，催蔣介石……速來”之電。同時三月一日楊庶堪也電蔣介石，說：“此間待兄來始能決之事至眾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頁二十三)三月三日古應芬也電蔣介石，說：“戰端將啟，孫先生非兄無與籌劃，危難非吾人所能坐視，望即命駕來粵。”(頁二十四)可是蔣介石還是遲遲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漢民、汪精衛、鄒魯、林業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來寧波勸駕，蔣介石還帶他們遊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啟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後(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寧波。直到四月九日，孫中山同意他不負“東路討賊軍”之責，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啟程。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蔣介石忽然又要“引退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終於“憤而辭職，避往香港”。(頁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轉回寧波。孫中山於是安排了蔣介石“有誌西圖”的計劃，決定派他到蘇聯去。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由上海啟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卻又遲遲其行，不肯到廣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等不及了，去電催蔣介石，說：
譯轉介石兄：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於時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麵談不可，並希約靜江、季陶兩兄同來，因有要務欲與商酌也。孫文。敬。(第五冊，頁七十六至七十七)
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衛已有信致蔣介石，說：“今諸問題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諸如此類，非兄來不可……”(頁七十七至七十八)再過兩天後，廖仲愷也有信致蔣介石，兩日後，說：“請兄最遲明正四日船，偕精衛、鮑君等同行，萬不能再延，否則事近兒戲。黨務改組後，而可乘此惰氣乎？……”(頁七十八)簡直是責備蔣介石行事已近“兒戲”了。可是，盡管函電交催，蔣介石卻照樣遊山玩水。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條下明寫：
公半月來，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繞塋撫樹。入夜，閑躅山門外。嶺上寒風，鬆間明月，清景耐人尋思。與次公子緯國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讀武侯出師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為文，多與此旨符合。(頁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動身去了廣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三日，孫中山又任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孫中山的本意，並不是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給蔣介石做，而是要給許崇智做。蔣介石心存不滿，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徑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隻好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月二十五日，鄧演達銜孫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蔣介石回廣州，蔣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致函蔣介石，說：
徑複者，頃準執事函開：“前蒙總理委辦陸軍軍官學校，自維愚陋，不克勝任，請另選賢能接替，所有該校籌備處，已交廖仲愷同誌代為交卸，以免貽誤黨事。”等由，經麵呈總理，奉批：“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艱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辭職，礙難照準。”等因。奉此，相應函複，即希查照為荷。此複蔣介石同誌。中央執行委員會秘密處啟。(第六冊，頁六)
三天以後(二月二十九日)，孫中山親電蔣介石，說：
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文。豔。(第六冊，頁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愷電胡漢民，略述蔣介石走後，使軍校陷入“勢成騎虎”的苦況，說：“介(蔣介石)不來，學生、學校皆不了，隻有迫弟自殺謝人，務請催介行，勿延。”可是，蔣介石還是在鄉不動。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愷再電蔣介石，說：“先生(指孫中山)將順兄意，不為不至，兄當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也。”(第六冊，頁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許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勸駕。蔣介石又“拿喬”了半個月，才在四月十九日從上海啟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廣州，見孫中山。孫中山在五月三日發表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從此以後，軍權逐步由蔣介石取得，當然再也不出走了。
關於這一層孫蔣關係的真相，曆史學家從來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結果，發現蔣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脫隊紀錄(包括“拂然而行”、留書而去、不告而別等等)，而使孫中山直接間接“不勝感冒之至”!蔣介石自稱是“追隨”孫中山多年的忠實信徒，但在“追隨”過程中，竟有這麽多次的脫隊紀錄，倒真令人大為驚歎也!也許蔣介石來去進退忒多，有“敝屣尊榮”的意味在內，但廖仲愷說得好：“兄可敝屣尊榮，不能敝屣道義!”
前後十四次脫隊紀錄，到底是敝屣了什麽呢？倒可以仔細分析—下。蔣介石雖一再向孫中山討價還價，但技巧地保持渠道暢通，不致因價錢談不攏而破裂。從最淺顯的道理也可看出，蔣介石的這種表現，對“革命”不忠，對孫中山不義。這種不忠不義的背後，浮現“瑞元無賴”的性格。蔣介石自小不如意時就會耍賴。不忠不義也就是耍賴的表現。他不如意，因他不願意在別人手下當參謀，他在給鄧鏗(仲元)的私函裏已說得很清楚，他不願意“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孫中山要他去幫陳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興。不僅一再出走，還要在孫中山麵前講陳炯明的壞話，表演兩麵手法，以離間孫、陳關係。
蔣介石初奉孫中山之命投效粵軍時，在致鄧鏗信中，恭維陳炯明，如謂：
弟流連於本軍者已越一載，始以足下推轂之重，即以總座(指陳炯明)愛護之深，故敢竭盡駑鈍，效其驅馳，以助總座者助本黨，公義私情所由來也!(蔣中正《革命書簡》頁十六)
但是蔣介石才不肯對陳炯明“效其驅馳”呢!即所謂言不由衷。當蔣介石出走時，陳炯明雖派人兼程挽留，並謂：“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蔣介石)一人。”如此誠意，而蔣介石竟不肯留下，當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卻向孫中山數說離開的理由，竟是“因為陳炯明縱容部下，詆毀孫中山”，才憤然去職!
從《陳潔如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到，蔣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謂：“他(蔣)對我說，我不以做一個普通的領導人為滿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孫先生的影響力和關係，我的前途會順利的”(上冊，頁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陳炯明的痕跡。有一次鬧翻，竟因陳炯明的手下戲稱孫中山為“孫大炮”!(上冊，頁一三六)這不僅是如陳炯明所說，蔣介石太沒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壓根兒他不願意在陳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鬧翻之前，陳炯明在孫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絕不是蔣介石可以取代的。陳字競存，是老廣(廣東海豐人)，也是老革命，生於光緒年間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廣東谘議局議員的身份到上海參加聯合會，與革命黨取得直接聯係，正式加入同盟會，可說是革命老同誌。一九一o年參與倪映典廣東新軍起義失敗，繼又參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之役，幸而生還。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都督，以反袁失敗而遠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於一九一九年南下護法，與陳炯明合作，以籌組革命黨自己的武力。陳炯明所組成的粵軍，成為孫中山唯一的槍杆子，並在漳州一帶建立根據地，替孫中山奪回廣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大喜，當天寫信給蔣介石，表示了他對陳炯明的倚仗之殷：
……競兄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複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黃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製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兄與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盡告競兄也。(毛思誠前引書第三冊，頁十七)
這封信，蔣介石看過後心裏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孫、陳關係不是蔣介石一時之間可以破壞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且當了陸軍總長兼內務總長。孫、陳終於鬧翻，主要是因為兩人政見不同。孫中山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這種北伐的想法，與吳佩孚要南伐，雖主義不同，心態是一樣的，所以章太炎斥之為“一丘之貉”，甚至叫孫中山是“南方的吳佩孚”。陳炯明則讚同章太炎等倡導的“聯省自治”，他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的聯邦製才能解決，不能迷信武力統一，武力統一隻能造成中國的更形糜爛、更形衰弱。他認為孫中山與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的自治，廣東站穩了，再徐圖其他。這種政見當然不合孫中山的脾胃。……
孫、陳意見相左，卻給蔣介石製造大好機會。一九二二年三月……蔣介石更乘機大力主張討伐陳炯明。……陳炯明當然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就死，隻好辭職求去。孫、陳既已交惡，在《國父年譜》(增訂本)四月二十日條下，更見明顯：
先生以炯明拒不來晤，乃下令準陳炯明辭去粵軍總司令暨廣東省長職，仍任以陸軍部長。令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尋即令諸軍前進肇慶，直向三水。是晚陳炯明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親信部隊悉退出廣州，布防於石龍、虎門等處。蔣中正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建議北伐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先生以陳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並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且奉直戰爭方熾，不可失此良機。若按兵不動，則與擁兵自衛者何異？遂未納。
這裏明說蔣介石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部”，可見蓄謀之堅。當時孫中山“以陳叛跡未彰”，又專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機”，所以反對“先清內患，再圖中原”。蔣介石大不高興，於四月二十三日“決計辭歸”。他在這天還寫了一封信於“輪次”，收件人是陳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贛，以致內部紛糾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隱忍貽誤之咎。然當時以為反對過甚，竟無從中維持之策，故不能不順從一時，以為權宜之變，萬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中正罪過，誠萬死不能贖矣!(《蔣介石年譜初稿》頁八十四至八十五)
這信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被竄改，上麵這些原文，全不見了。對照起《國父年譜》(增訂本)中他“主張討伐陳炯明”、“消滅陳部”的勇於內鬥作風，這封信的寫出，頗耐人尋味。蔣介石在信中後段說：“無論其結果如何，必致兩敗俱傷，否則敗者自喪元氣，徒墜令名，即勝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殘殺同誌之口實，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較諸敗者更烈也。吾公如欲滅痕跡，免除內訌，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蔣介石怪陳炯明辭職不對，應該“再出”，但是陳炯明怎麽“再出”呢？實際上，他是被孫中山免職了！
雖然陳炯明實際上被免職，表麵上卻是準他辭職的。孫中山複葉舉等述準陳炯明辭職電文中卻說“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雲雲，並說：“文與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回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國父全集》第三冊)漂亮的通電實不能掩蓋重重的內幕。到了五月八日，問題來了。陳炯明的手下葉舉等幹脆要求恢複陳氏原職。孫中山六月一日回廣州，同月十六日，發生了史冊上所謂的“陳炯明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的事件。其實這個六一六事件是孫中山先於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氣彈”相恐嚇與威脅而引發的。(參閱陳定炎、高宗魯《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實行者》，載《傳記文學》第三八一期，頁一三○至一三一)孫中山稱之為“叛變”，但陳炯明稱之為“釀變”，胡適稱之為“革命”，明言：“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胡適《這一周》，載《努力周報》)陳炯明不相讓，表示他對孫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導致孫中山與陳炯明公開的、全麵的決裂，也給蔣介石製造了良機。蔣介石一開始就嫉恨陳炯明，現在變成了知道陳是壞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滬奔粵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並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來宣傳自己，並刻意惡化孫陳關係，經過一次又一次扭曲，蔣介石竟成為孫中山唯一的親密戰友，與孫共患難的惟一同誌，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唯一繼承人造勢。如董顯光《蔣總統傳》說到此事，有謂：
在這炮艦(永豐艦)上和國父相處的時日，劃成蔣“總統”生涯的轉折點。在過去十年間，他曾為革命做重要的、卻不很顯著的表演。國父在許久以前已重視這位青年屬員的才幹，但唯有在患難相處的時日中，更使國父自覺前次還未能充分認識這位矢忠而富有訓練的軍人所具的才能，與其所做實際的判斷。從此以後，蔣“總統”在革命集團中的地位較從前遠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興起，不僅使其自身成為中國的主要人物，並以其聲譽遍於全球。(頁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曆史就裏的人，看了這段文字，腦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的圖畫，圖畫中有名有姓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隻有“敵人”陳炯明，至於其他人，顯然都不足道矣!
《蔣總統傳》中說“國父和他的親信隨從者在該炮艦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於禁閉的痛苦”，所謂五十六日，事實上蔣介石是除外的。因為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是六月十六日，孫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點逃走的，最後轉登永豐艦。在永豐艦上和他共患難的，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陳策、熊秉坤、馬伯麟、謝心準、楊虎、楊熙績、周仲良、陳群、陳煊、馬湘、黃惠龍。並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至艦，同任守衛。總理則命馬湘往香港籌集軍餉，餘因令湘親至海員聯義社(此為革命海員團體之有最長曆史者)，召集聯義同誌，潛來永豐。不數日，聯義同誌之報到者，有數十人，患難中有此兩種老同誌，共任保衛，殊覺可喜。”照黃惠龍回憶，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無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粵秀樓之衛士”二十餘人和“海員聯義社”同誌數十人，再加上永豐艦上艦長歐陽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難的人數已極可觀。另照陳肇英《八十自述》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晉謁”；另照宋淵源《閩省參加革命經曆紀要》所說，他當時也登上永豐艦去“謁見”……足見在蔣介石“間關赴難”“生死與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馬去衛護孫中山了。當然，其中還包括了一位偉大的女性——宋慶齡。《宋慶齡自傳及其言論》中透露她“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那時候的蔣介石，人還在浙江家裏呢!
孫中山於六月十七日登上永豐艦，第二天蔣介石在寧波接到汪精衛從上海拍來的電報：“驚悉粵變，尤幸總理無恙”，同一天又收到孫中山拍來的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但蔣介石並沒有“速來”，經過好幾天考慮和準備，才於六月二十五日從上海取道廣州，於二十九日登上永豐侍從孫中山，已經姍姍來遲。
孫中山在八月九日離永豐艦，照沈雲龍所說，“乃於八月九日偕自滬奔粵與共患難之蔣中正離艦”(沈雲龍《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沒有別人似的!事實上，當時離艦的不止孫中山蔣介石二人。據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明說孫中山離艦時，“一齊離去”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陳策、陳煊、陳群和黃惠龍自己。沈雲龍明知故隱，有曲筆之嫌。然而居然還有更加曲筆的，在蔣介石九九冥誕時，台北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頁的《蔣介石傳》，其中“陳炯明叛變”一節，竟說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在現場救孫中山，這簡直是更荒唐的捏造曆史了!(施德曼與費德林史坦夫婦合著《蔣介石傳》，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
不過，這次“共患難”確實加重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處而生的情誼外，蔣介石一直講陳炯明的壞話，而今陳果然是“壞人”，使蔣介石的“私心”，在孫中山眼裏變成“遠見”。再者，陳炯明翻臉之後，孫中山又沒了槍杆子；身邊的軍人更無特別出色者，蔣介石自然成為孫陣前的廖化。孫中山為蔣介石寫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作序，有雲：“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死生。”當然要比蔣母死後的諛墓之辭，所謂“昂昂千裏之資”雲雲，要真實得多了。
然而，盡管如此，毫無跡象顯示，孫中山已把蔣介石視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實上，孫中山始終視蔣為軍人，即使在軍人中，蔣的地位尚在許崇智之下，而蔣在孫去世之前的職務與活動亦限於軍事，無論黨與政，尚無一席之地。這也許是蔣於“六一六事件”之後仍有六次出走紀錄的緣故吧!我們可以斷言，孫中山至死不知道蔣介石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更不會知道這個軍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