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少成才
費宏，這位明朝中期的傑出政治家，其輝煌人生的起點，可追溯至他的早年歲月。出生於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仁義鄉橫林之孝友堂的費宏，自幼便被賦予了家族的厚望。其父深知科舉對於士人的重要性，自己未能圓的科舉夢，轉而傾注於兒子費宏身上。為此，他聘請了學識淵博的陳受誨作為費宏的老師，對其教育嚴格要求，奠定了費宏堅實的學問基礎。
費宏的天賦與努力在童年時期便已顯現。成化十二年（1476年），年僅八歲的他已經能夠獨立完成文章，顯示出超越同齡人的文學造詣。隨後，費宏在五叔費雪峰先生的指導下，於含珠山進一步深造，學業大有長進，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求和卓越的學習能力。
費宏的家族成員對他的成長同樣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鼓勵。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伯費瑄在家中書信中表達了對費宏的殷切期望，希望他能夠勤奮學習，以實現遠大的前程。這種家族內部的激勵與關懷，無疑為費宏後來的成功奠定了情感基礎。
到了成化十九年（1483年），費宏的學術成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五叔費瑞一同在含珠山講學，展現了其深厚的學識和家族間濃厚的學術氛圍。同年，費宏與五叔費瑞一同參加鄉試，並雙雙高中，這不僅是個人榮耀，更是費氏家族的一大盛事，開創了叔侄同榜的佳話。
然而，成功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成化二十年（1484年），費宏與五叔費瑞雖滿懷信心參加會試，卻都未能如願中選。麵對暫時的挫敗，費宏並未氣餒，得益於二伯父費瑄的安排，他得以借助朝中關係進入國子監深造，這一轉折點為他後續的仕途鋪平了道路。同年，費宏還迎來了人生中的另一重要時刻——與夫人濮秀蘭的婚禮，這標誌著他在個人生活上的新開始。
次年，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費宏的家庭生活更加美滿，嶽母鄒賽貞以詩寄情，表達了對費宏學業和未來功名的美好祝願。這些溫馨的家庭互動，不僅反映了費宏在親人中的良好形象，也從側麵映證了他在學業上的不斷精進，預示著未來更加輝煌的仕途。
二、狀元翰林
費宏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科舉之路上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這一年，他先是通過會試，雖然僅列第十六名，但在接下來的殿試中，憑借出色的表現和深邃的對策，贏得了明憲宗的青睞，被欽點為狀元，這一榮譽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無限光彩，也讓整個費氏家族為之驕傲。加冕狀元之後，費宏受到了一係列的皇恩賞賜，包括朝服冠帶及寶鈔，他代表所有進士向皇帝表達了感激之情，並率隊拜謁孔子廟，完成了傳統的新科進士儀式。不久，費宏被任命為翰林院修撰，正式開啟了其文官生涯。
在弘治年間，費宏的才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他被選中參與編纂《明憲宗實錄》，這一工作不僅體現了朝廷對他的高度信任，也讓他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國家曆史與政治運作。然而，這段時期也伴隨著家庭的悲喜交加。費宏在得知五叔病重及祖母去世的消息後，內心深受打擊，雖身在遠方，仍設位遙祭，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弘治三年，由於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費宏積勞成疾，但由於官場規矩，不得不忍耐思親之苦，無法即時歸家。直到弘治四年，他才得以回家養病，期間還收到了皇帝因《明憲宗實錄》告成而賜予的獎勵，足見其在朝中的重要地位。
費宏的修養期間並未完全脫離政務，弘治七年，他與家人共遊龜峰，享受了一段難得的閑暇時光，這也是他緊張政治生涯中的一抹溫情。而到了弘治八年，身體康複的費宏重返京城，繼續他的官宦生涯，官複原職，再次投身於國家的治理之中。
三、從侍東宮
費宏在弘治年間的職業生涯與個人生活經曆了顯著的起伏。弘治九年，他因徐溥等朝中重臣的賞識，被提拔為左春坊左讚善，承擔起了輔導皇太子朱厚照的重要職責。這一任命不僅體現了費宏在學術與道德上的雙重權威，也預示著他將在未來的國家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費宏在東宮期間，不僅教授太子學問，還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位未來君主的品性與見識，為皇太子的全麵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正當費宏在仕途上穩步前行之際，個人生活的變故接踵而至。弘治十一年，費宏的母親餘安人不幸去世，這對費宏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根據明代的丁憂製度，官員需離職回鄉為父母守喪三年，費宏因此暫別官場，返回鉛山老家，深切地履行孝道。在此期間，他還親自為母親撰寫了行狀，邀請大學士李東陽為母親撰寫墓誌銘，這些舉動不僅表達了他對母親的深切懷念，也體現了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對傳統文化的尊重。
費宏的守喪生活並不平靜，期間還遭遇了父親費璠的去世，這無疑是雪上加霜。他強忍悲痛，再次擔起孝子的責任，為父親料理後事，親自撰寫行狀，顯示了其堅韌不拔的品格和對家庭的責任感。同時，費宏在守喪期間並未完全脫離朝政，如在弘治十五年，當得知嶽父病逝的噩耗時，他雖不能親往吊唁，但仍派遣使者前往慰問，展現了細膩的人情味和深厚的家族情感。
在喪期結束前後，費宏的生活逐漸恢複正常。弘治十六年夏初，他與宗兄費誠同遊含珠山，這既是情感的釋放，也是對家鄉自然風光的眷戀。同年五月，李東陽、劉健、謝遷等重臣提議編纂《曆代通鑒纂要》，費宏因其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政治經驗，被推薦為編纂官之一，這標誌著他又一次被賦予了重要的文化使命，即將投入到整理與傳承中華曆史文化的艱巨工作中去。
四、守製複出
弘治十七年，費宏在曆經了長達數年的守喪生活後，正式結束了丁憂期，朝廷急於重用這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官員，特賜驛站車馬供其北上回京。然而，命運似乎對他有著更為複雜的安排，在回京途中，費宏在蘇州得知了妻兄濮韶病逝的消息，這迫使他不得不改變行程，攜夫人一同繞道至太平為妻兄辦理喪事，並親自撰寫了深情的祭文，彰顯了他對親情的重視和對亡者的哀思。
費宏在途中還特意拜謁了位於呂梁洪的二伯父費瑄祠，這一行為不僅是對先輩的緬懷，也反映了他在仕途重啟之時，內心對於家族榮譽和傳統孝道的尊崇。三月，費宏終於回到京城，正式官複原職，繼續他的政務與教學工作，這一複出標誌著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新起點。
同年八月，費宏受命前往南京主持應天鄉試，這是一個重要的職責，不僅關乎選拔國家未來的棟梁，也是對他學術水平和公正性的認可。在考試結束後，他沒有忘記私人的溫情，特地繞道太平探望嶽母，途中與友人王獻可相會，展現了其在繁忙公務之餘對私人情感的珍視。
進入弘治十八年，費宏的職業生涯迎來了新的高峰。二月，因九年任期圓滿且表現出色，他被明孝宗提拔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這是對其學術造詣和政治智慧的高度肯定。四月，輪到費宏值日講授經筵，他提出的“人君之於族屬，固主於親睦之仁，而不可無裁製之義”的觀點，不僅體現了儒家傳統的君臣倫理思想，也透露出對於君主治國應有尺度的深刻理解。遺憾的是，這次講授因孝宗皇帝病情加重而未能進行，但費宏的見解已足以展現其作為一位智者和輔臣的深遠考量。
五、輔佐武宗
費宏在正德年間，尤其是在輔佐明武宗朱厚照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明武宗即位之初，鑒於費宏在東宮的卓越表現，迅速將其提拔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這一舉措不僅肯定了費宏的從侍之功，也預示著他在新朝的重要角色。然而，這段時期也是費宏個人生活中的低穀，八月，他的夫人濮氏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層陰霾。
在政務上，費宏身兼數職，積極參與到國家大事中。他不僅充當日講官，參與文華殿經筵，還負責預修《明孝宗實錄》等重要文獻，充分展示了他的學識與能力。盡管如此，費宏的政治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麵對權傾一時的太監劉瑾時，他屢遭刁難與打壓。如《曆代通鑒纂要》的編修，本是費宏的功績，卻因劉瑾找茬，被罰奪俸二月。此外，費宏在朝堂上直麵劉瑾的侮辱，以及匿名書事件中被無辜牽連，都體現了他身處逆境時的不屈不撓。
盡管麵臨重重困難，費宏仍然堅守原則，不改其忠直本色。在經筵講論中，他敢於直言，提出“天命之去留，實由於人心之得失”，巧妙地規勸武宗遠離宦官，親近賢臣，展現了一個臣子對國家前途的深切憂慮。費宏的正直不僅體現在對武宗的勸誡上，他還積極糾正劉瑾亂政後的各種弊病，如恢複江西科舉名額，處理宗室襲封爭議，糾正冒籍入學問題等，這些舉措贏得了朝野的廣泛讚譽。
在個人榮譽與家族榮耀方麵，費宏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他被賜予三品誥命，其父祖也因他的成就而被追贈官職，這不僅是對費宏個人貢獻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世代忠良的肯定。然而，費宏並未因此自滿，麵對武宗的怠政，他依舊勇於上書勸諫，體現了士大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六、入閣輔政
正德六年至正德九年，費宏的政治生涯進入了最為輝煌但也極其複雜的階段。他被明武宗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正式步入內閣，參與國家最高級別的決策過程。盡管費宏最初謙遜推辭，但皇帝的堅持表明了對他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這一晉升，不僅標誌著費宏個人仕途的巔峰，也是他運用多年積累的學識與經驗，為國家效力的開始。
在內閣任職期間，費宏展現了其作為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和強烈的責任感。他不僅頻繁參與國家祭祀等重要典禮，還多次與同僚聯名上疏，針對時弊提出批評與建議，如對狼兵橫行、賊寇平定、京營與邊軍對調等問題的直陳，體現了他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懷和對國家穩定大局的考慮。麵對明武宗的某些不當決策，費宏能夠堅持己見，不畏權勢，如拒絕錢寧的賄賂和幹預，堅決反對朱宸濠恢複護衛軍的企圖，這些舉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展現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
麵對皇帝的賞賜和蔭子特權，費宏多次上疏推辭，雖起初未被允許，但通過不懈的努力，最終說服皇帝改蔭為六品文職，這不僅體現了他淡泊名利的態度，也反映了其作為文人士大夫的清廉自守。同時，費宏還多次為同僚辯護，如在翰林修撰何瑭因講學觸怒皇帝時，他與楊廷和等人力爭，最終使何瑭得以減輕處罰，這些事跡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聲望，也彰顯了其維護正義和同僚的情誼。
在個人榮譽方麵，費宏獲得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等重要官職，並被賜予蟒衣，這些不僅是對其政治貢獻的表彰，也是其地位提升的象征。然而，榮譽背後，費宏也麵臨著來自權臣如錢寧等人的嫉妒和攻擊，如朱當涼的誣告事件，但每一次，費宏都能憑借自己的清廉和智慧，以及朝中正直力量的支持，安然度過危機，維護了自己的名譽和地位。
七、不懼寧王
正德九年至十六年間，費宏的人生經曆了從政治風暴中心到避世隱退，再到複出平亂的曲折曆程。麵對權臣與地方豪強的聯手迫害，費宏展現出了不凡的勇氣與智慧。
在與權閹錢寧及野心勃勃的寧王朱宸濠的較量中，費宏始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盡管他竭力阻止朱宸濠恢複護衛軍的請求，但最終未能改變皇命，這不僅加劇了與寧王的矛盾，也使他成為錢寧等人的攻擊目標。麵對朱宸濠與錢寧的聯手報複，費宏的族人和家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他的住宅被毀，族人被害，甚至連先人的墳墓也遭到了破壞。在這樣極端惡劣的環境下，費宏依然堅持原則，拒絕與朱宸濠合作，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彰顯了其作為士大夫的風骨和對正義的堅守。
在被迫賦閑的幾年中，費宏並沒有完全脫離社會，而是以文人的方式繼續影響著周圍的世界。他參與修繕家園，與士人交往，為諸多逝者撰寫墓誌銘，這些活動不僅是對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文化傳承的貢獻。費宏的文學創作和人際交往，反映出他深厚的學識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即便在政治生涯的低穀，他依然能夠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
當寧王朱宸濠終於發動叛亂，費宏並未置身事外。他雖在家鄉避難，但心係國家安危，與從弟商議起義兵，以實際行動響應平叛。他通過書信與外界溝通，為平叛出謀劃策，展現了高度的國家責任感和政治智慧。費宏的種種努力，雖然在當時未立即得到朝廷的正麵回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在平定朱宸濠叛亂中的貢獻逐漸被更多人所認識，多位官員上疏請求重新啟用費宏，這證明了他在逆境中堅持正義的行為最終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八、再次入閣
費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隨著朱厚熜（明世宗）的即位，迎來了政治生涯的第二個春天。明世宗對費宏的能力和忠誠給予了高度認可，不顧前朝遺留的複雜局勢，毅然決定召回費宏，使其再次踏入內閣，擔任要職。費宏在接到召喚後，雖曆經長途跋涉，沿途訪古探友，但最終不負聖望，於同年十月抵達北京，官複原職，並被賦予了編修《明武宗實錄》的重要任務，這不僅是對費宏學術和行政能力的肯定，也是對他過去在對抗朱宸濠叛亂中貢獻的獎賞。
費宏的二次入閣，正值明朝政治格局的微妙變化期，他與楊廷和等重臣共同麵對“大禮議”等重大爭議，這場圍繞明世宗生父興獻帝尊號的爭論，使得朝堂分裂，意見相左。費宏與楊廷和等人堅持原則，多次上疏，力圖避免皇統混亂，維護孝宗一脈的正統地位，展現出其作為士大夫的堅守與擔當。盡管他們的立場與皇帝意願相悖，費宏等人依然不畏強權，據理力爭，這種勇氣和堅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顯得尤為珍貴。
在處理政務的同時，費宏也麵臨著個人榮譽與家族利益的考量。麵對皇帝的恩賜與封賞，他多次表現出謙遜和推辭的態度，這不僅體現了其淡泊名利的品格，也反映了一種理想化的士大夫道德觀念。在涉及個人利益時，費宏總是以國家和大局為重，如在恩蔭子侄的問題上，他一再推辭，這種行為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中顯得格格不入，但也更凸顯了他作為國家棟梁的無私與高潔。
費宏在任期內還積極參與到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麵，從勸導皇帝勤政愛民，到關注農業生產、稅賦征收，乃至對宮廷奢侈浪費現象的批評，都體現了他全麵而深入的治理思維。尤其是他在麵對自然災害和朝政弊端時，能夠直言不諱，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體現了他作為內閣首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然而，費宏的第二次內閣生涯並非一帆風順，特別是麵對以桂萼、張璁等為代表的新興勢力的挑戰，費宏多次陷入爭議與攻訐之中。麵對這些挑戰，他一方麵積極為自己辯護，維護清譽，另一方麵也因身心疲憊和健康狀況不佳，多次請求致仕，體現了他作為人臣的無奈與掙紮。
九、遭人排擠
嘉靖五年至六年，費宏的政治生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不僅麵臨來自桂萼、張璁等人的持續排擠，還被卷入了一係列莫須有的指控中，這些事件最終導致了他第二次辭官歸鄉。
在這段動蕩時期，費宏首先遇到了因兒子費懋賢參加廷試而引發的回避爭議。盡管他主動請求不參與讀卷，以示公正，但未獲皇帝批準，這預示著其處境的微妙變化。隨後，桂萼與張璁聯手，在明世宗麵前對費宏提出了多項不實指控，包括接受賄賂、操縱朝政等，這些指責明顯帶有個人恩怨和政治鬥爭的色彩。費宏麵對這些不實之詞，選擇以書麵形式作出回應，不僅反駁了對方的指控，還揭示了桂萼、張璁試圖謀取更高職位的野心，同時表達了自己不願與小人爭鬥，請求告老還鄉的意願。然而，明世宗並未立即批準他的請求，這表明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仍信任費宏，或對當前政治局勢有所顧忌。
盡管如此，費宏在這一時期仍獲得了皇帝的賞賜與肯定，如監修《恭穆獻皇帝實錄》有功而被賞賜，以及在製定樂曲、選用人才等方麵提出了被采納的建議，顯示出他在政務上的能力和貢獻。然而，張璁、桂萼等人的攻勢並未因此減緩，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削弱費宏的影響力，甚至通過攻擊他與皇帝的詩詞交流，試圖離間君臣關係。費宏在此壓力下，多次請求退休，均未被立即接受，直到其子費懋良因罪入獄，費宏再次引咎求退，情況變得更加緊迫。
隨著張璁、桂萼等人的攻擊升級，費宏被指濫用職權、貪汙受賄等，這些指控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的誹謗。即便如此，費宏依然堅守崗位，直至最終明世宗同意他與石珤的退休請求，這標誌著費宏第二次入閣生涯的黯然落幕。
十、晚年
費宏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再次被征召回朝，標誌著其政治生涯的又一轉折點。此時，曾經排擠他的桂萼已去世，張璁也已離職，明世宗開始懷念費宏的才能與忠誠，決定再次召回這位老臣。費宏的回歸受到了皇帝極高的禮遇，不僅有禦用佳肴的慰勞，還有明世宗親自接見，表達對費宏的深切期望，賜予金銀、圖書及象征尊榮的銀章，上刻“舊輔元臣”，顯示了皇帝對費宏的信任與依賴。費宏在重回朝堂後，推行寬和政策，贏得了朝臣的普遍愛戴，這與前任張璁、桂萼的苛政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寬厚與遠見。
然而，好景不長，費宏在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六十八歲，他的離世對明世宗而言是一大損失。為了表彰費宏的功績，明世宗賜予其太保的追贈，諡號“文憲”，並按照規格舉行祭葬，遣官護送其靈柩歸鄉，這些待遇體現了費宏在皇帝心中以及朝野上下極高的地位和尊榮。
費宏去世後，其家族也因其生前的貢獻而獲得了持續的恩澤。從嘉靖十六年開始，明世宗陸續蔭庇費宏的子孫，從兒子費懋良到孫子費延之，再到曾孫費華，分別被授予官職或學銜，這不僅是對費宏個人貢獻的延續承認，也是明代皇帝常用的一種恩典方式，旨在通過蔭及後代來表達對功臣的敬重和感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隆慶四年（1570年），在費宏之子費懋良的請求下，明穆宗按照體例賜予費宏之妻孫氏適當的葬禮，這一舉措不僅彰顯了對費宏遺孀的尊重，也是對費宏家族貢獻的又一次肯定。
結語
費宏的一生，是明朝中期政治風雲變幻的縮影，他的政治理念和為官之道至今仍具有啟示意義。作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費宏不僅在治理國家方麵展現出非凡的才能，更在個人操守和道德風範上樹立了典範。在那個權力與陰謀交織的時代，他能夠保持初心，以國家利益為重，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何為真正的“文治武功”。費宏的故事，是對後世的一種激勵，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堅守原則、勇於擔當的精神永遠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寶貴財富。
費宏，這位明朝中期的傑出政治家，其輝煌人生的起點，可追溯至他的早年歲月。出生於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仁義鄉橫林之孝友堂的費宏，自幼便被賦予了家族的厚望。其父深知科舉對於士人的重要性，自己未能圓的科舉夢，轉而傾注於兒子費宏身上。為此，他聘請了學識淵博的陳受誨作為費宏的老師，對其教育嚴格要求，奠定了費宏堅實的學問基礎。
費宏的天賦與努力在童年時期便已顯現。成化十二年（1476年），年僅八歲的他已經能夠獨立完成文章，顯示出超越同齡人的文學造詣。隨後，費宏在五叔費雪峰先生的指導下，於含珠山進一步深造，學業大有長進，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求和卓越的學習能力。
費宏的家族成員對他的成長同樣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鼓勵。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伯費瑄在家中書信中表達了對費宏的殷切期望，希望他能夠勤奮學習，以實現遠大的前程。這種家族內部的激勵與關懷，無疑為費宏後來的成功奠定了情感基礎。
到了成化十九年（1483年），費宏的學術成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五叔費瑞一同在含珠山講學，展現了其深厚的學識和家族間濃厚的學術氛圍。同年，費宏與五叔費瑞一同參加鄉試，並雙雙高中，這不僅是個人榮耀，更是費氏家族的一大盛事，開創了叔侄同榜的佳話。
然而，成功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成化二十年（1484年），費宏與五叔費瑞雖滿懷信心參加會試，卻都未能如願中選。麵對暫時的挫敗，費宏並未氣餒，得益於二伯父費瑄的安排，他得以借助朝中關係進入國子監深造，這一轉折點為他後續的仕途鋪平了道路。同年，費宏還迎來了人生中的另一重要時刻——與夫人濮秀蘭的婚禮，這標誌著他在個人生活上的新開始。
次年，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費宏的家庭生活更加美滿，嶽母鄒賽貞以詩寄情，表達了對費宏學業和未來功名的美好祝願。這些溫馨的家庭互動，不僅反映了費宏在親人中的良好形象，也從側麵映證了他在學業上的不斷精進，預示著未來更加輝煌的仕途。
二、狀元翰林
費宏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科舉之路上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這一年，他先是通過會試，雖然僅列第十六名，但在接下來的殿試中，憑借出色的表現和深邃的對策，贏得了明憲宗的青睞，被欽點為狀元，這一榮譽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無限光彩，也讓整個費氏家族為之驕傲。加冕狀元之後，費宏受到了一係列的皇恩賞賜，包括朝服冠帶及寶鈔，他代表所有進士向皇帝表達了感激之情，並率隊拜謁孔子廟，完成了傳統的新科進士儀式。不久，費宏被任命為翰林院修撰，正式開啟了其文官生涯。
在弘治年間，費宏的才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他被選中參與編纂《明憲宗實錄》，這一工作不僅體現了朝廷對他的高度信任，也讓他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國家曆史與政治運作。然而，這段時期也伴隨著家庭的悲喜交加。費宏在得知五叔病重及祖母去世的消息後，內心深受打擊，雖身在遠方，仍設位遙祭，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弘治三年，由於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費宏積勞成疾，但由於官場規矩，不得不忍耐思親之苦，無法即時歸家。直到弘治四年，他才得以回家養病，期間還收到了皇帝因《明憲宗實錄》告成而賜予的獎勵，足見其在朝中的重要地位。
費宏的修養期間並未完全脫離政務，弘治七年，他與家人共遊龜峰，享受了一段難得的閑暇時光，這也是他緊張政治生涯中的一抹溫情。而到了弘治八年，身體康複的費宏重返京城，繼續他的官宦生涯，官複原職，再次投身於國家的治理之中。
三、從侍東宮
費宏在弘治年間的職業生涯與個人生活經曆了顯著的起伏。弘治九年，他因徐溥等朝中重臣的賞識，被提拔為左春坊左讚善，承擔起了輔導皇太子朱厚照的重要職責。這一任命不僅體現了費宏在學術與道德上的雙重權威，也預示著他將在未來的國家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費宏在東宮期間，不僅教授太子學問，還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位未來君主的品性與見識，為皇太子的全麵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正當費宏在仕途上穩步前行之際，個人生活的變故接踵而至。弘治十一年，費宏的母親餘安人不幸去世，這對費宏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根據明代的丁憂製度，官員需離職回鄉為父母守喪三年，費宏因此暫別官場，返回鉛山老家，深切地履行孝道。在此期間，他還親自為母親撰寫了行狀，邀請大學士李東陽為母親撰寫墓誌銘，這些舉動不僅表達了他對母親的深切懷念，也體現了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對傳統文化的尊重。
費宏的守喪生活並不平靜，期間還遭遇了父親費璠的去世，這無疑是雪上加霜。他強忍悲痛，再次擔起孝子的責任，為父親料理後事，親自撰寫行狀，顯示了其堅韌不拔的品格和對家庭的責任感。同時，費宏在守喪期間並未完全脫離朝政，如在弘治十五年，當得知嶽父病逝的噩耗時，他雖不能親往吊唁，但仍派遣使者前往慰問，展現了細膩的人情味和深厚的家族情感。
在喪期結束前後，費宏的生活逐漸恢複正常。弘治十六年夏初，他與宗兄費誠同遊含珠山，這既是情感的釋放，也是對家鄉自然風光的眷戀。同年五月，李東陽、劉健、謝遷等重臣提議編纂《曆代通鑒纂要》，費宏因其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政治經驗，被推薦為編纂官之一，這標誌著他又一次被賦予了重要的文化使命，即將投入到整理與傳承中華曆史文化的艱巨工作中去。
四、守製複出
弘治十七年，費宏在曆經了長達數年的守喪生活後，正式結束了丁憂期，朝廷急於重用這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官員，特賜驛站車馬供其北上回京。然而，命運似乎對他有著更為複雜的安排，在回京途中，費宏在蘇州得知了妻兄濮韶病逝的消息，這迫使他不得不改變行程，攜夫人一同繞道至太平為妻兄辦理喪事，並親自撰寫了深情的祭文，彰顯了他對親情的重視和對亡者的哀思。
費宏在途中還特意拜謁了位於呂梁洪的二伯父費瑄祠，這一行為不僅是對先輩的緬懷，也反映了他在仕途重啟之時，內心對於家族榮譽和傳統孝道的尊崇。三月，費宏終於回到京城，正式官複原職，繼續他的政務與教學工作，這一複出標誌著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新起點。
同年八月，費宏受命前往南京主持應天鄉試，這是一個重要的職責，不僅關乎選拔國家未來的棟梁，也是對他學術水平和公正性的認可。在考試結束後，他沒有忘記私人的溫情，特地繞道太平探望嶽母，途中與友人王獻可相會，展現了其在繁忙公務之餘對私人情感的珍視。
進入弘治十八年，費宏的職業生涯迎來了新的高峰。二月，因九年任期圓滿且表現出色，他被明孝宗提拔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這是對其學術造詣和政治智慧的高度肯定。四月，輪到費宏值日講授經筵，他提出的“人君之於族屬，固主於親睦之仁，而不可無裁製之義”的觀點，不僅體現了儒家傳統的君臣倫理思想，也透露出對於君主治國應有尺度的深刻理解。遺憾的是，這次講授因孝宗皇帝病情加重而未能進行，但費宏的見解已足以展現其作為一位智者和輔臣的深遠考量。
五、輔佐武宗
費宏在正德年間，尤其是在輔佐明武宗朱厚照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明武宗即位之初，鑒於費宏在東宮的卓越表現，迅速將其提拔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這一舉措不僅肯定了費宏的從侍之功，也預示著他在新朝的重要角色。然而，這段時期也是費宏個人生活中的低穀，八月，他的夫人濮氏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層陰霾。
在政務上，費宏身兼數職，積極參與到國家大事中。他不僅充當日講官，參與文華殿經筵，還負責預修《明孝宗實錄》等重要文獻，充分展示了他的學識與能力。盡管如此，費宏的政治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麵對權傾一時的太監劉瑾時，他屢遭刁難與打壓。如《曆代通鑒纂要》的編修，本是費宏的功績，卻因劉瑾找茬，被罰奪俸二月。此外，費宏在朝堂上直麵劉瑾的侮辱，以及匿名書事件中被無辜牽連，都體現了他身處逆境時的不屈不撓。
盡管麵臨重重困難，費宏仍然堅守原則，不改其忠直本色。在經筵講論中，他敢於直言，提出“天命之去留，實由於人心之得失”，巧妙地規勸武宗遠離宦官，親近賢臣，展現了一個臣子對國家前途的深切憂慮。費宏的正直不僅體現在對武宗的勸誡上，他還積極糾正劉瑾亂政後的各種弊病，如恢複江西科舉名額，處理宗室襲封爭議，糾正冒籍入學問題等，這些舉措贏得了朝野的廣泛讚譽。
在個人榮譽與家族榮耀方麵，費宏也獲得了相應的回報。他被賜予三品誥命，其父祖也因他的成就而被追贈官職，這不僅是對費宏個人貢獻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世代忠良的肯定。然而，費宏並未因此自滿，麵對武宗的怠政，他依舊勇於上書勸諫，體現了士大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六、入閣輔政
正德六年至正德九年，費宏的政治生涯進入了最為輝煌但也極其複雜的階段。他被明武宗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正式步入內閣，參與國家最高級別的決策過程。盡管費宏最初謙遜推辭，但皇帝的堅持表明了對他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這一晉升，不僅標誌著費宏個人仕途的巔峰，也是他運用多年積累的學識與經驗，為國家效力的開始。
在內閣任職期間，費宏展現了其作為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和強烈的責任感。他不僅頻繁參與國家祭祀等重要典禮，還多次與同僚聯名上疏，針對時弊提出批評與建議，如對狼兵橫行、賊寇平定、京營與邊軍對調等問題的直陳，體現了他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懷和對國家穩定大局的考慮。麵對明武宗的某些不當決策，費宏能夠堅持己見，不畏權勢，如拒絕錢寧的賄賂和幹預，堅決反對朱宸濠恢複護衛軍的企圖，這些舉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展現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
麵對皇帝的賞賜和蔭子特權，費宏多次上疏推辭，雖起初未被允許，但通過不懈的努力，最終說服皇帝改蔭為六品文職，這不僅體現了他淡泊名利的態度，也反映了其作為文人士大夫的清廉自守。同時，費宏還多次為同僚辯護，如在翰林修撰何瑭因講學觸怒皇帝時，他與楊廷和等人力爭，最終使何瑭得以減輕處罰，這些事跡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聲望，也彰顯了其維護正義和同僚的情誼。
在個人榮譽方麵，費宏獲得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等重要官職，並被賜予蟒衣，這些不僅是對其政治貢獻的表彰，也是其地位提升的象征。然而，榮譽背後，費宏也麵臨著來自權臣如錢寧等人的嫉妒和攻擊，如朱當涼的誣告事件，但每一次，費宏都能憑借自己的清廉和智慧，以及朝中正直力量的支持，安然度過危機，維護了自己的名譽和地位。
七、不懼寧王
正德九年至十六年間，費宏的人生經曆了從政治風暴中心到避世隱退，再到複出平亂的曲折曆程。麵對權臣與地方豪強的聯手迫害，費宏展現出了不凡的勇氣與智慧。
在與權閹錢寧及野心勃勃的寧王朱宸濠的較量中，費宏始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盡管他竭力阻止朱宸濠恢複護衛軍的請求，但最終未能改變皇命，這不僅加劇了與寧王的矛盾，也使他成為錢寧等人的攻擊目標。麵對朱宸濠與錢寧的聯手報複，費宏的族人和家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他的住宅被毀，族人被害，甚至連先人的墳墓也遭到了破壞。在這樣極端惡劣的環境下，費宏依然堅持原則，拒絕與朱宸濠合作，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彰顯了其作為士大夫的風骨和對正義的堅守。
在被迫賦閑的幾年中，費宏並沒有完全脫離社會，而是以文人的方式繼續影響著周圍的世界。他參與修繕家園，與士人交往，為諸多逝者撰寫墓誌銘，這些活動不僅是對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文化傳承的貢獻。費宏的文學創作和人際交往，反映出他深厚的學識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即便在政治生涯的低穀，他依然能夠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
當寧王朱宸濠終於發動叛亂，費宏並未置身事外。他雖在家鄉避難，但心係國家安危，與從弟商議起義兵，以實際行動響應平叛。他通過書信與外界溝通，為平叛出謀劃策，展現了高度的國家責任感和政治智慧。費宏的種種努力，雖然在當時未立即得到朝廷的正麵回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在平定朱宸濠叛亂中的貢獻逐漸被更多人所認識，多位官員上疏請求重新啟用費宏，這證明了他在逆境中堅持正義的行為最終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八、再次入閣
費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隨著朱厚熜（明世宗）的即位，迎來了政治生涯的第二個春天。明世宗對費宏的能力和忠誠給予了高度認可，不顧前朝遺留的複雜局勢，毅然決定召回費宏，使其再次踏入內閣，擔任要職。費宏在接到召喚後，雖曆經長途跋涉，沿途訪古探友，但最終不負聖望，於同年十月抵達北京，官複原職，並被賦予了編修《明武宗實錄》的重要任務，這不僅是對費宏學術和行政能力的肯定，也是對他過去在對抗朱宸濠叛亂中貢獻的獎賞。
費宏的二次入閣，正值明朝政治格局的微妙變化期，他與楊廷和等重臣共同麵對“大禮議”等重大爭議，這場圍繞明世宗生父興獻帝尊號的爭論，使得朝堂分裂，意見相左。費宏與楊廷和等人堅持原則，多次上疏，力圖避免皇統混亂，維護孝宗一脈的正統地位，展現出其作為士大夫的堅守與擔當。盡管他們的立場與皇帝意願相悖，費宏等人依然不畏強權，據理力爭，這種勇氣和堅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顯得尤為珍貴。
在處理政務的同時，費宏也麵臨著個人榮譽與家族利益的考量。麵對皇帝的恩賜與封賞，他多次表現出謙遜和推辭的態度，這不僅體現了其淡泊名利的品格，也反映了一種理想化的士大夫道德觀念。在涉及個人利益時，費宏總是以國家和大局為重，如在恩蔭子侄的問題上，他一再推辭，這種行為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中顯得格格不入，但也更凸顯了他作為國家棟梁的無私與高潔。
費宏在任期內還積極參與到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麵，從勸導皇帝勤政愛民，到關注農業生產、稅賦征收，乃至對宮廷奢侈浪費現象的批評，都體現了他全麵而深入的治理思維。尤其是他在麵對自然災害和朝政弊端時，能夠直言不諱，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體現了他作為內閣首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然而，費宏的第二次內閣生涯並非一帆風順，特別是麵對以桂萼、張璁等為代表的新興勢力的挑戰，費宏多次陷入爭議與攻訐之中。麵對這些挑戰，他一方麵積極為自己辯護，維護清譽，另一方麵也因身心疲憊和健康狀況不佳，多次請求致仕，體現了他作為人臣的無奈與掙紮。
九、遭人排擠
嘉靖五年至六年，費宏的政治生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不僅麵臨來自桂萼、張璁等人的持續排擠，還被卷入了一係列莫須有的指控中，這些事件最終導致了他第二次辭官歸鄉。
在這段動蕩時期，費宏首先遇到了因兒子費懋賢參加廷試而引發的回避爭議。盡管他主動請求不參與讀卷，以示公正，但未獲皇帝批準，這預示著其處境的微妙變化。隨後，桂萼與張璁聯手，在明世宗麵前對費宏提出了多項不實指控，包括接受賄賂、操縱朝政等，這些指責明顯帶有個人恩怨和政治鬥爭的色彩。費宏麵對這些不實之詞，選擇以書麵形式作出回應，不僅反駁了對方的指控，還揭示了桂萼、張璁試圖謀取更高職位的野心，同時表達了自己不願與小人爭鬥，請求告老還鄉的意願。然而，明世宗並未立即批準他的請求，這表明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仍信任費宏，或對當前政治局勢有所顧忌。
盡管如此，費宏在這一時期仍獲得了皇帝的賞賜與肯定，如監修《恭穆獻皇帝實錄》有功而被賞賜，以及在製定樂曲、選用人才等方麵提出了被采納的建議，顯示出他在政務上的能力和貢獻。然而，張璁、桂萼等人的攻勢並未因此減緩，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削弱費宏的影響力，甚至通過攻擊他與皇帝的詩詞交流，試圖離間君臣關係。費宏在此壓力下，多次請求退休，均未被立即接受，直到其子費懋良因罪入獄，費宏再次引咎求退，情況變得更加緊迫。
隨著張璁、桂萼等人的攻擊升級，費宏被指濫用職權、貪汙受賄等，這些指控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的誹謗。即便如此，費宏依然堅守崗位，直至最終明世宗同意他與石珤的退休請求，這標誌著費宏第二次入閣生涯的黯然落幕。
十、晚年
費宏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再次被征召回朝，標誌著其政治生涯的又一轉折點。此時，曾經排擠他的桂萼已去世，張璁也已離職，明世宗開始懷念費宏的才能與忠誠，決定再次召回這位老臣。費宏的回歸受到了皇帝極高的禮遇，不僅有禦用佳肴的慰勞，還有明世宗親自接見，表達對費宏的深切期望，賜予金銀、圖書及象征尊榮的銀章，上刻“舊輔元臣”，顯示了皇帝對費宏的信任與依賴。費宏在重回朝堂後，推行寬和政策，贏得了朝臣的普遍愛戴，這與前任張璁、桂萼的苛政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寬厚與遠見。
然而，好景不長，費宏在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六十八歲，他的離世對明世宗而言是一大損失。為了表彰費宏的功績，明世宗賜予其太保的追贈，諡號“文憲”，並按照規格舉行祭葬，遣官護送其靈柩歸鄉，這些待遇體現了費宏在皇帝心中以及朝野上下極高的地位和尊榮。
費宏去世後，其家族也因其生前的貢獻而獲得了持續的恩澤。從嘉靖十六年開始，明世宗陸續蔭庇費宏的子孫，從兒子費懋良到孫子費延之，再到曾孫費華，分別被授予官職或學銜，這不僅是對費宏個人貢獻的延續承認，也是明代皇帝常用的一種恩典方式，旨在通過蔭及後代來表達對功臣的敬重和感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隆慶四年（1570年），在費宏之子費懋良的請求下，明穆宗按照體例賜予費宏之妻孫氏適當的葬禮，這一舉措不僅彰顯了對費宏遺孀的尊重，也是對費宏家族貢獻的又一次肯定。
結語
費宏的一生，是明朝中期政治風雲變幻的縮影，他的政治理念和為官之道至今仍具有啟示意義。作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費宏不僅在治理國家方麵展現出非凡的才能，更在個人操守和道德風範上樹立了典範。在那個權力與陰謀交織的時代，他能夠保持初心，以國家利益為重，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何為真正的“文治武功”。費宏的故事，是對後世的一種激勵，提醒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堅守原則、勇於擔當的精神永遠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