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歲的喬家才將軍死了，九年前，他預立遺囑說：“骨灰永留台灣，不要攜回大陸……我對留在大陸之子女未盡教養之責，內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顧，以彌補我之愧疚。”但是，當他在大陸的子女奔喪來台時候，所分到的財產，卻隻是官定最高價碼的五分之一——各四十萬元。穀正文將軍私下告訴我：“喬老死前跟我說：‘我不要把遺產分給共產黨！’”哪怕共產黨是他的子女，他也不願。他的內疚，擋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讓共產黨來共他的產，可真頑固到底了。這位頑固的將軍生前最後五年裏，與我有一場筆仗、一段交誼和一件耐人尋味的“托文之舉”——他把他一直隱秘不宣的《喬家才入獄記》托交到我手裏，聽我造成發表的事實，留下最珍貴的蔣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匯集這五年來的有關文獻於後，紀念這位我最難忘的一個“國特”。（1994年7月25日）
附錄一給李敖先生的信（喬家才）
一、給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謝謝贈我尊著五巨冊！
《二二八研究》網羅了那麽多的文章，客觀詳盡，好極了。你的結論，非常正確。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陳儀的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張宣澤坐在一個牢房裏。他說為日本人利用過的流氓，回台後分批訓練，有一批還未訓練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發動者，正與尊著結論吻合。
奉上拙著《為曆史作證》一冊，221頁至265頁為戴笠辯誣，係反駁文強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鏡報》發表《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不是不答辯，而是無法答辯。一個人自己不顧自己的人格，總會感到慚愧的。沈醉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
和戴發生過關係的是鄒誌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認識邢森洲夫婦遠在民國十六年（1927），認識鄒誌英是在台灣牢裏，沈醉張冠李戴，誣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鬧離婚，我曾勸過周蔚英，後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後，生有子女。周離開軍統局後，再無音信。
抗戰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國外工作，成績輝煌，惜久不見麵。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視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寫成不顧廉恥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頌著安！喬家才謹上1989年5月4日
二、給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實、公正。
戴笠先生確為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八年抗戰中，任何人的功勞，都不能和他比較，但他沒有表白，連一枚勳章都沒有。我出牢後，心有不平，才開始將他的一切公開發表，曾遭受當權者打擊。聞你將出版有關戴笠的書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納部分正確的材料。他忠於蔣，而他，無異是蔣殺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喬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給李敖先生第三信（編者略）
附錄二喬家才將軍來信書後（李敖）
喬家才將軍現年八十四歲，他是山西省交城縣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與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同期，不過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黃埔畢業後，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經濟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從事對日情報作戰。1936年任北平站站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進北平，他仍繼續潛伏北平，搜集情報。1939年調到後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華北敵後工作，幾為日軍所捕。1940年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晉東站站長兼二十七軍參謀處副處長，在太行山打遊擊。1943年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1944年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旋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肅漢奸工作，後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國後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並於1948年當選國大代表。
正在喬家才將軍身膺北方情報重寄和國大代表的當兒，軍統局局長毛人鳳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鳳約喬家才將軍和當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長馬漢三開會，當場把他們五花大綁，分別塞進兩輛汽車，送入監牢，並釘上腳鐐，對付自己人，一如對付江洋大盜。八天後，由保密局軍法處長李希成押解，運到南京下獄。中秋過後，改移常州。在常州獄裏，他的一個學生偷偷告訴他，見報得知馬漢三已經被槍斃了，報上還說喬家才被判了無期徒刑——被判了無期徒刑，當事人自己還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黑暗與恐怖，由此可見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個槍兵押解喬家才將軍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幾個難友一道，押上輪船，直抵台灣。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來台灣一步，因為第二年大陸失守前，蔣介石下令毛人鳳，家法處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釋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槍斃。由於先期運台，乃得死裏逃生。
喬家才將軍到台灣後，一路坐牢。前後坐了九年後，毛人鳳死了，他給放了出來。他這牢可坐得神來之牢，他回憶：“我坐了九年牢，未經正式軍法審判，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國民黨特務機構，對自己的首席大將都無法無天，如此對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喬家才將軍坐牢後期，毛人鳳以關人無名，有緩和之意。據穀正文將軍告訴我，毛人鳳通知他：“如果你這位山西老鄉答應出獄後不追究、不罵我毛人鳳，我就放他出來。”可是，當他去跟喬家才商量的時候，這個硬漢一口拒絕。最後毛人鳳死了，“我們請他出獄，他還發脾氣不出來呢！我們沒辦法，隻好把他抬了出來”。
我小時候在山西住過，對山西人的忠心質直，有極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龍雲翔律師介紹前來旁聽的穀正文將軍相識，因此得以多談國特與山西事，也談到喬家才將軍。我與喬家才將軍至今沒見過麵，不過，由於穀正文將軍的中介，我們互有贈書，並且，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軍統內幕》的事，喬家才將軍前後寫了三封信給我，表示關切、辨正與“抗議”。我向穀正文將軍說：“請轉告華塘先生，我會答複他的好意，我會以文代信，把一切討論清楚。”
喬家才將軍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寫的。如今8月將過，我決定寫出此文，一並奉答。
喬家才將軍來信中，有幾個重點。其中最強烈表達的是忠奸問題。
喬家才將軍說：“你在緣起將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怎麽能和沈醉坐了共產黨十六年牢，出牢後辱罵他工作了十八年的軍統局相比呢？”事實上，喬家才將軍由於疾惡如仇，所以他在這方麵表現得太過敏了，在中國史書中，有忠義傳，也有貳臣傳；有循吏傳，也有佞幸傳，相對的人物，無不“混在一起”而論列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誰也浼不了誰，實在不必這樣過敏。至於說我拿兩人“相比”，也正在顯示清濁之間的取舍萬殊，也正適足以彰其清或襯其濁，在史學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況，我的對比，對喬家才將軍也毫無惡意，試看我說的：“喬家才將軍被國民黨自己人關了九年，沒經過正式審判、沒見過起訴書、沒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經曆了一次最大的劫難’。但他出獄後，卻‘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雖著作千言萬語，並屢蒙他見贈給我，內容對軍統內幕，卻處處有‘直在其中’之隱；沈醉將軍被共產黨敵人關了十六年，‘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獄後，卻‘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對自己從十八歲起就獻身的國民黨，有以檢討、有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三綱實係命’的舊道德而言，山西的喬家才將軍自有其立身本末，雖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義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義深處，畢竟要‘當仁不讓’，‘當仁不讓’，才能‘內省不疚’。‘聞義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聖人之憂。湖南的沈醉將軍縱是喬家才將軍筆下的‘反複小人’，但他在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經曆了一次最大的劫難以後，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並曝過去不義於天下，如此內省不讓之功，聖人複生，亦恐將為之解憂矣！於此可見，此公縱‘小人’而有聖人行。曆劫知變，鄙夷愚忠，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
從我這些話裏，可以看到我對喬家才將軍那種“‘三綱實係命’的舊道德”，並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時指出，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國舊道德之一，在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誤為反複，這就未免有點遺憾。一個人從不義向義去徙，從不善向善處改，我們該予以鼓勵才好。沈醉將軍不再執迷他過去的錯誤，這不是“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麽？
可是，喬家才將軍卻“抗議”說：“沈醉不僅是‘反複小人’，而且卑鄙無恥。你捧他‘此公縱“小人”而有聖人行’，未免過火，忠奸顛倒，善惡不分，萬難苟同。你說：‘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說醉話，李敖醉矣！”……喬家才將軍連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喬家才將軍舉了很多沈醉無恥的例子，我認為這不是關鍵，關鍵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難以後，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並曝過去不義於天下”，在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為人也，縱有無恥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時不能以有恥無恥做唯一相繩標準，一如對妓女不能繩之以貞節，但從賽金花與小鳳仙等傳聞看，她們的別有聖人行，與其失貞並無必要關聯。中國政治家馮道、法國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無恥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們的反複，卻有利於祖國、有利於人民。當然沈醉做“蔣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惡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複無常卻有利於國民者，但在曆劫知變上看，他的轉變，從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問題，豈易言哉！
即以喬家才將軍最挺身衛護的戴笠為例，喬家才將軍來信說：“戴笠先生確為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八年抗戰中，任何人的功勞，都不能和他比較，但他沒有表白，連一枚勳章都沒有。”又說：“戴笠將軍是一位千古奇才，熱愛國家，八年抗戰，功勳輝煌。軍統局敵後情報，殺敵除奸；戰區遊擊破壞，牽製敵人；大後方治安維持，防間防諜，甚至緝私、搶購物資，無不做得有聲有色，發揮了極大的功能。”照這種說法，戴笠有利於祖國、有利於人民，但我們看看當年軍統局秘密出版的內部小冊——《戴先生遺訓》，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蔣介石麵前，且被蔣介石大罵下賤的自我描述，這種無恥的例子，也同樣會使道德家驚異的。若照喬家才將軍的邏輯，則無恥之下，一切都免談，則他筆下的“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的“功勞”，也將無所依附了。
我在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中，看到喬家才將軍所寫的一副挽聯，原文是：“戡大亂、冒艱危，英勇仰雄風，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祿，謙為標亮節，長留青史在人間。”我覺得最後一句“長留青史在人間”，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該努力的目標。喬家才將軍來信說：“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實、公正。”“真實、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條件，喬家才將軍所懸的目標，我是絕對讚成的。不過，對沈醉的文章，喬家才將軍認為它既不“真實”，也不“公正”，這就發生了看法上的歧義。
喬家才將軍來信說：“奉上拙著《為曆史作證》一冊，221頁至265頁‘為戴笠辯誣’，係反駁文強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鏡報》發表《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不是不答辯，而是無法答辯。一個人自己不顧自己的人格，總會感到慚愧的。沈醉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喬家才將軍且以沈醉錯寫邢森洲為例，以實其說。我看了信，也看過喬家才將軍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書中，必然有錯寫的地方，寫了那麽多的字，錯寫又豈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軍統內幕〉緣起》的附記中，對他的錯寫，就有指出。但是有錯寫之處，就推論“沈醉寫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就不合乎史學方法了。
試看喬家才將軍說：“沈醉原來跟著中共中委顧順章跑腿，所以學會不少鬼名堂。顧順章投降國民黨以後，沈醉搖尾乞憐，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搖身一變，由共產黨變成國民黨，能說不是共產黨的叛徒嗎？現在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但在“真實”上，沈醉的說明卻是：“我參加軍統（特務處）時才十八歲，顧順章早就被國民黨調查室（中統前身）抓去，我連顧都沒見過。如果我跟過顧順章的話，就會跟顧一樣投入中統，絕不可能是在軍統。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絕不會那樣信任我。我在軍統不但當了幾年總務處長，而且長期擔任過總值日官，這點喬先生當不會記不得吧？喬先生認為我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我太蒙抬舉了，竟一而再成了共產黨。看在老同事愛搜集情報的關係上，我不妨提供一個十分準確的材料：‘沈醉現在是一個無黨無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見，喬家才將軍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會有“為文不可靠”之處，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實上，他隻不過以“山西人的忠心質直”，動了“正誼的火氣”而已。在這一火氣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盤否定一個人，否定到“以人廢言”的決絕程度，這就太過了。
喬家才將軍又說：“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壞，居心叵測，早已遭受天譴，禍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實”上，沈醉的說明卻是：“我的幾個孩子（包括孫子、外孫），不但個個健康，而且都是遊泳健將，女兒中還有一個被選上‘健美媽媽’。但和喬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遜色了。喬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陸上早已成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女公子最近申請加入‘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得到批準。而我在國內唯一的女兒，雖已當上了編輯，但還不夠加入共產黨的條件。她的履曆表上，在黨派一欄中，仍然隻能填上‘群眾’。這一點，喬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驕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喬家才將軍的疾惡如仇眼中，被看得一無可取，因而論斷失實，隻算例外，但在喬家才將軍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惡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論斷，也未免有失實之處。例如他論斷廖耀湘將軍，就出了紕漏。他在《為曆史作證》中有《憶廖耀湘將軍》一文，說這位將軍“遼西會戰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說“廖耀湘十五年前死於中共集中營”。又說“至死不屈，雖敗亦勇”。事實上，喬家才將軍這些論斷，都是不“真實”的。
廖耀湘死後，他的部下親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將軍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1978年編印），他們在書中刻意謊言他的下場，如謝冰瑩、黃振華、陳維綸說他“殉國”，舒適存說他“被俘不屈死”，劉建章說他“終以不屈死”，何福祥說他“以不屈死”，這都是錯誤的。事實上，廖耀湘不但沒“殉國”，並且在1961年出獄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他和沈醉一樣，一再寫文章大揭國民黨與蔣介石的瘡疤，直到七年後死去。身死之後，共產黨還為他和溥儀、王耀武一齊開追悼會呢！可見他前半生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死前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循吏！所謂“殉國”與“不屈而死”，都是假的。這種刻意的謊言，在三年後，於1981年出版的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續著。顧祝同當時是蔣介石胡亂指揮下特派去的監軍，他在書中說“廖耀湘不幸殉國”於遼西戰場，由於他的書是“國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個人說謊，還是官書說謊。喬家才將軍的人格比顧祝同他們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筆下，關於廖耀湘的晚節，卻同此曲筆，背離“真實”，這不是怪事嗎？
喬家才將軍在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他說：“黃埔軍校第六期有兩位傑出的同學都是騎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這兩位有深交的同學，“戴雨農將軍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機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職。廖耀湘將軍於三十七年（1948）11月遼西會戰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來喬家才將軍與老同學“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於曲筆！
由此可見，喬家才將軍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為文不可靠”之處，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雖然他的“公正”，有點因人而異。正因為愛之欲其忠、惡之欲其奸，所以同為降將，但待遇有親疏之別。正因為喬家才將軍對老同學網開一麵，在史學方法上，我們自然有理由懷疑，懷疑他筆下的戴笠的事跡，是否也會有“廖耀湘模式”出現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隱惡揚善（惡不一定是壞，而是曲為之諱的一些事），隱惡揚善是做人的美德，卻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標準，正是喬家才將軍所楬櫫的“真實”與“公正”。對事實有所隱、有所諱，不論動機如何，對“真實”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喬家才將軍筆下的千言萬語，一涉及戴笠，便隱惡揚善得一塌糊塗，這就“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為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寫序，說有人勸他寫出信史，他“猶豫未下筆”，為什麽？因為“身不與其事者，非審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忮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為同誌光寵，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這位革命元勳為什麽這樣？原因就在於他無法“書其美不隱其惡”，結果連美也無法一書了。喬家才將軍則正相反，他要書其美而隱其惡，結果呢，把戴笠寫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結果令人起疑，起疑到連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況，以戴笠那麽多麵複雜的人物，在軍統那麽單線龐大的組織裏，喬家才將軍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麵目，也不無限製的。他是戴笠的同學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與“私昵”，戴笠的另一麵目，喬家才將軍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著戴笠的貼身的人，反倒所知獨多，沈醉就這方麵有所公布，又豈能以“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殺之？這又何以服人？
喬家才將軍來信說：“你說我雖著作千言萬語，內容對軍統內幕，卻處處有‘直在其中’之隱。我乃一介武夫，豈敢舞文弄墨、班門弄斧？所以千言萬語者，辨是非、表忠義也。”我相信喬家才將軍千言萬語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義”，但從而抹殺沈醉的千言萬語，這就有失“真實”“公正”了。我承認沈醉的千言萬語，在表軍統局方麵的忠義，落墨不夠；但他筆下的非軍統人物中的忠義事跡，他又何曾忘懷？葉挺也、楊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殺楊傑的沈醉之母也……他們的忠義，又何不可表？至於辨是非方麵，沈醉所為，都在著力於此，隻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標準，與喬家才將軍有異耳！
我所以說喬家才將軍有“直在其中”之隱，原因就在從他的著作與來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一片曲為之諱。他來信說他“坐牢並不怨天尤人”，毛人鳳明明為女友競選之私殘害同誌，而喬家才將軍卻說：“‘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塗，而我們的賢明領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塗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務，國家都會亡的，個人的生死算個什麽……’這是我自己找死，能責怪國民黨嗎？毛局長欺瞞總統蔣公把我關進監牢，能說是國民黨關我嗎？毛人鳳局長也代表不了國民黨，他的監牢也不能說成國民黨的監牢。”看了喬家才將軍這些話，我們能不覺得其愚忠可憫嗎？人是蔣介石用的、權是蔣介石授的、非法槍斃馬漢三是蔣介石準的、非法關喬家才是蔣介石批的、監牢也不是毛人鳳開的……事實明明已清楚如此，而喬家才將軍卻隻怪自己，雅不欲實指毛人鳳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團，這種“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愚忠，豈不太可哂了嗎？難道陷害忠良，也是為革命需要？
當年在生死線上，喬家才將軍也曾氣憤不平，他曾自問：“這就是革命下場嗎？”但是，心平氣和後，他又想：“被共產黨捉去殺頭，和被自己人處死，不是一樣死嗎？”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我感到喬家才將軍竟毫沒覺悟出革命的下場不該如此，而被敵人殺頭或被自己人處死，其實根本不一樣。他的愚忠，使他完全喪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為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喬家才將軍在《為曆史作證》中責備魏大銘說：“雨農先生和軍統局的功與過，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農先生是你多年的長官，你不應該批評他，也不能批評他。理由很簡單，譬如你的尊親好和壞，旁人批評，無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孫，絕對不能批評。這就是中華文化，這就是中華民族延續了五千年的偉大力量。”其實，中華文化中，並不是絕對這樣不講是非的，隻是喬家才將軍選擇了最拘泥的一麵，因此，他隻有愚忠到底。
令我們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長官”不得批評，則陷害忠良的毛人鳳以上之流，其惡行勢將永無昭彰之日，因為君子揚善而不肯說，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說，則中華文化，盡將是東西廠人物入“君子國”，人間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亂了！
我很佩服在喬家才將軍不肯批評毛人鳳以上的人物時刻，沈醉挺身批評了他們。喬家才將軍對沈醉苛責，反倒對毛人鳳以上的人物寬假，這不是“真實”，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華文化！
喬家才將軍並非不深明大義，例如他在《為曆史作證》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殺害嶽飛的是賣國賊大奸臣秦檜，其實秦檜是在背黑鍋，真正要殺嶽飛的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趙構。”可憐的是，我們的現代嶽飛，卻迷糊到明於知古而昧於察今，他被現代秦檜整得家破人亡，卻還高喊領袖英明呢！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錄三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
感謝喬家才罵我
從去冬以來，台灣來京的親友，不少人以愛護的口吻告訴我，說台灣有人寫文章不斷罵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選集中，他們希望我千萬不要為此事而生氣。我聽後總是大笑一陣，然後坦然地說：“有人寫文章罵，說明我還有罵的價值，而能收入其選集中，我不但不會生氣，還要表示感謝。一個人在一生中，能有幾個夠條件被別人寫到書上去罵？不管怎樣，名留書上的時間，總會比我活在世上的時間要長得多，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絕不會因為被罵了一通，就那麽沉不住氣，隻希望有機會能拜讀一下全文就滿意了。”
不少親友很夠交情，幾個月內，我先後收到從美國、日本、香港等處寄來的老同事喬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兩部外，其他均捐贈有關部門和送與幾位有關人士做參考。喬先生的大作共五冊，其中一冊《為曆史作證》中，有一段說“沈醉是反複無常的小人”，寫得不太長，正如他在該文後麵所說：“……怕汙了我的筆墨。”這次罵得不太痛快，連我這被罵的也沒有過上癮。幸好喬先生有位朋友從紐約到台灣，寒暄幾句之後就說喬先生罵得還不夠，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在美國（也許在歐洲、亞洲也一樣）到處可以看見，他們認為這“絕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產黨幹部捉刀代筆，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於看了拙著之後，認為我“誣蔑了蔣委員長和戴笠將軍，醜化了國民政府……”，所以閱後“令人發指”。真沒有想到，我一本書會使得我一些舊同事（當然是指在軍統局工作過的同事），氣成那個樣子，真是抱歉得很。
喬先生經這位紐約來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訴我）一番勸導之後，便又再來一篇洋洋萬餘字的長文大罵一通。我看了倒有點舒適感，它比上篇幾千字像樣一些了。不過喬先生在《再為戴笠辯誣》中用的小標題是“共幹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問題那麽不著邊際，我不想加以答辯，隻想說明幾點，因為將來或有見麵之時，何必破口大罵呢？
共產黨→國民黨→共產黨？
喬先生為了說明我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而給我列了一個公式：“共產黨→國民黨→共產黨。”為了要說明這個公式有根有據，他不惜在文章裏寫下這麽一段：“沈醉原來跟著中共中委顧順章跑腿，所以學會不少鬼名堂。顧順章投降國民黨後，沈醉搖尾乞憐，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搖身一變，由共產黨變成國民黨，能說不是共產黨的叛徒嗎？現在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能把過去背叛共產黨的罪名抵消了嗎？不會，總有一天會被清算鬥爭的。”
喬先生在執筆時，不知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我參加軍統（特務處）時才十八歲，顧順章早就被國民黨調查室（中統前身）抓去，我連顧都沒見過。如果我跟過顧順章的話，就會跟顧一樣投入中統，絕不可能是在軍統。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絕不會那樣信任我。我在軍統不但當了幾年總務處長，而且長期擔任過總值日官，這點喬先生當不會記不得吧？喬先生認為我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我太蒙抬舉了，竟一而再成了共產黨。看在老同事愛搜集情報的關係上，我不妨提供一個十分準確的材料：“沈醉現在是一個無黨無派的普通人。”
所謂共幹捉刀沈醉署名
據說，喬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訴他這樣一個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壞，居心叵測，早已遭受天譴，禍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爺並不是那樣不公正。我的幾個孩子（包括孫子、外孫），不但個個健康，而且都是遊泳健將，女兒中還有一個被選上“健美媽媽”。但和喬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遜色了。喬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陸早已成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女公子最近申請加入“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得到批準。而我在國內唯一的女兒，雖已當上了編輯，但還不夠加入共產黨的條件。她的履曆表上，在黨派一欄中，仍然隻能填上“群眾”。這一點，喬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驕傲吧！
至於在喬先生筆下，一再提到我寫的東西是“共幹捉刀沈醉署名”。可能喬先生還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來度我。當時我隻會在公文上批幾個字。我估計，最近台灣李敖先生寫的關於“蔣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蔣手下……寫了幾本回憶錄，台灣的地下出版商已經出版了四本”。喬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罵我，這四本書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這三十年》（國內發行一百五十萬冊，還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陸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鏡報》出版，已連續發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冊第40頁中我寫道：“有人說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麽也想不通……所謂罪者，隻是由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緣故罷了。……戴笠過去一直培養我，我對戴笠一直有著深厚的感情，你要說戴笠如何……我卻認為戴笠是個智勇雙全的奇男子。”同書下冊第3頁中我又寫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緒萬千……自己過去追隨戴笠幹下的罪行，早已深惡痛絕，但對戴笠個人的私情，卻總是有些難以忘懷。想到共產黨人如此不念舊惡的寬大胸懷，想到戴笠依舊安靜地長眠地下，我激動異常。”試想，以上這些用白紙黑字印在書上的話，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筆，別人會有這樣的感觸嗎？我1981年在香港撰寫《戰犯改造所見聞》時，不少記者看我連底稿都不打，在稿紙上一氣嗬成，很感驚異。很多人認為我在北京寫東西揭露國民黨過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騙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並沒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當“反共義士”，領取大筆獎賞，出賣自己的靈魂。我本來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個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認為這是在十億中國人民前麵，保持了自己的氣節。捫心自問，我是站在全國人民一邊，無愧於做一個站起來的中國人。閣下的筆再罵得凶一些，也無損於我的為人！（香港《鏡報月刊》，1988年6月號）
附錄四發表《喬家才入獄記》述緣（李敖）
《喬家才入獄記》是我定的題目，原名《入獄記》，又名《南柯一夢》，為了彰顯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為這樣的題目。這一改定，並沒經過喬家才將軍同意，一如我發表這四萬八千字的文章，並沒經過喬家才將軍同意一樣。
喬家才將軍現年八十五歲。他是黃埔四期的畢業生，再入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經濟係。九一八事變後，應黃埔同學戴笠之邀，入軍統局，先後任北平站站長、軍統局督察室主任、晉東站站長兼二十七軍參謀處副處長、陝西緝私處處長、華北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並當選國大代表。
戴笠死後，正在喬家才將軍身膺北方情報重寄和國大代表的當兒，軍統局局長毛人鳳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鳳約喬家才將軍和當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長馬漢三開會，當場把他們五花大綁，分別塞進兩輛汽車，送入監牢，並釘上腳鐐，對付自己人，一如對付江洋大盜。八天後，由保密局軍法處長李希成押解，運到南京下獄。中秋過後，改移常州。在常州獄裏，他的一個學生偷偷告訴他，見報得知馬漢三已經被槍斃了，報上還說喬家才被判了無期徒刑——被判了無期徒刑，當事人自己還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蔣介石特務機構的黑暗與恐怖，由此可見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個槍兵押解喬家才將軍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幾個難友一道，押上輪船，直抵台灣。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來台灣一步，因為第二年大陸失守前，蔣介石下令毛人鳳，家法處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釋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槍斃。由於先期運台，乃得死裏逃生。
喬家才將軍到台灣後，一路坐牢。前後坐了九年後，毛人鳳死了，他給放了出來。他這牢可坐得神來之牢，他回憶：“我坐了九年牢，未經正式軍法審判，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蔣介石特務機構，對自己的首席大將都可無法無天，如此對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喬家才將軍出獄後，前後寫了兩百多萬字的書，包括《關山煙塵記》《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誌》《海隅叢談》《為曆史作證》等書，對他傳奇的身世與交遊，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獨這九年的黑獄內幕，卻寫而不印、不願發表。理由是：“怕落到敵人手裏，用做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具體例證，則罪過大矣！”
古詩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喬家才將軍寧願自己委屈，也不要家醜外揚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總覺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過也要看所護何花，如果所護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則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喬家才將軍寫信給我說：“我在牢裏想，不會活著出牢，這樣不明不白死在牢裏，實不甘心，決定把八年抗戰的所作所為，撰寫成《關山煙塵記》，死後對子女、對朋友，好有個交代。”這種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隻交代便於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卻按下不表，則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決定不要他有精神負擔——不得他同意，就將《喬家才入獄記》全文發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辭。
看了《喬家才入獄記》，我們才感到這一冤獄，真正的製片不是毛人鳳，而是毛人鳳背後的蔣介石。蔣介石以九字禦批“喬家才無期徒刑可也！”定此現代風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躪人權、其無情無義於自己學生、同誌、功臣，草草九字，已躍然紙上。讀《喬家才入獄記》，隻有把握住這一脈絡，才能體會到這四萬八千字的真正血淚。
《喬家才入獄記》畢竟“落到敵人手裏”，如今給發表出來，也算一段佳話。我相信發表的結果，絕非“罪過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鑒往而知來、溫故而知新、發黑暗而曝光明，都是這一發表帶給我們的新意義，喬家才將軍字字看來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尋常，留給人間這樣不尋常的文獻證據，真令我們有“正義在茲”之感，我們真要佩服他。（1990年10月5日）
附錄五喬家才入獄記（喬家才）
寫在前麵
入獄記撰好，不打算公開發表，怕落到敵人手裏，用做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具體例證，則罪過大矣！後來看到劉仲康著作：“保密局長毛人鳳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間，從北平到濟南。此行任務，是處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長，也是軍統局開山的老同誌馬漢三背離團體的案子。馬被扣，奉當局核準判處死刑。同案幾位與馬有相同曆史，又同一政治企圖的人，都分別處刑。”
又敘述毛人鳳先生所說的話，“詎料戴先生屍骨未寒，竟有若幹年的老同誌企圖背叛團體，離開領袖領導的革命大道。為整飭紀律，不得不忍痛製裁，非主謀分子，一概不咎”雲雲。
這是一種既恐嚇又安撫的說辭，蓋恐大家不服。毛人鳳先生把我關起來以後，到天津、到太原、到濟南，向同誌們宣傳恐嚇，做以上的宣布。
這件冤獄的起因，遠因是毛人鳳恐懼鄭介民先生在軍統局的影響力量，威脅到他對保密局的領導地位。為鞏固他的領導權，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長以後，開始殺人，以血腥鎮壓，排除鄭的勢力。保密局主任秘書由黃天邁換為潘其武，交通警察總局局長由吉章簡換為周偉龍。
近因是毛人鳳的情婦沒有當選為北平市的立法委員。事情就這樣巧合，北方同誌本來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選舉第一屆立法委員，毛人鳳要民政局長馬漢三把他的情婦劉秋芳選出來，因市長何思源阻止而落選，劉秋芳一口咬定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不買毛先生的賬，自然加重鄭派的色彩，而招致殺身之禍。我也跟著坐了九年牢，不經審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劉書，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圖”，“企圖背叛團體”，“離開領袖領導的革命大道”。
雖然劉書也說了一句公道話，不直毛人鳳先生所說的。劉說：“很客觀地講，那些受紀律製裁的老同誌，對領袖的忠誠是不折不扣的。”
馬漢三兄本身的是非暫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說成背叛、說成離開領袖領導。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為了讓我的朋友們了解真情實況，實有將敘述前因後果的《入獄記》複印幾份，供他們一閱之必要。我撰《入獄記》之由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點多鍾，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先生約我和馬漢三兄，在北平市燈市口資源委員會的一個辦事處開會。我先到達，一會兒漢三兄也來了。他一腳踏進房門，後麵就有稽查處的七八個人跟進來，如狼似虎撲上來，用麻繩把我們兩人五花大綁綁起來，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監牢。
毛惕園在那裏，帶著微笑，不知是表示歡迎，還是為我們慶祝。我們沒有說話，他們解開麻繩，把我們送進兩間牢房，隔離起來，半夜裏給我們釘上腳鐐。這次入牢，既不是死別，也不是生離，從此和妻兒天人遠隔，永遠不能再見麵了。
回憶民國十五年（1926）夏天，決心從事國民革命，從太原跑到廣東，投入黃埔，本來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統一全國。而日本軍閥又發動九一八事變，二十一年（1932）參加戴雨農先生領導的工作，生活在驚濤駭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憲兵逮捕，釘上腳鐐，關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沒有抄到什麽證據，幾乎喪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憲兵隊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後來她吞金自刎，都沒有死成功。我先一個星期離開北平，離開家，幸免於難。哪裏料到，現在會被保密局局長捉起來，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領悟到革命是怎麽一回事，戴雨農先生所謂“同誌如手足”的精神是怎麽樣！
我憤怒，但絕不怨天尤人。因為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須犧牲。這樣下場，並不感覺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難過的，為什麽不轟轟烈烈地死在軍閥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裏？現在這樣窩囊地被所謂如手足的同誌害死，死不瞑目。不過死是一樣的，這也總算是革命者的歸宿吧！
誰又能想到，我不但沒有死，而會活到七十歲，又親眼看到當年謀害我的人，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真是感慨萬千，能不把這段經過寫出來嗎？從1948年7月1日關進牢裏，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個月的牢，差兩個月，就是九年整了。在這漫長、受辱、挨餓的孤寂日子裏，不但和朋友們隔絕，連家人也不能通訊，無異已經死去離開這個世界。九年！人生有幾個九年？四十三歲到五十二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應有所作為。我的黃金時代卻在監牢裏度過，而大陸河山已經變色，和家人永遠隔絕了。還有什麽話可說呢？嗚呼！痛哉！
誰也不願意做慘痛的回憶，誰也不願意做無益的敘述，但是為使在大陸的子女，或者他們的子孫，將來遇有機會可以了解我的這一段悲慘經過，需要寫出來。好些朋友同情我，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麽程度，卻少有人知道，也應把真實經過、前因後果告訴他們。最後為表明我對得起國家，也沒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獄記》。
潘其武對我有成見潘其武對我有成見，實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間接原因。因為他是毛人鳳局長的親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長，他對毛人鳳先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我能夠坐那麽久的牢，的確不能不感謝潘其武先生大力幫忙，因此撰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鳳的關係不同凡俗，可從劉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頁看出來。劉培初兄說：“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發起處長以上的人簽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鳳）為局本部書記長（主任秘書之誤），那時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職，但我並未簽名。我說用人是戴先生的權力，向他保薦，本局向無此例。”
劉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鳳先生。劉培初雖沒有簽名，而毛人鳳先生終於做了主任秘書，他為酬謝潘其武擁戴之功，簽報他為副主任秘書，戴先生也批準了。那時安徽劉啟瑞先生已任秘書多年，對他們一擁一簽，很不服氣。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無論學曆、經曆，都比他們兩人強些。當我繼劉培初兄為督察室主任時，他大發牢騷，對我說：“潘其武從緬甸帶回假寶石，讓毛太太賣出去。買的人吃了大虧，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聲，啞子吃黃連，有苦叫不出。”他認為這是軍統局的莫大恥辱。
我怎麽知道潘其武對我有成見？有事實證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訓練班副主任，戴先生調我到北平，籌備北平特警班。因為共產黨占據張家口，切斷平綏鐵路，從綏遠陝壩到北平，必須繞道西安，再到重慶，才能搭乘飛機，飛往北平。
“你回來了！”我在重慶羅家灣看到毛人鳳先生，他滿臉笑容對我說，“你應當和潘先生談談，由我和他接頭，你去鄉下看他，還是他進城來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書，不論從業務上講，還是禮貌上講，對於一位從外麵回來的訓練班副主任，總應該詳細談談。可是第二天毛人鳳先生告訴我：“潘先生說沒有什麽事，不必見麵了。”
因此證明潘其武的確對我成見太深了，成見是怎樣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國教官先後離開陝壩，複員返國。教育長劉人奎跟最後一批美國人回到重慶。劉人奎，軍校第五期，原為共產黨，一直沒有取得軍校學籍，我曾請陝壩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的負責人替他想辦法。在班裏，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閱。戰時薪餉不夠用，過時過節從公積金提一部分送給他，因他攜帶家眷。
想不到劉人奎竟會……為討好潘其武，回到重慶以後，造謠挑撥，說了我許多壞話，搖身一變，成了潘其武的親信，潘其武立刻派他為重慶訓練班的副主任。這些情形，重慶有好幾位同誌早已寫信告訴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劉人奎的話，自然對我有了成見，不和我見麵，就沒有什麽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並不需要潘其武諒解，不見麵就不要見，我不在乎這些。
戴先生說我脾氣壞
戴先生為什麽要我籌備北平特警班？據馬漢三兄告訴我，可能是因為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宜生的關係。勝利後，戴先生和傅長官在北平見麵，剛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學生以少擊眾，擊退賀龍包圍包頭的兩萬大軍，保住包頭，造成綏西大捷時。
“你在陝壩設立訓練班，真有眼光。”傅長官豎起大拇指，對戴先生說，“這次保衛包頭，發生了很大的力量，因為訓練非常成功。”
很顯然，所謂有眼光，是在恭維戴先生，訓練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這個主持訓練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視北平特警班，希望訓練一批青年學生，將來擔負重建華北的責任，於是急電調我來北平，要我主持訓練。
我到達北平，已經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臨行留下一張條子：“茲派喬家才、馬漢三、張家銓、樓兆元、唐嗣堯為北平特警班籌備委員，以喬家才為主任委員。”
籌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處非常合適的訓練基地。大家覺得西安門內光明殿最合適，有兩座大樓，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寢室；有禮堂、有遊泳池，操場很大，訓練兩千人也不成問題。當時光明殿歸九十二軍所占有，我和樓兆元兄去看侯鏡如軍長，他聽說戴先生要辦訓練班，毫不遲疑，立刻答應讓給我們。找到訓練基地，不但籌備有了頭緒，而且可說是解決了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趕回北平，在淪陷八年後的故都，過勝利以後的第一個元旦，多麽有意義。戴先生興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懷仁堂，整整熱鬧了一天。元旦過後，我陪他巡視光明殿，他很滿意，看得非常仔細，什麽地方應該修理、怎樣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錦花園，召集重要幹部，舉行午餐會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商討肅奸工作。他來來去去，席不暇暖。最後一次來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氣還是這樣不好。你在陝壩，同傅宜生沒有搞好，同美國人也沒有搞好。”戴先生最後一次來北平，第一次午餐會報，吃完午飯，不談工作，先來數說我。這一次，他是從重慶來，很顯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報告，說了我的壞話。
“我的脾氣的確不好。”我說，“不過戴先生說的話，也對，也不對。”
“怎麽講？”戴先生聽我這樣說，好像聽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樣子。
“我同傅長官沒有搞好，的確是事實。不過，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給戴先生工作了。至於你說我同美國人沒有處好，全非事實。我同美國人相處得並不壞，我對他們，說一不二，他們服服帖帖。我並沒有給戴先生丟臉，也沒有給中國人丟臉。戴先生不能聽了潘其武不確實的報告，來批評同誌。”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讓他攫取，當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對於潘其武的小報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來。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說了我的壞話。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並沒有否認他聽了潘其武的話，卻說了這樣一句話。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問問大家。”我一麵說，一麵用手指著在座的同誌，那天參加午餐會報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並沒有問大家，因為他知道我說話負責，不會說假話。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裏三點鍾。”
“請問戴先生！”我緊接著說，“一個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覺？如果一個人不能不睡覺，那麽他夜裏不睡覺，就得白天來睡。戴先生認為半夜三更給你寫一個報告，就是工作努力，我還可以夜裏四點鍾給戴先生寫報告呢！”
參加會報的人，有好幾個人同潘其武的關係很好，負有給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務，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個。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偽的話，他很快就會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狹，私心很重，本來對我成見很深，知道了我當著二十幾位同誌的麵，對戴先生說他是官僚，揭發他的虛偽真麵目，他會把我當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機報複，我已種下殺身之禍的原因了。
毛鄭交惡殃及池魚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成國防部保密局以後，鄭介民先生任局長，毛人鳳先生任副局長。當時介民先生負責軍調部三人小組政府方麵代表，保密局實際工作由毛人鳳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從美國考察回來，已內定我為北平站站長，從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開完國民大會，毛人鳳先生升為保密局局長，徐誌道兄任副局長，主任秘書由黃天邁兄換成潘其武。介民先生雖然已經離開保密局，可是毛鄭交惡卻開始了。交惡的原因，據說起因於兩家太太不睦，實際是毛人鳳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錯覺，懼怕介民先生對同誌們的影響力量，對他不利，怕影響他的領導權，拚命攻擊介民先生。
鄭介民先生為人和氣忠厚，人望很高，軍統局的同誌們沒有不尊敬他的。他幫助戴先生工作，始終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長害怕同誌們信仰介民先生，為保持他的統製力量，必須摧毀介民先生在同誌們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實介民先生並不留戀這種工作，無意同毛局長競爭。我從來沒有聽見介民先生攻擊毛人鳳先生，說過他半句壞話。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總是聽到毛局長毫不留情地攻擊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幫過毛人鳳先生兩次大忙，現在他卻恩將仇報。
二十八年（1939）我在蘭州，春天戴先生來了，隻帶了一位副官，所有電報必須在蘭州的同誌們翻譯，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專譯戴先生的親譯電報。有一份介民先生給戴先生的新譯電報，報告領袖召見的經過。領袖告訴他汪精衛和敵人勾結情形，要他去越南，進行阻止。電報最後說：
“戴副局長不在重慶，你又離開，軍統局由誰負責？”領袖問我。
“毛人鳳同誌。”我說。
“毛人鳳怎麽樣？”領袖又問。
“忠實可靠。”我回答。
從領袖和介民先生的對話中，我們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實可靠”四字，向領袖推介毛人鳳。這四個字多麽有分量，他應該衷誠地感謝才對。介民先生的電報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見過，他應當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職不到一個月，徐為彬兄來到北平，漢三兄要我問問他，是不是負有什麽任務。我請為彬兄在中山公園古柏樹下吃茶，隻有我們兩個人，沒有第三者。下麵是我們的談話：
“為彬兄！你這一次來北平，是來玩玩的嗎？”我詢問他。
“不是！”為彬兄說，“我是代表來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驚奇地說，不知道他是什麽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張毅夫、李肖白……他們來的。你知道毛人鳳的太太貪汙不法嗎？她和重慶航檢所長吳茂先等勾結起來，大幹黃金買賣。譬如重慶的黃金便宜，上海的黃金貴，他們就由重慶買上黃金，飛機運到上海出賣，一轉手，大發其財。又高價賣飛機黑票，生意興隆。我們革命革到現在，讓他們這樣搞，成嗎？重慶航檢所長已經被張毅夫關起來。我代表他們，請介民先生報告領袖，否則，大家都不要幹了，革什麽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這件事情報告了領袖，毛人鳳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後並沒有什麽動靜，可見介民先生沒有報告領袖。毛人鳳先生應當清楚，介民先生沒有對他下過毒手，張毅夫、徐為彬對他如何，不應當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現在他做了局長，對於一位離職的舊局長，攻擊不遺餘力，道義上實在說不下去。毛人鳳先生和鄭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過一位戴雨農先生，現在鬧分裂，兄弟鬩牆、仇快親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後一次去南京，毛局長把我當作親信，對我說：“鄭介民豈有此理，他想出賣團體，向領袖建議，把交警改編為一個軍，由吉章簡任軍長。”
交警總局有交警十八個總隊，每一個總隊的兵力超過一個團，火力超過一個師。一個軍頂多轄三個師，吉章簡為什麽不幹十八個總隊的總局長，而要幹一個軍長呢？介民先生又為什麽做這種建議呢？在情理上，都不會有這種荒謬的事情。我說：“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樣了不起，都離不開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為什麽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說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為他著想。可是毛局長的臉色突然變了，變得非常難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沒有說什麽，我告辭出來，他也沒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識中，我是站在鄭介民一邊，我已潛伏下殺身之禍，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後來我才知道，凡是順從著毛局長罵鄭介民的，他就認定是親信，否則，就認定是“鄭派”了。周偉龍想幹交警局長，毛人鳳又想把吉章簡趕走，於是，周偉龍跟著毛人鳳大罵鄭介民，就成了毛局長的親信，和潘其武三個人跟到戴先生靈前，磕了頭，拜為把兄弟。不久，吉章簡被打倒，周偉龍做了交警總局長。周偉龍眼裏哪裏瞧得起毛人鳳，做了局長就不買賬了。結果，周偉龍還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裏和我碰過頭。
毛人鳳的政治戲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憲國民大會開第一次大會於南京國民大會堂。毛人鳳先生曾經玩了一次政治戲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領袖的信任，從此身價百倍，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來，猶覺毛人鳳先生玩政治，確有一套，可歎為觀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們交城縣選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會。代表有五人沒有出席，傅作義和王應尊（胡宗南的師長）因有軍事任務請假，孔祥熙在國外，也請假。趙召南和呂存恭不知何故沒有報到。代表團由梁化之兄率領，行動非常一致，為他省所不及。當時副總統競選非常激烈，情況空前。參加競選的有於右任、孫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潛五人，拉票積極，各顯神通。閻百川先生對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產黨叛亂，國家艱難，選舉副總統，希望代表們尊重總裁的意見，總裁要誰擔任副總統，山西的票子就投給誰。閻百川先生老成謀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應當讓總裁知道，於是，我報告了保密局，這立刻就變成了毛局長的政治資本。
毛局長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冊，呈報領袖，說這本冊子是保密局控製的代表。雖不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二，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問題是毛局長是不是真能控製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誌當選為國大代表的，還不到一百人，而這些人當選為代表，都是憑個人的關係，保密局對任何人並沒有幫過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誌，毛局長也未必能控製，怎麽能控製九百多人呢？
毛人鳳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調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關係的代表，把個人能夠影響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選出的副總統的代表姓名，報告備查。他所造的名冊，就是根據這些報告編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張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選出的副總統，於是列入他控製的名冊內，呈報領袖，並沒有把閻百川先生的指示，據實報告，實為遺憾。
當時領袖未必注意這一本名冊，可是，到了選舉副總統的時候，沒有一個候選人的票子能夠當選，很顯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孫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緊張了，一票也勢在必爭，何況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麽湊巧，山西代表的選票都投入第八票箱，當第八票箱開出的票子都是孫科的時候，毛局長的名冊就起作用了。從第八票箱開票的結果，證實了毛局長控製的名冊是真實的，這引起了領袖重視，表示欣慰。
副總統選舉結果，李宗仁當選了，領袖非常生氣，這真是國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陸就斷送在李宗仁的手裏。據說，選舉完畢，領袖曾召見陳立夫先生，責備他說：“你身負組織責任，對選舉票都控製不了，還不如毛人鳳。”
副總統選舉完畢，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體代表，以酬謝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長向領袖報告，他能夠控製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廣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孫科的票，那是閻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領導有方。說李廣和能夠控製山西代表，真是天曉得。哪一個山西人不知道李廣和的老婆劉秋芳是毛人鳳先生的情婦，狗屁倒灶，李廣和明明是個活烏龜，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說山西代表控製在一個活烏龜手裏，那對山西代表真是無上的侮辱。
李廣和做和平運動
李廣和與劉秋芳這一雙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關係實在太大了，我的《入獄記》中，不能不特立兩章，加以敘述。李廣和，山西襄垣縣人，住過太原的外國文言學校，他哥哥李德和辦過鹽務，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頗有勢力。李廣和豪強霸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紳。抗日戰爭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裏，跑到武漢。因為他是天主教徒，雷鳴遠神父把他推薦給委員長，委員長批交戴雨農先生運用。李廣和表麵看來，笨頭笨腦，說起話來，好像很老實，實際他能把沒有的說成有的，還會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說，他在華北能聯絡遊擊武力，於是以軍事特派員名義，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華北視察工作，經周世光兄介紹，我才認識了他。世光告訴我：“李廣和以軍事特派員來北平聯絡遊擊武力，實際上連個鬼都聯絡不上。他向戴先生亂吹牛，結果一籌莫展，無法交代。不過他很膽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區的行動組組長。”無論如何，一個人敢在敵區工作，總是值得讚佩的，我對李廣和也不例外。9月間，天津失事，區長曾澈被捕，北平的環境也非常險惡，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進行行動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訴李廣和不要輕舉妄動，有什麽計劃，希望他先告訴我，再考慮進行與否。
實際上，周世光和李廣和瞞著我，正在進行他們的計劃，一定要開槍，結果出了紕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廣和及其他同誌多人被日本憲兵隊捉去，牽連到西什庫的天主教堂和輔仁大學，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整整打了兩年，他們已經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沒有辦法。汪兆銘的傀儡組織雖然成立，對於結束戰爭，絲毫不起作用。真要進行和平，必須以重慶為對手才有效。李廣和被捕後，自稱是中將軍事特派員，一個中將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認定是一塊可以利用的好材料。於是，把他釋放，要他回重慶進行和平運動。日本人說：“我們不要再打了，共產黨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日華合作，對付共產黨吧！你回重慶進行和平運動，三個月回來，我們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釋放。”
李廣和是一個不知輕重深淺的人，知識簡陋，深信日本軍閥的說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態，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慶。不過他不但見不到委員長和戴先生，連軍統局的重要幹部也接不上頭，無法傳達日本軍閥的和平願望。我聽說他回來，去中央飯店看他，他滿腹牢騷，大談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說：“你不要胡說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話。他們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們的抗戰國策是絕不中途妥協，抗戰一開始，委員長就宣布過。中途妥協，等於投降。這是我們不能動搖的國策，誰主張中途妥協，誰就是漢奸，以後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談和平。
那時重慶的生活非常艱苦，洗個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飯店有澡堂，李廣和願意請客洗澡，我把毛人鳳、李肖白、徐業道、徐人驥等約到中央飯店洗澡，李廣和才和他們見麵，接上頭，李廣和在重慶到處活動，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談敵區情形。孔先生聽來，覺得非常新鮮，認為李廣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鳴遠神父病逝歌樂山中央醫院，李廣和想幹華北督導團主任，要我保薦他。我告訴他，我不能。華北督導團係天主教的團體，隻有於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薦，才能生效。李廣和對鑽營這門學問，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請我和於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館吃飯。
“我向戴先生推薦李先生任華北督導團主任，成嗎？”席間於主教問我。
“華北督導團是天主教的團體，戴先生非常尊重於主教的意見。不論於主教推薦誰，我想他都會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離開重慶的那天早上，李廣和到汽車站送行。那時不時興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達陵川後不久，史擇言同誌從後方來，才知道李廣和已發表為華北督導團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為山西主任賑災委員。
三十二年（1943）1月，我離開太行山，回到西安，聽說李廣和已經在重慶被關起來。他哥哥李德和拿著一本十行紙寫的書稿，字寫得好，文章也不差，詳細敘述李廣和到北平和敵華北派遣軍接洽的經過，還有到南京和汪精衛偽組織聯絡的情形。係李廣和口述，李德和筆記的。
“李先生！”我看過以後，對李德和說，“我勸你把這本東西收藏起來，留給子孫們看吧！不要再給人家看。令弟是華北督導團的主任、山西主任賑災委員，是政府的官員，私自去和敵人、偽組織接頭，那是通敵，殺頭也不冤枉。你的這本自白書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狀，還讓人家看嗎？”
原來李廣和不管其他賑災委員，帶上賑款，跑到第二戰區，把錢交給閻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動去了。委員長知道後，非常生氣。李廣和從敵區回來，自以為勞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寫下這本傑作。李廣和一到重慶，就被關起來。他從北平回來，帶著劉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裏。劉秋芳不過二十歲，係北平的舞女，行動隨便，態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來，一個人帶著幾個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濟坊。隔不了三天兩頭，就來緝私處找我，要去重慶。我和軍統局西安負責人王嘯雲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須向重慶請示，結果不準。
“現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舉行舞會。”我怕劉秋芳再來胡纏，對王嘯雲兄說，“劉秋芳原來是個舞女，到重慶會派上用場。我看這樣吧！你裝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辦吧！”嘯雲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劉秋芳送到寶雞，送上到重慶的汽車。劉秋芳一到重慶，就和毛人鳳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婦、禁臠。
劉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從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個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長。在此期間，先後接獲毛人鳳局長四封親筆信。一封是撥給李廣和夫婦坐車的事，一封是關於李廣和住房子的事，兩封是關於劉秋芳競選北平市立法委員的事。汽車問題很簡單，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車全部撥給李廣和夫婦也不成問題，房子問題可就麻煩了。
戴先生在世的時候，決定把三處漢奸住宅撥給北平特警班使用，預備招待美國海軍軍官和特警班美國教官居住。後來既沒有請美國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國海軍。李廣和住進其中之一王蔭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頌儀又讓他的朋友北京大學副教授毛先生住進去。李廣和是一個貪而無厭的人，特警班結束，他就想獨占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趕走。他用各種壓力，連倪超凡的稽查處也出麵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廣和毫無辦法，現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長，毛局長把這個難題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辦，隻好拿上他的親筆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為房子的事來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滿麵，非常不高興。我說：“我吃保密局的飯，接到毛局長的親筆信，不能不來一趟。”
“你不必多說，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長的。漢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為什麽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氣壯很生氣地說。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兩點淺見，提供毛先生參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學教授，多麽清高，和李廣和那種人胡纏，實在豁不來。第二，戴頌儀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應當考慮，他是不是毛局長的對手，萬一因為房子問題，使他吃了虧，毛先生過意得去嗎？至於，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沒有意見，很對不起，打攪你了。”
我們談話不到十分鍾，我就告辭出來。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來什錦花園看我，他說：“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說的話很對，我決定明天就搬走，特意來告訴你一聲。”
“謝謝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趕緊到站裏，打電報報告毛局長，房子的問題解決了。
北平市應選出五位立法委員，有一名婦女保障名額。劉秋芳仗著毛人鳳先生的權勢，突然要競選北平市的立法委員。她不是國民黨，為了要黨提名，利用張誌智兄在中央組織部的關係，要他幫忙，立刻就成了國民黨黨員。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靄芬，沒有提名劉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競選，否則就是違紀。劉秋芳神通廣大，她要做國民黨，就是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礙我競選，我就不做你的國民黨。於是她說：“加入國民黨的劉秋芳，是山西襄垣縣的劉秋芳。現在在北平競選立委的劉秋芳籍隸北平市，是以社會賢達的姿態，參加競選，這樣一來，那就不違紀了，豈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會神差鬼使，陰錯陽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的前兩天，我因蔣經國先生電召，去了南京。夜間劉秋芳來中央飯店找我，說她明天去北平，競選立委，要我給民政局長馬漢三兄寫封信。我立刻寫好一函，交她帶去。
漢三吾兄：
李太太競選北平市的立法委員，毛先生的意思，勢在必得，無論如何，也要支持出來，千萬！千萬！
順祝選安！弟喬家才拜上x年x月x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選舉剛結束。李廣和夫婦的消息真靈通，我剛進門，連臉還沒有洗，他們就來了。口口聲聲說，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我們花了毛先生的四五億，都選不上，就因為馬漢三不幫忙。
我一聽劉秋芳落選，十分驚駭，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鳳先生絕不能諒解，這是無法彌補的錯誤。我說：“請你們等一等，我就去問漢三。”
“家才兄！你來得正好，你不來，我也要找你談談。”不等我開口，漢三兄就對我說，“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北平市選立委，投票三天，頭一天，劉秋芳的票子投進八千張，而黨提名的王靄芬還不到一千張，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非常著急，去找市長何思源，大鬧特鬧。當天晚上，何市長召集各區區長、警察局分局長訓話：
“‘王靄芬是總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無關係。’何市長說，‘既是總裁提名，就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全力支持。現在跑出一個劉秋芳，今天就投進八千張票子，王靄芬還不到一千張。這不是和我何思源過不去，是同總裁過不去。現在告訴你們，不論哪一區，明天隻要發現一張劉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區長和分局長的職。’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陳繼承、何思源、徐煥東、吳鑄人等許多黨政軍要人在飛機場送某要人，何市長手裏拿著一張選票，一邊搖晃、一邊嚷著說：‘我這個市長幹不成了，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都被保密局包辦了。五個立法委員，他們就有劉秋芳、唐嗣堯兩個人來競選，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這個市長怎麽辦？’
“家才兄！經過情形如此，劉秋芳八千票，候補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補上。假如我們不顧一切，硬把劉秋芳選出來，我們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們要做人，”我說，“也要工作，你沒有錯。”
我了解了實際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廣和與劉秋芳解釋。我說：“我們也得替馬漢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選不出來，何思源和吳鑄人不答應，中央也不答應。何市長既然宣布不準各區再投我們的票子，民政局長一定要投，你們想一想，各區長、各分局長該怎麽辦？因此區長被撤職，怎麽得了。”
“我是社會賢達，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劉秋芳說。
“北平是一個文化古城，社會賢達多得是，恐怕輪不到你吧？就以你們天主教來說，夠得上社會賢達的，隻有於斌主教。連田耕莘紅衣主教都成問題，因為社會上還不太知道他，你怎麽夠得上社會賢達呢？”
“馬漢三買何思源的賬，就是不買毛先生的賬。他不幫忙，就應當早說，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億。”劉秋芳和李廣和異口同聲地說。
“馬漢三對工作、對團體都很忠實，怎麽會不買毛先生的賬呢？同誌相處，應當相互體諒，我們也應當設身處地替漢三想一想。”
“明明是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李廣和很肯定地說，“非教毛先生幹掉他不可！”
“這些人革命，是憑本領幹的，不是依靠什麽臭東西。”我勸說了一個多鍾頭，而李廣和夫婦居然要毛局長幹掉馬漢三，一把無明火高升三丈，我說，“毛先生要不要這些人在他，我們幹不幹在我們，你們教毛先生幹吧！給我滾！”
把這一雙男女轟走，半天氣都消不了。馬漢三兄沒有錯，不過禍是種下了。劉秋芳既然沒有當選，能說不是不買毛先生的賬嗎？真是海水也洗不清。憑良心說，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的女朋友王靄芬借上黨的力量，非當選不可；難道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女朋友劉秋芳就不應當當選嗎？漢三！漢三！你為什麽不把王靄芬和劉秋芳兩個都選出來呢？
那時選舉，是假民主，不像現在台灣這樣民主、認真，官方可以操縱的。否則，選舉的第一天，劉秋芳就不會有八千張票子。假如把王靄芬和劉秋芳兩個女人都選出來，既不得罪吳鑄人，也不得罪毛人鳳，皆大歡喜多好。聰明如漢三，為什麽想不到呢？
烏龜長天津稽查處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長齊慶斌兄來長途電話，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後，我才知道，天津警備司令馬法五將軍要換稽查處長，托他們辦理，他們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慶斌兄家裏午餐，除了他們兩位，有警察局長李漢元兄，稽查處督察長王魯翹兄和傅有權兄等。一會兒，馬司令來了。抗戰期間，我們在太行山就認識。
“華北剿匪總部成立以後，情況不同過去，我們必須配合傅總司令的作風。”馬司令寒暄幾句以後，從衣袋裏掏出一封給毛局長的信，遞給我，然後說道：“我已把軍法處長撤換了，稽查處長也換人，希望毛局長派一位能夠配合剿總作風的人，這是給毛局長的信，希代轉交。”
我不便推辭，隻好接受下來。回北平後，給毛局長寫了封信，報告馬司令交代的話，並將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沒有幾天，天津警備司令換陳長捷將軍擔任。稽查處長發表為李廣和，同誌們聞訊，沒有一個不感到驚奇的。烏龜藏在桌子底下，沒有人說什麽，把他拿起來擺在桌子上，就會遭遇到議論和批評。劉秋芳和毛人鳳先生的關係，大家都知道。李廣和是個活烏龜，既然人人都知道，怎麽能讓活烏龜做天津稽查處長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這些王八烏龜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長張子奇先生來北平，見麵後，他這樣說。
“張先生！你怎麽啦？”我裝著不明白。
“你不知道嗎？”張先生問我，接著說，“李廣和的老婆同毛人鳳狗屁倒灶，現在讓這個活烏龜來做天津稽查處長，成什麽話？”
“哪裏有這回事？”
“南京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員鄧建侯等都對我說過，難道你就不知道嗎？”聽了子奇先生說，心裏實在不是味道。國家的事，哪裏能這樣糟蹋呢？令人寒心。
“聽說李廣和的老婆跟你們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總部，那裏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將把我拉到一邊，很神秘地對我說。
“聽說李廣和的老婆很漂亮，因為跟毛局長勾搭上，李廣和才能當上天津稽查處長，是嗎？”另外一個這樣問，教我怎麽回答？我感覺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廣和靠著老婆跟人家睡覺來吃飯，真給咱們山西人丟臉！”副官處長溫國梁這樣說。在綏遠陝壩，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穩，挺得起胸膛，副長官都奈何不了我。現在被他抓住機會，被他奚落，受龜氣，心裏非常不好受。
馬司令已準備辦移交，所以對稽查處長人選不再過問。陳長捷將軍在赴天津以前，曾約漢三兄和我敘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為，對於李廣和長稽查處，隻顧搖頭，表示配合不上。
李廣和本來被關在重慶，戴先生殉職不久，毛人鳳先生就把他釋放了，成了活躍人物，毛人鳳先生的親信。他在北平簡直是胡作胡為、無法無天，他可以到商店裏隨便查人家的賬簿，查完還要在賬簿上蓋一個李廣和的木質戳子。起初我不信會有這種怪事，後來有人領我去看被查的那幾家商店，親眼看到賬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現在居然發表李廣和為天津稽查處長，社會上和同誌們反應又這樣惡劣，我不應當再沉默了，於是給毛局長寫了一封信：
毛先生鈞鑒：
自從鈞座發表李廣和同誌為天津稽查處長後，華北同誌聞之大嘩，查李廣和同誌自稱為鈞座之親信，招搖撞騙，胡作胡為。希鈞座能辨白忠奸與賢不肖，則華北同誌必能竭誠擁護鈞座，而報戴先生在天之靈也。敬叩鈞安！職喬家才謹上6月x日
副站長孔覺民就坐在我的對麵，信寫好，順手遞給他。我見他一麵聚精會神地看信，一麵皺緊眉頭，頻頻搖頭，好像很發愁樣子。
“這封信怎麽成呢？”覺民看完信對我說，“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這封信會闖禍的。”
“覺民！”我說，“我們相交已經十年，難道沒有一點革命勇氣嗎？何必這樣小心？告訴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塗，而我們的賢明領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務，交給如此之糊塗的人，國家都會亡掉，個人生死，算個什麽？國家的情況演變到現在這樣地步，我們能再沉默嗎？發出去吧！不必計較後果。”
“我看這封信還是不發好。”過了半個鍾頭，覺民拿起信來對我說。
“發了吧！反正這個腦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會被敵人拿去的。”說完，我就離開辦公室，以後再沒有提這封信的事，兩星期以後，有位同誌從南京來，說毛局長在紀念周大罵，有人給他寫信幹涉他，教訓他雲雲。無疑地，那是看見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會接納的。
膽大妄為洋相出盡
李廣和本來是一個土豪劣紳，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在敵區工作，自稱中將，當然不會有人和他計較。想不到，後來憑借老婆的關係，中將會成了真的。他又喜歡穿軍服，洋相出盡，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過去我們嘲笑北洋軍閥，狗肉將軍，現在這種怪現象居然出現在毛人鳳先生領導的保密局裏，把清白家風糟蹋得不成樣子，肮髒到不能再肮髒，令人啼笑皆非，沒臉麵見人。
陳長捷將軍保定軍校出身，是一位標準軍人。他能征善戰，紀律嚴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備司令以後第二個星期一，司令部舉行總理紀念周，稽查處長李廣和身穿呢軍服，佩戴中將領章。按編製，稽查處長隻是少將，並不是中將。李廣和雖穿中將軍服，卻是赤著腳，穿一雙涼鞋。他自以為階級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間，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個臨產的孕婦，特別現眼，被陳司令一眼看了個清清楚楚。
“總理紀念周多麽神聖莊嚴！”陳司令指著李廣和，大發脾氣，厲聲說道，“像你這樣軍不軍、民不民，赤腳涼鞋，穿上將官服裝，成何體統？給我滾出去！”
“你是中將，我也是中將，憑什麽要我滾出去？”李廣和自言自語，站著不動。陳司令的衛士看見他不服從命令，走來硬把他拖出去。
李廣和寬宏大量，雖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覺得沒有什麽了不起，滿不在乎。可是好些軍統局的同誌感覺到丟盡麵子，無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會氣得跳起來。
我坐牢以後，聽到天津的同誌（被毛人鳳關進監牢的）敘述李廣和無法無天，國家法紀蕩然無存的情形，不禁為革命三歎。
李廣和做了天津稽查處長以後，唯一有興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為李廣和太喜歡黃金了，喜歡得發瘋。那時禁止黃金買賣，抓住買賣黃金的，黃金就被沒收。李廣和以為中華民國除了毛局長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長撐腰，管他什麽法令規章，沒收的黃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歸公交給國家。
因為李廣和努力抄金，天津買賣黃金的人，哪一個不是提心吊膽？幾乎沒有人敢再做這種買賣。商人們簡直是同李廣和處長作對，他們不做買賣黃金的生意，教李廣和如何抄法？
“我李廣和為抄金才來天津，你們不做，我硬要你們做。”於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錢人的家裏，到銀樓強迫買賣，出高價收買黃金，不賣也得賣。可是黃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麵來抄。連戴先生頂好的朋友吳幼權（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的兒子）家裏，都被李廣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處辦案子，也是別開生麵。尤其有關抄金的案子，李廣和不勞駕科長股長插手，都由女顧問和他親自審訊。女顧問是誰？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長的情婦劉秋芳。劉秋芳心狠手辣，真夠得上女中豺狼，什麽刑法都能用。
陳司令覺得李廣和夫婦比土匪還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無法無天，如何得了，於是，把李廣和關起來，非槍斃不可。毛局長趕緊給陳司令電報，說李廣和是保密局的人，應當移到保密局辦理。陳司令以為像李廣和這樣罪大惡極，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憤，不準毛局長的要求。
附錄一給李敖先生的信（喬家才）
一、給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謝謝贈我尊著五巨冊！
《二二八研究》網羅了那麽多的文章，客觀詳盡，好極了。你的結論，非常正確。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陳儀的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張宣澤坐在一個牢房裏。他說為日本人利用過的流氓，回台後分批訓練，有一批還未訓練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發動者，正與尊著結論吻合。
奉上拙著《為曆史作證》一冊，221頁至265頁為戴笠辯誣，係反駁文強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鏡報》發表《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不是不答辯，而是無法答辯。一個人自己不顧自己的人格，總會感到慚愧的。沈醉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
和戴發生過關係的是鄒誌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認識邢森洲夫婦遠在民國十六年（1927），認識鄒誌英是在台灣牢裏，沈醉張冠李戴，誣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鬧離婚，我曾勸過周蔚英，後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後，生有子女。周離開軍統局後，再無音信。
抗戰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國外工作，成績輝煌，惜久不見麵。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視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寫成不顧廉恥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頌著安！喬家才謹上1989年5月4日
二、給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實、公正。
戴笠先生確為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八年抗戰中，任何人的功勞，都不能和他比較，但他沒有表白，連一枚勳章都沒有。我出牢後，心有不平，才開始將他的一切公開發表，曾遭受當權者打擊。聞你將出版有關戴笠的書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納部分正確的材料。他忠於蔣，而他，無異是蔣殺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喬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給李敖先生第三信（編者略）
附錄二喬家才將軍來信書後（李敖）
喬家才將軍現年八十四歲，他是山西省交城縣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與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同期，不過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黃埔畢業後，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經濟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從事對日情報作戰。1936年任北平站站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進北平，他仍繼續潛伏北平，搜集情報。1939年調到後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華北敵後工作，幾為日軍所捕。1940年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晉東站站長兼二十七軍參謀處副處長，在太行山打遊擊。1943年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1944年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旋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肅漢奸工作，後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國後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並於1948年當選國大代表。
正在喬家才將軍身膺北方情報重寄和國大代表的當兒，軍統局局長毛人鳳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鳳約喬家才將軍和當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長馬漢三開會，當場把他們五花大綁，分別塞進兩輛汽車，送入監牢，並釘上腳鐐，對付自己人，一如對付江洋大盜。八天後，由保密局軍法處長李希成押解，運到南京下獄。中秋過後，改移常州。在常州獄裏，他的一個學生偷偷告訴他，見報得知馬漢三已經被槍斃了，報上還說喬家才被判了無期徒刑——被判了無期徒刑，當事人自己還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黑暗與恐怖，由此可見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個槍兵押解喬家才將軍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幾個難友一道，押上輪船，直抵台灣。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來台灣一步，因為第二年大陸失守前，蔣介石下令毛人鳳，家法處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釋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槍斃。由於先期運台，乃得死裏逃生。
喬家才將軍到台灣後，一路坐牢。前後坐了九年後，毛人鳳死了，他給放了出來。他這牢可坐得神來之牢，他回憶：“我坐了九年牢，未經正式軍法審判，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國民黨特務機構，對自己的首席大將都無法無天，如此對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喬家才將軍坐牢後期，毛人鳳以關人無名，有緩和之意。據穀正文將軍告訴我，毛人鳳通知他：“如果你這位山西老鄉答應出獄後不追究、不罵我毛人鳳，我就放他出來。”可是，當他去跟喬家才商量的時候，這個硬漢一口拒絕。最後毛人鳳死了，“我們請他出獄，他還發脾氣不出來呢！我們沒辦法，隻好把他抬了出來”。
我小時候在山西住過，對山西人的忠心質直，有極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龍雲翔律師介紹前來旁聽的穀正文將軍相識，因此得以多談國特與山西事，也談到喬家才將軍。我與喬家才將軍至今沒見過麵，不過，由於穀正文將軍的中介，我們互有贈書，並且，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軍統內幕》的事，喬家才將軍前後寫了三封信給我，表示關切、辨正與“抗議”。我向穀正文將軍說：“請轉告華塘先生，我會答複他的好意，我會以文代信，把一切討論清楚。”
喬家才將軍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寫的。如今8月將過，我決定寫出此文，一並奉答。
喬家才將軍來信中，有幾個重點。其中最強烈表達的是忠奸問題。
喬家才將軍說：“你在緣起將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怎麽能和沈醉坐了共產黨十六年牢，出牢後辱罵他工作了十八年的軍統局相比呢？”事實上，喬家才將軍由於疾惡如仇，所以他在這方麵表現得太過敏了，在中國史書中，有忠義傳，也有貳臣傳；有循吏傳，也有佞幸傳，相對的人物，無不“混在一起”而論列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誰也浼不了誰，實在不必這樣過敏。至於說我拿兩人“相比”，也正在顯示清濁之間的取舍萬殊，也正適足以彰其清或襯其濁，在史學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況，我的對比，對喬家才將軍也毫無惡意，試看我說的：“喬家才將軍被國民黨自己人關了九年，沒經過正式審判、沒見過起訴書、沒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經曆了一次最大的劫難’。但他出獄後，卻‘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雖著作千言萬語，並屢蒙他見贈給我，內容對軍統內幕，卻處處有‘直在其中’之隱；沈醉將軍被共產黨敵人關了十六年，‘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獄後，卻‘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對自己從十八歲起就獻身的國民黨，有以檢討、有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三綱實係命’的舊道德而言，山西的喬家才將軍自有其立身本末，雖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義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義深處，畢竟要‘當仁不讓’，‘當仁不讓’，才能‘內省不疚’。‘聞義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聖人之憂。湖南的沈醉將軍縱是喬家才將軍筆下的‘反複小人’，但他在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經曆了一次最大的劫難以後，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並曝過去不義於天下，如此內省不讓之功，聖人複生，亦恐將為之解憂矣！於此可見，此公縱‘小人’而有聖人行。曆劫知變，鄙夷愚忠，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
從我這些話裏，可以看到我對喬家才將軍那種“‘三綱實係命’的舊道德”，並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時指出，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國舊道德之一，在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誤為反複，這就未免有點遺憾。一個人從不義向義去徙，從不善向善處改，我們該予以鼓勵才好。沈醉將軍不再執迷他過去的錯誤，這不是“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麽？
可是，喬家才將軍卻“抗議”說：“沈醉不僅是‘反複小人’，而且卑鄙無恥。你捧他‘此公縱“小人”而有聖人行’，未免過火，忠奸顛倒，善惡不分，萬難苟同。你說：‘沈醉不複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說醉話，李敖醉矣！”……喬家才將軍連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喬家才將軍舉了很多沈醉無恥的例子，我認為這不是關鍵，關鍵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難以後，聞義能徙、知善能改，並曝過去不義於天下”，在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為人也，縱有無恥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時不能以有恥無恥做唯一相繩標準，一如對妓女不能繩之以貞節，但從賽金花與小鳳仙等傳聞看，她們的別有聖人行，與其失貞並無必要關聯。中國政治家馮道、法國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無恥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們的反複，卻有利於祖國、有利於人民。當然沈醉做“蔣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惡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複無常卻有利於國民者，但在曆劫知變上看，他的轉變，從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問題，豈易言哉！
即以喬家才將軍最挺身衛護的戴笠為例，喬家才將軍來信說：“戴笠先生確為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八年抗戰中，任何人的功勞，都不能和他比較，但他沒有表白，連一枚勳章都沒有。”又說：“戴笠將軍是一位千古奇才，熱愛國家，八年抗戰，功勳輝煌。軍統局敵後情報，殺敵除奸；戰區遊擊破壞，牽製敵人；大後方治安維持，防間防諜，甚至緝私、搶購物資，無不做得有聲有色，發揮了極大的功能。”照這種說法，戴笠有利於祖國、有利於人民，但我們看看當年軍統局秘密出版的內部小冊——《戴先生遺訓》，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蔣介石麵前，且被蔣介石大罵下賤的自我描述，這種無恥的例子，也同樣會使道德家驚異的。若照喬家才將軍的邏輯，則無恥之下，一切都免談，則他筆下的“古今難得一見之人物”的“功勞”，也將無所依附了。
我在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中，看到喬家才將軍所寫的一副挽聯，原文是：“戡大亂、冒艱危，英勇仰雄風，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祿，謙為標亮節，長留青史在人間。”我覺得最後一句“長留青史在人間”，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該努力的目標。喬家才將軍來信說：“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實、公正。”“真實、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條件，喬家才將軍所懸的目標，我是絕對讚成的。不過，對沈醉的文章，喬家才將軍認為它既不“真實”，也不“公正”，這就發生了看法上的歧義。
喬家才將軍來信說：“奉上拙著《為曆史作證》一冊，221頁至265頁‘為戴笠辯誣’，係反駁文強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鏡報》發表《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不是不答辯，而是無法答辯。一個人自己不顧自己的人格，總會感到慚愧的。沈醉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喬家才將軍且以沈醉錯寫邢森洲為例，以實其說。我看了信，也看過喬家才將軍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書中，必然有錯寫的地方，寫了那麽多的字，錯寫又豈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軍統內幕〉緣起》的附記中，對他的錯寫，就有指出。但是有錯寫之處，就推論“沈醉寫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就不合乎史學方法了。
試看喬家才將軍說：“沈醉原來跟著中共中委顧順章跑腿，所以學會不少鬼名堂。顧順章投降國民黨以後，沈醉搖尾乞憐，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搖身一變，由共產黨變成國民黨，能說不是共產黨的叛徒嗎？現在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但在“真實”上，沈醉的說明卻是：“我參加軍統（特務處）時才十八歲，顧順章早就被國民黨調查室（中統前身）抓去，我連顧都沒見過。如果我跟過顧順章的話，就會跟顧一樣投入中統，絕不可能是在軍統。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絕不會那樣信任我。我在軍統不但當了幾年總務處長，而且長期擔任過總值日官，這點喬先生當不會記不得吧？喬先生認為我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我太蒙抬舉了，竟一而再成了共產黨。看在老同事愛搜集情報的關係上，我不妨提供一個十分準確的材料：‘沈醉現在是一個無黨無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見，喬家才將軍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會有“為文不可靠”之處，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實上，他隻不過以“山西人的忠心質直”，動了“正誼的火氣”而已。在這一火氣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盤否定一個人，否定到“以人廢言”的決絕程度，這就太過了。
喬家才將軍又說：“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壞，居心叵測，早已遭受天譴，禍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實”上，沈醉的說明卻是：“我的幾個孩子（包括孫子、外孫），不但個個健康，而且都是遊泳健將，女兒中還有一個被選上‘健美媽媽’。但和喬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遜色了。喬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陸上早已成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女公子最近申請加入‘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得到批準。而我在國內唯一的女兒，雖已當上了編輯，但還不夠加入共產黨的條件。她的履曆表上，在黨派一欄中，仍然隻能填上‘群眾’。這一點，喬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驕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喬家才將軍的疾惡如仇眼中，被看得一無可取，因而論斷失實，隻算例外，但在喬家才將軍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惡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論斷，也未免有失實之處。例如他論斷廖耀湘將軍，就出了紕漏。他在《為曆史作證》中有《憶廖耀湘將軍》一文，說這位將軍“遼西會戰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說“廖耀湘十五年前死於中共集中營”。又說“至死不屈，雖敗亦勇”。事實上，喬家才將軍這些論斷，都是不“真實”的。
廖耀湘死後，他的部下親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將軍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1978年編印），他們在書中刻意謊言他的下場，如謝冰瑩、黃振華、陳維綸說他“殉國”，舒適存說他“被俘不屈死”，劉建章說他“終以不屈死”，何福祥說他“以不屈死”，這都是錯誤的。事實上，廖耀湘不但沒“殉國”，並且在1961年出獄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他和沈醉一樣，一再寫文章大揭國民黨與蔣介石的瘡疤，直到七年後死去。身死之後，共產黨還為他和溥儀、王耀武一齊開追悼會呢！可見他前半生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死前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循吏！所謂“殉國”與“不屈而死”，都是假的。這種刻意的謊言，在三年後，於1981年出版的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續著。顧祝同當時是蔣介石胡亂指揮下特派去的監軍，他在書中說“廖耀湘不幸殉國”於遼西戰場，由於他的書是“國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個人說謊，還是官書說謊。喬家才將軍的人格比顧祝同他們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筆下，關於廖耀湘的晚節，卻同此曲筆，背離“真實”，這不是怪事嗎？
喬家才將軍在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他說：“黃埔軍校第六期有兩位傑出的同學都是騎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這兩位有深交的同學，“戴雨農將軍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機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職。廖耀湘將軍於三十七年（1948）11月遼西會戰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來喬家才將軍與老同學“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於曲筆！
由此可見，喬家才將軍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為文不可靠”之處，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為曆史資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雖然他的“公正”，有點因人而異。正因為愛之欲其忠、惡之欲其奸，所以同為降將，但待遇有親疏之別。正因為喬家才將軍對老同學網開一麵，在史學方法上，我們自然有理由懷疑，懷疑他筆下的戴笠的事跡，是否也會有“廖耀湘模式”出現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隱惡揚善（惡不一定是壞，而是曲為之諱的一些事），隱惡揚善是做人的美德，卻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標準，正是喬家才將軍所楬櫫的“真實”與“公正”。對事實有所隱、有所諱，不論動機如何，對“真實”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喬家才將軍筆下的千言萬語，一涉及戴笠，便隱惡揚善得一塌糊塗，這就“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為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寫序，說有人勸他寫出信史，他“猶豫未下筆”，為什麽？因為“身不與其事者，非審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忮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為同誌光寵，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這位革命元勳為什麽這樣？原因就在於他無法“書其美不隱其惡”，結果連美也無法一書了。喬家才將軍則正相反，他要書其美而隱其惡，結果呢，把戴笠寫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結果令人起疑，起疑到連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況，以戴笠那麽多麵複雜的人物，在軍統那麽單線龐大的組織裏，喬家才將軍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麵目，也不無限製的。他是戴笠的同學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與“私昵”，戴笠的另一麵目，喬家才將軍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著戴笠的貼身的人，反倒所知獨多，沈醉就這方麵有所公布，又豈能以“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殺之？這又何以服人？
喬家才將軍來信說：“你說我雖著作千言萬語，內容對軍統內幕，卻處處有‘直在其中’之隱。我乃一介武夫，豈敢舞文弄墨、班門弄斧？所以千言萬語者，辨是非、表忠義也。”我相信喬家才將軍千言萬語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義”，但從而抹殺沈醉的千言萬語，這就有失“真實”“公正”了。我承認沈醉的千言萬語，在表軍統局方麵的忠義，落墨不夠；但他筆下的非軍統人物中的忠義事跡，他又何曾忘懷？葉挺也、楊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殺楊傑的沈醉之母也……他們的忠義，又何不可表？至於辨是非方麵，沈醉所為，都在著力於此，隻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標準，與喬家才將軍有異耳！
我所以說喬家才將軍有“直在其中”之隱，原因就在從他的著作與來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一片曲為之諱。他來信說他“坐牢並不怨天尤人”，毛人鳳明明為女友競選之私殘害同誌，而喬家才將軍卻說：“‘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塗，而我們的賢明領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塗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務，國家都會亡的，個人的生死算個什麽……’這是我自己找死，能責怪國民黨嗎？毛局長欺瞞總統蔣公把我關進監牢，能說是國民黨關我嗎？毛人鳳局長也代表不了國民黨，他的監牢也不能說成國民黨的監牢。”看了喬家才將軍這些話，我們能不覺得其愚忠可憫嗎？人是蔣介石用的、權是蔣介石授的、非法槍斃馬漢三是蔣介石準的、非法關喬家才是蔣介石批的、監牢也不是毛人鳳開的……事實明明已清楚如此，而喬家才將軍卻隻怪自己，雅不欲實指毛人鳳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團，這種“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愚忠，豈不太可哂了嗎？難道陷害忠良，也是為革命需要？
當年在生死線上，喬家才將軍也曾氣憤不平，他曾自問：“這就是革命下場嗎？”但是，心平氣和後，他又想：“被共產黨捉去殺頭，和被自己人處死，不是一樣死嗎？”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我感到喬家才將軍竟毫沒覺悟出革命的下場不該如此，而被敵人殺頭或被自己人處死，其實根本不一樣。他的愚忠，使他完全喪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為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喬家才將軍在《為曆史作證》中責備魏大銘說：“雨農先生和軍統局的功與過，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農先生是你多年的長官，你不應該批評他，也不能批評他。理由很簡單，譬如你的尊親好和壞，旁人批評，無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孫，絕對不能批評。這就是中華文化，這就是中華民族延續了五千年的偉大力量。”其實，中華文化中，並不是絕對這樣不講是非的，隻是喬家才將軍選擇了最拘泥的一麵，因此，他隻有愚忠到底。
令我們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長官”不得批評，則陷害忠良的毛人鳳以上之流，其惡行勢將永無昭彰之日，因為君子揚善而不肯說，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說，則中華文化，盡將是東西廠人物入“君子國”，人間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亂了！
我很佩服在喬家才將軍不肯批評毛人鳳以上的人物時刻，沈醉挺身批評了他們。喬家才將軍對沈醉苛責，反倒對毛人鳳以上的人物寬假，這不是“真實”，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華文化！
喬家才將軍並非不深明大義，例如他在《為曆史作證》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殺害嶽飛的是賣國賊大奸臣秦檜，其實秦檜是在背黑鍋，真正要殺嶽飛的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趙構。”可憐的是，我們的現代嶽飛，卻迷糊到明於知古而昧於察今，他被現代秦檜整得家破人亡，卻還高喊領袖英明呢！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錄三不是答辯隻作說明（沈醉）
感謝喬家才罵我
從去冬以來，台灣來京的親友，不少人以愛護的口吻告訴我，說台灣有人寫文章不斷罵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選集中，他們希望我千萬不要為此事而生氣。我聽後總是大笑一陣，然後坦然地說：“有人寫文章罵，說明我還有罵的價值，而能收入其選集中，我不但不會生氣，還要表示感謝。一個人在一生中，能有幾個夠條件被別人寫到書上去罵？不管怎樣，名留書上的時間，總會比我活在世上的時間要長得多，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絕不會因為被罵了一通，就那麽沉不住氣，隻希望有機會能拜讀一下全文就滿意了。”
不少親友很夠交情，幾個月內，我先後收到從美國、日本、香港等處寄來的老同事喬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兩部外，其他均捐贈有關部門和送與幾位有關人士做參考。喬先生的大作共五冊，其中一冊《為曆史作證》中，有一段說“沈醉是反複無常的小人”，寫得不太長，正如他在該文後麵所說：“……怕汙了我的筆墨。”這次罵得不太痛快，連我這被罵的也沒有過上癮。幸好喬先生有位朋友從紐約到台灣，寒暄幾句之後就說喬先生罵得還不夠，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在美國（也許在歐洲、亞洲也一樣）到處可以看見，他們認為這“絕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產黨幹部捉刀代筆，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於看了拙著之後，認為我“誣蔑了蔣委員長和戴笠將軍，醜化了國民政府……”，所以閱後“令人發指”。真沒有想到，我一本書會使得我一些舊同事（當然是指在軍統局工作過的同事），氣成那個樣子，真是抱歉得很。
喬先生經這位紐約來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訴我）一番勸導之後，便又再來一篇洋洋萬餘字的長文大罵一通。我看了倒有點舒適感，它比上篇幾千字像樣一些了。不過喬先生在《再為戴笠辯誣》中用的小標題是“共幹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問題那麽不著邊際，我不想加以答辯，隻想說明幾點，因為將來或有見麵之時，何必破口大罵呢？
共產黨→國民黨→共產黨？
喬先生為了說明我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而給我列了一個公式：“共產黨→國民黨→共產黨。”為了要說明這個公式有根有據，他不惜在文章裏寫下這麽一段：“沈醉原來跟著中共中委顧順章跑腿，所以學會不少鬼名堂。顧順章投降國民黨後，沈醉搖尾乞憐，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搖身一變，由共產黨變成國民黨，能說不是共產黨的叛徒嗎？現在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能把過去背叛共產黨的罪名抵消了嗎？不會，總有一天會被清算鬥爭的。”
喬先生在執筆時，不知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我參加軍統（特務處）時才十八歲，顧順章早就被國民黨調查室（中統前身）抓去，我連顧都沒見過。如果我跟過顧順章的話，就會跟顧一樣投入中統，絕不可能是在軍統。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絕不會那樣信任我。我在軍統不但當了幾年總務處長，而且長期擔任過總值日官，這點喬先生當不會記不得吧？喬先生認為我又“搖身一變，變成共產黨”，我太蒙抬舉了，竟一而再成了共產黨。看在老同事愛搜集情報的關係上，我不妨提供一個十分準確的材料：“沈醉現在是一個無黨無派的普通人。”
所謂共幹捉刀沈醉署名
據說，喬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訴他這樣一個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壞，居心叵測，早已遭受天譴，禍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爺並不是那樣不公正。我的幾個孩子（包括孫子、外孫），不但個個健康，而且都是遊泳健將，女兒中還有一個被選上“健美媽媽”。但和喬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遜色了。喬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陸早已成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女公子最近申請加入“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得到批準。而我在國內唯一的女兒，雖已當上了編輯，但還不夠加入共產黨的條件。她的履曆表上，在黨派一欄中，仍然隻能填上“群眾”。這一點，喬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驕傲吧！
至於在喬先生筆下，一再提到我寫的東西是“共幹捉刀沈醉署名”。可能喬先生還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來度我。當時我隻會在公文上批幾個字。我估計，最近台灣李敖先生寫的關於“蔣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蔣手下……寫了幾本回憶錄，台灣的地下出版商已經出版了四本”。喬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罵我，這四本書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這三十年》（國內發行一百五十萬冊，還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陸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鏡報》出版，已連續發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冊第40頁中我寫道：“有人說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麽也想不通……所謂罪者，隻是由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緣故罷了。……戴笠過去一直培養我，我對戴笠一直有著深厚的感情，你要說戴笠如何……我卻認為戴笠是個智勇雙全的奇男子。”同書下冊第3頁中我又寫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緒萬千……自己過去追隨戴笠幹下的罪行，早已深惡痛絕，但對戴笠個人的私情，卻總是有些難以忘懷。想到共產黨人如此不念舊惡的寬大胸懷，想到戴笠依舊安靜地長眠地下，我激動異常。”試想，以上這些用白紙黑字印在書上的話，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筆，別人會有這樣的感觸嗎？我1981年在香港撰寫《戰犯改造所見聞》時，不少記者看我連底稿都不打，在稿紙上一氣嗬成，很感驚異。很多人認為我在北京寫東西揭露國民黨過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騙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並沒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當“反共義士”，領取大筆獎賞，出賣自己的靈魂。我本來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個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認為這是在十億中國人民前麵，保持了自己的氣節。捫心自問，我是站在全國人民一邊，無愧於做一個站起來的中國人。閣下的筆再罵得凶一些，也無損於我的為人！（香港《鏡報月刊》，1988年6月號）
附錄四發表《喬家才入獄記》述緣（李敖）
《喬家才入獄記》是我定的題目，原名《入獄記》，又名《南柯一夢》，為了彰顯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為這樣的題目。這一改定，並沒經過喬家才將軍同意，一如我發表這四萬八千字的文章，並沒經過喬家才將軍同意一樣。
喬家才將軍現年八十五歲。他是黃埔四期的畢業生，再入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經濟係。九一八事變後，應黃埔同學戴笠之邀，入軍統局，先後任北平站站長、軍統局督察室主任、晉東站站長兼二十七軍參謀處副處長、陝西緝私處處長、華北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並當選國大代表。
戴笠死後，正在喬家才將軍身膺北方情報重寄和國大代表的當兒，軍統局局長毛人鳳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鳳約喬家才將軍和當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長馬漢三開會，當場把他們五花大綁，分別塞進兩輛汽車，送入監牢，並釘上腳鐐，對付自己人，一如對付江洋大盜。八天後，由保密局軍法處長李希成押解，運到南京下獄。中秋過後，改移常州。在常州獄裏，他的一個學生偷偷告訴他，見報得知馬漢三已經被槍斃了，報上還說喬家才被判了無期徒刑——被判了無期徒刑，當事人自己還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蔣介石特務機構的黑暗與恐怖，由此可見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個槍兵押解喬家才將軍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幾個難友一道，押上輪船，直抵台灣。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來台灣一步，因為第二年大陸失守前，蔣介石下令毛人鳳，家法處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釋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槍斃。由於先期運台，乃得死裏逃生。
喬家才將軍到台灣後，一路坐牢。前後坐了九年後，毛人鳳死了，他給放了出來。他這牢可坐得神來之牢，他回憶：“我坐了九年牢，未經正式軍法審判，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離子散，慘絕人寰。”——蔣介石特務機構，對自己的首席大將都可無法無天，如此對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喬家才將軍出獄後，前後寫了兩百多萬字的書，包括《關山煙塵記》《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誌》《海隅叢談》《為曆史作證》等書，對他傳奇的身世與交遊，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獨這九年的黑獄內幕，卻寫而不印、不願發表。理由是：“怕落到敵人手裏，用做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具體例證，則罪過大矣！”
古詩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喬家才將軍寧願自己委屈，也不要家醜外揚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總覺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過也要看所護何花，如果所護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則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喬家才將軍寫信給我說：“我在牢裏想，不會活著出牢，這樣不明不白死在牢裏，實不甘心，決定把八年抗戰的所作所為，撰寫成《關山煙塵記》，死後對子女、對朋友，好有個交代。”這種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隻交代便於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卻按下不表，則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決定不要他有精神負擔——不得他同意，就將《喬家才入獄記》全文發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辭。
看了《喬家才入獄記》，我們才感到這一冤獄，真正的製片不是毛人鳳，而是毛人鳳背後的蔣介石。蔣介石以九字禦批“喬家才無期徒刑可也！”定此現代風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躪人權、其無情無義於自己學生、同誌、功臣，草草九字，已躍然紙上。讀《喬家才入獄記》，隻有把握住這一脈絡，才能體會到這四萬八千字的真正血淚。
《喬家才入獄記》畢竟“落到敵人手裏”，如今給發表出來，也算一段佳話。我相信發表的結果，絕非“罪過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鑒往而知來、溫故而知新、發黑暗而曝光明，都是這一發表帶給我們的新意義，喬家才將軍字字看來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尋常，留給人間這樣不尋常的文獻證據，真令我們有“正義在茲”之感，我們真要佩服他。（1990年10月5日）
附錄五喬家才入獄記（喬家才）
寫在前麵
入獄記撰好，不打算公開發表，怕落到敵人手裏，用做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具體例證，則罪過大矣！後來看到劉仲康著作：“保密局長毛人鳳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間，從北平到濟南。此行任務，是處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長，也是軍統局開山的老同誌馬漢三背離團體的案子。馬被扣，奉當局核準判處死刑。同案幾位與馬有相同曆史，又同一政治企圖的人，都分別處刑。”
又敘述毛人鳳先生所說的話，“詎料戴先生屍骨未寒，竟有若幹年的老同誌企圖背叛團體，離開領袖領導的革命大道。為整飭紀律，不得不忍痛製裁，非主謀分子，一概不咎”雲雲。
這是一種既恐嚇又安撫的說辭，蓋恐大家不服。毛人鳳先生把我關起來以後，到天津、到太原、到濟南，向同誌們宣傳恐嚇，做以上的宣布。
這件冤獄的起因，遠因是毛人鳳恐懼鄭介民先生在軍統局的影響力量，威脅到他對保密局的領導地位。為鞏固他的領導權，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長以後，開始殺人，以血腥鎮壓，排除鄭的勢力。保密局主任秘書由黃天邁換為潘其武，交通警察總局局長由吉章簡換為周偉龍。
近因是毛人鳳的情婦沒有當選為北平市的立法委員。事情就這樣巧合，北方同誌本來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選舉第一屆立法委員，毛人鳳要民政局長馬漢三把他的情婦劉秋芳選出來，因市長何思源阻止而落選，劉秋芳一口咬定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不買毛先生的賬，自然加重鄭派的色彩，而招致殺身之禍。我也跟著坐了九年牢，不經審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劉書，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圖”，“企圖背叛團體”，“離開領袖領導的革命大道”。
雖然劉書也說了一句公道話，不直毛人鳳先生所說的。劉說：“很客觀地講，那些受紀律製裁的老同誌，對領袖的忠誠是不折不扣的。”
馬漢三兄本身的是非暫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說成背叛、說成離開領袖領導。我沒有看見過起訴書，也沒有看見過判決書，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為了讓我的朋友們了解真情實況，實有將敘述前因後果的《入獄記》複印幾份，供他們一閱之必要。我撰《入獄記》之由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點多鍾，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先生約我和馬漢三兄，在北平市燈市口資源委員會的一個辦事處開會。我先到達，一會兒漢三兄也來了。他一腳踏進房門，後麵就有稽查處的七八個人跟進來，如狼似虎撲上來，用麻繩把我們兩人五花大綁綁起來，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監牢。
毛惕園在那裏，帶著微笑，不知是表示歡迎，還是為我們慶祝。我們沒有說話，他們解開麻繩，把我們送進兩間牢房，隔離起來，半夜裏給我們釘上腳鐐。這次入牢，既不是死別，也不是生離，從此和妻兒天人遠隔，永遠不能再見麵了。
回憶民國十五年（1926）夏天，決心從事國民革命，從太原跑到廣東，投入黃埔，本來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統一全國。而日本軍閥又發動九一八事變，二十一年（1932）參加戴雨農先生領導的工作，生活在驚濤駭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憲兵逮捕，釘上腳鐐，關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沒有抄到什麽證據，幾乎喪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憲兵隊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後來她吞金自刎，都沒有死成功。我先一個星期離開北平，離開家，幸免於難。哪裏料到，現在會被保密局局長捉起來，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領悟到革命是怎麽一回事，戴雨農先生所謂“同誌如手足”的精神是怎麽樣！
我憤怒，但絕不怨天尤人。因為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須犧牲。這樣下場，並不感覺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難過的，為什麽不轟轟烈烈地死在軍閥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裏？現在這樣窩囊地被所謂如手足的同誌害死，死不瞑目。不過死是一樣的，這也總算是革命者的歸宿吧！
誰又能想到，我不但沒有死，而會活到七十歲，又親眼看到當年謀害我的人，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真是感慨萬千，能不把這段經過寫出來嗎？從1948年7月1日關進牢裏，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個月的牢，差兩個月，就是九年整了。在這漫長、受辱、挨餓的孤寂日子裏，不但和朋友們隔絕，連家人也不能通訊，無異已經死去離開這個世界。九年！人生有幾個九年？四十三歲到五十二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應有所作為。我的黃金時代卻在監牢裏度過，而大陸河山已經變色，和家人永遠隔絕了。還有什麽話可說呢？嗚呼！痛哉！
誰也不願意做慘痛的回憶，誰也不願意做無益的敘述，但是為使在大陸的子女，或者他們的子孫，將來遇有機會可以了解我的這一段悲慘經過，需要寫出來。好些朋友同情我，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麽程度，卻少有人知道，也應把真實經過、前因後果告訴他們。最後為表明我對得起國家，也沒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獄記》。
潘其武對我有成見潘其武對我有成見，實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間接原因。因為他是毛人鳳局長的親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長，他對毛人鳳先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我能夠坐那麽久的牢，的確不能不感謝潘其武先生大力幫忙，因此撰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鳳的關係不同凡俗，可從劉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頁看出來。劉培初兄說：“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發起處長以上的人簽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鳳）為局本部書記長（主任秘書之誤），那時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職，但我並未簽名。我說用人是戴先生的權力，向他保薦，本局向無此例。”
劉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鳳先生。劉培初雖沒有簽名，而毛人鳳先生終於做了主任秘書，他為酬謝潘其武擁戴之功，簽報他為副主任秘書，戴先生也批準了。那時安徽劉啟瑞先生已任秘書多年，對他們一擁一簽，很不服氣。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無論學曆、經曆，都比他們兩人強些。當我繼劉培初兄為督察室主任時，他大發牢騷，對我說：“潘其武從緬甸帶回假寶石，讓毛太太賣出去。買的人吃了大虧，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聲，啞子吃黃連，有苦叫不出。”他認為這是軍統局的莫大恥辱。
我怎麽知道潘其武對我有成見？有事實證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訓練班副主任，戴先生調我到北平，籌備北平特警班。因為共產黨占據張家口，切斷平綏鐵路，從綏遠陝壩到北平，必須繞道西安，再到重慶，才能搭乘飛機，飛往北平。
“你回來了！”我在重慶羅家灣看到毛人鳳先生，他滿臉笑容對我說，“你應當和潘先生談談，由我和他接頭，你去鄉下看他，還是他進城來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書，不論從業務上講，還是禮貌上講，對於一位從外麵回來的訓練班副主任，總應該詳細談談。可是第二天毛人鳳先生告訴我：“潘先生說沒有什麽事，不必見麵了。”
因此證明潘其武的確對我成見太深了，成見是怎樣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國教官先後離開陝壩，複員返國。教育長劉人奎跟最後一批美國人回到重慶。劉人奎，軍校第五期，原為共產黨，一直沒有取得軍校學籍，我曾請陝壩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的負責人替他想辦法。在班裏，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閱。戰時薪餉不夠用，過時過節從公積金提一部分送給他，因他攜帶家眷。
想不到劉人奎竟會……為討好潘其武，回到重慶以後，造謠挑撥，說了我許多壞話，搖身一變，成了潘其武的親信，潘其武立刻派他為重慶訓練班的副主任。這些情形，重慶有好幾位同誌早已寫信告訴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劉人奎的話，自然對我有了成見，不和我見麵，就沒有什麽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並不需要潘其武諒解，不見麵就不要見，我不在乎這些。
戴先生說我脾氣壞
戴先生為什麽要我籌備北平特警班？據馬漢三兄告訴我，可能是因為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宜生的關係。勝利後，戴先生和傅長官在北平見麵，剛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學生以少擊眾，擊退賀龍包圍包頭的兩萬大軍，保住包頭，造成綏西大捷時。
“你在陝壩設立訓練班，真有眼光。”傅長官豎起大拇指，對戴先生說，“這次保衛包頭，發生了很大的力量，因為訓練非常成功。”
很顯然，所謂有眼光，是在恭維戴先生，訓練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這個主持訓練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視北平特警班，希望訓練一批青年學生，將來擔負重建華北的責任，於是急電調我來北平，要我主持訓練。
我到達北平，已經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臨行留下一張條子：“茲派喬家才、馬漢三、張家銓、樓兆元、唐嗣堯為北平特警班籌備委員，以喬家才為主任委員。”
籌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處非常合適的訓練基地。大家覺得西安門內光明殿最合適，有兩座大樓，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寢室；有禮堂、有遊泳池，操場很大，訓練兩千人也不成問題。當時光明殿歸九十二軍所占有，我和樓兆元兄去看侯鏡如軍長，他聽說戴先生要辦訓練班，毫不遲疑，立刻答應讓給我們。找到訓練基地，不但籌備有了頭緒，而且可說是解決了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趕回北平，在淪陷八年後的故都，過勝利以後的第一個元旦，多麽有意義。戴先生興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懷仁堂，整整熱鬧了一天。元旦過後，我陪他巡視光明殿，他很滿意，看得非常仔細，什麽地方應該修理、怎樣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錦花園，召集重要幹部，舉行午餐會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商討肅奸工作。他來來去去，席不暇暖。最後一次來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氣還是這樣不好。你在陝壩，同傅宜生沒有搞好，同美國人也沒有搞好。”戴先生最後一次來北平，第一次午餐會報，吃完午飯，不談工作，先來數說我。這一次，他是從重慶來，很顯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報告，說了我的壞話。
“我的脾氣的確不好。”我說，“不過戴先生說的話，也對，也不對。”
“怎麽講？”戴先生聽我這樣說，好像聽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樣子。
“我同傅長官沒有搞好，的確是事實。不過，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給戴先生工作了。至於你說我同美國人沒有處好，全非事實。我同美國人相處得並不壞，我對他們，說一不二，他們服服帖帖。我並沒有給戴先生丟臉，也沒有給中國人丟臉。戴先生不能聽了潘其武不確實的報告，來批評同誌。”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讓他攫取，當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對於潘其武的小報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來。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說了我的壞話。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並沒有否認他聽了潘其武的話，卻說了這樣一句話。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問問大家。”我一麵說，一麵用手指著在座的同誌，那天參加午餐會報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並沒有問大家，因為他知道我說話負責，不會說假話。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裏三點鍾。”
“請問戴先生！”我緊接著說，“一個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覺？如果一個人不能不睡覺，那麽他夜裏不睡覺，就得白天來睡。戴先生認為半夜三更給你寫一個報告，就是工作努力，我還可以夜裏四點鍾給戴先生寫報告呢！”
參加會報的人，有好幾個人同潘其武的關係很好，負有給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務，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個。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偽的話，他很快就會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狹，私心很重，本來對我成見很深，知道了我當著二十幾位同誌的麵，對戴先生說他是官僚，揭發他的虛偽真麵目，他會把我當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機報複，我已種下殺身之禍的原因了。
毛鄭交惡殃及池魚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成國防部保密局以後，鄭介民先生任局長，毛人鳳先生任副局長。當時介民先生負責軍調部三人小組政府方麵代表，保密局實際工作由毛人鳳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從美國考察回來，已內定我為北平站站長，從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開完國民大會，毛人鳳先生升為保密局局長，徐誌道兄任副局長，主任秘書由黃天邁兄換成潘其武。介民先生雖然已經離開保密局，可是毛鄭交惡卻開始了。交惡的原因，據說起因於兩家太太不睦，實際是毛人鳳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錯覺，懼怕介民先生對同誌們的影響力量，對他不利，怕影響他的領導權，拚命攻擊介民先生。
鄭介民先生為人和氣忠厚，人望很高，軍統局的同誌們沒有不尊敬他的。他幫助戴先生工作，始終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長害怕同誌們信仰介民先生，為保持他的統製力量，必須摧毀介民先生在同誌們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實介民先生並不留戀這種工作，無意同毛局長競爭。我從來沒有聽見介民先生攻擊毛人鳳先生，說過他半句壞話。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總是聽到毛局長毫不留情地攻擊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幫過毛人鳳先生兩次大忙，現在他卻恩將仇報。
二十八年（1939）我在蘭州，春天戴先生來了，隻帶了一位副官，所有電報必須在蘭州的同誌們翻譯，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專譯戴先生的親譯電報。有一份介民先生給戴先生的新譯電報，報告領袖召見的經過。領袖告訴他汪精衛和敵人勾結情形，要他去越南，進行阻止。電報最後說：
“戴副局長不在重慶，你又離開，軍統局由誰負責？”領袖問我。
“毛人鳳同誌。”我說。
“毛人鳳怎麽樣？”領袖又問。
“忠實可靠。”我回答。
從領袖和介民先生的對話中，我們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實可靠”四字，向領袖推介毛人鳳。這四個字多麽有分量，他應該衷誠地感謝才對。介民先生的電報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見過，他應當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職不到一個月，徐為彬兄來到北平，漢三兄要我問問他，是不是負有什麽任務。我請為彬兄在中山公園古柏樹下吃茶，隻有我們兩個人，沒有第三者。下麵是我們的談話：
“為彬兄！你這一次來北平，是來玩玩的嗎？”我詢問他。
“不是！”為彬兄說，“我是代表來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驚奇地說，不知道他是什麽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張毅夫、李肖白……他們來的。你知道毛人鳳的太太貪汙不法嗎？她和重慶航檢所長吳茂先等勾結起來，大幹黃金買賣。譬如重慶的黃金便宜，上海的黃金貴，他們就由重慶買上黃金，飛機運到上海出賣，一轉手，大發其財。又高價賣飛機黑票，生意興隆。我們革命革到現在，讓他們這樣搞，成嗎？重慶航檢所長已經被張毅夫關起來。我代表他們，請介民先生報告領袖，否則，大家都不要幹了，革什麽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這件事情報告了領袖，毛人鳳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後並沒有什麽動靜，可見介民先生沒有報告領袖。毛人鳳先生應當清楚，介民先生沒有對他下過毒手，張毅夫、徐為彬對他如何，不應當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現在他做了局長，對於一位離職的舊局長，攻擊不遺餘力，道義上實在說不下去。毛人鳳先生和鄭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過一位戴雨農先生，現在鬧分裂，兄弟鬩牆、仇快親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後一次去南京，毛局長把我當作親信，對我說：“鄭介民豈有此理，他想出賣團體，向領袖建議，把交警改編為一個軍，由吉章簡任軍長。”
交警總局有交警十八個總隊，每一個總隊的兵力超過一個團，火力超過一個師。一個軍頂多轄三個師，吉章簡為什麽不幹十八個總隊的總局長，而要幹一個軍長呢？介民先生又為什麽做這種建議呢？在情理上，都不會有這種荒謬的事情。我說：“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樣了不起，都離不開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為什麽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說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為他著想。可是毛局長的臉色突然變了，變得非常難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沒有說什麽，我告辭出來，他也沒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識中，我是站在鄭介民一邊，我已潛伏下殺身之禍，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後來我才知道，凡是順從著毛局長罵鄭介民的，他就認定是親信，否則，就認定是“鄭派”了。周偉龍想幹交警局長，毛人鳳又想把吉章簡趕走，於是，周偉龍跟著毛人鳳大罵鄭介民，就成了毛局長的親信，和潘其武三個人跟到戴先生靈前，磕了頭，拜為把兄弟。不久，吉章簡被打倒，周偉龍做了交警總局長。周偉龍眼裏哪裏瞧得起毛人鳳，做了局長就不買賬了。結果，周偉龍還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裏和我碰過頭。
毛人鳳的政治戲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憲國民大會開第一次大會於南京國民大會堂。毛人鳳先生曾經玩了一次政治戲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領袖的信任，從此身價百倍，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來，猶覺毛人鳳先生玩政治，確有一套，可歎為觀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們交城縣選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會。代表有五人沒有出席，傅作義和王應尊（胡宗南的師長）因有軍事任務請假，孔祥熙在國外，也請假。趙召南和呂存恭不知何故沒有報到。代表團由梁化之兄率領，行動非常一致，為他省所不及。當時副總統競選非常激烈，情況空前。參加競選的有於右任、孫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潛五人，拉票積極，各顯神通。閻百川先生對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產黨叛亂，國家艱難，選舉副總統，希望代表們尊重總裁的意見，總裁要誰擔任副總統，山西的票子就投給誰。閻百川先生老成謀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應當讓總裁知道，於是，我報告了保密局，這立刻就變成了毛局長的政治資本。
毛局長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冊，呈報領袖，說這本冊子是保密局控製的代表。雖不到總人數的五分之二，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問題是毛局長是不是真能控製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誌當選為國大代表的，還不到一百人，而這些人當選為代表，都是憑個人的關係，保密局對任何人並沒有幫過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誌，毛局長也未必能控製，怎麽能控製九百多人呢？
毛人鳳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調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關係的代表，把個人能夠影響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選出的副總統的代表姓名，報告備查。他所造的名冊，就是根據這些報告編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張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選出的副總統，於是列入他控製的名冊內，呈報領袖，並沒有把閻百川先生的指示，據實報告，實為遺憾。
當時領袖未必注意這一本名冊，可是，到了選舉副總統的時候，沒有一個候選人的票子能夠當選，很顯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孫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緊張了，一票也勢在必爭，何況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麽湊巧，山西代表的選票都投入第八票箱，當第八票箱開出的票子都是孫科的時候，毛局長的名冊就起作用了。從第八票箱開票的結果，證實了毛局長控製的名冊是真實的，這引起了領袖重視，表示欣慰。
副總統選舉結果，李宗仁當選了，領袖非常生氣，這真是國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陸就斷送在李宗仁的手裏。據說，選舉完畢，領袖曾召見陳立夫先生，責備他說：“你身負組織責任，對選舉票都控製不了，還不如毛人鳳。”
副總統選舉完畢，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體代表，以酬謝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長向領袖報告，他能夠控製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廣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孫科的票，那是閻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領導有方。說李廣和能夠控製山西代表，真是天曉得。哪一個山西人不知道李廣和的老婆劉秋芳是毛人鳳先生的情婦，狗屁倒灶，李廣和明明是個活烏龜，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說山西代表控製在一個活烏龜手裏，那對山西代表真是無上的侮辱。
李廣和做和平運動
李廣和與劉秋芳這一雙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關係實在太大了，我的《入獄記》中，不能不特立兩章，加以敘述。李廣和，山西襄垣縣人，住過太原的外國文言學校，他哥哥李德和辦過鹽務，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頗有勢力。李廣和豪強霸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紳。抗日戰爭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裏，跑到武漢。因為他是天主教徒，雷鳴遠神父把他推薦給委員長，委員長批交戴雨農先生運用。李廣和表麵看來，笨頭笨腦，說起話來，好像很老實，實際他能把沒有的說成有的，還會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說，他在華北能聯絡遊擊武力，於是以軍事特派員名義，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華北視察工作，經周世光兄介紹，我才認識了他。世光告訴我：“李廣和以軍事特派員來北平聯絡遊擊武力，實際上連個鬼都聯絡不上。他向戴先生亂吹牛，結果一籌莫展，無法交代。不過他很膽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區的行動組組長。”無論如何，一個人敢在敵區工作，總是值得讚佩的，我對李廣和也不例外。9月間，天津失事，區長曾澈被捕，北平的環境也非常險惡，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進行行動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訴李廣和不要輕舉妄動，有什麽計劃，希望他先告訴我，再考慮進行與否。
實際上，周世光和李廣和瞞著我，正在進行他們的計劃，一定要開槍，結果出了紕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廣和及其他同誌多人被日本憲兵隊捉去，牽連到西什庫的天主教堂和輔仁大學，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整整打了兩年，他們已經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沒有辦法。汪兆銘的傀儡組織雖然成立，對於結束戰爭，絲毫不起作用。真要進行和平，必須以重慶為對手才有效。李廣和被捕後，自稱是中將軍事特派員，一個中將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認定是一塊可以利用的好材料。於是，把他釋放，要他回重慶進行和平運動。日本人說：“我們不要再打了，共產黨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日華合作，對付共產黨吧！你回重慶進行和平運動，三個月回來，我們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釋放。”
李廣和是一個不知輕重深淺的人，知識簡陋，深信日本軍閥的說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態，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慶。不過他不但見不到委員長和戴先生，連軍統局的重要幹部也接不上頭，無法傳達日本軍閥的和平願望。我聽說他回來，去中央飯店看他，他滿腹牢騷，大談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說：“你不要胡說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話。他們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們的抗戰國策是絕不中途妥協，抗戰一開始，委員長就宣布過。中途妥協，等於投降。這是我們不能動搖的國策，誰主張中途妥協，誰就是漢奸，以後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談和平。
那時重慶的生活非常艱苦，洗個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飯店有澡堂，李廣和願意請客洗澡，我把毛人鳳、李肖白、徐業道、徐人驥等約到中央飯店洗澡，李廣和才和他們見麵，接上頭，李廣和在重慶到處活動，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談敵區情形。孔先生聽來，覺得非常新鮮，認為李廣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鳴遠神父病逝歌樂山中央醫院，李廣和想幹華北督導團主任，要我保薦他。我告訴他，我不能。華北督導團係天主教的團體，隻有於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薦，才能生效。李廣和對鑽營這門學問，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請我和於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館吃飯。
“我向戴先生推薦李先生任華北督導團主任，成嗎？”席間於主教問我。
“華北督導團是天主教的團體，戴先生非常尊重於主教的意見。不論於主教推薦誰，我想他都會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離開重慶的那天早上，李廣和到汽車站送行。那時不時興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達陵川後不久，史擇言同誌從後方來，才知道李廣和已發表為華北督導團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為山西主任賑災委員。
三十二年（1943）1月，我離開太行山，回到西安，聽說李廣和已經在重慶被關起來。他哥哥李德和拿著一本十行紙寫的書稿，字寫得好，文章也不差，詳細敘述李廣和到北平和敵華北派遣軍接洽的經過，還有到南京和汪精衛偽組織聯絡的情形。係李廣和口述，李德和筆記的。
“李先生！”我看過以後，對李德和說，“我勸你把這本東西收藏起來，留給子孫們看吧！不要再給人家看。令弟是華北督導團的主任、山西主任賑災委員，是政府的官員，私自去和敵人、偽組織接頭，那是通敵，殺頭也不冤枉。你的這本自白書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狀，還讓人家看嗎？”
原來李廣和不管其他賑災委員，帶上賑款，跑到第二戰區，把錢交給閻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動去了。委員長知道後，非常生氣。李廣和從敵區回來，自以為勞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寫下這本傑作。李廣和一到重慶，就被關起來。他從北平回來，帶著劉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裏。劉秋芳不過二十歲，係北平的舞女，行動隨便，態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來，一個人帶著幾個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濟坊。隔不了三天兩頭，就來緝私處找我，要去重慶。我和軍統局西安負責人王嘯雲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須向重慶請示，結果不準。
“現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舉行舞會。”我怕劉秋芳再來胡纏，對王嘯雲兄說，“劉秋芳原來是個舞女，到重慶會派上用場。我看這樣吧！你裝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辦吧！”嘯雲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劉秋芳送到寶雞，送上到重慶的汽車。劉秋芳一到重慶，就和毛人鳳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婦、禁臠。
劉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從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個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長。在此期間，先後接獲毛人鳳局長四封親筆信。一封是撥給李廣和夫婦坐車的事，一封是關於李廣和住房子的事，兩封是關於劉秋芳競選北平市立法委員的事。汽車問題很簡單，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車全部撥給李廣和夫婦也不成問題，房子問題可就麻煩了。
戴先生在世的時候，決定把三處漢奸住宅撥給北平特警班使用，預備招待美國海軍軍官和特警班美國教官居住。後來既沒有請美國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國海軍。李廣和住進其中之一王蔭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頌儀又讓他的朋友北京大學副教授毛先生住進去。李廣和是一個貪而無厭的人，特警班結束，他就想獨占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趕走。他用各種壓力，連倪超凡的稽查處也出麵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廣和毫無辦法，現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長，毛局長把這個難題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辦，隻好拿上他的親筆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為房子的事來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滿麵，非常不高興。我說：“我吃保密局的飯，接到毛局長的親筆信，不能不來一趟。”
“你不必多說，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長的。漢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為什麽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氣壯很生氣地說。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兩點淺見，提供毛先生參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學教授，多麽清高，和李廣和那種人胡纏，實在豁不來。第二，戴頌儀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應當考慮，他是不是毛局長的對手，萬一因為房子問題，使他吃了虧，毛先生過意得去嗎？至於，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沒有意見，很對不起，打攪你了。”
我們談話不到十分鍾，我就告辭出來。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來什錦花園看我，他說：“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說的話很對，我決定明天就搬走，特意來告訴你一聲。”
“謝謝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趕緊到站裏，打電報報告毛局長，房子的問題解決了。
北平市應選出五位立法委員，有一名婦女保障名額。劉秋芳仗著毛人鳳先生的權勢，突然要競選北平市的立法委員。她不是國民黨，為了要黨提名，利用張誌智兄在中央組織部的關係，要他幫忙，立刻就成了國民黨黨員。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靄芬，沒有提名劉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競選，否則就是違紀。劉秋芳神通廣大，她要做國民黨，就是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礙我競選，我就不做你的國民黨。於是她說：“加入國民黨的劉秋芳，是山西襄垣縣的劉秋芳。現在在北平競選立委的劉秋芳籍隸北平市，是以社會賢達的姿態，參加競選，這樣一來，那就不違紀了，豈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會神差鬼使，陰錯陽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的前兩天，我因蔣經國先生電召，去了南京。夜間劉秋芳來中央飯店找我，說她明天去北平，競選立委，要我給民政局長馬漢三兄寫封信。我立刻寫好一函，交她帶去。
漢三吾兄：
李太太競選北平市的立法委員，毛先生的意思，勢在必得，無論如何，也要支持出來，千萬！千萬！
順祝選安！弟喬家才拜上x年x月x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選舉剛結束。李廣和夫婦的消息真靈通，我剛進門，連臉還沒有洗，他們就來了。口口聲聲說，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我們花了毛先生的四五億，都選不上，就因為馬漢三不幫忙。
我一聽劉秋芳落選，十分驚駭，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鳳先生絕不能諒解，這是無法彌補的錯誤。我說：“請你們等一等，我就去問漢三。”
“家才兄！你來得正好，你不來，我也要找你談談。”不等我開口，漢三兄就對我說，“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北平市選立委，投票三天，頭一天，劉秋芳的票子投進八千張，而黨提名的王靄芬還不到一千張，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非常著急，去找市長何思源，大鬧特鬧。當天晚上，何市長召集各區區長、警察局分局長訓話：
“‘王靄芬是總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無關係。’何市長說，‘既是總裁提名，就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全力支持。現在跑出一個劉秋芳，今天就投進八千張票子，王靄芬還不到一千張。這不是和我何思源過不去，是同總裁過不去。現在告訴你們，不論哪一區，明天隻要發現一張劉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區長和分局長的職。’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陳繼承、何思源、徐煥東、吳鑄人等許多黨政軍要人在飛機場送某要人，何市長手裏拿著一張選票，一邊搖晃、一邊嚷著說：‘我這個市長幹不成了，北平市選舉立法委員，都被保密局包辦了。五個立法委員，他們就有劉秋芳、唐嗣堯兩個人來競選，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這個市長怎麽辦？’
“家才兄！經過情形如此，劉秋芳八千票，候補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補上。假如我們不顧一切，硬把劉秋芳選出來，我們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們要做人，”我說，“也要工作，你沒有錯。”
我了解了實際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廣和與劉秋芳解釋。我說：“我們也得替馬漢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選不出來，何思源和吳鑄人不答應，中央也不答應。何市長既然宣布不準各區再投我們的票子，民政局長一定要投，你們想一想，各區長、各分局長該怎麽辦？因此區長被撤職，怎麽得了。”
“我是社會賢達，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劉秋芳說。
“北平是一個文化古城，社會賢達多得是，恐怕輪不到你吧？就以你們天主教來說，夠得上社會賢達的，隻有於斌主教。連田耕莘紅衣主教都成問題，因為社會上還不太知道他，你怎麽夠得上社會賢達呢？”
“馬漢三買何思源的賬，就是不買毛先生的賬。他不幫忙，就應當早說，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億。”劉秋芳和李廣和異口同聲地說。
“馬漢三對工作、對團體都很忠實，怎麽會不買毛先生的賬呢？同誌相處，應當相互體諒，我們也應當設身處地替漢三想一想。”
“明明是馬漢三不買毛先生的賬，”李廣和很肯定地說，“非教毛先生幹掉他不可！”
“這些人革命，是憑本領幹的，不是依靠什麽臭東西。”我勸說了一個多鍾頭，而李廣和夫婦居然要毛局長幹掉馬漢三，一把無明火高升三丈，我說，“毛先生要不要這些人在他，我們幹不幹在我們，你們教毛先生幹吧！給我滾！”
把這一雙男女轟走，半天氣都消不了。馬漢三兄沒有錯，不過禍是種下了。劉秋芳既然沒有當選，能說不是不買毛先生的賬嗎？真是海水也洗不清。憑良心說，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的女朋友王靄芬借上黨的力量，非當選不可；難道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女朋友劉秋芳就不應當當選嗎？漢三！漢三！你為什麽不把王靄芬和劉秋芳兩個都選出來呢？
那時選舉，是假民主，不像現在台灣這樣民主、認真，官方可以操縱的。否則，選舉的第一天，劉秋芳就不會有八千張票子。假如把王靄芬和劉秋芳兩個女人都選出來，既不得罪吳鑄人，也不得罪毛人鳳，皆大歡喜多好。聰明如漢三，為什麽想不到呢？
烏龜長天津稽查處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長齊慶斌兄來長途電話，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後，我才知道，天津警備司令馬法五將軍要換稽查處長，托他們辦理，他們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慶斌兄家裏午餐，除了他們兩位，有警察局長李漢元兄，稽查處督察長王魯翹兄和傅有權兄等。一會兒，馬司令來了。抗戰期間，我們在太行山就認識。
“華北剿匪總部成立以後，情況不同過去，我們必須配合傅總司令的作風。”馬司令寒暄幾句以後，從衣袋裏掏出一封給毛局長的信，遞給我，然後說道：“我已把軍法處長撤換了，稽查處長也換人，希望毛局長派一位能夠配合剿總作風的人，這是給毛局長的信，希代轉交。”
我不便推辭，隻好接受下來。回北平後，給毛局長寫了封信，報告馬司令交代的話，並將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沒有幾天，天津警備司令換陳長捷將軍擔任。稽查處長發表為李廣和，同誌們聞訊，沒有一個不感到驚奇的。烏龜藏在桌子底下，沒有人說什麽，把他拿起來擺在桌子上，就會遭遇到議論和批評。劉秋芳和毛人鳳先生的關係，大家都知道。李廣和是個活烏龜，既然人人都知道，怎麽能讓活烏龜做天津稽查處長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這些王八烏龜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長張子奇先生來北平，見麵後，他這樣說。
“張先生！你怎麽啦？”我裝著不明白。
“你不知道嗎？”張先生問我，接著說，“李廣和的老婆同毛人鳳狗屁倒灶，現在讓這個活烏龜來做天津稽查處長，成什麽話？”
“哪裏有這回事？”
“南京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員鄧建侯等都對我說過，難道你就不知道嗎？”聽了子奇先生說，心裏實在不是味道。國家的事，哪裏能這樣糟蹋呢？令人寒心。
“聽說李廣和的老婆跟你們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總部，那裏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將把我拉到一邊，很神秘地對我說。
“聽說李廣和的老婆很漂亮，因為跟毛局長勾搭上，李廣和才能當上天津稽查處長，是嗎？”另外一個這樣問，教我怎麽回答？我感覺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廣和靠著老婆跟人家睡覺來吃飯，真給咱們山西人丟臉！”副官處長溫國梁這樣說。在綏遠陝壩，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穩，挺得起胸膛，副長官都奈何不了我。現在被他抓住機會，被他奚落，受龜氣，心裏非常不好受。
馬司令已準備辦移交，所以對稽查處長人選不再過問。陳長捷將軍在赴天津以前，曾約漢三兄和我敘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為，對於李廣和長稽查處，隻顧搖頭，表示配合不上。
李廣和本來被關在重慶，戴先生殉職不久，毛人鳳先生就把他釋放了，成了活躍人物，毛人鳳先生的親信。他在北平簡直是胡作胡為、無法無天，他可以到商店裏隨便查人家的賬簿，查完還要在賬簿上蓋一個李廣和的木質戳子。起初我不信會有這種怪事，後來有人領我去看被查的那幾家商店，親眼看到賬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現在居然發表李廣和為天津稽查處長，社會上和同誌們反應又這樣惡劣，我不應當再沉默了，於是給毛局長寫了一封信：
毛先生鈞鑒：
自從鈞座發表李廣和同誌為天津稽查處長後，華北同誌聞之大嘩，查李廣和同誌自稱為鈞座之親信，招搖撞騙，胡作胡為。希鈞座能辨白忠奸與賢不肖，則華北同誌必能竭誠擁護鈞座，而報戴先生在天之靈也。敬叩鈞安！職喬家才謹上6月x日
副站長孔覺民就坐在我的對麵，信寫好，順手遞給他。我見他一麵聚精會神地看信，一麵皺緊眉頭，頻頻搖頭，好像很發愁樣子。
“這封信怎麽成呢？”覺民看完信對我說，“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這封信會闖禍的。”
“覺民！”我說，“我們相交已經十年，難道沒有一點革命勇氣嗎？何必這樣小心？告訴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塗，而我們的賢明領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務，交給如此之糊塗的人，國家都會亡掉，個人生死，算個什麽？國家的情況演變到現在這樣地步，我們能再沉默嗎？發出去吧！不必計較後果。”
“我看這封信還是不發好。”過了半個鍾頭，覺民拿起信來對我說。
“發了吧！反正這個腦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會被敵人拿去的。”說完，我就離開辦公室，以後再沒有提這封信的事，兩星期以後，有位同誌從南京來，說毛局長在紀念周大罵，有人給他寫信幹涉他，教訓他雲雲。無疑地，那是看見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會接納的。
膽大妄為洋相出盡
李廣和本來是一個土豪劣紳，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在敵區工作，自稱中將，當然不會有人和他計較。想不到，後來憑借老婆的關係，中將會成了真的。他又喜歡穿軍服，洋相出盡，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過去我們嘲笑北洋軍閥，狗肉將軍，現在這種怪現象居然出現在毛人鳳先生領導的保密局裏，把清白家風糟蹋得不成樣子，肮髒到不能再肮髒，令人啼笑皆非，沒臉麵見人。
陳長捷將軍保定軍校出身，是一位標準軍人。他能征善戰，紀律嚴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備司令以後第二個星期一，司令部舉行總理紀念周，稽查處長李廣和身穿呢軍服，佩戴中將領章。按編製，稽查處長隻是少將，並不是中將。李廣和雖穿中將軍服，卻是赤著腳，穿一雙涼鞋。他自以為階級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間，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個臨產的孕婦，特別現眼，被陳司令一眼看了個清清楚楚。
“總理紀念周多麽神聖莊嚴！”陳司令指著李廣和，大發脾氣，厲聲說道，“像你這樣軍不軍、民不民，赤腳涼鞋，穿上將官服裝，成何體統？給我滾出去！”
“你是中將，我也是中將，憑什麽要我滾出去？”李廣和自言自語，站著不動。陳司令的衛士看見他不服從命令，走來硬把他拖出去。
李廣和寬宏大量，雖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覺得沒有什麽了不起，滿不在乎。可是好些軍統局的同誌感覺到丟盡麵子，無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會氣得跳起來。
我坐牢以後，聽到天津的同誌（被毛人鳳關進監牢的）敘述李廣和無法無天，國家法紀蕩然無存的情形，不禁為革命三歎。
李廣和做了天津稽查處長以後，唯一有興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為李廣和太喜歡黃金了，喜歡得發瘋。那時禁止黃金買賣，抓住買賣黃金的，黃金就被沒收。李廣和以為中華民國除了毛局長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長撐腰，管他什麽法令規章，沒收的黃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歸公交給國家。
因為李廣和努力抄金，天津買賣黃金的人，哪一個不是提心吊膽？幾乎沒有人敢再做這種買賣。商人們簡直是同李廣和處長作對，他們不做買賣黃金的生意，教李廣和如何抄法？
“我李廣和為抄金才來天津，你們不做，我硬要你們做。”於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錢人的家裏，到銀樓強迫買賣，出高價收買黃金，不賣也得賣。可是黃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麵來抄。連戴先生頂好的朋友吳幼權（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的兒子）家裏，都被李廣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處辦案子，也是別開生麵。尤其有關抄金的案子，李廣和不勞駕科長股長插手，都由女顧問和他親自審訊。女顧問是誰？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長的情婦劉秋芳。劉秋芳心狠手辣，真夠得上女中豺狼，什麽刑法都能用。
陳司令覺得李廣和夫婦比土匪還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無法無天，如何得了，於是，把李廣和關起來，非槍斃不可。毛局長趕緊給陳司令電報，說李廣和是保密局的人，應當移到保密局辦理。陳司令以為像李廣和這樣罪大惡極，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憤，不準毛局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