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國民黨軍隊攻克張家口，蔣介石不再顧慮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的反對以及美方的壓力，拒絕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和平絕望。翌年初，馬歇爾離華並正式宣告調停失敗，中共駐京、滬、渝聯絡工作小組全部撤回延安，國共完全決裂。
決裂之初，蔣介石滿懷信心，一方麵大肆逮捕異己，視為共產黨或共黨同路人而鏟除之，另一方麵，相信可以速戰速決。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軍事會議上已經宣布，五個月之內就可擊潰共軍，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更認為隻需三至五個月，這樣說五個月還是最長的時限。這種信心與樂觀並不完全是憑空的主觀論定，而是根據錯誤的情報，誤以為中共呼籲和平，顯示在軍事上“不堪一擊”。攻克張家口之後更判斷“共黨主力已被擊潰”。特務鄭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黨政小組會議上宣稱：“共黨戰鬥力甚差，組織力亦不如前。共軍向我投誠者日眾，共黨內部亦常有我人潛伏，如能再將冀、魯平原收複，則共黨無可為矣。”（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五二，另參閱頁五七九、六二三）事實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決裂前的談談打打，國民黨從共產黨手中奪回不下百餘城市，似乎證實共軍的確“不堪一擊”。據此，我們才可明白為什麽蔣介石不怕決裂，甚至積極求戰?選
蔣介石在高度樂觀下，增加軍人待遇，以鼓舞士氣，很想打幾個大勝仗，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麵進攻戰略，如餓虎撲羊之勢，奪取十七餘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占領一百六十餘座城市，但是並沒有捕捉到共軍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鈞之力，撲了一個空，占領的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上的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於收複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共軍攻克擊毀（見蔣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訂本），益發加重了負擔與消耗，而預期要打通自東北、華北到華東的鐵路幹線，也無法完成，而兵力耗損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麵進攻顯然無法持續，蔣介石以“國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長”，發布對中共討伐令，其實在戰略上已自“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矣。
蔣介石“重點進攻”的重點有二：山東（軍事重點）與陝北（政治重點）。在陝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萬人於三月十三日分兵兩路進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國民黨聲稱擊潰共軍十萬，但美方情報顯示，共軍早已撤離。（見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179—180）蔣馳電胡宗南慶賀，有謂：“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但毛澤東及其中央已遠走陝北山區，胡宗南追擊不到，也捕捉不到二萬餘眾的陝北共軍，然在追擊之中不斷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又收複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於宣傳。蔣介石率領大批中外記者親臨赤都延安，慶祝勝利，報章騰傳，甚至以假冒共軍俘虜與記者談話，以收宣傳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鏡終會拆穿，占據土地而不能殲敵主力，最後土地還得易手讓人。在山東，蔣派湯恩伯等三個兵團二十五萬餘人，強勢進攻，擬殲敵於沂蒙與膠東兩地區，未能得逞。而共軍在粟裕指揮下，竟敢主動出擊全副美械裝備精良的整編七十四師，並在五月十四日殲之於孟良崮，師長張靈甫陣亡。整編七十四師具有一個軍的實力，為最精銳的國民黨主力之一，毀於一旦，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欣然賦詩曰：“孟良崮上鬼神號，七十四師無地逃?選”（見《陳毅詩詞選集》，頁一二八）足令蔣介石震驚。
震驚之餘，得了些什麽教訓呢？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講《對於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曾談到孟良崮之役。蔣介石說：
講到這裏，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訓告訴大家，這，就是第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鬥的經過。七十四師這次在魯中攻擊匪軍根據地坦埠，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發現敵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圍，於是全師撤退到距蒙陰三十裏的一個山地——孟良崮。當時全師有六團兵力，如果師、旅、團長平時有高深的戰術修養，能夠選擇適當的地形，配置兵力，構成周密的火網，則不論敵人兵力如何雄厚，絕不能在一天之內解決我們。但當時該師不守山口，隻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因此敵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軍的傷亡更大，以致整個失敗。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聽說該師此次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間，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的時候，曾經收編了三千俘虜。後來該師師長張靈甫來見我時，我曾當麵警告他：“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一定要送到後方收容。”他說：“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並不是拿來補充戰鬥兵，隻是做雜役兵，想必沒有關係。”我說：“做雜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後方。”我當時以為他照辦了，哪知他並沒有做到，此次該師和匪軍作戰，一遇到猛烈炮火，陣地就生混亂，聽說有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由此可見，我們高級將領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軍的生命。張師長在平時本是最忠實，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將領，但因為一時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慘敗，這是大家應該時刻記住，作為殷鑒的。
蔣介石這裏說張靈甫是“一時的疏忽”，被若幹俘虜來的雜役兵搞了鬼，以至於慘敗，根本是自欺欺人，沒有常識的話，絕不可信。身與孟良崮之役的陳左弧在給李敖的信中指出，蔣介石這一段話多與事實不合。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涼季節，陳氏記得“張靈甫帶著幕僚們騎著馬上前線督戰時，他身上穿著蛋青色的秋大衣”。陳氏也記得七十四師自南京北上參戰後，一直到全軍覆滅，張靈甫既未離開部隊，蔣亦未來視察，所謂“當麵警告”，實係子虛。陳氏懷疑“蔣先生說了謊話，以炫示他的高瞻遠矚，察察為明”。關於俘虜，當時國民黨並無統一規定，故任由部隊處理。至於蔣“聽說”孟良崮戰役中，“有雜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虜）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陳在軍中全無所聞，他所見到的俘虜兵都是“照常戰鬥”並未發生意外。他懷疑是“湯恩伯等高級指揮官以及七十四師所屬少數幾個僥幸兔脫沒有被俘的團長們所捏造出來的鬼話”，意在推卸自己指揮無方、作戰不力的罪責。（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三集》，頁二八二至二八六）這種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慘敗的教訓。
蔣介石在上述演講後十三天，又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又談到孟良崮之役：
至於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鑒於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將領，對於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確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將領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隻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於消滅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並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蔣介石這裏說孟良崮之役是“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才打了敗仗，又把慘敗的原因過於簡單化了。他不願也不能認識到，這一仗乃是共軍少壯將領粟裕在毛澤東、陳毅信任之下，揮灑自如的傑出表現，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統領九個縱隊以坦埠為中心，麵對蔣介石手下大將顧祝同的五個整編師和一個軍的排山倒海之勢，毫不畏懼，斷然迎戰，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銳的七十四師，出敵不意，贏得奇襲的效果，並誘引七十四師進入預設的“鐵柵”，然後兩翼向前伸張，漸成合圍之勢。為了分隔七十四師與友軍的呼應，粟裕又用兩個縱隊縱深猛插，搶占製高點，分別割裂七十四師與二十五師以及八十三師的結合，在此展現出虎將的勇猛，勇能克險，達到切斷敵軍的精彩任務。等到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發現有被關入“鐵柵”的危險時，準備收縮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敵人背後的銅口西南地區預置了一個縱隊，於一日之內，先行占領七十四師退向的垛莊，堵住敵軍後退之路，七十四師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謂高手下棋，棋先一著，出敵不意。當美械七十四師被逼上山，重武器皆棄置於山下，頓時剝奪了蔣軍火炮上的優勢。蔣介石說：“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應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隻用五個縱隊圍攻，另外布置四個縱隊阻援，防止了蔣軍裏應外合，反敗為勝。粟軍阻援又展現了頑強的毅力。顧祝同的六十五師、十一軍、第七軍、四十八師均被有效鉗住，不能赴援。另外國民黨八十三、二十五兩師雖逼近包圍圈、雖孟良崮在望，但是絕對無法超越阻援的堅強防線。七十四師既被完全孤立，包圍圈逐漸縮小，突圍無路，最後糧盡彈絕，粟裕下令總攻，集中炮火猛轟，當日下午七十四師官兵全體投降。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惡戰，充分證實了粟裕作為一個將才的膽識，勇而有謀，迭著先機。蔣介石看不到這些，竟說是被烏合之眾所敗（語見蔣介石《為追念張靈甫師長剿匪鹹仁通告國軍官兵》）。大肆宣傳張靈甫的自殺殉國、開追悼大會等等。其實敗軍之將，何當此榮？據張師長隨從參謀楊占春被俘後說，張靈甫打電報給蔣，說是集體自殺，其實是被擊斃的。（見辛子陵《毛澤東全傳》中冊，頁九十九）
蔣介石在山東的重點進攻，損兵折將，雖於六七月間再度發動膠東攻勢，仍無多進展，沒有警覺到“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裝備的精銳師打得大敗虧輸，意味著什麽？反而於六月二十五日命高等法院下達通緝令，通緝毛澤東，以自壯聲勢，有點兒像夜行吹口哨。蔣介石重點進攻失敗之餘，被壓縮於鐵路據點與大城市，而毛澤東則由內線轉入外線，尤其是劉伯承與鄧小平的大軍乘機千裏躍進大別山。大別山位於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間，直接威脅到南京與武漢。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已逐步易守為攻，展現出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態勢。蔣介石於同年七月五日發布“剿共戡亂令”更加顯得色厲內荏。事實上，一九四七年的後半年，毛澤東喊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至此不是國民黨“剿共”，已是共產黨“剿國”了。蔣介石歸罪於“友軍不能及時赴援”等戰術上的錯失，渾然不知在戰略已犯了根本的錯誤，他竟像《水滸傳》裏的洪教頭，氣勢洶洶地要打林衝，結果被退讓的林衝看出破綻，一腳踢翻。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長文時，就引用了林衝的例子，（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一八七）。而蔣介石卻計不及此，能怪誰人？
一九四八年元月，蔣介石“閱地圖所示共匪擴張之色別，令人驚怖”（見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三o七六），乃退采重點防禦戰略，將戰區分為二十個綏靖區，設司令長官，掌握軍政大權，組訓民眾，以充實兵源。同時集中兵力於主點、主線之上。其實這總集中對蔣並不有利，因為這些防禦重點勢將被割成片片孤島，等待被動的決戰，那就是即將來臨的所謂遼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戰役，使蔣氏精銳主力喪失殆盡?選
蔣介石自稱熟讀德國著名戰略家克勞斯維茨（cadvonusewitz）的《戰爭論》（vourkriege）。（見蔣介石《對克勞斯維茨著作的感想》，一九五六年五月出版）克氏說得很明白：“什麽叫擊敗敵人？必然是消滅其武力，無論用任何方式來殺傷敵軍，使其不能繼續作戰……吾人必須視殲敵之全部或一部為所有作戰的惟一目標。”（見usewitz?熏onwar，p.304）但是蔣介石總是不肯放棄土地城池，情願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謂的兵家大忌。讀孫子兵法的毛澤東為了保存二三萬兵力，不惜棄守延安，轉戰陝北，到擊敗敵軍後，再收複延安，比蔣更懂得克氏《戰爭論》的基本原則。
蔣介石失掉東北，並不是俄國人撕毀中俄條約，如真撕毀，斯大林何不把東北交給毛澤東？事實上，一百二十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大都繳給了國民黨的中央軍。在東北，蘇軍原定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但蔣來不及接收，要求蘇軍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蘇軍落得稽延，遲遲其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於大掠之後撤離。（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13，pt.2，p.727—728）蔣介石於派遣精銳部隊從俄國人手中接收後，被土八路打敗。美式裝備的新一軍與新六軍都喪師東北，師喪而後東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殲敵為作戰之惟一目標。
蔣既十分重視東北，卻不知也不敢打手裏的一張王牌，那就是張學良。少帥不僅是“當地的兒子”（nativeson），而且是東北的傳奇人物，在民間有一定的影響力，更無論曆史淵源的深厚，收複東北不僅是國家的收複，也是他個人的收複，雪“九一八”之恥，沒有比他更加顯著，一旦榮歸故裏，號召力實無與倫比，中共的聲勢必然為其所掩蓋。但蔣氏狹窄的胸襟，仍以報複私怨為念，哪有“百萬人中取上將首級”的氣魄呢？所以他隻能派出熊式輝、陳誠、衛立煌等三四流貨色，既無“競爭力”，更無“穩定力”，哪會被東北父老瞧在眼裏？最後還得靠軍隊來“打通”東北，即使靠軍隊，他情願靠隻有幾個月粗淺軍事訓練的黃埔畢業生杜聿明，而不情願靠文武資曆完整、美國第一流軍校畢業生孫立人。孫批評杜“膽小如鼠”後被調往台灣風山訓練新兵去也。於是“硬體”精銳、“軟件”草包的蔣軍分布在東北鐵路沿線的諸要點上，從錦州、沈陽到長春，孤孤零零，渾然不知已被廣大的“麵”所包圍。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澤東主動向錦州開炮，蔣即使想撤出關外精銳以保關內，亦為時已晚。當錦州一“點”被圍，蔣想派援軍解圍，不知毛早已有“圍點打援”的成竹在胸。十月三日，錦州告急，駐在葫蘆島的國民黨東北兵團九個師，難奉命馳援，然受阻於塔山地區，奮戰不已，仍無進展。十月十五日晚，錦州已失。
錦州既失，東北的後門被關上，群情緊張。三天之後，鄭洞國以長春降共，又失一“點”，沈陽遽成“孤島”。蔣介石亟欲反攻錦州，打開後門南撤東北精銳，臨時命令黃埔愛將杜聿明出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輔助衛立煌。杜於十月二十日飛抵沈陽，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軍南攻錦州，命五十二軍奪取營口，以備退路。但廖軍前進受阻，激戰數日無法突破，不得已撤軍營口，但通往營口之路已為共軍切斷，隻好北歸沈陽，但北歸之門也被共軍關上，隻好突圍，突圍不成，於十月二十八日被殲於大虎山之東，廖耀湘被俘。約略同時，葫蘆島的國民黨兵團也被困於塔山地區。十月三十日，杜聿明自葫蘆島飛返沈陽，機場已經被占，無法落地，折回葫蘆島。三天之後，共軍即已占領沈陽，衛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後，錦西、葫蘆島俱失，結束遼沈戰役，整個東北易手，蔣介石的軍隊被殲四十七萬餘人，其中有三十餘萬是現代化的精銳部隊。此敗除戰略上早失先機，成為困獸之外，蔣在戰術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飛機上或在“重慶號”座艦上瞎指揮，搞亂了部隊的主動與機動。相比之下，毛澤東隻提戰略原則，如何打法，全由東北野戰軍的林彪與羅榮桓負責決定，成敗利鈍豈偶然哉？
東北盡失，共軍在數量上已超過國軍，又從蔣氏嫡係投降之精銳部隊，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製重武器，強弱已經易勢。何況陳毅、粟裕已組成龐大的華東野戰軍，據有山東；劉伯承、鄧小平以大別山為基地，也組成龐大的中原野戰軍，虎視眈眈。蔣介石若知進退，實應集中兵力於淮河之南，與華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遙相呼應，以確保長江。然而蔣大輸之後極不甘心，仍想聚殲共軍主力，以挽頹局。最初，由於形勢所逼，已準備撤徐州之師，尋為毛澤東佯攻豫南所惑，覺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棄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彌、黃伯韜、李延年各兵團向徐州集結，另在徐州之南的宿縣有孫元良兵團，在蚌埠有劉汝明兵團。此一陣勢顯然要與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決戰於徐蚌之間、津浦鐵路兩側。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總，實際負責此次戰役。
杜甫上任，黃伯韜兵團已經被圍，蔣遂命杜率邱、李兩兵團解黃兵團之圍，並想乘機殲滅包圍黃兵團之華東野戰軍，亟欲與共軍一決雌雄。然而像東北戰役一樣，共軍圍點打援，當咬住黃兵團時，頑強阻援，使邱、李援軍遲滯其行，黃兵團近八萬人卒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殲，黃伯韜兵敗陣亡。
蔣介石見黃兵團覆亡，如賭徒輸了大把銀子，急欲贏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師南攻，令黃維兵團、劉汝明兵團分別北攻，意圖三路會剿，打通徐蚌間之鐵路線。未料三兵團前進依然困難，有時甚至寸步難行，黃維的機械化重武器兵團在河道眾多地區行軍，更為困難，又因蔣介石不諳敵情，亂出主意，敵前將領猶豫不決，缺乏彈性，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渡河後進入口袋，轉移無方，陷入重圍於南平集和雙堆集一帶。翌日，蔣致劉峙、杜聿明電，透露國軍消耗各種炮彈十二餘萬發，而進展每日不及一公裏，引為“奇恥大辱”（電文藏南京二檔館），至此，蔣知徐蚌之間的鐵路線已無望打通，乃允杜棄徐州而後退守淮河以南。然杜於十一月三十日南撤時，不到幾天就被困於永城附近。蔣居然還要杜南下救黃維兵團。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孫元良兵團突圍未果被殲。十二月十五日，久被圍困的黃維兵團相繼覆滅。劉汝明與李延年兩兵團及時南逃得脫。各路皆潰後，杜聿明所領邱李兩兵團更形孤立於永城東北，已成孤立無援、坐以待斃的局麵。
杜聿明當然希望華中剿總與西北剿總能伸援手，蔣介石視杜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團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少曆史學者指出白崇禧在華中見死不救，由於蔣桂之間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蔣企圖，並阻宋部東援，不過宋氏記白氏所說：“形勢已無法挽救，去（援）亦無補於大局。”（宋希濂《鷹犬將軍》下冊，頁三九二）平心而論，應屬實情，再多送一些部隊去受殲，不如集中兵力於武漢，以保障華中和西南，應屬上策。犧牲蔣之老本，固於蔣不利，於國民黨而言，未嚐不可說是“棄帥保車”。再說，蔣別立徐州剿總，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權，指揮與調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邊劉伯承曾說，解放軍在華東與西北為啞鈴之兩端，而其中原野戰軍為啞鈴之柄，渾成一體。國共交兵，勝敗之機，又見之矣。
杜聿明陷於重圍後，十二月十九日晚間，風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天間無一日晴天，空投困難。在大軍餓肚子的情況下，蔣介石居然派飛機空投烈士紀念冊，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線之前，蔣介石曾召見他，表情沉痛地明告：這一會戰是生死存亡之戰，“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師生前途，在此一戰。於是杜聿明臨危受命，義無反顧。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絕中共招降，也是感於老師“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這一番沉痛、這一番秘密告誡與叮嚀。但是，蔣介石畢竟是奸雄，一方麵，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麵，卻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態，以表示他珍惜部下與將才。因此，形式上派飛機去接杜聿明之舉，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卻是，飛機雖派了兩次，但駕駛員並未帶蔣介石的手令。沒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飛機的。原來他們師徒兩人是有“密碼”（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碼”不符，一切形式上的關懷，都屬無效。都是演給別人看的，不容你當真?選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於戰地雨雪交加，空投補給更形困難，杜聿明的部隊已經吃起了草根、樹皮和馬肉，這種局麵，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實在撐不下去了，做最後突圍嚐試，當晚他給了蔣介石最後一電：“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這種突圍，實際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裝，混跡其中，仍被認破被俘。這次大會戰的結果，使國民黨的部隊全殲六十萬人，包括五十七個整師，元氣為之大傷。
這場規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戰前後打了六十六天，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滅（惟李彌率部分隊伍得脫），蔣介石賠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責任，該負責的是蔣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戰原理，自毀長城。杜聿明後來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指出在戰役開始時候，蔣介石的軍隊處於相當優勢，“解放軍數量上在徐州方麵少於蔣軍，裝備也劣於蔣軍，特別是炮火少，飛機、坦克沒有”。按說，蔣軍處於如此優勢，當然大可一戰，可是蔣介石的軍事判斷與指揮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下，冒出了“一個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裏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隻留一二個軍，幾等於不守），又將各兵團擺於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鼠頭蛇尾，到處挨打的態勢。據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戰史中還找不到這樣一種集中會戰的戰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打仗如競技，技不如人，敗下陣來，根本沒有話說。但是蔣介石總是認為他的失敗由於部下沒有盡忠、沒有為他死節。杜聿明是“天子門生”，未能達到亡國天子的臨難死節標準，為天子所不諒，不僅對被俘坐牢之人毫無感念，而且惡待其家屬以為懲罰。這種不近人情的心態，其實是一種病。為什麽是病呢？因為照現代標準，一個將軍，隻要盡過全力作戰，在盡過全力仍不免於戰敗的時候，他可以為有所保全而投降。這種將軍回國後，仍舊是英雄、仍舊被當做英雄般的歡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無謂的犧牲。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就是這一道理。當然，這並不是說，當事人死是錯的，而是說，死不死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是他個人的自由意誌問題，而不是別人或統治者代為選擇的、代為強製的。硬定一個取舍標準，去叫人肝腦塗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戰敗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蔣介石，他落伍的大腦卻不這樣想。他總想別人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別人臨難死節。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講《統軍作戰製勝之道》，曾有對付不自殺的“恬不知恥，欣然偷生跑回來”者的徹底辦法。他說：“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視同敵探立即槍決，如有放縱隱瞞或收容掩護者同罪。”然而講這話後三年，蔣介石自己正好變成了他的理論的考驗者，他在西安事變中自稱被俘，若謂：“爾等以餘為俘虜”、“餘既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樣“剿匪作戰”不絕，而不怕“軍隊風氣破壞”。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蔣介石感於“剿匪”戰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級將領，到南京來受兩個星期的訓練，在開學典禮上他說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軍人“隻要自殺”來解決這“人生最可恥的事情”。這次演講後三年，一九五o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灣的手下敗兵殘將，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魄——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分出兩個大類：一類是“臨陣逃亡”，一類是“被俘或投降”。他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顯然的，在蔣介石的大腦裏，一、革命軍人不應被俘；二、縱使被俘，也“隻有自殺”才可以自贖，除此而外，全屬無可原諒。
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很複雜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國上層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國下層愚民思想，還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這些思想的大拚盤，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舊。以這種“不幸做了俘虜”就“隻有自殺”的思想為例，從屈突通的故事看來，並非純粹是中國傳統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童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選”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選”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堯君素，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選”堯君素不肯，還怪屈突通不該投降。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選”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選我還有力量可盡啊?選”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最後城中兵少食盡，被部下所殺。
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麽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麽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並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史可法死於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文天祥並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麽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麽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這些誌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選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別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適用同一標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將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麽不“國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標準要求杜聿明。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別人親人團圓?選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諭送往台灣，當作人質，過著慘淡的歲月。長子杜致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直到大女兒杜致禮的丈夫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寧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選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標準——強製別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製別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將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將——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製造“活先烈”過幹癮，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布，據第二天《大公報》內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廂情願，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並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選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曾任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在蔣記特務係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係的“政訓”係統，一支是康澤係的“別動隊”係統，一支是戴笠係的“特務處”係統。康澤的“別動隊”係統起源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中正、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別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隊員或三兩組成——小組或個別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一九三七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團考察第二次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國。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麵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將軍戍守”，由於“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戰役定卜全勝”。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便以被俘聞了。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棋被俘歸來“偽裝聾子”的事。這位將軍為什麽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選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的趕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選——康澤並沒有死。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麽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態，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於一些“忠”的觀念。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麵臨了考驗。“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頁一六七二）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廂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於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將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選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並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於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並把所部官兵並列祠內。皇帝又禦製祭文，要親自哭喪。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於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
和“羅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跡。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選一九六四年七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麽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衝，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
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態，就是一個顯例。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這種典豈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產黨關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後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產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於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辭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一九六三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麵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產黨是不會那麽痛快放他的。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裏“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爭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產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康澤同誌”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產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於證明老康放水無誤?選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裏，有這麽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銬，囚首垢麵，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至於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裏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隨著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績，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荒唐之錯啊?選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產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麵。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屆“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腎病複發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時二十七分，因並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二個兵團被圍於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毛澤東又洞燭先機，棋快一著，急命林彪在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於十一月三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援的保證。當十二月十四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城，和平解放。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於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將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當然蔣介石視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蔣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損失了百萬以上的軍隊。長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懸西北的兵團外，盡是解放軍的天下，南京的蔣政權已搖搖欲墜矣。
決裂之初，蔣介石滿懷信心，一方麵大肆逮捕異己，視為共產黨或共黨同路人而鏟除之，另一方麵，相信可以速戰速決。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的軍事會議上已經宣布，五個月之內就可擊潰共軍，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更認為隻需三至五個月，這樣說五個月還是最長的時限。這種信心與樂觀並不完全是憑空的主觀論定，而是根據錯誤的情報，誤以為中共呼籲和平，顯示在軍事上“不堪一擊”。攻克張家口之後更判斷“共黨主力已被擊潰”。特務鄭介民甚至在十月二十一日的黨政小組會議上宣稱：“共黨戰鬥力甚差，組織力亦不如前。共軍向我投誠者日眾，共黨內部亦常有我人潛伏，如能再將冀、魯平原收複，則共黨無可為矣。”（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六五二，另參閱頁五七九、六二三）事實上，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決裂前的談談打打，國民黨從共產黨手中奪回不下百餘城市，似乎證實共軍的確“不堪一擊”。據此，我們才可明白為什麽蔣介石不怕決裂，甚至積極求戰?選
蔣介石在高度樂觀下，增加軍人待遇，以鼓舞士氣，很想打幾個大勝仗，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采取全麵進攻戰略，如餓虎撲羊之勢，奪取十七餘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占領一百六十餘座城市，但是並沒有捕捉到共軍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鈞之力，撲了一個空，占領的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上的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於收複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共軍攻克擊毀（見蔣介石《剿匪手令本》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訂本），益發加重了負擔與消耗，而預期要打通自東北、華北到華東的鐵路幹線，也無法完成，而兵力耗損甚巨。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全麵進攻顯然無法持續，蔣介石以“國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長”，發布對中共討伐令，其實在戰略上已自“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矣。
蔣介石“重點進攻”的重點有二：山東（軍事重點）與陝北（政治重點）。在陝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萬人於三月十三日分兵兩路進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國民黨聲稱擊潰共軍十萬，但美方情報顯示，共軍早已撤離。（見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179—180）蔣馳電胡宗南慶賀，有謂：“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但毛澤東及其中央已遠走陝北山區，胡宗南追擊不到，也捕捉不到二萬餘眾的陝北共軍，然在追擊之中不斷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後毛澤東又收複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僅止於宣傳。蔣介石率領大批中外記者親臨赤都延安，慶祝勝利，報章騰傳，甚至以假冒共軍俘虜與記者談話，以收宣傳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鏡終會拆穿，占據土地而不能殲敵主力，最後土地還得易手讓人。在山東，蔣派湯恩伯等三個兵團二十五萬餘人，強勢進攻，擬殲敵於沂蒙與膠東兩地區，未能得逞。而共軍在粟裕指揮下，竟敢主動出擊全副美械裝備精良的整編七十四師，並在五月十四日殲之於孟良崮，師長張靈甫陣亡。整編七十四師具有一個軍的實力，為最精銳的國民黨主力之一，毀於一旦，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欣然賦詩曰：“孟良崮上鬼神號，七十四師無地逃?選”（見《陳毅詩詞選集》，頁一二八）足令蔣介石震驚。
震驚之餘，得了些什麽教訓呢？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講《對於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曾談到孟良崮之役。蔣介石說：
講到這裏，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訓告訴大家，這，就是第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鬥的經過。七十四師這次在魯中攻擊匪軍根據地坦埠，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發現敵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圍，於是全師撤退到距蒙陰三十裏的一個山地——孟良崮。當時全師有六團兵力，如果師、旅、團長平時有高深的戰術修養，能夠選擇適當的地形，配置兵力，構成周密的火網，則不論敵人兵力如何雄厚，絕不能在一天之內解決我們。但當時該師不守山口，隻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因此敵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軍的傷亡更大，以致整個失敗。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聽說該師此次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間，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的時候，曾經收編了三千俘虜。後來該師師長張靈甫來見我時，我曾當麵警告他：“匪軍俘虜絕對不能收編，一定要送到後方收容。”他說：“俘虜中有許多是我軍過去被俘過去的，而且並不是拿來補充戰鬥兵，隻是做雜役兵，想必沒有關係。”我說：“做雜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後方。”我當時以為他照辦了，哪知他並沒有做到，此次該師和匪軍作戰，一遇到猛烈炮火，陣地就生混亂，聽說有雜役兵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由此可見，我們高級將領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軍的生命。張師長在平時本是最忠實，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將領，但因為一時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慘敗，這是大家應該時刻記住，作為殷鑒的。
蔣介石這裏說張靈甫是“一時的疏忽”，被若幹俘虜來的雜役兵搞了鬼，以至於慘敗，根本是自欺欺人，沒有常識的話，絕不可信。身與孟良崮之役的陳左弧在給李敖的信中指出，蔣介石這一段話多與事實不合。第七十四師在淮陰作戰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涼季節，陳氏記得“張靈甫帶著幕僚們騎著馬上前線督戰時，他身上穿著蛋青色的秋大衣”。陳氏也記得七十四師自南京北上參戰後，一直到全軍覆滅，張靈甫既未離開部隊，蔣亦未來視察，所謂“當麵警告”，實係子虛。陳氏懷疑“蔣先生說了謊話，以炫示他的高瞻遠矚，察察為明”。關於俘虜，當時國民黨並無統一規定，故任由部隊處理。至於蔣“聽說”孟良崮戰役中，“有雜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虜）乘機鼓噪、裹脅官長的事情發生”，陳在軍中全無所聞，他所見到的俘虜兵都是“照常戰鬥”並未發生意外。他懷疑是“湯恩伯等高級指揮官以及七十四師所屬少數幾個僥幸兔脫沒有被俘的團長們所捏造出來的鬼話”，意在推卸自己指揮無方、作戰不力的罪責。（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三集》，頁二八二至二八六）這種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慘敗的教訓。
蔣介石在上述演講後十三天，又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又談到孟良崮之役：
至於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鑒於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將領，對於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確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將領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隻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幸免於消滅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並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蔣介石這裏說孟良崮之役是“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才打了敗仗，又把慘敗的原因過於簡單化了。他不願也不能認識到，這一仗乃是共軍少壯將領粟裕在毛澤東、陳毅信任之下，揮灑自如的傑出表現，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統領九個縱隊以坦埠為中心，麵對蔣介石手下大將顧祝同的五個整編師和一個軍的排山倒海之勢，毫不畏懼，斷然迎戰，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銳的七十四師，出敵不意，贏得奇襲的效果，並誘引七十四師進入預設的“鐵柵”，然後兩翼向前伸張，漸成合圍之勢。為了分隔七十四師與友軍的呼應，粟裕又用兩個縱隊縱深猛插，搶占製高點，分別割裂七十四師與二十五師以及八十三師的結合，在此展現出虎將的勇猛，勇能克險，達到切斷敵軍的精彩任務。等到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發現有被關入“鐵柵”的危險時，準備收縮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敵人背後的銅口西南地區預置了一個縱隊，於一日之內，先行占領七十四師退向的垛莊，堵住敵軍後退之路，七十四師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謂高手下棋，棋先一著，出敵不意。當美械七十四師被逼上山，重武器皆棄置於山下，頓時剝奪了蔣軍火炮上的優勢。蔣介石說：“友軍不能及時赴援”，應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隻用五個縱隊圍攻，另外布置四個縱隊阻援，防止了蔣軍裏應外合，反敗為勝。粟軍阻援又展現了頑強的毅力。顧祝同的六十五師、十一軍、第七軍、四十八師均被有效鉗住，不能赴援。另外國民黨八十三、二十五兩師雖逼近包圍圈、雖孟良崮在望，但是絕對無法超越阻援的堅強防線。七十四師既被完全孤立，包圍圈逐漸縮小，突圍無路，最後糧盡彈絕，粟裕下令總攻，集中炮火猛轟，當日下午七十四師官兵全體投降。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惡戰，充分證實了粟裕作為一個將才的膽識，勇而有謀，迭著先機。蔣介石看不到這些，竟說是被烏合之眾所敗（語見蔣介石《為追念張靈甫師長剿匪鹹仁通告國軍官兵》）。大肆宣傳張靈甫的自殺殉國、開追悼大會等等。其實敗軍之將，何當此榮？據張師長隨從參謀楊占春被俘後說，張靈甫打電報給蔣，說是集體自殺，其實是被擊斃的。（見辛子陵《毛澤東全傳》中冊，頁九十九）
蔣介石在山東的重點進攻，損兵折將，雖於六七月間再度發動膠東攻勢，仍無多進展，沒有警覺到“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裝備的精銳師打得大敗虧輸，意味著什麽？反而於六月二十五日命高等法院下達通緝令，通緝毛澤東，以自壯聲勢，有點兒像夜行吹口哨。蔣介石重點進攻失敗之餘，被壓縮於鐵路據點與大城市，而毛澤東則由內線轉入外線，尤其是劉伯承與鄧小平的大軍乘機千裏躍進大別山。大別山位於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間，直接威脅到南京與武漢。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已逐步易守為攻，展現出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態勢。蔣介石於同年七月五日發布“剿共戡亂令”更加顯得色厲內荏。事實上，一九四七年的後半年，毛澤東喊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至此不是國民黨“剿共”，已是共產黨“剿國”了。蔣介石歸罪於“友軍不能及時赴援”等戰術上的錯失，渾然不知在戰略已犯了根本的錯誤，他竟像《水滸傳》裏的洪教頭，氣勢洶洶地要打林衝，結果被退讓的林衝看出破綻，一腳踢翻。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長文時，就引用了林衝的例子，（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一八七）。而蔣介石卻計不及此，能怪誰人？
一九四八年元月，蔣介石“閱地圖所示共匪擴張之色別，令人驚怖”（見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三o七六），乃退采重點防禦戰略，將戰區分為二十個綏靖區，設司令長官，掌握軍政大權，組訓民眾，以充實兵源。同時集中兵力於主點、主線之上。其實這總集中對蔣並不有利，因為這些防禦重點勢將被割成片片孤島，等待被動的決戰，那就是即將來臨的所謂遼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戰役，使蔣氏精銳主力喪失殆盡?選
蔣介石自稱熟讀德國著名戰略家克勞斯維茨（cadvonusewitz）的《戰爭論》（vourkriege）。（見蔣介石《對克勞斯維茨著作的感想》，一九五六年五月出版）克氏說得很明白：“什麽叫擊敗敵人？必然是消滅其武力，無論用任何方式來殺傷敵軍，使其不能繼續作戰……吾人必須視殲敵之全部或一部為所有作戰的惟一目標。”（見usewitz?熏onwar，p.304）但是蔣介石總是不肯放棄土地城池，情願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謂的兵家大忌。讀孫子兵法的毛澤東為了保存二三萬兵力，不惜棄守延安，轉戰陝北，到擊敗敵軍後，再收複延安，比蔣更懂得克氏《戰爭論》的基本原則。
蔣介石失掉東北，並不是俄國人撕毀中俄條約，如真撕毀，斯大林何不把東北交給毛澤東？事實上，一百二十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大都繳給了國民黨的中央軍。在東北，蘇軍原定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但蔣來不及接收，要求蘇軍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蘇軍落得稽延，遲遲其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於大掠之後撤離。（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13，pt.2，p.727—728）蔣介石於派遣精銳部隊從俄國人手中接收後，被土八路打敗。美式裝備的新一軍與新六軍都喪師東北，師喪而後東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殲敵為作戰之惟一目標。
蔣既十分重視東北，卻不知也不敢打手裏的一張王牌，那就是張學良。少帥不僅是“當地的兒子”（nativeson），而且是東北的傳奇人物，在民間有一定的影響力，更無論曆史淵源的深厚，收複東北不僅是國家的收複，也是他個人的收複，雪“九一八”之恥，沒有比他更加顯著，一旦榮歸故裏，號召力實無與倫比，中共的聲勢必然為其所掩蓋。但蔣氏狹窄的胸襟，仍以報複私怨為念，哪有“百萬人中取上將首級”的氣魄呢？所以他隻能派出熊式輝、陳誠、衛立煌等三四流貨色，既無“競爭力”，更無“穩定力”，哪會被東北父老瞧在眼裏？最後還得靠軍隊來“打通”東北，即使靠軍隊，他情願靠隻有幾個月粗淺軍事訓練的黃埔畢業生杜聿明，而不情願靠文武資曆完整、美國第一流軍校畢業生孫立人。孫批評杜“膽小如鼠”後被調往台灣風山訓練新兵去也。於是“硬體”精銳、“軟件”草包的蔣軍分布在東北鐵路沿線的諸要點上，從錦州、沈陽到長春，孤孤零零，渾然不知已被廣大的“麵”所包圍。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澤東主動向錦州開炮，蔣即使想撤出關外精銳以保關內，亦為時已晚。當錦州一“點”被圍，蔣想派援軍解圍，不知毛早已有“圍點打援”的成竹在胸。十月三日，錦州告急，駐在葫蘆島的國民黨東北兵團九個師，難奉命馳援，然受阻於塔山地區，奮戰不已，仍無進展。十月十五日晚，錦州已失。
錦州既失，東北的後門被關上，群情緊張。三天之後，鄭洞國以長春降共，又失一“點”，沈陽遽成“孤島”。蔣介石亟欲反攻錦州，打開後門南撤東北精銳，臨時命令黃埔愛將杜聿明出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輔助衛立煌。杜於十月二十日飛抵沈陽，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軍南攻錦州，命五十二軍奪取營口，以備退路。但廖軍前進受阻，激戰數日無法突破，不得已撤軍營口，但通往營口之路已為共軍切斷，隻好北歸沈陽，但北歸之門也被共軍關上，隻好突圍，突圍不成，於十月二十八日被殲於大虎山之東，廖耀湘被俘。約略同時，葫蘆島的國民黨兵團也被困於塔山地區。十月三十日，杜聿明自葫蘆島飛返沈陽，機場已經被占，無法落地，折回葫蘆島。三天之後，共軍即已占領沈陽，衛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後，錦西、葫蘆島俱失，結束遼沈戰役，整個東北易手，蔣介石的軍隊被殲四十七萬餘人，其中有三十餘萬是現代化的精銳部隊。此敗除戰略上早失先機，成為困獸之外，蔣在戰術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飛機上或在“重慶號”座艦上瞎指揮，搞亂了部隊的主動與機動。相比之下，毛澤東隻提戰略原則，如何打法，全由東北野戰軍的林彪與羅榮桓負責決定，成敗利鈍豈偶然哉？
東北盡失，共軍在數量上已超過國軍，又從蔣氏嫡係投降之精銳部隊，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製重武器，強弱已經易勢。何況陳毅、粟裕已組成龐大的華東野戰軍，據有山東；劉伯承、鄧小平以大別山為基地，也組成龐大的中原野戰軍，虎視眈眈。蔣介石若知進退，實應集中兵力於淮河之南，與華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遙相呼應，以確保長江。然而蔣大輸之後極不甘心，仍想聚殲共軍主力，以挽頹局。最初，由於形勢所逼，已準備撤徐州之師，尋為毛澤東佯攻豫南所惑，覺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棄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彌、黃伯韜、李延年各兵團向徐州集結，另在徐州之南的宿縣有孫元良兵團，在蚌埠有劉汝明兵團。此一陣勢顯然要與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決戰於徐蚌之間、津浦鐵路兩側。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總，實際負責此次戰役。
杜甫上任，黃伯韜兵團已經被圍，蔣遂命杜率邱、李兩兵團解黃兵團之圍，並想乘機殲滅包圍黃兵團之華東野戰軍，亟欲與共軍一決雌雄。然而像東北戰役一樣，共軍圍點打援，當咬住黃兵團時，頑強阻援，使邱、李援軍遲滯其行，黃兵團近八萬人卒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殲，黃伯韜兵敗陣亡。
蔣介石見黃兵團覆亡，如賭徒輸了大把銀子，急欲贏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師南攻，令黃維兵團、劉汝明兵團分別北攻，意圖三路會剿，打通徐蚌間之鐵路線。未料三兵團前進依然困難，有時甚至寸步難行，黃維的機械化重武器兵團在河道眾多地區行軍，更為困難，又因蔣介石不諳敵情，亂出主意，敵前將領猶豫不決，缺乏彈性，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渡河後進入口袋，轉移無方，陷入重圍於南平集和雙堆集一帶。翌日，蔣致劉峙、杜聿明電，透露國軍消耗各種炮彈十二餘萬發，而進展每日不及一公裏，引為“奇恥大辱”（電文藏南京二檔館），至此，蔣知徐蚌之間的鐵路線已無望打通，乃允杜棄徐州而後退守淮河以南。然杜於十一月三十日南撤時，不到幾天就被困於永城附近。蔣居然還要杜南下救黃維兵團。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孫元良兵團突圍未果被殲。十二月十五日，久被圍困的黃維兵團相繼覆滅。劉汝明與李延年兩兵團及時南逃得脫。各路皆潰後，杜聿明所領邱李兩兵團更形孤立於永城東北，已成孤立無援、坐以待斃的局麵。
杜聿明當然希望華中剿總與西北剿總能伸援手，蔣介石視杜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團遠水救不了近火。不少曆史學者指出白崇禧在華中見死不救，由於蔣桂之間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蔣企圖，並阻宋部東援，不過宋氏記白氏所說：“形勢已無法挽救，去（援）亦無補於大局。”（宋希濂《鷹犬將軍》下冊，頁三九二）平心而論，應屬實情，再多送一些部隊去受殲，不如集中兵力於武漢，以保障華中和西南，應屬上策。犧牲蔣之老本，固於蔣不利，於國民黨而言，未嚐不可說是“棄帥保車”。再說，蔣別立徐州剿總，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權，指揮與調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邊劉伯承曾說，解放軍在華東與西北為啞鈴之兩端，而其中原野戰軍為啞鈴之柄，渾成一體。國共交兵，勝敗之機，又見之矣。
杜聿明陷於重圍後，十二月十九日晚間，風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天間無一日晴天，空投困難。在大軍餓肚子的情況下，蔣介石居然派飛機空投烈士紀念冊，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線之前，蔣介石曾召見他，表情沉痛地明告：這一會戰是生死存亡之戰，“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師生前途，在此一戰。於是杜聿明臨危受命，義無反顧。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絕中共招降，也是感於老師“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這一番沉痛、這一番秘密告誡與叮嚀。但是，蔣介石畢竟是奸雄，一方麵，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麵，卻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態，以表示他珍惜部下與將才。因此，形式上派飛機去接杜聿明之舉，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卻是，飛機雖派了兩次，但駕駛員並未帶蔣介石的手令。沒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飛機的。原來他們師徒兩人是有“密碼”（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碼”不符，一切形式上的關懷，都屬無效。都是演給別人看的，不容你當真?選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於戰地雨雪交加，空投補給更形困難，杜聿明的部隊已經吃起了草根、樹皮和馬肉，這種局麵，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實在撐不下去了，做最後突圍嚐試，當晚他給了蔣介石最後一電：“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這種突圍，實際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裝，混跡其中，仍被認破被俘。這次大會戰的結果，使國民黨的部隊全殲六十萬人，包括五十七個整師，元氣為之大傷。
這場規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戰前後打了六十六天，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滅（惟李彌率部分隊伍得脫），蔣介石賠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責任，該負責的是蔣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戰原理，自毀長城。杜聿明後來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指出在戰役開始時候，蔣介石的軍隊處於相當優勢，“解放軍數量上在徐州方麵少於蔣軍，裝備也劣於蔣軍，特別是炮火少，飛機、坦克沒有”。按說，蔣軍處於如此優勢，當然大可一戰，可是蔣介石的軍事判斷與指揮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下，冒出了“一個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裏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隻留一二個軍，幾等於不守），又將各兵團擺於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鼠頭蛇尾，到處挨打的態勢。據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戰史中還找不到這樣一種集中會戰的戰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打仗如競技，技不如人，敗下陣來，根本沒有話說。但是蔣介石總是認為他的失敗由於部下沒有盡忠、沒有為他死節。杜聿明是“天子門生”，未能達到亡國天子的臨難死節標準，為天子所不諒，不僅對被俘坐牢之人毫無感念，而且惡待其家屬以為懲罰。這種不近人情的心態，其實是一種病。為什麽是病呢？因為照現代標準，一個將軍，隻要盡過全力作戰，在盡過全力仍不免於戰敗的時候，他可以為有所保全而投降。這種將軍回國後，仍舊是英雄、仍舊被當做英雄般的歡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無謂的犧牲。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就是這一道理。當然，這並不是說，當事人死是錯的，而是說，死不死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是他個人的自由意誌問題，而不是別人或統治者代為選擇的、代為強製的。硬定一個取舍標準，去叫人肝腦塗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戰敗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蔣介石，他落伍的大腦卻不這樣想。他總想別人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別人臨難死節。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講《統軍作戰製勝之道》，曾有對付不自殺的“恬不知恥，欣然偷生跑回來”者的徹底辦法。他說：“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視同敵探立即槍決，如有放縱隱瞞或收容掩護者同罪。”然而講這話後三年，蔣介石自己正好變成了他的理論的考驗者，他在西安事變中自稱被俘，若謂：“爾等以餘為俘虜”、“餘既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樣“剿匪作戰”不絕，而不怕“軍隊風氣破壞”。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蔣介石感於“剿匪”戰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級將領，到南京來受兩個星期的訓練，在開學典禮上他說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軍人“隻要自殺”來解決這“人生最可恥的事情”。這次演講後三年，一九五o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灣的手下敗兵殘將，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魄——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分出兩個大類：一類是“臨陣逃亡”，一類是“被俘或投降”。他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顯然的，在蔣介石的大腦裏，一、革命軍人不應被俘；二、縱使被俘，也“隻有自殺”才可以自贖，除此而外，全屬無可原諒。
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很複雜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國上層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國下層愚民思想，還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這些思想的大拚盤，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舊。以這種“不幸做了俘虜”就“隻有自殺”的思想為例，從屈突通的故事看來，並非純粹是中國傳統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童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選”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選”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堯君素，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選”堯君素不肯，還怪屈突通不該投降。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選”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選我還有力量可盡啊?選”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最後城中兵少食盡，被部下所殺。
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麽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麽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並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史可法死於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文天祥並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麽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麽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這些誌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選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別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適用同一標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將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麽不“國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標準要求杜聿明。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別人親人團圓?選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諭送往台灣，當作人質，過著慘淡的歲月。長子杜致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直到大女兒杜致禮的丈夫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寧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選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標準——強製別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製別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將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將——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製造“活先烈”過幹癮，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布，據第二天《大公報》內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廂情願，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並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選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曾任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在蔣記特務係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係的“政訓”係統，一支是康澤係的“別動隊”係統，一支是戴笠係的“特務處”係統。康澤的“別動隊”係統起源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中正、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別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隊員或三兩組成——小組或個別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一九三七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團考察第二次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國。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麵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將軍戍守”，由於“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戰役定卜全勝”。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便以被俘聞了。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棋被俘歸來“偽裝聾子”的事。這位將軍為什麽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選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的趕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選——康澤並沒有死。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麽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態，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於一些“忠”的觀念。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麵臨了考驗。“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頁一六七二）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廂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於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將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選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並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於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並把所部官兵並列祠內。皇帝又禦製祭文，要親自哭喪。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於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
和“羅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跡。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選一九六四年七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麽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衝，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
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態，就是一個顯例。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這種典豈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產黨關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後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產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於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辭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一九六三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麵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產黨是不會那麽痛快放他的。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裏“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爭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產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康澤同誌”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產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於證明老康放水無誤?選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裏，有這麽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銬，囚首垢麵，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至於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裏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隨著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績，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荒唐之錯啊?選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產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麵。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屆“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腎病複發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時二十七分，因並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二個兵團被圍於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毛澤東又洞燭先機，棋快一著，急命林彪在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於十一月三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援的保證。當十二月十四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城，和平解放。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於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將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當然蔣介石視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蔣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損失了百萬以上的軍隊。長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懸西北的兵團外，盡是解放軍的天下，南京的蔣政權已搖搖欲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