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獲寵異數
尹繼善出生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長，號望山，出自滿洲鑲黃旗的章佳氏家族。章佳氏的始祖穆都巴延原本居住在長白俄莫和蘇魯地區，後來子孫繁衍，遷徙至宜漢阿拉，並歸順清朝（當時的後金），被編入鑲黃旗。尹繼善的父親尹泰，在康熙年間官至國子監祭酒，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病離職，定居於盛京。
尹繼善自幼聰慧，長相非凡，時人描述他“白皙少須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朱砂鮮，目秀而慈”。就在尹泰賦閑之際，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親王胤禛受命前往祭奠三陵，途中因遇雨，便借宿於尹泰家中。在閑聊時，胤禛詢問尹泰是否有兒子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尹泰回答說第五子尹繼善已考取京兆舉人。胤禛當即表示想見尹繼善一麵。次年，尹繼善參加了會試，原本計劃遵照父親的意思去拜見雍親王，但由於康熙帝駕崩，胤禛繼位為雍正帝，尹繼善未能及時拜見。
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考中進士。在引見時，雍正帝對尹繼善的才識和風采讚不絕口，並感歎道：“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從此，尹繼善開始了他顯赫的仕宦生涯。
雍正帝即位之初，用人不拘資格，一旦賞識某人便會給予極大的信任和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隨侍在雍正帝身邊。五年後，他又被提升為侍講，並很快遷任戶部郎中。雍正六年（1728年），年僅32歲的尹繼善被任命為江蘇巡撫，由於年紀較輕，江南人稱他為“小尹”。
尹繼善在任期間展現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愛戴。雍正七年（1729年），他被升任為河道總督，負責管理江南地區的水利事務。尹繼善在河道治理方麵表現出色，有效解決了當地的水患問題。雍正九年（1731年），他又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負責管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軍政事務。
尹繼善在入仕後的迅速崛起堪稱清朝政界的奇跡，僅六年便成為江蘇巡撫，八年後更晉升為總督。乾隆帝也曾讚歎：“八年至總督，異數誰能遘？”尹繼善的快速升遷，不僅展現了其卓越的才能，也得益於雍正帝的特別賞識。
尹繼善的成功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使得其父尹泰時來運轉。尹泰在雍正元年（1723年）被擢升為內閣學士，並很快升任左都禦史。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尹泰已經八旬高齡，但仍被加恩授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高位。這一榮譽顯然與尹繼善的優異表現密切相關，雍正帝甚至直言尹泰因有尹繼善這樣的兒子而受到特別的恩寵。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尹繼善向雍正帝匯報河工事宜，深得聖意，雍正帝讚賞之餘，感慨地說：“汝父積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這不僅是對尹繼善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的褒獎。
然而，尹繼善的成功並非沒有波折。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因調任雲貴總督入覲，雍正帝詢問其母親是否受到封賞。尹繼善欲奏請封賞其生母徐氏，但被雍正帝打斷，表示將親自下達旨意。然而，這一舉動卻引發了尹泰的不滿，他認為尹繼善未經其同意便向皇帝請封生母，是以下犯上之舉。尹泰憤怒之下，甚至動手打了尹繼善。
雍正帝得知此事後，立即派遣宮中人員前往尹泰家中，為尹繼善及其生母徐氏打抱不平。第二天，宮中派來四名宮女和四名內監，為徐氏梳妝打扮，並冊封她為一品夫人。雍正帝的旨意明確指出，尹泰能夠入相，全賴尹繼善的賢能，而尹繼善能有今日，也離不開其生母徐氏的養育之恩。這一幕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殊恩寵，也展示了他對大臣家庭事務的幹預力度。
雍正帝的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他對尹繼善的器重，也反映了他幹預大臣私生活的獨特方式。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就曾下令，如果大臣在家中有任何不便或受製於人的情況，可以秘密奏報，他將親自處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別關照，正是他這種執政風格的具體體現。
尹繼善對此深感感激，上奏表達自己及家人對皇恩的無比感謝。雍正帝也不斷告誡尹泰，要求他教導尹繼善以公忠之心為國效力。尹繼善與怡親王允祥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允祥曾賜給他一件青狐裘以示寵榮。
此外，尹繼善的婚姻也為他的人生增添了光彩。他的繼室是大學士鄂爾泰的侄女，鄂夫人知書達理，與尹繼善感情深厚，這段婚姻無疑為尹繼善的仕途錦上添花。
二、八旗讀書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寫了《懷舊詩》，將尹繼善列為“五督臣”之一，並高度評價了他的政績和品行。乾隆帝稱尹繼善為八旗讀書人的楷模，稱讚他“政事既明練，性情複溫厚”，並指出他所到之處都能妥善處理事務，被讚譽為“福星”。這一評價充分體現了乾隆帝對尹繼善的高度認可。
尹繼善的為政特點在於注重實際效果，力求讓百姓受益。例如，他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公開發布了辦賑條告，嚴禁屬員侵吞賑災物資。他警告說，如果發現有官員克扣賑災款項以肥私囊，必將依法嚴懲，即使他本人未能及時察覺，天理也不容這種行為，其子孫也將無法逃脫道德的譴責。
在川陝地區任職時，尹繼善改變了前任的一些弊政，比如在樂山等地開采銅礦，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還為當地貧困百姓提供了就業機會，對改善民生起到了積極作用。他還大力整頓漕運和倉穀管理，剔除了許多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端。
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江蘇地區的漕糧征收存在諸多弊端。一些地方官以各種名目盤剝百姓，如以“腳費”為名，將一鬥糧食隻按六七升計算。鄂爾泰曾在蘇州布政使任上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但未能實施。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次年上疏《厘剔漕事疏》，提出了具體的漕糧征收辦法，規定每石漕糧征收六分漕費，其中一半用於支付旗丁，另一半用於州縣辦漕所需。這一辦法實施後，取消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並規定如有糧食殘留在斛的邊緣，也允許百姓自行刮去。同時，尹繼善嚴厲禁止各種漕運陋規，對違法官員進行了嚴肅處理，確保了漕運的公平合理。
在倉穀管理方麵，尹繼善同樣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他請求清廷頒布諭旨，將低價強購倉糧的行為明令禁止，並嚴厲查處失職官員和舞弊書吏。他認為，各州縣在采購倉糧時，應避免幹擾市場，防止物價大幅波動。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蘇巡撫安寧不顧物價高昂，下令大量采購米穀，導致民怨沸騰。尹繼善及時上奏乾隆帝，製止了這一行為。
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年），由於連續災害，江蘇地區倉庫空虛，缺口高達一百五十多萬石。尹繼善在秋季收成稍好時，沒有急於大量采購補足庫存，而是采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他指出，剛剛經曆災害，市場上的糧食價格本來就高，如果大規模采購，將進一步推高糧價，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他指示各州縣按一半的比例采購，如市場價格上漲過快，則立即停止采購。
尹繼善在處理倉儲問題時，強調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他提出，不應機械地遵循傳統的“存七糶三”原則，而應根據當年的收成情況和市場價格進行動態調整。例如，在歉收之年，若米價過高，可以適當增加糶糧比例；而在豐年，則可以減少或停止糶糧，以保持市場的穩定。
在麵對重大決策時，尹繼善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敢於直言。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尹繼善在擔任河道總督時，麵對浙江總督李衛關於黃河治理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治河的關鍵在於河底的深度而非水麵的高低，這一觀點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讚賞。
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入京覲見。當時江南地區發生嚴重災荒，而河東總督田文鏡為了誇耀自己的政績，不顧山東受災的事實，提議將山東省的糧食調撥到江南用於賑災。按察使唐綏祖秘密上奏，指出山東本身也受災，糧食應留在本地。雍正帝詢問尹繼善的意見，尹繼善的回複與唐綏祖相同。雍正帝雖然認為山東確實受災，但由於唐綏祖是田文鏡推薦的，不願出現意見分歧。尹繼善回答說：“臣聽說古人有以公憲回報私恩的做法，如果我是田文鏡，隻會感到感激和羞愧，而不會心生嫌怨。”雍正帝深以為然。不久後，唐綏祖被調入京中，授予太常寺卿的職務。尹繼善的直言不僅保護了唐綏祖，也使山東百姓及時獲得了賑濟。
談及尹繼善的政績，很多人並不知道他在平準平回、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可能是因為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短暫擔任陝甘總督期間，實際任期隻有短短八個月，而軍需事務主要由黃廷桂負責。然而，尹繼善在任期間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清廷正在密切關注準噶爾的動向，準備隨時采取行動。
尹繼善到任後，積極備戰，籌措軍需。他下令備戰馬駝必須膘壯馴熟，並要求各地確保數量充足。他還派人勘察口外的道路及水草分布情況，以確保大軍出師順利。同年六月，尹繼善針對準噶爾新換台吉、局勢未定的情況，提出了十條“防範”措施，包括慎重選擇安西將軍、挑選精銳部隊、加強戰馬飼養、勘查口外水草、攜帶武器、儲備彈藥、籌備糧草、就近準備銀兩、加固城垣、以及在附近區域種植牧草。
這十條措施表麵上是為了加強防禦，但實際上為清廷出師平定準噶爾做好了準備。當時乾隆帝尚未作出出師決定，尹繼善的這些措施顯示了他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正因為如此，當大軍平定伊犁後，乾隆帝特地召尹繼善前往熱河，參加宴請歸降的“諸夷”，並稱讚尹繼善“厚重有體”。
尹繼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聲譽，尤其是在東南地區任職長達27年，深受百姓愛戴。每當他來到某個地方，老幼都會奔走相告，歡呼慶祝。在他去世時，軍民懸掛畫像，悲痛萬分。實際上，早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尹繼善就已經被朝野上下看好，被視為未來宰輔的人選。然而，盡管他年富力強，卻長期在外省任職，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才被召回京師，擔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此時他已經年屆古稀。
三、與乾隆衝突
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在官場中曆練的人往往難免沾染一些官場習氣，尤其是那些地位顯赫、聲勢浩大的官員更是如此。尹繼善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他既有清廉自持的一麵，也有善於揣摩上意、巧於趨利避害的一麵。袁枚曾以詩句“身如雨點村村到，心似玲球麵麵通”來形容尹繼善，大學士史貽直聽後笑道：“畫出一個尹元長。”
尹繼善為官清廉，年輕時即以清廉自愛著稱。然而，他性格機敏，為人老成，尤其擅長揣摩皇帝的心意，以此來展示自己的忠誠與才幹。例如，在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剛上任不久，便迎合雍正帝的喜好，以清理虧空、積欠為由，不惜貶低前任官員。他聲稱：“雖拖欠之故，亦有歲時豐欠不齊，然大半皆從前各官邀譽市恩，怠玩之所致也。”他還表示自己“才識短淺，不敢雲必能清理，惟以樸誠自矢，一往直前，斷不敢邀譽市恩，隨聲附和。”雍正帝對此表示讚同，並鼓勵他秉公實力辦理。
然而，尹繼善的這些做法也顯示了他善於利用時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事實上，雍正帝後來命令暫停征比，江南百姓才得以避免一場浩劫。
到了乾隆帝繼位後，尹繼善更多地采取了奉迎之舉。為了迎接乾隆帝的南巡，他將江南的名勝搜訪殆盡，並加以修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上奏請求舉行南巡盛典，並提到自己已經對棲霞等地的名勝進行了增修，繪製了詳細的圖紙。他甚至為了增加景觀，特意開挖了兩個湖泊，命名為“彩虹”和“明鏡”。對此，袁枚曾作詩諷刺道：“尚書抱負何曾展？展盡經綸在此山。”連大學士傅恒也寫詩嘲笑他：“名勝前番也絕倫，聞今搜訪更爭新。”
然而，對於任何明智的帝王而言，臣僚的奉迎絕不是獲得恩寵的主要原因。腳踏實地的竭忠盡智才是每個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乾隆帝在這方麵尤為重視，他深知尹繼善的好名用巧和居心不誠。
乾隆初年，尹繼善的處境還算順利，但不久後他便屢遭斥責。乾隆帝認為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乾隆帝指責尹繼善為政用巧，稱其“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並警告其他官員不要效仿。乾隆還指責尹繼善辦事時存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想法。
乾隆十六年（1751年），尹繼善被調任為兩江總督，乾隆帝特別提醒他：“此處係向來得名之地，亦即失實之地，應如何奮勉，卿其自籌。”在處理延安營兵丁聚眾鼓噪案件時，乾隆帝認為尹繼善處罰過輕，指責他“好名市恩之念未改”，並對尹繼善發出嚴厲警告，要求他痛改前非。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處理楊中林“悖逆”案時，未將主犯定為淩遲之罪，僅判斬立決，遭到乾隆帝的嚴厲斥責。尹繼善上奏稱自己“愧懼”不已，乾隆帝怒斥道：“汝此等之愧懼亦已多矣，但不能動汝天良，奈何？”
乾隆帝屢次斥責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盡管這與他對所謂“名臣”的疑忌有關，但也並非毫無根據。
其中一次較為著名的事件發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此之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江蘇巡撫莊有恭因回家治喪離職前，上報了一起泰興縣捐職州同朱路因毆死人命，按例擬絞，現朱路（原字左日右冉）呈請贖罪，並已獲準的案件。乾隆帝看到奏報後大為震驚，認為此事未經具題，即行準贖，顯然是地方督撫擅自行事，不經上報。
乾隆帝派尹繼善嚴審此案，要求查明真相。事實上，莊有恭擅自準許贖罪一事，此前曾告知尹繼善。莊有恭與尹繼善關係密切，莊有恭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進士，尹繼善曾是其讀卷官，並力薦其才，兩人因此成為知交。當此案爆發時，尹繼善一方麵試圖為莊有恭遮掩，另一方麵卻未主動供出自己早已知曉內情的事實。乾隆帝見尹繼善遲遲未能查明實情，大怒，下令將莊有恭押至南巡接駕處，由乾隆帝親自派大臣審訊。尹繼善懼怕，這才將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
乾隆帝降旨批評尹繼善：“莊有恭辦理朱路黷罪外結一案，尹繼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參奏，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幹重辟。及奉到諭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麵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棱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莊有恭革職拿問，始稱原曾與聞。是莊有恭之罪，乃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最終，此案從寬了結，莊有恭雖被革職，但不久即被授予湖北巡撫，而尹繼善因辦理南巡有功，未受處分。
尹繼善在乾隆朝屢遭斥責，深知自己受寵程度已不如雍正時期。因此，他變得愈發小心謹慎，時刻保持警惕。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乾隆帝指責尹繼善沽名邀譽，四月，尹繼善即上奏請求革除其長子戶部員外郎慶雲的職位，並將其發往錦州看守墳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帝任命富尼漢為安徽按察使，尹繼善又主動奏請，稱富尼漢是其親兄之女婿，同官一省實覺不便，建議將其另加錄用。實際上，按照清朝規定，侄女婿並無須回避。
盡管尹繼善生性豁達，胸懷開闊，但多次受到斥責，內心難免感傷。他曾和袁枚詩中有“鳥入青雲倦亦飛”之句，吟誦時不禁唏噓不已。袁枚感歎道：“想見當局者求退之難。”
此外，尹繼善與鄂爾泰雖為至親，但鄂爾泰對其人品有所微詞。乾隆七年（1742年），袁枚赴江南任職前與鄂爾泰話別，論及當代名臣，鄂爾泰對尹繼善意未滿，唯獨對總河顧琮讚賞有加，稱其為“鐵漢”。然而，袁枚赴江南後，與尹繼善頻繁來往，情誼深厚，而與顧琮僅有一麵之緣。究其原因，大概是兩人性格相近，均為風流倜儻之人，因而成為知己。
四、與漢文化
十八世紀的雍乾時代，人文蔚起，聰明俊秀之士紛紛湧現，或皓首窮經，或賞月吟風，各領風騷，點綴繁華。在這個時期，八旗子弟經過上百年的文學熏陶，也開始以斯文相尚，其中不少好學穎悟之士甚至與漢人爭勝。時人感歎：“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尹繼善正是當時八旗文壇的領袖人物。
盡管尹繼善與乾隆帝在政事上有過衝突，但在文學藝術上，兩人卻有著共同的愛好——吟詠。乾隆帝以詩遣悶，以詩抒情，自言“愛樂紛哉何所托？積成三萬首餘吟”。尹繼善則“生平無他嗜，惟好吟詠”，“詩等牛腰”，“公薨時，滿榻皆詩草”。繼善的詩作“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在清代詩壇頗負盛名，論者稱其“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尹繼善與繼室鄂夫人之間的詩詞往來頗具代表性。其中一首寫道：“故鄉卻似在江寧，豈為思家有淚零？別後無眠嫌夜永，行來到處愛山青。每看野店三更月，知望銀河兩岸星；石徑風微斜照裏，尋梅可到小池亭？”另一首則表達了對妻子的思念與感激：“正因被薄欲加棉，又接音書短榻前。對雪遙思長路冷，圍護更慮曉水堅；不言家事知餘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疏狂應笑否？偷閑時複聳吟肩。”
尹繼善論詩極為精細，有“差半個字”之說，並認為言為心聲，“古今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因此，盡管他的詩作平淡工穩，但有時顯得拘謹，不如袁枚之詩純出性靈，瀟灑自如。這或許源於二人不同的教養與地位。
尹繼善的家庭也充滿了濃厚的文化氛圍。鄂夫人“賢淑能詩”，長於應對，諸公子也皆能詩，特別是第三子慶玉。慶玉，號兩峰，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日，尹繼善退朝後，召來慶玉說：“今日我疲矣，皇上命和春雨詩，我來不及作，你速擬一首，我明朝要帶去。”慶玉作詩送上，尹繼善看完後大為讚賞，甚至向慶玉拱手致敬，並吩咐婢女煨蓮子給慶玉吃，慶玉大喜過望。
尹繼善對滿洲傳統的騎射頗為生疏，秋獮時，乾隆帝曾令其射一疲臥之鹿，尹繼善連發三箭始中鹿身，鹿中箭後跳起，帶箭逃去。然而，他對漢文化的儒學卻勤學苦思，潛心研究，“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
尹繼善長期任職東南，與該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東南自唐宋以來即成為漢文化之重心，尹繼善在此期間延接俊流，撫綏百姓，與當地士民關係融洽。乾隆三十年（1765年），當他離任入閣時，依依不舍，淒愴傷懷，“先別棲霞，再辭蜀阜，淒然泣下”。江南士民也“環送悲號”，“公不能舍江南，猶江南人之不能舍公也”。
東南文人薈萃，作為地方首長，尹繼善宏獎風流，“愛才如命”，“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持推轂，提訓孽孽”。他幕府中招攬英才，名聲大著，與眾多名士如曹西有、宋寶岩、秦大士、蔣士銓、袁枚等經常交往，詩酒賡和，略無虛日。
尹繼善才思敏捷，頗受當地文人推崇。有一次，尹繼善初到江南，遇到海寧文人楊守知，楊守知感歎自己年老，尹繼善隨即以“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回應，楊守知大為讚歎，稱其“竟能吐屬風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繼善與錢陳群在蘇州相遇，二人吟詩唱和，多至十餘遍仍不罷休，一時送者馬疲人倦。及至陳群至嘉興，繼善又追寄一首，錢陳群致書請求休戰，雲：“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遍告諸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恰逢袁枚過蘇州，見陳群信，遂賦詩道：“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繼善見狀，又轉與袁枚疊和不休，一時成為詩壇佳話。
尹繼善與袁枚的交往是當時東南文人圈中的佳話。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四年（1739年）中進士，年僅24歲。袁枚身材高挑，風度翩翩，以詩文聞名於世，被尊為詩壇宗師長達五十年。尹繼善對袁枚的才識極為欣賞，當袁枚參加朝考時，尹繼善曾力加舉拔。在尹繼善調任兩江總督後，兩人交往甚密，“偶然三日別，定有四更留”。
尹繼善入相後，曾告誡袁枚要“慎厥”，袁枚卻抱怨道：“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於公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和之！”實際上，袁枚內心對與尹繼善的交往感到非常榮幸，常常不待邀請即進入督署，甚至“直入內室”，尹繼善的姬侍也不回避，因此引發了不少議論。
盡管兩人在文學上的持論有所不同，尹繼善為詩講究韻律，喜歡和韻、疊韻，而袁枚則認為和韻、疊韻有悖“性情”，但兩人均生性風流，崇尚風雅，因此彼此推崇，情誼深厚。袁枚的詩文集中，關於尹繼善及其父親尹泰的詩文多達二百餘篇。尹繼善去世後，袁枚悲不自勝，作《哭望山相公六十韻》，數年後仍思念不已，寫下《夢尹文端公詩》：“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白發三更紅短燭，黃雞一唱絳帷空；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其辭淒切婉轉，感人至深。
從尹繼善的文化素養以及他與袁枚等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清廷為何讓他長期任職東南，而不像其他督撫那樣頻繁調動。東南地區不同於內地，這裏不僅擁有龐大的文人群體，普通百姓的文化素養也較高。要使民情悅服，單靠“清”和“能”還不夠，還需要統治者懂得順乎自然，寬緩為政，並且推崇正教，獎揚斯文，引導風流。
黃廷桂本是雍乾之際的一位能臣，但任兩江總督不到三年，聲名狼藉，連乾隆帝也認為黃廷桂不適合江南的治理。乾隆帝說：“黃廷桂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受其嗬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以為感，久之其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因此，乾隆帝讓尹繼善取代黃廷桂。
尹繼善在江南地區深諳治理之道，時人稱他“就論風雅已壓群公”，“在江南慈祥愷悌，沾洽閭閻，而官吏格心斂手，無敢稍為乾沒”。這反映出尹繼善不僅具備深厚的漢文化素養，而且在治理上也頗具智慧。乾隆帝也高度評價尹繼善，稱“滿洲翰林中，優於文學兼能通達政事者無出尹繼善右”。
五、晚景餘暉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尹繼善讓諸公子作《送春詩》，其中有“遺愛隻留庭樹好，餘暉空托架花鮮”之句，繼善閱後動筆加圈，不久即去世。這一幕象征著尹繼善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似乎也預感到了自己的離世。
到了乾隆中葉，雍正朝留下的老臣已所剩無幾，昔日英姿勃勃的尹繼善也步入垂暮之年，霜染兩鬢。乾隆帝看到尹繼善的衰老，心中不免生出憐憫之情。尹繼善三次承辦南巡，費盡心力，既要滿足皇上的山水之欲，又要精心周旋，使民間少有抱怨之聲，因此深合“聖意”，連乾隆帝也不由得讚賞其才識。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冬，尹繼善赴京，乾隆帝特令學士傅恒帶他遊覽香山、昆明等勝地。事後，尹繼善又到傅恒府第拜訪，進一步加深了與最高決策機構的關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尹繼善的女兒嫁給皇八子永璿為妃，乾隆帝令尹繼善“先期來京料理”。這位女兒是尹繼善側室張氏所出，張氏因此得誥封一品夫人。尹繼善因與皇室建立姻親關係，欣喜不已，“逢人必誇”，尤其是側室受封，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生母，更感感激，稱“為千古未有之榮”。乾隆帝對此也表示：“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運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十六年（1761年）以後，尹繼善所受斥罰明顯減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時，乾隆帝還賜詩讚其“保障資三省，忠勤著兩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尹繼善終於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封疆生涯，赴京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又兼上書房總師傅，地位顯赫，有“榮華冠九卿”之說。
與節製數省的總督相比，入閣後的尹繼善主要遵旨寄發上諭，審理要案，議複事件，權力似乎相對小了一些，加之年事已高，也不可能有大的建樹。然而，遇重要事務，他仍能直陳己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令傅恒經略雲南軍務，尹繼善曾予諫阻，認為傅恒雖德高望重，但缺乏軍事經驗，且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恐有損國體。他再三勸諫，甚至涕流滿麵，但乾隆帝未能采納。不出所料，兩年後，傅恒出師失利，自己也染瘴而歿。
尹繼善晚年雖位極人臣，但已老態龍鍾，“精神疲倦，行走亦頗遲鈍”。每當回憶故舊，便感傷不已。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尹繼善染病。同年二月，東閣大學士陳宏謀因老病，“精神恍惚”，解任回籍。陳宏謀為尹繼善同年好友，兩人政風不同，但相知甚深。離京前，陳宏謀至尹繼善府第辭行，時繼善臥病在床，兩人在床前執手訣別，悲不自勝。繼善贈詩道：“我老頹唐難出餞，將詩和淚送行人。”
乾隆帝在東巡期間聞知尹繼善病重，知其平素“最不信醫藥”，甚為眷念，特降諭旨：“本日報到，知大學士尹繼善病體未痊，精神較前稍減，聞之殊為眷念，現派禦醫羅衡診視。羅衡醫理尚為去得，尹繼善宜遵旨服藥，不可執中醫之說，並令尹繼善安心調攝，俾得日就平複，用慰朕懷。”然而，病情日益加重，最終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二十二日去世。臨終前，尹繼善將奏稿盡數焚燒，並囑咐不立墓碑。
乾隆帝令尹繼善入祀賢良祠，賜諡號“文端”。八年後，乾隆帝撰《懷舊詩》，將尹繼善列為“五督臣”之一，與之前的斥責形成鮮明對比。《禦製詩》中對其一生政事為人作出了高度評價，反映出乾隆帝對尹繼善的深切懷念與肯定。
結語
尹繼善的一生，是清朝由盛轉衰時期一位官員的縮影。他不僅成功地在政壇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同時也以其文學成就影響了後世。盡管有人批評他過於圓滑，但他依然是那個時代不可忽視的曆史人物之一。
尹繼善出生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長，號望山，出自滿洲鑲黃旗的章佳氏家族。章佳氏的始祖穆都巴延原本居住在長白俄莫和蘇魯地區，後來子孫繁衍，遷徙至宜漢阿拉，並歸順清朝（當時的後金），被編入鑲黃旗。尹繼善的父親尹泰，在康熙年間官至國子監祭酒，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病離職，定居於盛京。
尹繼善自幼聰慧，長相非凡，時人描述他“白皙少須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朱砂鮮，目秀而慈”。就在尹泰賦閑之際，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親王胤禛受命前往祭奠三陵，途中因遇雨，便借宿於尹泰家中。在閑聊時，胤禛詢問尹泰是否有兒子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尹泰回答說第五子尹繼善已考取京兆舉人。胤禛當即表示想見尹繼善一麵。次年，尹繼善參加了會試，原本計劃遵照父親的意思去拜見雍親王，但由於康熙帝駕崩，胤禛繼位為雍正帝，尹繼善未能及時拜見。
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考中進士。在引見時，雍正帝對尹繼善的才識和風采讚不絕口，並感歎道：“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從此，尹繼善開始了他顯赫的仕宦生涯。
雍正帝即位之初，用人不拘資格，一旦賞識某人便會給予極大的信任和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隨侍在雍正帝身邊。五年後，他又被提升為侍講，並很快遷任戶部郎中。雍正六年（1728年），年僅32歲的尹繼善被任命為江蘇巡撫，由於年紀較輕，江南人稱他為“小尹”。
尹繼善在任期間展現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愛戴。雍正七年（1729年），他被升任為河道總督，負責管理江南地區的水利事務。尹繼善在河道治理方麵表現出色，有效解決了當地的水患問題。雍正九年（1731年），他又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負責管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軍政事務。
尹繼善在入仕後的迅速崛起堪稱清朝政界的奇跡，僅六年便成為江蘇巡撫，八年後更晉升為總督。乾隆帝也曾讚歎：“八年至總督，異數誰能遘？”尹繼善的快速升遷，不僅展現了其卓越的才能，也得益於雍正帝的特別賞識。
尹繼善的成功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使得其父尹泰時來運轉。尹泰在雍正元年（1723年）被擢升為內閣學士，並很快升任左都禦史。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尹泰已經八旬高齡，但仍被加恩授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高位。這一榮譽顯然與尹繼善的優異表現密切相關，雍正帝甚至直言尹泰因有尹繼善這樣的兒子而受到特別的恩寵。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尹繼善向雍正帝匯報河工事宜，深得聖意，雍正帝讚賞之餘，感慨地說：“汝父積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這不僅是對尹繼善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的褒獎。
然而，尹繼善的成功並非沒有波折。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因調任雲貴總督入覲，雍正帝詢問其母親是否受到封賞。尹繼善欲奏請封賞其生母徐氏，但被雍正帝打斷，表示將親自下達旨意。然而，這一舉動卻引發了尹泰的不滿，他認為尹繼善未經其同意便向皇帝請封生母，是以下犯上之舉。尹泰憤怒之下，甚至動手打了尹繼善。
雍正帝得知此事後，立即派遣宮中人員前往尹泰家中，為尹繼善及其生母徐氏打抱不平。第二天，宮中派來四名宮女和四名內監，為徐氏梳妝打扮，並冊封她為一品夫人。雍正帝的旨意明確指出，尹泰能夠入相，全賴尹繼善的賢能，而尹繼善能有今日，也離不開其生母徐氏的養育之恩。這一幕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殊恩寵，也展示了他對大臣家庭事務的幹預力度。
雍正帝的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他對尹繼善的器重，也反映了他幹預大臣私生活的獨特方式。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就曾下令，如果大臣在家中有任何不便或受製於人的情況，可以秘密奏報，他將親自處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別關照，正是他這種執政風格的具體體現。
尹繼善對此深感感激，上奏表達自己及家人對皇恩的無比感謝。雍正帝也不斷告誡尹泰，要求他教導尹繼善以公忠之心為國效力。尹繼善與怡親王允祥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允祥曾賜給他一件青狐裘以示寵榮。
此外，尹繼善的婚姻也為他的人生增添了光彩。他的繼室是大學士鄂爾泰的侄女，鄂夫人知書達理，與尹繼善感情深厚，這段婚姻無疑為尹繼善的仕途錦上添花。
二、八旗讀書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寫了《懷舊詩》，將尹繼善列為“五督臣”之一，並高度評價了他的政績和品行。乾隆帝稱尹繼善為八旗讀書人的楷模，稱讚他“政事既明練，性情複溫厚”，並指出他所到之處都能妥善處理事務，被讚譽為“福星”。這一評價充分體現了乾隆帝對尹繼善的高度認可。
尹繼善的為政特點在於注重實際效果，力求讓百姓受益。例如，他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公開發布了辦賑條告，嚴禁屬員侵吞賑災物資。他警告說，如果發現有官員克扣賑災款項以肥私囊，必將依法嚴懲，即使他本人未能及時察覺，天理也不容這種行為，其子孫也將無法逃脫道德的譴責。
在川陝地區任職時，尹繼善改變了前任的一些弊政，比如在樂山等地開采銅礦，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還為當地貧困百姓提供了就業機會，對改善民生起到了積極作用。他還大力整頓漕運和倉穀管理，剔除了許多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端。
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江蘇地區的漕糧征收存在諸多弊端。一些地方官以各種名目盤剝百姓，如以“腳費”為名，將一鬥糧食隻按六七升計算。鄂爾泰曾在蘇州布政使任上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但未能實施。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次年上疏《厘剔漕事疏》，提出了具體的漕糧征收辦法，規定每石漕糧征收六分漕費，其中一半用於支付旗丁，另一半用於州縣辦漕所需。這一辦法實施後，取消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並規定如有糧食殘留在斛的邊緣，也允許百姓自行刮去。同時，尹繼善嚴厲禁止各種漕運陋規，對違法官員進行了嚴肅處理，確保了漕運的公平合理。
在倉穀管理方麵，尹繼善同樣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他請求清廷頒布諭旨，將低價強購倉糧的行為明令禁止，並嚴厲查處失職官員和舞弊書吏。他認為，各州縣在采購倉糧時，應避免幹擾市場，防止物價大幅波動。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蘇巡撫安寧不顧物價高昂，下令大量采購米穀，導致民怨沸騰。尹繼善及時上奏乾隆帝，製止了這一行為。
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年），由於連續災害，江蘇地區倉庫空虛，缺口高達一百五十多萬石。尹繼善在秋季收成稍好時，沒有急於大量采購補足庫存，而是采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他指出，剛剛經曆災害，市場上的糧食價格本來就高，如果大規模采購，將進一步推高糧價，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他指示各州縣按一半的比例采購，如市場價格上漲過快，則立即停止采購。
尹繼善在處理倉儲問題時，強調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他提出，不應機械地遵循傳統的“存七糶三”原則，而應根據當年的收成情況和市場價格進行動態調整。例如，在歉收之年，若米價過高，可以適當增加糶糧比例；而在豐年，則可以減少或停止糶糧，以保持市場的穩定。
在麵對重大決策時，尹繼善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敢於直言。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尹繼善在擔任河道總督時，麵對浙江總督李衛關於黃河治理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治河的關鍵在於河底的深度而非水麵的高低，這一觀點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讚賞。
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入京覲見。當時江南地區發生嚴重災荒，而河東總督田文鏡為了誇耀自己的政績，不顧山東受災的事實，提議將山東省的糧食調撥到江南用於賑災。按察使唐綏祖秘密上奏，指出山東本身也受災，糧食應留在本地。雍正帝詢問尹繼善的意見，尹繼善的回複與唐綏祖相同。雍正帝雖然認為山東確實受災，但由於唐綏祖是田文鏡推薦的，不願出現意見分歧。尹繼善回答說：“臣聽說古人有以公憲回報私恩的做法，如果我是田文鏡，隻會感到感激和羞愧，而不會心生嫌怨。”雍正帝深以為然。不久後，唐綏祖被調入京中，授予太常寺卿的職務。尹繼善的直言不僅保護了唐綏祖，也使山東百姓及時獲得了賑濟。
談及尹繼善的政績，很多人並不知道他在平準平回、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可能是因為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短暫擔任陝甘總督期間，實際任期隻有短短八個月，而軍需事務主要由黃廷桂負責。然而，尹繼善在任期間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清廷正在密切關注準噶爾的動向，準備隨時采取行動。
尹繼善到任後，積極備戰，籌措軍需。他下令備戰馬駝必須膘壯馴熟，並要求各地確保數量充足。他還派人勘察口外的道路及水草分布情況，以確保大軍出師順利。同年六月，尹繼善針對準噶爾新換台吉、局勢未定的情況，提出了十條“防範”措施，包括慎重選擇安西將軍、挑選精銳部隊、加強戰馬飼養、勘查口外水草、攜帶武器、儲備彈藥、籌備糧草、就近準備銀兩、加固城垣、以及在附近區域種植牧草。
這十條措施表麵上是為了加強防禦，但實際上為清廷出師平定準噶爾做好了準備。當時乾隆帝尚未作出出師決定，尹繼善的這些措施顯示了他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正因為如此，當大軍平定伊犁後，乾隆帝特地召尹繼善前往熱河，參加宴請歸降的“諸夷”，並稱讚尹繼善“厚重有體”。
尹繼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聲譽，尤其是在東南地區任職長達27年，深受百姓愛戴。每當他來到某個地方，老幼都會奔走相告，歡呼慶祝。在他去世時，軍民懸掛畫像，悲痛萬分。實際上，早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尹繼善就已經被朝野上下看好，被視為未來宰輔的人選。然而，盡管他年富力強，卻長期在外省任職，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才被召回京師，擔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此時他已經年屆古稀。
三、與乾隆衝突
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在官場中曆練的人往往難免沾染一些官場習氣，尤其是那些地位顯赫、聲勢浩大的官員更是如此。尹繼善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他既有清廉自持的一麵，也有善於揣摩上意、巧於趨利避害的一麵。袁枚曾以詩句“身如雨點村村到，心似玲球麵麵通”來形容尹繼善，大學士史貽直聽後笑道：“畫出一個尹元長。”
尹繼善為官清廉，年輕時即以清廉自愛著稱。然而，他性格機敏，為人老成，尤其擅長揣摩皇帝的心意，以此來展示自己的忠誠與才幹。例如，在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剛上任不久，便迎合雍正帝的喜好，以清理虧空、積欠為由，不惜貶低前任官員。他聲稱：“雖拖欠之故，亦有歲時豐欠不齊，然大半皆從前各官邀譽市恩，怠玩之所致也。”他還表示自己“才識短淺，不敢雲必能清理，惟以樸誠自矢，一往直前，斷不敢邀譽市恩，隨聲附和。”雍正帝對此表示讚同，並鼓勵他秉公實力辦理。
然而，尹繼善的這些做法也顯示了他善於利用時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事實上，雍正帝後來命令暫停征比，江南百姓才得以避免一場浩劫。
到了乾隆帝繼位後，尹繼善更多地采取了奉迎之舉。為了迎接乾隆帝的南巡，他將江南的名勝搜訪殆盡，並加以修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上奏請求舉行南巡盛典，並提到自己已經對棲霞等地的名勝進行了增修，繪製了詳細的圖紙。他甚至為了增加景觀，特意開挖了兩個湖泊，命名為“彩虹”和“明鏡”。對此，袁枚曾作詩諷刺道：“尚書抱負何曾展？展盡經綸在此山。”連大學士傅恒也寫詩嘲笑他：“名勝前番也絕倫，聞今搜訪更爭新。”
然而，對於任何明智的帝王而言，臣僚的奉迎絕不是獲得恩寵的主要原因。腳踏實地的竭忠盡智才是每個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乾隆帝在這方麵尤為重視，他深知尹繼善的好名用巧和居心不誠。
乾隆初年，尹繼善的處境還算順利，但不久後他便屢遭斥責。乾隆帝認為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乾隆帝指責尹繼善為政用巧，稱其“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並警告其他官員不要效仿。乾隆還指責尹繼善辦事時存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想法。
乾隆十六年（1751年），尹繼善被調任為兩江總督，乾隆帝特別提醒他：“此處係向來得名之地，亦即失實之地，應如何奮勉，卿其自籌。”在處理延安營兵丁聚眾鼓噪案件時，乾隆帝認為尹繼善處罰過輕，指責他“好名市恩之念未改”，並對尹繼善發出嚴厲警告，要求他痛改前非。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處理楊中林“悖逆”案時，未將主犯定為淩遲之罪，僅判斬立決，遭到乾隆帝的嚴厲斥責。尹繼善上奏稱自己“愧懼”不已，乾隆帝怒斥道：“汝此等之愧懼亦已多矣，但不能動汝天良，奈何？”
乾隆帝屢次斥責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盡管這與他對所謂“名臣”的疑忌有關，但也並非毫無根據。
其中一次較為著名的事件發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此之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江蘇巡撫莊有恭因回家治喪離職前，上報了一起泰興縣捐職州同朱路因毆死人命，按例擬絞，現朱路（原字左日右冉）呈請贖罪，並已獲準的案件。乾隆帝看到奏報後大為震驚，認為此事未經具題，即行準贖，顯然是地方督撫擅自行事，不經上報。
乾隆帝派尹繼善嚴審此案，要求查明真相。事實上，莊有恭擅自準許贖罪一事，此前曾告知尹繼善。莊有恭與尹繼善關係密切，莊有恭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進士，尹繼善曾是其讀卷官，並力薦其才，兩人因此成為知交。當此案爆發時，尹繼善一方麵試圖為莊有恭遮掩，另一方麵卻未主動供出自己早已知曉內情的事實。乾隆帝見尹繼善遲遲未能查明實情，大怒，下令將莊有恭押至南巡接駕處，由乾隆帝親自派大臣審訊。尹繼善懼怕，這才將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
乾隆帝降旨批評尹繼善：“莊有恭辦理朱路黷罪外結一案，尹繼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參奏，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幹重辟。及奉到諭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麵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棱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莊有恭革職拿問，始稱原曾與聞。是莊有恭之罪，乃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最終，此案從寬了結，莊有恭雖被革職，但不久即被授予湖北巡撫，而尹繼善因辦理南巡有功，未受處分。
尹繼善在乾隆朝屢遭斥責，深知自己受寵程度已不如雍正時期。因此，他變得愈發小心謹慎，時刻保持警惕。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乾隆帝指責尹繼善沽名邀譽，四月，尹繼善即上奏請求革除其長子戶部員外郎慶雲的職位，並將其發往錦州看守墳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帝任命富尼漢為安徽按察使，尹繼善又主動奏請，稱富尼漢是其親兄之女婿，同官一省實覺不便，建議將其另加錄用。實際上，按照清朝規定，侄女婿並無須回避。
盡管尹繼善生性豁達，胸懷開闊，但多次受到斥責，內心難免感傷。他曾和袁枚詩中有“鳥入青雲倦亦飛”之句，吟誦時不禁唏噓不已。袁枚感歎道：“想見當局者求退之難。”
此外，尹繼善與鄂爾泰雖為至親，但鄂爾泰對其人品有所微詞。乾隆七年（1742年），袁枚赴江南任職前與鄂爾泰話別，論及當代名臣，鄂爾泰對尹繼善意未滿，唯獨對總河顧琮讚賞有加，稱其為“鐵漢”。然而，袁枚赴江南後，與尹繼善頻繁來往，情誼深厚，而與顧琮僅有一麵之緣。究其原因，大概是兩人性格相近，均為風流倜儻之人，因而成為知己。
四、與漢文化
十八世紀的雍乾時代，人文蔚起，聰明俊秀之士紛紛湧現，或皓首窮經，或賞月吟風，各領風騷，點綴繁華。在這個時期，八旗子弟經過上百年的文學熏陶，也開始以斯文相尚，其中不少好學穎悟之士甚至與漢人爭勝。時人感歎：“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尹繼善正是當時八旗文壇的領袖人物。
盡管尹繼善與乾隆帝在政事上有過衝突，但在文學藝術上，兩人卻有著共同的愛好——吟詠。乾隆帝以詩遣悶，以詩抒情，自言“愛樂紛哉何所托？積成三萬首餘吟”。尹繼善則“生平無他嗜，惟好吟詠”，“詩等牛腰”，“公薨時，滿榻皆詩草”。繼善的詩作“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在清代詩壇頗負盛名，論者稱其“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尹繼善與繼室鄂夫人之間的詩詞往來頗具代表性。其中一首寫道：“故鄉卻似在江寧，豈為思家有淚零？別後無眠嫌夜永，行來到處愛山青。每看野店三更月，知望銀河兩岸星；石徑風微斜照裏，尋梅可到小池亭？”另一首則表達了對妻子的思念與感激：“正因被薄欲加棉，又接音書短榻前。對雪遙思長路冷，圍護更慮曉水堅；不言家事知餘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疏狂應笑否？偷閑時複聳吟肩。”
尹繼善論詩極為精細，有“差半個字”之說，並認為言為心聲，“古今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因此，盡管他的詩作平淡工穩，但有時顯得拘謹，不如袁枚之詩純出性靈，瀟灑自如。這或許源於二人不同的教養與地位。
尹繼善的家庭也充滿了濃厚的文化氛圍。鄂夫人“賢淑能詩”，長於應對，諸公子也皆能詩，特別是第三子慶玉。慶玉，號兩峰，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日，尹繼善退朝後，召來慶玉說：“今日我疲矣，皇上命和春雨詩，我來不及作，你速擬一首，我明朝要帶去。”慶玉作詩送上，尹繼善看完後大為讚賞，甚至向慶玉拱手致敬，並吩咐婢女煨蓮子給慶玉吃，慶玉大喜過望。
尹繼善對滿洲傳統的騎射頗為生疏，秋獮時，乾隆帝曾令其射一疲臥之鹿，尹繼善連發三箭始中鹿身，鹿中箭後跳起，帶箭逃去。然而，他對漢文化的儒學卻勤學苦思，潛心研究，“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
尹繼善長期任職東南，與該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東南自唐宋以來即成為漢文化之重心，尹繼善在此期間延接俊流，撫綏百姓，與當地士民關係融洽。乾隆三十年（1765年），當他離任入閣時，依依不舍，淒愴傷懷，“先別棲霞，再辭蜀阜，淒然泣下”。江南士民也“環送悲號”，“公不能舍江南，猶江南人之不能舍公也”。
東南文人薈萃，作為地方首長，尹繼善宏獎風流，“愛才如命”，“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持推轂，提訓孽孽”。他幕府中招攬英才，名聲大著，與眾多名士如曹西有、宋寶岩、秦大士、蔣士銓、袁枚等經常交往，詩酒賡和，略無虛日。
尹繼善才思敏捷，頗受當地文人推崇。有一次，尹繼善初到江南，遇到海寧文人楊守知，楊守知感歎自己年老，尹繼善隨即以“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回應，楊守知大為讚歎，稱其“竟能吐屬風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繼善與錢陳群在蘇州相遇，二人吟詩唱和，多至十餘遍仍不罷休，一時送者馬疲人倦。及至陳群至嘉興，繼善又追寄一首，錢陳群致書請求休戰，雲：“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遍告諸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恰逢袁枚過蘇州，見陳群信，遂賦詩道：“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繼善見狀，又轉與袁枚疊和不休，一時成為詩壇佳話。
尹繼善與袁枚的交往是當時東南文人圈中的佳話。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四年（1739年）中進士，年僅24歲。袁枚身材高挑，風度翩翩，以詩文聞名於世，被尊為詩壇宗師長達五十年。尹繼善對袁枚的才識極為欣賞，當袁枚參加朝考時，尹繼善曾力加舉拔。在尹繼善調任兩江總督後，兩人交往甚密，“偶然三日別，定有四更留”。
尹繼善入相後，曾告誡袁枚要“慎厥”，袁枚卻抱怨道：“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於公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和之！”實際上，袁枚內心對與尹繼善的交往感到非常榮幸，常常不待邀請即進入督署，甚至“直入內室”，尹繼善的姬侍也不回避，因此引發了不少議論。
盡管兩人在文學上的持論有所不同，尹繼善為詩講究韻律，喜歡和韻、疊韻，而袁枚則認為和韻、疊韻有悖“性情”，但兩人均生性風流，崇尚風雅，因此彼此推崇，情誼深厚。袁枚的詩文集中，關於尹繼善及其父親尹泰的詩文多達二百餘篇。尹繼善去世後，袁枚悲不自勝，作《哭望山相公六十韻》，數年後仍思念不已，寫下《夢尹文端公詩》：“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白發三更紅短燭，黃雞一唱絳帷空；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其辭淒切婉轉，感人至深。
從尹繼善的文化素養以及他與袁枚等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清廷為何讓他長期任職東南，而不像其他督撫那樣頻繁調動。東南地區不同於內地，這裏不僅擁有龐大的文人群體，普通百姓的文化素養也較高。要使民情悅服，單靠“清”和“能”還不夠，還需要統治者懂得順乎自然，寬緩為政，並且推崇正教，獎揚斯文，引導風流。
黃廷桂本是雍乾之際的一位能臣，但任兩江總督不到三年，聲名狼藉，連乾隆帝也認為黃廷桂不適合江南的治理。乾隆帝說：“黃廷桂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受其嗬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以為感，久之其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因此，乾隆帝讓尹繼善取代黃廷桂。
尹繼善在江南地區深諳治理之道，時人稱他“就論風雅已壓群公”，“在江南慈祥愷悌，沾洽閭閻，而官吏格心斂手，無敢稍為乾沒”。這反映出尹繼善不僅具備深厚的漢文化素養，而且在治理上也頗具智慧。乾隆帝也高度評價尹繼善，稱“滿洲翰林中，優於文學兼能通達政事者無出尹繼善右”。
五、晚景餘暉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尹繼善讓諸公子作《送春詩》，其中有“遺愛隻留庭樹好，餘暉空托架花鮮”之句，繼善閱後動筆加圈，不久即去世。這一幕象征著尹繼善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似乎也預感到了自己的離世。
到了乾隆中葉，雍正朝留下的老臣已所剩無幾，昔日英姿勃勃的尹繼善也步入垂暮之年，霜染兩鬢。乾隆帝看到尹繼善的衰老，心中不免生出憐憫之情。尹繼善三次承辦南巡，費盡心力，既要滿足皇上的山水之欲，又要精心周旋，使民間少有抱怨之聲，因此深合“聖意”，連乾隆帝也不由得讚賞其才識。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冬，尹繼善赴京，乾隆帝特令學士傅恒帶他遊覽香山、昆明等勝地。事後，尹繼善又到傅恒府第拜訪，進一步加深了與最高決策機構的關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尹繼善的女兒嫁給皇八子永璿為妃，乾隆帝令尹繼善“先期來京料理”。這位女兒是尹繼善側室張氏所出，張氏因此得誥封一品夫人。尹繼善因與皇室建立姻親關係，欣喜不已，“逢人必誇”，尤其是側室受封，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生母，更感感激，稱“為千古未有之榮”。乾隆帝對此也表示：“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運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十六年（1761年）以後，尹繼善所受斥罰明顯減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時，乾隆帝還賜詩讚其“保障資三省，忠勤著兩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尹繼善終於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封疆生涯，赴京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又兼上書房總師傅，地位顯赫，有“榮華冠九卿”之說。
與節製數省的總督相比，入閣後的尹繼善主要遵旨寄發上諭，審理要案，議複事件，權力似乎相對小了一些，加之年事已高，也不可能有大的建樹。然而，遇重要事務，他仍能直陳己見。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令傅恒經略雲南軍務，尹繼善曾予諫阻，認為傅恒雖德高望重，但缺乏軍事經驗，且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恐有損國體。他再三勸諫，甚至涕流滿麵，但乾隆帝未能采納。不出所料，兩年後，傅恒出師失利，自己也染瘴而歿。
尹繼善晚年雖位極人臣，但已老態龍鍾，“精神疲倦，行走亦頗遲鈍”。每當回憶故舊，便感傷不已。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尹繼善染病。同年二月，東閣大學士陳宏謀因老病，“精神恍惚”，解任回籍。陳宏謀為尹繼善同年好友，兩人政風不同，但相知甚深。離京前，陳宏謀至尹繼善府第辭行，時繼善臥病在床，兩人在床前執手訣別，悲不自勝。繼善贈詩道：“我老頹唐難出餞，將詩和淚送行人。”
乾隆帝在東巡期間聞知尹繼善病重，知其平素“最不信醫藥”，甚為眷念，特降諭旨：“本日報到，知大學士尹繼善病體未痊，精神較前稍減，聞之殊為眷念，現派禦醫羅衡診視。羅衡醫理尚為去得，尹繼善宜遵旨服藥，不可執中醫之說，並令尹繼善安心調攝，俾得日就平複，用慰朕懷。”然而，病情日益加重，最終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二十二日去世。臨終前，尹繼善將奏稿盡數焚燒，並囑咐不立墓碑。
乾隆帝令尹繼善入祀賢良祠，賜諡號“文端”。八年後，乾隆帝撰《懷舊詩》，將尹繼善列為“五督臣”之一，與之前的斥責形成鮮明對比。《禦製詩》中對其一生政事為人作出了高度評價，反映出乾隆帝對尹繼善的深切懷念與肯定。
結語
尹繼善的一生，是清朝由盛轉衰時期一位官員的縮影。他不僅成功地在政壇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同時也以其文學成就影響了後世。盡管有人批評他過於圓滑，但他依然是那個時代不可忽視的曆史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