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雜誌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文中我沒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卻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這篇文章引起大轟動。後來錢思亮（當時的台大校長）告訴我：胡適本人看了，寫了一封信給我，信還沒寫完，就心髒病突發，死了。這封殘信一直扣留在壟斷胡適思想的人們手裏，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適死前，對我不肯定他在學術上地位，不以為然；但對我肯定他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卻很高興。因為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來，都被忽視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視了，經李敖做了發人未發的論斷，自然胡適會引為知己。
《播種者胡適》在《播種者胡適》中，我的論斷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論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19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局促的平衡”（uneasyb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裁政治”彌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了。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裏，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曆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隻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三十二卷一號）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裏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對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鬥，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的命的張飛，“民主”泛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得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我這段文字發表後二十五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遠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辦了一次所謂“胡適逝世二十四周年紀念演講會”，由台大曆史係的“張忠棟教授”演講《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1931—1949）》，我看了發表在《中國時報》的講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種者胡適》的範圍，講稿中襲取李敖論斷的精華，卻又沒有李敖論史行文的淵博與審慎，例如“張忠棟教授”連《獨立評論》與《獨立時論》明明是兩個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專家自居，侈談胡適如何如何，豈非學術上的大笑話？
由於連“張忠棟教授”都鬧出這種大笑話，我感到大家真該好好讀讀當年的原始文獻了，我決定寫這篇文字，重新把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詳加肯定。因為原始文獻大家多看不到，我盡量多引一些，以為文證，大家看了這些原始文件，最後才會恍然“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的真相，而對中國的民主前途，自然也會有所領悟矣！
蔣廷黻論用專製建國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九一八事變後，正趕上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懷疑起民主、擁護起專製來了。這種懷疑的態度，首開先河的是蔣廷黻。蔣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發表《革命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他說：“我們中國近二十年為革命而犧牲的生命財產，人民為革命所受的痛苦，誰能統計呢？此外因內爭而致各派競相賣國更不堪設想！孫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純潔大概是國人所共識的。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也不惜出重價以謀日人的協助。”……（編者略）他感慨：“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蔣廷黻的結論是：“中國還沒有經過一個專製時代，所以還沒有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建國’的第一步工作。必須先用專製（如英國都鐸朝的百年專製、如法國波旁朝的光明專製，甚至於如俄國羅曼諾夫朝的專製）來做到‘建國’，然後可以‘用國來謀幸福’。”
“不過用了‘專製’一個名詞”蔣廷黻的文字發表後七天，胡適就有了反應。1933年12月17日，胡適發表《建國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一號），表示異議。胡適在文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專製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二）中國幾千年的專製何以不會造成民族國家？關於第（一），胡適的意見是：建國並不一定要靠專製。即如英國的都鐸（tudor）一朝，正是議會政治的抬頭時代，又是商業與文藝的發達時代，何嚐單靠專製？關於第（二），胡適的答案是：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形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胡適說：蔣先生的本意大概也隻是要說統一的政權是建國的必要條件；不過他用了“專製”一個名詞來包括政權的統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聯想到那無限的獨裁政治上去。其實政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治。英國的亨利第八時代正是國會的勢力抬頭的時代：國會議員從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國王建立新國教也須借國會的力量。所以我們與其說專製是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如說政權統一是建國的條件，而政權統一固不必全學羅曼諾夫朝的獨裁政治。
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過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適又寫《再論建國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二號），文中提出了蔣廷黻原文暗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舊式專製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製呢？”胡適在這篇文章裏，表示他自己是反對中國采用種種專製或獨裁的政製的，因為他不承認中國今日有專製或獨裁的可能。他舉出了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開明專製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隻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製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兩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今日夢想開明專製的人，都隻是不知道為君之難，不知道專製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侖與腓特烈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大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意大利的專製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十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曆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鬥，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絕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製為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誌的專政曆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隻夠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國難與國恥還不夠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裏，什麽口號都看得破、什麽魔力都魔不動，雖有墨索裏尼、雖有希特勒、雖有列寧托洛茨基，又有什麽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它是私有資本製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曆史的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裏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製度很幼稚，那種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布賴斯bryce的《美洲民主國》曾曆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裏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製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鬥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製度，隻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製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的思考的。
“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蒙蔽”
對這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胡適在1935年1月1日，發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曾自行綜合並加重第三項如下：
我提出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今日夢想開明專製的人，都隻是不知專製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
第三，我觀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承認民主政治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而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的政治，在中國今日是做不到的。我提出的這三項理由，至今不曾得著一個滿意的答辯。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比較最重要的還是那第三點，然而這一點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蒙蔽，誤信議會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識程度，而專製與獨裁隻需要少數人的操縱，所以他們（例如蔣廷黻先生）總覺得我這個見解是有意開玩笑的、不值得一駁的。
我現在鄭重地說明，我近年觀察才考慮的結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種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隻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會與地方議會都不需要特別出色的專家人才；而他們的選民很少是能讀《倫敦泰晤士報》或《曼徹斯特衛報》的。可是近十年中起來的現代獨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國現時），就大不同了。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宏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這種政治是人類曆史上的新鮮局麵：它不但需要一個高等的“智囊團”來做神經中樞，還需要整百萬的專門人才來做手足耳目。這種局麵不是在短時期中可以趕造得成的（俄國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萬的專家，固然一部分是趕造成的，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俄國有二百年的大學與科學院，還有整個歐洲做他們的學術外府）。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隻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獨裁忽然大時髦了”
對人們“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胡適在《再論建國與專製》裏，曾經有一段大特寫。他說：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製》，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製。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製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製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隻是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製”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製，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製而已。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製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
《民報》與《新民叢報》走上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爭的，其實不在開明專製，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製，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製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爭，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府革命也鬧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訓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製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製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讚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製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製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製抱著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製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製，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的總統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製，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製者所不屑采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製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製的。
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適提到“國民黨”與“藍衣社”的事。當時國民黨不但搞“一黨的專政”，並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組織“藍衣社”來一腳踢，胡適寫出“藍衣社”，這就顯然點破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了。“藍衣社”是絕對主張領袖獨裁的，換句話說，是主張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知識分子們提倡獨裁，究竟有利於誰、是為誰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錢端升被“熏陶”之後
1934年1月裏，有三篇擁護獨裁的文字出現了：第一篇是錢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錢端升首先說：“我於這篇文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製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采的製度。”接著說：“我所敢言的隻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製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state）。”他又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獨裁既真能為大多數人（幾乎是全體人民）增進福利，則又烏能因少數人的自由之被剝奪，而硬要維持謀福利不及獨裁的民主？”又說：“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製度不為功。”最後的結論是：“一切製度本是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製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胡適駁錢端升
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曾對錢端升的論點，提出反駁：
錢端升先生這篇文章是這一年中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可惜此文發表以來，還不曾得著國中政治學者的批評與討論。我雖然不是政治學者，卻也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一個人，很想在這裏對他這篇長文的主旨提出一點“門外漢”的意見。
先討論他的概論世界政治製度趨勢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兩點。第一，他說“歐戰的結局實為民主政治最後一次的凱旋”，他固然可以舉俄意土德諸國作例，但曆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若把眼光放得遠一點，我們也可以說歐戰的終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展的開始。這個新發展在數量的方麵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從俄、德、奧、土四個最根深蒂固的帝製的顛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專製王亞曆山大的被刺，都是這一個大趨勢的實例。在質的方麵這個新發展的最可注意之點，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驟增與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的大傾向。前者的表現實例，有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英國勞工黨的兩度執政權：這都是大戰前很少人敢於想象的事。後者的實例更多了。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各國早已感覺18世紀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民治主義是不夠用的了；一切“社會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表現。在大戰時，國家權力驟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數個人不能不犧牲向來視為神聖的自由權利。大戰之後，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就使許多民治國家呈現社會主義化的現象。至於蘇俄的以純粹社會主義立國，更不用說了。凡能放大眼光觀察世變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和19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一個大運動的兩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乃是那個民治運動的兩個連續的大階段。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以來十幾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方麵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麵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讀史的人若單指出某種形式上的不合英美範型，就認為民主政治的衰頹，這是我們認為大錯誤的。錢先生文中曾指出蘇俄的共產黨有二百萬人，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有四百萬人。試問二十年前，蘇俄能有二百萬人專政嗎？意大利能有四百萬人專政嗎？
第二，錢先生把“經濟的民族主義”認做需要統製經濟的主要原因，而統製經濟的要求又是獨裁“無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們對於這段理論頗懷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樣重要的事實。（一）“經濟的民族主義”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資格的，隻有美國、俄國、不列顛帝國，這三國在天然富源上和經濟組織上，都充分夠得上“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他們都受天然或曆史的限製，原料的供給遠不能比上述的三國，他們的高度工業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結果。然而他們的“經濟的民族主義”，正因為不能不用侵略或傾銷一類的方法來補救天然的缺陷，都成為國際戰爭的地雷，將來一觸即爆發，現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幹時日。這七國之外，世界無一國能有“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中國包括在內，因為中國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錢先生的議論的適用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二）在歐洲已有一些小國家試行了各種自由組合的合作製度，如消費合作、生產合作、運輸合作等，他們的成績是很好的，而他們的方法並不是獨裁政治之下的經濟統製。這些方法當然也可以算是計劃的經濟，隻不需要獨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國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計劃的經濟的傾向，但這幾年的事實都能使我們明白英美的計劃經濟（除戰時非常狀態外），大概不會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錢先生所推測的“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舊日的統治階級）的聯合獨裁”；而或者是一種智識階級、資產階級、勞動階級三方麵合作的社會化的民主政治。英國近三年的“國民政府”與美國一年多的羅斯福“複興政策”都不是撇開勞工的；在英國的工黨當然已是統治勢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國，複興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勞工勢力抬頭，勞工的力量是政府製裁資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種。美國的政治向來受18世紀的分權論的影響過大，行政部門太受牽製，所以去年國會驟然將大權授與總統，就使世界震驚，以為美國也行獨裁製了。但這種大權，國會可以隨時收回；國會不收回時，每兩年人民可以改換國會，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換總統：羅斯福的背後絕沒有棒喝團或衝鋒隊可以維持他的政權不倒的。所以這種政治不能算是獨裁的政治，隻是一種因社會化的需要而行政權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們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權增高與計劃的經濟的運動，都是為了要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不是為了“經濟的民族主義”的推進，更不是為了“預備民族間的鬥爭而起”。
總之，錢先生的概論部分，我們初看了都覺得很動人，細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得太狹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認歐戰後的民治主義的發展。他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斷“不論在哪一個國家”都不能免統製經濟，也就不能幸免獨裁的政製了。
最後我要討論他的中國需要獨裁論。……他所以主張中國需要獨裁製度，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業化。這個理論是很短見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的，如煤鐵產地等。第二，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翁文灝陶希聖諸先生都曾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第三，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憑空添出資本、不能隨便印紙做現金、不能從空中生出許多必需的專門人才來、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個放任慣的無政府態度的民族習慣。錢先生的中國獨裁論，我們不能認為有充足理由的。
蔣廷黻和吳景超
第二篇是蔣廷黻的《論專製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八十三號）。大意說：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製。他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他主張武力統一，並且認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製”！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製。市是專製的，省也是專製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製區域行到另一個專製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大專製勢必取消各地小專製，不然，大專製就不能存在。從人民立場看起來，他們的真正敵人也是各地的小專製。正如英國的都鐸、法國的波旁、俄國的羅曼諾夫，他們專製的對象是各地的諸侯，直接壓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諸侯，所以君主專製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我們簡直把中國政治認錯了。我們以為近二十年來想統一中國的人如袁（世凱）、吳（佩孚）等把人民作為他們的敵人。我們未免自抬身價了。嚴格說來，我們不配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有什麽力量呢？我們實際也不願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並不反對統一。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士大夫階級反對專製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國現在專製的對象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從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製是有利的。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專製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麽，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這個為中心的個人必須具有相當的資格，以往當局的人及現在當局的人是否具有這種資格，那是人的問題；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製度的問題。適之先生引《民報》駁《新民叢報》的話來為難我，說：‘開明專製者待其人而後行。’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中國今日有無其人，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統一中國的人；‘開明’是個抽象的名詞，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說。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第三，不少的讀者對於我的《革命與專製》一文要問：兩千年來的專製不濟於事，再加上一短期的專製就能濟事嗎？兩千年來，中國有朝代的變更，無政製及國情的變更，因為環境始終是一樣的。現在外人除加在我們身上極大的壓力以外，又供給了我們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不是任何專製政府所願拒絕的、所能拒絕的。就是政府完全無為，隻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她一個新生命。”蔣廷黻主張來個“個人專製”，並說中國今日有無能個人專製之人，他不知道，其實，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蔣介石。蔣廷黻這種言論，正是為蔣介石“個人專製”打底子啊！
蔣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論，是他所謂“中國現在專製的對象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之說。他不知道，“二等軍閥”給消滅了，難道就不輪到“人民”來受“頭等軍閥”“專製”之害嗎？獅子吃了狼，羊就可以過太平日子嗎？
第三篇是吳景超的《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第八十四號）。文中說：“總之，我們根據中國曆史的分析，革命實力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劃才能實行。”“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麽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結論是：“我很讚同蔣廷黻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基本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胡適指斥“頭等軍閥”
1934年1月14日，胡適寫《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表示意見如下：
蔣先生所要的“專製”，原來並不是獨裁的政治製度，原來不過是希望一個頭等軍閥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軍閥，原來就是吳先生說的“武力統一”。
我們先要溫習一點現代史，先要記得武力統一是在這二十餘年中已做到好幾次的了。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豈不是做到武力統一了？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時，又豈不是做到統一了？蔣廷黻先生也曾說過：
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我們何不更進一步問問：袁世凱及吳佩孚，以至於民國十七八年的蔣介石，為什麽離統一的目標終於“功虧一簣”呢？是不是因為這幾個人的武力不夠大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專製還不夠專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這“一簣”的關鍵在什麽地方呢？
蔣先生說：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是說二等軍閥。他又說：
士大夫階級反對專製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
這是說士大夫階級。我們要問蔣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權的頭等軍閥有沒有失政，應不應負一部分責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書”還沒有出世之前，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做到了武力統一，為什麽不上二十年，就鬧成“八王構兵”“五胡亂華”，鬧得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楊氏篡周平陳，統一了中國，為什麽也不到二十年，就鬧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遠史且不談，袁世凱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詒一流人應負責任呢？吳佩孚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擁戴的曹錕一黨也應負責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局麵的崩壞。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真是能號召全國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壯舉：許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動；還有許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個運動的震蕩，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種精神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史上的絕無僅有的。如果民國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舉動引起了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的疑慮，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是讚助新政權並且渴望統一的。在那個全國精神上一致的大運動之下，張作霖也不能不退出關外，張學良也不能不承認新政權。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後的全國比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個新統一的中國是怎樣又破碎了呢？破壞統一的罪惡是不是全在“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呢？是不是因為士大夫階級讀死了西洋教科書因而反對專製，所以助成統一的崩壞呢？是不是頭等軍閥也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而夢想個人專製的政客黨員也應該分擔不少的責任呢？
說起“二等軍閥”，我們應該還記得，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似乎二等軍閥也算不得怎樣難對付。可是當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哪裏？和平又在哪裏？今日割據的局麵是不是比民國十七八年減低多少了嗎？福建的變局不用說了。馮玉祥倒了；起來的是韓複榘宋哲元等。閻錫山倒了；現在又在娘子關裏努力他的模範省了。桂係倒了；現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廣西第二次造成他們的模範省了。四川的割據如故，雲南貴州的鞭長莫及如故。廣東是比李濟深時代更獨立了。難道我們到了今天還隻能提出一個“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的方案嗎？
“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著我們去教猴子上樹。我們的責任是要研究這條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沒有什麽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老實說，我不信武力統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實蔣廷黻先生已代我說過了。他說：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他說的“意態”是說“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他說的“物質狀況”是說“中國人的窮”。然而蔣先生卻又主張“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製，是用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難道武力統一就可以破除“中國人頭腦裏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國人的窮”了嗎？既然“毛病不在軍閥”，蔣先生如何又說“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呢？
我要套用他的話，說武力統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先說“毛病不在軍閥”：現在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夠中央軍隊的一打，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軍這回也失敗了，中央軍隊的武力的優越更不成問題了。所以若單以武力而論，中國今日的統一應該可以不戰而成功的了。次說“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意態不是蔣先生說的“省界”；二十餘年前，中國的省界何嚐不比現在更深？何以那時的省界無礙於統一呢？何以當日建立帝國的政治家能造出科舉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製度，使省界觀念反成為統一的基礎呢？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衛一派、今日的胡漢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協，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武力也許可以破滅紅軍，特務隊也許可以多捉幾個共產黨，但那種種左衝右決的社會潮流（包括種種蔣先生說的“反對專製的議論”），是不是武力所能統一的呢？何況中國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態是外患壓迫之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它絕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國。這種新意態一麵能使張學良下野，一麵也能使蔣介石不能挽救韓複榘的驅逐劉珍年。
我說的“物質狀況”也不單指貧窮，雖然貧窮也不是武力統一所能掃除的。我所謂“物質狀況”是說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亂，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複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內，福建與江西都解決了，難道這幾十萬的中央軍就可以抽出來南征北剿、東征西討了嗎？
所以我說，今日武力統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蔣先生和吳先生都曾指出種種“別的方式”，“從事實上看起來”都絕不能行。我們在上文指出“武力統一”的行不通，難道不是事實？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們不造反、不出兵，隻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業，難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討伐廣西嗎？又如四川的大小軍閥，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確應該如蔣先生說的“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了。然而“從事實上看起來”，今日的頭等軍閥是否能下決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為什麽不可以討伐兩廣？為什麽不可以討伐四川呢？簡單得很，中國人今日的新意態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隊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胡適這些話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他直指“頭等軍閥”（蔣介石）“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胡適顯然點破這一真相，使“個人專製”“武力統一”明明確有其人，並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點是，胡適顯然點破“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也是高人一等之論。
黨國之下，又何來公忠？
七天以後，1934年1月21日，胡適再寫《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八十六號），從製度上立論，反對“個人專製”與“武力統一”，用以維護民主的必要。胡適以“國會”製度做例子，他說：國會不是蔣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製度”。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連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征，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根本意義。
蔣廷黻先生一定不讚成這個主張，他曾說：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麽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製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夠產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效力嗎？隻要政權在軍人手裏……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
這些話都是過慮，有成見的過慮。第一，人民最不要納租稅，然而他也居然納租稅，豈非怪事？所以蔣先生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第二，議會能有多少權力，如今談不到。不過我們前幾天還看見報上記載著，立法院“在悲憤中”勉強通過了一萬萬元的公債案。一個確然“不代表什麽人”的立法院也會“悲憤”，蔣先生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代表全國的議會發起大“悲憤”來製止內戰，誰敢保沒有這一天呢？第三，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正如一個警察可以封閉你我的《獨立評論》一樣容易。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的眼裏至少還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況且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賄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解散得了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十師兵解散不了的國會。
不過這都不是眼前的話。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的隻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征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無論如何，總比“機關槍對打”要文明一點。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伯克（burke）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需要可愛。”若要全國人擁護國家，國家也需要全國人擁護。現在最奇怪的現狀是把黨放在國家上麵。這樣如何能養成“公忠”？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征，人民參加國會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現在全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機關，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使人民有參加幹預的機會，人民又從何處去報效他的“公忠”呢？
在這段文字裏，胡適明白指出國民黨“把黨放在國家上麵”的真相，因為國民黨不肯用“國會”作為“有形的國家象征”，所以人民無從“報效他的‘公忠’”，人民沒有向心力，才是問題的根本。若不此之圖，反倒以“個人專製”“武力統一”來解決問題，是舍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當然是錯了。
常燕生之論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發表《建國問題平議》（《獨立評論》第八十八號）。他的看法，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夾敘夾議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讀了《獨立》上的討論，寫了一篇《建國問題平議》（評立第八十八號）。他不讚成武力統一，也不讚成專製與獨裁。他那篇文章裏有幾段很精彩的議論，例如他論民治思想的勢力：
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又如他論獨裁政治在中國所以不能成功：
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大林可以開除托洛茨基；在中國，手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為時髦、以挖苦人為幽默、以成人之美為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專製可以成功，這是夢想。
所以他雖然主張“中國要談建設、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他卻相信那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愛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他相信中央政府並不是沒有控製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他說：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為這樣才可以製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抓住這個有力的工具。
他的結論是：國家的真正統一，隻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製的結果，隻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統一是永遠無辦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見解，我很讚同。他勸中央實力派學古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秘訣，把人民當做天子，善用民心民意來做統一的工具，這話好像是迂腐，其實是很近情理的議論。我說的國會製度，也就是實行這個意思的一個方法。有位署名“壽生”的青年人發表了一篇《試談專製問題》（獨立第八十六號），他指出現代的獨裁政治其實都是他所謂“旨趣專製”，而不是古代的“權力專製”。如意大利和蘇俄的獨裁政治，其實是許多人因旨趣的讚同而願望實現的行動。“壽生”先生這個觀察是不錯的。他又指出民主國家的議會製度也是一種“旨趣專製”，也是“以理論來征服人民，是取獲人民的信心，是以他們的意見釀成全國的意見”；“不過英美的旨趣專製是多元的、互換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無限的延長其旨趣罷了。”我也曾說過，今日的中國實在沒有一種有魔力的“旨趣”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感情與理智。所以獨裁政治的無法成功，隻是因為今日大家口頭背誦宣傳的和強迫小孩子記誦的一些主義，都沒有成為全國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隻有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民治思想，在今日還有不少的潛勢力。不但滿清帝製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凱張勳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錕張作霖是這個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權的成立，根本上都還是因為這個民權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的，所以不能長久忍受那個暴民專製的局麵。這個思想所以能有如許大的潛勢力，是因為它究竟有過比較長時期的宣傳，究竟有比較容易教人悅服的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有英美法等國的曆史成績教人信得過，所以“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一類的幼稚見解，終久不能動搖中國成年一輩人（就是受過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傳的一輩人）對於民權民治思想的信念。這裏麵也許還有更深刻的民族曆史的原因：中國的社會構造是經過兩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兩千年的“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養成的“無治主義的民族性”，這都是近於民主政治，而甚遠於鐵紀律的獨裁政治的。以此種種原因，我絕對相信常燕生先生的從民權伸張做到國家統一的議論。在一個長時期民治訓練之後，國家統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組織也健全了，物質狀況也進步了，那時候，在非常狀態之下、在非常得全國人心的偉大領袖之下，也許萬一有一種現代的“旨趣獨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狀況之下，一切歌頌獨裁的理論都是不切事實的夢想。
汪蔣通電以後
1934年11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聯名通電全國，對中國前途，在形式上，表示了沒有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胡適抓住機會，在12月9日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第一三○號），胡適說：
本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複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意大利德意誌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采獨裁政製的空氣裏，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製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
接著，他又從“意態”觀點，補充他在《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的主旨，他說：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裏麵的真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跡！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製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1928）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製”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曆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為隻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裏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服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獨裁絕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製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後段，胡適又補充他的未盡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裏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卻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muddling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會（thefabian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麵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於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卻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占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丁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兩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瀅先生在上期《獨立》裏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麵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家；農業方麵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麵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麵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製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隻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哪裏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哪裏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製，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隻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意俄政製”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讚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胡適提出細部要求
在《獨立評論》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的同一天，胡適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又發表了《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並且乘機提出細部要求。胡適說：
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隻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是，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製。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絕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製國民思想之發展，至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也。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讚成的。因為原電文沒有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製。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裏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為“以幾千裏外某地的紅軍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裏孟梭曾說：“一個少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衝西撞，四麵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跤，落到某種陷坑裏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夠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裏，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嗬！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腳鐐手銬和牢獄生活絕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卻拿腳鐐手銬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卻拿軍法審判糊塗證據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人愛充好漢，你卻真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好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徹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製服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齋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裏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替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鉗製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製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切言論統製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製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製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製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製？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製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麵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製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鬥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麽，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版焚毀了！《詩經》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有肥馬，野有餓莩”也該毀版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製”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會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麽樣子；拚命的多方麵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麽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真不上咱們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教我們信仰了。
胡適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對汪蔣通電有“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的話；又在《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此文中，又有“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很難教我們信仰了”的話，這些話的語氣，在在都表露出他對國民黨當權派的通電，是難免信任不足的。其實，這並不是胡適的多疑，盡管汪精衛、蔣介石諸公在通電裏在文字上信誓旦旦，但他們希旨承風的手下，在事實上究竟搞的是什麽，也大有可議。例如就在通電前三十八天（1934年10月20日），北平《人民評價》第五十七期上，就有《斥胡適之自由思想》一文出現，大言曰：“吾人主張黨政一體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乃救時之良劑。時至今日，已屆非常之變局，急起救亡，唯在領袖獨裁之實現。”同一期裏，又有《為五全大會代表進一言》一文出現，也大言曰：“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行將舉行，我人對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議：即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既不必要循訓政之故轍，亦不必急於召開空洞無物、徒供軍閥政客貪汙土劣利用之國民大會。而黨務之推動及政治之設施，則於黨魁兼攝行政領袖之後，以少壯幹部及統計人才為之輔，大刀闊斧，斬除黨內之腐惡分子及行政機關之貪汙官吏，為黨國造一新局麵。……”霍霍殺氣如此，說國民黨一夜之間，憑一紙通電就立地成佛了，如此高速向善，其誰能信乎？
丁文江的“新式的獨裁”論
在胡適的好朋友蔣廷黻等走上主張獨裁的路子以後，1934年12月18日，好朋友丁文江又大神附體，發表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大公報》星期論文），也大唱起獨裁的調子。丁文江說：“近年來許多人——不讚成獨裁的人如威爾士（h.g.wells）、如羅素（bertrandrussell）——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為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在選舉人手裏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了字是看體育新聞（sportingnews）、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為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是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裏。所以現在連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句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且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獨裁製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民主政治隻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地使用他們的公權。’不錯的，但是這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憲政的先進的國家，都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應該注意‘新式’二字。因為新式的獨裁與舊式的專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說，‘打倒專製’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麵的舊式的專製，並不是新式的獨裁。獨裁如何才可以算是‘新式’，我以為有以下的幾個條件：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它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獨裁”
丁文江文章發表後十二天，1934年12月30日，胡適寫《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一三三號），表示失望。胡適說：
我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他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鍾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曆史上看來，這班阿鬥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餘閑來參加政治，也不見得怎樣太糊塗。即如英國，那些包辦“騙人的利器”的人們，當真能欺騙民眾於永久，豈真能長期把持政權了嗎？倫敦的報紙，除了《每日前鋒》（herald）外，可以說全是保守黨的。在幾年之前，《前鋒》報（工黨報）的銷路小極了，直到最近幾年中，他們才采用“讀者保險”計劃，才能與其他通行的大報競爭。然而英國在這幾十年中，保守黨是否永執政權？工黨何以也能兩度大勝利？自由黨的得政權以及後來的瓦解——更奇怪了！——卻正和他們的黨費的盈絀成反比例！美國的全國財權當然是操在共和黨的手裏，然而我留學以來，不過二十四年，已看見民主黨三度執政了。可見這班看棒球新聞、讀偵探小說、看便宜電影、聽jazz音樂的阿鬥，也不是永久可欺騙的啊！所以林肯說得最公允：“你可以欺騙民眾於一時，而不能欺騙他們於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雖然使韋爾斯、羅素諸人不滿意，卻正可證明我的意見是不錯的。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鬥是不配幹預政治，也不愛幹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cricket、看電影，隻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鬥來畫諾投票。然而在20世紀裏，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鬥會鼓噪造反的。所以現代的專製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鬥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卻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即是那長期專政的工具。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鬥的“權力欲”，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鬥人人自以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賁張地擁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換句話說：民治國家的阿鬥不用天天幹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幹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鬥，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隻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鬥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鬥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隻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鬥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隻能焚香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難道閉了眼睛，不看見獨裁國家的“靠政治吃飯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騙人的利器——宣傳”嗎？他難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國裏這種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厲害得多多嗎？所不同的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鬥不畫一個“no”字。而在獨裁國家裏，就不容易製造出一個“no”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單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鬥”最不易得。凡獨裁政製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為，並非是因為那獨裁首領要如此做，隻是因為（如丁在君先生說的）“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丟了棒球新聞來做你的棒喝團、拋了偵探小說來做你的衝鋒隊，你就不能太擺上等人的臭架子，東也有所不為、西也有所不為。你隻好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地替你喊萬歲、替你鏟除反動、替你擁護獨裁。獨裁政治的成績的大小，和獨裁政製之下民眾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係於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鬥”的程度與經驗。這是一個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為國家謀福、為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的模棱論調輕輕放過嗎？
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麵的舊式的專製。”我可以斷斷地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製。
“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寫《再論民治與獨裁》（《大公報》星期論文），他解釋說：“國家的危機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說的是我們實際的政治。胡適之先生說：‘國家的生死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胡適之先生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孩子’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尤其是如何利用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胡適之先生說，‘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製。’這話也錯了。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製’。胡適之先生難道忘記了他自己《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嗎？他所列舉的事實哪一件不是可以證明‘舊式專製’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之下，單主張民主政治，反對獨裁，能夠發生任何的影響嗎？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壓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製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中國式的專製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嚐專製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讚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讚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關於丁文江這段話，二十一年後（1956年），胡適寫了《丁文江的傳記》。曾有感慨如下：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裏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製，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從上麵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後丁文江也覺悟到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覺悟到蔣介石他們還不配搞“新式的獨裁”，“所以我們飽嚐專製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獨裁的利益。”雖然如此，在胡適眼中，在舉國滔滔為蔣介石鋪獨裁之路的時候，那些受過完美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則是一種“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諒的錯誤。因此，他不得不站出來，大力阻止這種反民主的、趕時髦的浪潮。當然，在這種力挽狂瀾的過程中，胡適的心事是頗為愴然的。現在，我發表一封在我手中的從沒發表過的信，是胡適1934年12月20日寫給傅斯年的，以證實他的這種感覺：
孟真兄：
示悉。
《大公報》事，我已去信說：“孟真兄要我代寫一決，我代他決的是繼續任撰作星期論文。”
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
香港之行，勢不容已。已決定29日南下，過京不停，在上海過年，元旦之夜在上海搭presidentharison去港，4日到港，9日到廣州，約12日到梧州，16日到港搭taft船回來。
香港大學去年要給我名譽學位，我托故辭了；今年沒有法子再辭了，隻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開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脫“通天教主”味兒了！
在君兄忽然作駁我的獨裁不可能論，我寫信（兩千多字的長信）答他，你見著否？
我說：“將來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終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胡適之不肯公然談中醫，也是這個意思。
廷黻論專製的文發表時，此間省市兩黨部中人皆大歡喜！我聽了真慄然以憂。“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是你們山東亞聖的味兒了！
汪蔣的“感”電，我充分利用來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順水推船”，導人入於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豈料丁大哥出此下策，為一班妄人增加氣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學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時，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強支持了。機會甚好，因楊子餘就任校長，正需好英文教員。
你何時來？女先鋒已見著了。適之用這封私信做我這篇長文的收尾，真再合適沒有了。1986年3月2日夜
《播種者胡適》在《播種者胡適》中，我的論斷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論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19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局促的平衡”（uneasyb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裁政治”彌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了。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裏，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曆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隻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三十二卷一號）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裏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對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鬥，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的命的張飛，“民主”泛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得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我這段文字發表後二十五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遠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辦了一次所謂“胡適逝世二十四周年紀念演講會”，由台大曆史係的“張忠棟教授”演講《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1931—1949）》，我看了發表在《中國時報》的講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種者胡適》的範圍，講稿中襲取李敖論斷的精華，卻又沒有李敖論史行文的淵博與審慎，例如“張忠棟教授”連《獨立評論》與《獨立時論》明明是兩個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專家自居，侈談胡適如何如何，豈非學術上的大笑話？
由於連“張忠棟教授”都鬧出這種大笑話，我感到大家真該好好讀讀當年的原始文獻了，我決定寫這篇文字，重新把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詳加肯定。因為原始文獻大家多看不到，我盡量多引一些，以為文證，大家看了這些原始文件，最後才會恍然“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的真相，而對中國的民主前途，自然也會有所領悟矣！
蔣廷黻論用專製建國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九一八事變後，正趕上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懷疑起民主、擁護起專製來了。這種懷疑的態度，首開先河的是蔣廷黻。蔣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發表《革命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他說：“我們中國近二十年為革命而犧牲的生命財產，人民為革命所受的痛苦，誰能統計呢？此外因內爭而致各派競相賣國更不堪設想！孫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純潔大概是國人所共識的。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也不惜出重價以謀日人的協助。”……（編者略）他感慨：“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蔣廷黻的結論是：“中國還沒有經過一個專製時代，所以還沒有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建國’的第一步工作。必須先用專製（如英國都鐸朝的百年專製、如法國波旁朝的光明專製，甚至於如俄國羅曼諾夫朝的專製）來做到‘建國’，然後可以‘用國來謀幸福’。”
“不過用了‘專製’一個名詞”蔣廷黻的文字發表後七天，胡適就有了反應。1933年12月17日，胡適發表《建國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一號），表示異議。胡適在文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專製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二）中國幾千年的專製何以不會造成民族國家？關於第（一），胡適的意見是：建國並不一定要靠專製。即如英國的都鐸（tudor）一朝，正是議會政治的抬頭時代，又是商業與文藝的發達時代，何嚐單靠專製？關於第（二），胡適的答案是：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形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胡適說：蔣先生的本意大概也隻是要說統一的政權是建國的必要條件；不過他用了“專製”一個名詞來包括政權的統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聯想到那無限的獨裁政治上去。其實政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治。英國的亨利第八時代正是國會的勢力抬頭的時代：國會議員從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國王建立新國教也須借國會的力量。所以我們與其說專製是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如說政權統一是建國的條件，而政權統一固不必全學羅曼諾夫朝的獨裁政治。
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過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適又寫《再論建國與專製》（《獨立評論》第八十二號），文中提出了蔣廷黻原文暗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舊式專製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製呢？”胡適在這篇文章裏，表示他自己是反對中國采用種種專製或獨裁的政製的，因為他不承認中國今日有專製或獨裁的可能。他舉出了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開明專製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隻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製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兩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今日夢想開明專製的人，都隻是不知道為君之難，不知道專製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侖與腓特烈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大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意大利的專製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十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曆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鬥，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絕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製為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誌的專政曆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隻夠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國難與國恥還不夠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裏，什麽口號都看得破、什麽魔力都魔不動，雖有墨索裏尼、雖有希特勒、雖有列寧托洛茨基，又有什麽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它是私有資本製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曆史的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裏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製度很幼稚，那種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布賴斯bryce的《美洲民主國》曾曆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裏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製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鬥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製度，隻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鬥。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製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的思考的。
“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蒙蔽”
對這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胡適在1935年1月1日，發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曾自行綜合並加重第三項如下：
我提出三項專製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或能專製的黨，或能專製的階級。今日夢想開明專製的人，都隻是不知專製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麽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製的局麵。
第三，我觀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承認民主政治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而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的政治，在中國今日是做不到的。我提出的這三項理由，至今不曾得著一個滿意的答辯。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比較最重要的還是那第三點，然而這一點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蒙蔽，誤信議會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識程度，而專製與獨裁隻需要少數人的操縱，所以他們（例如蔣廷黻先生）總覺得我這個見解是有意開玩笑的、不值得一駁的。
我現在鄭重地說明，我近年觀察才考慮的結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種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隻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會與地方議會都不需要特別出色的專家人才；而他們的選民很少是能讀《倫敦泰晤士報》或《曼徹斯特衛報》的。可是近十年中起來的現代獨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國現時），就大不同了。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宏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這種政治是人類曆史上的新鮮局麵：它不但需要一個高等的“智囊團”來做神經中樞，還需要整百萬的專門人才來做手足耳目。這種局麵不是在短時期中可以趕造得成的（俄國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萬的專家，固然一部分是趕造成的，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俄國有二百年的大學與科學院，還有整個歐洲做他們的學術外府）。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隻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獨裁忽然大時髦了”
對人們“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胡適在《再論建國與專製》裏，曾經有一段大特寫。他說：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製》，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製。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製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製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隻是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製”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製，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製而已。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製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
《民報》與《新民叢報》走上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爭的，其實不在開明專製，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製，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製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爭，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府革命也鬧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訓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製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製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讚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製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製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製抱著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製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製，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的總統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製，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製者所不屑采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製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製的。
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適提到“國民黨”與“藍衣社”的事。當時國民黨不但搞“一黨的專政”，並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組織“藍衣社”來一腳踢，胡適寫出“藍衣社”，這就顯然點破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了。“藍衣社”是絕對主張領袖獨裁的，換句話說，是主張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知識分子們提倡獨裁，究竟有利於誰、是為誰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錢端升被“熏陶”之後
1934年1月裏，有三篇擁護獨裁的文字出現了：第一篇是錢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錢端升首先說：“我於這篇文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製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采的製度。”接著說：“我所敢言的隻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製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state）。”他又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獨裁既真能為大多數人（幾乎是全體人民）增進福利，則又烏能因少數人的自由之被剝奪，而硬要維持謀福利不及獨裁的民主？”又說：“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製度不為功。”最後的結論是：“一切製度本是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製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胡適駁錢端升
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曾對錢端升的論點，提出反駁：
錢端升先生這篇文章是這一年中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可惜此文發表以來，還不曾得著國中政治學者的批評與討論。我雖然不是政治學者，卻也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一個人，很想在這裏對他這篇長文的主旨提出一點“門外漢”的意見。
先討論他的概論世界政治製度趨勢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兩點。第一，他說“歐戰的結局實為民主政治最後一次的凱旋”，他固然可以舉俄意土德諸國作例，但曆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若把眼光放得遠一點，我們也可以說歐戰的終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展的開始。這個新發展在數量的方麵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從俄、德、奧、土四個最根深蒂固的帝製的顛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專製王亞曆山大的被刺，都是這一個大趨勢的實例。在質的方麵這個新發展的最可注意之點，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驟增與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的大傾向。前者的表現實例，有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英國勞工黨的兩度執政權：這都是大戰前很少人敢於想象的事。後者的實例更多了。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各國早已感覺18世紀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民治主義是不夠用的了；一切“社會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表現。在大戰時，國家權力驟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數個人不能不犧牲向來視為神聖的自由權利。大戰之後，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就使許多民治國家呈現社會主義化的現象。至於蘇俄的以純粹社會主義立國，更不用說了。凡能放大眼光觀察世變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和19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一個大運動的兩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乃是那個民治運動的兩個連續的大階段。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以來十幾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方麵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麵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讀史的人若單指出某種形式上的不合英美範型，就認為民主政治的衰頹，這是我們認為大錯誤的。錢先生文中曾指出蘇俄的共產黨有二百萬人，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有四百萬人。試問二十年前，蘇俄能有二百萬人專政嗎？意大利能有四百萬人專政嗎？
第二，錢先生把“經濟的民族主義”認做需要統製經濟的主要原因，而統製經濟的要求又是獨裁“無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們對於這段理論頗懷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樣重要的事實。（一）“經濟的民族主義”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資格的，隻有美國、俄國、不列顛帝國，這三國在天然富源上和經濟組織上，都充分夠得上“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他們都受天然或曆史的限製，原料的供給遠不能比上述的三國，他們的高度工業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結果。然而他們的“經濟的民族主義”，正因為不能不用侵略或傾銷一類的方法來補救天然的缺陷，都成為國際戰爭的地雷，將來一觸即爆發，現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幹時日。這七國之外，世界無一國能有“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中國包括在內，因為中國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錢先生的議論的適用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二）在歐洲已有一些小國家試行了各種自由組合的合作製度，如消費合作、生產合作、運輸合作等，他們的成績是很好的，而他們的方法並不是獨裁政治之下的經濟統製。這些方法當然也可以算是計劃的經濟，隻不需要獨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國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計劃的經濟的傾向，但這幾年的事實都能使我們明白英美的計劃經濟（除戰時非常狀態外），大概不會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錢先生所推測的“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舊日的統治階級）的聯合獨裁”；而或者是一種智識階級、資產階級、勞動階級三方麵合作的社會化的民主政治。英國近三年的“國民政府”與美國一年多的羅斯福“複興政策”都不是撇開勞工的；在英國的工黨當然已是統治勢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國，複興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勞工勢力抬頭，勞工的力量是政府製裁資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種。美國的政治向來受18世紀的分權論的影響過大，行政部門太受牽製，所以去年國會驟然將大權授與總統，就使世界震驚，以為美國也行獨裁製了。但這種大權，國會可以隨時收回；國會不收回時，每兩年人民可以改換國會，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換總統：羅斯福的背後絕沒有棒喝團或衝鋒隊可以維持他的政權不倒的。所以這種政治不能算是獨裁的政治，隻是一種因社會化的需要而行政權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們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權增高與計劃的經濟的運動，都是為了要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不是為了“經濟的民族主義”的推進，更不是為了“預備民族間的鬥爭而起”。
總之，錢先生的概論部分，我們初看了都覺得很動人，細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得太狹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認歐戰後的民治主義的發展。他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斷“不論在哪一個國家”都不能免統製經濟，也就不能幸免獨裁的政製了。
最後我要討論他的中國需要獨裁論。……他所以主張中國需要獨裁製度，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業化。這個理論是很短見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的，如煤鐵產地等。第二，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翁文灝陶希聖諸先生都曾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第三，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憑空添出資本、不能隨便印紙做現金、不能從空中生出許多必需的專門人才來、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個放任慣的無政府態度的民族習慣。錢先生的中國獨裁論，我們不能認為有充足理由的。
蔣廷黻和吳景超
第二篇是蔣廷黻的《論專製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八十三號）。大意說：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製。他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他主張武力統一，並且認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製”！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製。市是專製的，省也是專製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製區域行到另一個專製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大專製勢必取消各地小專製，不然，大專製就不能存在。從人民立場看起來，他們的真正敵人也是各地的小專製。正如英國的都鐸、法國的波旁、俄國的羅曼諾夫，他們專製的對象是各地的諸侯，直接壓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諸侯，所以君主專製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我們簡直把中國政治認錯了。我們以為近二十年來想統一中國的人如袁（世凱）、吳（佩孚）等把人民作為他們的敵人。我們未免自抬身價了。嚴格說來，我們不配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有什麽力量呢？我們實際也不願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並不反對統一。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士大夫階級反對專製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國現在專製的對象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從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製是有利的。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專製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麽，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這個為中心的個人必須具有相當的資格，以往當局的人及現在當局的人是否具有這種資格，那是人的問題；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製度的問題。適之先生引《民報》駁《新民叢報》的話來為難我，說：‘開明專製者待其人而後行。’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製的人’。中國今日有無其人，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統一中國的人；‘開明’是個抽象的名詞，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說。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第三，不少的讀者對於我的《革命與專製》一文要問：兩千年來的專製不濟於事，再加上一短期的專製就能濟事嗎？兩千年來，中國有朝代的變更，無政製及國情的變更，因為環境始終是一樣的。現在外人除加在我們身上極大的壓力以外，又供給了我們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不是任何專製政府所願拒絕的、所能拒絕的。就是政府完全無為，隻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她一個新生命。”蔣廷黻主張來個“個人專製”，並說中國今日有無能個人專製之人，他不知道，其實，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蔣介石。蔣廷黻這種言論，正是為蔣介石“個人專製”打底子啊！
蔣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論，是他所謂“中國現在專製的對象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之說。他不知道，“二等軍閥”給消滅了，難道就不輪到“人民”來受“頭等軍閥”“專製”之害嗎？獅子吃了狼，羊就可以過太平日子嗎？
第三篇是吳景超的《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第八十四號）。文中說：“總之，我們根據中國曆史的分析，革命實力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劃才能實行。”“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麽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結論是：“我很讚同蔣廷黻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基本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胡適指斥“頭等軍閥”
1934年1月14日，胡適寫《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表示意見如下：
蔣先生所要的“專製”，原來並不是獨裁的政治製度，原來不過是希望一個頭等軍閥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軍閥，原來就是吳先生說的“武力統一”。
我們先要溫習一點現代史，先要記得武力統一是在這二十餘年中已做到好幾次的了。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豈不是做到武力統一了？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時，又豈不是做到統一了？蔣廷黻先生也曾說過：
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我們何不更進一步問問：袁世凱及吳佩孚，以至於民國十七八年的蔣介石，為什麽離統一的目標終於“功虧一簣”呢？是不是因為這幾個人的武力不夠大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專製還不夠專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這“一簣”的關鍵在什麽地方呢？
蔣先生說：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是說二等軍閥。他又說：
士大夫階級反對專製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
這是說士大夫階級。我們要問蔣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權的頭等軍閥有沒有失政，應不應負一部分責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書”還沒有出世之前，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做到了武力統一，為什麽不上二十年，就鬧成“八王構兵”“五胡亂華”，鬧得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楊氏篡周平陳，統一了中國，為什麽也不到二十年，就鬧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遠史且不談，袁世凱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詒一流人應負責任呢？吳佩孚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擁戴的曹錕一黨也應負責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局麵的崩壞。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真是能號召全國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壯舉：許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動；還有許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個運動的震蕩，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種精神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史上的絕無僅有的。如果民國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舉動引起了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的疑慮，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是讚助新政權並且渴望統一的。在那個全國精神上一致的大運動之下，張作霖也不能不退出關外，張學良也不能不承認新政權。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後的全國比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個新統一的中國是怎樣又破碎了呢？破壞統一的罪惡是不是全在“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呢？是不是因為士大夫階級讀死了西洋教科書因而反對專製，所以助成統一的崩壞呢？是不是頭等軍閥也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而夢想個人專製的政客黨員也應該分擔不少的責任呢？
說起“二等軍閥”，我們應該還記得，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似乎二等軍閥也算不得怎樣難對付。可是當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哪裏？和平又在哪裏？今日割據的局麵是不是比民國十七八年減低多少了嗎？福建的變局不用說了。馮玉祥倒了；起來的是韓複榘宋哲元等。閻錫山倒了；現在又在娘子關裏努力他的模範省了。桂係倒了；現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廣西第二次造成他們的模範省了。四川的割據如故，雲南貴州的鞭長莫及如故。廣東是比李濟深時代更獨立了。難道我們到了今天還隻能提出一個“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的方案嗎？
“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著我們去教猴子上樹。我們的責任是要研究這條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沒有什麽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老實說，我不信武力統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實蔣廷黻先生已代我說過了。他說：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他說的“意態”是說“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他說的“物質狀況”是說“中國人的窮”。然而蔣先生卻又主張“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製，是用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難道武力統一就可以破除“中國人頭腦裏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國人的窮”了嗎？既然“毛病不在軍閥”，蔣先生如何又說“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呢？
我要套用他的話，說武力統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先說“毛病不在軍閥”：現在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夠中央軍隊的一打，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軍這回也失敗了，中央軍隊的武力的優越更不成問題了。所以若單以武力而論，中國今日的統一應該可以不戰而成功的了。次說“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意態不是蔣先生說的“省界”；二十餘年前，中國的省界何嚐不比現在更深？何以那時的省界無礙於統一呢？何以當日建立帝國的政治家能造出科舉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製度，使省界觀念反成為統一的基礎呢？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衛一派、今日的胡漢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協，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武力也許可以破滅紅軍，特務隊也許可以多捉幾個共產黨，但那種種左衝右決的社會潮流（包括種種蔣先生說的“反對專製的議論”），是不是武力所能統一的呢？何況中國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態是外患壓迫之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它絕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國。這種新意態一麵能使張學良下野，一麵也能使蔣介石不能挽救韓複榘的驅逐劉珍年。
我說的“物質狀況”也不單指貧窮，雖然貧窮也不是武力統一所能掃除的。我所謂“物質狀況”是說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亂，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複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內，福建與江西都解決了，難道這幾十萬的中央軍就可以抽出來南征北剿、東征西討了嗎？
所以我說，今日武力統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蔣先生和吳先生都曾指出種種“別的方式”，“從事實上看起來”都絕不能行。我們在上文指出“武力統一”的行不通，難道不是事實？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們不造反、不出兵，隻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業，難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討伐廣西嗎？又如四川的大小軍閥，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確應該如蔣先生說的“拿一個大專製來取消這一些小專製”了。然而“從事實上看起來”，今日的頭等軍閥是否能下決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為什麽不可以討伐兩廣？為什麽不可以討伐四川呢？簡單得很，中國人今日的新意態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隊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胡適這些話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他直指“頭等軍閥”（蔣介石）“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胡適顯然點破這一真相，使“個人專製”“武力統一”明明確有其人，並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點是，胡適顯然點破“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也是高人一等之論。
黨國之下，又何來公忠？
七天以後，1934年1月21日，胡適再寫《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八十六號），從製度上立論，反對“個人專製”與“武力統一”，用以維護民主的必要。胡適以“國會”製度做例子，他說：國會不是蔣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製度”。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連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征，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根本意義。
蔣廷黻先生一定不讚成這個主張，他曾說：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麽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製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夠產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效力嗎？隻要政權在軍人手裏……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
這些話都是過慮，有成見的過慮。第一，人民最不要納租稅，然而他也居然納租稅，豈非怪事？所以蔣先生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第二，議會能有多少權力，如今談不到。不過我們前幾天還看見報上記載著，立法院“在悲憤中”勉強通過了一萬萬元的公債案。一個確然“不代表什麽人”的立法院也會“悲憤”，蔣先生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代表全國的議會發起大“悲憤”來製止內戰，誰敢保沒有這一天呢？第三，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正如一個警察可以封閉你我的《獨立評論》一樣容易。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的眼裏至少還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況且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賄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解散得了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十師兵解散不了的國會。
不過這都不是眼前的話。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的隻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征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無論如何，總比“機關槍對打”要文明一點。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伯克（burke）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需要可愛。”若要全國人擁護國家，國家也需要全國人擁護。現在最奇怪的現狀是把黨放在國家上麵。這樣如何能養成“公忠”？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征，人民參加國會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現在全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機關，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使人民有參加幹預的機會，人民又從何處去報效他的“公忠”呢？
在這段文字裏，胡適明白指出國民黨“把黨放在國家上麵”的真相，因為國民黨不肯用“國會”作為“有形的國家象征”，所以人民無從“報效他的‘公忠’”，人民沒有向心力，才是問題的根本。若不此之圖，反倒以“個人專製”“武力統一”來解決問題，是舍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當然是錯了。
常燕生之論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發表《建國問題平議》（《獨立評論》第八十八號）。他的看法，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夾敘夾議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讀了《獨立》上的討論，寫了一篇《建國問題平議》（評立第八十八號）。他不讚成武力統一，也不讚成專製與獨裁。他那篇文章裏有幾段很精彩的議論，例如他論民治思想的勢力：
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又如他論獨裁政治在中國所以不能成功：
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大林可以開除托洛茨基；在中國，手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為時髦、以挖苦人為幽默、以成人之美為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專製可以成功，這是夢想。
所以他雖然主張“中國要談建設、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他卻相信那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愛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他相信中央政府並不是沒有控製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他說：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為這樣才可以製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抓住這個有力的工具。
他的結論是：國家的真正統一，隻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製的結果，隻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統一是永遠無辦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見解，我很讚同。他勸中央實力派學古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秘訣，把人民當做天子，善用民心民意來做統一的工具，這話好像是迂腐，其實是很近情理的議論。我說的國會製度，也就是實行這個意思的一個方法。有位署名“壽生”的青年人發表了一篇《試談專製問題》（獨立第八十六號），他指出現代的獨裁政治其實都是他所謂“旨趣專製”，而不是古代的“權力專製”。如意大利和蘇俄的獨裁政治，其實是許多人因旨趣的讚同而願望實現的行動。“壽生”先生這個觀察是不錯的。他又指出民主國家的議會製度也是一種“旨趣專製”，也是“以理論來征服人民，是取獲人民的信心，是以他們的意見釀成全國的意見”；“不過英美的旨趣專製是多元的、互換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無限的延長其旨趣罷了。”我也曾說過，今日的中國實在沒有一種有魔力的“旨趣”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感情與理智。所以獨裁政治的無法成功，隻是因為今日大家口頭背誦宣傳的和強迫小孩子記誦的一些主義，都沒有成為全國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隻有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民治思想，在今日還有不少的潛勢力。不但滿清帝製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凱張勳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錕張作霖是這個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權的成立，根本上都還是因為這個民權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的，所以不能長久忍受那個暴民專製的局麵。這個思想所以能有如許大的潛勢力，是因為它究竟有過比較長時期的宣傳，究竟有比較容易教人悅服的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有英美法等國的曆史成績教人信得過，所以“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一類的幼稚見解，終久不能動搖中國成年一輩人（就是受過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傳的一輩人）對於民權民治思想的信念。這裏麵也許還有更深刻的民族曆史的原因：中國的社會構造是經過兩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兩千年的“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養成的“無治主義的民族性”，這都是近於民主政治，而甚遠於鐵紀律的獨裁政治的。以此種種原因，我絕對相信常燕生先生的從民權伸張做到國家統一的議論。在一個長時期民治訓練之後，國家統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組織也健全了，物質狀況也進步了，那時候，在非常狀態之下、在非常得全國人心的偉大領袖之下，也許萬一有一種現代的“旨趣獨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狀況之下，一切歌頌獨裁的理論都是不切事實的夢想。
汪蔣通電以後
1934年11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聯名通電全國，對中國前途，在形式上，表示了沒有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胡適抓住機會，在12月9日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第一三○號），胡適說：
本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複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意大利德意誌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采獨裁政製的空氣裏，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製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
接著，他又從“意態”觀點，補充他在《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的主旨，他說：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裏麵的真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跡！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製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1928）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製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製”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曆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為隻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裏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服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獨裁絕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製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後段，胡適又補充他的未盡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裏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卻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muddling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會（thefabian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麵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於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卻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占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丁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兩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瀅先生在上期《獨立》裏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麵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家；農業方麵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麵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麵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製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隻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哪裏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哪裏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製，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隻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意俄政製”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讚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胡適提出細部要求
在《獨立評論》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的同一天，胡適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又發表了《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並且乘機提出細部要求。胡適說：
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隻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是，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製。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絕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製國民思想之發展，至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也。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讚成的。因為原電文沒有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製。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裏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為“以幾千裏外某地的紅軍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裏孟梭曾說：“一個少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衝西撞，四麵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跤，落到某種陷坑裏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夠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裏，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嗬！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腳鐐手銬和牢獄生活絕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卻拿腳鐐手銬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卻拿軍法審判糊塗證據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人愛充好漢，你卻真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好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徹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製服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齋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裏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替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鉗製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製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切言論統製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製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製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製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製？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製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麵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製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鬥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麽，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版焚毀了！《詩經》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有肥馬，野有餓莩”也該毀版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製”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會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麽樣子；拚命的多方麵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麽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真不上咱們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教我們信仰了。
胡適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對汪蔣通電有“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的話；又在《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此文中，又有“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很難教我們信仰了”的話，這些話的語氣，在在都表露出他對國民黨當權派的通電，是難免信任不足的。其實，這並不是胡適的多疑，盡管汪精衛、蔣介石諸公在通電裏在文字上信誓旦旦，但他們希旨承風的手下，在事實上究竟搞的是什麽，也大有可議。例如就在通電前三十八天（1934年10月20日），北平《人民評價》第五十七期上，就有《斥胡適之自由思想》一文出現，大言曰：“吾人主張黨政一體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乃救時之良劑。時至今日，已屆非常之變局，急起救亡，唯在領袖獨裁之實現。”同一期裏，又有《為五全大會代表進一言》一文出現，也大言曰：“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行將舉行，我人對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議：即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既不必要循訓政之故轍，亦不必急於召開空洞無物、徒供軍閥政客貪汙土劣利用之國民大會。而黨務之推動及政治之設施，則於黨魁兼攝行政領袖之後，以少壯幹部及統計人才為之輔，大刀闊斧，斬除黨內之腐惡分子及行政機關之貪汙官吏，為黨國造一新局麵。……”霍霍殺氣如此，說國民黨一夜之間，憑一紙通電就立地成佛了，如此高速向善，其誰能信乎？
丁文江的“新式的獨裁”論
在胡適的好朋友蔣廷黻等走上主張獨裁的路子以後，1934年12月18日，好朋友丁文江又大神附體，發表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大公報》星期論文），也大唱起獨裁的調子。丁文江說：“近年來許多人——不讚成獨裁的人如威爾士（h.g.wells）、如羅素（bertrandrussell）——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為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在選舉人手裏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了字是看體育新聞（sportingnews）、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為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是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裏。所以現在連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句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且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獨裁製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民主政治隻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地使用他們的公權。’不錯的，但是這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憲政的先進的國家，都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應該注意‘新式’二字。因為新式的獨裁與舊式的專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說，‘打倒專製’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麵的舊式的專製，並不是新式的獨裁。獨裁如何才可以算是‘新式’，我以為有以下的幾個條件：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它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獨裁”
丁文江文章發表後十二天，1934年12月30日，胡適寫《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一三三號），表示失望。胡適說：
我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他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鍾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曆史上看來，這班阿鬥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餘閑來參加政治，也不見得怎樣太糊塗。即如英國，那些包辦“騙人的利器”的人們，當真能欺騙民眾於永久，豈真能長期把持政權了嗎？倫敦的報紙，除了《每日前鋒》（herald）外，可以說全是保守黨的。在幾年之前，《前鋒》報（工黨報）的銷路小極了，直到最近幾年中，他們才采用“讀者保險”計劃，才能與其他通行的大報競爭。然而英國在這幾十年中，保守黨是否永執政權？工黨何以也能兩度大勝利？自由黨的得政權以及後來的瓦解——更奇怪了！——卻正和他們的黨費的盈絀成反比例！美國的全國財權當然是操在共和黨的手裏，然而我留學以來，不過二十四年，已看見民主黨三度執政了。可見這班看棒球新聞、讀偵探小說、看便宜電影、聽jazz音樂的阿鬥，也不是永久可欺騙的啊！所以林肯說得最公允：“你可以欺騙民眾於一時，而不能欺騙他們於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雖然使韋爾斯、羅素諸人不滿意，卻正可證明我的意見是不錯的。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鬥是不配幹預政治，也不愛幹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cricket、看電影，隻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鬥來畫諾投票。然而在20世紀裏，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鬥會鼓噪造反的。所以現代的專製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鬥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卻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即是那長期專政的工具。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鬥的“權力欲”，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鬥人人自以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賁張地擁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換句話說：民治國家的阿鬥不用天天幹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幹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鬥，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隻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鬥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鬥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隻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鬥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隻能焚香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難道閉了眼睛，不看見獨裁國家的“靠政治吃飯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騙人的利器——宣傳”嗎？他難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國裏這種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厲害得多多嗎？所不同的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鬥不畫一個“no”字。而在獨裁國家裏，就不容易製造出一個“no”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單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鬥”最不易得。凡獨裁政製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為，並非是因為那獨裁首領要如此做，隻是因為（如丁在君先生說的）“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丟了棒球新聞來做你的棒喝團、拋了偵探小說來做你的衝鋒隊，你就不能太擺上等人的臭架子，東也有所不為、西也有所不為。你隻好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地替你喊萬歲、替你鏟除反動、替你擁護獨裁。獨裁政治的成績的大小，和獨裁政製之下民眾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係於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鬥”的程度與經驗。這是一個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為國家謀福、為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的模棱論調輕輕放過嗎？
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麵的舊式的專製。”我可以斷斷地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製。
“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寫《再論民治與獨裁》（《大公報》星期論文），他解釋說：“國家的危機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說的是我們實際的政治。胡適之先生說：‘國家的生死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胡適之先生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孩子’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尤其是如何利用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胡適之先生說，‘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製。’這話也錯了。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製’。胡適之先生難道忘記了他自己《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嗎？他所列舉的事實哪一件不是可以證明‘舊式專製’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之下，單主張民主政治，反對獨裁，能夠發生任何的影響嗎？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壓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製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中國式的專製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嚐專製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讚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讚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關於丁文江這段話，二十一年後（1956年），胡適寫了《丁文江的傳記》。曾有感慨如下：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裏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製，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從上麵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後丁文江也覺悟到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覺悟到蔣介石他們還不配搞“新式的獨裁”，“所以我們飽嚐專製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獨裁的利益。”雖然如此，在胡適眼中，在舉國滔滔為蔣介石鋪獨裁之路的時候，那些受過完美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則是一種“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諒的錯誤。因此，他不得不站出來，大力阻止這種反民主的、趕時髦的浪潮。當然，在這種力挽狂瀾的過程中，胡適的心事是頗為愴然的。現在，我發表一封在我手中的從沒發表過的信，是胡適1934年12月20日寫給傅斯年的，以證實他的這種感覺：
孟真兄：
示悉。
《大公報》事，我已去信說：“孟真兄要我代寫一決，我代他決的是繼續任撰作星期論文。”
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
香港之行，勢不容已。已決定29日南下，過京不停，在上海過年，元旦之夜在上海搭presidentharison去港，4日到港，9日到廣州，約12日到梧州，16日到港搭taft船回來。
香港大學去年要給我名譽學位，我托故辭了；今年沒有法子再辭了，隻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開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脫“通天教主”味兒了！
在君兄忽然作駁我的獨裁不可能論，我寫信（兩千多字的長信）答他，你見著否？
我說：“將來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終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胡適之不肯公然談中醫，也是這個意思。
廷黻論專製的文發表時，此間省市兩黨部中人皆大歡喜！我聽了真慄然以憂。“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是你們山東亞聖的味兒了！
汪蔣的“感”電，我充分利用來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順水推船”，導人入於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豈料丁大哥出此下策，為一班妄人增加氣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學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時，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強支持了。機會甚好，因楊子餘就任校長，正需好英文教員。
你何時來？女先鋒已見著了。適之用這封私信做我這篇長文的收尾，真再合適沒有了。1986年3月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