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島上相承大位，中間插上一個嚴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為緩衝而已。嚴氏蘇南人，顯然是中國曆史上出身吳濃軟語之鄉，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為別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個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話所說的“裁縫師傅”。蔣介石閱人多矣，自然看中了這個既無政治野心更無政治實力的技術小官僚，提拔為自己的“副總統”。蔣介石於第五任的任期未滿死了，嚴“副總統”繼位。誠惶誠恐的嚴“總統”，在蔣院長兼黨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屆“總統”選舉，立即讓賢，亟稱蔣經國的盛德。這使我們想起漢獻帝的禪讓，《三國誌》說：“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禦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爾綬禪位。”（見中華標點本第一冊，頁六十二）我們若把“漢帝”代換為“嚴總統”，易“魏”為“蔣”，一樣適用。等而下之的則是，漢獻帝尚在兩漢帝王之列，嚴家淦隻是續完蔣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蔣經國，連名義上的一任都沒有。
江南在《蔣經國傳》裏已曾指出，經國為改變形象，做了一些引進“青年才俊”“惠而不費”的措施之後，“馬上聲名大振，觀感一新”。（見頁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學人謝文孫就經由台北《大學雜誌》上，遙望台北，稱蔣經國為“偉大的政治家”、“為台灣政治領導帶來了一個嶄新明亮的新象征”。（見該誌七月號《從海外遙望：蔣經國在台灣象征什麽？》）蔣經國繼“總統”之後，國際形勢日益惡劣，島內反對勢力洶洶，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改革，放鬆了一些控製，而這一些都是拖驢上山式的。就這樣，他於一九八八年年初死於第七屆“總統”任上時，海內外竟有不少歌功頌德之聲，甚至有人恭維他是“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家”。
其實，蔣經國從一九三九年任贛南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以至於死為止，實際所統治的中國，在贛南，不過二萬三千平方公裏；在台灣，不過三萬六千平方公裏，隻占全中國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見對中國的全麵性統治，相差極遠。他做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東北外交特派員、上海地區經濟管製督導員辦事處副主任，除了促成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禍害整個中國外，其他影響，不過一時一地而已，並且成績都是負麵的，談不到什麽事功。從整個中國的觀點對他歌功頌德，比例自然不當。唐德剛把他上比毛澤東、鄧小平等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可謂比擬不倫；許倬雲說“經國先生的貢獻，在中國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蔣經國在中國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賽過石敬瑭，蔣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讓給蘇聯，其禍害整個中國，比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遺害二三百年，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整個中國的比例與曆史來看，蔣經國固乏善可陳，試問他在台灣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觀的曆史學家看來，蔣經國在台灣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績，實在也大有問題。
歌功頌德者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說蔣經國製造了“經濟奇跡”，一個是說製造了“政治奇跡”。關於前者，歌德派的錯誤在溢美；關於後者，錯誤在胡說。台灣經濟的發展，功勞是這個島上人民全體的，不是蔣經國個人的，縱為了方便論個人功勞，尹仲容等也占前幾十名，還輪不到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懂的是格別烏，對經濟卻鴉鴉烏，他的經濟政策，其實是惡魔附體式的。醫學上有所謂“小發作”（petitmal）、“大發作”（grandmal）。“小發作”代表一種癲癇（epilepsy）的發作，症狀沒有全身或局部劇烈抽搐，時間也很短，不過幾秒鍾；“大發作”則相反，症狀是全身抽搐且意識喪失。這種發作，古人不知道是由於腦皮質神經細胞全麵性的過度放電，反以為是惡魔附體。法文這字原意，就是大惡魔，即因此而來也。蔣經國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調來“戡建大隊”，動員六個軍警單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兩路警察局），想要解決經濟問題，正是惡魔附體式的招數。經濟定律豈是警察壓製得了的？別以為蔣經國的無知妄作隻是四十年前的舊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蔣經國還聲言對“限價措施”“有成功的絕對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還呼籲“每個人都扮演理想的‘物價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灣經濟，事實上是在惡魔附體下前進的，恰像那“天方夜譚”童話中賴在年輕人身上不肯下來的背上老人，他實在是前進中的一個大負擔。沒有這種負擔，台灣今日的經濟發展，當不止於此。所以論定台灣經濟發展，當從沒有蔣經國豈不更好著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著眼。事實上，以台灣此島的本身條件，加上日治時代的一些基礎、大量美援，以及大陸上帶來的黃金與人才，四十年的歲月，經濟發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領導者以中人之資、行無為之政，便可達到一定的成果，辜鴻銘譏笑袁世凱，說除老媽子倒馬桶無需學問外，天下事皆需學問，但使台灣經濟發展到目前程度，實在也無需太高的學問，當然惡魔附體式的學問是不行的。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s.truman）說美國至少有兩百人若幹總統會幹得跟他一樣好，看台灣經濟發展，當知兩百老媽子中，必有芳草。今歸天下之功於一人，溢美蔣經國，竊恐台灣兩百老媽子都不服也?
至於說蔣經國製造了“政治奇跡”，則失之太遠。事實上，蔣經國是真正禍害台灣政治的人。“政治”禍害的程度，才堪稱“奇跡”。從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野起，蔣經國雖然名義上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但他另負“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際責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責任，指揮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後來名義上是“救國團主任”、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是“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以至於最後幹上“總統”，不管他名義上幹什麽，骨子裏的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都歸他指揮、都由他負實際責任。換句話說，台灣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四十年的嚴刑峻法軍事戒嚴、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製、四十年的在人權上的高壓、四十年的民主憲政不能發榮滋長、四十年的誌士服刑、豪傑受難、親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歸不得……這些局麵的形成，蔣介石固為罪魁，蔣經國亦為禍首，並且在執行上，他比他老子還負更多的實際責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後這十二年來，他負的更是無可推卸的絕對責任。所以，台灣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眾“妄”所歸的真正負責人。
這一真正負責人，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裏、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的一再壓力下，隻不過虛晃幾.著，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嚴變本加厲（如對書刊的查禁，竟杠上開花，用到“違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嚴，前所未有），就被海內外讚不絕口，奉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了，由此可見，夏誌清所謂的“政府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走上民主憲政之大道”、餘英時所謂的“他已成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征”、楊力宇所謂的“經國先生……創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麵”、鄭竹園所謂的“如無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絕難如此輝煌”、張旭成所謂的“對台灣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戴國輝所謂的“經國先生一直致力於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謂的“蔣總統在曆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謂的“在促進台灣民主化方麵，蔣經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信口亂拍馬屁。
也許有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隻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布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這位“聲妓”風騷四十年後才宣布（注意：隻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盡管這麽說，但曆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曆史的定論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外蒙、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麵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麽政治倫理？又叫什麽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奉承阿諛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他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未免太忘本了。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跡”上，還別有“奇跡”，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製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幹部，他們對政治製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製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使台灣政治局麵，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一人領導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不實的阿諛。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麽“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麽“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製”、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製”、做“總統”又為“總統製”，這又叫什麽“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製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麽製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麽製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無知的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不知所雲。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台灣人吳三連竟亦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台灣政客朱高正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不實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show）”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
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間，就下鄉一九七次、“與民同樂”一五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的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製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配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閑得要命。
漢朝皇帝向大臣周勃問行政業務，周勃不清楚，又臉紅又流汗，表示慚愧；漢朝皇帝向大臣陳平問行政業務，陳平坦然說不知道，說這些細節去問專業的行政人員好了，不必問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陳平不但不臉紅流汗，並且怡然自得。陳平是國家大臣，大臣怎麽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響到辦大事的時間與精力。蔣經國生前四度訪問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濟宮，並且和住持下過兩次棋，這是幹什麽？一座小廟，值得這樣探求民隱，才能了解嗎？民隱並非不可探求，但是這樣子頻繁、這樣子毫無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麽呢？紀錄上說蔣經國在開東西橫貫公路時候，“親冒危險，深入荒山，披荊斬棘，風餐露宿去勘察路線”，其實這是一名區區公路局工程師幹的事，何勞“大政治家”親自出馬？如果這樣為政算是正道，試問一朝“反攻大陸”、“光複大陸”了，可怎麽辦？占中國千分之三的台灣，建設起來，蔣經國都要神出鬼沒的窮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來了，再躬親細務而能分身有術者，豈可得乎？何況，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如真能解決問題也就罷了。事實上，他在一九八o年永安煤礦災變時挨家挨戶去致哀慰問，八年後的礦工依然悲慘；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據犯代夫坐牢時慈悲為懷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後的女囚猶在牢中。多花時間去上山下海做“親民‘秀’”，何如關起門來多做點親民事？慰問孤苦不如解決問題，蔣經國的勤政愛民，其去偽善也，又幾希？
我們的結論是：蔣經國瞎忙了一輩子，卻從來不懂經國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達說“乃是國家一大損失”，真不知道“國家”“損失”了什麽？一九五o年，蔣經國說：“複興活在中國，失敗死在台灣。”他如今死在台灣，證明他一語成讖，也證明他的失敗屬實。這四十年，蔣氏父子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櫥窗，可是他們太自私，結果先死後死，都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蔣經國說他們“絕不會重走鄭氏當年失敗的舊路”，其實他們還不如鄭成功，鄭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傳位到第三代。蔣經國宣布“未來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擔任總統”，一時傳為美談，但他為什麽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總統？那樣豈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十二年的機會，他都執迷不悟，失掉了。最後以垂死之人、做無望之語，縱屬臨終悔罪之言，難逃曆史無情的論定。
江南在《蔣經國傳》裏已曾指出，經國為改變形象，做了一些引進“青年才俊”“惠而不費”的措施之後，“馬上聲名大振，觀感一新”。（見頁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學人謝文孫就經由台北《大學雜誌》上，遙望台北，稱蔣經國為“偉大的政治家”、“為台灣政治領導帶來了一個嶄新明亮的新象征”。（見該誌七月號《從海外遙望：蔣經國在台灣象征什麽？》）蔣經國繼“總統”之後，國際形勢日益惡劣，島內反對勢力洶洶，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改革，放鬆了一些控製，而這一些都是拖驢上山式的。就這樣，他於一九八八年年初死於第七屆“總統”任上時，海內外竟有不少歌功頌德之聲，甚至有人恭維他是“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家”。
其實，蔣經國從一九三九年任贛南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以至於死為止，實際所統治的中國，在贛南，不過二萬三千平方公裏；在台灣，不過三萬六千平方公裏，隻占全中國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見對中國的全麵性統治，相差極遠。他做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東北外交特派員、上海地區經濟管製督導員辦事處副主任，除了促成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禍害整個中國外，其他影響，不過一時一地而已，並且成績都是負麵的，談不到什麽事功。從整個中國的觀點對他歌功頌德，比例自然不當。唐德剛把他上比毛澤東、鄧小平等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可謂比擬不倫；許倬雲說“經國先生的貢獻，在中國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蔣經國在中國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賽過石敬瑭，蔣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讓給蘇聯，其禍害整個中國，比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遺害二三百年，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整個中國的比例與曆史來看，蔣經國固乏善可陳，試問他在台灣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觀的曆史學家看來，蔣經國在台灣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績，實在也大有問題。
歌功頌德者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說蔣經國製造了“經濟奇跡”，一個是說製造了“政治奇跡”。關於前者，歌德派的錯誤在溢美；關於後者，錯誤在胡說。台灣經濟的發展，功勞是這個島上人民全體的，不是蔣經國個人的，縱為了方便論個人功勞，尹仲容等也占前幾十名，還輪不到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懂的是格別烏，對經濟卻鴉鴉烏，他的經濟政策，其實是惡魔附體式的。醫學上有所謂“小發作”（petitmal）、“大發作”（grandmal）。“小發作”代表一種癲癇（epilepsy）的發作，症狀沒有全身或局部劇烈抽搐，時間也很短，不過幾秒鍾；“大發作”則相反，症狀是全身抽搐且意識喪失。這種發作，古人不知道是由於腦皮質神經細胞全麵性的過度放電，反以為是惡魔附體。法文這字原意，就是大惡魔，即因此而來也。蔣經國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調來“戡建大隊”，動員六個軍警單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兩路警察局），想要解決經濟問題，正是惡魔附體式的招數。經濟定律豈是警察壓製得了的？別以為蔣經國的無知妄作隻是四十年前的舊事，就在七十年代之初，蔣經國還聲言對“限價措施”“有成功的絕對信心”呢。就在一九八六年，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還呼籲“每個人都扮演理想的‘物價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灣經濟，事實上是在惡魔附體下前進的，恰像那“天方夜譚”童話中賴在年輕人身上不肯下來的背上老人，他實在是前進中的一個大負擔。沒有這種負擔，台灣今日的經濟發展，當不止於此。所以論定台灣經濟發展，當從沒有蔣經國豈不更好著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著眼。事實上，以台灣此島的本身條件，加上日治時代的一些基礎、大量美援，以及大陸上帶來的黃金與人才，四十年的歲月，經濟發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領導者以中人之資、行無為之政，便可達到一定的成果，辜鴻銘譏笑袁世凱，說除老媽子倒馬桶無需學問外，天下事皆需學問，但使台灣經濟發展到目前程度，實在也無需太高的學問，當然惡魔附體式的學問是不行的。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s.truman）說美國至少有兩百人若幹總統會幹得跟他一樣好，看台灣經濟發展，當知兩百老媽子中，必有芳草。今歸天下之功於一人，溢美蔣經國，竊恐台灣兩百老媽子都不服也?
至於說蔣經國製造了“政治奇跡”，則失之太遠。事實上，蔣經國是真正禍害台灣政治的人。“政治”禍害的程度，才堪稱“奇跡”。從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野起，蔣經國雖然名義上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但他另負“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際責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責任，指揮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後來名義上是“救國團主任”、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是“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以至於最後幹上“總統”，不管他名義上幹什麽，骨子裏的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都歸他指揮、都由他負實際責任。換句話說，台灣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四十年的嚴刑峻法軍事戒嚴、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製、四十年的在人權上的高壓、四十年的民主憲政不能發榮滋長、四十年的誌士服刑、豪傑受難、親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歸不得……這些局麵的形成，蔣介石固為罪魁，蔣經國亦為禍首，並且在執行上，他比他老子還負更多的實際責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後這十二年來，他負的更是無可推卸的絕對責任。所以，台灣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眾“妄”所歸的真正負責人。
這一真正負責人，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裏、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的一再壓力下，隻不過虛晃幾.著，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嚴變本加厲（如對書刊的查禁，竟杠上開花，用到“違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嚴，前所未有），就被海內外讚不絕口，奉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了，由此可見，夏誌清所謂的“政府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走上民主憲政之大道”、餘英時所謂的“他已成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征”、楊力宇所謂的“經國先生……創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麵”、鄭竹園所謂的“如無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絕難如此輝煌”、張旭成所謂的“對台灣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戴國輝所謂的“經國先生一直致力於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謂的“蔣總統在曆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謂的“在促進台灣民主化方麵，蔣經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信口亂拍馬屁。
也許有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隻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布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這位“聲妓”風騷四十年後才宣布（注意：隻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盡管這麽說，但曆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曆史的定論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外蒙、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麵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麽政治倫理？又叫什麽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奉承阿諛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他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未免太忘本了。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跡”上，還別有“奇跡”，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製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幹部，他們對政治製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製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使台灣政治局麵，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一人領導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不實的阿諛。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麽“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麽“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製”、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製”、做“總統”又為“總統製”，這又叫什麽“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製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麽製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麽製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無知的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不知所雲。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台灣人吳三連竟亦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台灣政客朱高正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不實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show）”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
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間，就下鄉一九七次、“與民同樂”一五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的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製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配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閑得要命。
漢朝皇帝向大臣周勃問行政業務，周勃不清楚，又臉紅又流汗，表示慚愧；漢朝皇帝向大臣陳平問行政業務，陳平坦然說不知道，說這些細節去問專業的行政人員好了，不必問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陳平不但不臉紅流汗，並且怡然自得。陳平是國家大臣，大臣怎麽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響到辦大事的時間與精力。蔣經國生前四度訪問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濟宮，並且和住持下過兩次棋，這是幹什麽？一座小廟，值得這樣探求民隱，才能了解嗎？民隱並非不可探求，但是這樣子頻繁、這樣子毫無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麽呢？紀錄上說蔣經國在開東西橫貫公路時候，“親冒危險，深入荒山，披荊斬棘，風餐露宿去勘察路線”，其實這是一名區區公路局工程師幹的事，何勞“大政治家”親自出馬？如果這樣為政算是正道，試問一朝“反攻大陸”、“光複大陸”了，可怎麽辦？占中國千分之三的台灣，建設起來，蔣經國都要神出鬼沒的窮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來了，再躬親細務而能分身有術者，豈可得乎？何況，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如真能解決問題也就罷了。事實上，他在一九八o年永安煤礦災變時挨家挨戶去致哀慰問，八年後的礦工依然悲慘；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據犯代夫坐牢時慈悲為懷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後的女囚猶在牢中。多花時間去上山下海做“親民‘秀’”，何如關起門來多做點親民事？慰問孤苦不如解決問題，蔣經國的勤政愛民，其去偽善也，又幾希？
我們的結論是：蔣經國瞎忙了一輩子，卻從來不懂經國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達說“乃是國家一大損失”，真不知道“國家”“損失”了什麽？一九五o年，蔣經國說：“複興活在中國，失敗死在台灣。”他如今死在台灣，證明他一語成讖，也證明他的失敗屬實。這四十年，蔣氏父子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櫥窗，可是他們太自私，結果先死後死，都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蔣經國說他們“絕不會重走鄭氏當年失敗的舊路”，其實他們還不如鄭成功，鄭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傳位到第三代。蔣經國宣布“未來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擔任總統”，一時傳為美談，但他為什麽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總統？那樣豈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十二年的機會，他都執迷不悟，失掉了。最後以垂死之人、做無望之語，縱屬臨終悔罪之言，難逃曆史無情的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