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 作者：阿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來就不對號嘛。”他掙紮。
“你是多少號，就坐多少號嘛。”藏人不急不躁，語氣堅定，反複說著以上的話。占座的終於無奈讓出了座位，一邊往後麵走，一邊還在說：“從來就不對號嘛。”
發車時間到，有一個座位的人沒來，票已經賣了，車老板說要等。一等半個小時，天漸漸亮了。等人湊齊，車開出汽車站，天已大亮。上了路，才發現比沒出發的時候更令人搓火。這位司機的技術真是令人瞠目結舌。在日喀則市區平坦無比的好路上，這輛車開得顫顫巍巍，慢慢騰騰，連蝸牛都會急死。
在藏區的優質公路上行車，有一種令人失掉時間感的催眠效果，綠河黃沙雪山藍天在側，走上幾個小時大同小異。下午三點，司機把車停在一個小鎮，大家找地方吃飯。紫圍巾和坐我旁邊的藏袍阿姨，跟在我後麵，黃皮襖的男人拎著一個大保溫瓶走在前麵。他們走進了一家餐館，喊我跟著，並建議我跟他們點一樣的飯，說這樣吃上得快。三人都是藏人，交談不說漢語，隻和我交流時，才小心地吐出一些必要的漢話句子。飯畢，黃皮襖男人用他的保溫杯，倒給我一杯開水。
車繼續往前開，越開越高，越開越冷。天色漸暗，路兩邊開始有雪。藏房少了，人煙也稀了。到樟木前的最後三十公裏，是從海拔四千米的聶拉木降到一千多，所以，越冷越是好事，意味著我們離目的地近了。
天色接近傍晚，視野深灰，雪大讓路麵全白，風也越來越猛，車廂凍腳。自從開始下雪後，“急死蝸牛”司機就開始把車開得歪歪扭扭，我暗暗對自己說“再堅持一會兒，過了這段下山就好了”。山路一轉，前方山上出現幾排前後交錯站立的水泥樓房，似乎是個小鎮子。那便是聶拉木了。
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樓群的一條路，慢慢兩側出現了小商店、旅店，車沿著蓋滿雪的細小馬路開到一處加油站加了點油。然後，坐在車頭跟著司機考察的車主人忽然對大夥兒說：“有住旅店的，住哪家說一聲，我好給你們停車。”
此話一出，大事不妙。我趕快衝到車頭去，差一點就要揪住他衣領子：“住旅店？！不走了？！”他瞄我一眼，輕描淡寫地回了一句：“你看看這路，能走嗎？我敢走，你敢坐嗎？”
二
在紫圍巾阿姨的介紹下，黃皮襖、另一位年輕人還有我，都跟著她和藏袍阿姨住進了雪域旅館。三個女的住一間，三張床，一張小小的藏式立茶桌，一顆燈泡，屋裏冷得和外麵沒區別。
行李放下，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藏式旅館的烤火房等於“大堂”，服務員白天待在這兒，要水要茶、交談碰麵也都在這兒。很大的藏式房屋，中心一架鑄鐵藏爐、大煤筐，四周擺了大大小小的椅子，房間三麵靠牆也都是鋪著藏毯的長座位，可以坐下十幾人。火爐上坐著三四個大白鐵皮和黃銅的水壺，紅臉的服務員姑娘不斷過來給我們加酥油茶。
一邊喝茶，一邊談論明天的天氣。那位年輕人說：“如果雪不大，明天可以走下去。”他就是坐在頭排、堅持對號入座的那位，叫貢布，是四川阿壩的藏族。說到對號入座的事兒，他不好意思地說：“要是個藏人，我就讓了，漢族人，還是個警察，就算了，警察還這樣。”原來，對方為了要貢布讓座，說自己是個警察。貢布長得很耐看，輪廓清晰柔和，他是大學生，藏文學院畢業了分到鄉下教書，沒去，跑到邊境上來，跟著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
黃皮襖男人叫加措，仔細看長相也不賴，三十多歲，雖然風塵仆仆的，但從穿著上看也見過大世麵。加措是甘肅的藏族，從甘肅到樟木，再從樟木到加德滿都，再從加德滿都去印度，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裏生活，他計劃和他們一起過春節。
說起漢話來，貢布的口氣謙和緩慢，加措的普通話有地方口音、直率簡單，顯得有點笨拙。藏式房屋裏，擺著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做酥油茶的長桶，雕花的木櫃子和木桌，供神用的燈。貢布和加措熱心地告訴我每件東西都是幹什麽用的。我們找了一家牛肉麵館吃晚飯。
加措擔心到了加德滿都，辦不成去印度的簽證。問他為什麽不在拉薩辦？他說，在拉薩更難辦。他們去印度很難，即便是在加德滿都辦，聽說也有危險。問什麽危險？他說：首先能不能拿到簽證不一定，再者就算拿到簽證入境了印度，但回來時在中國邊境上護照上有印度簽證，也有危險。所以，“很多人連從尼泊爾去印度的簽證都不辦，怕回來遇上麻煩，就在印、尼邊境上給人一點錢，把人偷偷帶過去。”
“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來你們都不一定信，根本不是你們能想象的。”貢布接過話頭。我說我相信。
貢布說：“別說內地人了，就是在藏人裏頭也是想法各種各樣。像那些樟木邊境的藏人，就對這些政策和手段沒有意見，對一切都滿意，為什麽？因為給他們這種邊境的好處比偏僻地區好：一個老師，在樟木的工資就至少四五千，大城市都不一定有這麽高。所以，樟木的藏人和阿壩的藏人，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你聽樟木的藏人，特別是那些在政府國營單位的人說話，就和新聞聯播裏沒什麽區別。我去內地，都沒聽過內地人這麽說話。內地人講錢，不愛講政治。”
牛肉麵味道相當好。在車上苦苦晃了一整天，痛痛快快地說上一會兒話，吃上了又熱又香的牛肉麵，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幾個人也不知不覺拉近了。
轉天我早早地醒了，一邊拍打沾滿了土的旅行背包，一邊想著今天走下山的事。但是推門一看，外麵雪還在下，地麵上積的雪已經沒過腳踝、深到小腿。
路上有人用塑料編織袋綁在兩腿和兩腳上，大部分店鋪都關著門，找可以打國際長途的地方都難。我想打給尼泊爾的朋友，通知他們不要從加都開車到邊境上來了，大雪封路，過境時間待定。從聶拉木打到尼泊爾的手機上，每分鍾五塊錢。
回到房間，眼看快11點了，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還沒起床，顯然他們認為今天是走不了。在烤火房又烤了會兒火，他們陸續出現，貢布和加措最晚，快下午1點鍾才笑眯眯地晃進來，“反正也走不了，沒事不睡覺做啥。”加措憨憨地一邊說，一邊笑嗬嗬地撓了撓頭。
“這麽大的雪，誰也沒法走。”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並向我詳細解釋為什麽走不了：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就算不刮風光下雪，雪深了走起來都不安全，何況還刮這麽大風、眼都睜不開，更甭提還得背著東西，苦力都不肯；而且，出了聶拉木，前頭至少還有二十公裏的路同樣在下雪呢，其中幾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層樓高，就算推土機推，也隻能推出一條中間道，兩邊雪還是有三層樓高，何況現在還沒有推土機推，就是現在雪停了，人也過不去。
“走路，是走不下去樟木了，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推土機什麽時候推。”他們總結道。
不過，雪不停，推土機是不會推的。雪停了，還要看推土機想不想推，要是沒什麽首長經過，晚幾天再推也是正常的。
三
既已如此，推土機成了我們唯一的希望。今天雪停，明天推，後天能走。所以在聶拉木要待“至少三天”。我坐在火爐旁，心裏這麽暗暗算著，把雙腿雙手盡量靠近氣息微弱的火爐，低頭全神貫注在壓製心頭升起的焦躁。想想昨晚睡的那個毛巾結冰、穿著棉衣棉褲、蓋著兩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這個條件簡陋得讓人連要點熱水洗臉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這個隻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覺到一點兒暖意的爐子，除了忍耐，坐住屁股底下的這把小凳子，等著雪停、推土機出現，似乎什麽也幹不了，也沒地方可去。
一臉沮喪，被幾個藏人朋友看在眼裏。為了寬慰我，他們圍著火爐、半解悶半認真地討論起“怎麽才能走”來。
“這時候，隻有弄架直升機來才行。”加措說。
“前幾年有個當官的就困在這兒了，他們真的弄來一架直升飛機接他。風太大，不熟悉這邊地形，連那個頭兒帶飛機都摔到山裏了。”紫圍巾阿姨說。
紫圍巾阿姨桑姆，剛剛從樟木中學調到聶拉木，原來在樟木中學教過漢語，後來還當了校長。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叫曲珍，不會講漢話，但能聽懂一些，一直在旁邊看著大家講話，靈活柔順的眼神非常專注。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歲左右，但都顯得很年輕甚至有點小孩子氣。
桑姆說，曲珍一輩子沒有結過婚，到現在還是一位姑娘，她在桑姆老公家裏的十個小孩中比較年長，很早幫父母照顧弟弟妹妹、帶他們成人，不知不覺青春過去，雖然從那時直到現在，一直有許多人提親，但她自己不願意，說一個人過慣了，也不願意離開弟弟妹妹們。現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個家裏需要人幫忙，她就住過去，吃苦受累的活兒都由她幹，對這種“遊牧生活”她很滿意。作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婦人，曲珍阿姨明淨的臉上始終有一種秀美而溫順的神情，既單純又端莊。加措說：“曲珍阿姨年輕的時候，肯定是美女呀！”我們紛紛點頭同意。
烤火房的小電視裏，播著西藏台的“紅色”節目，試著轉了幾個頻道，幾乎大同小異。偶爾一點娛樂節目，也照搬央視晚會風格。看我這麽驚訝，加措和貢布說：“西藏的電視節目，就是這樣嘛！想看電視，就是看這個，不然就沒電視可看嘛！”像在聶拉木這樣的縣城，隻能收到西藏的幾個大同小異台，其他文化生活又幾乎沒有——旅店裏，這樣的電視從早到晚開著，過路住店的人無所事事，就一直盯著看，謀殺時間，也謀殺意識。
聽到這兒，桑姆發言了。她的話讓我們大為吃驚——在這個問題上，桑姆的看法“跟新聞聯播一模一樣”，連用詞都一樣——她就像小學生在背誦老師要求背的課文，而且因為背得好，桑姆的語氣中有一種“優秀學生”的優越感和不容置疑，對“淘氣搗蛋學生”加措和貢布所說的那些觀點表示不屑一駁。
作為一個內地人，我也聊起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並非我們看到的那樣。桑姆一邊慢慢搖晃著身體、很認真地聽著，一邊開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陣子，似乎不知道該怎麽反應，然後說：“就算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當個好人，隻辦好事，總不會錯吧？”她說，“離太遠的事兒，不知道咋回事兒，也不知道誰對誰錯，那我就在工作中幫助需要我幫助的人，我自己做個好人，不管別人幹什麽，這不管啥時候都是正理吧？”我們看桑姆這麽認真，也不好再進行更複雜的討論，都被她麵有憂色又努力找到態度的樣子打動，對她的問話紛紛點頭稱是。
夜幕降臨，我們再一次聚在牛肉麵館裏。大話題告一段落，一麵喝著湯，困在聶拉木這個眼前的小麻煩又再次成為核心話題。
“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從拉薩過來，我前兩天就下去了。”桑姆說。
“前天早上，我從拉薩過來，在日喀則攔越野車想搭車，也奇怪了，一天一輛都沒搭上，我要是那天早到點兒，那天的班車也能趕上，可又沒到那麽早，結果就隻能坐昨天這班。”加措說。最後，大家異口同聲說：“這就是緣分啦，要是我們都早下去樟木，雪趕不上，人也碰不上了。”
四
第三天一早，雪停了。但是什麽時候推土機來推？又是一個新問題。有人說，不給點錢他們估計不能這麽快推；有的說等有交通部門的領導從日喀則上來，他們就會給領導推；有的說，估計過年前不一定推了。
到下午，推土機可算是出發了，那轟轟的聲音聽上去從來沒有如此振奮人心。推土機出了門，大家心都稍安。貢布拿出他的筆記本電腦給我看照片。他家裏八個小孩，大姐在北京工作，一個哥哥去寺裏當了喇嘛。他指著阿壩一次重大法會上他哥哥拍的照片說，哥哥當了喇嘛以後變傻了，原來很聰明的。問貢布：變傻了不好？貢布想了想，說：也沒什麽不好，和尚嘛，是要傻一點。
“你是多少號，就坐多少號嘛。”藏人不急不躁，語氣堅定，反複說著以上的話。占座的終於無奈讓出了座位，一邊往後麵走，一邊還在說：“從來就不對號嘛。”
發車時間到，有一個座位的人沒來，票已經賣了，車老板說要等。一等半個小時，天漸漸亮了。等人湊齊，車開出汽車站，天已大亮。上了路，才發現比沒出發的時候更令人搓火。這位司機的技術真是令人瞠目結舌。在日喀則市區平坦無比的好路上，這輛車開得顫顫巍巍，慢慢騰騰，連蝸牛都會急死。
在藏區的優質公路上行車，有一種令人失掉時間感的催眠效果，綠河黃沙雪山藍天在側，走上幾個小時大同小異。下午三點，司機把車停在一個小鎮，大家找地方吃飯。紫圍巾和坐我旁邊的藏袍阿姨，跟在我後麵，黃皮襖的男人拎著一個大保溫瓶走在前麵。他們走進了一家餐館，喊我跟著，並建議我跟他們點一樣的飯，說這樣吃上得快。三人都是藏人，交談不說漢語，隻和我交流時，才小心地吐出一些必要的漢話句子。飯畢，黃皮襖男人用他的保溫杯，倒給我一杯開水。
車繼續往前開，越開越高，越開越冷。天色漸暗，路兩邊開始有雪。藏房少了，人煙也稀了。到樟木前的最後三十公裏，是從海拔四千米的聶拉木降到一千多，所以，越冷越是好事，意味著我們離目的地近了。
天色接近傍晚，視野深灰，雪大讓路麵全白，風也越來越猛，車廂凍腳。自從開始下雪後，“急死蝸牛”司機就開始把車開得歪歪扭扭，我暗暗對自己說“再堅持一會兒，過了這段下山就好了”。山路一轉，前方山上出現幾排前後交錯站立的水泥樓房，似乎是個小鎮子。那便是聶拉木了。
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樓群的一條路，慢慢兩側出現了小商店、旅店，車沿著蓋滿雪的細小馬路開到一處加油站加了點油。然後，坐在車頭跟著司機考察的車主人忽然對大夥兒說：“有住旅店的，住哪家說一聲，我好給你們停車。”
此話一出，大事不妙。我趕快衝到車頭去，差一點就要揪住他衣領子：“住旅店？！不走了？！”他瞄我一眼，輕描淡寫地回了一句：“你看看這路，能走嗎？我敢走，你敢坐嗎？”
二
在紫圍巾阿姨的介紹下，黃皮襖、另一位年輕人還有我，都跟著她和藏袍阿姨住進了雪域旅館。三個女的住一間，三張床，一張小小的藏式立茶桌，一顆燈泡，屋裏冷得和外麵沒區別。
行李放下，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藏式旅館的烤火房等於“大堂”，服務員白天待在這兒，要水要茶、交談碰麵也都在這兒。很大的藏式房屋，中心一架鑄鐵藏爐、大煤筐，四周擺了大大小小的椅子，房間三麵靠牆也都是鋪著藏毯的長座位，可以坐下十幾人。火爐上坐著三四個大白鐵皮和黃銅的水壺，紅臉的服務員姑娘不斷過來給我們加酥油茶。
一邊喝茶，一邊談論明天的天氣。那位年輕人說：“如果雪不大，明天可以走下去。”他就是坐在頭排、堅持對號入座的那位，叫貢布，是四川阿壩的藏族。說到對號入座的事兒，他不好意思地說：“要是個藏人，我就讓了，漢族人，還是個警察，就算了，警察還這樣。”原來，對方為了要貢布讓座，說自己是個警察。貢布長得很耐看，輪廓清晰柔和，他是大學生，藏文學院畢業了分到鄉下教書，沒去，跑到邊境上來，跟著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
黃皮襖男人叫加措，仔細看長相也不賴，三十多歲，雖然風塵仆仆的，但從穿著上看也見過大世麵。加措是甘肅的藏族，從甘肅到樟木，再從樟木到加德滿都，再從加德滿都去印度，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裏生活，他計劃和他們一起過春節。
說起漢話來，貢布的口氣謙和緩慢，加措的普通話有地方口音、直率簡單，顯得有點笨拙。藏式房屋裏，擺著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做酥油茶的長桶，雕花的木櫃子和木桌，供神用的燈。貢布和加措熱心地告訴我每件東西都是幹什麽用的。我們找了一家牛肉麵館吃晚飯。
加措擔心到了加德滿都，辦不成去印度的簽證。問他為什麽不在拉薩辦？他說，在拉薩更難辦。他們去印度很難，即便是在加德滿都辦，聽說也有危險。問什麽危險？他說：首先能不能拿到簽證不一定，再者就算拿到簽證入境了印度，但回來時在中國邊境上護照上有印度簽證，也有危險。所以，“很多人連從尼泊爾去印度的簽證都不辦，怕回來遇上麻煩，就在印、尼邊境上給人一點錢，把人偷偷帶過去。”
“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來你們都不一定信，根本不是你們能想象的。”貢布接過話頭。我說我相信。
貢布說：“別說內地人了，就是在藏人裏頭也是想法各種各樣。像那些樟木邊境的藏人，就對這些政策和手段沒有意見，對一切都滿意，為什麽？因為給他們這種邊境的好處比偏僻地區好：一個老師，在樟木的工資就至少四五千，大城市都不一定有這麽高。所以，樟木的藏人和阿壩的藏人，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你聽樟木的藏人，特別是那些在政府國營單位的人說話，就和新聞聯播裏沒什麽區別。我去內地，都沒聽過內地人這麽說話。內地人講錢，不愛講政治。”
牛肉麵味道相當好。在車上苦苦晃了一整天，痛痛快快地說上一會兒話，吃上了又熱又香的牛肉麵，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幾個人也不知不覺拉近了。
轉天我早早地醒了，一邊拍打沾滿了土的旅行背包，一邊想著今天走下山的事。但是推門一看，外麵雪還在下，地麵上積的雪已經沒過腳踝、深到小腿。
路上有人用塑料編織袋綁在兩腿和兩腳上，大部分店鋪都關著門，找可以打國際長途的地方都難。我想打給尼泊爾的朋友，通知他們不要從加都開車到邊境上來了，大雪封路，過境時間待定。從聶拉木打到尼泊爾的手機上，每分鍾五塊錢。
回到房間，眼看快11點了，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還沒起床，顯然他們認為今天是走不了。在烤火房又烤了會兒火，他們陸續出現，貢布和加措最晚，快下午1點鍾才笑眯眯地晃進來，“反正也走不了，沒事不睡覺做啥。”加措憨憨地一邊說，一邊笑嗬嗬地撓了撓頭。
“這麽大的雪，誰也沒法走。”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並向我詳細解釋為什麽走不了：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就算不刮風光下雪，雪深了走起來都不安全，何況還刮這麽大風、眼都睜不開，更甭提還得背著東西，苦力都不肯；而且，出了聶拉木，前頭至少還有二十公裏的路同樣在下雪呢，其中幾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層樓高，就算推土機推，也隻能推出一條中間道，兩邊雪還是有三層樓高，何況現在還沒有推土機推，就是現在雪停了，人也過不去。
“走路，是走不下去樟木了，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推土機什麽時候推。”他們總結道。
不過，雪不停，推土機是不會推的。雪停了，還要看推土機想不想推，要是沒什麽首長經過，晚幾天再推也是正常的。
三
既已如此，推土機成了我們唯一的希望。今天雪停，明天推，後天能走。所以在聶拉木要待“至少三天”。我坐在火爐旁，心裏這麽暗暗算著，把雙腿雙手盡量靠近氣息微弱的火爐，低頭全神貫注在壓製心頭升起的焦躁。想想昨晚睡的那個毛巾結冰、穿著棉衣棉褲、蓋著兩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這個條件簡陋得讓人連要點熱水洗臉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這個隻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覺到一點兒暖意的爐子，除了忍耐，坐住屁股底下的這把小凳子，等著雪停、推土機出現，似乎什麽也幹不了，也沒地方可去。
一臉沮喪，被幾個藏人朋友看在眼裏。為了寬慰我，他們圍著火爐、半解悶半認真地討論起“怎麽才能走”來。
“這時候，隻有弄架直升機來才行。”加措說。
“前幾年有個當官的就困在這兒了，他們真的弄來一架直升飛機接他。風太大，不熟悉這邊地形，連那個頭兒帶飛機都摔到山裏了。”紫圍巾阿姨說。
紫圍巾阿姨桑姆，剛剛從樟木中學調到聶拉木，原來在樟木中學教過漢語，後來還當了校長。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叫曲珍，不會講漢話，但能聽懂一些，一直在旁邊看著大家講話，靈活柔順的眼神非常專注。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歲左右，但都顯得很年輕甚至有點小孩子氣。
桑姆說，曲珍一輩子沒有結過婚，到現在還是一位姑娘，她在桑姆老公家裏的十個小孩中比較年長，很早幫父母照顧弟弟妹妹、帶他們成人，不知不覺青春過去，雖然從那時直到現在，一直有許多人提親，但她自己不願意，說一個人過慣了，也不願意離開弟弟妹妹們。現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個家裏需要人幫忙，她就住過去，吃苦受累的活兒都由她幹，對這種“遊牧生活”她很滿意。作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婦人，曲珍阿姨明淨的臉上始終有一種秀美而溫順的神情，既單純又端莊。加措說：“曲珍阿姨年輕的時候，肯定是美女呀！”我們紛紛點頭同意。
烤火房的小電視裏，播著西藏台的“紅色”節目，試著轉了幾個頻道，幾乎大同小異。偶爾一點娛樂節目，也照搬央視晚會風格。看我這麽驚訝，加措和貢布說：“西藏的電視節目，就是這樣嘛！想看電視，就是看這個，不然就沒電視可看嘛！”像在聶拉木這樣的縣城，隻能收到西藏的幾個大同小異台，其他文化生活又幾乎沒有——旅店裏，這樣的電視從早到晚開著，過路住店的人無所事事，就一直盯著看，謀殺時間，也謀殺意識。
聽到這兒，桑姆發言了。她的話讓我們大為吃驚——在這個問題上，桑姆的看法“跟新聞聯播一模一樣”，連用詞都一樣——她就像小學生在背誦老師要求背的課文，而且因為背得好，桑姆的語氣中有一種“優秀學生”的優越感和不容置疑，對“淘氣搗蛋學生”加措和貢布所說的那些觀點表示不屑一駁。
作為一個內地人，我也聊起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並非我們看到的那樣。桑姆一邊慢慢搖晃著身體、很認真地聽著，一邊開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陣子，似乎不知道該怎麽反應，然後說：“就算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當個好人，隻辦好事，總不會錯吧？”她說，“離太遠的事兒，不知道咋回事兒，也不知道誰對誰錯，那我就在工作中幫助需要我幫助的人，我自己做個好人，不管別人幹什麽，這不管啥時候都是正理吧？”我們看桑姆這麽認真，也不好再進行更複雜的討論，都被她麵有憂色又努力找到態度的樣子打動，對她的問話紛紛點頭稱是。
夜幕降臨，我們再一次聚在牛肉麵館裏。大話題告一段落，一麵喝著湯，困在聶拉木這個眼前的小麻煩又再次成為核心話題。
“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從拉薩過來，我前兩天就下去了。”桑姆說。
“前天早上，我從拉薩過來，在日喀則攔越野車想搭車，也奇怪了，一天一輛都沒搭上，我要是那天早到點兒，那天的班車也能趕上，可又沒到那麽早，結果就隻能坐昨天這班。”加措說。最後，大家異口同聲說：“這就是緣分啦，要是我們都早下去樟木，雪趕不上，人也碰不上了。”
四
第三天一早，雪停了。但是什麽時候推土機來推？又是一個新問題。有人說，不給點錢他們估計不能這麽快推；有的說等有交通部門的領導從日喀則上來，他們就會給領導推；有的說，估計過年前不一定推了。
到下午，推土機可算是出發了，那轟轟的聲音聽上去從來沒有如此振奮人心。推土機出了門，大家心都稍安。貢布拿出他的筆記本電腦給我看照片。他家裏八個小孩，大姐在北京工作，一個哥哥去寺裏當了喇嘛。他指著阿壩一次重大法會上他哥哥拍的照片說，哥哥當了喇嘛以後變傻了，原來很聰明的。問貢布：變傻了不好？貢布想了想，說：也沒什麽不好，和尚嘛，是要傻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