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佐 理 曾 幕
郭嵩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後不久，因雙親相繼去世而回家守孝。這段時間對於他來說既是悲傷也是沉思的時期，但命運很快將他推向了曆史的風口浪尖。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其勢力迅速蔓延至湖南，直接威脅到了清朝統治的核心區域。此時，正在家鄉丁憂的曾國藩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要求他組織地方武裝抵抗太平軍。起初，曾國藩多次推辭，不願出山，但最終在好友郭嵩燾的勸說下同意組建湘軍。
郭嵩燾不僅說服了曾國藩接受這一艱巨任務，更成為了湘軍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他在招募士兵、籌集軍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提出了編練水師的建議，這在後來證明是極其關鍵的一招。當時，太平軍之所以能夠在長江流域取得優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強大的水軍力量。因此，當郭嵩燾向江忠源提出加強水上作戰能力時，立即得到了讚同。隨後，通過向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請求製造戰船，湘軍終於擁有了足以抗衡太平軍水師的力量，從而扭轉了戰場上的不利局麵。憑借這些貢獻，郭嵩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
在此之後的三年裏，郭嵩燾繼續為湘軍服務，尤其是在財政方麵做出了巨大努力。他頻繁往返於湖南與浙江之間籌集資金支持前線作戰，期間還特意訪問了上海。這次旅行對郭嵩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上海，他參觀了外國人創辦的圖書館以及先進的蒸汽輪船，親眼目睹了西方科技所帶來的變化。這些經曆讓他深刻認識到中國在許多領域落後於西方國家的事實，激發了他對學習外國先進知識和技術的興趣。
二、任職朝中
郭嵩燾在鹹豐六年（1856年）年末北上京城，擔任翰林院編修。在北京，他受到了當時權傾朝野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以嚴厲著稱，主張通過嚴刑峻法來整頓吏治腐敗，這與郭嵩燾對於改革官場風氣的想法不謀而合。由於得到肅順的支持，郭嵩燾很快便獲得了鹹豐帝的召見，並被任命為南書房行走，成為皇帝身邊的近臣。鹹豐帝對他的才華和見識頗為讚賞，期望他能夠在未來繼續為國家效力。
然而，郭嵩燾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鹹豐九年（1859年），他被派往天津前線協助僧格林沁處理防務工作。遺憾的是，這次任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僧格林沁對待郭嵩燾的態度十分冷淡，雙方合作極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燾又被委任前往山東沿海地區調查貿易稅收問題。盡管沒有欽差大臣的正式身份，但地方官員們都知道他是皇帝欽點的人選，因此對他給予了特別的禮遇。不過，郭嵩燾一向清廉自守，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饋贈或特殊待遇，這種行為讓許多試圖討好他的官員感到尷尬甚至不滿。
抵達目的地後，郭嵩燾立即著手調查當地稅務狀況。經過仔細核查賬目，他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普遍存在貪汙稅款的行為，且額外勒索嚴重，數額遠超正規稅收。麵對這種情況，郭嵩燾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進行整頓，包括設立新的機構來監管稅收流程，以期提高政府收入並打擊腐敗現象。然而，這些行動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經，尤其是當郭嵩燾未事先與會辦李湘及山東巡撫文煜協商便直接采取行動時，更引發了強烈的反彈。最終，在僧格林沁的彈劾下，郭嵩燾被迫於鹹豐十年（1860年）初離開山東返回北京，並受到了“降二級調用”的處罰。雖然名義上仍留在南書房任職，但實際上已失去了實質性的權力。
回到北京後的郭嵩燾深感失望與無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於當前政治環境的看法，認為僅僅依靠個人努力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弊端。在他看來，真正需要做的是簡化法律程序、強化實際治理效果而非一味強調懲罰力度。這一觀點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狀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對未來改革方向的獨特見解。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燾迎來了職業生涯中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被任命為蘇鬆糧儲道，隨後不久轉任兩淮鹽運使。這兩個職務都涉及到重要的經濟事務管理，顯示了朝廷對他能力的認可。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他又進一步升遷至廣東巡撫的位置，負責鎮壓該省境內殘餘的太平軍勢力。然而，這段任期同樣充滿了挑戰。由於與兩廣總督瑞麟之間存在矛盾，郭嵩燾僅在位不到三年便因意見不合而被免職，再次回到了湖南老家。
盡管遭遇了多次挫折，但郭嵩燾並未就此消沉下去。相反，他利用這段時間投身於教育事業，在長沙城南書院和思賢講舍開設課程傳授知識，繼續用自己的方式影響著周圍的人。
三、奔波洋務
光緒元年（1875年）初，郭嵩燾在軍機大臣文祥的推薦下重新出仕，被任命為福建按察使。此時正值清政府開始重視洋務運動，力圖通過引進西方科技來增強國力。郭嵩燾對此深有見解，他撰寫了《條陳海防事宜》上奏朝廷，明確指出將西方國家的強大僅僅歸因於軍事技術是錯誤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要想真正實現富強，必須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模式，發展本國的工商業體係。這一觀點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使郭嵩燾一時名聲大噪。
同年，雲南發生了“馬嘉理案”，這起事件中一名英國官員被當地民眾殺害，導致英方強烈抗議，並要求中國政府派遣高級官員前往英國正式道歉。麵對這一外交危機，清政府最終決定派遣郭嵩燾作為首任駐英大使，以示誠意。然而，這個決定卻遭到了國內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許多頑固派官僚和士大夫認為此舉是對國家尊嚴的損害，甚至有人編造諷刺對聯嘲笑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些攻擊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閉關自守心態以及對新事物的恐懼與排斥。
盡管麵臨巨大壓力，但郭嵩燾並沒有退縮。他在等待赴英期間還積極參與了其他重要事務，例如署理兵部侍郎一職時，他就針對雲南巡撫岑毓英在處理馬嘉理案中的失職行為提出了彈劾。郭嵩燾在奏折中不僅批評了岑毓英個人的責任，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整個官僚體係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盲目自信、拒絕接受外界變化的傳統主義者。這樣的言論自然又引發了新一輪的非議，“漢奸”、“貳臣”等惡名紛紛加諸其身。
幸運的是，在這段艱難時期裏，郭嵩燾得到了一些開明官員的支持，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李鴻章深知郭嵩燾的價值所在，並在多個場合為其辯護。此外，慈禧太後也多次召見郭嵩燾，給予鼓勵和支持，表明了最高層對於改革派力量的認可。
四、駐英使節
光緒二年（1876年）冬，郭嵩燾率領副使劉錫鴻等隨員三十餘人啟程前往英國，開始了他作為中國首位駐外使節的曆史使命。抵達倫敦後，郭嵩燾不僅設立了使館，還在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了駐法公使的職務。在旅途中，他將沿途見聞詳盡記錄於《使西紀程》一書中，其中盛讚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製度，並主張中國應當深入研究和學習這些先進的經驗。然而，《使西紀程》寄回國內後卻遭到了頑固派官僚的猛烈抨擊，直到郭嵩燾去世，該書也未能公開發行。
到達英國後，郭嵩燾積極考察當地的政體、教育體係以及科學狀況。他訪問了多所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及報社，並結識了許多學者專家。盡管已屆六十高齡，但他依然勤奮地學習外語，以更好地理解並吸收西方文化與知識。同時，他還不斷向國內寄送關於西方社會各個方麵的觀察報告，並提出了一係列中肯的建議，希望能夠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1877年初，正值清軍在新疆地區進行收複失地的戰役。當時，英國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幹預這一局勢，企圖挽救阿古柏政權。回國述職的英國外交官威妥瑪為此事與郭嵩燾進行了交涉，提出了三項照會章程。郭嵩燾在不清楚具體戰況的情況下，曾建議清廷利用這次談判機會製定合理的協議來確保邊疆安全。但當得知英方有意派遣“駐喀什噶爾使臣”時，郭嵩燾立即表示強烈反對，指出喀什噶爾屬於中國領土，而阿古柏政權的存在嚴重損害了當地百姓的利益。他認為，在中國正努力恢複主權之際，英方的行為無異於支持分裂勢力，因此要求英方收回相關決定。最終，由於阿古柏突然去世，派駐使臣之事未能實現。隨後，郭嵩燾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建議清廷授權左宗棠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行動，以徹底解決新疆問題。同年年底，清軍成功收複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為了保護海外華僑權益，郭嵩燾上奏朝廷建議在華僑聚居的城市設立領事館。這一提議得到了清政府的認可，並很快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等地建立了領事機構，從而有效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此外，郭嵩燾還參觀了位於倫敦郊區的一家電力工廠，在那裏首次接觸到了電話這項新發明。他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自己與助手之間通過電話進行通話的經曆，表達了對這種新興通訊技術的好奇與讚歎。
在英期間，郭嵩燾深刻感受到毒品泛濫給社會帶來的危害，特別是鴉片對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為此，他兩次上書請求加強禁煙力度，並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措施。同時，鑒於中外交流日益頻繁，郭嵩燾還建議總理衙門編纂一套《通商則例》，以便各省官員及各國駐華使節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有章可循。雖然最終並未正式出版《通商則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被翻譯成中文供參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動外，郭嵩燾還參與處理了諸多具體外交事務，並接待了中國首批海軍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的嚴複等人。郭嵩燾以其不卑不亢的態度贏得了駐在國政府的高度評價，在卸任返回中國時，英法兩國都對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歸國
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燾在英國擔任駐英公使期間，與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劉錫鴻是一位守舊頑固的官員，他對郭嵩燾的行為極為不滿，並暗中對其進行詆毀。劉錫鴻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一是在參觀甲敦炮台時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見到巴西國王時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宮殿聽音樂時多次取閱音樂單。這些行為在劉錫鴻看來是違背傳統禮節的表現，但在國際禮儀上卻是恰當且符合外交慣例的。
劉錫鴻不僅私下裏對郭嵩燾進行攻擊，還在使館內公開表示：“這個京師之內都指名為漢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還秘密向朝廷密劾郭嵩燾，列舉了所謂的“十款”罪責，試圖通過羅織罪名來徹底摧毀郭嵩燾的政治生涯。與此同時，國內的頑固派也強烈響應，翰林院編修何金壽更是參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這種指控無疑是給郭嵩燾扣上了嚴重的政治帽子。
麵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非議，郭嵩燾感到十分沮喪。盡管他在外交事務上的表現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認可，甚至被稱讚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但這些正麵評價並未能改變他在國內的形象。到了光緒五年（1879年），郭嵩燾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決定黯然回國，以稱病為由回籍休養。
歸國後的郭嵩燾遭遇了更加嚴峻的挑戰。當他乘船抵達長沙時，湘陰地區爆發了強烈的守舊排外情緒，形勢非常緊張。就連使用小火輪拖帶木船進入省城這樣的小事也受到了長沙、善化兩縣官員的阻撓。大街上貼滿了大罵郭嵩燾“勾通洋人”的標語，地方官員對他的態度也非常傲慢無禮，盡管他仍然保留著欽差使臣的官銜。
盡管身處逆境，郭嵩燾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蟄居鄉野期間，依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問題上書朝廷，並致書李鴻章等重臣表達自己的觀點。晚年，他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在湖南開設禁煙會，致力於宣傳禁煙運動。每年的大年初一，郭嵩燾都有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歲的他在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隨雲變，鏡裏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複與誰論？”這首詩深刻地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表達了對時局變幻和個人命運的感慨。
光緒十七年（1891年），郭嵩燾因病去世，享年73歲。在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求朝廷將郭嵩燾的事跡載入國史館，並請賜予諡號，但這一請求未獲批準。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受外界爭議，因此不為其追贈諡號。”
郭嵩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後不久，因雙親相繼去世而回家守孝。這段時間對於他來說既是悲傷也是沉思的時期，但命運很快將他推向了曆史的風口浪尖。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其勢力迅速蔓延至湖南，直接威脅到了清朝統治的核心區域。此時，正在家鄉丁憂的曾國藩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要求他組織地方武裝抵抗太平軍。起初，曾國藩多次推辭，不願出山，但最終在好友郭嵩燾的勸說下同意組建湘軍。
郭嵩燾不僅說服了曾國藩接受這一艱巨任務，更成為了湘軍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他在招募士兵、籌集軍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提出了編練水師的建議，這在後來證明是極其關鍵的一招。當時，太平軍之所以能夠在長江流域取得優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強大的水軍力量。因此，當郭嵩燾向江忠源提出加強水上作戰能力時，立即得到了讚同。隨後，通過向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請求製造戰船，湘軍終於擁有了足以抗衡太平軍水師的力量，從而扭轉了戰場上的不利局麵。憑借這些貢獻，郭嵩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
在此之後的三年裏，郭嵩燾繼續為湘軍服務，尤其是在財政方麵做出了巨大努力。他頻繁往返於湖南與浙江之間籌集資金支持前線作戰，期間還特意訪問了上海。這次旅行對郭嵩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上海，他參觀了外國人創辦的圖書館以及先進的蒸汽輪船，親眼目睹了西方科技所帶來的變化。這些經曆讓他深刻認識到中國在許多領域落後於西方國家的事實，激發了他對學習外國先進知識和技術的興趣。
二、任職朝中
郭嵩燾在鹹豐六年（1856年）年末北上京城，擔任翰林院編修。在北京，他受到了當時權傾朝野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以嚴厲著稱，主張通過嚴刑峻法來整頓吏治腐敗，這與郭嵩燾對於改革官場風氣的想法不謀而合。由於得到肅順的支持，郭嵩燾很快便獲得了鹹豐帝的召見，並被任命為南書房行走，成為皇帝身邊的近臣。鹹豐帝對他的才華和見識頗為讚賞，期望他能夠在未來繼續為國家效力。
然而，郭嵩燾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鹹豐九年（1859年），他被派往天津前線協助僧格林沁處理防務工作。遺憾的是，這次任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僧格林沁對待郭嵩燾的態度十分冷淡，雙方合作極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燾又被委任前往山東沿海地區調查貿易稅收問題。盡管沒有欽差大臣的正式身份，但地方官員們都知道他是皇帝欽點的人選，因此對他給予了特別的禮遇。不過，郭嵩燾一向清廉自守，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饋贈或特殊待遇，這種行為讓許多試圖討好他的官員感到尷尬甚至不滿。
抵達目的地後，郭嵩燾立即著手調查當地稅務狀況。經過仔細核查賬目，他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普遍存在貪汙稅款的行為，且額外勒索嚴重，數額遠超正規稅收。麵對這種情況，郭嵩燾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進行整頓，包括設立新的機構來監管稅收流程，以期提高政府收入並打擊腐敗現象。然而，這些行動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經，尤其是當郭嵩燾未事先與會辦李湘及山東巡撫文煜協商便直接采取行動時，更引發了強烈的反彈。最終，在僧格林沁的彈劾下，郭嵩燾被迫於鹹豐十年（1860年）初離開山東返回北京，並受到了“降二級調用”的處罰。雖然名義上仍留在南書房任職，但實際上已失去了實質性的權力。
回到北京後的郭嵩燾深感失望與無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於當前政治環境的看法，認為僅僅依靠個人努力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弊端。在他看來，真正需要做的是簡化法律程序、強化實際治理效果而非一味強調懲罰力度。這一觀點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狀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對未來改革方向的獨特見解。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燾迎來了職業生涯中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被任命為蘇鬆糧儲道，隨後不久轉任兩淮鹽運使。這兩個職務都涉及到重要的經濟事務管理，顯示了朝廷對他能力的認可。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他又進一步升遷至廣東巡撫的位置，負責鎮壓該省境內殘餘的太平軍勢力。然而，這段任期同樣充滿了挑戰。由於與兩廣總督瑞麟之間存在矛盾，郭嵩燾僅在位不到三年便因意見不合而被免職，再次回到了湖南老家。
盡管遭遇了多次挫折，但郭嵩燾並未就此消沉下去。相反，他利用這段時間投身於教育事業，在長沙城南書院和思賢講舍開設課程傳授知識，繼續用自己的方式影響著周圍的人。
三、奔波洋務
光緒元年（1875年）初，郭嵩燾在軍機大臣文祥的推薦下重新出仕，被任命為福建按察使。此時正值清政府開始重視洋務運動，力圖通過引進西方科技來增強國力。郭嵩燾對此深有見解，他撰寫了《條陳海防事宜》上奏朝廷，明確指出將西方國家的強大僅僅歸因於軍事技術是錯誤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要想真正實現富強，必須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模式，發展本國的工商業體係。這一觀點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使郭嵩燾一時名聲大噪。
同年，雲南發生了“馬嘉理案”，這起事件中一名英國官員被當地民眾殺害，導致英方強烈抗議，並要求中國政府派遣高級官員前往英國正式道歉。麵對這一外交危機，清政府最終決定派遣郭嵩燾作為首任駐英大使，以示誠意。然而，這個決定卻遭到了國內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許多頑固派官僚和士大夫認為此舉是對國家尊嚴的損害，甚至有人編造諷刺對聯嘲笑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些攻擊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閉關自守心態以及對新事物的恐懼與排斥。
盡管麵臨巨大壓力，但郭嵩燾並沒有退縮。他在等待赴英期間還積極參與了其他重要事務，例如署理兵部侍郎一職時，他就針對雲南巡撫岑毓英在處理馬嘉理案中的失職行為提出了彈劾。郭嵩燾在奏折中不僅批評了岑毓英個人的責任，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整個官僚體係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盲目自信、拒絕接受外界變化的傳統主義者。這樣的言論自然又引發了新一輪的非議，“漢奸”、“貳臣”等惡名紛紛加諸其身。
幸運的是，在這段艱難時期裏，郭嵩燾得到了一些開明官員的支持，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李鴻章。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李鴻章深知郭嵩燾的價值所在，並在多個場合為其辯護。此外，慈禧太後也多次召見郭嵩燾，給予鼓勵和支持，表明了最高層對於改革派力量的認可。
四、駐英使節
光緒二年（1876年）冬，郭嵩燾率領副使劉錫鴻等隨員三十餘人啟程前往英國，開始了他作為中國首位駐外使節的曆史使命。抵達倫敦後，郭嵩燾不僅設立了使館，還在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了駐法公使的職務。在旅途中，他將沿途見聞詳盡記錄於《使西紀程》一書中，其中盛讚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製度，並主張中國應當深入研究和學習這些先進的經驗。然而，《使西紀程》寄回國內後卻遭到了頑固派官僚的猛烈抨擊，直到郭嵩燾去世，該書也未能公開發行。
到達英國後，郭嵩燾積極考察當地的政體、教育體係以及科學狀況。他訪問了多所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及報社，並結識了許多學者專家。盡管已屆六十高齡，但他依然勤奮地學習外語，以更好地理解並吸收西方文化與知識。同時，他還不斷向國內寄送關於西方社會各個方麵的觀察報告，並提出了一係列中肯的建議，希望能夠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1877年初，正值清軍在新疆地區進行收複失地的戰役。當時，英國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幹預這一局勢，企圖挽救阿古柏政權。回國述職的英國外交官威妥瑪為此事與郭嵩燾進行了交涉，提出了三項照會章程。郭嵩燾在不清楚具體戰況的情況下，曾建議清廷利用這次談判機會製定合理的協議來確保邊疆安全。但當得知英方有意派遣“駐喀什噶爾使臣”時，郭嵩燾立即表示強烈反對，指出喀什噶爾屬於中國領土，而阿古柏政權的存在嚴重損害了當地百姓的利益。他認為，在中國正努力恢複主權之際，英方的行為無異於支持分裂勢力，因此要求英方收回相關決定。最終，由於阿古柏突然去世，派駐使臣之事未能實現。隨後，郭嵩燾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建議清廷授權左宗棠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行動，以徹底解決新疆問題。同年年底，清軍成功收複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為了保護海外華僑權益，郭嵩燾上奏朝廷建議在華僑聚居的城市設立領事館。這一提議得到了清政府的認可，並很快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等地建立了領事機構，從而有效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此外，郭嵩燾還參觀了位於倫敦郊區的一家電力工廠，在那裏首次接觸到了電話這項新發明。他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自己與助手之間通過電話進行通話的經曆，表達了對這種新興通訊技術的好奇與讚歎。
在英期間，郭嵩燾深刻感受到毒品泛濫給社會帶來的危害，特別是鴉片對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為此，他兩次上書請求加強禁煙力度，並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措施。同時，鑒於中外交流日益頻繁，郭嵩燾還建議總理衙門編纂一套《通商則例》，以便各省官員及各國駐華使節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有章可循。雖然最終並未正式出版《通商則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被翻譯成中文供參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動外，郭嵩燾還參與處理了諸多具體外交事務，並接待了中國首批海軍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的嚴複等人。郭嵩燾以其不卑不亢的態度贏得了駐在國政府的高度評價，在卸任返回中國時，英法兩國都對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歸國
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燾在英國擔任駐英公使期間，與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劉錫鴻是一位守舊頑固的官員，他對郭嵩燾的行為極為不滿，並暗中對其進行詆毀。劉錫鴻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一是在參觀甲敦炮台時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見到巴西國王時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宮殿聽音樂時多次取閱音樂單。這些行為在劉錫鴻看來是違背傳統禮節的表現，但在國際禮儀上卻是恰當且符合外交慣例的。
劉錫鴻不僅私下裏對郭嵩燾進行攻擊，還在使館內公開表示：“這個京師之內都指名為漢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還秘密向朝廷密劾郭嵩燾，列舉了所謂的“十款”罪責，試圖通過羅織罪名來徹底摧毀郭嵩燾的政治生涯。與此同時，國內的頑固派也強烈響應，翰林院編修何金壽更是參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這種指控無疑是給郭嵩燾扣上了嚴重的政治帽子。
麵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非議，郭嵩燾感到十分沮喪。盡管他在外交事務上的表現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認可，甚至被稱讚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但這些正麵評價並未能改變他在國內的形象。到了光緒五年（1879年），郭嵩燾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決定黯然回國，以稱病為由回籍休養。
歸國後的郭嵩燾遭遇了更加嚴峻的挑戰。當他乘船抵達長沙時，湘陰地區爆發了強烈的守舊排外情緒，形勢非常緊張。就連使用小火輪拖帶木船進入省城這樣的小事也受到了長沙、善化兩縣官員的阻撓。大街上貼滿了大罵郭嵩燾“勾通洋人”的標語，地方官員對他的態度也非常傲慢無禮，盡管他仍然保留著欽差使臣的官銜。
盡管身處逆境，郭嵩燾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蟄居鄉野期間，依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問題上書朝廷，並致書李鴻章等重臣表達自己的觀點。晚年，他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在湖南開設禁煙會，致力於宣傳禁煙運動。每年的大年初一，郭嵩燾都有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歲的他在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隨雲變，鏡裏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複與誰論？”這首詩深刻地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表達了對時局變幻和個人命運的感慨。
光緒十七年（1891年），郭嵩燾因病去世，享年73歲。在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求朝廷將郭嵩燾的事跡載入國史館，並請賜予諡號，但這一請求未獲批準。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受外界爭議，因此不為其追贈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