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正：
多謝你送我《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你問我：“要不要也在身邊留個徒弟記錄你的言行？”我說：“要記我自己會記，我可不要那麽笨的徒弟！”看了胡適的笨徒弟編寫的這些書，我對我的這一看法，更深信不疑了。18世紀鮑斯威爾記錄約翰遜的言行，記得多麽好！原因何在？因為鮑斯威爾有文采、史才和忠實，所以可以寫出傳世的《約翰遜傳》，但胡適的笨徒弟卻既無文采又缺史才也乏忠實，所以搞出了這種四不像的東西，他們可真愧對胡適了。
如果隻是沒有文采和史才，倒也罷了，最嚴重的是他們的不忠實，這月5日《聯合報》上登陳雪屏的口述，原來這種四不像的東西是這麽來的：
胡適之先生過世之後，王世傑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像胡先生這樣一代人物，死了以後我們應該替他寫傳記；第一步應先編個年譜出來。”我也覺得為胡先生編寫傳記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於是就請了曾是適之先生學生、後擔任過他秘書的胡頌平先生為主要編撰者。編寫期間，王世傑先生自己看稿，同時還找了楊亮功、毛子水兩位先生還有我一起看稿子。
看到了吧，在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的主持下編寫胡適的言行，他們會不做手腳嗎？
試以年譜長編初稿1929年為例。這年胡適有文章攻擊國民黨，12月19日，胡適寫《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而年譜長編初稿卻不敘原委與背景，在最後硬刪胡適文章如下：
國民黨的忠實同誌讀了我這篇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氣的……國民黨應該做點真實的事業給我們看看。至少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一、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
三、廢止一切鉗製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製度、機關。
四、取消統一思想……的迷夢。
五、至少至少，學學專製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
這種硬刪，把個真的胡適給刪得不成模樣了。我現在提出胡適原文的最後，給你對照：
我們這樣指出國民黨曆史上的反動思想，目的隻是要國民黨的自覺。一個在野政客的言論是私人的言論，他的錯誤是他自身的責任。但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的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不是私人責任的問題了。一個當國專政的政黨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時代的反動傾向，他的影響可以阻礙一國文化的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經典以及黨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過去曆史上的錯誤是不用諱飾的；但這種錯誤思想，若不討論個明白分曉，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惡影響，個人的偏見可以成為統治全國的政策；一時的謬論可以成為教育全國的信條。所以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裏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的眼裏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麽，國民黨將來隻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絕不能做時代的領導者，絕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以後曾有很熱烈的讚歎新文化運動的話，他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九年（1920）1月29日，與海外同誌募款籌辦印刷機關書——《孫中山先生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第27—28頁］
中山先生在此時雖然隻把新文化運動看做政治革命的一種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認“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全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隻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隻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隻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絕不能變化思想，絕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來，國民黨所以勝利，全靠國民黨能有幾分新覺悟，能明白思想變化的重要。故民國七八年之間，孫中山先生還反對白話文，而八年（1919）五四運動以後，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誌創辦《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參加新文化運動。這便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十三年的改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運動的青年，這又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革命的生力軍。這是曆史的事實。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
國民黨對於我這篇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氣的。其實生氣是損人不利己的壞脾氣。國民黨的忠實同誌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至少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一、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政用白話。
三、廢止一切鉗製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製度、機關。
四、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
五、至少至少，學學專製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
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麽，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
這樣虎虎有生氣的文字，被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刪得七零八落，這叫忠實嗎？這不是做手腳嗎？
再看同年12月13日，胡適寫《人權論集小序》，而年譜長編初稿卻也不敘原委與背景，在最後硬刪胡適文章如下：
周櫟園《書影》裏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誌氣，何足雲也？”對曰：“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人權論集》，新月書店1930年1月出版，收入《胡適論學近著》
這種硬刪，又把真的胡適給刪得不成模樣了。我現在再提出胡適原文，給你對照：
這幾篇文章討論的是中國今日人人應該討論的一個問題——人權問題。前三篇討論人權與憲法。第四篇討論我們要的是什麽人權。第五六篇討論人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第七篇討論國民黨中的反動思想，希望國民黨的反省。第八篇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這兩篇隻是“思想言論自由”的實例：因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第九篇與第十篇討論政治上兩個根本問題，收在這裏做個附錄。
周櫟園《書影》裏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鸚武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誌意，何足雲也？”對曰：“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這種虎虎有生氣的文字，被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又刪得七零八落，這叫忠實嗎？這不是做手腳嗎？（胡適一生發表的反極權的文字，本已可憐，再經他們這樣一折騰，豈不更可憐了嗎？）
像上麵這種不忠實、做手腳的例子，其他還多著呢，例如在胡適與雷震關係上、胡適與李敖關係上，他們都不忠實，做了許多手腳。我會陸續舉例證明，等著瞧吧！
看了他們這些不忠實、做手腳的地方，我才明白，所謂年譜長編初稿，許多地方，隻是年譜長刪胡搞而已。看了這些東西，我才明白，為什麽他們那樣阻止《胡適選集》、反對《胡適全集》了，原來選集全集都會顯示出原本的真胡適！去年2月3日我寫信給你說：
十七年前我編《胡適選集》，遭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的搗亂、圍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說《胡適選集》影響了《胡適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後《胡適選集》被法院宣判沒收、銷毀了（事實上他們一本也沒搞到，全都賣光了！），可是他媽的《胡適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適全集》呢？胡適的親朋好友、胡適的門生故舊，胡適的幹女婿錢思亮、胡適的床頭人江冬秀、胡適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適的小學生胡頌平、胡適的“監護人”徐高阮、胡適的大秘書王誌維、胡適的海外傳薪人楊聯陞……他們都做了些什麽呢？他媽的《胡適全集》呢？我又說：二十年下來，從永久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一事無成，並且禁止別人做永久性紀念；從個別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人心涼薄，由“不同的關係想出不同的紀念方法”就是沒有任何方法。李濟說：“史語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後的幾年生活中，得與他朝夕相處。”但是，他們的有幸就是胡適的不幸。二十年下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現在我看了他們弄出來的年譜長編初稿這些四不像的東西，更使我清楚知道《胡適選集》被封殺、《胡適全集》被胎死的真相了。原來是國民黨不要豹死留皮，要留卻給另留一張畫皮，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他們說唐德剛是胡適的猶大，唐德剛固然不無問題，但比起他們來，卻在文采、史才和忠實上，有雲泥之別，如果非說猶大不可，唐德剛至多隻是“假猶大”“雜牌猶大”，而他們呢，卻是典型的“真猶大”“正牌猶大”。寫到這裏，我真為胡適悲。我想到去年1月31日我寫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後段：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適先生已墓草久宿，大罵“死鬼胡適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寵召；屍居餘氣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餼羊的胡適紀念館也蛛網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歲月，使《胡適選集》成了曆史的陳跡，可是胡適全集的呼聲，卻在我心頭一再響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頭子，那些門生故舊、那些偽善學人，十七年來，他們除了排斥《胡適選集》外，又為胡適全集做了些什麽事呢？又為“胡適著作之整個精神”做了些什麽功德呢？沒有！完全沒有！一點也沒有！
中央研究院的兩名院士（陳槃、高去尋），十七年前聯名發表譴責《胡適選集》的信的，當年曾經偽善地說：“暫且拋開法律不說，在道德立場上，這種行為必須要加以譴責。”（1966年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如今，十七年過去了，如果出來《胡適選集》該構成譴責，那麽十七年後還出不來胡適全集該不該譴責呢？如果流傳胡適思想竟在你們所謂的“道德立場”上站不住，那麽胡適死後二十一年的今天，你們不在流傳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種站得住的道德呢？如今，十八年過去了，他們開始流傳的，竟是一片刻意製造的畫皮！嗚呼胡適！敖之1984年5月9日
多謝你送我《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你問我：“要不要也在身邊留個徒弟記錄你的言行？”我說：“要記我自己會記，我可不要那麽笨的徒弟！”看了胡適的笨徒弟編寫的這些書，我對我的這一看法，更深信不疑了。18世紀鮑斯威爾記錄約翰遜的言行，記得多麽好！原因何在？因為鮑斯威爾有文采、史才和忠實，所以可以寫出傳世的《約翰遜傳》，但胡適的笨徒弟卻既無文采又缺史才也乏忠實，所以搞出了這種四不像的東西，他們可真愧對胡適了。
如果隻是沒有文采和史才，倒也罷了，最嚴重的是他們的不忠實，這月5日《聯合報》上登陳雪屏的口述，原來這種四不像的東西是這麽來的：
胡適之先生過世之後，王世傑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像胡先生這樣一代人物，死了以後我們應該替他寫傳記；第一步應先編個年譜出來。”我也覺得為胡先生編寫傳記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於是就請了曾是適之先生學生、後擔任過他秘書的胡頌平先生為主要編撰者。編寫期間，王世傑先生自己看稿，同時還找了楊亮功、毛子水兩位先生還有我一起看稿子。
看到了吧，在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的主持下編寫胡適的言行，他們會不做手腳嗎？
試以年譜長編初稿1929年為例。這年胡適有文章攻擊國民黨，12月19日，胡適寫《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而年譜長編初稿卻不敘原委與背景，在最後硬刪胡適文章如下：
國民黨的忠實同誌讀了我這篇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氣的……國民黨應該做點真實的事業給我們看看。至少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一、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
三、廢止一切鉗製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製度、機關。
四、取消統一思想……的迷夢。
五、至少至少，學學專製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
這種硬刪，把個真的胡適給刪得不成模樣了。我現在提出胡適原文的最後，給你對照：
我們這樣指出國民黨曆史上的反動思想，目的隻是要國民黨的自覺。一個在野政客的言論是私人的言論，他的錯誤是他自身的責任。但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的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不是私人責任的問題了。一個當國專政的政黨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時代的反動傾向，他的影響可以阻礙一國文化的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經典以及黨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過去曆史上的錯誤是不用諱飾的；但這種錯誤思想，若不討論個明白分曉，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惡影響，個人的偏見可以成為統治全國的政策；一時的謬論可以成為教育全國的信條。所以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裏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的眼裏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麽，國民黨將來隻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絕不能做時代的領導者，絕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以後曾有很熱烈的讚歎新文化運動的話，他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九年（1920）1月29日，與海外同誌募款籌辦印刷機關書——《孫中山先生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第27—28頁］
中山先生在此時雖然隻把新文化運動看做政治革命的一種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認“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全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隻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隻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隻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絕不能變化思想，絕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來，國民黨所以勝利，全靠國民黨能有幾分新覺悟，能明白思想變化的重要。故民國七八年之間，孫中山先生還反對白話文，而八年（1919）五四運動以後，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誌創辦《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參加新文化運動。這便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十三年的改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運動的青年，這又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革命的生力軍。這是曆史的事實。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
國民黨對於我這篇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氣的。其實生氣是損人不利己的壞脾氣。國民黨的忠實同誌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至少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一、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政用白話。
三、廢止一切鉗製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製度、機關。
四、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
五、至少至少，學學專製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
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麽，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
這樣虎虎有生氣的文字，被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刪得七零八落，這叫忠實嗎？這不是做手腳嗎？
再看同年12月13日，胡適寫《人權論集小序》，而年譜長編初稿卻也不敘原委與背景，在最後硬刪胡適文章如下：
周櫟園《書影》裏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誌氣，何足雲也？”對曰：“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人權論集》，新月書店1930年1月出版，收入《胡適論學近著》
這種硬刪，又把真的胡適給刪得不成模樣了。我現在再提出胡適原文，給你對照：
這幾篇文章討論的是中國今日人人應該討論的一個問題——人權問題。前三篇討論人權與憲法。第四篇討論我們要的是什麽人權。第五六篇討論人權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第七篇討論國民黨中的反動思想，希望國民黨的反省。第八篇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這兩篇隻是“思想言論自由”的實例：因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第九篇與第十篇討論政治上兩個根本問題，收在這裏做個附錄。
周櫟園《書影》裏有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鸚武飛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誌意，何足雲也？”對曰：“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這種虎虎有生氣的文字，被國民黨官僚和同路人又刪得七零八落，這叫忠實嗎？這不是做手腳嗎？（胡適一生發表的反極權的文字，本已可憐，再經他們這樣一折騰，豈不更可憐了嗎？）
像上麵這種不忠實、做手腳的例子，其他還多著呢，例如在胡適與雷震關係上、胡適與李敖關係上，他們都不忠實，做了許多手腳。我會陸續舉例證明，等著瞧吧！
看了他們這些不忠實、做手腳的地方，我才明白，所謂年譜長編初稿，許多地方，隻是年譜長刪胡搞而已。看了這些東西，我才明白，為什麽他們那樣阻止《胡適選集》、反對《胡適全集》了，原來選集全集都會顯示出原本的真胡適！去年2月3日我寫信給你說：
十七年前我編《胡適選集》，遭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的搗亂、圍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說《胡適選集》影響了《胡適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後《胡適選集》被法院宣判沒收、銷毀了（事實上他們一本也沒搞到，全都賣光了！），可是他媽的《胡適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適全集》呢？胡適的親朋好友、胡適的門生故舊，胡適的幹女婿錢思亮、胡適的床頭人江冬秀、胡適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適的小學生胡頌平、胡適的“監護人”徐高阮、胡適的大秘書王誌維、胡適的海外傳薪人楊聯陞……他們都做了些什麽呢？他媽的《胡適全集》呢？我又說：二十年下來，從永久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一事無成，並且禁止別人做永久性紀念；從個別性紀念來檢查，他們是人心涼薄，由“不同的關係想出不同的紀念方法”就是沒有任何方法。李濟說：“史語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後的幾年生活中，得與他朝夕相處。”但是，他們的有幸就是胡適的不幸。二十年下來，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現在我看了他們弄出來的年譜長編初稿這些四不像的東西，更使我清楚知道《胡適選集》被封殺、《胡適全集》被胎死的真相了。原來是國民黨不要豹死留皮，要留卻給另留一張畫皮，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他們說唐德剛是胡適的猶大，唐德剛固然不無問題，但比起他們來，卻在文采、史才和忠實上，有雲泥之別，如果非說猶大不可，唐德剛至多隻是“假猶大”“雜牌猶大”，而他們呢，卻是典型的“真猶大”“正牌猶大”。寫到這裏，我真為胡適悲。我想到去年1月31日我寫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後段：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適先生已墓草久宿，大罵“死鬼胡適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寵召；屍居餘氣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餼羊的胡適紀念館也蛛網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歲月，使《胡適選集》成了曆史的陳跡，可是胡適全集的呼聲，卻在我心頭一再響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頭子，那些門生故舊、那些偽善學人，十七年來，他們除了排斥《胡適選集》外，又為胡適全集做了些什麽事呢？又為“胡適著作之整個精神”做了些什麽功德呢？沒有！完全沒有！一點也沒有！
中央研究院的兩名院士（陳槃、高去尋），十七年前聯名發表譴責《胡適選集》的信的，當年曾經偽善地說：“暫且拋開法律不說，在道德立場上，這種行為必須要加以譴責。”（1966年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如今，十七年過去了，如果出來《胡適選集》該構成譴責，那麽十七年後還出不來胡適全集該不該譴責呢？如果流傳胡適思想竟在你們所謂的“道德立場”上站不住，那麽胡適死後二十一年的今天，你們不在流傳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種站得住的道德呢？如今，十八年過去了，他們開始流傳的，竟是一片刻意製造的畫皮！嗚呼胡適！敖之1984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