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陳衡哲
胡適之來函抗議
編輯先生：
承貴社贈閱《十日談》，至今感謝。每次收到之後，總是家中的孩子們先拿去看，有時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談》第二十六期來——這一期是我沒看過的——他們指出其中的“文壇畫虎錄”中“陳衡哲與胡適”一條來給我看。他們對於這一條當然很生氣，認為有惡意的造謠毀謗。我看了這一條，也感覺貴社殊不應登載這種全無根據的攻訐文字。所以我寫這封信給先生。
“文壇畫虎錄”前麵有五條簡章，其中第二條聲明須“事屬真實”；其第三條聲明“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絕不“真實”，又明明含有“攻訐他人”的作用。試舉其中數點為證。
一、此文說陳女士留學美國時，與胡適“相見的機會甚多”，事實上，我與陳女士留學並不同地，隻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學校，見她一麵。不久我就回國了。直到三年後，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國時，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見，那時他們早已訂婚；他們的婚約就是在那時宣布的。
二、陳女士與任叔永君做朋友，起於1916年的夏間；我最初知道陳女士的文字，都是間接從任君方麵看見的。後來我做了《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因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後1917年我與她第一次見麵，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認識陳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紹的。今“象恭”君文中說我因為拒絕了她結婚的要求，“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我的朋友任叔永了”。這是完全與事實相反的誣辭。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謬的，是說陳女士曾要求與我“結為永久伴侶”，我拒絕了，然後把她介紹給任君。事實上是，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隻見過一麵，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於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他三萬裏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這些事都是我們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說我拒絕了“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這是對於一位女士最無禮的誣蔑與侮辱，我不能不向貴社提出抗議，貴社對此文應該有負責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許多字句是顯然存心攻訐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門”一語便是明例。又如他說胡適“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請問他特別用引號標出的“負責”“他的朋友”是什麽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陣，借此攻訐我？又如他在最末說任先生夫婦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請問先生，這種文字是不是有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我對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議。
以上所說，都可證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實”，又是存心“攻訐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當然應負責任，所以我請求先生將我這封信不刪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談》的“文壇畫虎錄”欄內，並請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訐誣枉的各人負責道歉。胡適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這封“胡適之來函抗議”，原登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發行的《十日談》第三十九期。《十日談》是當時的一個旬刊，逢十出版。編輯人是楊天南，社址在上海平涼路。這是一個壽命不太長的雜誌，發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後，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這封胡適的抗議書，原是為了《十日談》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談》上，有一個專欄“文壇畫虎錄”，內有“象恭”寫的一篇《陳衡哲與胡適》，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國文壇上露頭角的，除了風頭出得蠻健甚至家喻戶曉的冰心、丁玲等幾人外，陳衡哲女士，諸位也不應該把她錯過的，如果諸位讀過她的《小雨點》《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對這位女作家，當有相當的認識。
她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美國前期留學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學會，風頭之健，固不亞於冰心。凡是讀過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點》），我們對於這位女作家思慮的周密細致，不能不致相當的敬意，我們更明了她是一個對哲學有研究的人，雖則她的書法，幼稚得和蒙童學生不相上下。
陳女士的外子，是中國有名的科學家任叔永——鴻雋——先生，她怎樣嫁給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傷心史，大約他們永久不會忘記這個記憶吧！
當陳女士留學美國時，我們五四運動的健將胡適先生同時在美國留學，彼此以都是中國留學生，相見的機會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給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結為永久伴侶，但是胡適始終沒有答應她的請求。在我們旁觀者看來，對於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絕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識趣麽？但是我們哪裏知道胡先生是還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舊式大家庭的子弟，對於婚姻也早就給母親一手包辦來的，在他未出國之前，胡適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結了婚再出國，但胡先生沒有答應，他願意歸國後成親。然他的未婚妻就這樣的懷疑著：留學生歸國後，大都喜歡討一位碧眼紅唇的外國太太，哪裏還有家鄉的黃臉婆兒在他的心中呢？胡適先生對這層極力聲辯：“我胡適絕不。”這句話，總是不能絕對取信於他的未婚妻的。
他為了守這一諾之約，對於陳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絕了，但是他覺得這是太辜負敬愛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陳衡哲雖然和任先生結婚了，但是他們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對“陳衡哲與胡適”之間一段往事的探討。陳、胡之間的“情史”，本是由來已久的一項傳說，並不始於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談》。《十日談》所楬櫫的文字，隻不過是使這一項由來已久的傳說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適本人——傳說中的當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辯白和澄清，所以這封信的史料價值，也就顯得更不尋常。
《十日談》的編者在登出胡適的抗議書後，曾附加了一段按語：
編者按：二十六期本欄象恭先生所投記《陳衡哲與胡適》一文，編者當時並未覺得其中含有攻訐毀謗之意，以為不過欽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諾而已。至於是否事實，則編者但憑常識，加以判斷，因欲一一實地調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間常有、可以有的事體，編者不能斷定其沒有，所以那時以為那是事實了。不過文中措辭，的確有失於輕薄之處，那是編者失檢，以致看來好像含有惡意了，其實倒並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會想故意毀謗任夫人和胡先生。我們想男女間的愛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無論由男的發動或女的發動，都是很平常的事件，並不嚴重，所以說一女人和男子生愛情，對於女人並不是侮辱，隻有那封建餘毒未曾鏟淨的，才會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講愛情，一講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為誣蔑。問題的焦點，隻在是否有此種事實而已。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況且胡先生本人出來否定，當然是沒有了，那麽我們絕不想文過飾非的。但須申明，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斷然沒有的。然而我們仍願虛心坦懷向被誤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維原宥，專唱肥喏！
這段按語在措辭上，許多地方顯然表示並不完全認錯，編者用到“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語氣，言外之意，好像還是不能信其無。
關於這件“疑案”，合理的推測隻能及於“大膽的假設”而已。胡適當時雖然留學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經進了胡家的門，所以胡適的身份是訂過婚的人。從一個訂過婚的人的立場來看，胡適抗議書的理由，便很耐人尋味了。胡適說他和陳衡哲“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原因竟不提他已經訂婚，而是——
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
胡適自己所舉出的這兩條反證，看來都是很消極的。胡適既不把自己的已經訂婚當作有力的證據，似乎也難怪別人有所猜測了！
陳衡哲字莎菲，江蘇武進人，留美學曆史，曾任北京大學史學係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藝複興小史》《小雨點》《衡哲散文集》等。
胡適在1962年1月18日，還跟陳衡哲的女兒、兒子（任以都、任以安）通過信。這時候，陳衡哲剛剛在大陸去世，胡適已有所聞。這次通信後三十七天，胡適也死了。他們的故事，也隻有留待曆史家或有誌於給他們寫傳記的人去玩味和探討了。《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適和章炳鱗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國信
延國鑒：
來書舉王論“嚼弓筋”一條，引入之說，不敘來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書中襲吾“新方言”說者，亦複不少，更不必以剿襲胡適之說為譏也！但胡於語言文字向來粗疏，此條乃適確當為王所襲，如魯失寶玉大弓耳！若吾則昆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並不患人拾去數塊也！此複，即問近好。麟白10月24日
這封章太炎的信，是寫給他的學生沈延國的。沈延國曾是章太炎主編下《製言半月刊》的三編輯之一（另外兩位是孫世揚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後，沈延國曾寫了一本《記章太炎先生》的小書，民國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版。
章太炎寫這封信的時間在民國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時候，信中的內容是很明顯的在挖苦胡適，他說他章太炎自己的學問，像是“昆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別人偷；可是胡適就不同了，胡適的學問一被人偷，就像魯國丟掉了“寶玉大弓”，等於失掉了國寶，國寶一失掉，府中就空無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國學大師”，他挖苦人，也用綺辭典故，這是他功夫的獨到之處，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為什麽要這樣挖苦胡適呢？這話追溯起來，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國六年（1917）的9月裏，胡適以一個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說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門下，像黃侃（季剛）、朱希祖（逿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才、魯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係，並且都可說是東洋派（留日派）。這些教授們的普遍特色，是國學根底都很深厚，在國學的某些專科方麵，甚至可說都在胡適之上。一般留美的學人，按說在這種氣氛底下，實在應該教些“西洋哲學史”等外國學問，而避免在國學上與東洋派抗衡，可是胡適卻不如此，他居然在專家環伺的北京大學裏，教起“中國哲學史”來。當然，在那種環境裏，胡適跟太炎係的教授們，自然會有分合的場麵，例如他跟黃侃就分得很遠，跟錢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樹人就合而又分。胡適對章太炎，由於錢玄同的緣故，起初保持著很大的敬意，據說他讀的一些太炎的艱深著作，還得力於錢玄同的指點。胡適在民國八年（1919）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的“再版自序”裏，曾提到：“我做這部書……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裏麵，錢玄同、朱逿先兩位先生對於這部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這些話，都是對太炎師徒們很表示好感的話。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標點的書，“凡例”中有標點符號的說明，尤為特色。據說胡適在書出版後，曾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太炎”和“胡適”四個字右邊，各加了一條黑線，表示是人名符號。不料章太炎卻弄不清這些，當他看到自己名字旁邊多了一條黑線時，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後來當他看到在“胡適”兩個字的右邊，也有一條黑線，才消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適在舊學根底上，雖然比章太炎差得很遠，但是因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學方法上，占了舊式中國學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舊學，成績自亦不同。他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曾列為主要的批評對象，在他發表《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前，就曾寫過《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第一卷第七號）、《吾我篇》（《留美學生季報》1916年9月號）等文字，其中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都有不少微詞。從胡適這些文字裏，我們不難發現：不論從學術的見解上或是事實的演變上，胡適在北大文學院裏，都無法加入太炎係，他最好獨樹一幟。
在獨樹一幟的情況下，胡適與章太炎之間，曾發生了一次尖銳的衝突，這就是民國十年（1921）關於墨學的爭執。這個爭執的起點是章士釗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墨學談》一文，裏頭涉及章太炎和胡適。章太炎看後，寫了一封信，罵到胡適，原信如下：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為精審，非半勿一條，與惠氏百取舍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為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為，而非泛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為爭彼，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訓詁說經，則雲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此以為說，乃成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慰。此間起居康勝。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適看到了這封信很不服氣，乃臥病寫了一封信給章士釗：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隻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隻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麽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為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麽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胡適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釗把胡適的信轉給“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釗是長沙人，章士釗所以老是跟國學大師攀親人，是由於章太炎、士釗、鄒容三個人曾“約為昆弟交”，事見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給“行嚴吾弟”如下：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來之書，謂校勘訓詁，為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為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為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眾，說者亦就為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行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雲，“辯，爭彼也”，則可；墨家為辯雲，“辯，爭彼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雲“辯，爭也”，此文亦隻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為界說，而未有為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雲，“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雲，“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雲，“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抑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麵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雲，“線，索也”，“麵，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為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辭猶且不可，而況“爭彼”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為多。諸以同義之字為直訓者，在吾之為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複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為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雖然“非求勝於適之”，可是胡適還是不放過，他又寫了第二封信：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為《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為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為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功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為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清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愜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了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雖校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為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為。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為初步，其謹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既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為語、謂為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說上》原文為三條：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雲：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攸字吳鈔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為佊字之訛，理由有三：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與從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訛為彼，此因鈔胥不識佊字，改為彼字，有論語彼哉彼哉一條可為例證。三、彼字之義，《墨經》訓為“不可兩不可”，此為名學上之矛盾律，《經說》所謂“不俱當必或不當”，釋此義明白無疑。此種專門術語，絕無沿用彼字一類那樣極普通的代名詞之理。而詖字有論辯之義，佊詖同聲相通假（佊字埤蒼訓邪，是與詖頗通用），故定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辯》為專門術語，然後知以爭佊訓辯，不為語贅，不為直訓。
太炎先生說：“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我於“爭佊”之訓，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誤解，殆起於《哲學史大綱》第200頁之以駁訓佊。此因當日著書，過求淺顯，反致誤會。然注中亦引不可兩不可之訓。在精治名學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當能承認佊字術語的涵義，不應以為贅語也。匆匆奉白，順便告行。胡適敬上
以上四封討論墨學的信，都曾收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裏，到了1953年，台北遠東圖書公司重印《胡適文存二集》時，卻被胡適自己刪去了。
胡適對章太炎的全麵評論，是他在民國十一年（1922）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在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內），其中有幾段精彩的議論：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壓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隻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隻是結集、隻是語錄、隻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麵，都能“成一家言”。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隻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活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隻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這些議論，都可幫助我們對章太炎與胡適之間的關係，多有一層了解。有了這些了解，再來重看前麵章太炎給沈延國的信，我們便更覺得有味兒了。
《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胡適和蔡元培
蔡元培比胡適大二十四歲。胡適還是一歲多的小孩子的時候（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已經中了進士。對兩人年齡的懸殊，胡適早就有過一段驚歎。據胡不歸《胡適之傳》［三十二年（1943）12月萍社版］，作者有這樣的記載：
有一次，記得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我因編纂《安徽通誌選舉考》，向適之先生借一部《題名碑錄》，他從書架上取了下來，翻到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劉福姚一榜，發現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覺一驚，告我說：“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進士，我才一歲多呢！”
蔡元培中二甲進士以後，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在李慈銘的家裏做家庭教師。此後他曆任翰林院編修（1894），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899—1900），南洋公學特班教習（1901），中國教育會會長（1902），愛國女學、愛國學社教員（1902—1905），譯學館教習（1906），教育總長（1912）等職務，直到民國五年（1916）12月26號，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就職的日子，是民國六年（1917）1月4號。他就職後，為北京大學做了許多重大而新穎的改革。其中在人事方麵，最重要的，是聘請陳獨秀做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由於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主持人，因而又得知《新青年》上的一位海外投稿者，這位投稿者，就是胡適。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二十三年（1934）1月10日《東方雜誌》三十一卷一號］一文裏，有這兩段追憶：
那時候因《新青年》文學革命的鼓吹，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麵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麵整理英文係。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係，本來有若幹基本委員，自從胡適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誌，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自傳之一章（下）》［二十七年（1938）1月1日《宇宙風》五十六期］一文裏，也有同樣的特寫：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授，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這三段文字，都反複說明了當時那位五十一歲的校長，對那位二十七歲的年輕教授的倚重。
胡適是民國六年（1917）5月22號考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考試的。考完博士後四十九天，他已在上海登岸。9月裏，正式應聘為北大教授，但這位洋博士所教的，卻不是洋學問，而是中國哲學史。當時的情形，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裏，曾有一段有趣的回憶：
哲學係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隻到得商朝的“洪範”。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製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
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經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隻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麽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係，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
這段史料反證了兩個事實：一、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上，有他的卓見：二、蔡元培在胡適還沒上講堂以前，就具有卓見來欣賞胡適的卓見，然後加以援引和推服，進而使一個年輕的思想家不被埋沒。這種眼光和氣魄，自蔡元培以後，實在看不到第二人。
胡適在北大剛一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當年叫《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書成之日，他請最能賞識他的蔡校長寫篇序，序是民國七年（1918）8月3號寫成的，裏麵除提出“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係統的研究”四大特長外，還特別有這樣的介紹：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這些介紹，嚴格說來，是推薦得有點出入的。例如他說胡適“稟有‘漢學’遺傳性”［又在八年（1919）3月18號《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書》裏，提到胡適，說他“家世漢學”］等話，都是沒有根據的。理由是：一、“漢學”怎麽“遺傳”法？這當然不是科學的說明；二、績溪諸胡在學風上，以胡樸齋（匡衷）到胡竹村（培翬）一支為主流，這一支世居績溪城裏，遠祖姓胡，跟胡適的一支並無關係，胡適的一支世居績溪北鄉的上莊，遠祖卻姓李。中外學者不察，多所誤會，例如日人諸橋轍次竟說胡適是“胡培翬之子”！楊家駱竟說胡適是“胡培翬之後”！都是不對的。究其原始，恐怕蔡元培的文字要負一些責任。
在五四運動以前，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尾閭，胡適當時是這個運動的中堅人物，他鼓吹白話文學，深受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曾在《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之關係》［九年（1920）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裏，肯定白話文的價值，他說：
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絕不可錯了這個趨勢。
但蔡元培本人對白話文的看法，並不像胡適那樣急進，所以他在認清大趨勢以後，還對文言文稍留餘地，這在民國八年（1919）11月17號《國文之將來》（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在白話運動成功以後，蔡元培又曾寫過一篇《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二十九年（1940）9月商務《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來特別稱道胡適的功績：
……至民國七年（1918），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學，而以白話文為正宗的文學。其中尤以胡適為最猛進，作《白話文學史》以證明白話的身價，於是白話散文遂有淩駕古文的趨勢。
在上麵所說的聘請胡適、肯定胡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成績和推行白話文的成績以外，蔡元培對胡適的“協助”，還有更“精彩”的，這就是民國八年（1919）與林紓的一幕論戰。在這幕論戰裏，蔡元培挺身出來，為衛護胡適等人，向守舊勢力做了堅定的反駁。當時文壇的守舊勢力，以林紓為首領，他在3月間寫信質問蔡元培，盼他“以守常為是”，不要大事興革。蔡元培答書中，曾有這樣一段：
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喜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交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這是很精彩的辯護文字。當時確使林紓啞口無言。但在事實上，林紓並沒就此死心，他自己反倒變得慢慢不能“以守常為是”了，他除了在《新申報》上寫了好幾篇小說影射誹謗外，竟還想運動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製異己。劉半農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裏，曾為這種一連幾年醞釀不停的文字獄做了素描：
……黃侃先生還隻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而我們就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
在這種陰暗的文風下，蔡元培站在第一線，為他的小兄弟們做守護神，這種功德，實在是值得歌頌的。守舊勢力當然也不放過他，據胡適回憶：“他們又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後來也失敗了。”［十二年（1923）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中《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在新舊勢力的鬥爭下，蔡元培雖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對舊派的人物，也保有相當的尊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裏，他把這種兼容並包的態度，說得很清楚：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蔡元培這種態度是偉大的，也是後繼者趕不上的，蔡元培離開北大以後，北大就逐漸變得有點清一色了。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內，曾有過三次辭職。第一次是民國八年（1919）8月9號，理由是抗議政府喪權辱國，袒護漢奸，直到8月12號，才重行複職。第二次是民國十二年（1923）1月17號，理由是抗議政府非法逮捕財政總長羅文幹，他“痛心於國事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所以決定不幹。蔡元培的辭職舉動，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評，說辭職舉動太消極了，是要不得的。這時候，胡適卻出來衛護蔡元培，一連寫了幾篇感想在《努力周報》上發表。在一篇《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中，胡適寫道：
我們知道蔡先生的為人，知道他這種正誼的決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幾年前就有了。當民國八年（1919）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麽辦呢？”那時大家麵麵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得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
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對於“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做悲憤的抗議。我們猜想，他的抗議不過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的決心。我們可以斷定，他絕不願青年學子因此廢學輟業。所以他毅然決然的一個人奉身而退，不願意牽動學校，更不願意牽動學生。但他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裏，胡適進一步指出：
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因為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助紂為虐”，正誼的主張者，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是很沉痛的控訴：控訴一切隻認得“有奶便是娘”的學者、官吏、新聞家，指出他們“助紂為虐”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但是他究竟是一個“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樣的做積極的運動，他隻能為自己向這個方向做準備。他現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隻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訴文字，一方麵控訴“不要人格，隻要權利”的當局壞人，一方麵控訴“有奶便是娘”的無數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他已起訴了！他提出的證據是眼前的現狀，他指定的法庭是我們各人的良心！
正因為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為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誼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為情”、使我們“不好過”。倘使這點“難為情”“不好過”的感覺力都沒有，那就真成了死證了。
由於當時陳獨秀激烈地在《向導》第十七期裏批評這次辭職的舉動，說它是“消極的、非民眾的觀念”，胡適又加寫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極嗎？》向陳獨秀表示異議。胡適說：
現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民眾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這種“有所不為”的正義呼聲更是要緊。為什麽呢？我們不記得這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史嗎？當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權來殺戮誌士，然而誌士愈殺愈多，革命黨愈殺愈多。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一不可做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又不妨做教育次長！大家生在這個豬仔世界之中，久而不聞豬臊氣味，也就以為“豬仔”是人生本分，而賣身拜壽真不足為奇了！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胡適寫這些反複陳述的言論，基本動力都是出於對蔡元培偉大人格的信任與禮敬。在胡適眼中，蔡元培的人格境界已是聖賢境界。民國二十三年（1934）9月9號，胡適在《獨立評論》一一七號發表《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就褒許蔡元培等人的人格——
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隻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編者略）
胡適對他所敬愛的蔡元培，隻有過一次公開的論爭，就是關於《紅樓夢》的論爭。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就連載於《小說月報》。民國六年（1917）9月，他匯集連載，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兩年以後，胡適作《紅樓夢考證》，帶著惋惜的口吻，批評這部書說：
我這篇文裏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麽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
蔡元培看了這篇文章很不服氣，民國十一年（1922）1月30號，他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開始了反駁：
……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在不敢承認。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
接著他提出四點答辯，以做回敬。同年5月10號，胡適又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再申述理由，同時在文章後麵，用了這麽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亞裏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馬可倫理學》裏（部甲，四、1099a）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按：胡適所引亞裏士多德書，章節有誤）。
這次“紅學”的論爭，是蔡元培與胡適二十三年交遊中，僅有的一次文字辯論。
蔡元培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3月5號病死香港，享年七十四歲，當時胡適正做駐美大使，還剛剛五十歲。蔡元培晚年思想似稍左，跟胡適等微遠，與魯迅等較近。
蔡元培與胡適的立身行事，可說有許多巧妙的配合或不謀而合。例如蔡與胡均為卯年生（屬兔），蔡為丁卯、胡為辛卯，同被稱為北大“卯字號人物”；又蔡為北大校長，胡為北大教授，後也為北大校長；蔡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為院士，後也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蔡為國語研究會會長（民國六年，1917年），胡為會員；蔡為大學院院長（民國十六年，1927年），胡為大學委員會議委員；蔡為全國教育會議議長（民國十七年，1928年），胡為列席委員。此外兩人又同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委員，同是大學叢書委員會的委員等。此類例子很多，不必多舉。
蔡元培、胡適又曾聯名發表過文字。民國十一年（1922）直奉戰爭後不久，蔡元培等十六人，聯名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第二期上，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希望國中的優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為“好人”的人們出來過問政治，“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這篇政治主張，由北大校長蔡元培領銜，教務長胡適署尾，當時曾引起很熱烈的討論。又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1月，蔡元培、胡適、王雲五，曾合編了一大本《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書前有二十五年（1936）6月三人合署的一篇《征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啟》。以上二文，都出自胡適手筆。
其他在書籍的序跋方麵，不謀而合的巧事更有很多。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一書，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清季外交史料》，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王季同（小徐）《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汪龍莊七劄》（陳垣藏），有蔡元培的跋，也有胡適的跋；亞東圖書館、求益書局重印《新青年》，同有兩人的題詞；《崔東壁遺書》，有蔡元培的題詞，胡適的序；《中國新文學大係》，有蔡元培的總序，而這部大係的第一冊《建設理論集》，卻是胡適編的。諸如此類，也例子很多。
《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一期，1968年1月
胡適之來函抗議
編輯先生：
承貴社贈閱《十日談》，至今感謝。每次收到之後，總是家中的孩子們先拿去看，有時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談》第二十六期來——這一期是我沒看過的——他們指出其中的“文壇畫虎錄”中“陳衡哲與胡適”一條來給我看。他們對於這一條當然很生氣，認為有惡意的造謠毀謗。我看了這一條，也感覺貴社殊不應登載這種全無根據的攻訐文字。所以我寫這封信給先生。
“文壇畫虎錄”前麵有五條簡章，其中第二條聲明須“事屬真實”；其第三條聲明“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絕不“真實”，又明明含有“攻訐他人”的作用。試舉其中數點為證。
一、此文說陳女士留學美國時，與胡適“相見的機會甚多”，事實上，我與陳女士留學並不同地，隻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學校，見她一麵。不久我就回國了。直到三年後，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國時，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見，那時他們早已訂婚；他們的婚約就是在那時宣布的。
二、陳女士與任叔永君做朋友，起於1916年的夏間；我最初知道陳女士的文字，都是間接從任君方麵看見的。後來我做了《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因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後1917年我與她第一次見麵，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認識陳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紹的。今“象恭”君文中說我因為拒絕了她結婚的要求，“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我的朋友任叔永了”。這是完全與事實相反的誣辭。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謬的，是說陳女士曾要求與我“結為永久伴侶”，我拒絕了，然後把她介紹給任君。事實上是，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隻見過一麵，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於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他三萬裏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這些事都是我們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說我拒絕了“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這是對於一位女士最無禮的誣蔑與侮辱，我不能不向貴社提出抗議，貴社對此文應該有負責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許多字句是顯然存心攻訐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門”一語便是明例。又如他說胡適“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請問他特別用引號標出的“負責”“他的朋友”是什麽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陣，借此攻訐我？又如他在最末說任先生夫婦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請問先生，這種文字是不是有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我對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議。
以上所說，都可證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實”，又是存心“攻訐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當然應負責任，所以我請求先生將我這封信不刪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談》的“文壇畫虎錄”欄內，並請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訐誣枉的各人負責道歉。胡適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這封“胡適之來函抗議”，原登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發行的《十日談》第三十九期。《十日談》是當時的一個旬刊，逢十出版。編輯人是楊天南，社址在上海平涼路。這是一個壽命不太長的雜誌，發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後，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這封胡適的抗議書，原是為了《十日談》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談》上，有一個專欄“文壇畫虎錄”，內有“象恭”寫的一篇《陳衡哲與胡適》，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國文壇上露頭角的，除了風頭出得蠻健甚至家喻戶曉的冰心、丁玲等幾人外，陳衡哲女士，諸位也不應該把她錯過的，如果諸位讀過她的《小雨點》《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對這位女作家，當有相當的認識。
她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美國前期留學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學會，風頭之健，固不亞於冰心。凡是讀過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點》），我們對於這位女作家思慮的周密細致，不能不致相當的敬意，我們更明了她是一個對哲學有研究的人，雖則她的書法，幼稚得和蒙童學生不相上下。
陳女士的外子，是中國有名的科學家任叔永——鴻雋——先生，她怎樣嫁給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傷心史，大約他們永久不會忘記這個記憶吧！
當陳女士留學美國時，我們五四運動的健將胡適先生同時在美國留學，彼此以都是中國留學生，相見的機會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給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結為永久伴侶，但是胡適始終沒有答應她的請求。在我們旁觀者看來，對於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絕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識趣麽？但是我們哪裏知道胡先生是還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舊式大家庭的子弟，對於婚姻也早就給母親一手包辦來的，在他未出國之前，胡適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結了婚再出國，但胡先生沒有答應，他願意歸國後成親。然他的未婚妻就這樣的懷疑著：留學生歸國後，大都喜歡討一位碧眼紅唇的外國太太，哪裏還有家鄉的黃臉婆兒在他的心中呢？胡適先生對這層極力聲辯：“我胡適絕不。”這句話，總是不能絕對取信於他的未婚妻的。
他為了守這一諾之約，對於陳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絕了，但是他覺得這是太辜負敬愛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陳衡哲雖然和任先生結婚了，但是他們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對“陳衡哲與胡適”之間一段往事的探討。陳、胡之間的“情史”，本是由來已久的一項傳說，並不始於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談》。《十日談》所楬櫫的文字，隻不過是使這一項由來已久的傳說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適本人——傳說中的當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辯白和澄清，所以這封信的史料價值，也就顯得更不尋常。
《十日談》的編者在登出胡適的抗議書後，曾附加了一段按語：
編者按：二十六期本欄象恭先生所投記《陳衡哲與胡適》一文，編者當時並未覺得其中含有攻訐毀謗之意，以為不過欽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諾而已。至於是否事實，則編者但憑常識，加以判斷，因欲一一實地調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間常有、可以有的事體，編者不能斷定其沒有，所以那時以為那是事實了。不過文中措辭，的確有失於輕薄之處，那是編者失檢，以致看來好像含有惡意了，其實倒並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會想故意毀謗任夫人和胡先生。我們想男女間的愛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無論由男的發動或女的發動，都是很平常的事件，並不嚴重，所以說一女人和男子生愛情，對於女人並不是侮辱，隻有那封建餘毒未曾鏟淨的，才會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講愛情，一講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為誣蔑。問題的焦點，隻在是否有此種事實而已。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況且胡先生本人出來否定，當然是沒有了，那麽我們絕不想文過飾非的。但須申明，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斷然沒有的。然而我們仍願虛心坦懷向被誤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維原宥，專唱肥喏！
這段按語在措辭上，許多地方顯然表示並不完全認錯，編者用到“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語氣，言外之意，好像還是不能信其無。
關於這件“疑案”，合理的推測隻能及於“大膽的假設”而已。胡適當時雖然留學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經進了胡家的門，所以胡適的身份是訂過婚的人。從一個訂過婚的人的立場來看，胡適抗議書的理由，便很耐人尋味了。胡適說他和陳衡哲“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原因竟不提他已經訂婚，而是——
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
胡適自己所舉出的這兩條反證，看來都是很消極的。胡適既不把自己的已經訂婚當作有力的證據，似乎也難怪別人有所猜測了！
陳衡哲字莎菲，江蘇武進人，留美學曆史，曾任北京大學史學係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藝複興小史》《小雨點》《衡哲散文集》等。
胡適在1962年1月18日，還跟陳衡哲的女兒、兒子（任以都、任以安）通過信。這時候，陳衡哲剛剛在大陸去世，胡適已有所聞。這次通信後三十七天，胡適也死了。他們的故事，也隻有留待曆史家或有誌於給他們寫傳記的人去玩味和探討了。《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適和章炳鱗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國信
延國鑒：
來書舉王論“嚼弓筋”一條，引入之說，不敘來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書中襲吾“新方言”說者，亦複不少，更不必以剿襲胡適之說為譏也！但胡於語言文字向來粗疏，此條乃適確當為王所襲，如魯失寶玉大弓耳！若吾則昆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並不患人拾去數塊也！此複，即問近好。麟白10月24日
這封章太炎的信，是寫給他的學生沈延國的。沈延國曾是章太炎主編下《製言半月刊》的三編輯之一（另外兩位是孫世揚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後，沈延國曾寫了一本《記章太炎先生》的小書，民國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版。
章太炎寫這封信的時間在民國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時候，信中的內容是很明顯的在挖苦胡適，他說他章太炎自己的學問，像是“昆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別人偷；可是胡適就不同了，胡適的學問一被人偷，就像魯國丟掉了“寶玉大弓”，等於失掉了國寶，國寶一失掉，府中就空無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國學大師”，他挖苦人，也用綺辭典故，這是他功夫的獨到之處，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為什麽要這樣挖苦胡適呢？這話追溯起來，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國六年（1917）的9月裏，胡適以一個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說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門下，像黃侃（季剛）、朱希祖（逿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才、魯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係，並且都可說是東洋派（留日派）。這些教授們的普遍特色，是國學根底都很深厚，在國學的某些專科方麵，甚至可說都在胡適之上。一般留美的學人，按說在這種氣氛底下，實在應該教些“西洋哲學史”等外國學問，而避免在國學上與東洋派抗衡，可是胡適卻不如此，他居然在專家環伺的北京大學裏，教起“中國哲學史”來。當然，在那種環境裏，胡適跟太炎係的教授們，自然會有分合的場麵，例如他跟黃侃就分得很遠，跟錢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樹人就合而又分。胡適對章太炎，由於錢玄同的緣故，起初保持著很大的敬意，據說他讀的一些太炎的艱深著作，還得力於錢玄同的指點。胡適在民國八年（1919）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的“再版自序”裏，曾提到：“我做這部書……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裏麵，錢玄同、朱逿先兩位先生對於這部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這些話，都是對太炎師徒們很表示好感的話。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標點的書，“凡例”中有標點符號的說明，尤為特色。據說胡適在書出版後，曾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太炎”和“胡適”四個字右邊，各加了一條黑線，表示是人名符號。不料章太炎卻弄不清這些，當他看到自己名字旁邊多了一條黑線時，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後來當他看到在“胡適”兩個字的右邊，也有一條黑線，才消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適在舊學根底上，雖然比章太炎差得很遠，但是因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學方法上，占了舊式中國學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舊學，成績自亦不同。他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曾列為主要的批評對象，在他發表《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前，就曾寫過《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第一卷第七號）、《吾我篇》（《留美學生季報》1916年9月號）等文字，其中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都有不少微詞。從胡適這些文字裏，我們不難發現：不論從學術的見解上或是事實的演變上，胡適在北大文學院裏，都無法加入太炎係，他最好獨樹一幟。
在獨樹一幟的情況下，胡適與章太炎之間，曾發生了一次尖銳的衝突，這就是民國十年（1921）關於墨學的爭執。這個爭執的起點是章士釗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墨學談》一文，裏頭涉及章太炎和胡適。章太炎看後，寫了一封信，罵到胡適，原信如下：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為精審，非半勿一條，與惠氏百取舍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為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為，而非泛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為爭彼，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訓詁說經，則雲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此以為說，乃成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慰。此間起居康勝。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適看到了這封信很不服氣，乃臥病寫了一封信給章士釗：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隻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隻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麽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為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麽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胡適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釗把胡適的信轉給“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釗是長沙人，章士釗所以老是跟國學大師攀親人，是由於章太炎、士釗、鄒容三個人曾“約為昆弟交”，事見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給“行嚴吾弟”如下：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來之書，謂校勘訓詁，為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為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為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眾，說者亦就為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行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雲，“辯，爭彼也”，則可；墨家為辯雲，“辯，爭彼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雲“辯，爭也”，此文亦隻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為界說，而未有為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雲，“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雲，“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雲，“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抑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麵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雲，“線，索也”，“麵，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為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辭猶且不可，而況“爭彼”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為多。諸以同義之字為直訓者，在吾之為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複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為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雖然“非求勝於適之”，可是胡適還是不放過，他又寫了第二封信：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為《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為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為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功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為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清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愜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了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雖校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為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為。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為初步，其謹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既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為語、謂為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說上》原文為三條：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雲：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攸字吳鈔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為佊字之訛，理由有三：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與從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訛為彼，此因鈔胥不識佊字，改為彼字，有論語彼哉彼哉一條可為例證。三、彼字之義，《墨經》訓為“不可兩不可”，此為名學上之矛盾律，《經說》所謂“不俱當必或不當”，釋此義明白無疑。此種專門術語，絕無沿用彼字一類那樣極普通的代名詞之理。而詖字有論辯之義，佊詖同聲相通假（佊字埤蒼訓邪，是與詖頗通用），故定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辯》為專門術語，然後知以爭佊訓辯，不為語贅，不為直訓。
太炎先生說：“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我於“爭佊”之訓，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誤解，殆起於《哲學史大綱》第200頁之以駁訓佊。此因當日著書，過求淺顯，反致誤會。然注中亦引不可兩不可之訓。在精治名學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當能承認佊字術語的涵義，不應以為贅語也。匆匆奉白，順便告行。胡適敬上
以上四封討論墨學的信，都曾收入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裏，到了1953年，台北遠東圖書公司重印《胡適文存二集》時，卻被胡適自己刪去了。
胡適對章太炎的全麵評論，是他在民國十一年（1922）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在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內），其中有幾段精彩的議論：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壓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隻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隻是結集、隻是語錄、隻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麵，都能“成一家言”。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隻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活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隻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這些議論，都可幫助我們對章太炎與胡適之間的關係，多有一層了解。有了這些了解，再來重看前麵章太炎給沈延國的信，我們便更覺得有味兒了。
《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胡適和蔡元培
蔡元培比胡適大二十四歲。胡適還是一歲多的小孩子的時候（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已經中了進士。對兩人年齡的懸殊，胡適早就有過一段驚歎。據胡不歸《胡適之傳》［三十二年（1943）12月萍社版］，作者有這樣的記載：
有一次，記得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我因編纂《安徽通誌選舉考》，向適之先生借一部《題名碑錄》，他從書架上取了下來，翻到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劉福姚一榜，發現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覺一驚，告我說：“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進士，我才一歲多呢！”
蔡元培中二甲進士以後，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在李慈銘的家裏做家庭教師。此後他曆任翰林院編修（1894），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899—1900），南洋公學特班教習（1901），中國教育會會長（1902），愛國女學、愛國學社教員（1902—1905），譯學館教習（1906），教育總長（1912）等職務，直到民國五年（1916）12月26號，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就職的日子，是民國六年（1917）1月4號。他就職後，為北京大學做了許多重大而新穎的改革。其中在人事方麵，最重要的，是聘請陳獨秀做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由於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主持人，因而又得知《新青年》上的一位海外投稿者，這位投稿者，就是胡適。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二十三年（1934）1月10日《東方雜誌》三十一卷一號］一文裏，有這兩段追憶：
那時候因《新青年》文學革命的鼓吹，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麵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麵整理英文係。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係，本來有若幹基本委員，自從胡適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誌，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自傳之一章（下）》［二十七年（1938）1月1日《宇宙風》五十六期］一文裏，也有同樣的特寫：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授，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這三段文字，都反複說明了當時那位五十一歲的校長，對那位二十七歲的年輕教授的倚重。
胡適是民國六年（1917）5月22號考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考試的。考完博士後四十九天，他已在上海登岸。9月裏，正式應聘為北大教授，但這位洋博士所教的，卻不是洋學問，而是中國哲學史。當時的情形，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裏，曾有一段有趣的回憶：
哲學係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隻到得商朝的“洪範”。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製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
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經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隻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麽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係，何妨去聽一聽呢？”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
這段史料反證了兩個事實：一、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上，有他的卓見：二、蔡元培在胡適還沒上講堂以前，就具有卓見來欣賞胡適的卓見，然後加以援引和推服，進而使一個年輕的思想家不被埋沒。這種眼光和氣魄，自蔡元培以後，實在看不到第二人。
胡適在北大剛一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當年叫《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書成之日，他請最能賞識他的蔡校長寫篇序，序是民國七年（1918）8月3號寫成的，裏麵除提出“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係統的研究”四大特長外，還特別有這樣的介紹：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這些介紹，嚴格說來，是推薦得有點出入的。例如他說胡適“稟有‘漢學’遺傳性”［又在八年（1919）3月18號《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書》裏，提到胡適，說他“家世漢學”］等話，都是沒有根據的。理由是：一、“漢學”怎麽“遺傳”法？這當然不是科學的說明；二、績溪諸胡在學風上，以胡樸齋（匡衷）到胡竹村（培翬）一支為主流，這一支世居績溪城裏，遠祖姓胡，跟胡適的一支並無關係，胡適的一支世居績溪北鄉的上莊，遠祖卻姓李。中外學者不察，多所誤會，例如日人諸橋轍次竟說胡適是“胡培翬之子”！楊家駱竟說胡適是“胡培翬之後”！都是不對的。究其原始，恐怕蔡元培的文字要負一些責任。
在五四運動以前，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尾閭，胡適當時是這個運動的中堅人物，他鼓吹白話文學，深受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曾在《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之關係》［九年（1920）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裏，肯定白話文的價值，他說：
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絕不可錯了這個趨勢。
但蔡元培本人對白話文的看法，並不像胡適那樣急進，所以他在認清大趨勢以後，還對文言文稍留餘地，這在民國八年（1919）11月17號《國文之將來》（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在白話運動成功以後，蔡元培又曾寫過一篇《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二十九年（1940）9月商務《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來特別稱道胡適的功績：
……至民國七年（1918），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學，而以白話文為正宗的文學。其中尤以胡適為最猛進，作《白話文學史》以證明白話的身價，於是白話散文遂有淩駕古文的趨勢。
在上麵所說的聘請胡適、肯定胡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成績和推行白話文的成績以外，蔡元培對胡適的“協助”，還有更“精彩”的，這就是民國八年（1919）與林紓的一幕論戰。在這幕論戰裏，蔡元培挺身出來，為衛護胡適等人，向守舊勢力做了堅定的反駁。當時文壇的守舊勢力，以林紓為首領，他在3月間寫信質問蔡元培，盼他“以守常為是”，不要大事興革。蔡元培答書中，曾有這樣一段：
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喜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交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這是很精彩的辯護文字。當時確使林紓啞口無言。但在事實上，林紓並沒就此死心，他自己反倒變得慢慢不能“以守常為是”了，他除了在《新申報》上寫了好幾篇小說影射誹謗外，竟還想運動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製異己。劉半農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裏，曾為這種一連幾年醞釀不停的文字獄做了素描：
……黃侃先生還隻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而我們就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
在這種陰暗的文風下，蔡元培站在第一線，為他的小兄弟們做守護神，這種功德，實在是值得歌頌的。守舊勢力當然也不放過他，據胡適回憶：“他們又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後來也失敗了。”［十二年（1923）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中《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在新舊勢力的鬥爭下，蔡元培雖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對舊派的人物，也保有相當的尊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裏，他把這種兼容並包的態度，說得很清楚：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蔡元培這種態度是偉大的，也是後繼者趕不上的，蔡元培離開北大以後，北大就逐漸變得有點清一色了。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內，曾有過三次辭職。第一次是民國八年（1919）8月9號，理由是抗議政府喪權辱國，袒護漢奸，直到8月12號，才重行複職。第二次是民國十二年（1923）1月17號，理由是抗議政府非法逮捕財政總長羅文幹，他“痛心於國事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所以決定不幹。蔡元培的辭職舉動，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評，說辭職舉動太消極了，是要不得的。這時候，胡適卻出來衛護蔡元培，一連寫了幾篇感想在《努力周報》上發表。在一篇《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中，胡適寫道：
我們知道蔡先生的為人，知道他這種正誼的決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幾年前就有了。當民國八年（1919）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麽辦呢？”那時大家麵麵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得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
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對於“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做悲憤的抗議。我們猜想，他的抗議不過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的決心。我們可以斷定，他絕不願青年學子因此廢學輟業。所以他毅然決然的一個人奉身而退，不願意牽動學校，更不願意牽動學生。但他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裏，胡適進一步指出：
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因為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助紂為虐”，正誼的主張者，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是很沉痛的控訴：控訴一切隻認得“有奶便是娘”的學者、官吏、新聞家，指出他們“助紂為虐”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但是他究竟是一個“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樣的做積極的運動，他隻能為自己向這個方向做準備。他現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隻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訴文字，一方麵控訴“不要人格，隻要權利”的當局壞人，一方麵控訴“有奶便是娘”的無數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他已起訴了！他提出的證據是眼前的現狀，他指定的法庭是我們各人的良心！
正因為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為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誼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為情”、使我們“不好過”。倘使這點“難為情”“不好過”的感覺力都沒有，那就真成了死證了。
由於當時陳獨秀激烈地在《向導》第十七期裏批評這次辭職的舉動，說它是“消極的、非民眾的觀念”，胡適又加寫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極嗎？》向陳獨秀表示異議。胡適說：
現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民眾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這種“有所不為”的正義呼聲更是要緊。為什麽呢？我們不記得這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史嗎？當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權來殺戮誌士，然而誌士愈殺愈多，革命黨愈殺愈多。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一不可做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又不妨做教育次長！大家生在這個豬仔世界之中，久而不聞豬臊氣味，也就以為“豬仔”是人生本分，而賣身拜壽真不足為奇了！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胡適寫這些反複陳述的言論，基本動力都是出於對蔡元培偉大人格的信任與禮敬。在胡適眼中，蔡元培的人格境界已是聖賢境界。民國二十三年（1934）9月9號，胡適在《獨立評論》一一七號發表《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就褒許蔡元培等人的人格——
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隻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編者略）
胡適對他所敬愛的蔡元培，隻有過一次公開的論爭，就是關於《紅樓夢》的論爭。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就連載於《小說月報》。民國六年（1917）9月，他匯集連載，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兩年以後，胡適作《紅樓夢考證》，帶著惋惜的口吻，批評這部書說：
我這篇文裏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麽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
蔡元培看了這篇文章很不服氣，民國十一年（1922）1月30號，他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中，開始了反駁：
……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在不敢承認。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
接著他提出四點答辯，以做回敬。同年5月10號，胡適又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再申述理由，同時在文章後麵，用了這麽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亞裏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馬可倫理學》裏（部甲，四、1099a）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按：胡適所引亞裏士多德書，章節有誤）。
這次“紅學”的論爭，是蔡元培與胡適二十三年交遊中，僅有的一次文字辯論。
蔡元培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3月5號病死香港，享年七十四歲，當時胡適正做駐美大使，還剛剛五十歲。蔡元培晚年思想似稍左，跟胡適等微遠，與魯迅等較近。
蔡元培與胡適的立身行事，可說有許多巧妙的配合或不謀而合。例如蔡與胡均為卯年生（屬兔），蔡為丁卯、胡為辛卯，同被稱為北大“卯字號人物”；又蔡為北大校長，胡為北大教授，後也為北大校長；蔡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為院士，後也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蔡為國語研究會會長（民國六年，1917年），胡為會員；蔡為大學院院長（民國十六年，1927年），胡為大學委員會議委員；蔡為全國教育會議議長（民國十七年，1928年），胡為列席委員。此外兩人又同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委員，同是大學叢書委員會的委員等。此類例子很多，不必多舉。
蔡元培、胡適又曾聯名發表過文字。民國十一年（1922）直奉戰爭後不久，蔡元培等十六人，聯名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第二期上，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希望國中的優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為“好人”的人們出來過問政治，“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這篇政治主張，由北大校長蔡元培領銜，教務長胡適署尾，當時曾引起很熱烈的討論。又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1月，蔡元培、胡適、王雲五，曾合編了一大本《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書前有二十五年（1936）6月三人合署的一篇《征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啟》。以上二文，都出自胡適手筆。
其他在書籍的序跋方麵，不謀而合的巧事更有很多。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一書，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清季外交史料》，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王季同（小徐）《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適的序；《汪龍莊七劄》（陳垣藏），有蔡元培的跋，也有胡適的跋；亞東圖書館、求益書局重印《新青年》，同有兩人的題詞；《崔東壁遺書》，有蔡元培的題詞，胡適的序；《中國新文學大係》，有蔡元培的總序，而這部大係的第一冊《建設理論集》，卻是胡適編的。諸如此類，也例子很多。
《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一期，196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