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麽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麵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麽你什麽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隻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麽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隻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裏，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隻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麽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裏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隻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麽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隻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裏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隻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裏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隻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隻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裏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裏，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裏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裏，什麽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裏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裏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裏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隻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麽，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裏，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隻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麽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裏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隻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麽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隻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裏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隻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裏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隻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隻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裏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裏，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裏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裏，什麽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裏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裏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裏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隻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麽，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