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棗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別再誤解中國。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為什麽？中國太難了解了。中國是一個龐然大物，在世界古國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斷的金身。巴比倫古國、埃及古國，早就亡於波斯；印度古國，早就亡於回回。隻有中國壽比南山，沒有間斷。沒有間斷，就有累積。有累積，就愈累積愈多，就愈難了解。
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記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記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曆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麵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辟地到今天，有幾帝兒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曆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曆史又不隻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隻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曆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鑒），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參考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曆史書，寫成兩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隻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困了。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書又不隻曆史書，曆史書隻是經史子集四庫分類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曆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麵對的，已不是曆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隻什麽《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隻不過占兩種；古書不隻什麽四書五經，它們隻不過占九種；古書不隻什麽二十五史，它們隻不過占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棗十萬種！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種呢！幸虧曆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跡，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國，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裏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了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象”。中國太難了解了。古人實在不能了解中國，因為他們缺乏方法認d練，笨頭笨腦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學者顧炎武，他翻破了古書，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場，他始終沒弄清“逼”字到底怎麽念，也不知道問問吃狗肉的老廣怎麽念。顧炎武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學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國文化好多年竟下結論中國人肺有六葉，洋鬼子四葉；中國人心有七竅，洋鬼子四奔；中國人肝在心左邊，洋鬼子肝在右邊；中國人睾九有兩個，洋鬼子睾九有四個……並且，中國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內髒數目不全的緣故！俞正燮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
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在了解中國方麵，有沒有新的進度與境界呢？有。他們的方法比較講究了。頭腦比較新派了，他們從象鼻子、象腿、象尾巴開始朝上摸了。最後寫出來的成績如何呢？很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隻是一群新學究。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其實天知道他們通了多少西學，天知道他們看了多少中學。他們是群居動物，很會壟斷學術、專賣學術和拙劣宣傳他們定義下的學術。於是，在他們多年的烏煙瘴氣下，中國的真麵目，還是土臉與灰頭。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裏。
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古代的知識分子沒有留下合適的，現代的知識分子不能寫出合適的。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隻有標準本教科書，隻有《薛仁責征東》、《薛丁山征西》、《呼延慶征南》、《羅通掃北》，隻有大戲考中的《一捧雪》、《二進宮》、《三擊掌》、《四進士》、《五人義》、《六月雪》、《七擒孟獲》、《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劉》……這太可悲了。
中國的真相不在這裏，中國的真相不是這樣的，中國的真相既沒有這樣簡單，也沒有這樣《春秋配》。
中國沒能被了解棗全盤的了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是龐然大物，中國被瞎子摸象。
就說被摸的象吧。中國人一直以為象是“南越大獸”，以為是南方泰國、緬甸、印度的產物。中國人喜歡這個和氣的大家夥，酒杯上用它，叫“象尊”；禦車上用它，叫“象輦”；遊戲裏用它，叫“象棋”；最有緣的，在文字裏用它，代表了六書中的第一種棗“象形”。象形就是根據象而畫出來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畫，大家都喜歡畫它，愈畫愈像，所以這個“像”的字，就從這個動物演變出來。現在我們寫“為者常成”的“為”字，古字中象形寫法見上圖：左邊的象形是手，右邊的象形是象，“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牽象”。牽象幹什麽？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碼的。中國人在用牛用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國貨，最早在黃河流域，就有這種龐然大物。後來，黃河流域氣溫變涼了，象開始南下，出國了。在古人寫古書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它了。所以《韓非子》裏說：
人希見生係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當象再回國的時候，中國人不認識它了，以為它是外國貨，把它當成“南越大獸”了，象以珍禽異獸姿態出現，讓中國人瞎摸了。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有什麽。
中國人對中國無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敗。中國人“希見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所以隻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還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在還是龍海山人關西摸骨的水準，中國人真可憐！
問題出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隻占幹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分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麵的失敗：一方麵是品格上的，一方麵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諾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隻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對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我看來看去，隻是可憐的“小腳作品”。它們的集體悲劇，乃是在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什麽，它們所遭遇的共同命運，都是“被層層桂桔”的命運。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散文”。“驕文”、“時文”、“八股文”、“語體文”，是“論辨”、“序跋”、“誌傳”、“奏議”、“哀祭”、“書牘”、“詔令”、“論文”，是“詩”、“詞”。“歌”、“賦”、“頌讚”、“箴銘”、“彈詞”、“小說”，是“氣”、“骨”。“神”、“勢”、“實”、“虛”、“韻”、“逸”、“用典”、“白描”，是“簡潔”、“蔓衍”、“談理”、“抒情”、“剛健”、“優柔”、‘呼樸”、“絢麗”，或是“革新”、“守舊”、“創新”、“追摹”、“獨造”……不論從哪一路的進退衝守，都是“小腳如來”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開共同被傳統“桂格”、“修理”的命運。在這共同命運之下，“文體”的爭論也好、“詩體”的爭論也罷，乃至什麽“雅”“俗”之分、“剛”“柔”之異、“古”“今”之別、“朝”“派”之變、“文”“白”之爭……從如來掌心以外來看，它們所能表示的，至多隻是被“修理”的輕重深淺而已。換句話說，它們統統都多少被傳統的水平觀念纏住、被傳統的社會背景纏住、被傳統的意識形態纏住、被傳統的粗糙膚淺纏住……這樣的一纏再纏，中國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腳布”中行走，不論十個腳趾如何伸縮動靜，都無助於它在一出世後就被扭折了的骨頭。
這樣子的悲劇命運，使千年的龐大文字遺產，隻表露了龐大的繁瑣與悲哀。中國千年的文字障中，沒有大氣魄的詩、沒有大氣魄的劇、沒有大氣魄的小說，也沒有大氣魄的作品。沒有好的表達法、沒有像樣的結構、沒有不貧乏的新境界，也沒有震撼世界的文藝思潮。表達的方式，至多隻在一首小詩、一闕小詞、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個小故事裏打滾，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學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力，至多隻是表達一點粗淺的浮情，憂國也好、非戰也好、田園也好、香直也好、鐵板高唱也好、兒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淺的層麵上，吟詠低唱一陣或乘興揮毫一筆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淺出。中國知識分子是集體失敗的，集體鑄造了曆史的縱線失敗。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題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裏，都不曾有吳敬樣那樣糟糕的處理、那樣可怕的結構，而吳敬棒已算得上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特級文豪。中國搖筆杆的真失敗！在這種縱線的失敗中，中國人了解中國，已經很難從知識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滿足，知識分子敗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婦“羅通掃北”之時。當愚夫愚婦裝了滿腦袋的孟薑女、包龍圖。木蘭從軍、三娘教子、遊龍戲鳳、九命奇冤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也就真夠瞧的了！
中國知識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們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在知識分子中很難找到明白人。偶爾也有清光一閃，留下一句，可是你剛要鼓掌，下麵一句就冒出混話，立刻把你的興致掃光。因為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常常發現他們爭不該爭的，又不爭該爭的。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麽叫，竟引起天下大亂。首先，騎牆派知識分子王連不敢發表意見，右派知識分子司馬光表示，根據傳統文化，該叫親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製度的老二一支，入繼老大一支，必須不叫親生爸爸做爸爸，而該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這種見解，左派知識分子歐陽修反對，他也根據傳統文化，認為沒有消滅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準王（原來的爸爸）才是爸爸。於是展開混戰，從皇帝媽媽以下，全部引用傳統文化，大打起來。嚴重到司馬光派的知識分子賈黯留下遺囑，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來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個知識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的表示，天下興亡，就在這～叫。後來司馬光派請求皇上殺歐陽修派，皇上不肯殺，並且違反了司馬光派的傳統文化，仍叫原來的爸爸做爸爸。司馬光派吵著，並且宣布“理難並立”、“家居待罪”。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混、糊塗。笨。
別以為上麵舉的叫爸爸例子，隻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時候的“大禮議”、神宗時候的“挺擊案”、光宗時候的“紅九案”、貴宗時候的“移宮案”，以至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孔廟配享之爭、保教尊孔之爭……沒有一件不是認錯目標浪費口舌的小題大做，沒有一件不是暴殤文字的喪心病狂。
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分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隻是另一種玩物喪誌。十六八世紀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歸納和預言：
（知識分子）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投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李世，朝屆無一可倚之人，（知識分子）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
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一方麵諸善莫做，一方麵扶同為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麽，都太晚了！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分子的兩大方麵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己沒有什麽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麽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甲乙丙丁之間，至多隻在麵目上有點小異，在全沒個性與特性上，卻根本大同。表麵上看，司馬光型和歐陽修型不同，其實從基本模式上看，兩個小老頭完全～樣。他們爭的，都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看誰解釋得好，使孔夫於和當今聖上高興。打開《司馬文正集》和做陽文忠集》，一對照，就看出他們竟那麽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馬“修”，叫歐陽“光”，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裏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誌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這種人，絕大多數都要早天；僥幸不早夭的，最後也難逃浩劫。偉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贅），七十六歲還要死在牢裏，就是最殺氣騰騰的例證棗他們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論上，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很難存在，存在也很難長大，長大也很難茁壯，茁壯也很難持久，持久也很難善終。那麽，這些人怎麽辦呢？這些人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隱居。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作者司馬遷，這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牢裏有一段悲慘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國第二部正史（漢書徘者班固，這個特立獨行的人，曾兩次入獄，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麵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亂死在牢裏；中國第三部正史（後漢書徘業範曄，這個特立獨行的人，也以叛亂罪下獄，同他一個弟弟四個兒子，一起橫屍法場。範曄看出來特立獨行的下場，在他的書裏，他特別為特立獨行的人，列了專傳，就是（後漢書）裏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這種傳記，變成傳統，到《晉書）中變成“隱逸傳”，《齊書》中變成“高途傳”，（梁書）中變成“處士傳”，《魏書）中變成“逸士傳”，《南史》以後都叫“隱逸傳”。但這種形式的特立獨行者，他們隻是山林人物、隻是不合作主義者，至多隻能在品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還大有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可惜都很笨。他們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愚者、特立獨行的賢者、特立獨行的行者、特立獨行的勇者、特立獨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獨行的智者。這些人在中國傳統裏比例極少，可說隻有千萬分之一。中國正史裏為他們立專傳，並不表示他們人多勢眾，隻表示對他們致敬。當然，他們是消極的，消極的高蹈、消極的潔身自好、消極的不能做示眾的烈士，隻能做示範的隱士。但是，在亂世裏，他們能自苦如此，能視富貴如浮雲，能堅持信仰、堅持不同流合汙，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劇變，群體的趨向愈來愈明顯，效率也愈來愈“科學”，古代人至多“天網恢恢”，現代人卻會“法網恢恢”。古代人要表現特立獨行，歸去來兮以後，回家有將蕪之田園，有歡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現代人呢？什麽都沒有，隻有管區警察。
但現代入中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偽善的讀者吃不消李敖喜歡捧李敖，所以李敖謙虛一次，用一次海外學人捧場的話，來描寫這個例外。（大學雜誌）登過這麽一段棗
至於攻擊傳統文化的智識之士當中，倒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足跡從未到過“西洋”，對於中國文史典章之通曉遠在他們那；戈.久“西學”之上。主張“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吳虞便是一個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張“全盤西化”，那麽堅決、那麽徹底，然而他也從未出過洋，他對西方任何一國的語文未必嫻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經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種指責當道（包括學術界的當道），橫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近代憤激的中國智識之士以及若幹受他們影響的外國學者，愛講中國曆史上的文字獄與思想箝製，命忽視了中國傳統書生另有一種孤傲決絕的精神，在《時與潮》發表的那篇李敵之文，便表現了這股精神。
這是很教人趕快鼓掌的話。鼓掌以後，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學人捧我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他說對了。我是喜歡搬弄傳統的。從十四年前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開始，到十四年後出版這本《獨白下的傳統》，就證明我對傳統有傳統。為什麽要這麽傳統呢？因為要了解中國，就不能不弄清傳統。
美國人向法國人開玩笑，說你們法國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就數不下去了，為什麽？法國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國人也向美國人回敬，說你們美國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也數不下去了，為什麽？美國人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這個笑話，說明了解曆史太短的國家，就不必受傳統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覽無餘。了解隻有兩百年曆史的美國，固然要了解英國；但了解英國，隻要精通北歐海盜史，就可以完工，絕不像了解中國這麽麻煩。精神分析學家看病的時候，必須使病人回憶過去；思想家、批評家、哲學家、曆史家麵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也必須如此。中國是一個充滿了萬年、幹年、百年、幾十年和十幾年大量傳統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傳統細壤所積，不了解鈣層土（pedocals）和淋餘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國“鈣層傳統”和“淋餘傳統”的人，又怎麽了解中國？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中國人了解的中國隻是“中國口號”；非中國人不了解中國，非中國人了解的中國隻是“中國雜碎”。他們都沒工夫了解中國，也沒有了解中國的功夫。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有著“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的人，以“種豆南山下”、“悠然見南山”的心情，寫下這本中國入門書，它的意義棗不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棗自然就非比尋常。
這是真正的“中國功夫”，這是李敖的“中國功夫”。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將知識分子的帽子抓下來，當眾朝帽子裏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不要做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眾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舊唐書）裏有“救焚拯溺”的話，借用來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唾儒麵。有了這樣的奇書，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才氣象萬千、才光芒萬丈。
這不是寫給瞼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它的寫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與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們通過這本書，來了解中國，也通過這本書，來了解自己。不論是販夫走卒、不論是孤兒神女、不論是白日苦工或黑獄亡魂，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的生命，他們是真的中國。
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在台灣寫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為什麽？中國太難了解了。中國是一個龐然大物，在世界古國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斷的金身。巴比倫古國、埃及古國，早就亡於波斯；印度古國，早就亡於回回。隻有中國壽比南山，沒有間斷。沒有間斷，就有累積。有累積，就愈累積愈多，就愈難了解。
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記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記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曆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麵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辟地到今天，有幾帝兒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曆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曆史又不隻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隻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曆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鑒），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參考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曆史書，寫成兩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隻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困了。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書又不隻曆史書，曆史書隻是經史子集四庫分類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曆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麵對的，已不是曆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隻什麽《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隻不過占兩種；古書不隻什麽四書五經，它們隻不過占九種；古書不隻什麽二十五史，它們隻不過占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棗十萬種！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種呢！幸虧曆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跡，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國，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裏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了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象”。中國太難了解了。古人實在不能了解中國，因為他們缺乏方法認d練，笨頭笨腦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學者顧炎武，他翻破了古書，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場，他始終沒弄清“逼”字到底怎麽念，也不知道問問吃狗肉的老廣怎麽念。顧炎武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學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國文化好多年竟下結論中國人肺有六葉，洋鬼子四葉；中國人心有七竅，洋鬼子四奔；中國人肝在心左邊，洋鬼子肝在右邊；中國人睾九有兩個，洋鬼子睾九有四個……並且，中國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內髒數目不全的緣故！俞正燮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
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在了解中國方麵，有沒有新的進度與境界呢？有。他們的方法比較講究了。頭腦比較新派了，他們從象鼻子、象腿、象尾巴開始朝上摸了。最後寫出來的成績如何呢？很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隻是一群新學究。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其實天知道他們通了多少西學，天知道他們看了多少中學。他們是群居動物，很會壟斷學術、專賣學術和拙劣宣傳他們定義下的學術。於是，在他們多年的烏煙瘴氣下，中國的真麵目，還是土臉與灰頭。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裏。
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古代的知識分子沒有留下合適的，現代的知識分子不能寫出合適的。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隻有標準本教科書，隻有《薛仁責征東》、《薛丁山征西》、《呼延慶征南》、《羅通掃北》，隻有大戲考中的《一捧雪》、《二進宮》、《三擊掌》、《四進士》、《五人義》、《六月雪》、《七擒孟獲》、《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劉》……這太可悲了。
中國的真相不在這裏，中國的真相不是這樣的，中國的真相既沒有這樣簡單，也沒有這樣《春秋配》。
中國沒能被了解棗全盤的了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是龐然大物，中國被瞎子摸象。
就說被摸的象吧。中國人一直以為象是“南越大獸”，以為是南方泰國、緬甸、印度的產物。中國人喜歡這個和氣的大家夥，酒杯上用它，叫“象尊”；禦車上用它，叫“象輦”；遊戲裏用它，叫“象棋”；最有緣的，在文字裏用它，代表了六書中的第一種棗“象形”。象形就是根據象而畫出來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畫，大家都喜歡畫它，愈畫愈像，所以這個“像”的字，就從這個動物演變出來。現在我們寫“為者常成”的“為”字，古字中象形寫法見上圖：左邊的象形是手，右邊的象形是象，“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牽象”。牽象幹什麽？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碼的。中國人在用牛用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國貨，最早在黃河流域，就有這種龐然大物。後來，黃河流域氣溫變涼了，象開始南下，出國了。在古人寫古書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它了。所以《韓非子》裏說：
人希見生係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當象再回國的時候，中國人不認識它了，以為它是外國貨，把它當成“南越大獸”了，象以珍禽異獸姿態出現，讓中國人瞎摸了。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有什麽。
中國人對中國無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敗。中國人“希見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所以隻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還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在還是龍海山人關西摸骨的水準，中國人真可憐！
問題出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隻占幹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分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麵的失敗：一方麵是品格上的，一方麵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諾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隻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對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我看來看去，隻是可憐的“小腳作品”。它們的集體悲劇，乃是在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什麽，它們所遭遇的共同命運，都是“被層層桂桔”的命運。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散文”。“驕文”、“時文”、“八股文”、“語體文”，是“論辨”、“序跋”、“誌傳”、“奏議”、“哀祭”、“書牘”、“詔令”、“論文”，是“詩”、“詞”。“歌”、“賦”、“頌讚”、“箴銘”、“彈詞”、“小說”，是“氣”、“骨”。“神”、“勢”、“實”、“虛”、“韻”、“逸”、“用典”、“白描”，是“簡潔”、“蔓衍”、“談理”、“抒情”、“剛健”、“優柔”、‘呼樸”、“絢麗”，或是“革新”、“守舊”、“創新”、“追摹”、“獨造”……不論從哪一路的進退衝守，都是“小腳如來”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開共同被傳統“桂格”、“修理”的命運。在這共同命運之下，“文體”的爭論也好、“詩體”的爭論也罷，乃至什麽“雅”“俗”之分、“剛”“柔”之異、“古”“今”之別、“朝”“派”之變、“文”“白”之爭……從如來掌心以外來看，它們所能表示的，至多隻是被“修理”的輕重深淺而已。換句話說，它們統統都多少被傳統的水平觀念纏住、被傳統的社會背景纏住、被傳統的意識形態纏住、被傳統的粗糙膚淺纏住……這樣的一纏再纏，中國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腳布”中行走，不論十個腳趾如何伸縮動靜，都無助於它在一出世後就被扭折了的骨頭。
這樣子的悲劇命運，使千年的龐大文字遺產，隻表露了龐大的繁瑣與悲哀。中國千年的文字障中，沒有大氣魄的詩、沒有大氣魄的劇、沒有大氣魄的小說，也沒有大氣魄的作品。沒有好的表達法、沒有像樣的結構、沒有不貧乏的新境界，也沒有震撼世界的文藝思潮。表達的方式，至多隻在一首小詩、一闕小詞、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個小故事裏打滾，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學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力，至多隻是表達一點粗淺的浮情，憂國也好、非戰也好、田園也好、香直也好、鐵板高唱也好、兒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淺的層麵上，吟詠低唱一陣或乘興揮毫一筆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淺出。中國知識分子是集體失敗的，集體鑄造了曆史的縱線失敗。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題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裏，都不曾有吳敬樣那樣糟糕的處理、那樣可怕的結構，而吳敬棒已算得上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特級文豪。中國搖筆杆的真失敗！在這種縱線的失敗中，中國人了解中國，已經很難從知識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滿足，知識分子敗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婦“羅通掃北”之時。當愚夫愚婦裝了滿腦袋的孟薑女、包龍圖。木蘭從軍、三娘教子、遊龍戲鳳、九命奇冤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也就真夠瞧的了！
中國知識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們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在知識分子中很難找到明白人。偶爾也有清光一閃，留下一句，可是你剛要鼓掌，下麵一句就冒出混話，立刻把你的興致掃光。因為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常常發現他們爭不該爭的，又不爭該爭的。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麽叫，竟引起天下大亂。首先，騎牆派知識分子王連不敢發表意見，右派知識分子司馬光表示，根據傳統文化，該叫親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製度的老二一支，入繼老大一支，必須不叫親生爸爸做爸爸，而該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這種見解，左派知識分子歐陽修反對，他也根據傳統文化，認為沒有消滅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準王（原來的爸爸）才是爸爸。於是展開混戰，從皇帝媽媽以下，全部引用傳統文化，大打起來。嚴重到司馬光派的知識分子賈黯留下遺囑，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來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個知識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的表示，天下興亡，就在這～叫。後來司馬光派請求皇上殺歐陽修派，皇上不肯殺，並且違反了司馬光派的傳統文化，仍叫原來的爸爸做爸爸。司馬光派吵著，並且宣布“理難並立”、“家居待罪”。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混、糊塗。笨。
別以為上麵舉的叫爸爸例子，隻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時候的“大禮議”、神宗時候的“挺擊案”、光宗時候的“紅九案”、貴宗時候的“移宮案”，以至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孔廟配享之爭、保教尊孔之爭……沒有一件不是認錯目標浪費口舌的小題大做，沒有一件不是暴殤文字的喪心病狂。
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分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隻是另一種玩物喪誌。十六八世紀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歸納和預言：
（知識分子）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投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李世，朝屆無一可倚之人，（知識分子）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
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一方麵諸善莫做，一方麵扶同為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麽，都太晚了！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分子的兩大方麵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己沒有什麽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麽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甲乙丙丁之間，至多隻在麵目上有點小異，在全沒個性與特性上，卻根本大同。表麵上看，司馬光型和歐陽修型不同，其實從基本模式上看，兩個小老頭完全～樣。他們爭的，都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看誰解釋得好，使孔夫於和當今聖上高興。打開《司馬文正集》和做陽文忠集》，一對照，就看出他們竟那麽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馬“修”，叫歐陽“光”，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裏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誌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這種人，絕大多數都要早天；僥幸不早夭的，最後也難逃浩劫。偉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贅），七十六歲還要死在牢裏，就是最殺氣騰騰的例證棗他們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論上，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很難存在，存在也很難長大，長大也很難茁壯，茁壯也很難持久，持久也很難善終。那麽，這些人怎麽辦呢？這些人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隱居。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作者司馬遷，這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牢裏有一段悲慘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國第二部正史（漢書徘者班固，這個特立獨行的人，曾兩次入獄，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麵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亂死在牢裏；中國第三部正史（後漢書徘業範曄，這個特立獨行的人，也以叛亂罪下獄，同他一個弟弟四個兒子，一起橫屍法場。範曄看出來特立獨行的下場，在他的書裏，他特別為特立獨行的人，列了專傳，就是（後漢書）裏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這種傳記，變成傳統，到《晉書）中變成“隱逸傳”，《齊書》中變成“高途傳”，（梁書）中變成“處士傳”，《魏書）中變成“逸士傳”，《南史》以後都叫“隱逸傳”。但這種形式的特立獨行者，他們隻是山林人物、隻是不合作主義者，至多隻能在品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還大有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可惜都很笨。他們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愚者、特立獨行的賢者、特立獨行的行者、特立獨行的勇者、特立獨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獨行的智者。這些人在中國傳統裏比例極少，可說隻有千萬分之一。中國正史裏為他們立專傳，並不表示他們人多勢眾，隻表示對他們致敬。當然，他們是消極的，消極的高蹈、消極的潔身自好、消極的不能做示眾的烈士，隻能做示範的隱士。但是，在亂世裏，他們能自苦如此，能視富貴如浮雲，能堅持信仰、堅持不同流合汙，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劇變，群體的趨向愈來愈明顯，效率也愈來愈“科學”，古代人至多“天網恢恢”，現代人卻會“法網恢恢”。古代人要表現特立獨行，歸去來兮以後，回家有將蕪之田園，有歡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現代人呢？什麽都沒有，隻有管區警察。
但現代入中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偽善的讀者吃不消李敖喜歡捧李敖，所以李敖謙虛一次，用一次海外學人捧場的話，來描寫這個例外。（大學雜誌）登過這麽一段棗
至於攻擊傳統文化的智識之士當中，倒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足跡從未到過“西洋”，對於中國文史典章之通曉遠在他們那；戈.久“西學”之上。主張“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吳虞便是一個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張“全盤西化”，那麽堅決、那麽徹底，然而他也從未出過洋，他對西方任何一國的語文未必嫻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經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種指責當道（包括學術界的當道），橫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近代憤激的中國智識之士以及若幹受他們影響的外國學者，愛講中國曆史上的文字獄與思想箝製，命忽視了中國傳統書生另有一種孤傲決絕的精神，在《時與潮》發表的那篇李敵之文，便表現了這股精神。
這是很教人趕快鼓掌的話。鼓掌以後，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學人捧我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他說對了。我是喜歡搬弄傳統的。從十四年前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開始，到十四年後出版這本《獨白下的傳統》，就證明我對傳統有傳統。為什麽要這麽傳統呢？因為要了解中國，就不能不弄清傳統。
美國人向法國人開玩笑，說你們法國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就數不下去了，為什麽？法國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國人也向美國人回敬，說你們美國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也數不下去了，為什麽？美國人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這個笑話，說明了解曆史太短的國家，就不必受傳統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覽無餘。了解隻有兩百年曆史的美國，固然要了解英國；但了解英國，隻要精通北歐海盜史，就可以完工，絕不像了解中國這麽麻煩。精神分析學家看病的時候，必須使病人回憶過去；思想家、批評家、哲學家、曆史家麵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也必須如此。中國是一個充滿了萬年、幹年、百年、幾十年和十幾年大量傳統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傳統細壤所積，不了解鈣層土（pedocals）和淋餘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國“鈣層傳統”和“淋餘傳統”的人，又怎麽了解中國？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中國人了解的中國隻是“中國口號”；非中國人不了解中國，非中國人了解的中國隻是“中國雜碎”。他們都沒工夫了解中國，也沒有了解中國的功夫。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有著“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的人，以“種豆南山下”、“悠然見南山”的心情，寫下這本中國入門書，它的意義棗不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棗自然就非比尋常。
這是真正的“中國功夫”，這是李敖的“中國功夫”。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將知識分子的帽子抓下來，當眾朝帽子裏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不要做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眾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舊唐書）裏有“救焚拯溺”的話，借用來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唾儒麵。有了這樣的奇書，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才氣象萬千、才光芒萬丈。
這不是寫給瞼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它的寫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與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們通過這本書，來了解中國，也通過這本書，來了解自己。不論是販夫走卒、不論是孤兒神女、不論是白日苦工或黑獄亡魂，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的生命，他們是真的中國。
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在台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