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自知之明在哪裏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遊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麽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係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麽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隻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誌，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征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夥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見whiteandjacoby，thunderoutofchina，p.140），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barrett，dixiemission，p.60）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汙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隻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或兩），美鈔十餘萬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裏之外。（同書，頁四七七）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鋪打烊”、“戶戶關門”?選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選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遊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麽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係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麽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隻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誌，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征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夥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見whiteandjacoby，thunderoutofchina，p.140），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barrett，dixiemission，p.60）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汙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隻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或兩），美鈔十餘萬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裏之外。（同書，頁四七七）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
國民黨軍隊素質的腐敗，隻不過是整個政治窳敗的一個側麵。國民黨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內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舉步維艱，原因是蔣介石個人獨裁難以改變，而其獨裁的基礎有四根支柱，一邊與黃埔；另一邊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無能，後者的問題是貪汙。前者是師生關係，後者是裙帶關係。如果真要砍去這四根支柱，蔣介石的政治基礎也就完了。這就是為什麽他不可能拋棄四根支柱，隻可能與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貪汙之惡劣，絕非共產黨的宣傳或反蔣分子的惡意中傷。連親蔣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諱言其事。美國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確多渲染不實的敘述，但他得力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案》（freeinformationact），取到不少真憑實據，尤其有關孔宋侵吞公款，中飽私囊方麵。在此僅舉一例，以概其餘。美國聯邦調查局（fbl）情報顯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資法案》的經費，說是購買六十輛坦克車以及其他昂貴的軍事物品，然後在海運途中沉沒報銷，事實上這大筆經費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見seagrave，thesoongdynasty，p.407—408）據臘斯克（deanrusk）的估計，宋子文擁有十五億美元的財產，他的親戚們還有更多的錢。（見臘斯克致國務卿艾奇遜備忘錄，引自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p.153，另參閱p.804—805注100）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黃金拋售與停售風潮，宋子文雖遭到彈劾，辭去行政院長，蔣卻立即發表宋為廣東省長，真是難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國民黨政府上下貪汙成風，乃勢所必然。孔宋兩家的樞紐是宋藹齡，如果宋慶齡是宋家姊妹中最理想主義，則宋藹齡是最現實主義、最為好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也是她最賣氣力，實際上的媒人。至於蔣、宋、孔之間的橋梁就是宋美齡了。
宋美齡看似妻以夫貴，其實不然。她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有許多地方令蔣介石自感弗如。我們可以從李宗仁的回憶錄中看到，蔣娶了宋女之後，連對張靜江的態度也變了，都不再買賬了。須知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灘混的時候，是張家門裏門外跑腿的小弟啊。後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齡出來幹涉，而蔣介石愛莫能助，在在可見宋美齡的影響力。宋美齡雖非太後，卻有幾分太後的權力，蔣介石亦得看她幾分眼色，裙帶關係也就牢不可破了。
蔣介石的台麵就靠這四根柱子撐著，既無群眾基礎，又不顧戰後通貨膨脹、農村經濟破產、工商衰退、失業日益嚴重、民生凋敝、工人罷工、學生紛起遊行示威、鄉村民變時起、人心厭戰、知識分子盼望和平建設，竟乃發動全麵內戰，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萬軍隊，但他的軍隊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並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應趁馬歇爾調停之便，適可而止，切實履行政協決議，組織民主開明的聯合政府，則國民黨雖不再能一黨專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權，維持中華民國的名號以及蔣介石的領導地位。計不及此，一心想獨家通吃，蠻幹到底，終致“樓台七寶倏成灰”（陳寅恪詩句），為天下笑。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遊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麽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係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麽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隻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誌，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征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夥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見whiteandjacoby，thunderoutofchina，p.140），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barrett，dixiemission，p.60）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汙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隻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或兩），美鈔十餘萬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裏之外。（同書，頁四七七）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鋪打烊”、“戶戶關門”?選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選
當年蔣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眾，打不贏毛澤東，屢敗者四，最後博古、李德插上一腳，毛澤東無用武之權，使蔣第五次圍剿得逞。也許毛也不能挽救此敗，然而毛竟將慘敗的“流竄”轉變為勝利的“長征”，敗而不潰、退而不亂，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據地，不能不歎為觀止，視為神奇。蔣若有自知之明，應知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絕非毛儔，而蔣竟一直視毛為山野草寇，以為可能一舉殲之。
抗戰勝利之際，中共的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紅軍已逾百萬，所轄人口近億，更由於從事敵後遊擊，據有根據地，敵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嚴密的組織與嚴明的紀律，實已成氣候。其軍隊雖仍是“小米加步槍”、其解放區雖仍是偏遠地區，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雄心勃勃，顯有問鼎中原之心。然而由於與國民黨實力相比仍然懸殊、國際現實所逼、國內普遍厭戰，不能亦不願向國民黨挑戰，但求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重組結合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庶幾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權。但是蔣介石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於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軍隊與地方政權，無異要毛澤東先率眾投降，怎麽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決，重演當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異勢，當年以十倍之眾不能蕩滅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眾來蕩滅嗎？
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顯然認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大力援蔣，裝備了不少精銳的嫡係師，而美國武器由於蔣之阻擋，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抗戰勝利之後，又經陳誠的整編，把所謂雜牌淘汰殆盡。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七月十六日，美國又贈蔣二百七十一艘艦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國又將八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而蔣開始大打內戰之時，其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四百三十餘萬人。數量上固遠遠超過共軍，裝備之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在此一背景下，蔣才會在十月間南京軍事會議上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既然五個月內可以打垮共軍，又何必要和談呢？難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紀念周上，公然說：“有人以為中共問題軍事不足以解決，此乃大謬不然，過去軍事不能解決的原因，由於日本掩護中共搗亂，今日人已經投降，軍事解決為極容易之事。”（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選”可見和談拖了那麽久，完全是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的壓力，否則老蔣早開打了。
蔣介石對打內戰如此有信心，主要是隻見“軍事硬體”的精銳，未暇細檢其軍隊“軟件”的窳敗。早在抗戰期間，隨著美援的增加，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級軍官沒有鬥誌，甚至沉湎於女色、賭博與走私，而士兵們由征召甚至拉夫而來，訓練時間既短又馬虎，夥食和醫療條件更差，往往必須忍受饑寒與疾病，對傷兵的處理也極草率與不人道。（參閱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六章）著名美國記者報道說，國民黨軍官把士兵視若動物，任意毆打、處罰、甚至殺害。（見whiteandjacoby，thunderoutofchina，p.140），美軍顧問團也認為中國士兵的體質與營養均差。（barrett，dixiemission，p.60）這種情況至抗戰勝利並未見改善，這樣子的軍隊又何來士氣與戰鬥力之可言？
國民黨軍官的貪汙腐敗，在外國記者筆下，幾乎是眾口一詞，似乎是隻憑印象，沒有實據。我們在此且舉一個極具權威性實據的個例，軍統頭子戴笠墜機身亡後，唐縱發現“雨農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壯麗雄偉”，又發現“雨農兄在時有黃金千餘條（或兩），美鈔十餘萬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o四、六o八）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當紅的大特務，聚橫財如此，上行下效，可見一斑。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敗的軍隊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縱又在日記中有一葉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軍自西北開赴貴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馬乏，多數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見，部隊尚未進城，全城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中所攜鍋灶有限，茶水粥飯，供應全成問題。黑夜無處客身，每在街頭露宿，至壁山，始發棉上衣。彼等認為士氣低落之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彼等以河南戰役及此番行軍之經驗，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於數千裏之外。（同書，頁四七七）
蔣介石罵別人“共匪”，而自己的軍隊被老百姓視若盜匪，未進城已“店鋪打烊”、“戶戶關門”軍統大將唐縱總不至於造自己人的謠吧?
國民黨軍隊素質的腐敗，隻不過是整個政治窳敗的一個側麵。國民黨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黨內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舉步維艱，原因是蔣介石個人獨裁難以改變，而其獨裁的基礎有四根支柱，一邊與黃埔；另一邊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無能，後者的問題是貪汙。前者是師生關係，後者是裙帶關係。如果真要砍去這四根支柱，蔣介石的政治基礎也就完了。這就是為什麽他不可能拋棄四根支柱，隻可能與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貪汙之惡劣，絕非共產黨的宣傳或反蔣分子的惡意中傷。連親蔣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諱言其事。美國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確多渲染不實的敘述，但他得力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案》（freeinformationact），取到不少真憑實據，尤其有關孔宋侵吞公款，中飽私囊方麵。在此僅舉一例，以概其餘。美國聯邦調查局（fbl）情報顯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資法案》的經費，說是購買六十輛坦克車以及其他昂貴的軍事物品，然後在海運途中沉沒報銷，事實上這大筆經費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見seagrave，thesoongdynasty，p.407—408）據臘斯克（deanrusk）的估計，宋子文擁有十五億美元的財產，他的親戚們還有更多的錢。（見臘斯克致國務卿艾奇遜備忘錄，引自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p.153，另參閱p.804—805注100）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黃金拋售與停售風潮，宋子文雖遭到彈劾，辭去行政院長，蔣卻立即發表宋為廣東省長，真是難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國民黨政府上下貪汙成風，乃勢所必然。孔宋兩家的樞紐是宋藹齡，如果宋慶齡是宋家姊妹中最理想主義，則宋藹齡是最現實主義、最為好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也是她最賣氣力，實際上的媒人。至於蔣、宋、孔之間的橋梁就是宋美齡了。
宋美齡看似妻以夫貴，其實不然。她受過良好的現代教育，有許多地方令蔣介石自感弗如。我們可以從李宗仁的回憶錄中看到，蔣娶了宋女之後，連對張靜江的態度也變了，都不再買賬了。須知蔣介石當年在上海灘混的時候，是張家門裏門外跑腿的小弟啊。後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齡出來幹涉，而蔣介石愛莫能助，在在可見宋美齡的影響力。宋美齡雖非太後，卻有幾分太後的權力，蔣介石亦得看她幾分眼色，裙帶關係也就牢不可破了。
蔣介石的台麵就靠這四根柱子撐著，既無群眾基礎，又不顧戰後通貨膨脹、農村經濟破產、工商衰退、失業日益嚴重、民生凋敝、工人罷工、學生紛起遊行示威、鄉村民變時起、人心厭戰、知識分子盼望和平建設，竟乃發動全麵內戰，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萬軍隊，但他的軍隊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並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應趁馬歇爾調停之便，適可而止，切實履行政協決議，組織民主開明的聯合政府，則國民黨雖不再能一黨專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權，維持中華民國的名號以及蔣介石的領導地位。計不及此，一心想獨家通吃，蠻幹到底，終致“樓台七寶倏成灰”（陳寅恪詩句），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