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經曆
阿克敦的早期職業生涯始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這一年他通過了科舉考試，成為進士，並被選拔為庶吉士，這是對新科進士的一種特別待遇，意味著他有機會在翰林院深造，為日後擔任重要官職打下基礎。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阿克敦因其優異的表現被授予編修之職，這標誌著他正式步入了朝廷的文書編纂行列。
兩年後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開始加速發展。首先，他在二月份被任命為河南鄉試的副考官，負責協助主持該省的地方科舉考試，顯示出他在學術界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同年十月，他又被委任為日講起居注官，這個職位需要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是一項既光榮又敏感的工作，表明了皇帝對他的信任程度。
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於阿克敦在學術領域的傑出表現及其在主持考試時的良好聲譽，康熙帝特別提拔他為侍講學士，進一步肯定了他的學識與能力。接下來的幾年，阿克敦的官職不斷攀升，從侍讀學士到經筵講官，再到詹事府詹事，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晉升為內閣學士，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日益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阿克敦受命代表清朝前往朝鮮，參與冊封朝鮮國王李昀的弟弟李昑為世弟。這次出使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他外交經驗積累的重要時刻。同年十月，阿克敦被提升為兵部侍郎，顯示了他在軍事行政方麵也得到了重視。
隨著雍正帝的即位，阿克敦的仕途達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擔任兵部侍郎外，他還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學士，並負責《清聖祖實錄》的編撰工作。雍正元年（1723），他獲得了恩賜二品蔭生的地位，這意味著他的後代也能享受到一定的官職特權。隨後的幾年裏，阿克敦繼續在多個重要職位上服務，包括日講起居注官、《四朝國史》副總裁等，顯示出他在文化教育領域的重要地位。
雍正二年（1724），阿克敦再次被委以重任，不僅參與《大清會典》的編纂工作，還擔任了翻譯鄉試的副考官。年底，他與散秩大臣舒魯一起前往朝鮮，完成了冊封朝鮮國王李昑的任務。
二、任職兩廣
在雍正三年（1725），阿克敦的職業生涯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年，他被任命為《治河方略》的副總裁，負責監督有關黃河治理策略的製定。隨後，他於七月被授予左副都禦史的職務，這表明他在監察係統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同時保留著兵部侍郎的職位，這顯示了他在政府機構中的多重職責。
到了雍正四年（1726），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進一步擴展。三月份，他被指派為翻譯鄉試的副考官，繼續在教育領域發揮作用。到了四月，他被調任為兵部左侍郎，並兼任國子監祭酒，這一職務讓他在教育與軍事行政之間架起了橋梁。同年，由於兩廣總督孔毓珣入京述職，阿克敦被臨時任命為兩廣總督，同時兼任廣州將軍，這標誌著他首次直接負責南方地區的行政與軍事管理。
在此期間，阿克敦展現出了他作為一位務實且公正的領導者形象。他上奏彈劾了碣石總兵陳良弼和左翼總兵藍奉（或稱藍鳳），指控他們濫用職權，前者索要漁民的不正當費用，後者則讓自己的兩個兒子非法擔任重要職務。雍正帝對此表示讚賞，並命令阿克敦挑選合適的人選來填補這些空缺。
麵對廣東地區頻繁發生的江堤潰決問題，阿克敦與當時的廣東巡撫楊文乾意見相左。楊文乾主張采用更為昂貴的石工和椿埽技術來加固堤壩，而阿克敦則主張繼續使用傳統的土工方法，並提出應在每年的特定時段由地方政府組織民眾進行維護。他認為這樣既能保證堤壩的安全，又能節省開支。雍正帝最終采納了阿克敦的意見，這表明了阿克敦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所展現出的洞察力和領導能力。
然而，阿克敦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他在處理地方事務時的一些決策引發了爭議。例如，他被指控未能有效追查盜竊案件，並涉嫌貪汙海關稅款以及向暹羅船隻索要賄賂。這些指控最終導致了他在雍正六年（1728）被罷免官職，並麵臨審查。
三、出使準噶爾
雍正七年（1729），阿克敦的命運出現了轉機。此前因為一些爭議而被罷免官職的他，此時被雍正帝特赦，派遣他前往江南河工效力，以期通過實際行動來彌補之前的過失。山東巡撫費金吾請求派遣官員監督徐州、沛縣及濟寧、嘉祥等地的水道疏浚工程，雍正帝便決定讓阿克敦承擔這項重任。這既是對他能力的信任，也是給他一個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
到了雍正九年（1731），阿克敦的職業生涯再次迎來轉折。這一年，為了應對準噶爾部落的威脅，雍正帝任命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率領軍隊進行討伐，並授予阿克敦內閣額外學士的頭銜，協助處理軍務。阿克敦被委以重任，這表明他在軍事戰略和外交事務方麵的能力得到了認可。
雍正十一年（1733），阿克敦被派往克拜達裏克，負責監督軍糧供應。這一時期，清廷正在積極準備與準噶爾部落的軍事衝突，確保前線物資充足是保障戰爭順利進行的關鍵。阿克敦在這項工作中表現出色，為前線部隊提供了堅實的後勤支持。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阿克敦被召回京城，並與侍郎傅鼐、副都統羅密一同被派遣出使準噶爾，目的是與噶爾丹策零進行談判，爭取實現和平共處。這次出使任務極為艱巨，因為噶爾丹策零希望將阿爾泰山納入其遊牧範圍，而清廷則堅持維持原有的邊界劃分。經過三天的激烈討論，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噶爾丹策零遂派遣使者隨阿克敦等人返回京城，繼續就邊界問題進行商談。
雍正帝聽取了阿克敦等人的匯報，並將相關情況與地圖秘密寄給北路副將軍策棱，要求他進一步考慮解決方案。策棱建議保持阿爾泰山以北的邊界不變，這使得議和暫時陷入僵局。盡管如此，雍正帝還是對阿克敦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並繼續任命他擔任要職，包括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工部右侍郎等。
乾隆即位後，阿克敦被任命守護泰陵，這是一個重要的榮譽職位，表明乾隆帝對其忠誠和能力的認可。乾隆二年（1737）閏九月，阿克敦負責管理泰陵的工部事務，繼續為皇家陵寢的建設和維護貢獻自己的力量。
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再次被派遣出使準噶爾，這一次他帶領侍衛旺紮爾和台吉額默根，旨在傳達朝廷關於邊界問題的最新決定。噶爾丹策零的使者哈柳隨行，表達了準噶爾部落希望在阿爾泰山以北遊牧的願望，並請求將布延圖、托爾和兩處卡倫移入內地。乾隆帝明確表示可以接受準噶爾部落在阿爾泰山以北遊牧，但對於遷移卡倫的要求則予以拒絕，並命令哈柳帶回這一決定。
四、屢獲升遷
乾隆四年（1739）開始，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進入了另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年七月，他被任命為工部左侍郎，負責協助管理全國的水利工程、建築項目等事務。僅一個月後，他又被委任為翻譯會試的副考官，這一職務要求他負責監督科舉考試中的翻譯部分，確保考試的公平與公正。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大清一統誌》的副總裁，負責編纂這部涵蓋全國各地地理信息的重要文獻。
乾隆五年（1740），阿克敦的官職繼續變動。三月，他被調任為刑部右侍郎，隨後又轉任刑部左侍郎，這意味著他在司法係統中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四月份，他還被委派負責教導庶吉士，即新科進士中的佼佼者，為他們的未來發展提供指導。到了閏六月，阿克敦再次調任，這次是擔任吏部左侍郎，負責協助管理官員的選拔與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為經筵講官，負責為皇帝講解儒家經典，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協辦步軍統領刑名事務的重任，這意味著他在軍事和司法領域都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一職務要求他對步軍統領府的刑罰案件進行審查和監督，確保法律的正確執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三月，他被臨時任命為正白旗漢軍都統，負責指揮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鑲藍旗滿洲都統的職位，這標誌著他在軍事指揮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獲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為會試正考官，這一職務要求他主持科舉考試中最關鍵的部分，確保選拔人才的質量。五月，他又被任命為《五朝國史》的副總裁，並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負責編纂記錄清朝前五個朝代曆史的重要文獻。到了六月，他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繼續負責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職再次晉升。閏三月，他被提拔為左都禦史兼議政處行走，這意味著他不僅在監察係統中有更高的地位，還在政策製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為刑部尚書，這是他仕途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標誌著他在司法領域的最高職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為順天鄉試的正考官，負責主持北京地區的鄉試，這一職務對於選拔優秀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五、冊文風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但不久之後就被解除這一職務，轉而授予傅恒。這一變動可能讓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麵。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遞了一份孝賢皇後的冊文。這份冊文中，將“皇妣”一詞翻譯成了“先太後”。這一翻譯錯誤引起了乾隆帝的極大不滿，因為按照清朝的禮儀製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後，而“先太後”則是用來稱呼先帝的母親。這種錯誤被視為嚴重的禮儀失誤，可能會導致皇室尊嚴受損。
乾隆帝對此非常憤怒，立即召見阿克敦詢問此事。然而，在回答乾隆帝的問題時，阿克敦未等皇帝下達退下的指令就離開了，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極其不敬的行為。乾隆帝認為阿克敦是因為被解除協辦大學士的職務而心懷不滿，因此做出了這樣的舉動。乾隆帝對此大怒，下令將阿克敦罷官，並交由刑部處理，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判處斬監候。
然而，乾隆帝並沒有就此結束對阿克敦的處罰。到了六月，雖然阿克敦已經被罷官，但乾隆帝仍命其在內閣學士的位置上行走，並署任工部侍郎。這一安排實際上是給了阿克敦一個改正的機會，同時也顯示了乾隆帝對他過去貢獻的認可。
到了七月，阿克敦的官職再次得到了恢複，他被提升為署任刑部尚書，並繼續擔任經筵講官，同時負責協辦步軍統領衙門的刑名事務。此外，他還被授予鑲白旗漢軍都統的職務。九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會典館總裁，並擔任《清漢篆文》的副總裁，負責編纂這部重要的文字學著作。
到了十月，阿克敦的職位再次發生變化。他被任命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並繼續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到了十二月，乾隆帝終於恢複了阿克敦的協辦大學士職位，並任命他為國史館總裁
六、屢獲重用
乾隆十四年（1749），阿克敦的職業生涯再次迎來了新的輝煌。這一年，大小金川叛亂得以平定，阿克敦因此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這是對他長期以來為國家穩定和發展所作貢獻的認可。七月，乾隆帝前往木蘭圍場狩獵，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並兼任署步軍統領，負責京城的治安和防衛。十月，乾隆帝賜予阿克敦紫禁城內騎馬的殊榮，這是對年長官員的一種優待，顯示出乾隆帝對阿克敦的特別關照。到了十二月，乾隆帝還賜予阿克敦禦書“協中輔治”的匾額，表彰他在輔佐治理國家方麵的貢獻。
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前往河南視察，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並兼任署左都禦史，進一步加強了他在監察係統中的地位。這一年九月，阿克敦擔任左都禦史，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確保政府運作的廉潔與高效。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阿克敦被任命為署步軍統領，負責京城的安全保衛工作。這一職務顯示了乾隆帝對阿克敦的信任與倚重，特別是在重大活動期間，確保京城安全至關重要。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阿克敦迎來了自己的七十壽辰。四月，乾隆帝親自書寫“讚元錫嘏”的匾額賜予阿克敦，以表彰他在國家治理中的卓越貢獻。五月，乾隆帝前往盛京（今沈陽），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確保首都的穩定。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阿克敦的身體狀況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乾隆二十年（1755），由於目疾的影響，阿克敦不得不請假休養。乾隆帝得知後，派遣太醫為其診治，顯示出對阿克敦健康的關心。盡管阿克敦多次請求退休，但乾隆帝仍然希望他繼續為國家服務，直到最終批準了他的致仕請求。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阿克敦去世。乾隆帝得知消息後，派遣散秩大臣率同侍衛前往祭奠，並賜予一千兩白銀用於辦理喪事。同時，賜予阿克敦“文勤”的諡號，這是對他一生勤勉治國、忠心耿耿的認可。
結語
阿克敦的一生，不僅是個人奮鬥成功的典範，更是清代官僚體係變遷的一個縮影。他憑借著不懈的努力與堅持，在充滿挑戰的政治環境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了曆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之一。這段傳奇故事，至今仍然激勵著無數後來者。
阿克敦的早期職業生涯始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這一年他通過了科舉考試，成為進士，並被選拔為庶吉士，這是對新科進士的一種特別待遇，意味著他有機會在翰林院深造，為日後擔任重要官職打下基礎。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阿克敦因其優異的表現被授予編修之職，這標誌著他正式步入了朝廷的文書編纂行列。
兩年後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開始加速發展。首先，他在二月份被任命為河南鄉試的副考官，負責協助主持該省的地方科舉考試，顯示出他在學術界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同年十月，他又被委任為日講起居注官，這個職位需要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是一項既光榮又敏感的工作，表明了皇帝對他的信任程度。
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於阿克敦在學術領域的傑出表現及其在主持考試時的良好聲譽，康熙帝特別提拔他為侍講學士，進一步肯定了他的學識與能力。接下來的幾年，阿克敦的官職不斷攀升，從侍讀學士到經筵講官，再到詹事府詹事，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晉升為內閣學士，這一連串的升遷顯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日益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阿克敦受命代表清朝前往朝鮮，參與冊封朝鮮國王李昀的弟弟李昑為世弟。這次出使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他外交經驗積累的重要時刻。同年十月，阿克敦被提升為兵部侍郎，顯示了他在軍事行政方麵也得到了重視。
隨著雍正帝的即位，阿克敦的仕途達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擔任兵部侍郎外，他還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學士，並負責《清聖祖實錄》的編撰工作。雍正元年（1723），他獲得了恩賜二品蔭生的地位，這意味著他的後代也能享受到一定的官職特權。隨後的幾年裏，阿克敦繼續在多個重要職位上服務，包括日講起居注官、《四朝國史》副總裁等，顯示出他在文化教育領域的重要地位。
雍正二年（1724），阿克敦再次被委以重任，不僅參與《大清會典》的編纂工作，還擔任了翻譯鄉試的副考官。年底，他與散秩大臣舒魯一起前往朝鮮，完成了冊封朝鮮國王李昑的任務。
二、任職兩廣
在雍正三年（1725），阿克敦的職業生涯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年，他被任命為《治河方略》的副總裁，負責監督有關黃河治理策略的製定。隨後，他於七月被授予左副都禦史的職務，這表明他在監察係統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同時保留著兵部侍郎的職位，這顯示了他在政府機構中的多重職責。
到了雍正四年（1726），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進一步擴展。三月份，他被指派為翻譯鄉試的副考官，繼續在教育領域發揮作用。到了四月，他被調任為兵部左侍郎，並兼任國子監祭酒，這一職務讓他在教育與軍事行政之間架起了橋梁。同年，由於兩廣總督孔毓珣入京述職，阿克敦被臨時任命為兩廣總督，同時兼任廣州將軍，這標誌著他首次直接負責南方地區的行政與軍事管理。
在此期間，阿克敦展現出了他作為一位務實且公正的領導者形象。他上奏彈劾了碣石總兵陳良弼和左翼總兵藍奉（或稱藍鳳），指控他們濫用職權，前者索要漁民的不正當費用，後者則讓自己的兩個兒子非法擔任重要職務。雍正帝對此表示讚賞，並命令阿克敦挑選合適的人選來填補這些空缺。
麵對廣東地區頻繁發生的江堤潰決問題，阿克敦與當時的廣東巡撫楊文乾意見相左。楊文乾主張采用更為昂貴的石工和椿埽技術來加固堤壩，而阿克敦則主張繼續使用傳統的土工方法，並提出應在每年的特定時段由地方政府組織民眾進行維護。他認為這樣既能保證堤壩的安全，又能節省開支。雍正帝最終采納了阿克敦的意見，這表明了阿克敦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所展現出的洞察力和領導能力。
然而，阿克敦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他在處理地方事務時的一些決策引發了爭議。例如，他被指控未能有效追查盜竊案件，並涉嫌貪汙海關稅款以及向暹羅船隻索要賄賂。這些指控最終導致了他在雍正六年（1728）被罷免官職，並麵臨審查。
三、出使準噶爾
雍正七年（1729），阿克敦的命運出現了轉機。此前因為一些爭議而被罷免官職的他，此時被雍正帝特赦，派遣他前往江南河工效力，以期通過實際行動來彌補之前的過失。山東巡撫費金吾請求派遣官員監督徐州、沛縣及濟寧、嘉祥等地的水道疏浚工程，雍正帝便決定讓阿克敦承擔這項重任。這既是對他能力的信任，也是給他一個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
到了雍正九年（1731），阿克敦的職業生涯再次迎來轉折。這一年，為了應對準噶爾部落的威脅，雍正帝任命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率領軍隊進行討伐，並授予阿克敦內閣額外學士的頭銜，協助處理軍務。阿克敦被委以重任，這表明他在軍事戰略和外交事務方麵的能力得到了認可。
雍正十一年（1733），阿克敦被派往克拜達裏克，負責監督軍糧供應。這一時期，清廷正在積極準備與準噶爾部落的軍事衝突，確保前線物資充足是保障戰爭順利進行的關鍵。阿克敦在這項工作中表現出色，為前線部隊提供了堅實的後勤支持。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阿克敦被召回京城，並與侍郎傅鼐、副都統羅密一同被派遣出使準噶爾，目的是與噶爾丹策零進行談判，爭取實現和平共處。這次出使任務極為艱巨，因為噶爾丹策零希望將阿爾泰山納入其遊牧範圍，而清廷則堅持維持原有的邊界劃分。經過三天的激烈討論，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噶爾丹策零遂派遣使者隨阿克敦等人返回京城，繼續就邊界問題進行商談。
雍正帝聽取了阿克敦等人的匯報，並將相關情況與地圖秘密寄給北路副將軍策棱，要求他進一步考慮解決方案。策棱建議保持阿爾泰山以北的邊界不變，這使得議和暫時陷入僵局。盡管如此，雍正帝還是對阿克敦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並繼續任命他擔任要職，包括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工部右侍郎等。
乾隆即位後，阿克敦被任命守護泰陵，這是一個重要的榮譽職位，表明乾隆帝對其忠誠和能力的認可。乾隆二年（1737）閏九月，阿克敦負責管理泰陵的工部事務，繼續為皇家陵寢的建設和維護貢獻自己的力量。
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再次被派遣出使準噶爾，這一次他帶領侍衛旺紮爾和台吉額默根，旨在傳達朝廷關於邊界問題的最新決定。噶爾丹策零的使者哈柳隨行，表達了準噶爾部落希望在阿爾泰山以北遊牧的願望，並請求將布延圖、托爾和兩處卡倫移入內地。乾隆帝明確表示可以接受準噶爾部落在阿爾泰山以北遊牧，但對於遷移卡倫的要求則予以拒絕，並命令哈柳帶回這一決定。
四、屢獲升遷
乾隆四年（1739）開始，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進入了另一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年七月，他被任命為工部左侍郎，負責協助管理全國的水利工程、建築項目等事務。僅一個月後，他又被委任為翻譯會試的副考官，這一職務要求他負責監督科舉考試中的翻譯部分，確保考試的公平與公正。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大清一統誌》的副總裁，負責編纂這部涵蓋全國各地地理信息的重要文獻。
乾隆五年（1740），阿克敦的官職繼續變動。三月，他被調任為刑部右侍郎，隨後又轉任刑部左侍郎，這意味著他在司法係統中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四月份，他還被委派負責教導庶吉士，即新科進士中的佼佼者，為他們的未來發展提供指導。到了閏六月，阿克敦再次調任，這次是擔任吏部左侍郎，負責協助管理官員的選拔與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為經筵講官，負責為皇帝講解儒家經典，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協辦步軍統領刑名事務的重任，這意味著他在軍事和司法領域都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一職務要求他對步軍統領府的刑罰案件進行審查和監督，確保法律的正確執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三月，他被臨時任命為正白旗漢軍都統，負責指揮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鑲藍旗滿洲都統的職位，這標誌著他在軍事指揮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獲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為會試正考官，這一職務要求他主持科舉考試中最關鍵的部分，確保選拔人才的質量。五月，他又被任命為《五朝國史》的副總裁，並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負責編纂記錄清朝前五個朝代曆史的重要文獻。到了六月，他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繼續負責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職再次晉升。閏三月，他被提拔為左都禦史兼議政處行走，這意味著他不僅在監察係統中有更高的地位，還在政策製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為刑部尚書，這是他仕途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標誌著他在司法領域的最高職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為順天鄉試的正考官，負責主持北京地區的鄉試，這一職務對於選拔優秀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五、冊文風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職業生涯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但不久之後就被解除這一職務，轉而授予傅恒。這一變動可能讓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麵。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遞了一份孝賢皇後的冊文。這份冊文中，將“皇妣”一詞翻譯成了“先太後”。這一翻譯錯誤引起了乾隆帝的極大不滿，因為按照清朝的禮儀製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後，而“先太後”則是用來稱呼先帝的母親。這種錯誤被視為嚴重的禮儀失誤，可能會導致皇室尊嚴受損。
乾隆帝對此非常憤怒，立即召見阿克敦詢問此事。然而，在回答乾隆帝的問題時，阿克敦未等皇帝下達退下的指令就離開了，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極其不敬的行為。乾隆帝認為阿克敦是因為被解除協辦大學士的職務而心懷不滿，因此做出了這樣的舉動。乾隆帝對此大怒，下令將阿克敦罷官，並交由刑部處理，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判處斬監候。
然而，乾隆帝並沒有就此結束對阿克敦的處罰。到了六月，雖然阿克敦已經被罷官，但乾隆帝仍命其在內閣學士的位置上行走，並署任工部侍郎。這一安排實際上是給了阿克敦一個改正的機會，同時也顯示了乾隆帝對他過去貢獻的認可。
到了七月，阿克敦的官職再次得到了恢複，他被提升為署任刑部尚書，並繼續擔任經筵講官，同時負責協辦步軍統領衙門的刑名事務。此外，他還被授予鑲白旗漢軍都統的職務。九月，阿克敦又被任命為會典館總裁，並擔任《清漢篆文》的副總裁，負責編纂這部重要的文字學著作。
到了十月，阿克敦的職位再次發生變化。他被任命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並繼續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到了十二月，乾隆帝終於恢複了阿克敦的協辦大學士職位，並任命他為國史館總裁
六、屢獲重用
乾隆十四年（1749），阿克敦的職業生涯再次迎來了新的輝煌。這一年，大小金川叛亂得以平定，阿克敦因此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這是對他長期以來為國家穩定和發展所作貢獻的認可。七月，乾隆帝前往木蘭圍場狩獵，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並兼任署步軍統領，負責京城的治安和防衛。十月，乾隆帝賜予阿克敦紫禁城內騎馬的殊榮，這是對年長官員的一種優待，顯示出乾隆帝對阿克敦的特別關照。到了十二月，乾隆帝還賜予阿克敦禦書“協中輔治”的匾額，表彰他在輔佐治理國家方麵的貢獻。
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前往河南視察，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並兼任署左都禦史，進一步加強了他在監察係統中的地位。這一年九月，阿克敦擔任左都禦史，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確保政府運作的廉潔與高效。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阿克敦被任命為署步軍統領，負責京城的安全保衛工作。這一職務顯示了乾隆帝對阿克敦的信任與倚重，特別是在重大活動期間，確保京城安全至關重要。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阿克敦迎來了自己的七十壽辰。四月，乾隆帝親自書寫“讚元錫嘏”的匾額賜予阿克敦，以表彰他在國家治理中的卓越貢獻。五月，乾隆帝前往盛京（今沈陽），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處理政務，確保首都的穩定。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阿克敦的身體狀況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乾隆二十年（1755），由於目疾的影響，阿克敦不得不請假休養。乾隆帝得知後，派遣太醫為其診治，顯示出對阿克敦健康的關心。盡管阿克敦多次請求退休，但乾隆帝仍然希望他繼續為國家服務，直到最終批準了他的致仕請求。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阿克敦去世。乾隆帝得知消息後，派遣散秩大臣率同侍衛前往祭奠，並賜予一千兩白銀用於辦理喪事。同時，賜予阿克敦“文勤”的諡號，這是對他一生勤勉治國、忠心耿耿的認可。
結語
阿克敦的一生，不僅是個人奮鬥成功的典範，更是清代官僚體係變遷的一個縮影。他憑借著不懈的努力與堅持，在充滿挑戰的政治環境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了曆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之一。這段傳奇故事，至今仍然激勵著無數後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