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上農人
左宗棠，這位在晚清時期對中國政治、軍事乃至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其早年的經曆充滿了挫折與機遇。1847年，結束了在安化陶家長達八年的教書生涯後，左宗棠回到了家鄉湘陰柳莊。這期間，他不僅深入研讀了大量書籍，還積極實踐農學知識，在自家田地上嚐試改良耕作方法，同時對國家大事保持著高度關注。特別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麵對外敵入侵的嚴峻形勢，左宗棠提出了關於加強海防建設的意見，如建造新型戰船等建議，顯示出他對時局敏銳的洞察力。
然而，真正讓左宗棠名聲大噪的是1850年初（按農曆仍為道光二十九年底）的一次重要會麵。當時，已從雲貴總督任上退休回家鄉福建的林則徐途徑湖南，並特意邀請左宗棠前來相談。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近二十歲，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負使他們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誼。此次見麵地點設在長沙城內的船上，兩位誌士徹夜長談，內容廣泛而深刻，涵蓋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關鍵事件以及當前麵臨的挑戰。特別是對於邊疆安全問題，尤其是新疆地區的情勢，左宗棠表現出了獨到見解，令林則徐十分讚賞。
據記載，林則徐在這次交談中給予了左宗棠極高的評價，稱其為“不凡之才”、“絕世奇才”，並寄予厚望。這次相遇不僅是個人層麵的精神交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著新舊兩代改革者之間的火炬傳遞——林則徐代表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第一批覺醒者之一，而左宗棠則將在未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民族英雄。通過這次談話，林則徐看到了年輕一代中有人能夠繼續推進他的未竟事業，對抗外國勢力的同時致力於國家內部的現代化改革。
實際上，這次會晤也預示著左宗棠即將迎來自己人生中的轉折點。不久之後，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清朝政府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憑借之前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加上來自像林則徐這樣前輩的支持與推薦，左宗棠得以迅速崛起，成為平定內亂的關鍵人物之一。
二、戎幕坐嘯
1852年，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湖南，長沙城被圍攻，局勢危急。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邀出山，參與保衛長沙的行動。當時，左宗棠憑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組織能力，在戰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不僅負責調配軍需物資，還親自策劃防禦工事，使得長沙城在三個月內未被太平軍攻克，最終迫使太平軍撤退北上。這一勝利不僅為左宗棠贏得了聲譽，也為他日後更廣泛地參與到國家事務之中奠定了基礎。
隨後的一年，即1853年，左宗棠隨張亮基前往湖廣總督幕府工作。但當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時，左宗棠選擇返回家鄉湘陰，並沒有跟隨前往山東。然而，左宗棠並沒有因此而遠離政壇。1854年，隨著湖南局勢再度緊張，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邀請左宗棠再次加入幕府。這一次，左宗棠將在湖南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輔佐下，駱秉章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穩定湖南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安全形勢。這包括加強地方武裝力量、改善財政狀況以及支持前線作戰等多方麵的工作。由於左宗棠的有效策略與實施，湖南逐漸恢複了秩序，並且成為清政府對抗太平天國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此期間，左宗棠的表現引起了朝廷內外的關注。1855年，禦史宗稷辰向皇帝推薦了左宗棠；到了1856年，鑒於他在支援曾國藩部隊方麵的貢獻，清廷授予了左宗棠兵部郎中的官職並賞賜花翎作為獎勵。兩年後，即1858年，在駱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又被加封四品卿銜，顯示出其地位進一步提升。
然而，正當左宗棠聲望日隆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差點斷送了他的前程——這就是著名的“樊燮京控案”。1859年底至1860年初，時任湖南永州鎮總兵的樊燮因不滿於左宗棠對其處理不當的行為而向朝廷提起訴訟。此事迅速發酵成了一場政治風波，給左宗棠帶來了極大壓力。幸運的是，在好友胡林翼、郭嵩燾等人以及一些朝中顯貴如潘祖蔭等人的極力維護之下，加上鹹豐帝對左宗棠才能的認可，這場風波最終得以平息。
盡管經曆了這樣一次嚴重考驗，但左宗棠並未就此沉寂下去。相反地，此次事件反而讓更多人認識到了他的價值所在。“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句話便是在此背景下流傳開來，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左宗棠重要性的普遍認同。更重要的是，這也預示著左宗棠即將迎來自己職業生涯的新高峰：不久之後，他就將被委以重任，投入到更為廣闊的戰場之上
三、東平閩浙
1860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地區的威脅日益加劇，尤其是太平軍攻破了清軍設在江南的大營之後，局勢變得異常嚴峻。在此背景下，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的身份被派往協助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處理軍事事務。左宗棠迅速行動，在湖南招募了一支約5000人的部隊，稱為“楚軍”，並帶領這支隊伍前往江西和安徽與太平軍作戰，顯示出了他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
到了1861年，鑒於左宗棠在前線的表現以及他對穩定東南局勢的重要性，曾國藩向朝廷推薦左宗棠擔任浙江巡撫。同年，當太平軍占領杭州後，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並賦予他督辦軍務的重要職責。這一任命標誌著左宗棠從地方輔助角色躍升為省級行政長官，同時也意味著他將承擔起更加艱巨的任務——恢複浙江秩序，平定叛亂。
1862年至1863年間，左宗棠指揮下的軍隊取得了顯著進展。在他的領導下，由中外士兵組成的混合部隊如“常捷軍”、“常安軍”及“定勝軍”等協同作戰，成功收複了包括金華、紹興在內的多個重要城市。隨著戰事的推進，左宗棠於1863年被提升為閩浙總督，負責更廣泛區域內的軍事與行政管理工作。
1864年3月，經過艱苦奮戰，左宗棠終於率領部下攻克了杭州，這對於打擊太平天國勢力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勝利。為了表彰其功績，清政府授予左宗棠太子少保銜，並賜予黃馬褂作為榮譽象征。此後不久，他還進一步擴大了控製範圍，直至完全掌握整個浙江省。由於這些成就，左宗棠被封為一等恪靖伯，彰顯了他在平定內亂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但左宗棠並未因此而停止腳步。緊接著，他又奉命進入江西和福建繼續追剿殘餘的太平軍力量，特別是針對李世賢和汪海洋領導的隊伍。最終，在1866年初，左宗棠徹底消滅了這股反抗勢力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一帶，從而結束了長達十幾年之久的太平天國起義。
在完成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曆史使命之後，左宗棠開始關注如何加強國防建設的問題。他提出了減少冗兵、提高效率、強化訓練等一係列建議，並特別強調發展現代海軍的重要性。基於此理念，1866年，左宗棠上書請求設立專門機構來監督輪船製造項目，並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隨後，他選擇福州馬尾作為造船廠地址，並派遣人員赴海外采購先進設備和技術資料。同時，還創辦了求是堂藝局（後來改名為船政學堂），旨在培養中國自己的造船專家和海軍人才。
不幸的是，正當福州船政局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之時，西北邊疆又爆發了新的危機。麵對這種情況，左宗棠不得不離開東南沿海前往陝甘地區擔任總督職務，但他仍然關心著船政事業的發展。於是，他推薦了沈葆楨接替自己出任總理船政大臣一職。在沈葆楨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局於1867年開始正式運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采用西方技術建造現代化艦艇的企業
四、西靖陝甘
1862年，陝西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撚軍進入陝西的機會，聯合發動叛亂，寧夏地區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回民暴動，陝甘局勢迅速惡化。由於總督楊嶽斌無法有效控製局勢，清廷於1866年諭令左宗棠前往陝甘平定回民起事。
左宗棠於1866年末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民起事。然而，由於西撚軍進犯陝西，加之左宗棠認為撚軍實力強於回民軍，因此他首先選擇重點鎮壓撚軍。在多次與撚軍的交戰中，左宗棠雖屢次擊敗撚軍，但因回民軍的牽製以及撚軍的機動靈活，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等地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1867年末，撚軍由陝入晉，繼而進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因未能有效控製局勢，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但左宗棠並未氣餒，他率軍追擊撚軍，並建言獻策，最終於1868年協助李鴻章消滅了西撚軍。
在消滅撚軍後，左宗棠將主要精力轉向回民軍。他率軍進入陝北的延安、綏德、榆林一帶，先後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統領的起義軍。隨後，他進兵董誌原，大敗盤踞和被驅逐於此的回民軍，攻占該地，肅清慶陽、涇州。在此期間，左宗棠還努力恢複生產，推廣代田法、區田法，並撥款救濟饑民和歸降者。
在平定回民軍的過程中，左宗棠認定盤踞金積堡一帶的馬化龍是回民起事的罪魁禍首之一。他派劉鬆山進攻馬化龍的金積堡，但劉鬆山在戰鬥中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以劉鬆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鬆山，調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經過艱苦的戰鬥，左宗棠終於在1871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後被處死。
在肅清後方後，左宗棠開始進攻甘肅河州。當地回民軍領袖馬占鼇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在清軍的強大壓力下，馬占鼇於1872年投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被消滅。隨後，左宗棠派劉錦棠克複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又派徐占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在此期間，左宗棠還在蘭州創辦了甘肅機器製造局，推動了西北地區的近代化進程。
1873年，隨著西寧回民軍首領馬桂源投降並被處死，以及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慶、金順、劉錦棠等部大舉圍攻肅州，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後被處死。隨著肅州的克複，陝甘回民起事終於被平定。左宗棠因功被清廷授予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的職務，並賞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五、進軍新疆
1864年，新疆地區因受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的影響，陷入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麵。其中，喀什噶爾成為爭奪的焦點，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和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相繼向中亞的浩罕汗國求援，引來了該國的軍事頭目阿古柏。阿古柏於1867年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國”，加劇了新疆的動蕩。同時，沙俄也趁機於1871年7月侵占了伊犁，進一步加劇了新疆的危機。
麵對新疆的危機，清廷開始重視並采取措施。他們命令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並令左宗棠派兵進剿。然而，由於陝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並非穩著，但他仍於1872年1月派徐占彪進兵肅州，為收複新疆做準備。
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他認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複，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穩然不可犯。這一方針得到了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發了清廷內部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張放棄塞防以節省軍費用於海防。而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認為不收複新疆將導致陝甘清軍被長期牽製，且會招致英、俄的滲透。最終，左宗棠的觀點得到了清廷的認同。
於是，1875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製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確定戰略
在軍事戰略上，左宗棠展現出了卓越的遠見和深思熟慮。他提出的“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為清軍收複新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先北後南”的戰略意味著左宗棠決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於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進。這一戰略選擇是基於對阿古柏勢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區位的考慮。阿古柏的勢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達阪城、托克遜、吐魯番一線，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對薄弱，進軍難度較小。同時，北疆的烏魯木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收複此地可以進一步為收複伊犁創造有利條件。
在“緩進急戰”的戰略中，“緩進”並不意味著拖延時間，而是積極治軍，為未來的決戰做好充分準備。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增強軍隊戰鬥力。他不僅對主力湘軍進行了嚴格的整編，剔除空額，汰弱留強，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士兵，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以確保軍隊的士氣和忠誠度。通過這一係列的準備，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逐漸壯大，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
而“急戰”則是考慮到國庫空虛以及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由於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左宗棠決定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他要求軍隊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內獲取全勝，盡早收兵。
準備物資
在籌備西征的過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裝備和糧食供應的重要性。為此，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確保西征軍的戰鬥力和後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蘭州建立了“蘭州製造局”，專門負責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應對阿古柏軍隊的洋槍洋炮，他從廣州、浙江等地調來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製造了大量武器。這些武器不僅包括仿造的德國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還有改造後的中國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極大地提升了西征軍的戰鬥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糧食供應問題。他命令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通過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區收獲了大量的糧食，基本上解決了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然而，糧食供應仍然是一個緊迫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左宗棠建立了四條運輸路線，從甘肅河西、包頭、歸化、寧夏等地采購和運輸軍糧至新疆。此外，他還在新疆東部采買糧食，並嚐試向俄國人購買糧食。雖然關於這部分糧食的來源存在爭議，但左宗棠確實采取了多種措施來確保糧食供應。
籌措軍費
除了官方運輸外，左宗棠還廣泛設立運糧台站，並借用民力進行節節轉運。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運輸效率，還減輕了軍隊的負擔。
1876年，隨著收複新疆的戰爭一觸即發，軍費問題成為了擺在左宗棠麵前的一道難題。當時，各省積欠陝甘軍費已達2000餘萬兩，僅僅依靠各省關協餉根本無法解決這一龐大的軍費開支。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左宗棠決定采取借款的方式來籌措軍費。他援引沈葆楨為台灣防務借款的舊例，向朝廷請求借洋款一千萬兩。然而，這一提議卻遭到了沈葆楨的反對，使得借款計劃一度陷入困境。
經過幾番波折和協商，清廷最終下詔，令戶部撥款200萬兩、各省協餉300萬兩，並準許左宗棠自借洋款500萬兩。然而，這些資金仍然無法滿足西征軍的全部需求，經費短缺問題依然嚴峻。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左宗棠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多次為西征軍借洋款。1877年、1878年和1881年，他分別向洋商借款，總計在1874年至1881年間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此外，他還向華商借款846萬兩，以進一步緩解軍費壓力。
克複北疆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舉行莊嚴的祭旗儀式，標誌著他正式出兵收複新疆。他坐鎮肅州，精心策劃並指揮了這場艱苦卓絕的戰役。左宗棠命令劉錦棠和金順分別率領兩路大軍，先後出關，向新疆進發。
考慮到新疆地區飲水困難的實際情況，左宗棠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他將大軍分成千人一隊，每隔一天進發一隊，以確保每隊都能得到充足的飲水和補給。劉錦棠率領的北路軍從肅州出發，經過長途跋涉，順利進入了哈密。金順則率領南路軍，與劉錦棠在哈密會合。
在哈密，劉錦棠的部隊將之前從肅州等地陸續運來的軍糧進行再次轉運，翻越了險峻的東天山九曲險道，將這些寶貴的物資分運到了巴裏坤和古城等地。這些軍糧為後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
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就占據了距離烏魯木齊不足三百裏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這一戰略要地的占領，為收複烏魯木齊創造了有利條件。
同年8月，劉錦棠和金順兩軍協同作戰，經過激烈的戰鬥，成功攻下了烏魯木齊外圍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凶白彥虎、馬人得見勢不妙，棄烏魯木齊而逃。劉錦棠則兵不血刃地收複了烏魯木齊（8月18日）。緊接著，金順進占了昌吉，而榮全在劉錦棠的協助下也攻克了瑪納斯城。
打開南疆
在收複北疆後，左宗棠並未停下腳步，而是將目光轉向了南疆，準備進一步打開通往南疆的門戶。達阪、托克遜、吐魯番三城作為南疆的戰略要地，對於整個戰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左宗棠深知南疆戰役的艱巨性，他告誡劉錦棠不要急於求成，要穩紮穩打。同時，他精心布置了三路進軍計劃，命令金順留守烏魯木齊，而以劉錦棠為前線總指揮，全權負責南疆的收複工作。
1877年4月，劉錦棠率領大軍出擊，迅速收複了達阪城和托克遜城。與此同時，徐占彪與張曜也在鹽池會師，成功攻克了吐魯番的門戶七克騰木。阿古柏見勢不妙，隻好放棄吐魯番，逃往焉耆，隻留下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然而，劉錦棠、張曜、徐占彪三軍迅速合擊，又收複了吐魯番。
阿古柏見通往南疆的門戶已經被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便服毒自殺（也有說法是被毒殺）。他的長子伯克胡裏為了爭權奪位，殺死了自己的弟弟，並率領殘部逃往喀什。而白彥虎則率領餘眾逃竄到了開都河一帶。
然而，在清軍收複新疆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英使威妥瑪多次對清廷進行恫嚇，並試圖阻撓清軍的進軍。此時，他又勸清廷停止進軍，將阿古柏勢力認作藩屬。同時，海防派也在朝廷中運作，試圖阻止清軍的收複行動。
麵對這些壓力，左宗棠毫不退縮。他上疏據理力爭，強調新疆的戰略意義以及當前的大好形勢。同時，他還提出了要在新疆實行省製的建議。最終，他的堅持和努力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清軍得以繼續新疆的收複戰。
收複南疆
在清軍成功打開南疆門戶後，左宗棠並未滿足於已有的戰果，而是繼續指揮西征軍向南疆深處挺進。此時，沙俄與土耳其之間正爆發第十次俄土戰爭，金順建議利用這一時機，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然而，左宗棠深思熟慮後認為，此舉師出無名，可能會遭到沙俄的譴責和反擊，因此決定留下不打。
同年8月，清軍從正道向西挺進，開始了南疆的全麵收複行動。他們首先收複了南疆東四城，即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和烏什。這些城市的收複，為清軍進一步深入南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後，清軍又再接再厲，收複了南疆西四城，即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伯克胡裏與白彥虎見大勢已去，隻好逃往俄國，尋求庇護。至此，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終於被平息。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役中，左宗棠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戰略眼光。他指揮若定，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在他的領導下，西征軍將士們英勇奮戰，不怕犧牲，最終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
1878年1月2日（農曆仍為光緒三年），和田被成功克複，標誌著南疆的全麵收複。這一消息傳來後，清廷對左宗棠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詔封他為二等恪靖侯。同時，新疆各地也紛紛在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以表達對左宗棠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六、壯士長歌
1871年，沙俄趁著新疆地區動蕩之際，出兵占領了伊犁，並聲稱此舉是為了維持當地秩序。然而，這一行動實際上反映了俄國對領土擴張的野心。當時，清政府正麵臨內憂外患，阿古柏在新疆建立偽政權，嚴重威脅到清朝對新疆的統治。但隨著左宗棠領導下的西征軍逐漸收複失地，包括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清廷開始考慮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犁問題。
1878年，左宗棠多次向朝廷上書，提議設立新疆行省並收回伊犁，同時要求引渡叛亂分子胡裏和白彥虎等人。期間，他也嚐試與俄國方麵直接溝通，但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隨後，清廷派遣崇厚前往俄國談判，但因對方提出苛刻條件而未能達成協議。崇厚被迫簽訂了《裏瓦幾亞條約》，該條約內容對中國極為不利，引發了國內強烈不滿。左宗棠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向皇帝闡述了其觀點，認為不應輕易割讓國土以求和平，主張應先通過外交努力解決問題，若失敗則準備武力對抗。
鑒於此，清政府決定重新派遣曾紀澤赴俄重開談判，與此同時，左宗棠積極籌備軍事行動作為後盾。他將部隊分為三路向伊犁方向推進，並親自坐鎮哈密指揮全局。在哈密期間，除了加強軍隊訓練外，他還致力於改善後勤保障，如修路、屯田等措施，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足準備。這些舉動無疑增加了中國在談判中的籌碼。
麵對清軍的強大壓力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俄土戰爭剛結束），俄國最終選擇妥協。1881年2月24日，在曾紀澤的努力下，《中俄伊犁條約》正式簽署。根據新條約，雖然中國需支付更多賠款且喪失部分領土，但仍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同時也在領事權等方麵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恢複。對於這一結果，左宗棠內心複雜，既認可了曾紀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對國家利益的貢獻，也表達了對未能完全實現目標的遺憾之情。
七、外放兩江
1881年，左宗棠被召至北京擔任軍機大臣，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負責管理兵部事務。在北京期間，他積極參與了多項國家大事的處理，包括練兵、治理黃河水患以及禁煙運動等。然而，由於與同僚之間存在意見不合，加上自身並不習慣於中央政府的工作方式，使得他在京城任職的經曆並不十分愉快。
同年10月，鑒於其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以往在地方上的成功經驗，清廷決定調任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兩江地區指的是今天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且對外交流頻繁的重要區域之一。到任後，左宗棠立即著手推動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來促進當地發展。其中包括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對鹽務進行整頓以增加財政收入；支持開展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加強海防建設以抵禦外來威脅等。這些舉措有效地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882年沙俄正式歸還伊犁之後，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上書建議在新疆設立行省。他認為，鑒於新疆剛剛收複且西征大軍尚未完全撤離，此時正是建立省級行政區劃的最佳時機。通過設置正式的地方政權機構，不僅能夠更好地鞏固邊疆安全，還能加快恢複生產生活的步伐，有利於實現對該地區的有效管理和長遠規劃。經過多次懇切陳詞，最終說服了清政府采納其建議。於是，從1883年起，有關新疆建省的各項準備工作陸續展開，直至1884年（光緒十年），新疆省正式成立。
八、督師抗法
1883年，中法之間的緊張局勢因越南問題而急劇升級。法國試圖加強對越南的控製，並意圖通過越南進一步向中國南部擴張其勢力範圍。麵對這一嚴峻形勢，左宗棠敏銳地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他不僅上奏清廷詳細分析了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及可能引發的後果，還主動請纓前往前線督軍作戰。與此同時，為了增強軍隊實力，他還命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組建了一支名為“恪靖定邊軍”的部隊，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衝突。盡管清政府同意了他的部分提議，但出於對左宗棠健康狀況以及戰略層麵考慮，並未批準他親赴前線指揮。
隨著中法戰爭的爆發，尤其是1884年馬尾海戰後中國海軍遭受重創的消息傳來，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之中。在此背景下，原本因眼疾在家休養的左宗棠提前結束假期返回北京，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並負責管理神機營事務。同年8月，在法國艦隊摧毀福建馬尾的中國海軍基地之後，清廷終於決定派遣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南下督辦閩海軍務，希望能夠扭轉不利局麵。抵達福州後，左宗棠迅速采取行動加強沿海防禦體係，並組織起一支名為“恪靖援台軍”的隊伍準備支援台灣。
進入1885年後，雖然在鎮南關戰役中取得了顯著勝利，甚至成功收複了諒山等地，但清政府卻選擇了趁勝求和的戰略方向，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與法國進行和平談判。對於這種做法，作為堅定主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左宗棠感到非常不滿，他認為應該繼續施加壓力迫使對方接受更加有利的條件。為此，他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題為《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的奏疏，力圖說服決策者改變既定方針，可惜未能如願。
更令左宗棠氣憤的是，潘鼎新、劉銘傳等人借機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及其支持者台灣道劉璈，導致二人失去權力。麵對如此局麵，左宗棠不得不站出來為自己的部下辯護，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情緒。最終，在屢次建議未被采納的情況下，這位老將選擇了稱病辭職的方式表達抗議，結束了自己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生涯。
九、抱憾而終
1885年，左宗棠雖已年逾古稀，但依然心係國家安危。那一年的7月29日，在意識到自己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他向朝廷提交了兩份重要的奏折。第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建議設立專門負責海防事務的大臣職位，以加強沿海地區的防禦能力；第二份則提議將福建巡撫的職責範圍調整為專注於台灣島的治理，即成立一個獨立的台灣省。這些建議反映了他對當時中國麵臨外來威脅時所表現出的戰略眼光與前瞻性思考。
不久之後，清政府采納了他的部分建議，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並最終決定將台灣正式設為一省，這標誌著左宗棠生前最後的努力得到了認可。然而，就在這些重要決策出台之際，左宗棠卻因病重無法親眼見證其實現。
同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逝世，享年七十四歲。臨終前，他口述了一份遺折給皇帝，這份遺言充滿了對國家未來的深切憂慮以及對未竟事業的遺憾。左宗棠首先表達了對清朝統治者的感激之情，感謝多年來給予的信任和支持。接著，他提到了中法戰爭期間未能充分展示國力、徹底擊敗敵人的不甘心，認為這場衝突是檢驗中國實力的關鍵時刻。盡管如此，左宗棠並沒有沉浸在個人的情緒之中，而是提出了多項關於如何增強國力的具體建議，包括加強軍事建設、發展教育體係等措施，並鼓勵年輕的光緒帝繼續努力振興國家。
消息傳到北京後，清廷上下深感悲痛。為了表彰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一生為國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9月27日，清政府追贈左宗棠為太傅，並賜予“文襄”這一尊貴的諡號。“文襄”意指其既有卓越的文學才華又具備優秀的輔佐之能，是對左宗棠全麵才能的高度肯定。此外，還特別允許將其牌位供奉在京師的昭忠祠（紀念忠勇將士）和賢良祠（紀念德才兼備之人），並在湖南及其立功省份建立專祠以示紀念。
左宗棠，這位在晚清時期對中國政治、軍事乃至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其早年的經曆充滿了挫折與機遇。1847年，結束了在安化陶家長達八年的教書生涯後，左宗棠回到了家鄉湘陰柳莊。這期間，他不僅深入研讀了大量書籍，還積極實踐農學知識，在自家田地上嚐試改良耕作方法，同時對國家大事保持著高度關注。特別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麵對外敵入侵的嚴峻形勢，左宗棠提出了關於加強海防建設的意見，如建造新型戰船等建議，顯示出他對時局敏銳的洞察力。
然而，真正讓左宗棠名聲大噪的是1850年初（按農曆仍為道光二十九年底）的一次重要會麵。當時，已從雲貴總督任上退休回家鄉福建的林則徐途徑湖南，並特意邀請左宗棠前來相談。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近二十歲，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負使他們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誼。此次見麵地點設在長沙城內的船上，兩位誌士徹夜長談，內容廣泛而深刻，涵蓋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關鍵事件以及當前麵臨的挑戰。特別是對於邊疆安全問題，尤其是新疆地區的情勢，左宗棠表現出了獨到見解，令林則徐十分讚賞。
據記載，林則徐在這次交談中給予了左宗棠極高的評價，稱其為“不凡之才”、“絕世奇才”，並寄予厚望。這次相遇不僅是個人層麵的精神交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著新舊兩代改革者之間的火炬傳遞——林則徐代表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第一批覺醒者之一，而左宗棠則將在未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民族英雄。通過這次談話，林則徐看到了年輕一代中有人能夠繼續推進他的未竟事業，對抗外國勢力的同時致力於國家內部的現代化改革。
實際上，這次會晤也預示著左宗棠即將迎來自己人生中的轉折點。不久之後，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清朝政府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憑借之前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加上來自像林則徐這樣前輩的支持與推薦，左宗棠得以迅速崛起，成為平定內亂的關鍵人物之一。
二、戎幕坐嘯
1852年，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湖南，長沙城被圍攻，局勢危急。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邀出山，參與保衛長沙的行動。當時，左宗棠憑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組織能力，在戰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不僅負責調配軍需物資，還親自策劃防禦工事，使得長沙城在三個月內未被太平軍攻克，最終迫使太平軍撤退北上。這一勝利不僅為左宗棠贏得了聲譽，也為他日後更廣泛地參與到國家事務之中奠定了基礎。
隨後的一年，即1853年，左宗棠隨張亮基前往湖廣總督幕府工作。但當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時，左宗棠選擇返回家鄉湘陰，並沒有跟隨前往山東。然而，左宗棠並沒有因此而遠離政壇。1854年，隨著湖南局勢再度緊張，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邀請左宗棠再次加入幕府。這一次，左宗棠將在湖南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輔佐下，駱秉章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穩定湖南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安全形勢。這包括加強地方武裝力量、改善財政狀況以及支持前線作戰等多方麵的工作。由於左宗棠的有效策略與實施，湖南逐漸恢複了秩序，並且成為清政府對抗太平天國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此期間，左宗棠的表現引起了朝廷內外的關注。1855年，禦史宗稷辰向皇帝推薦了左宗棠；到了1856年，鑒於他在支援曾國藩部隊方麵的貢獻，清廷授予了左宗棠兵部郎中的官職並賞賜花翎作為獎勵。兩年後，即1858年，在駱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又被加封四品卿銜，顯示出其地位進一步提升。
然而，正當左宗棠聲望日隆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差點斷送了他的前程——這就是著名的“樊燮京控案”。1859年底至1860年初，時任湖南永州鎮總兵的樊燮因不滿於左宗棠對其處理不當的行為而向朝廷提起訴訟。此事迅速發酵成了一場政治風波，給左宗棠帶來了極大壓力。幸運的是，在好友胡林翼、郭嵩燾等人以及一些朝中顯貴如潘祖蔭等人的極力維護之下，加上鹹豐帝對左宗棠才能的認可，這場風波最終得以平息。
盡管經曆了這樣一次嚴重考驗，但左宗棠並未就此沉寂下去。相反地，此次事件反而讓更多人認識到了他的價值所在。“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句話便是在此背景下流傳開來，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左宗棠重要性的普遍認同。更重要的是，這也預示著左宗棠即將迎來自己職業生涯的新高峰：不久之後，他就將被委以重任，投入到更為廣闊的戰場之上
三、東平閩浙
1860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地區的威脅日益加劇，尤其是太平軍攻破了清軍設在江南的大營之後，局勢變得異常嚴峻。在此背景下，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的身份被派往協助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處理軍事事務。左宗棠迅速行動，在湖南招募了一支約5000人的部隊，稱為“楚軍”，並帶領這支隊伍前往江西和安徽與太平軍作戰，顯示出了他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
到了1861年，鑒於左宗棠在前線的表現以及他對穩定東南局勢的重要性，曾國藩向朝廷推薦左宗棠擔任浙江巡撫。同年，當太平軍占領杭州後，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並賦予他督辦軍務的重要職責。這一任命標誌著左宗棠從地方輔助角色躍升為省級行政長官，同時也意味著他將承擔起更加艱巨的任務——恢複浙江秩序，平定叛亂。
1862年至1863年間，左宗棠指揮下的軍隊取得了顯著進展。在他的領導下，由中外士兵組成的混合部隊如“常捷軍”、“常安軍”及“定勝軍”等協同作戰，成功收複了包括金華、紹興在內的多個重要城市。隨著戰事的推進，左宗棠於1863年被提升為閩浙總督，負責更廣泛區域內的軍事與行政管理工作。
1864年3月，經過艱苦奮戰，左宗棠終於率領部下攻克了杭州，這對於打擊太平天國勢力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勝利。為了表彰其功績，清政府授予左宗棠太子少保銜，並賜予黃馬褂作為榮譽象征。此後不久，他還進一步擴大了控製範圍，直至完全掌握整個浙江省。由於這些成就，左宗棠被封為一等恪靖伯，彰顯了他在平定內亂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但左宗棠並未因此而停止腳步。緊接著，他又奉命進入江西和福建繼續追剿殘餘的太平軍力量，特別是針對李世賢和汪海洋領導的隊伍。最終，在1866年初，左宗棠徹底消滅了這股反抗勢力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一帶，從而結束了長達十幾年之久的太平天國起義。
在完成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曆史使命之後，左宗棠開始關注如何加強國防建設的問題。他提出了減少冗兵、提高效率、強化訓練等一係列建議，並特別強調發展現代海軍的重要性。基於此理念，1866年，左宗棠上書請求設立專門機構來監督輪船製造項目，並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隨後，他選擇福州馬尾作為造船廠地址，並派遣人員赴海外采購先進設備和技術資料。同時，還創辦了求是堂藝局（後來改名為船政學堂），旨在培養中國自己的造船專家和海軍人才。
不幸的是，正當福州船政局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之時，西北邊疆又爆發了新的危機。麵對這種情況，左宗棠不得不離開東南沿海前往陝甘地區擔任總督職務，但他仍然關心著船政事業的發展。於是，他推薦了沈葆楨接替自己出任總理船政大臣一職。在沈葆楨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局於1867年開始正式運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采用西方技術建造現代化艦艇的企業
四、西靖陝甘
1862年，陝西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撚軍進入陝西的機會，聯合發動叛亂，寧夏地區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回民暴動，陝甘局勢迅速惡化。由於總督楊嶽斌無法有效控製局勢，清廷於1866年諭令左宗棠前往陝甘平定回民起事。
左宗棠於1866年末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民起事。然而，由於西撚軍進犯陝西，加之左宗棠認為撚軍實力強於回民軍，因此他首先選擇重點鎮壓撚軍。在多次與撚軍的交戰中，左宗棠雖屢次擊敗撚軍，但因回民軍的牽製以及撚軍的機動靈活，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等地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1867年末，撚軍由陝入晉，繼而進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因未能有效控製局勢，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但左宗棠並未氣餒，他率軍追擊撚軍，並建言獻策，最終於1868年協助李鴻章消滅了西撚軍。
在消滅撚軍後，左宗棠將主要精力轉向回民軍。他率軍進入陝北的延安、綏德、榆林一帶，先後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統領的起義軍。隨後，他進兵董誌原，大敗盤踞和被驅逐於此的回民軍，攻占該地，肅清慶陽、涇州。在此期間，左宗棠還努力恢複生產，推廣代田法、區田法，並撥款救濟饑民和歸降者。
在平定回民軍的過程中，左宗棠認定盤踞金積堡一帶的馬化龍是回民起事的罪魁禍首之一。他派劉鬆山進攻馬化龍的金積堡，但劉鬆山在戰鬥中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以劉鬆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鬆山，調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經過艱苦的戰鬥，左宗棠終於在1871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後被處死。
在肅清後方後，左宗棠開始進攻甘肅河州。當地回民軍領袖馬占鼇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在清軍的強大壓力下，馬占鼇於1872年投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被消滅。隨後，左宗棠派劉錦棠克複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又派徐占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在此期間，左宗棠還在蘭州創辦了甘肅機器製造局，推動了西北地區的近代化進程。
1873年，隨著西寧回民軍首領馬桂源投降並被處死，以及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慶、金順、劉錦棠等部大舉圍攻肅州，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後被處死。隨著肅州的克複，陝甘回民起事終於被平定。左宗棠因功被清廷授予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的職務，並賞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五、進軍新疆
1864年，新疆地區因受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的影響，陷入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麵。其中，喀什噶爾成為爭奪的焦點，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和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相繼向中亞的浩罕汗國求援，引來了該國的軍事頭目阿古柏。阿古柏於1867年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國”，加劇了新疆的動蕩。同時，沙俄也趁機於1871年7月侵占了伊犁，進一步加劇了新疆的危機。
麵對新疆的危機，清廷開始重視並采取措施。他們命令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並令左宗棠派兵進剿。然而，由於陝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並非穩著，但他仍於1872年1月派徐占彪進兵肅州，為收複新疆做準備。
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他認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複，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穩然不可犯。這一方針得到了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發了清廷內部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張放棄塞防以節省軍費用於海防。而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認為不收複新疆將導致陝甘清軍被長期牽製，且會招致英、俄的滲透。最終，左宗棠的觀點得到了清廷的認同。
於是，1875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製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確定戰略
在軍事戰略上，左宗棠展現出了卓越的遠見和深思熟慮。他提出的“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為清軍收複新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先北後南”的戰略意味著左宗棠決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於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進。這一戰略選擇是基於對阿古柏勢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區位的考慮。阿古柏的勢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達阪城、托克遜、吐魯番一線，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對薄弱，進軍難度較小。同時，北疆的烏魯木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收複此地可以進一步為收複伊犁創造有利條件。
在“緩進急戰”的戰略中，“緩進”並不意味著拖延時間，而是積極治軍，為未來的決戰做好充分準備。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增強軍隊戰鬥力。他不僅對主力湘軍進行了嚴格的整編，剔除空額，汰弱留強，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士兵，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以確保軍隊的士氣和忠誠度。通過這一係列的準備，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逐漸壯大，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
而“急戰”則是考慮到國庫空虛以及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由於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左宗棠決定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他要求軍隊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內獲取全勝，盡早收兵。
準備物資
在籌備西征的過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裝備和糧食供應的重要性。為此，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確保西征軍的戰鬥力和後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蘭州建立了“蘭州製造局”，專門負責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應對阿古柏軍隊的洋槍洋炮，他從廣州、浙江等地調來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製造了大量武器。這些武器不僅包括仿造的德國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還有改造後的中國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極大地提升了西征軍的戰鬥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糧食供應問題。他命令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通過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區收獲了大量的糧食，基本上解決了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然而，糧食供應仍然是一個緊迫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左宗棠建立了四條運輸路線，從甘肅河西、包頭、歸化、寧夏等地采購和運輸軍糧至新疆。此外，他還在新疆東部采買糧食，並嚐試向俄國人購買糧食。雖然關於這部分糧食的來源存在爭議，但左宗棠確實采取了多種措施來確保糧食供應。
籌措軍費
除了官方運輸外，左宗棠還廣泛設立運糧台站，並借用民力進行節節轉運。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運輸效率，還減輕了軍隊的負擔。
1876年，隨著收複新疆的戰爭一觸即發，軍費問題成為了擺在左宗棠麵前的一道難題。當時，各省積欠陝甘軍費已達2000餘萬兩，僅僅依靠各省關協餉根本無法解決這一龐大的軍費開支。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左宗棠決定采取借款的方式來籌措軍費。他援引沈葆楨為台灣防務借款的舊例，向朝廷請求借洋款一千萬兩。然而，這一提議卻遭到了沈葆楨的反對，使得借款計劃一度陷入困境。
經過幾番波折和協商，清廷最終下詔，令戶部撥款200萬兩、各省協餉300萬兩，並準許左宗棠自借洋款500萬兩。然而，這些資金仍然無法滿足西征軍的全部需求，經費短缺問題依然嚴峻。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左宗棠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多次為西征軍借洋款。1877年、1878年和1881年，他分別向洋商借款，總計在1874年至1881年間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此外，他還向華商借款846萬兩，以進一步緩解軍費壓力。
克複北疆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舉行莊嚴的祭旗儀式，標誌著他正式出兵收複新疆。他坐鎮肅州，精心策劃並指揮了這場艱苦卓絕的戰役。左宗棠命令劉錦棠和金順分別率領兩路大軍，先後出關，向新疆進發。
考慮到新疆地區飲水困難的實際情況，左宗棠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他將大軍分成千人一隊，每隔一天進發一隊，以確保每隊都能得到充足的飲水和補給。劉錦棠率領的北路軍從肅州出發，經過長途跋涉，順利進入了哈密。金順則率領南路軍，與劉錦棠在哈密會合。
在哈密，劉錦棠的部隊將之前從肅州等地陸續運來的軍糧進行再次轉運，翻越了險峻的東天山九曲險道，將這些寶貴的物資分運到了巴裏坤和古城等地。這些軍糧為後續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
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就占據了距離烏魯木齊不足三百裏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這一戰略要地的占領，為收複烏魯木齊創造了有利條件。
同年8月，劉錦棠和金順兩軍協同作戰，經過激烈的戰鬥，成功攻下了烏魯木齊外圍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凶白彥虎、馬人得見勢不妙，棄烏魯木齊而逃。劉錦棠則兵不血刃地收複了烏魯木齊（8月18日）。緊接著，金順進占了昌吉，而榮全在劉錦棠的協助下也攻克了瑪納斯城。
打開南疆
在收複北疆後，左宗棠並未停下腳步，而是將目光轉向了南疆，準備進一步打開通往南疆的門戶。達阪、托克遜、吐魯番三城作為南疆的戰略要地，對於整個戰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左宗棠深知南疆戰役的艱巨性，他告誡劉錦棠不要急於求成，要穩紮穩打。同時，他精心布置了三路進軍計劃，命令金順留守烏魯木齊，而以劉錦棠為前線總指揮，全權負責南疆的收複工作。
1877年4月，劉錦棠率領大軍出擊，迅速收複了達阪城和托克遜城。與此同時，徐占彪與張曜也在鹽池會師，成功攻克了吐魯番的門戶七克騰木。阿古柏見勢不妙，隻好放棄吐魯番，逃往焉耆，隻留下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然而，劉錦棠、張曜、徐占彪三軍迅速合擊，又收複了吐魯番。
阿古柏見通往南疆的門戶已經被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便服毒自殺（也有說法是被毒殺）。他的長子伯克胡裏為了爭權奪位，殺死了自己的弟弟，並率領殘部逃往喀什。而白彥虎則率領餘眾逃竄到了開都河一帶。
然而，在清軍收複新疆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英使威妥瑪多次對清廷進行恫嚇，並試圖阻撓清軍的進軍。此時，他又勸清廷停止進軍，將阿古柏勢力認作藩屬。同時，海防派也在朝廷中運作，試圖阻止清軍的收複行動。
麵對這些壓力，左宗棠毫不退縮。他上疏據理力爭，強調新疆的戰略意義以及當前的大好形勢。同時，他還提出了要在新疆實行省製的建議。最終，他的堅持和努力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清軍得以繼續新疆的收複戰。
收複南疆
在清軍成功打開南疆門戶後，左宗棠並未滿足於已有的戰果，而是繼續指揮西征軍向南疆深處挺進。此時，沙俄與土耳其之間正爆發第十次俄土戰爭，金順建議利用這一時機，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然而，左宗棠深思熟慮後認為，此舉師出無名，可能會遭到沙俄的譴責和反擊，因此決定留下不打。
同年8月，清軍從正道向西挺進，開始了南疆的全麵收複行動。他們首先收複了南疆東四城，即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和烏什。這些城市的收複，為清軍進一步深入南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後，清軍又再接再厲，收複了南疆西四城，即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伯克胡裏與白彥虎見大勢已去，隻好逃往俄國，尋求庇護。至此，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終於被平息。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役中，左宗棠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戰略眼光。他指揮若定，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在他的領導下，西征軍將士們英勇奮戰，不怕犧牲，最終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
1878年1月2日（農曆仍為光緒三年），和田被成功克複，標誌著南疆的全麵收複。這一消息傳來後，清廷對左宗棠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詔封他為二等恪靖侯。同時，新疆各地也紛紛在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以表達對左宗棠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六、壯士長歌
1871年，沙俄趁著新疆地區動蕩之際，出兵占領了伊犁，並聲稱此舉是為了維持當地秩序。然而，這一行動實際上反映了俄國對領土擴張的野心。當時，清政府正麵臨內憂外患，阿古柏在新疆建立偽政權，嚴重威脅到清朝對新疆的統治。但隨著左宗棠領導下的西征軍逐漸收複失地，包括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清廷開始考慮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犁問題。
1878年，左宗棠多次向朝廷上書，提議設立新疆行省並收回伊犁，同時要求引渡叛亂分子胡裏和白彥虎等人。期間，他也嚐試與俄國方麵直接溝通，但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隨後，清廷派遣崇厚前往俄國談判，但因對方提出苛刻條件而未能達成協議。崇厚被迫簽訂了《裏瓦幾亞條約》，該條約內容對中國極為不利，引發了國內強烈不滿。左宗棠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向皇帝闡述了其觀點，認為不應輕易割讓國土以求和平，主張應先通過外交努力解決問題，若失敗則準備武力對抗。
鑒於此，清政府決定重新派遣曾紀澤赴俄重開談判，與此同時，左宗棠積極籌備軍事行動作為後盾。他將部隊分為三路向伊犁方向推進，並親自坐鎮哈密指揮全局。在哈密期間，除了加強軍隊訓練外，他還致力於改善後勤保障，如修路、屯田等措施，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足準備。這些舉動無疑增加了中國在談判中的籌碼。
麵對清軍的強大壓力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俄土戰爭剛結束），俄國最終選擇妥協。1881年2月24日，在曾紀澤的努力下，《中俄伊犁條約》正式簽署。根據新條約，雖然中國需支付更多賠款且喪失部分領土，但仍成功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同時也在領事權等方麵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恢複。對於這一結果，左宗棠內心複雜，既認可了曾紀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對國家利益的貢獻，也表達了對未能完全實現目標的遺憾之情。
七、外放兩江
1881年，左宗棠被召至北京擔任軍機大臣，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負責管理兵部事務。在北京期間，他積極參與了多項國家大事的處理，包括練兵、治理黃河水患以及禁煙運動等。然而，由於與同僚之間存在意見不合，加上自身並不習慣於中央政府的工作方式，使得他在京城任職的經曆並不十分愉快。
同年10月，鑒於其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以往在地方上的成功經驗，清廷決定調任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兩江地區指的是今天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且對外交流頻繁的重要區域之一。到任後，左宗棠立即著手推動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來促進當地發展。其中包括大力興修水利設施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對鹽務進行整頓以增加財政收入；支持開展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加強海防建設以抵禦外來威脅等。這些舉措有效地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882年沙俄正式歸還伊犁之後，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上書建議在新疆設立行省。他認為，鑒於新疆剛剛收複且西征大軍尚未完全撤離，此時正是建立省級行政區劃的最佳時機。通過設置正式的地方政權機構，不僅能夠更好地鞏固邊疆安全，還能加快恢複生產生活的步伐，有利於實現對該地區的有效管理和長遠規劃。經過多次懇切陳詞，最終說服了清政府采納其建議。於是，從1883年起，有關新疆建省的各項準備工作陸續展開，直至1884年（光緒十年），新疆省正式成立。
八、督師抗法
1883年，中法之間的緊張局勢因越南問題而急劇升級。法國試圖加強對越南的控製，並意圖通過越南進一步向中國南部擴張其勢力範圍。麵對這一嚴峻形勢，左宗棠敏銳地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他不僅上奏清廷詳細分析了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及可能引發的後果，還主動請纓前往前線督軍作戰。與此同時，為了增強軍隊實力，他還命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組建了一支名為“恪靖定邊軍”的部隊，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衝突。盡管清政府同意了他的部分提議，但出於對左宗棠健康狀況以及戰略層麵考慮，並未批準他親赴前線指揮。
隨著中法戰爭的爆發，尤其是1884年馬尾海戰後中國海軍遭受重創的消息傳來，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之中。在此背景下，原本因眼疾在家休養的左宗棠提前結束假期返回北京，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並負責管理神機營事務。同年8月，在法國艦隊摧毀福建馬尾的中國海軍基地之後，清廷終於決定派遣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南下督辦閩海軍務，希望能夠扭轉不利局麵。抵達福州後，左宗棠迅速采取行動加強沿海防禦體係，並組織起一支名為“恪靖援台軍”的隊伍準備支援台灣。
進入1885年後，雖然在鎮南關戰役中取得了顯著勝利，甚至成功收複了諒山等地，但清政府卻選擇了趁勝求和的戰略方向，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與法國進行和平談判。對於這種做法，作為堅定主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左宗棠感到非常不滿，他認為應該繼續施加壓力迫使對方接受更加有利的條件。為此，他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份題為《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的奏疏，力圖說服決策者改變既定方針，可惜未能如願。
更令左宗棠氣憤的是，潘鼎新、劉銘傳等人借機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及其支持者台灣道劉璈，導致二人失去權力。麵對如此局麵，左宗棠不得不站出來為自己的部下辯護，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情緒。最終，在屢次建議未被采納的情況下，這位老將選擇了稱病辭職的方式表達抗議，結束了自己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生涯。
九、抱憾而終
1885年，左宗棠雖已年逾古稀，但依然心係國家安危。那一年的7月29日，在意識到自己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他向朝廷提交了兩份重要的奏折。第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建議設立專門負責海防事務的大臣職位，以加強沿海地區的防禦能力；第二份則提議將福建巡撫的職責範圍調整為專注於台灣島的治理，即成立一個獨立的台灣省。這些建議反映了他對當時中國麵臨外來威脅時所表現出的戰略眼光與前瞻性思考。
不久之後，清政府采納了他的部分建議，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並最終決定將台灣正式設為一省，這標誌著左宗棠生前最後的努力得到了認可。然而，就在這些重要決策出台之際，左宗棠卻因病重無法親眼見證其實現。
同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逝世，享年七十四歲。臨終前，他口述了一份遺折給皇帝，這份遺言充滿了對國家未來的深切憂慮以及對未竟事業的遺憾。左宗棠首先表達了對清朝統治者的感激之情，感謝多年來給予的信任和支持。接著，他提到了中法戰爭期間未能充分展示國力、徹底擊敗敵人的不甘心，認為這場衝突是檢驗中國實力的關鍵時刻。盡管如此，左宗棠並沒有沉浸在個人的情緒之中，而是提出了多項關於如何增強國力的具體建議，包括加強軍事建設、發展教育體係等措施，並鼓勵年輕的光緒帝繼續努力振興國家。
消息傳到北京後，清廷上下深感悲痛。為了表彰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一生為國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9月27日，清政府追贈左宗棠為太傅，並賜予“文襄”這一尊貴的諡號。“文襄”意指其既有卓越的文學才華又具備優秀的輔佐之能，是對左宗棠全麵才能的高度肯定。此外，還特別允許將其牌位供奉在京師的昭忠祠（紀念忠勇將士）和賢良祠（紀念德才兼備之人），並在湖南及其立功省份建立專祠以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