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盧溝橋，盧溝橋長六百米，兩邊石欄上，刻了幾百個小獅子，每隻都不一樣。唯一一樣的是：每隻小獅子都七百五十歲，每隻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興亡。
盧溝橋完成後七百五十年7月7號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橋頭，中國忍耐久了、忍耐夠了，非得大幹一場了。
蔣委員長在盧溝橋事變後第九天，舉行了“廬山談話會”，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國是。他在談話會一開始就表示：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麽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不可以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來求得盧事的解決。
這篇談話過後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戶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盧溝橋事變，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兩大方針，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絕望前一秒鍾”，中國“還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從嚴格的時間上算，7月7日，隻是北方將士在盧溝橋抗日，是北方將士用流血造成事實上的一個明確起點。有人以為中國政府從這時候向日本宣戰，是完全不了解內情的。中國政府向日本宣戰，乃遠在四年以後，時間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國打了四年仗，到這一天，才宣布：“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之懲創後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不料殘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最後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
哪有先生不說話？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開始的廬山談話會，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陳詞”為主。七七事變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適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廬山。談話會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參加，第一期談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適說了很多話。胡健中在場，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詩：
溽暑匡廬勝會開，
八方名士溯江來。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陳詞又一回。
提倡白話文的胡適，感到這首來詩不夠白話，乃用純白話回答如下：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蝦蟆不夜鳴？
哪有先生不說話？
胡適是以說話為職業的人，在談話會以前，他與政府的關係，本就因為話說得太多，有過不愉快。這次國難當頭，政府反倒請他來說，他自然也就“胡說”不已。
7月20日以後的局勢，開始密鑼緊鼓。21日，桂係人物聯名擁護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2日，日本機械化部隊秘密開進華北；23日，上海日僑回國，中共宣言支持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4日，上海日軍借口有人失蹤，布崗閘北；25日，蔣委員長接見美國大使，告訴他“東亞局勢已入最後關頭”；26日，北方將士佟麟閣等一千六百人戰死。27日，胡適在日記裏寫道：
精衛先生約第二期談話會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兩點鍾的談話，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談的是對日外交問題。精衛宣讀中央寄來的一個長文件，敘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幾次軍事諒解——即所謂“何梅協定”的曆史。我極力勸他請中央發表此件。
華北消息大惡。
消息大惡的情形是：日本已經攻占了張家口，並且轟炸廊坊。天津日本領事向宋哲元將軍致最後通牒，要求國軍撤退。
28日，胡適日記續寫：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著陳布雷（上山）及張嶽軍、曾仲鳴、顧一樵（上山），談時局。
今日消息驟變。宋哲元態度忽變，通電抗敵。
是日北方傳來消息更奇怪，我軍奪回豐台、廊坊、通縣。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慶祝戰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驟變，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給張自忠維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慘敗！
到美國大使館赴johnson約談。
到華寅生家吃午飯，見著michon。
下午美大使館參讚peck來。
友人來談者甚多。
與慰慈、馭萬、蔣、梅諸位到galfclub小坐，到老萬全吃飯。
這一天，北方將士趙登禹等戰死。日本兵艦炮轟塘沽，並用飛機和大炮，摧毀了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被毀，象征了日本向中國文化界點名宣戰。
傅斯年要絕交
胡適南來參加廬山談話會，他的心情，是未嚐不主戰的。七七以後第五天，他在《獨立評論》的“編輯後記”裏，表示對“盧案”的意見：
此事開展到什麽程度，我們不得而知。在此際我們隻願表明我們的態度與決心：我們必須抵抗，如地方當局所表示，敵方再不速停射擊，我們唯有準備大犧牲！並且我希望無論作戰與交涉，全要聽命於中央！
再過了六天，7月18號，他在“編輯後記”裏進一步重申：
盧溝橋事件很少可以無條件地當為地方事件解決的可能，我們須有大規模的準備。這次我們不能有所割讓，如此則又回到兩年前的局麵了，那還了得！
看了胡適這種“必須抵抗”“不能有所割讓”的言論，我們若比照他幾年來的“不主戰”態度，發現頗有研究的價值。
胡適為人，理智而冷靜，溫源寧在《文人畫像》裏描繪：“在他嗬嗬的笑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靈魂深處。他不像誌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胡適這種性格，遠在他青年留美時候，就定型了。他那時候，就提倡“理智的愛國主義”。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留美學生就紛紛主戰，“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胡適忍不住站出來，勸告這些未經深思熟慮的隔海主戰派。他說：“你們說中國有‘百萬雄師’，百萬雄師在哪兒？中國能戰的部隊隻有十二萬，裝備還不行，海軍隻有一條排水量四千三百噸的三級巡洋艦，拿什麽同日本打？打仗要講實力，用隻手挽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時之快，把國家帶到比利時亡國的覆轍，這種人，不但錯愛了國，並且還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胡適的理智的愛國主義，在當時被朋友臭罵，罵做“漢奸”。但胡適是“哪有先生不說話”的，他在舉國滔滔的時候獨持異議，並且冷靜地苦口婆心地表達出異議，不論內容對不對，基本上，卻是一種心智真誠，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適回國以後，中國、日本的和戰問題，一直在山重水複中演變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局麵愈來愈惡化，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創辦《獨立評論》，希望書生論政，“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裏，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
《獨立評論》的特色之一是，創辦人“並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開場白固然說得很好，實行起來，倒也頗不容易。“激烈的辯爭”引起多次的對立：武力統一問題上，胡適與蔣廷黻對立；民主獨裁問題上，胡適與丁文江對立；對日和戰問題上，胡適與傅斯年對立。對日本，傅斯年主張寧為玉碎主義，但胡適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協定”，傅斯年極表反對，胡適卻認為“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麽？”
不料胡適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學生傅斯年，傅斯年吵著絕交，要退出獨立評論社！胡適很感意外。於是丁文江出來，寫長信勸傅大炮，才算穩住師生之情。
理智的愛國主義
胡適的理智而冷靜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礎，他認為大丈夫的條件，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還得加上一條——“時髦不能動”。光趕時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過自己理智而冷靜的判斷才成，得先通過自己內心這一關：
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隻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隻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隻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當他聽說江南“那一帶有些人喜歡看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的時候，他解釋：
其實“高調”和“低調”都不是確當的名詞。在我們的眼裏，有許多所謂“高調”都隻是獻媚於無知群眾的“低調”。我們自己說的話，別人盡管說是“低調”，我們自己倒往往認為是很“高”的調子。所以平心說來，調子沒有什麽高低可說。所可說的隻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願意對於他的主張負道德上的責任？
關於“道德上的責任”，他反複說明：
孔子曾說：“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正因為“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正因為“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話不能亂說，不能人雲亦雲地趕時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想通以後，要有勇氣站出來，批評別人的高調或低調，不怕朋友離心，不怕學生反目，不怕舉國滔滔，罵自己是“漢奸”！
朱文長的《海濤集》裏，記著國難當頭時候，北京大學的一場集會——
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之後上台訓話，一開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製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的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的迎麵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這屋子裏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麵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麽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聽說過的。
中日甲午戰爭那一次，所有“狂熱主義者”，不管打得過打不過日本，一律主戰。主戰是時髦，誰不主戰誰就是漢奸！因為“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鴻章深通大勢，至少比“狂熱主義者”深通大勢，力持慎重，知道戰而不勝，倒黴的是自己國家。可是舉國滔滔，非戰不可，李鴻章隻好戰。結果賠款割地，丟了台灣。李鴻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滿麵，費盡唇舌，力爭國權，回來的代價是伸出頭來的那些“狂熱主義者”的一陣臭罵——“李二先生是漢奸！”
多少人以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實，但他們絕不反省，他們隻會罵人漢奸。李鴻章是漢奸，胡適是漢奸，愛國得愛得跟他們一樣，才不是漢奸，否則就是漢奸，漢奸，漢——奸！
先生有話哪堪說
盧溝橋事變的發展，使胡適的“不主戰”態度麵臨考驗，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所以他在最後兩期的《獨立評論》裏，主張“必須抵抗”、主張“不能有所割讓”，不再主張委曲求全。
但是，事變的發展、談話的進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且得知中國有把握的底價隻不過一年半載的時候，他的理智與冷靜發酵了，他還是想在劍拔弩張的關口，不避誤會，試圖挽挽浩劫。
在南開大學被浩劫後第二天（7月30日），胡適有這樣的日記：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複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
（1）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當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吃飯。在席上，蔣委員長表示決定抗戰到底，他估計至少可支持六個月。張伯苓“頭一個舉手讚成”。這位南開大學的老校長，流著眼淚，非常堅定地說：
南開是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隻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讚成。隻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麽？再辦一個南開！
這時候，希望能夠挽挽浩劫的胡適，感到很難說話，不便說話。他隻提出一個建議，建議蔣委員長影響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界，不可在報紙上攻擊張自忠將軍。他說，在國際法上，一個大都市被敵人侵入、占領，做市長的，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權和財產權而和敵人訂立臨時性的條款，是合法的。他說他相信張自忠將軍是愛國的，二十九軍也是愛國的。南方當體諒北方軍人的苦心謀國，不可亂攻擊他們是“漢奸”。蔣委員長聽了，答複說：“我立刻告知他們，不可攻擊張自忠。張自忠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後，陶希聖在台北向我回憶：“胡先生這個建議，使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不再攻擊張自忠，張自忠非常感動，這跟他後來殉國的行為有極大關係。所以，胡先生這個建議，真可說‘害死’張自忠了。”）
胡適建議不要罵張自忠是“漢奸”的時候，他自己的謀國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煩，他自己也被罵作是“漢奸”。因為他多年不主戰，頗不見諒於一些狂熱派，有人罵他是“秦檜”，程潛甚至主張槍斃他！
蔣委員長的中午餐會，胡適日記如下：
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講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隻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跡），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而已。
手無寸鐵者的夢幻
胡適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認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並且他相信：這個三十二歲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貫徹這種看法的最佳人選。
事實上，胡適、高宗武這種看法卻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們對日本“政”與“軍”之間鴻溝的真相與背景，當時無法了解。
原來在七七事變時，日本的近衛文麿剛做了首相不久。他對跋扈的日本軍方，實在沒有多大影響力。當時日本軍人在中國製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訴他。不但不告訴他，甚至連陸軍省也不告訴。日本中間層的軍人們總是一意孤行（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憲兵甚至扣押近衛首相的和平使者宮崎和狄山，可見他們根本沒把文人內閣看在眼裏）。
當時日本的軍界裏有兩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動亂》的說法，兩派是：
蘇聯派——以主張對付蘇聯為主。認為占領中國華北的目的主要在做東北的外圍與屏障，防止蘇聯來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參謀次長、石原第一部長。根據地是參謀本部；
中國派——以主張對付中國為主。認為要擴大在中國的勢力。代表人是杉山陸相、海津次官。根據地是陸軍省。
近衛首相最初不曉得日本軍界裏有這麽對中國的兩派意見。他最初派出去的華北統帥，是個中國派的寺內大將，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軍事衝突便很快地開始惡化起來。於是，在蘇聯派石原第一部長的壓力下，費了好大的氣力，才算把中國派的杉山陸相擠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衝突已經不可收拾了。
近衛首相在他的《近衛手記》裏曾記過這樣一個故事：日本在中國華中統帥鬆井大將出發前，近衛首相和杉山陸相一起到東京車站送他。鬆井一再說他要打到南京，請首相諒解。近衛轉問杉山陸相說：“陸軍是不是準備打到南京？”
杉山陸相答道：“鬆井雖然這樣說，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蕪湖一帶就行了。”
可是事實上，不但打到南京，並且還打到了漢口！近衛回憶說，這些軍人們也許並非有意騙他，隻是從他們的談話裏就看到軍人們根本缺少計劃和節製，他們隻是順水推舟罷了！
日本當時這種軍人專橫的內情，絕非出身公卿華族的近衛文麿所能為力，也非中國的和平主義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適、高宗武哪裏會明白？在盧溝橋事變後，按照廬山會議原有的決定，日本占領平津，中國就決定抗戰，但高宗武卻向當局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事態至今，若一步錯誤，全東亞之破滅，殆為必然。當此非常時期，對日最後折衝之責，請任之宗武。宗步當以熱誠，說服近衛，借近衛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線為轉折點，使日軍由華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國，並防止亞洲之破滅，在此一舉。
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盤。這個算盤的打法，是基於近衛首相的“政治力量”，這是很悲慘的預計，當我們讀到後來發表的《近衛手記》，我們真要為一切沒有槍杆的“熱誠”者歎氣了！
高宗武采取行動
據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記錄，高宗武的建議提出後，“汪兆銘對高宗武之言即表讚同之意，蔣委員長則對高之建議既不讚成，也不反對，高宗武遂采取行動”。
“采取行動”的時間，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過的關鍵人物是吳震修。吳震修留學日本，當時是南京中國銀行分行經理、南京銀行公會理事長、扶輪社南京分社幹事長，有點勢力。當時他住南京江蘇路43號，隔鄰的47號住的就是日本的西義顯，兩人過從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義顯約到吳震修家，此後經過，龔德柏根據西義顯《悲劇之證人》等書，濃縮如下：
31日下午召西義顯至吳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蔣汪之建議，請西義顯赴大連，借滿鐵總裁鬆岡洋右之力，策動近衛，請其發動政治力量，以救東亞之危機。
西義顯於﹝8月﹞10日早晨會見鬆岡洋右，說明來意。鬆岡默然聽其報告後，大聲斥曰：“你真多事，”鬆岡說明他的意見，謂現在大勢已去，無法挽回。
但是最後，鬆岡還是叫西義顯試試看——
鬆岡給了西義顯一筆巨款和一封很長的介紹函，使赴東京見近衛。但他見近衛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麵戰爭已起，故吳震修、高宗武、西義顯等的謀和計劃，已無從談起了。
和平的幻夢自此完全破滅。但在沒破滅之前，從高宗武到胡適，都努力力挽狂瀾，要造一件奇跡。胡適本人，把這個奇跡的達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癡癡地等。胡適8月1日日記：
今早6點50分，蔣先生召集一個擴大紀念周，聽說他報告的是中央軍與飛機何以不上去的說明等事。
今天高君無報告。
與fichex吃飯，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記者。
這一天，日本飛機已經在鄭州上空開始擾亂，局勢是一天比一天緊了。8月2日，胡適記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細則：
寄梅先生約吃午飯。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二、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三、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一、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恢複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應分兩步：
第一步為停戰：恢複7月7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
在日本飛機猛炸南口的暴行裏，胡適還在做這種“謀五十年之和平”的好夢，這真是標準的“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了！
戰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傑對姚從吾和我回憶說，廬山談話會，胡適抵達的下午，王世傑陪他去見蔣委員長，胡適表示：北方軍人說政府不管他們了，他主戰，以戰爭支持北方軍人。胡適為一個工友題字，也提“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等主戰字句。不料廬山談話會以後，胡適又不主戰了。胡適寫了一封信給蔣委員長，請王世傑代轉，王世傑拒絕，並寫了一封信反問胡適，說他立場前後矛盾。胡適死前一個月，特別將王世傑給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還給王世傑留存。王世傑又說胡適當時極力想勸蔣委員長避免對日本全麵作戰，他曾有書麵意見托汪精衛轉交。
王世傑所指的信或書麵意見，內容自是胡適8月2日日記所包括的意思。
在盧溝橋事變前兩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適先有過一封信給王世傑，表示他基本立場：
老實說……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十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做戰場，一切文化做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此外別無作戰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裝飾南京，好像南京是沒有危險似的。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覺難受。總而言之，今日當前大問題隻有兩個：（一）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息時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十年的喘息時間：（二）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息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做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期苦痛裏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這封信足以說明胡適和戰立場的關鍵：能屈辱以求喘息，則應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去“亂戰”一通，從“長期苦痛裏”尋找“翻身的機會”。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使他相信：“國家今日之雛形……不可輕易毀壞。”“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應該以實力談和，而不是以實力真打，因為打起來，“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又使他相信，這樣的大戰一打起來，真正受苦受難的是兩國人民，“中國化為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他在為東京《日本評論》寫《敬告日本國民》時，就提出這句反問。可是，日本人怎麽聽呢？連他這篇敬告，雜誌的編者都要嚇得大刪特刪，才敢登出，日本軍閥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麵抗戰開始。
8月18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宣布持久戰消耗戰決策，以抵製日本速戰速決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吳淞。
8月22日日本侵瀏河、楊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張垣。
8月24日日本登陸吳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鎖上海至汕頭中國海岸。
8月27日國軍退出張家口及居庸關。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國民兵。
9月2日國軍殲滅吳淞口沿岸日軍。
9月5日日本宣布擴大封鎖中國海岸線。
9月7日政府派胡適赴美、蔣百裏赴德意，說明日本侵略實況。
冒險也有其用處
9月7日政府發布的胡適去美國消息，幕後有段曲折。據王世傑回憶：八一三以後，蔣委員長對他說，我們現在國際宣傳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適之到歐洲和美國走一趟。於是王世傑找胡適，談了兩三晚，胡適卻不肯，胡適表示：“戰爭已經發生，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王世傑沒法，抬出傅斯年勸駕。最後，傅斯年將胡適說服，胡適同意出國。王世傑說：“胡先生在戰爭發生前，希望避免戰爭，戰爭一發生，他則堅決表示與南京共存亡的決心，這件事是我永遠不能忘的。”這段回憶，使我想起艾森豪威爾寫丘吉爾，艾森豪威爾說丘吉爾在討論過程裏，總是固執己見，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罷休；可是一旦通過了別人的方案，丘吉爾就全力以赴，一意執行。
9月7日胡適日記：
晚上高宗武、程滄波為我們餞行。
聽廣播，知上海美國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僑的談話，責備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記裏，對“和平努力”做了最後留影：
九點半到英大使館訪ckburn參讚，談時局。他說英國海軍太弱，在中國海上隻有四隻巡洋艦，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長江，suffolk擱淺受損傷，隻餘兩隻船，有何力量。
關於英美關係，他是不信美國對遠東有積極辦法的。
見byale秘書，小談。
十點半到鐵道部官舍，見精衛先生，他正在開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十一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十二點到高宗武家，隻我們二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我說，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
在這天日記裏，胡適已明顯地表示他是“未免過慮”了，他沒想到從7月7日到9月7日兩個月中，中國軍隊“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他有點覺得他“太小心”了，因為“冒險也有其用處”。這種表示，是長考以後冒險表示出來的“謀國”新態度。
但在另一方麵，可憐的高宗武卻還“和”勁十足。從而演變成“高宗武路線”，從而差點被日本人毒死，從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脫離汪精衛，脫離了宦海生涯。
在當年的主戰派汪精衛，轉而主和，進行和議的時候，胡適已做了駐美大使，他從紐約打給汪精衛一封密電，全文是：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月的犧牲。適六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電報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時候，汪精衛已在頭一天電報代日“豔”（29日）發表了“豔電”。
豔電發表後一年，高宗武大夢後覺，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後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四年九個月後，日本投降——在滿目瘡痍中投降，中國在滿目瘡痍中做了勝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舊流著，盧溝橋的獅子，每隻都長了八歲。
中國終於勝利。上距盧溝橋事變，已經八年；上距九一八事變，已經十四年；上距甲午戰爭，已經五十一年。五十一年來，中國人民受盡了阻礙、中國人民受盡了艱苦，中國人民在流血、流淚、流汗，中國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國人民在戰——正麵地戰、迂回地戰、公開地戰、潛伏地戰、和平地戰、火爆地戰，不論是衝鋒陷陣的勇士，或是淚盡胡塵的遺民，不論是手拿鋤頭的農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在戰。戰到八年以後、戰到十四年以後，戰到五十一年以後，看到國土的重光。
胡適在死前四個月，在重光以後的台灣，寫下坦尼森（tennyson）的詩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永不退卻、不屈服。”在避免戰爭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在放棄和平的戰爭中，他曾“永不退卻、不屈服”。
如今，中國先一代的愛國者，人已蒼老、人已死去，但他們的努力、追求、尋找，他們的永不退卻、不屈服，卻是我們的碑記。我們懷念他們，向永定河水、向盧溝橋獅、向千千萬萬為戰爭和平而犧牲的死魂靈，一同讚美與涕淚——中國的愛國者永生，由於他們，中國不再屈辱，中國使東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國時報》1979年7月16—17日
盧溝橋完成後七百五十年7月7號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橋頭，中國忍耐久了、忍耐夠了，非得大幹一場了。
蔣委員長在盧溝橋事變後第九天，舉行了“廬山談話會”，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國是。他在談話會一開始就表示：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軍隊無限製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麽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不可以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來求得盧事的解決。
這篇談話過後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戶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盧溝橋事變，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兩大方針，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絕望前一秒鍾”，中國“還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從嚴格的時間上算，7月7日，隻是北方將士在盧溝橋抗日，是北方將士用流血造成事實上的一個明確起點。有人以為中國政府從這時候向日本宣戰，是完全不了解內情的。中國政府向日本宣戰，乃遠在四年以後，時間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國打了四年仗，到這一天，才宣布：“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之懲創後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不料殘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最後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
哪有先生不說話？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開始的廬山談話會，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陳詞”為主。七七事變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適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廬山。談話會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參加，第一期談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適說了很多話。胡健中在場，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詩：
溽暑匡廬勝會開，
八方名士溯江來。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陳詞又一回。
提倡白話文的胡適，感到這首來詩不夠白話，乃用純白話回答如下：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蝦蟆不夜鳴？
哪有先生不說話？
胡適是以說話為職業的人，在談話會以前，他與政府的關係，本就因為話說得太多，有過不愉快。這次國難當頭，政府反倒請他來說，他自然也就“胡說”不已。
7月20日以後的局勢，開始密鑼緊鼓。21日，桂係人物聯名擁護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2日，日本機械化部隊秘密開進華北；23日，上海日僑回國，中共宣言支持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4日，上海日軍借口有人失蹤，布崗閘北；25日，蔣委員長接見美國大使，告訴他“東亞局勢已入最後關頭”；26日，北方將士佟麟閣等一千六百人戰死。27日，胡適在日記裏寫道：
精衛先生約第二期談話會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兩點鍾的談話，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談的是對日外交問題。精衛宣讀中央寄來的一個長文件，敘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幾次軍事諒解——即所謂“何梅協定”的曆史。我極力勸他請中央發表此件。
華北消息大惡。
消息大惡的情形是：日本已經攻占了張家口，並且轟炸廊坊。天津日本領事向宋哲元將軍致最後通牒，要求國軍撤退。
28日，胡適日記續寫：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著陳布雷（上山）及張嶽軍、曾仲鳴、顧一樵（上山），談時局。
今日消息驟變。宋哲元態度忽變，通電抗敵。
是日北方傳來消息更奇怪，我軍奪回豐台、廊坊、通縣。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慶祝戰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驟變，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給張自忠維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慘敗！
到美國大使館赴johnson約談。
到華寅生家吃午飯，見著michon。
下午美大使館參讚peck來。
友人來談者甚多。
與慰慈、馭萬、蔣、梅諸位到galfclub小坐，到老萬全吃飯。
這一天，北方將士趙登禹等戰死。日本兵艦炮轟塘沽，並用飛機和大炮，摧毀了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被毀，象征了日本向中國文化界點名宣戰。
傅斯年要絕交
胡適南來參加廬山談話會，他的心情，是未嚐不主戰的。七七以後第五天，他在《獨立評論》的“編輯後記”裏，表示對“盧案”的意見：
此事開展到什麽程度，我們不得而知。在此際我們隻願表明我們的態度與決心：我們必須抵抗，如地方當局所表示，敵方再不速停射擊，我們唯有準備大犧牲！並且我希望無論作戰與交涉，全要聽命於中央！
再過了六天，7月18號，他在“編輯後記”裏進一步重申：
盧溝橋事件很少可以無條件地當為地方事件解決的可能，我們須有大規模的準備。這次我們不能有所割讓，如此則又回到兩年前的局麵了，那還了得！
看了胡適這種“必須抵抗”“不能有所割讓”的言論，我們若比照他幾年來的“不主戰”態度，發現頗有研究的價值。
胡適為人，理智而冷靜，溫源寧在《文人畫像》裏描繪：“在他嗬嗬的笑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靈魂深處。他不像誌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胡適這種性格，遠在他青年留美時候，就定型了。他那時候，就提倡“理智的愛國主義”。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留美學生就紛紛主戰，“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胡適忍不住站出來，勸告這些未經深思熟慮的隔海主戰派。他說：“你們說中國有‘百萬雄師’，百萬雄師在哪兒？中國能戰的部隊隻有十二萬，裝備還不行，海軍隻有一條排水量四千三百噸的三級巡洋艦，拿什麽同日本打？打仗要講實力，用隻手挽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時之快，把國家帶到比利時亡國的覆轍，這種人，不但錯愛了國，並且還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胡適的理智的愛國主義，在當時被朋友臭罵，罵做“漢奸”。但胡適是“哪有先生不說話”的，他在舉國滔滔的時候獨持異議，並且冷靜地苦口婆心地表達出異議，不論內容對不對，基本上，卻是一種心智真誠，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適回國以後，中國、日本的和戰問題，一直在山重水複中演變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局麵愈來愈惡化，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創辦《獨立評論》，希望書生論政，“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裏，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
《獨立評論》的特色之一是，創辦人“並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開場白固然說得很好，實行起來，倒也頗不容易。“激烈的辯爭”引起多次的對立：武力統一問題上，胡適與蔣廷黻對立；民主獨裁問題上，胡適與丁文江對立；對日和戰問題上，胡適與傅斯年對立。對日本，傅斯年主張寧為玉碎主義，但胡適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協定”，傅斯年極表反對，胡適卻認為“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麽？”
不料胡適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學生傅斯年，傅斯年吵著絕交，要退出獨立評論社！胡適很感意外。於是丁文江出來，寫長信勸傅大炮，才算穩住師生之情。
理智的愛國主義
胡適的理智而冷靜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礎，他認為大丈夫的條件，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還得加上一條——“時髦不能動”。光趕時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過自己理智而冷靜的判斷才成，得先通過自己內心這一關：
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隻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隻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隻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當他聽說江南“那一帶有些人喜歡看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的時候，他解釋：
其實“高調”和“低調”都不是確當的名詞。在我們的眼裏，有許多所謂“高調”都隻是獻媚於無知群眾的“低調”。我們自己說的話，別人盡管說是“低調”，我們自己倒往往認為是很“高”的調子。所以平心說來，調子沒有什麽高低可說。所可說的隻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願意對於他的主張負道德上的責任？
關於“道德上的責任”，他反複說明：
孔子曾說：“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正因為“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正因為“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話不能亂說，不能人雲亦雲地趕時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想通以後，要有勇氣站出來，批評別人的高調或低調，不怕朋友離心，不怕學生反目，不怕舉國滔滔，罵自己是“漢奸”！
朱文長的《海濤集》裏，記著國難當頭時候，北京大學的一場集會——
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之後上台訓話，一開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製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的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的迎麵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這屋子裏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麵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麽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聽說過的。
中日甲午戰爭那一次，所有“狂熱主義者”，不管打得過打不過日本，一律主戰。主戰是時髦，誰不主戰誰就是漢奸！因為“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鴻章深通大勢，至少比“狂熱主義者”深通大勢，力持慎重，知道戰而不勝，倒黴的是自己國家。可是舉國滔滔，非戰不可，李鴻章隻好戰。結果賠款割地，丟了台灣。李鴻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滿麵，費盡唇舌，力爭國權，回來的代價是伸出頭來的那些“狂熱主義者”的一陣臭罵——“李二先生是漢奸！”
多少人以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實，但他們絕不反省，他們隻會罵人漢奸。李鴻章是漢奸，胡適是漢奸，愛國得愛得跟他們一樣，才不是漢奸，否則就是漢奸，漢奸，漢——奸！
先生有話哪堪說
盧溝橋事變的發展，使胡適的“不主戰”態度麵臨考驗，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所以他在最後兩期的《獨立評論》裏，主張“必須抵抗”、主張“不能有所割讓”，不再主張委曲求全。
但是，事變的發展、談話的進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且得知中國有把握的底價隻不過一年半載的時候，他的理智與冷靜發酵了，他還是想在劍拔弩張的關口，不避誤會，試圖挽挽浩劫。
在南開大學被浩劫後第二天（7月30日），胡適有這樣的日記：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複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
（1）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當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吃飯。在席上，蔣委員長表示決定抗戰到底，他估計至少可支持六個月。張伯苓“頭一個舉手讚成”。這位南開大學的老校長，流著眼淚，非常堅定地說：
南開是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隻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讚成。隻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麽？再辦一個南開！
這時候，希望能夠挽挽浩劫的胡適，感到很難說話，不便說話。他隻提出一個建議，建議蔣委員長影響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界，不可在報紙上攻擊張自忠將軍。他說，在國際法上，一個大都市被敵人侵入、占領，做市長的，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權和財產權而和敵人訂立臨時性的條款，是合法的。他說他相信張自忠將軍是愛國的，二十九軍也是愛國的。南方當體諒北方軍人的苦心謀國，不可亂攻擊他們是“漢奸”。蔣委員長聽了，答複說：“我立刻告知他們，不可攻擊張自忠。張自忠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後，陶希聖在台北向我回憶：“胡先生這個建議，使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不再攻擊張自忠，張自忠非常感動，這跟他後來殉國的行為有極大關係。所以，胡先生這個建議，真可說‘害死’張自忠了。”）
胡適建議不要罵張自忠是“漢奸”的時候，他自己的謀國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煩，他自己也被罵作是“漢奸”。因為他多年不主戰，頗不見諒於一些狂熱派，有人罵他是“秦檜”，程潛甚至主張槍斃他！
蔣委員長的中午餐會，胡適日記如下：
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講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隻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跡），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而已。
手無寸鐵者的夢幻
胡適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認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並且他相信：這個三十二歲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貫徹這種看法的最佳人選。
事實上，胡適、高宗武這種看法卻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們對日本“政”與“軍”之間鴻溝的真相與背景，當時無法了解。
原來在七七事變時，日本的近衛文麿剛做了首相不久。他對跋扈的日本軍方，實在沒有多大影響力。當時日本軍人在中國製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訴他。不但不告訴他，甚至連陸軍省也不告訴。日本中間層的軍人們總是一意孤行（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憲兵甚至扣押近衛首相的和平使者宮崎和狄山，可見他們根本沒把文人內閣看在眼裏）。
當時日本的軍界裏有兩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動亂》的說法，兩派是：
蘇聯派——以主張對付蘇聯為主。認為占領中國華北的目的主要在做東北的外圍與屏障，防止蘇聯來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參謀次長、石原第一部長。根據地是參謀本部；
中國派——以主張對付中國為主。認為要擴大在中國的勢力。代表人是杉山陸相、海津次官。根據地是陸軍省。
近衛首相最初不曉得日本軍界裏有這麽對中國的兩派意見。他最初派出去的華北統帥，是個中國派的寺內大將，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軍事衝突便很快地開始惡化起來。於是，在蘇聯派石原第一部長的壓力下，費了好大的氣力，才算把中國派的杉山陸相擠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衝突已經不可收拾了。
近衛首相在他的《近衛手記》裏曾記過這樣一個故事：日本在中國華中統帥鬆井大將出發前，近衛首相和杉山陸相一起到東京車站送他。鬆井一再說他要打到南京，請首相諒解。近衛轉問杉山陸相說：“陸軍是不是準備打到南京？”
杉山陸相答道：“鬆井雖然這樣說，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蕪湖一帶就行了。”
可是事實上，不但打到南京，並且還打到了漢口！近衛回憶說，這些軍人們也許並非有意騙他，隻是從他們的談話裏就看到軍人們根本缺少計劃和節製，他們隻是順水推舟罷了！
日本當時這種軍人專橫的內情，絕非出身公卿華族的近衛文麿所能為力，也非中國的和平主義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適、高宗武哪裏會明白？在盧溝橋事變後，按照廬山會議原有的決定，日本占領平津，中國就決定抗戰，但高宗武卻向當局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事態至今，若一步錯誤，全東亞之破滅，殆為必然。當此非常時期，對日最後折衝之責，請任之宗武。宗步當以熱誠，說服近衛，借近衛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線為轉折點，使日軍由華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國，並防止亞洲之破滅，在此一舉。
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盤。這個算盤的打法，是基於近衛首相的“政治力量”，這是很悲慘的預計，當我們讀到後來發表的《近衛手記》，我們真要為一切沒有槍杆的“熱誠”者歎氣了！
高宗武采取行動
據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記錄，高宗武的建議提出後，“汪兆銘對高宗武之言即表讚同之意，蔣委員長則對高之建議既不讚成，也不反對，高宗武遂采取行動”。
“采取行動”的時間，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過的關鍵人物是吳震修。吳震修留學日本，當時是南京中國銀行分行經理、南京銀行公會理事長、扶輪社南京分社幹事長，有點勢力。當時他住南京江蘇路43號，隔鄰的47號住的就是日本的西義顯，兩人過從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義顯約到吳震修家，此後經過，龔德柏根據西義顯《悲劇之證人》等書，濃縮如下：
31日下午召西義顯至吳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蔣汪之建議，請西義顯赴大連，借滿鐵總裁鬆岡洋右之力，策動近衛，請其發動政治力量，以救東亞之危機。
西義顯於﹝8月﹞10日早晨會見鬆岡洋右，說明來意。鬆岡默然聽其報告後，大聲斥曰：“你真多事，”鬆岡說明他的意見，謂現在大勢已去，無法挽回。
但是最後，鬆岡還是叫西義顯試試看——
鬆岡給了西義顯一筆巨款和一封很長的介紹函，使赴東京見近衛。但他見近衛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麵戰爭已起，故吳震修、高宗武、西義顯等的謀和計劃，已無從談起了。
和平的幻夢自此完全破滅。但在沒破滅之前，從高宗武到胡適，都努力力挽狂瀾，要造一件奇跡。胡適本人，把這個奇跡的達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癡癡地等。胡適8月1日日記：
今早6點50分，蔣先生召集一個擴大紀念周，聽說他報告的是中央軍與飛機何以不上去的說明等事。
今天高君無報告。
與fichex吃飯，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記者。
這一天，日本飛機已經在鄭州上空開始擾亂，局勢是一天比一天緊了。8月2日，胡適記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細則：
寄梅先生約吃午飯。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二、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三、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一、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恢複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應分兩步：
第一步為停戰：恢複7月7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
在日本飛機猛炸南口的暴行裏，胡適還在做這種“謀五十年之和平”的好夢，這真是標準的“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了！
戰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傑對姚從吾和我回憶說，廬山談話會，胡適抵達的下午，王世傑陪他去見蔣委員長，胡適表示：北方軍人說政府不管他們了，他主戰，以戰爭支持北方軍人。胡適為一個工友題字，也提“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等主戰字句。不料廬山談話會以後，胡適又不主戰了。胡適寫了一封信給蔣委員長，請王世傑代轉，王世傑拒絕，並寫了一封信反問胡適，說他立場前後矛盾。胡適死前一個月，特別將王世傑給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還給王世傑留存。王世傑又說胡適當時極力想勸蔣委員長避免對日本全麵作戰，他曾有書麵意見托汪精衛轉交。
王世傑所指的信或書麵意見，內容自是胡適8月2日日記所包括的意思。
在盧溝橋事變前兩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適先有過一封信給王世傑，表示他基本立場：
老實說……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十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做戰場，一切文化做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此外別無作戰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裝飾南京，好像南京是沒有危險似的。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覺難受。總而言之，今日當前大問題隻有兩個：（一）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息時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十年的喘息時間：（二）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息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做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期苦痛裏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這封信足以說明胡適和戰立場的關鍵：能屈辱以求喘息，則應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去“亂戰”一通，從“長期苦痛裏”尋找“翻身的機會”。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使他相信：“國家今日之雛形……不可輕易毀壞。”“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應該以實力談和，而不是以實力真打，因為打起來，“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又使他相信，這樣的大戰一打起來，真正受苦受難的是兩國人民，“中國化為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他在為東京《日本評論》寫《敬告日本國民》時，就提出這句反問。可是，日本人怎麽聽呢？連他這篇敬告，雜誌的編者都要嚇得大刪特刪，才敢登出，日本軍閥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麵抗戰開始。
8月18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宣布持久戰消耗戰決策，以抵製日本速戰速決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吳淞。
8月22日日本侵瀏河、楊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張垣。
8月24日日本登陸吳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鎖上海至汕頭中國海岸。
8月27日國軍退出張家口及居庸關。
8月30日政府明令征集國民兵。
9月2日國軍殲滅吳淞口沿岸日軍。
9月5日日本宣布擴大封鎖中國海岸線。
9月7日政府派胡適赴美、蔣百裏赴德意，說明日本侵略實況。
冒險也有其用處
9月7日政府發布的胡適去美國消息，幕後有段曲折。據王世傑回憶：八一三以後，蔣委員長對他說，我們現在國際宣傳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適之到歐洲和美國走一趟。於是王世傑找胡適，談了兩三晚，胡適卻不肯，胡適表示：“戰爭已經發生，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王世傑沒法，抬出傅斯年勸駕。最後，傅斯年將胡適說服，胡適同意出國。王世傑說：“胡先生在戰爭發生前，希望避免戰爭，戰爭一發生，他則堅決表示與南京共存亡的決心，這件事是我永遠不能忘的。”這段回憶，使我想起艾森豪威爾寫丘吉爾，艾森豪威爾說丘吉爾在討論過程裏，總是固執己見，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罷休；可是一旦通過了別人的方案，丘吉爾就全力以赴，一意執行。
9月7日胡適日記：
晚上高宗武、程滄波為我們餞行。
聽廣播，知上海美國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僑的談話，責備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記裏，對“和平努力”做了最後留影：
九點半到英大使館訪ckburn參讚，談時局。他說英國海軍太弱，在中國海上隻有四隻巡洋艦，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長江，suffolk擱淺受損傷，隻餘兩隻船，有何力量。
關於英美關係，他是不信美國對遠東有積極辦法的。
見byale秘書，小談。
十點半到鐵道部官舍，見精衛先生，他正在開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十一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十二點到高宗武家，隻我們二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我說，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
在這天日記裏，胡適已明顯地表示他是“未免過慮”了，他沒想到從7月7日到9月7日兩個月中，中國軍隊“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他有點覺得他“太小心”了，因為“冒險也有其用處”。這種表示，是長考以後冒險表示出來的“謀國”新態度。
但在另一方麵，可憐的高宗武卻還“和”勁十足。從而演變成“高宗武路線”，從而差點被日本人毒死，從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脫離汪精衛，脫離了宦海生涯。
在當年的主戰派汪精衛，轉而主和，進行和議的時候，胡適已做了駐美大使，他從紐約打給汪精衛一封密電，全文是：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月的犧牲。適六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電報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時候，汪精衛已在頭一天電報代日“豔”（29日）發表了“豔電”。
豔電發表後一年，高宗武大夢後覺，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後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四年九個月後，日本投降——在滿目瘡痍中投降，中國在滿目瘡痍中做了勝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舊流著，盧溝橋的獅子，每隻都長了八歲。
中國終於勝利。上距盧溝橋事變，已經八年；上距九一八事變，已經十四年；上距甲午戰爭，已經五十一年。五十一年來，中國人民受盡了阻礙、中國人民受盡了艱苦，中國人民在流血、流淚、流汗，中國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國人民在戰——正麵地戰、迂回地戰、公開地戰、潛伏地戰、和平地戰、火爆地戰，不論是衝鋒陷陣的勇士，或是淚盡胡塵的遺民，不論是手拿鋤頭的農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在戰。戰到八年以後、戰到十四年以後，戰到五十一年以後，看到國土的重光。
胡適在死前四個月，在重光以後的台灣，寫下坦尼森（tennyson）的詩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永不退卻、不屈服。”在避免戰爭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在放棄和平的戰爭中，他曾“永不退卻、不屈服”。
如今，中國先一代的愛國者，人已蒼老、人已死去，但他們的努力、追求、尋找，他們的永不退卻、不屈服，卻是我們的碑記。我們懷念他們，向永定河水、向盧溝橋獅、向千千萬萬為戰爭和平而犧牲的死魂靈，一同讚美與涕淚——中國的愛國者永生，由於他們，中國不再屈辱，中國使東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國時報》1979年7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