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出身
勝海舟，諱義邦，通稱麟太郎，號海舟，明治維新後改名為安房，後又改為安芳。他的家族背景頗為複雜，但充滿傳奇色彩。勝海舟的父親勝小吉是江戶幕府旗本小普請組41石的下級幕臣，雖然職位不高，但家族背景卻有著不凡的曆史。
勝海舟的曾祖父男穀銀一本是越後國三島郡長鳥村的貧苦農家子弟，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雪夜中失明，倒在了江戶幕府醫官石阪宗哲的門前。石阪宗哲不僅救了他，還借給他1兩2分的資金。憑借這筆資金和自己的理財才能，男穀銀一在江戶從事高利貸行業，逐漸積累了財富，成為了江戶府內17處地主，並通過買官獲得了朝廷盲官的最高官位——檢校，被稱為“米山檢校”。銀一的長子忠之丞通過買官獲得了禦家人的身份，成為男穀家的家主。忠之丞的孫子，即勝海舟的父親勝小吉，原本是男穀家的三子，以婿養子的身份過繼到勝家。
勝家自天正3年（1575年）以來就是禦家人，家族譜係中不乏顯赫的人物。到了寶曆2年（1752年），勝家的地位進一步提升，被正式納入旗本之列，成為資深的幕府官員。然而，勝小吉本人並未繼承家族的輝煌，終其一生也未有大的作為，這使得勝海舟的童年生活並不富裕。
勝海舟出生於文政6年1月30日（1823年3月12日），出生地是江戶本所龜澤町，當時他生活在父親的實家男穀家。幼年時期，勝海舟在親戚阿茶局的介紹下，結識了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的孫子初之丞（德川慶昌）。初之丞後來成為德川禦三卿之一的一橋家當主，因此也被稱為一橋慶昌。兩人結伴遊曆江戶城，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勝海舟本有機會成為一橋家的家臣，但由於初之丞在14歲時早夭，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勝海舟在男穀家生活到7歲時，搬到了赤阪本所入江町。
二、刻苦自學
勝海舟，一位在日本曆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他的早年生活充滿了刻苦自學與不懈追求的精神。在長達三十三年的幕府未錄用期間，勝海舟沒有放棄自我提升的機會，反而以此為契機，廣泛涉獵劍術、禪學、兵學以及西洋軍事知識。
從十六歲起，勝海舟便開始在男穀精一郎的道場學習劍術，後又師從島田虎之助深造直心影流劍術。在虎之助的引導下，他又涉足禪學，於江戶牛島的弘福寺修行。同時，他還學習了山鹿流兵學，不斷充實自己的軍事素養。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勝海舟意識到劍術已無法適應現代戰爭的需求，於是他在觀看了高島秋帆的西洋火炮發射和槍陣演習後，毅然決定舍棄劍術，轉向學習西洋武器和軍艦等軍事知識。
在蘭學領域，勝海舟雖未能如願在箕作阮甫門下求學，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轉而拜永井青崖為師，刻苦攻讀蘭學。他憑借超凡的毅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不僅在短時間內掌握了蘭學知識，還親自從事槍炮、炮台的設計製造等技術實踐。他甚至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抄寫了兩部多卷本的《蘭日辭典》，一部自用，一部出售以補貼租書和購買文具的費用。
在此期間，勝海舟得到了蘭學家佐久間象山的賞識與指導，開始主修西洋兵學。他在田町開設私塾，講授蘭學和西方軍事學，吸引了眾多學生前來求學。同時，他還雇傭鍛工，根據蘭書設計製造步槍，這一創新之舉贏得了諸藩的青睞，紛紛前來訂貨。
三、入身幕府
嘉永6年（1853年），美國佩裏艦隊的到來（黑船來航）震動了整個日本，迫使幕府不得不麵對外部世界的壓力。日本國內陷入了茫然和混亂之中，如何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成為當務之急。首座老中阿部正弘在處理開國問題上表現得極為謹慎，他決定廣泛征集幕臣、諸藩大名乃至町人的意見，以製定更為周全的對策。
在這個背景下，江戶幕府目付兼海岸防禦禦用掛大久保忠寬（大久保一翁）向勝海舟提出了撰寫《海防意見書》的建議。勝海舟憑借其深厚的西洋兵學知識，迅速完成了這份詳細的海防方案。《意見書》不僅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防禦措施，還強調了建立強大海軍的必要性。這份意見書的深度和專業性立即引起了阿部正弘的注意。阿部正弘對勝海舟的才能給予了高度評價，不計門第身份，破格任命他為異國應接掛附蘭書翻譯禦用，負責西洋書籍的翻譯工作。這一任命不僅為勝海舟提供了展示才華的平台，也使他得以進入幕府的核心圈。
安政2年（1855年）初，勝海舟被選入海防掛視察團，負責調查伊勢至大阪灣一帶的防備體製。這次視察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沿海的防禦現狀，也為他後來的海軍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年，勝海舟進入長崎海軍傳習所，擔任海軍傳習生頭役（相當於海軍軍校學生總隊長）。在這裏，他師從荷蘭教授威廉·卡騰代克和佩爾斯·瑞傑肯，係統學習了航海術和海軍戰術。由於他精通荷蘭語，還兼任教監，負責傳習生（軍校生）與荷蘭教官之間的溝通聯絡工作。他的學生中有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後來成為日本海軍骨幹的人才。
在長崎海軍傳習所的五年時間裏，勝海舟不僅自身學到了先進的海軍知識，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海軍人才。他的教學方法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廣泛認可，為日本海軍的初步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860年，勝海舟從長崎海軍傳習所畢業，返回江戶擔任軍艦操練所教師方頭取（相當於海軍士官學校教授部主任）。在這一職位上，他繼續推動海軍教育的發展，培養了更多的海軍軍官。值得一提的是，勝海舟的才能不僅得到了幕府的認可，還受到了幕末“四賢侯”之一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
四、思想解放
勝海舟在長崎的五年時光，不僅是他軍事技能飛速提升的時期，更是他思想解放的關鍵階段。在荷蘭軍官的指導下，他係統地學習了炮術、航海術和造船學，成為了一名海軍專家。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勝海舟逐漸樹立了現代國家的概念，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幕府末年的日本，處於大名分裂割據、國防能力薄弱的狀態。當時的日本人普遍將自己的藩視為國家，例如薩摩藩士認為薩摩就是他們的國家，而整個日本則被籠統地稱為“天下”。這種地方主義的觀念嚴重削弱了日本的國家凝聚力。在長崎海軍傳習所供職的一位荷蘭海軍中尉曾在其著書中指出，一旦國家有難，國民必須有同心合力保衛祖國的義務。然而，這位中尉發現日本人的這種義務觀念似乎很淡薄。他曾問過一位日本商人：“如果長崎遭到外國人的侵略，你能保衛自己的城市嗎？”商人回答說：“非我所知，那是幕府的事。”這番對話讓中尉深感震驚，他認為如果這樣，荷蘭軍艦的艦長隻需帶領一名軍官和四十五名陸戰隊員登陸，就能輕而易舉地占領長崎的所有要害。他還指出，薩摩藩等強大的西南諸藩與幕府之間尖銳的政治對立，更是外國勢力可乘之機。
勝海舟深刻認識到，荷蘭這樣一個小小的海軍中尉都能對日本的國情做出如此精準的分析，更不用說俄、英、法、美等大國的外交官，他們擁有詳細的情報，密切注視著日本的動向。這讓他深感幕府必須為了日本整體的利益，考慮京都朝廷和諸藩的立場，在適當的時機實行“奉還大政”，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以避免淪為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勝海舟的這一思想得到了一些開明派進步誌士的理解和支持。其中，高杉晉作和五代友厚是他的主要支持者。高杉晉作是長州藩的誌士，曾前往中國、荷蘭、英、美、俄等國，與外國人有過廣泛的接觸，熟悉蘭學。五代友厚則是薩摩藩的士族，同樣具有國際視野，對西方文化和技術有深入了解。這些誌士都意識到，隻有通過改革和統一，日本才能抵禦外來侵略，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
勝海舟的思想解放不僅體現在他對國家統一的倡導上，還表現在他對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重視。他認為，建立強大的海軍和國家，需要一批有遠見、有才能的人才。因此，他在長崎海軍傳習所期間，不僅自己刻苦學習，還積極培養下一代海軍人才。他的學生中，如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人，後來都成為了日本海軍的骨幹力量。
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勝海舟深刻認識到日本必須打破傳統的藩國觀念，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他的這一思想不僅影響了他自己，也影響了周圍的一批誌士，為後來的明治維新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遠渡重洋
江戶幕府在與美國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後，為了交換條約批準書，決定於萬延元年（1860年）1月向美國派出使節團。最初的計劃是由一橋派的幕府重臣岩瀨忠震出使，但因受“安政大獄”的波及，岩瀨被迫引退。於是，幕府重新組建了使節團，由新見正興擔任正使，村垣範正為副使，小栗忠順為目付，乘坐美國波哈坦號軍艦橫渡太平洋赴美國。為了確保使節團的安全，幕府海軍的鹹臨丸號軍艦被指定為警衛艦。勝海舟主動請纓，要求隨行，並獲批準，擔任鹹臨丸號的艦長，指揮官為軍艦奉行木村喜毅。
鹹臨丸號是從荷蘭購買的四百餘噸的軍艦，集中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船上除了勝海舟外，還有軍艦奉行木村喜毅、軍艦操練所教授方頭取佐佐倉桐太郎、鈴藤勇次郎、小野友五郎等人。美國海軍“庫柏”號測量船艦長約翰·默瑟·布魯克海軍上尉實際上是鹹臨丸號的指揮官。隨船的還有翻譯中濱萬次郎和木村的隨從福澤諭吉。
盡管鹹臨丸號是一艘先進的軍艦，但在管理和使用方麵，幕府海軍依然沿用封建的陳規舊習。許多位居高官的海軍軍官並沒有實際的海軍知識，這導致了美國軍官對日本海軍軍官的嘲諷。美國軍官們認為，這些日本軍官缺乏基本的航海技術和海軍知識，根本無法有效地指揮和操作這樣一艘先進的軍艦。勝海舟對此感到無比憤慨，他深刻認識到，現代化的艦隻必須由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人去操縱，而且人與人的關係也必須與之相適應，這樣才能使先進的軍艦發揮應有的作用。
鹹臨丸號在勝海舟的指揮下，戰勝了太平洋上的驚濤駭浪，曆時三十七天，終於順利抵達美國舊金山。這是日本人首次橫渡太平洋的成功壯舉，不僅展示了日本海軍的實力，也為日本與西方國家的進一步交流打開了大門。
在舊金山，勝海舟親身接觸並觀察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美國社會。他參觀了工廠、學校、政府機構，與當地的政要、學者和普通民眾進行了廣泛的交流。這些經曆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必須打破封建的藩籬和束縛，為有才能的人提供發揮作用的機會。
六、開辦軍學
歸國後，勝海舟的仕途迎來了新的高峰。他被任命為蕃書調所頭取和講武所炮術教授，負責翻譯和研究西洋書籍，以及教授軍事技術。文久2年（1862年），隨著幕政改革的推進，勝海舟複歸海軍，擔任築地軍艦操練所頭取（相當於幕府的海軍士官學校校長）。同年閏8月17日，他晉升為軍艦奉行並，開始在幕府的行政高層嶄露頭角。
文久3年（1864年），幕府決定在兵庫和西宮建造炮台，以加強沿海防禦。勝海舟被任命為總指揮，負責這一重要工程。同年4月（1863年6月），他隨第14代將軍德川家茂巡視大阪灣，在生田川河口（神戶村內）登岸。經過德川家茂的批準，勝海舟在此設立了海軍的操練局。這一舉措不僅加強了當地的海防，也為培養海軍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基地。
勝海舟在神戶設立的私塾海軍塾，旨在“從一切階層挖掘人才”，他不僅招收了來自薩摩和土佐的魯莽漢和脫藩者，還吸引了許多有誌青年。這一開放的招生政策，打破了傳統藩國的限製，為不同背景的人才提供了平等的學習機會。海軍塾的教學內容涵蓋了航海術、炮術、造船學等多個方麵，旨在培養全麵發展的海軍軍官。
文久4年（1864年）2月，勝海舟正式設立神戶海軍操練所。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幕府和西南諸藩一大共有之海局”，希望通過這一機構，確保建立抵抗歐美進一步侵略東亞的戰略據點。神戶海軍操練所的成立，不僅為幕府和各藩培養了大量航海人員，也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海軍儲備了寶貴的人才。勝海舟的弟子中，包括了阪本龍馬、伊東佑亨、陸奧宗光等後來在明治維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
元治元年5月14日，勝海舟再次晉升，被任命為軍艦奉行，職俸2000石，升格為大身旗本，授予武家官位從五位下·安房守，成為幕府的重要重臣。這一係列的晉升，不僅反映了幕府對勝海舟才能的認可，也顯示了他在推動海軍現代化方麵的顯著成就。勝海舟在神戶海軍操練所的辦學理念，充分體現了他的開明和遠見。
七、開明幕臣
勝海舟雖然身為幕臣，效忠幕府，但他對幕府官員的因循守舊、腐敗無能和門閥之見極為反感，經常發表激烈的言論，因此惹起了世人的非議，遭到了保守派的嫉視。元治元年（1864年）7月，禁門之變爆發，幕府內部的保守勢力進一步鞏固了權力。勝海舟反對幕府發動征伐長州（第一次長州征伐）的戰爭，認為這種做法不僅徒勞無功，還會加劇國內的分裂和動蕩。然而，他的觀點與幕府的保守路線相抵觸，同年10月，他被召回江戶，11月10日被罷免了軍艦奉行的職務，甚至被迫接受“蟄居生活”（閉門反省）一年半的處分。與此同時，神戶海軍操練所也被迫關閉。
在蟄居期間，勝海舟並沒有消沉，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博覽群書，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學識。他與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等開明派誌士保持聯係，共同探討國家的前途和改革的方向。元治元年（1864年）9月11日，勝海舟與西鄉隆盛在大阪首次會麵。當時，西鄉對神戶港開港延期甚是憂心，勝海舟向他闡述了應對之策，西鄉在給大久保利通的書信中對勝海舟大加讚賞，稱其為“當代罕見的才智之士”。
勝海舟的這些行為和言論，使他成為幕府體製內的開明派代表。他不僅反對幕府的保守政策，還積極尋求與誌同道合的人士合作，為國家的未來出謀劃策。盡管遭受打擊，他仍然堅信日本必須進行改革，才能應對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
慶應2年（1866年），第二次長州征伐失敗，幕府的威信受到了嚴重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德川慶喜重新啟用勝海舟，任命他為軍艦奉行，負責調停會津藩和薩摩藩之間的矛盾，以及與長州藩的停戰交涉。勝海舟臨危受命，隻身前往宮島大願寺，與長州藩的代表進行談判。憑借其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堅定的信念，他成功說服長州藩停戰，達成了初步的和平協議。
然而，當勝海舟帶著停戰協議返回江戶時，卻發現德川慶喜並沒有真正打算執行這一協議。慶喜將停戰敕命放在抽屜裏，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這一行為讓勝海舟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他認為，幕府的這種態度不僅辜負了他的努力，也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的分裂和動蕩。因此，他毅然提出辭職請求，並返回江戶。
八、無血開城
1866年末，一貫壓製倒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即位，這使得形勢變得有利於倒幕派。倒幕派以天皇的名義命令長州和薩摩討伐幕府。此時，全國各地爆發了城市暴動和農民起義，幕府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將軍德川慶喜接受了前土佐藩主山內容堂的建議，企圖在形式上讓天皇執政，而實權由自己掌握。於是，他在慶應3年（1867年）10月實行了“奉還大政”。然而，德川家仍擁有四百萬石的領地，德川慶喜試圖通過擔任新設立的諸侯會議的議長繼續施展影響力。討幕派的公家岩倉具視和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主導了12月初的王政複古大號令以及小禦所會議（王政複古政變），認為必須叫慶喜“辭官納地”，剝奪其領地，摧毀其經濟基礎，否則便不能算是真正推翻了幕府。
慶應4年（1868年）1月3日至6日，舊幕府軍和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討伐軍（新政府軍）在京都郊外發生衝突，史稱鳥羽、伏見之戰。盡管幕府的兵力是政府軍的三倍，但其主力步兵毫無鬥誌，最終慘敗。德川慶喜逃回江戶，近畿以西的各藩立即向新政府宣誓效忠。1月7日，新政府以天皇名義發表詔書，東征討伐幕府。新政府軍沿東海道向江戶進軍，對江戶采取了包圍形勢。各國聲明在天皇政府和將軍政府的內戰期間保持中立。
在幕府內部，關於是否抵抗新政府軍出現了主戰和主和兩派。主戰派以小粟忠順、榎本武揚、大鳥圭介為代表，主張接受法國援助，同討幕軍一決死戰。主和派則以勝海舟、大久保忠寬為代表。主和派指出，幕府陸軍已陷入土崩瓦解，江戶市民深深痛恨幕府，關東一帶人民起義頻繁，德川慶喜最終放棄了抵抗企圖。
另一方麵，新政府及左右新政府的英國公使同樣擔心人民的起義。在這種複雜的局勢下，勝海舟被委以重任。1月23日，他被任命為德川家之家職陸軍總裁（相當於陸軍部長），2月25日又被全權委任為軍事總裁（相當於幕府全軍最高統帥）、舊幕府方麵的全權代表。
慶應4年3月9日，勝海舟派山岡鐵舟去駿府城會見討幕軍參謀西鄉隆盛，商定七項和解條件。然而，討幕軍慶應4年3月15日（1868年4月7日）總攻江戶的預定日期未變，大軍繼續向江戶逼近。在總攻日前的3月13日至14日，勝海舟與西鄉隆盛會談。勝海舟鑒於當時的形勢，一麵進行談判，一麵準備談判破裂後的應對方案。他的作戰方略參考了庫圖佐夫在俄法1812年戰爭中阻擊拿破侖入侵所采用的戰術，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讓將軍慶喜亡命英國，以確保其安全。
在江戶實行焦土戰術，使進入江戶的討幕軍無立足之地。
護送將軍家眷和江戶居民向房總疏散，確保平民的安全。
為了實施這一計劃，江戶消防官新門辰五郎準備了大量火藥，計劃在街市放火。同時，調集了江戶周邊地區的大小船隻，為難民確保糧食供應。幕府艦隊準備用軍艦艦炮炮擊東海道，切斷新政府軍的退路和糧道，並安排慶喜逃亡到駐紮在橫濱港的英國艦隊政治避難。
經過緊張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保全將軍慶喜的性命和德川氏的家名為條件，江戶城於1868年4月未經戰鬥便開城投降，讓給了討幕軍。幕府領地完全落入新政府手中，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向完成民族統一和消滅封建製度邁進了重要一步。
會談之後，戊辰戰爭仍在繼續，但勝海舟作為舊幕府方的重臣，堅決反對抵抗新政府軍。他預見到，即使在戰術上取得勝利，也難以在戰略上取勝。內戰的長期化將導致英國支持的新政府和法國支持的舊幕府將日本一分為二的結果。在勝海舟的思想觀念中，相較於幕府的存續，日本的國家統一更為重要。
九、明治時代
明治維新後，勝海舟一度拒絕了明治新政府的邀請，選擇隨德川家退居靜岡藩駿府。然而，作為舊幕臣的代表人物，他在明治2年（1869年）重新參與明治政府的工作。1868年5月22日（明治元年閏4月2日），他被委任為江府鎮撫萬端取締，揀選大總督府參謀。同年12月18日（明治元年11月5日），他被委任為大總督禦用掛、付書夜兼行出府。1869年8月25日（明治2年7月18日），他任外務省外務大丞，但僅一個月後，即9月18日（明治2年8月13日），他依願免官。同年12月25日（明治2年11月23日），他又被任命為兵部省兵部大丞，但1870年7月10日（明治3年6月12日）再次依願免官，轉任東京府禦用掛。
1872年6月15日（明治5年5月10日），勝海舟被任命為海軍省海軍大輔。明治六年政變後，他於1873年（明治6年）3月3日至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任太政官參議兼海軍卿（相當於海軍大臣同平章事）。隨後，他於1875年4月25日至11月29日任元老院議官。1887年（明治20年）5月9日，他被特旨列入華族，依維新功勳被授予伯爵爵位。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至1899年（明治32年）1月21日，他任樞密顧問官。
盡管德川慶喜在幕末的混亂期曾因多次意見對立而疏遠勝海舟，但勝海舟為爭取德川慶喜獲得明治政府的赦免而竭盡全力。在他的努力下，德川慶喜覲見明治天皇並被特旨授封公爵爵位，在德川宗家之外另設德川慶喜家（德川公爵家）。此外，勝海舟還努力照顧舊幕臣的就業和生活保障，將因幕府崩潰造成的混亂和反亂抑製到最小限度。他利用在新政府的職爵權限和人脈，在維新後的30餘年間一直持續這項工作。
明治6年（1873年），勝海舟作為勅使與西四辻公業南下鹿兒島，召島津久光北上東京。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製定階段，他以樞密顧問官的身份參與樞密院的審議，但始終保持沉默。勝海舟喜好座談，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新政府要人相比，他更願意開陳自己的意見。然而，他自身的政治姿態也受到團團珍聞等媒體的嚴厲批判。
明治7年（1874年），勝海舟因反對政府出兵台灣（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提出辭職。明治10年（1877年）以後，他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盡管如此，勝海舟仍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他發起了西鄉隆盛複權運動，為江戶無血開城和明治維新的中心人物西鄉隆盛的名譽恢複積極奔走。在他和黑田清隆的努力下，明治22年（1889年）隨著《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西鄉隆盛得以平反，追授正三位，以維新之功勳敘侯爵爵位，並在東京上野公園為西鄉隆盛樹立銅像。
勝海舟被視作日本海軍的締造者。他批評明治政府的脫亞入歐政策，主張中日提攜，反對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戰敗自殺殉國後，勝海舟撰寫了追悼文發表在報紙上。他認為，人們自恃戰勝而氣勢高漲、簡單追隨歐美的殖民主義政策是愚蠢的。他解釋了中國大陸的廣大和中國現狀的真實情況，主張中日聯合共同對抗歐美。三國幹涉還遼對日本造成的高壓態勢也在勝海舟事前的預料之內。他嚴詞批判足尾礦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對公害、維護人民權益的運動。
退出政治舞台後，勝海舟在東京的赤阪冰川町的邸宅吟詩作畫，為文著書。他參與了明治政府的修史事業，接受政府資金援助，撰寫、口述、編纂了《吹塵錄》（江戶時代的經濟製度大綱）、《海軍曆史》、《陸軍曆史》、《開國起源》、《水川清話》等著作。他還與向山黃村組織舊幕臣進行《德川氏實錄》的編纂計劃，但由於政治因素的幹擾而未能實現。
勝海舟晚年經曆了許多個人的不幸。他的嫡長子早逝，孫子也因醜聞而困擾，使他在孤獨中度過晚年。1899年1月19日（明治32年1月19日），勝海舟因腦溢血去世，終年77歲。
勝海舟，諱義邦，通稱麟太郎，號海舟，明治維新後改名為安房，後又改為安芳。他的家族背景頗為複雜，但充滿傳奇色彩。勝海舟的父親勝小吉是江戶幕府旗本小普請組41石的下級幕臣，雖然職位不高，但家族背景卻有著不凡的曆史。
勝海舟的曾祖父男穀銀一本是越後國三島郡長鳥村的貧苦農家子弟，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雪夜中失明，倒在了江戶幕府醫官石阪宗哲的門前。石阪宗哲不僅救了他，還借給他1兩2分的資金。憑借這筆資金和自己的理財才能，男穀銀一在江戶從事高利貸行業，逐漸積累了財富，成為了江戶府內17處地主，並通過買官獲得了朝廷盲官的最高官位——檢校，被稱為“米山檢校”。銀一的長子忠之丞通過買官獲得了禦家人的身份，成為男穀家的家主。忠之丞的孫子，即勝海舟的父親勝小吉，原本是男穀家的三子，以婿養子的身份過繼到勝家。
勝家自天正3年（1575年）以來就是禦家人，家族譜係中不乏顯赫的人物。到了寶曆2年（1752年），勝家的地位進一步提升，被正式納入旗本之列，成為資深的幕府官員。然而，勝小吉本人並未繼承家族的輝煌，終其一生也未有大的作為，這使得勝海舟的童年生活並不富裕。
勝海舟出生於文政6年1月30日（1823年3月12日），出生地是江戶本所龜澤町，當時他生活在父親的實家男穀家。幼年時期，勝海舟在親戚阿茶局的介紹下，結識了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的孫子初之丞（德川慶昌）。初之丞後來成為德川禦三卿之一的一橋家當主，因此也被稱為一橋慶昌。兩人結伴遊曆江戶城，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勝海舟本有機會成為一橋家的家臣，但由於初之丞在14歲時早夭，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勝海舟在男穀家生活到7歲時，搬到了赤阪本所入江町。
二、刻苦自學
勝海舟，一位在日本曆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他的早年生活充滿了刻苦自學與不懈追求的精神。在長達三十三年的幕府未錄用期間，勝海舟沒有放棄自我提升的機會，反而以此為契機，廣泛涉獵劍術、禪學、兵學以及西洋軍事知識。
從十六歲起，勝海舟便開始在男穀精一郎的道場學習劍術，後又師從島田虎之助深造直心影流劍術。在虎之助的引導下，他又涉足禪學，於江戶牛島的弘福寺修行。同時，他還學習了山鹿流兵學，不斷充實自己的軍事素養。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勝海舟意識到劍術已無法適應現代戰爭的需求，於是他在觀看了高島秋帆的西洋火炮發射和槍陣演習後，毅然決定舍棄劍術，轉向學習西洋武器和軍艦等軍事知識。
在蘭學領域，勝海舟雖未能如願在箕作阮甫門下求學，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轉而拜永井青崖為師，刻苦攻讀蘭學。他憑借超凡的毅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不僅在短時間內掌握了蘭學知識，還親自從事槍炮、炮台的設計製造等技術實踐。他甚至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抄寫了兩部多卷本的《蘭日辭典》，一部自用，一部出售以補貼租書和購買文具的費用。
在此期間，勝海舟得到了蘭學家佐久間象山的賞識與指導，開始主修西洋兵學。他在田町開設私塾，講授蘭學和西方軍事學，吸引了眾多學生前來求學。同時，他還雇傭鍛工，根據蘭書設計製造步槍，這一創新之舉贏得了諸藩的青睞，紛紛前來訂貨。
三、入身幕府
嘉永6年（1853年），美國佩裏艦隊的到來（黑船來航）震動了整個日本，迫使幕府不得不麵對外部世界的壓力。日本國內陷入了茫然和混亂之中，如何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成為當務之急。首座老中阿部正弘在處理開國問題上表現得極為謹慎，他決定廣泛征集幕臣、諸藩大名乃至町人的意見，以製定更為周全的對策。
在這個背景下，江戶幕府目付兼海岸防禦禦用掛大久保忠寬（大久保一翁）向勝海舟提出了撰寫《海防意見書》的建議。勝海舟憑借其深厚的西洋兵學知識，迅速完成了這份詳細的海防方案。《意見書》不僅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防禦措施，還強調了建立強大海軍的必要性。這份意見書的深度和專業性立即引起了阿部正弘的注意。阿部正弘對勝海舟的才能給予了高度評價，不計門第身份，破格任命他為異國應接掛附蘭書翻譯禦用，負責西洋書籍的翻譯工作。這一任命不僅為勝海舟提供了展示才華的平台，也使他得以進入幕府的核心圈。
安政2年（1855年）初，勝海舟被選入海防掛視察團，負責調查伊勢至大阪灣一帶的防備體製。這次視察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沿海的防禦現狀，也為他後來的海軍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年，勝海舟進入長崎海軍傳習所，擔任海軍傳習生頭役（相當於海軍軍校學生總隊長）。在這裏，他師從荷蘭教授威廉·卡騰代克和佩爾斯·瑞傑肯，係統學習了航海術和海軍戰術。由於他精通荷蘭語，還兼任教監，負責傳習生（軍校生）與荷蘭教官之間的溝通聯絡工作。他的學生中有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後來成為日本海軍骨幹的人才。
在長崎海軍傳習所的五年時間裏，勝海舟不僅自身學到了先進的海軍知識，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海軍人才。他的教學方法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廣泛認可，為日本海軍的初步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860年，勝海舟從長崎海軍傳習所畢業，返回江戶擔任軍艦操練所教師方頭取（相當於海軍士官學校教授部主任）。在這一職位上，他繼續推動海軍教育的發展，培養了更多的海軍軍官。值得一提的是，勝海舟的才能不僅得到了幕府的認可，還受到了幕末“四賢侯”之一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
四、思想解放
勝海舟在長崎的五年時光，不僅是他軍事技能飛速提升的時期，更是他思想解放的關鍵階段。在荷蘭軍官的指導下，他係統地學習了炮術、航海術和造船學，成為了一名海軍專家。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勝海舟逐漸樹立了現代國家的概念，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幕府末年的日本，處於大名分裂割據、國防能力薄弱的狀態。當時的日本人普遍將自己的藩視為國家，例如薩摩藩士認為薩摩就是他們的國家，而整個日本則被籠統地稱為“天下”。這種地方主義的觀念嚴重削弱了日本的國家凝聚力。在長崎海軍傳習所供職的一位荷蘭海軍中尉曾在其著書中指出，一旦國家有難，國民必須有同心合力保衛祖國的義務。然而，這位中尉發現日本人的這種義務觀念似乎很淡薄。他曾問過一位日本商人：“如果長崎遭到外國人的侵略，你能保衛自己的城市嗎？”商人回答說：“非我所知，那是幕府的事。”這番對話讓中尉深感震驚，他認為如果這樣，荷蘭軍艦的艦長隻需帶領一名軍官和四十五名陸戰隊員登陸，就能輕而易舉地占領長崎的所有要害。他還指出，薩摩藩等強大的西南諸藩與幕府之間尖銳的政治對立，更是外國勢力可乘之機。
勝海舟深刻認識到，荷蘭這樣一個小小的海軍中尉都能對日本的國情做出如此精準的分析，更不用說俄、英、法、美等大國的外交官，他們擁有詳細的情報，密切注視著日本的動向。這讓他深感幕府必須為了日本整體的利益，考慮京都朝廷和諸藩的立場，在適當的時機實行“奉還大政”，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以避免淪為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勝海舟的這一思想得到了一些開明派進步誌士的理解和支持。其中，高杉晉作和五代友厚是他的主要支持者。高杉晉作是長州藩的誌士，曾前往中國、荷蘭、英、美、俄等國，與外國人有過廣泛的接觸，熟悉蘭學。五代友厚則是薩摩藩的士族，同樣具有國際視野，對西方文化和技術有深入了解。這些誌士都意識到，隻有通過改革和統一，日本才能抵禦外來侵略，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
勝海舟的思想解放不僅體現在他對國家統一的倡導上，還表現在他對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重視。他認為，建立強大的海軍和國家，需要一批有遠見、有才能的人才。因此，他在長崎海軍傳習所期間，不僅自己刻苦學習，還積極培養下一代海軍人才。他的學生中，如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人，後來都成為了日本海軍的骨幹力量。
通過與外國人的直接接觸，勝海舟深刻認識到日本必須打破傳統的藩國觀念，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他的這一思想不僅影響了他自己，也影響了周圍的一批誌士，為後來的明治維新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遠渡重洋
江戶幕府在與美國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後，為了交換條約批準書，決定於萬延元年（1860年）1月向美國派出使節團。最初的計劃是由一橋派的幕府重臣岩瀨忠震出使，但因受“安政大獄”的波及，岩瀨被迫引退。於是，幕府重新組建了使節團，由新見正興擔任正使，村垣範正為副使，小栗忠順為目付，乘坐美國波哈坦號軍艦橫渡太平洋赴美國。為了確保使節團的安全，幕府海軍的鹹臨丸號軍艦被指定為警衛艦。勝海舟主動請纓，要求隨行，並獲批準，擔任鹹臨丸號的艦長，指揮官為軍艦奉行木村喜毅。
鹹臨丸號是從荷蘭購買的四百餘噸的軍艦，集中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船上除了勝海舟外，還有軍艦奉行木村喜毅、軍艦操練所教授方頭取佐佐倉桐太郎、鈴藤勇次郎、小野友五郎等人。美國海軍“庫柏”號測量船艦長約翰·默瑟·布魯克海軍上尉實際上是鹹臨丸號的指揮官。隨船的還有翻譯中濱萬次郎和木村的隨從福澤諭吉。
盡管鹹臨丸號是一艘先進的軍艦，但在管理和使用方麵，幕府海軍依然沿用封建的陳規舊習。許多位居高官的海軍軍官並沒有實際的海軍知識，這導致了美國軍官對日本海軍軍官的嘲諷。美國軍官們認為，這些日本軍官缺乏基本的航海技術和海軍知識，根本無法有效地指揮和操作這樣一艘先進的軍艦。勝海舟對此感到無比憤慨，他深刻認識到，現代化的艦隻必須由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人去操縱，而且人與人的關係也必須與之相適應，這樣才能使先進的軍艦發揮應有的作用。
鹹臨丸號在勝海舟的指揮下，戰勝了太平洋上的驚濤駭浪，曆時三十七天，終於順利抵達美國舊金山。這是日本人首次橫渡太平洋的成功壯舉，不僅展示了日本海軍的實力，也為日本與西方國家的進一步交流打開了大門。
在舊金山，勝海舟親身接觸並觀察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美國社會。他參觀了工廠、學校、政府機構，與當地的政要、學者和普通民眾進行了廣泛的交流。這些經曆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必須打破封建的藩籬和束縛，為有才能的人提供發揮作用的機會。
六、開辦軍學
歸國後，勝海舟的仕途迎來了新的高峰。他被任命為蕃書調所頭取和講武所炮術教授，負責翻譯和研究西洋書籍，以及教授軍事技術。文久2年（1862年），隨著幕政改革的推進，勝海舟複歸海軍，擔任築地軍艦操練所頭取（相當於幕府的海軍士官學校校長）。同年閏8月17日，他晉升為軍艦奉行並，開始在幕府的行政高層嶄露頭角。
文久3年（1864年），幕府決定在兵庫和西宮建造炮台，以加強沿海防禦。勝海舟被任命為總指揮，負責這一重要工程。同年4月（1863年6月），他隨第14代將軍德川家茂巡視大阪灣，在生田川河口（神戶村內）登岸。經過德川家茂的批準，勝海舟在此設立了海軍的操練局。這一舉措不僅加強了當地的海防，也為培養海軍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基地。
勝海舟在神戶設立的私塾海軍塾，旨在“從一切階層挖掘人才”，他不僅招收了來自薩摩和土佐的魯莽漢和脫藩者，還吸引了許多有誌青年。這一開放的招生政策，打破了傳統藩國的限製，為不同背景的人才提供了平等的學習機會。海軍塾的教學內容涵蓋了航海術、炮術、造船學等多個方麵，旨在培養全麵發展的海軍軍官。
文久4年（1864年）2月，勝海舟正式設立神戶海軍操練所。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幕府和西南諸藩一大共有之海局”，希望通過這一機構，確保建立抵抗歐美進一步侵略東亞的戰略據點。神戶海軍操練所的成立，不僅為幕府和各藩培養了大量航海人員，也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海軍儲備了寶貴的人才。勝海舟的弟子中，包括了阪本龍馬、伊東佑亨、陸奧宗光等後來在明治維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
元治元年5月14日，勝海舟再次晉升，被任命為軍艦奉行，職俸2000石，升格為大身旗本，授予武家官位從五位下·安房守，成為幕府的重要重臣。這一係列的晉升，不僅反映了幕府對勝海舟才能的認可，也顯示了他在推動海軍現代化方麵的顯著成就。勝海舟在神戶海軍操練所的辦學理念，充分體現了他的開明和遠見。
七、開明幕臣
勝海舟雖然身為幕臣，效忠幕府，但他對幕府官員的因循守舊、腐敗無能和門閥之見極為反感，經常發表激烈的言論，因此惹起了世人的非議，遭到了保守派的嫉視。元治元年（1864年）7月，禁門之變爆發，幕府內部的保守勢力進一步鞏固了權力。勝海舟反對幕府發動征伐長州（第一次長州征伐）的戰爭，認為這種做法不僅徒勞無功，還會加劇國內的分裂和動蕩。然而，他的觀點與幕府的保守路線相抵觸，同年10月，他被召回江戶，11月10日被罷免了軍艦奉行的職務，甚至被迫接受“蟄居生活”（閉門反省）一年半的處分。與此同時，神戶海軍操練所也被迫關閉。
在蟄居期間，勝海舟並沒有消沉，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博覽群書，進一步充實了自己的學識。他與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等開明派誌士保持聯係，共同探討國家的前途和改革的方向。元治元年（1864年）9月11日，勝海舟與西鄉隆盛在大阪首次會麵。當時，西鄉對神戶港開港延期甚是憂心，勝海舟向他闡述了應對之策，西鄉在給大久保利通的書信中對勝海舟大加讚賞，稱其為“當代罕見的才智之士”。
勝海舟的這些行為和言論，使他成為幕府體製內的開明派代表。他不僅反對幕府的保守政策，還積極尋求與誌同道合的人士合作，為國家的未來出謀劃策。盡管遭受打擊，他仍然堅信日本必須進行改革，才能應對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
慶應2年（1866年），第二次長州征伐失敗，幕府的威信受到了嚴重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德川慶喜重新啟用勝海舟，任命他為軍艦奉行，負責調停會津藩和薩摩藩之間的矛盾，以及與長州藩的停戰交涉。勝海舟臨危受命，隻身前往宮島大願寺，與長州藩的代表進行談判。憑借其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堅定的信念，他成功說服長州藩停戰，達成了初步的和平協議。
然而，當勝海舟帶著停戰協議返回江戶時，卻發現德川慶喜並沒有真正打算執行這一協議。慶喜將停戰敕命放在抽屜裏，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這一行為讓勝海舟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他認為，幕府的這種態度不僅辜負了他的努力，也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的分裂和動蕩。因此，他毅然提出辭職請求，並返回江戶。
八、無血開城
1866年末，一貫壓製倒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即位，這使得形勢變得有利於倒幕派。倒幕派以天皇的名義命令長州和薩摩討伐幕府。此時，全國各地爆發了城市暴動和農民起義，幕府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將軍德川慶喜接受了前土佐藩主山內容堂的建議，企圖在形式上讓天皇執政，而實權由自己掌握。於是，他在慶應3年（1867年）10月實行了“奉還大政”。然而，德川家仍擁有四百萬石的領地，德川慶喜試圖通過擔任新設立的諸侯會議的議長繼續施展影響力。討幕派的公家岩倉具視和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主導了12月初的王政複古大號令以及小禦所會議（王政複古政變），認為必須叫慶喜“辭官納地”，剝奪其領地，摧毀其經濟基礎，否則便不能算是真正推翻了幕府。
慶應4年（1868年）1月3日至6日，舊幕府軍和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討伐軍（新政府軍）在京都郊外發生衝突，史稱鳥羽、伏見之戰。盡管幕府的兵力是政府軍的三倍，但其主力步兵毫無鬥誌，最終慘敗。德川慶喜逃回江戶，近畿以西的各藩立即向新政府宣誓效忠。1月7日，新政府以天皇名義發表詔書，東征討伐幕府。新政府軍沿東海道向江戶進軍，對江戶采取了包圍形勢。各國聲明在天皇政府和將軍政府的內戰期間保持中立。
在幕府內部，關於是否抵抗新政府軍出現了主戰和主和兩派。主戰派以小粟忠順、榎本武揚、大鳥圭介為代表，主張接受法國援助，同討幕軍一決死戰。主和派則以勝海舟、大久保忠寬為代表。主和派指出，幕府陸軍已陷入土崩瓦解，江戶市民深深痛恨幕府，關東一帶人民起義頻繁，德川慶喜最終放棄了抵抗企圖。
另一方麵，新政府及左右新政府的英國公使同樣擔心人民的起義。在這種複雜的局勢下，勝海舟被委以重任。1月23日，他被任命為德川家之家職陸軍總裁（相當於陸軍部長），2月25日又被全權委任為軍事總裁（相當於幕府全軍最高統帥）、舊幕府方麵的全權代表。
慶應4年3月9日，勝海舟派山岡鐵舟去駿府城會見討幕軍參謀西鄉隆盛，商定七項和解條件。然而，討幕軍慶應4年3月15日（1868年4月7日）總攻江戶的預定日期未變，大軍繼續向江戶逼近。在總攻日前的3月13日至14日，勝海舟與西鄉隆盛會談。勝海舟鑒於當時的形勢，一麵進行談判，一麵準備談判破裂後的應對方案。他的作戰方略參考了庫圖佐夫在俄法1812年戰爭中阻擊拿破侖入侵所采用的戰術，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讓將軍慶喜亡命英國，以確保其安全。
在江戶實行焦土戰術，使進入江戶的討幕軍無立足之地。
護送將軍家眷和江戶居民向房總疏散，確保平民的安全。
為了實施這一計劃，江戶消防官新門辰五郎準備了大量火藥，計劃在街市放火。同時，調集了江戶周邊地區的大小船隻，為難民確保糧食供應。幕府艦隊準備用軍艦艦炮炮擊東海道，切斷新政府軍的退路和糧道，並安排慶喜逃亡到駐紮在橫濱港的英國艦隊政治避難。
經過緊張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保全將軍慶喜的性命和德川氏的家名為條件，江戶城於1868年4月未經戰鬥便開城投降，讓給了討幕軍。幕府領地完全落入新政府手中，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向完成民族統一和消滅封建製度邁進了重要一步。
會談之後，戊辰戰爭仍在繼續，但勝海舟作為舊幕府方的重臣，堅決反對抵抗新政府軍。他預見到，即使在戰術上取得勝利，也難以在戰略上取勝。內戰的長期化將導致英國支持的新政府和法國支持的舊幕府將日本一分為二的結果。在勝海舟的思想觀念中，相較於幕府的存續，日本的國家統一更為重要。
九、明治時代
明治維新後，勝海舟一度拒絕了明治新政府的邀請，選擇隨德川家退居靜岡藩駿府。然而，作為舊幕臣的代表人物，他在明治2年（1869年）重新參與明治政府的工作。1868年5月22日（明治元年閏4月2日），他被委任為江府鎮撫萬端取締，揀選大總督府參謀。同年12月18日（明治元年11月5日），他被委任為大總督禦用掛、付書夜兼行出府。1869年8月25日（明治2年7月18日），他任外務省外務大丞，但僅一個月後，即9月18日（明治2年8月13日），他依願免官。同年12月25日（明治2年11月23日），他又被任命為兵部省兵部大丞，但1870年7月10日（明治3年6月12日）再次依願免官，轉任東京府禦用掛。
1872年6月15日（明治5年5月10日），勝海舟被任命為海軍省海軍大輔。明治六年政變後，他於1873年（明治6年）3月3日至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任太政官參議兼海軍卿（相當於海軍大臣同平章事）。隨後，他於1875年4月25日至11月29日任元老院議官。1887年（明治20年）5月9日，他被特旨列入華族，依維新功勳被授予伯爵爵位。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至1899年（明治32年）1月21日，他任樞密顧問官。
盡管德川慶喜在幕末的混亂期曾因多次意見對立而疏遠勝海舟，但勝海舟為爭取德川慶喜獲得明治政府的赦免而竭盡全力。在他的努力下，德川慶喜覲見明治天皇並被特旨授封公爵爵位，在德川宗家之外另設德川慶喜家（德川公爵家）。此外，勝海舟還努力照顧舊幕臣的就業和生活保障，將因幕府崩潰造成的混亂和反亂抑製到最小限度。他利用在新政府的職爵權限和人脈，在維新後的30餘年間一直持續這項工作。
明治6年（1873年），勝海舟作為勅使與西四辻公業南下鹿兒島，召島津久光北上東京。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製定階段，他以樞密顧問官的身份參與樞密院的審議，但始終保持沉默。勝海舟喜好座談，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新政府要人相比，他更願意開陳自己的意見。然而，他自身的政治姿態也受到團團珍聞等媒體的嚴厲批判。
明治7年（1874年），勝海舟因反對政府出兵台灣（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提出辭職。明治10年（1877年）以後，他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盡管如此，勝海舟仍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他發起了西鄉隆盛複權運動，為江戶無血開城和明治維新的中心人物西鄉隆盛的名譽恢複積極奔走。在他和黑田清隆的努力下，明治22年（1889年）隨著《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西鄉隆盛得以平反，追授正三位，以維新之功勳敘侯爵爵位，並在東京上野公園為西鄉隆盛樹立銅像。
勝海舟被視作日本海軍的締造者。他批評明治政府的脫亞入歐政策，主張中日提攜，反對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戰敗自殺殉國後，勝海舟撰寫了追悼文發表在報紙上。他認為，人們自恃戰勝而氣勢高漲、簡單追隨歐美的殖民主義政策是愚蠢的。他解釋了中國大陸的廣大和中國現狀的真實情況，主張中日聯合共同對抗歐美。三國幹涉還遼對日本造成的高壓態勢也在勝海舟事前的預料之內。他嚴詞批判足尾礦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對公害、維護人民權益的運動。
退出政治舞台後，勝海舟在東京的赤阪冰川町的邸宅吟詩作畫，為文著書。他參與了明治政府的修史事業，接受政府資金援助，撰寫、口述、編纂了《吹塵錄》（江戶時代的經濟製度大綱）、《海軍曆史》、《陸軍曆史》、《開國起源》、《水川清話》等著作。他還與向山黃村組織舊幕臣進行《德川氏實錄》的編纂計劃，但由於政治因素的幹擾而未能實現。
勝海舟晚年經曆了許多個人的不幸。他的嫡長子早逝，孫子也因醜聞而困擾，使他在孤獨中度過晚年。1899年1月19日（明治32年1月19日），勝海舟因腦溢血去世，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