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有一個有名的作家，叫做喬治·歐威爾，他寫過一部書，叫做《動物農莊》。這個書的故事大概是說：農莊裏麵的一群動物，它們開始革命。革誰的命呢？革人類的命。把人類趕走了，這些動物統治了這個農莊。然後，豬搞了小組織，怎麽樣地欺負馬，怎麽樣欺負這個欺負那個。然後，這個農莊被豬統治了，它們的做法跟人完全一樣。整個故事就是諷刺在政權變化裏麵，人類跑了，豬來統治這個世界。
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麵談到過，我說蔣介石的這群走狗長的是人麵獸心，可是陳水扁這群走狗啊，長的是獸麵獸心。由人麵獸心變成獸麵獸心，換句話說，長得更醜陋。
喬治·歐威爾還寫過一本有名的書，叫做《1984》。《1984》是他在1948年所寫的書，這個書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1948年告訴人類，當1984年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變成我們人類都被集權製統治了，每個房間裏麵都有個老大哥集權者的照片來看著你，你的一舉一動都被集權者所控製。1984年終於到來了，1984年也過去，這個作者喬治·歐威爾也死了。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雖然1984年這個世界沒有發生他所想像的集權統治的那種樣子，可是在1984年以後，這個世界由於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使那種集權統治者的統治本領大到不得了了，已經超出1948年喬治·歐威爾的想像，想像不出來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我們在報上常常看到一些人犯罪了，給關到警察局去，忽然在裏麵自殺了，然後警察局就報告說這個人畏罪自殺。我們覺得很奇怪啊，自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殺的地點怎麽這麽怪呀？怎麽他老是死在警察局啊？我李敖就把這些你們在看報時候不注意的消息，一條一條地收集起來，凡是死在警察局的新聞我就把它存下來，存了很多以後才發現，噢，原來有個原因。他為什麽好死不死，(非要)死在警察局呢？——他沒有在警察局自殺，也沒有上吊，都不是的，他被警察修理，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打，不小心給打死了。打死以後就往上報說他自殺了。所以，這些人好死不死，專門死在警察局的原因是，他被刑求死掉了。
像我李敖被蔣介石偽政權抓起來的時候，我也被刑求啊，可是，刑求的時候，他們對我比較優待。怎麽優待呢？派一個醫生在旁邊。這個醫生拿了個聽筒，在你的心髒上麵這樣聽。對你刑求的時候，同時醫生在旁邊聽你的心髒狀況，什麽意思啊？絕對不要刑求過度，咚，你死掉了，他不要這個結果。可是，你也不要假裝暈倒，沒有這事兒，醫生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換句話來說啊，他可以叫你肉體遭受最大的痛苦，精神遭到最大的折磨，可是，你不會被刑求致死，你也不可能畏罪自殺。原因是，醫生用聽筒這樣最簡單的科學技術的產品來隨時檢查你的身體。刑求的時候，有種電，給你插上去以後，要搖電話的時候，你的鼻涕、眼淚、小便都會流出來，渾身會崩潰。請問，如果是文天祥，如果是史可法，碰到了這種東西，會不會屈服啊？文天祥那時候人類還沒有發現有電的事情，所以，這種科學技術沒到這個水準，也不會打一針，像德國的那種蓋世太保，一針打下去，他不但會叫你把話說出來，甚至把你不知道的話都說出來。所以，現代科技對人類的統治會摧毀到什麽程度啊！
最近台灣正在鬧，鬧什麽？很多個人的資料，好比我到銀行開戶的個人資料，我的健康資料，都因為進入電腦被賣出來了。現在，台灣“政府”還要做就是說所謂全體的公民指紋的大指模，用指模來確定你人在哪裏，確定你犯沒犯罪。大家知道嗎？這種現代科技可以把人類控製得這麽緊密。所以，大家現在才知道這是多麽可怕的一個世界，個人的自由相對起來越來越渺小。如我所說，即使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未必擋得住現代的刑求，所以《1984》給我引發這種感想啊。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出現了，美國總統布什說，伊拉克的阿布格萊伯監獄將鏟平另外蓋。為什麽呢？因為美國人在這個監獄裏麵虐待了伊拉克的囚犯，認為這是美國人的恥辱啊，是死亡與刑求的象征啊，貶低了美國的價值，所以，這個不要臉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布什總統說我們要把監獄拆掉重蓋。其實，美國該拆的不是這個監獄。美國該拆的是紐約市的這個象征——自由女神像。美國對不起這個自由女神，美國的自由是假的，該拆的是這個像啊。看看美國人怎麽樣虐待這些伊拉克的囚犯，看到沒有？脫完衣服坐到你身上啊，變成人肉的一團肉，美國女兵在一邊笑。你看，好好的一個女孩子，怎麽能變成這麽壞?對不對？怎麽這麽壞!就是人類最劣根性的一麵，最壞的一麵給展示出來了。
《世界人權宣言》裏麵第五條說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汙辱之待遇或處罰。美國人做到了沒有？美國人還首創了聯合國，聯合國還在他們家裏，美國人公開地虐待伊拉克的戰俘，羞侮他們的人權。
這次台灣所謂的總統就職典禮，當陳水扁做了所謂第十一屆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怕被行刺，在學校的學生那天也沒放假，沒帶證件的被攔下來，上班族大罵，看到沒有啊？學生書包、便當打開看，飯菜也淋了雨。小學生帶來的水，警察、治安人員叫小學生打開喝給他看，看看這裏麵是不是汽油，是不是爆炸物品。這麽壞的“政府”，這麽樣的不相信人民的“政府”，這麽混蛋的陳水扁政權就發生在台灣哪，難怪聯合國把你趕出去，你們根本不尊重人權嘛，你們跟美國人一樣嘛。
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看到沒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條文，大家看到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構執行，不受逮捕。”我們再看看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也有這種類似規定啊(全世界都有這種規定)：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判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一條的四個字最有趣了，“得拒絕之”。怎麽拒絕法？“咚咚咚”敲你門，門打開看，外麵站了三個彪形大漢，來抓你了，不合法也來抓你了，“得拒絕之”，你怎麽拒絕？你怎麽能拒絕這三個彪形大漢？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嗎?所以，所謂中華民國的這種憲法，說得漂亮，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要了解這種現象，我們才知道怎麽樣處理。
我再講個例子給大家聽。大家看看這個人，這個人就是所謂中華民國民社黨當年的黨主席，叫做張君勱。他的名字也叫張嘉森，可是，他寫的書啊印出來叫張士林，為什麽呢？“士”字怎麽來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麵的這個頭。“林”怎麽來的？是“森”字隻去掉那個“木”，就叫做“林”。為什麽叫張士林啊？國民黨把他綁票，不許你成立民主社會黨，書出版社不敢給他出，說：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張君勱，不能用張嘉森，隻能用張士林。可以遭到這個迫害啊。換句話說，如果換作我李敖出書，李敖的“敖”字就是一個“士”字，一個“方”字，一個“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變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兒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這個“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書，國民黨當年是這麽樣的整人的。這張君勱就去跟國民黨理論，當時國民黨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講了一句話，他說：國民黨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不服氣你們去革命嘛。說得很坦白，說得很幹脆——你們去革命嘛。可是，在現代的統治之下，人民哪有那麽多的機會、那麽多的武器、那麽多的環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衛當年是革命黨，去行刺宣統皇帝的爸爸，去刺攝政王，被抓到以後，汪精衛寫一首詩，叫《慷慨歌燕市》。當時清朝政府已經膽寒了，這種行刺攝政王的人一定要砍頭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無期徒刑。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當然汪精衛就放出來了，後來做了漢奸是另外一回事情。這詩還是有生氣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從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我把話題說得輕鬆一點，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攝護腺癌)，我就先寫了一幅對聯，引的汪精衛的詩：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親者後快；
不負少年頭，浪子回頭，為了大頭，苦了小頭。
我講到這個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訴大家，汪精衛的話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們忍不住要問：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來爭取他應該有的權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這種方法，而釋放出人民本來有的權利，不也是很好嗎？難道不可以嗎？所以，我覺得要想出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過去，一個有名的老報人叫龔德柏，他說別人沒有言論自由，他有。為什麽呢？因為他不怕死啊。寫了抓起來，前後坐了七次監獄，就這樣子。他的方法很簡單——敢寫，所以我有言論自由，後果如何，言論以後有沒有自由在所不問。所以，不但是言論方麵，很多人民的權利也是這樣子啊，你要不要爭取你的權利？
今年5月27號報紙，台灣有一個八十歲老頭子進行抗議活動，在士林公所前麵“上班”十個月啊，懷疑課稅不公。你課稅不公我就去跟你鬧，反正哪個機關跟他不和，給他鬧到哪個機關。你把老子怎樣？老子八十歲了，我幹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隻是爭取這些基本的權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沒有？
所以，我認為很多權利在合法的範圍裏麵還是可以爭取的，不是不能爭取的，爭取成功以後，對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發現有些衙門，他們亂搞，他們胡搞，幸虧有這些人出來鍥而不舍地爭取這些權利，替法律說話。法律本身也不會說話的，要人民努力爭取它，使法律這個美夢成真，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認為這種爭取是應該的，不是動輒說“你革命好了”，不是這樣子的。
用政府所允許的規則，跟政府對幹，我認為是好的。因為表麵上是政府，實際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務員，可能做了很多錯的事，這些錯事需要這些人出來鬧。所以，我認為我的女兒李文博士，這樣子做法是對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叫她去寫信給北京市的市長。她已經寫了兩封信，要求北京市長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我讚成在這個範圍以內大家去鬧一鬧，我覺得是好的。要革命嗎？留給李敖這批人吧，別人不要再革命了。
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麵談到過，我說蔣介石的這群走狗長的是人麵獸心，可是陳水扁這群走狗啊，長的是獸麵獸心。由人麵獸心變成獸麵獸心，換句話說，長得更醜陋。
喬治·歐威爾還寫過一本有名的書，叫做《1984》。《1984》是他在1948年所寫的書，這個書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1948年告訴人類，當1984年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變成我們人類都被集權製統治了，每個房間裏麵都有個老大哥集權者的照片來看著你，你的一舉一動都被集權者所控製。1984年終於到來了，1984年也過去，這個作者喬治·歐威爾也死了。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雖然1984年這個世界沒有發生他所想像的集權統治的那種樣子，可是在1984年以後，這個世界由於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使那種集權統治者的統治本領大到不得了了，已經超出1948年喬治·歐威爾的想像，想像不出來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我們在報上常常看到一些人犯罪了，給關到警察局去，忽然在裏麵自殺了，然後警察局就報告說這個人畏罪自殺。我們覺得很奇怪啊，自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殺的地點怎麽這麽怪呀？怎麽他老是死在警察局啊？我李敖就把這些你們在看報時候不注意的消息，一條一條地收集起來，凡是死在警察局的新聞我就把它存下來，存了很多以後才發現，噢，原來有個原因。他為什麽好死不死，(非要)死在警察局呢？——他沒有在警察局自殺，也沒有上吊，都不是的，他被警察修理，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打，不小心給打死了。打死以後就往上報說他自殺了。所以，這些人好死不死，專門死在警察局的原因是，他被刑求死掉了。
像我李敖被蔣介石偽政權抓起來的時候，我也被刑求啊，可是，刑求的時候，他們對我比較優待。怎麽優待呢？派一個醫生在旁邊。這個醫生拿了個聽筒，在你的心髒上麵這樣聽。對你刑求的時候，同時醫生在旁邊聽你的心髒狀況，什麽意思啊？絕對不要刑求過度，咚，你死掉了，他不要這個結果。可是，你也不要假裝暈倒，沒有這事兒，醫生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換句話來說啊，他可以叫你肉體遭受最大的痛苦，精神遭到最大的折磨，可是，你不會被刑求致死，你也不可能畏罪自殺。原因是，醫生用聽筒這樣最簡單的科學技術的產品來隨時檢查你的身體。刑求的時候，有種電，給你插上去以後，要搖電話的時候，你的鼻涕、眼淚、小便都會流出來，渾身會崩潰。請問，如果是文天祥，如果是史可法，碰到了這種東西，會不會屈服啊？文天祥那時候人類還沒有發現有電的事情，所以，這種科學技術沒到這個水準，也不會打一針，像德國的那種蓋世太保，一針打下去，他不但會叫你把話說出來，甚至把你不知道的話都說出來。所以，現代科技對人類的統治會摧毀到什麽程度啊！
最近台灣正在鬧，鬧什麽？很多個人的資料，好比我到銀行開戶的個人資料，我的健康資料，都因為進入電腦被賣出來了。現在，台灣“政府”還要做就是說所謂全體的公民指紋的大指模，用指模來確定你人在哪裏，確定你犯沒犯罪。大家知道嗎？這種現代科技可以把人類控製得這麽緊密。所以，大家現在才知道這是多麽可怕的一個世界，個人的自由相對起來越來越渺小。如我所說，即使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未必擋得住現代的刑求，所以《1984》給我引發這種感想啊。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出現了，美國總統布什說，伊拉克的阿布格萊伯監獄將鏟平另外蓋。為什麽呢？因為美國人在這個監獄裏麵虐待了伊拉克的囚犯，認為這是美國人的恥辱啊，是死亡與刑求的象征啊，貶低了美國的價值，所以，這個不要臉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布什總統說我們要把監獄拆掉重蓋。其實，美國該拆的不是這個監獄。美國該拆的是紐約市的這個象征——自由女神像。美國對不起這個自由女神，美國的自由是假的，該拆的是這個像啊。看看美國人怎麽樣虐待這些伊拉克的囚犯，看到沒有？脫完衣服坐到你身上啊，變成人肉的一團肉，美國女兵在一邊笑。你看，好好的一個女孩子，怎麽能變成這麽壞?對不對？怎麽這麽壞!就是人類最劣根性的一麵，最壞的一麵給展示出來了。
《世界人權宣言》裏麵第五條說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汙辱之待遇或處罰。美國人做到了沒有？美國人還首創了聯合國，聯合國還在他們家裏，美國人公開地虐待伊拉克的戰俘，羞侮他們的人權。
這次台灣所謂的總統就職典禮，當陳水扁做了所謂第十一屆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怕被行刺，在學校的學生那天也沒放假，沒帶證件的被攔下來，上班族大罵，看到沒有啊？學生書包、便當打開看，飯菜也淋了雨。小學生帶來的水，警察、治安人員叫小學生打開喝給他看，看看這裏麵是不是汽油，是不是爆炸物品。這麽壞的“政府”，這麽樣的不相信人民的“政府”，這麽混蛋的陳水扁政權就發生在台灣哪，難怪聯合國把你趕出去，你們根本不尊重人權嘛，你們跟美國人一樣嘛。
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看到沒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條文，大家看到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構執行，不受逮捕。”我們再看看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也有這種類似規定啊(全世界都有這種規定)：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判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一條的四個字最有趣了，“得拒絕之”。怎麽拒絕法？“咚咚咚”敲你門，門打開看，外麵站了三個彪形大漢，來抓你了，不合法也來抓你了，“得拒絕之”，你怎麽拒絕？你怎麽能拒絕這三個彪形大漢？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嗎?所以，所謂中華民國的這種憲法，說得漂亮，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要了解這種現象，我們才知道怎麽樣處理。
我再講個例子給大家聽。大家看看這個人，這個人就是所謂中華民國民社黨當年的黨主席，叫做張君勱。他的名字也叫張嘉森，可是，他寫的書啊印出來叫張士林，為什麽呢？“士”字怎麽來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麵的這個頭。“林”怎麽來的？是“森”字隻去掉那個“木”，就叫做“林”。為什麽叫張士林啊？國民黨把他綁票，不許你成立民主社會黨，書出版社不敢給他出，說：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張君勱，不能用張嘉森，隻能用張士林。可以遭到這個迫害啊。換句話說，如果換作我李敖出書，李敖的“敖”字就是一個“士”字，一個“方”字，一個“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變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兒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這個“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書，國民黨當年是這麽樣的整人的。這張君勱就去跟國民黨理論，當時國民黨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講了一句話，他說：國民黨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不服氣你們去革命嘛。說得很坦白，說得很幹脆——你們去革命嘛。可是，在現代的統治之下，人民哪有那麽多的機會、那麽多的武器、那麽多的環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衛當年是革命黨，去行刺宣統皇帝的爸爸，去刺攝政王，被抓到以後，汪精衛寫一首詩，叫《慷慨歌燕市》。當時清朝政府已經膽寒了，這種行刺攝政王的人一定要砍頭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無期徒刑。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當然汪精衛就放出來了，後來做了漢奸是另外一回事情。這詩還是有生氣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從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我把話題說得輕鬆一點，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攝護腺癌)，我就先寫了一幅對聯，引的汪精衛的詩：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親者後快；
不負少年頭，浪子回頭，為了大頭，苦了小頭。
我講到這個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訴大家，汪精衛的話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們忍不住要問：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來爭取他應該有的權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這種方法，而釋放出人民本來有的權利，不也是很好嗎？難道不可以嗎？所以，我覺得要想出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過去，一個有名的老報人叫龔德柏，他說別人沒有言論自由，他有。為什麽呢？因為他不怕死啊。寫了抓起來，前後坐了七次監獄，就這樣子。他的方法很簡單——敢寫，所以我有言論自由，後果如何，言論以後有沒有自由在所不問。所以，不但是言論方麵，很多人民的權利也是這樣子啊，你要不要爭取你的權利？
今年5月27號報紙，台灣有一個八十歲老頭子進行抗議活動，在士林公所前麵“上班”十個月啊，懷疑課稅不公。你課稅不公我就去跟你鬧，反正哪個機關跟他不和，給他鬧到哪個機關。你把老子怎樣？老子八十歲了，我幹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隻是爭取這些基本的權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沒有？
所以，我認為很多權利在合法的範圍裏麵還是可以爭取的，不是不能爭取的，爭取成功以後，對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發現有些衙門，他們亂搞，他們胡搞，幸虧有這些人出來鍥而不舍地爭取這些權利，替法律說話。法律本身也不會說話的，要人民努力爭取它，使法律這個美夢成真，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認為這種爭取是應該的，不是動輒說“你革命好了”，不是這樣子的。
用政府所允許的規則，跟政府對幹，我認為是好的。因為表麵上是政府，實際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務員，可能做了很多錯的事，這些錯事需要這些人出來鬧。所以，我認為我的女兒李文博士，這樣子做法是對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叫她去寫信給北京市的市長。她已經寫了兩封信，要求北京市長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我讚成在這個範圍以內大家去鬧一鬧，我覺得是好的。要革命嗎？留給李敖這批人吧，別人不要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