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文裏，曾經談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傳，而借刀殺人，由胡適的未亡人出麵，要求“銷毀”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適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決政治背景的問題。這一國民黨和它同路人一貫作業的傑作，我曾簡略說明如下：
一、違反胡適遺囑，由台灣大學把權利轉贈中央研究院後，再化公為私，由中央研究院轉贈給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證明書；
二、胡夫人憑這證明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
三、再由內政部違反不得申請注冊的規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發給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權利執照；
四、最後由胡夫人拿執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資格與證據，都是《胡適選集》出版後才高速趕造成的，這些資格和證據，都是違反法律上基本常識與原則的。但是，國民黨不管，國民黨的法院也不管，無知而糊塗的鄉下婦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著“要見總統”的配合下，國民黨和胡夫人終於借著所謂法律，達到了封殺《胡適選集》的目的。
為了給上麵這些話留下千秋文證，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內幕”資料，使大家領教一下國民黨是怎樣整人的！
告人的資格是後補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後，她就大模大樣待在家裏，迫使司法人員要到她的“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胡公館”去問話。1967年1月19日上午9時，台北地院檢察官朱石炎親自駕臨，做筆錄如下：
問：著作權執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內政部辦理移轉登記了。又內政部通知及胡適遺囑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未在家中。
問：你何時知道文星出書竊印《胡適選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寫日記那天。
問：“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何時移轉給你呢？
答：轉讓證明書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給我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移轉給江冬秀的證明書，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鈴申告後第五天的事。換句話說，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當時，她本人根本毫無告人的法律上資格。這種資格，是國民黨和它同路人快馬加鞭補給她的，是“先上車，後買票”的！但是，一切應依法律辦事的法院，總不是公共汽車吧？把法院當公共汽車，總是一種褻瀆吧？
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怎樣化公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謂證人王誌維的筆錄：
問：胡適遺囑第四條所指之書集，何時交與台大呢？
答：事實上並未將該書集交與台大的。因為胡適立遺囑時該等書集均在美國。其後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帶了部分回來，其太太回國時將餘書全部帶回，均放於研究院內。後來胡適之紀念館落成，其遺囑執行人劉鍇在台代理人陳雪屏與台大接洽後，由台大來函表示該書集等轉贈本院（提出台大校長函一件及陳雪屏函二件閱後影本附卷）。
問：遺囑執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遊建文九人在台。
問：中央研究院何時又將該書集等轉給胡江冬秀呢？
答：關於該等書集本身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附卷）。
問：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權呢？
答：沒有。台大亦未取得該著作權。
問：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權，何以要公證轉讓呢？
答：因胡夫人到內政部辦登記時，內政部主辦人以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如胡夫人要辦登記，必須提出取得該權利之證明文件，因此才辦公證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劉鍇、陳雪屏、錢思亮（台大校長）等如何改變胡適遺囑，硬將權利“轉贈”給“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傑等，又如何再度改變，硬將權利在江冬秀按鈴申告後轉給她，以完成封殺《胡適選集》的一貫作業。
所謂證人王誌維筆錄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說那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是公產又何能無條件“轉贈”給私人？這是哪一國的邏輯與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以證明“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中央研究院”附設的委員會，又哪來權利化公為私呢？這不是笑話嗎？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灣大學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沒取得著作權，第一手第二手既無此一權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轉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內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記，因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並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證明書，是化公產為私產的行為，又何能幫著做手腳呢？
法律細節上的笑話
現在，先拋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的大前提不談，單就化公為私的法律細節上，我們來看看笑話：
胡適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遺囑第四條中，明白表示將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書籍（printedbooks）遺贈給台灣大學，並且“請求楊（聯陞）毛（子水）兩教授，代為安排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編輯和出版”。
根據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胡適紀念館單位下的記載，這一“遺贈”，業經台灣大學轉讓給“中央研究院”，是項“轉讓”及“遺贈”，均先後經過台大校長錢思亮及遺產受遺人江冬秀簽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續。這一經過，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中，已寫得明明白白：
九、胡適紀念館
依照胡故院長1957年6月4日所立遺囑第四條的規定，他的前存紐約，後移台灣的藏書，及其他文稿、文件，原係贈給台灣大學的，但因本館正式成立，台大錢思亮校長已將胡故院長遺囑第四條所載書籍文稿等件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益，轉讓給中央研究院，並已於1963年5月8日，在此轉讓證明書上簽字，又照上項遺囑第五條的規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為遺產的受遺人，胡夫人也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至此胡故院長遺存住宅內的一切遺著、書籍、文物，歸於胡適紀念館的法律手續，業已完成。
由此可見，江冬秀既然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那麽權利——如果有的話——就完全不屬於她了，她既然沒權利，當然就無法告人，於是國民黨官方遂在她按鈴申告後，促成以下四步驟：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簽立贈與契約，將胡適著作物的著作權贈與江冬秀。
二、由贈與人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受贈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辦理“贈與”公證。
三、由江冬秀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憑同前項公證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物繼承注冊。
四、江冬秀憑前項申請注冊的收據，向台北地檢處為侵害著作權的告訴。
於是，國民黨拍拍彼拉多式的雙手，大功告成了！
能拋棄嗎？
現在，我們就算台灣大學轉贈“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產”私贈他人，在法律細節上也是站不住的。為什麽呢？
按照法律規定，對於死者的“遺贈”本可表示“承認”或“拋棄”（“民法”繼承編第三章第三節），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的記載，“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長在“轉讓證明書”上的簽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遺囑第四條所為之“遺贈”，是“承認”而非“拋棄”。
何以說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足以證明“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的“遺贈”為“承認”呢？因為江冬秀的簽字，在法律上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簽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雖一方麵是“遺產”的權利人，在另一方麵卻是“遺贈”的義務人，就“遺產”權利人而言，為“受遺贈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遺產”權利人的承諾，不能取得“遺贈”的權利；就“遺贈”義務人而言，江冬秀隻有簽字承認“受遺贈人”的請求，而為“遺贈”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對胡適遺言的實踐。
關於“受遺贈人”就“遺贈物”得向“繼承人”為交付的請求權，史尚寬《繼承法論》第四章第七節“遺贈”有這樣的論述：
遺贈分為“包括遺贈”“包括名義之遺贈”及“特定遺贈”三種：
……
（二）包括名義之遺贈，謂遺囑人就法律許其任意處分之財產，給予其一部分之“遺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包括名義之受遺贈人，應對於有法定特留分之繼承人，請求財產之交付。
由此可見，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所載江冬秀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儀式，原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舉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遺贈人”的身份，本於法律上對“遺贈義務人”亦即“遺產權利人”的江冬秀，為履行“遺贈”的請求，則它已為承認“遺贈”的意思表示，已經毫無疑義。因此，本於“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不得複為主張“拋棄”。
“中央研究院”將本於胡適“遺贈”而取得的著作權，轉過頭來，又以“贈與”方式轉贈給江冬秀，目的無非是想使它發生“民法”第1208條的效力，就是：“遺贈拋棄時，其‘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用來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贈與”的行為，承認江冬秀對著作權繼承的複活；進而使“內政部”承認江冬秀對於已喪失的著作權繼承，業因“民法”第208條“中央研究院”拋棄“遺贈”而複活。
但是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是不得複為主張“拋棄”的。這一法理，依據有三：
一、德國民法第2180條第1項明定：“受遺人，對於遺贈已為承認者，不得拒絕。”
二、日本民法第989條明定：“遺贈之承認或拋棄，不得撤銷之。”
三、德日兩國民法的規定，是以自羅馬法以來“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為基礎。
“中央研究院”本於胡適遺囑所受的“遺贈”，既然已為“承認”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證書複為贈還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個月之久的定形，雙方全無間言，何能於江冬秀一按鈴申告，就將三年八個月的事實推翻，將受之“遺贈”者，複為“贈與”之璧還，以示對於“遺贈”的拋棄？這樣的出乎爾者反乎爾，又成何體統呢？如果這樣而可被認為合法，則世間法律行為將永無確定之日了！權利義務相對人以及第三人間的關係，也將隨時有被動搖之虞了！這還成為什麽世界呢？
無法無天又無知
至於所謂證人王誌維所說，“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一怪說，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話。為什麽呢？
原來自羅馬法以來，就有“不得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的法諺，所謂“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權利”，或“所有，卻不如所讓與者等大的權利”，是不能讓與他人的。如果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根本不包括著作權在內，那麽“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請求公證的轉讓契約中，竟以“胡適著作權”為贈與的標的，豈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於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權利給人了嗎？豈不是等於“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了嗎？這不是笑話嗎？
另一方麵，若不認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包括著作權在內，則當“中央研究院”對江冬秀做“胡適著作權”的轉贈時，就是“將無作有”的虛惠了。對於“將無作有”的虛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沒有喪失著作權相辭謝，但她不辭而受，反證她當時承認著作權已因“遺贈”而喪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頭“璧還”她時，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贈之不以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為疑，證明胡適著作權，“中央研究院”確曾得之於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於後！
強詞奪理也許可以原諒，但是強詞奪理否認一事，便須連帶否認兩事：既否認胡適遺囑第四條不包括著作權在內，就得連帶否認“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權轉贈江冬秀，就得連帶否認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對於著作權的轉贈。但是由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轉贈胡適著作權是公證行為，已載之公文書，雙方都不容否認，既然都不容否認，卻爭執遺囑第四條“遺贈”中不含著作權在內，這不是笑話，又是什麽呢？
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的過程裏，當他們發現“拋棄已承認的遺贈”，不免在法律上觸礁時候，他們真的不惜否認起胡適曾以著作權“遺贈”給江冬秀以外的單位了，真的不惜否認起以前簽字儀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續了！——江冬秀是村婦，她可以什麽都不懂，但是在背後煽火的人，也未免太無法無天又無知了！
“內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從“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權、從法院非法取得公證書，於是，國民黨一貫作業的程序，便快馬加鞭，衙門換衙門，從“中央研究院”轉到“內政部”。於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內政部”，要執照！
現在看“內政部”怎樣配合。
“內政部”首先快馬加鞭，給了《胡適文存》等九種著作權執照，但是，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為所謂大陸時代原始著作權執照的號碼，據江冬秀當庭陳述，說早都丟了，因此，這些號碼的來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內政部”提供的，顯然就有可疑的號碼。以《胡適文存》為例，說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發的，執照號碼是3674，但是據我查證所得，3674的號碼根本不是《胡適文存》的，《胡適文存》的號碼該是524，日期該是“十九年（1930）7月7日”，這種蒙混舞弊，又怎麽說呢？何況，《胡適文存》在登記上的“著作權所有人”，明明是“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根本不是胡適，更別提什麽江冬秀了，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點。
並且，同一個“內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台南大東書局”，說：“查《胡適文存》一書，尚未向本部申請著作物注冊！”現在江冬秀竟把《胡適文存》列為九種注冊著作物之一，這就與同一個“內政部”“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權法，第四條明定“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有之”，後來修訂，相沿不改。胡適死在1962年，他死後，遺囑把著作物給了台灣大學，台灣大學並沒登記，所以“內政部”縱使“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中所說有誤，與胡適死後著作權消失的時間也接近首尾相連，“內政部”明知《胡適文存》無案底之可言，卻給江冬秀方便，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點。
此外，九種著作權執照，經江冬秀單獨以己名為繼承著作權注冊者六種（原卷“證十七”《胡適文存》、“證十八”《短篇小說第二集》、“證十九”《嚐試集》、“證二十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證二十四”《詞選》、“證二十五”《戴東原的哲學》）；與他人共有著作權注冊者三種（“證二十”《廬山遊記》、“證二十二”《哲學的改造》、“證二十三”《淮南王書》），這九種著作權執照，在原始提起的證據中，均欠缺“內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訊中，才經補蓋遮掩，對已經送達的文書這樣處理，是十足的偽造文書行為，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點。
總之，“內政部”明知胡適著作權或根本不在胡適名下，或因胡適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屬“公產”而不能轉贈私人江冬秀，卻為了配合國民黨的一貫作業，擅發執照給江冬秀，這種朋比為奸，是休想遮蓋得了的！
輪到法院來了！
就這樣的，江冬秀終於以最快的速度，從“內政部”拿到執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裏。現在輪到法院參加一貫作業了！
法院麵對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考驗。著作權法第一項，明指著作物經申請而“注冊後”，其權利人始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同條第二項，明指在“經申請”而尚未獲得執照之前，亦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兩項所不同的，隻是前者是指“經申請已獲注冊領有執照”而言，後者是指“雖未核發執照，但已提出申請”而言，兩者所同的是必須已經為著作物注冊的申請後，始有權利對他人提起侵害之訴，因為訴訟必基於“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前，告訴人根本尚無“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後，縱使告訴人取得“權利”，也不能對取得“權利”以前他人的發行行為提起告訴，因為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文明人是誰也不敢違反的。
所以，縱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贈與”來撐腰，而使她的著作權繼承複活，這項複活行為，也應該直至“1967年1月11日”“內政部”給她申請收據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發行《胡適選集》之後，自不能以其後取得的權利“溯及既往”，來提起告訴。
但是，這個島上的法院，顯然對“憲法”第八十條“超出黨派以外”的要求，還是有待“共識”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號”地院判決裏，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號”“高院”判決裏，漠視“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痕跡，就處處可見。最後判決《胡適選集》要沒收、要銷毀其製版，一切都不容分說，也不顧及證據法則了！
後話
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用《胡適選集》案來封殺胡適思想、來打擊流傳自由思想的人，從台灣大學到“中央研究院”、從轉讓契約到贈與公證、從繼承注冊到按鈴申告、從輿論圍剿到法律封殺……全套作業是快慢隨意的，是聲應氣求的，是用胡夫人打頭陣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個作業的流程，的確陰險而利落。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我回想這由我一心編出來的《胡適選集》，一手攪出來的頭條大案，一身惹出來的——如胡秋原所說的——“一麵對抗複興中華文化運動，一麵進行進一步的賣國匪諜活動”，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寫了這篇文字，並且毫不客氣地公布了許多文件與內幕。畢竟我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對手，我會等待十七年，然後花十七個小時，去把敵人清算進曆史。鄉願們老是勸人“往者已矣”，但是正義之士卻總愛“溫故知新”，正義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對正義的一種褻瀆。為了不使正義蒙塵，我們必須學會要永不停止地揭發真相、揭發真相、揭發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們流芳百世，使他們遺臭萬年——在齊的太史、在晉的董狐，他們幹的，不就正是這種事嗎？1983年2月2日夜深
一、違反胡適遺囑，由台灣大學把權利轉贈中央研究院後，再化公為私，由中央研究院轉贈給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證明書；
二、胡夫人憑這證明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
三、再由內政部違反不得申請注冊的規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發給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權利執照；
四、最後由胡夫人拿執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資格與證據，都是《胡適選集》出版後才高速趕造成的，這些資格和證據，都是違反法律上基本常識與原則的。但是，國民黨不管，國民黨的法院也不管，無知而糊塗的鄉下婦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著“要見總統”的配合下，國民黨和胡夫人終於借著所謂法律，達到了封殺《胡適選集》的目的。
為了給上麵這些話留下千秋文證，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內幕”資料，使大家領教一下國民黨是怎樣整人的！
告人的資格是後補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後，她就大模大樣待在家裏，迫使司法人員要到她的“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胡公館”去問話。1967年1月19日上午9時，台北地院檢察官朱石炎親自駕臨，做筆錄如下：
問：著作權執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內政部辦理移轉登記了。又內政部通知及胡適遺囑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未在家中。
問：你何時知道文星出書竊印《胡適選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寫日記那天。
問：“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何時移轉給你呢？
答：轉讓證明書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給我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移轉給江冬秀的證明書，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鈴申告後第五天的事。換句話說，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當時，她本人根本毫無告人的法律上資格。這種資格，是國民黨和它同路人快馬加鞭補給她的，是“先上車，後買票”的！但是，一切應依法律辦事的法院，總不是公共汽車吧？把法院當公共汽車，總是一種褻瀆吧？
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怎樣化公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謂證人王誌維的筆錄：
問：胡適遺囑第四條所指之書集，何時交與台大呢？
答：事實上並未將該書集交與台大的。因為胡適立遺囑時該等書集均在美國。其後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帶了部分回來，其太太回國時將餘書全部帶回，均放於研究院內。後來胡適之紀念館落成，其遺囑執行人劉鍇在台代理人陳雪屏與台大接洽後，由台大來函表示該書集等轉贈本院（提出台大校長函一件及陳雪屏函二件閱後影本附卷）。
問：遺囑執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遊建文九人在台。
問：中央研究院何時又將該書集等轉給胡江冬秀呢？
答：關於該等書集本身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附卷）。
問：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權呢？
答：沒有。台大亦未取得該著作權。
問：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權，何以要公證轉讓呢？
答：因胡夫人到內政部辦登記時，內政部主辦人以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如胡夫人要辦登記，必須提出取得該權利之證明文件，因此才辦公證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劉鍇、陳雪屏、錢思亮（台大校長）等如何改變胡適遺囑，硬將權利“轉贈”給“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傑等，又如何再度改變，硬將權利在江冬秀按鈴申告後轉給她，以完成封殺《胡適選集》的一貫作業。
所謂證人王誌維筆錄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說那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是公產又何能無條件“轉贈”給私人？這是哪一國的邏輯與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以證明“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中央研究院”附設的委員會，又哪來權利化公為私呢？這不是笑話嗎？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灣大學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沒取得著作權，第一手第二手既無此一權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轉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內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記，因為“根據胡適之遺囑，台大才有該權利”，並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證明書，是化公產為私產的行為，又何能幫著做手腳呢？
法律細節上的笑話
現在，先拋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的大前提不談，單就化公為私的法律細節上，我們來看看笑話：
胡適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遺囑第四條中，明白表示將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書籍（printedbooks）遺贈給台灣大學，並且“請求楊（聯陞）毛（子水）兩教授，代為安排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編輯和出版”。
根據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胡適紀念館單位下的記載，這一“遺贈”，業經台灣大學轉讓給“中央研究院”，是項“轉讓”及“遺贈”，均先後經過台大校長錢思亮及遺產受遺人江冬秀簽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續。這一經過，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中，已寫得明明白白：
九、胡適紀念館
依照胡故院長1957年6月4日所立遺囑第四條的規定，他的前存紐約，後移台灣的藏書，及其他文稿、文件，原係贈給台灣大學的，但因本館正式成立，台大錢思亮校長已將胡故院長遺囑第四條所載書籍文稿等件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益，轉讓給中央研究院，並已於1963年5月8日，在此轉讓證明書上簽字，又照上項遺囑第五條的規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為遺產的受遺人，胡夫人也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至此胡故院長遺存住宅內的一切遺著、書籍、文物，歸於胡適紀念館的法律手續，業已完成。
由此可見，江冬秀既然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那麽權利——如果有的話——就完全不屬於她了，她既然沒權利，當然就無法告人，於是國民黨官方遂在她按鈴申告後，促成以下四步驟：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簽立贈與契約，將胡適著作物的著作權贈與江冬秀。
二、由贈與人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受贈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辦理“贈與”公證。
三、由江冬秀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憑同前項公證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物繼承注冊。
四、江冬秀憑前項申請注冊的收據，向台北地檢處為侵害著作權的告訴。
於是，國民黨拍拍彼拉多式的雙手，大功告成了！
能拋棄嗎？
現在，我們就算台灣大學轉贈“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產”私贈他人，在法律細節上也是站不住的。為什麽呢？
按照法律規定，對於死者的“遺贈”本可表示“承認”或“拋棄”（“民法”繼承編第三章第三節），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的記載，“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長在“轉讓證明書”上的簽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遺囑第四條所為之“遺贈”，是“承認”而非“拋棄”。
何以說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足以證明“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的“遺贈”為“承認”呢？因為江冬秀的簽字，在法律上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簽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雖一方麵是“遺產”的權利人，在另一方麵卻是“遺贈”的義務人，就“遺產”權利人而言，為“受遺贈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遺產”權利人的承諾，不能取得“遺贈”的權利；就“遺贈”義務人而言，江冬秀隻有簽字承認“受遺贈人”的請求，而為“遺贈”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對胡適遺言的實踐。
關於“受遺贈人”就“遺贈物”得向“繼承人”為交付的請求權，史尚寬《繼承法論》第四章第七節“遺贈”有這樣的論述：
遺贈分為“包括遺贈”“包括名義之遺贈”及“特定遺贈”三種：
……
（二）包括名義之遺贈，謂遺囑人就法律許其任意處分之財產，給予其一部分之“遺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包括名義之受遺贈人，應對於有法定特留分之繼承人，請求財產之交付。
由此可見，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所載江冬秀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儀式，原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舉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遺贈人”的身份，本於法律上對“遺贈義務人”亦即“遺產權利人”的江冬秀，為履行“遺贈”的請求，則它已為承認“遺贈”的意思表示，已經毫無疑義。因此，本於“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不得複為主張“拋棄”。
“中央研究院”將本於胡適“遺贈”而取得的著作權，轉過頭來，又以“贈與”方式轉贈給江冬秀，目的無非是想使它發生“民法”第1208條的效力，就是：“遺贈拋棄時，其‘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用來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贈與”的行為，承認江冬秀對著作權繼承的複活；進而使“內政部”承認江冬秀對於已喪失的著作權繼承，業因“民法”第208條“中央研究院”拋棄“遺贈”而複活。
但是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是不得複為主張“拋棄”的。這一法理，依據有三：
一、德國民法第2180條第1項明定：“受遺人，對於遺贈已為承認者，不得拒絕。”
二、日本民法第989條明定：“遺贈之承認或拋棄，不得撤銷之。”
三、德日兩國民法的規定，是以自羅馬法以來“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為基礎。
“中央研究院”本於胡適遺囑所受的“遺贈”，既然已為“承認”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證書複為贈還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個月之久的定形，雙方全無間言，何能於江冬秀一按鈴申告，就將三年八個月的事實推翻，將受之“遺贈”者，複為“贈與”之璧還，以示對於“遺贈”的拋棄？這樣的出乎爾者反乎爾，又成何體統呢？如果這樣而可被認為合法，則世間法律行為將永無確定之日了！權利義務相對人以及第三人間的關係，也將隨時有被動搖之虞了！這還成為什麽世界呢？
無法無天又無知
至於所謂證人王誌維所說，“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一怪說，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話。為什麽呢？
原來自羅馬法以來，就有“不得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的法諺，所謂“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權利”，或“所有，卻不如所讓與者等大的權利”，是不能讓與他人的。如果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根本不包括著作權在內，那麽“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請求公證的轉讓契約中，竟以“胡適著作權”為贈與的標的，豈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於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權利給人了嗎？豈不是等於“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了嗎？這不是笑話嗎？
另一方麵，若不認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包括著作權在內，則當“中央研究院”對江冬秀做“胡適著作權”的轉贈時，就是“將無作有”的虛惠了。對於“將無作有”的虛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沒有喪失著作權相辭謝，但她不辭而受，反證她當時承認著作權已因“遺贈”而喪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頭“璧還”她時，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贈之不以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為疑，證明胡適著作權，“中央研究院”確曾得之於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於後！
強詞奪理也許可以原諒，但是強詞奪理否認一事，便須連帶否認兩事：既否認胡適遺囑第四條不包括著作權在內，就得連帶否認“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權轉贈江冬秀，就得連帶否認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對於著作權的轉贈。但是由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轉贈胡適著作權是公證行為，已載之公文書，雙方都不容否認，既然都不容否認，卻爭執遺囑第四條“遺贈”中不含著作權在內，這不是笑話，又是什麽呢？
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的過程裏，當他們發現“拋棄已承認的遺贈”，不免在法律上觸礁時候，他們真的不惜否認起胡適曾以著作權“遺贈”給江冬秀以外的單位了，真的不惜否認起以前簽字儀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續了！——江冬秀是村婦，她可以什麽都不懂，但是在背後煽火的人，也未免太無法無天又無知了！
“內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從“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權、從法院非法取得公證書，於是，國民黨一貫作業的程序，便快馬加鞭，衙門換衙門，從“中央研究院”轉到“內政部”。於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內政部”，要執照！
現在看“內政部”怎樣配合。
“內政部”首先快馬加鞭，給了《胡適文存》等九種著作權執照，但是，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為所謂大陸時代原始著作權執照的號碼，據江冬秀當庭陳述，說早都丟了，因此，這些號碼的來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內政部”提供的，顯然就有可疑的號碼。以《胡適文存》為例，說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發的，執照號碼是3674，但是據我查證所得，3674的號碼根本不是《胡適文存》的，《胡適文存》的號碼該是524，日期該是“十九年（1930）7月7日”，這種蒙混舞弊，又怎麽說呢？何況，《胡適文存》在登記上的“著作權所有人”，明明是“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根本不是胡適，更別提什麽江冬秀了，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點。
並且，同一個“內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台南大東書局”，說：“查《胡適文存》一書，尚未向本部申請著作物注冊！”現在江冬秀竟把《胡適文存》列為九種注冊著作物之一，這就與同一個“內政部”“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權法，第四條明定“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有之”，後來修訂，相沿不改。胡適死在1962年，他死後，遺囑把著作物給了台灣大學，台灣大學並沒登記，所以“內政部”縱使“台（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中所說有誤，與胡適死後著作權消失的時間也接近首尾相連，“內政部”明知《胡適文存》無案底之可言，卻給江冬秀方便，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點。
此外，九種著作權執照，經江冬秀單獨以己名為繼承著作權注冊者六種（原卷“證十七”《胡適文存》、“證十八”《短篇小說第二集》、“證十九”《嚐試集》、“證二十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證二十四”《詞選》、“證二十五”《戴東原的哲學》）；與他人共有著作權注冊者三種（“證二十”《廬山遊記》、“證二十二”《哲學的改造》、“證二十三”《淮南王書》），這九種著作權執照，在原始提起的證據中，均欠缺“內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訊中，才經補蓋遮掩，對已經送達的文書這樣處理，是十足的偽造文書行為，這又怎麽說呢？這是“內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點。
總之，“內政部”明知胡適著作權或根本不在胡適名下，或因胡適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屬“公產”而不能轉贈私人江冬秀，卻為了配合國民黨的一貫作業，擅發執照給江冬秀，這種朋比為奸，是休想遮蓋得了的！
輪到法院來了！
就這樣的，江冬秀終於以最快的速度，從“內政部”拿到執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裏。現在輪到法院參加一貫作業了！
法院麵對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考驗。著作權法第一項，明指著作物經申請而“注冊後”，其權利人始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同條第二項，明指在“經申請”而尚未獲得執照之前，亦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兩項所不同的，隻是前者是指“經申請已獲注冊領有執照”而言，後者是指“雖未核發執照，但已提出申請”而言，兩者所同的是必須已經為著作物注冊的申請後，始有權利對他人提起侵害之訴，因為訴訟必基於“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前，告訴人根本尚無“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後，縱使告訴人取得“權利”，也不能對取得“權利”以前他人的發行行為提起告訴，因為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文明人是誰也不敢違反的。
所以，縱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贈與”來撐腰，而使她的著作權繼承複活，這項複活行為，也應該直至“1967年1月11日”“內政部”給她申請收據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發行《胡適選集》之後，自不能以其後取得的權利“溯及既往”，來提起告訴。
但是，這個島上的法院，顯然對“憲法”第八十條“超出黨派以外”的要求，還是有待“共識”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號”地院判決裏，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號”“高院”判決裏，漠視“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痕跡，就處處可見。最後判決《胡適選集》要沒收、要銷毀其製版，一切都不容分說，也不顧及證據法則了！
後話
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用《胡適選集》案來封殺胡適思想、來打擊流傳自由思想的人，從台灣大學到“中央研究院”、從轉讓契約到贈與公證、從繼承注冊到按鈴申告、從輿論圍剿到法律封殺……全套作業是快慢隨意的，是聲應氣求的，是用胡夫人打頭陣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個作業的流程，的確陰險而利落。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我回想這由我一心編出來的《胡適選集》，一手攪出來的頭條大案，一身惹出來的——如胡秋原所說的——“一麵對抗複興中華文化運動，一麵進行進一步的賣國匪諜活動”，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寫了這篇文字，並且毫不客氣地公布了許多文件與內幕。畢竟我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對手，我會等待十七年，然後花十七個小時，去把敵人清算進曆史。鄉願們老是勸人“往者已矣”，但是正義之士卻總愛“溫故知新”，正義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對正義的一種褻瀆。為了不使正義蒙塵，我們必須學會要永不停止地揭發真相、揭發真相、揭發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們流芳百世，使他們遺臭萬年——在齊的太史、在晉的董狐，他們幹的，不就正是這種事嗎？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