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個字，出自孔子之口，見之於《論語·為政》。
意思很簡潔：君子不是器具。
當然不是。但為什麽還要特別拿出來強調呢？因為世間之人，常常成為器具。一旦成為器具，孔子就要把他們開除出君子隊伍。
這個命題有點艱深，但在剛剛說過禮儀之後，可以借著那個話題找到一個比較通俗的入口。禮儀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們成了禮儀的器具，隻知像器具一樣做出刻板的體態和手勢，隻知重複著完全一樣的話語和笑容，那麽，這就成了“器具之禮”，而不是君子之禮。因為，君子不器。
禮儀隻是一例，由人變器的事情，到處可以看到。
我們應該見過不少這樣的教師，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樣的語句和口氣複述著同一本陳舊的教科書。雖然毅力可以稱道，但未免太“器”了，因為他們讓多彩的生命變成了複製之器。
我們應該見過更多刻板的官員，他們在會議上重複著上司的文書，在辦公時扮演著自己的官職，連下班回到家裏還不把架子放下來。那也“器”了，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僵化成了官僚體係中的一個構件。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認為人世間最重要的是“這一個”，亦即獨立生命的自我把持，因為人的生命不可重複。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認為生命的真實在於衝動和綿延，而機器化的行為隻是喜劇嘲笑的對象。他們的種種理論，都與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哲學“君子不器”遙相呼應。
黑格爾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歐洲工業化、機器化所產生的弊病後作出論述的，而中國古代提出“君子不器”卻沒有這種背景，因此更為難能可貴，更像聖哲天語。
中國古代文字的優點是凝練，缺點是多義。例如這個“器”字，概括了多少現象，卻也可能歧義叢生。器具、器物、器皿，等等，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但如果是器識、器宇、器質呢？顯然又從物化轉向了生命。老子所說的“大器晚成”，比喻大材須精雕，偉人須等待。也就是說，老子所說的“器”是一個可以慢慢增長和優化的活體。既然是活體，就與孔子所防範的非活體“器”，有方向上的差異。孔子所不喜歡的“器”，永遠成不了老子所說的“器”。因此，他們兩位其實都在倡導活體。
“君子不器”，在當代思維中又可引申為“抵抗人的異化”、“防止全麵工具化”等等。人，總是要找回自己。即便什麽時候機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對人的堅守還會持續。
機器人再精巧，也不能成為君子。這是中國文化在人格意義上的最終節操，可能會堅守到最後。
這把事情說遠了。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君子不器”的教言主要會給我們兩方麵的幫助：
第一，盡量不要成為器物的奴隸。管子所說的“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管子·內業》），說明了君子對於器物的主動性。環視四周，現在有很多人過度追求器物之盛，其實早已遠遠超過生命的實際需要，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隸。他們成天收藏、拚比著奢侈器物，琳琅滿目，乍看是生命的擴充，其實是生命的奴化。而且，奴化了的生命還要伺候那麽多冷若冰霜的“主人”。須知，哪怕是積器如山，堆物成城，也比不過你簡囊遠行的身影。
第二，盡量不要使自己變成器物。這比成為器物的奴隸更為嚴重，其實也更為普遍。這種異化過程，在開始的時候還很難自覺。當你在某一職業、頭銜、角色上粘住了，僵化了，風化了，那就要當心。因為異化過程已經開始，與君子的活體漸行漸遠。班固在《漢書》中說“君子直而不挺”（《漢書·蓋寬饒傳》）。我幾次讀到，都會為那個“挺”字啞然失笑。君子需要正直，當然不錯，但再往前走一步，“挺”了，那就帶有了刻意表演的成分。一直“挺”下去，就漸漸從有機體變成了無機體，最後變成了一種造型和雕塑。造型和雕塑是“器”，不是人。
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有趣的聯想。當今中國文化傳媒界一直有一批數量不小的“大批判孑遺”，人稱“偽鬥士”，老是在整人毀人、造謠誹謗、誣陷無辜。我知道他們中有不少人早就想收手不幹，而且越來越產生了法律上的擔憂，但他們還是“挺”在那裏。為什麽？為的是想成為新時代的“匕首、投槍、迫擊炮”。他們不明白的是，那些都是“器”，而且大多是“凶器”。
無論是不做器物的奴隸，還是不做器物本身，有一個最簡單的防身術，那就是堅持做一個平常人，一個有體溫、有彈性、不極端、不作態的平常人。這又與前麵所說的“君子中庸”聯係在一起了，可謂：君子因中庸而不器。
意思很簡潔：君子不是器具。
當然不是。但為什麽還要特別拿出來強調呢？因為世間之人，常常成為器具。一旦成為器具，孔子就要把他們開除出君子隊伍。
這個命題有點艱深，但在剛剛說過禮儀之後，可以借著那個話題找到一個比較通俗的入口。禮儀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們成了禮儀的器具，隻知像器具一樣做出刻板的體態和手勢，隻知重複著完全一樣的話語和笑容，那麽，這就成了“器具之禮”，而不是君子之禮。因為，君子不器。
禮儀隻是一例，由人變器的事情，到處可以看到。
我們應該見過不少這樣的教師，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樣的語句和口氣複述著同一本陳舊的教科書。雖然毅力可以稱道，但未免太“器”了，因為他們讓多彩的生命變成了複製之器。
我們應該見過更多刻板的官員，他們在會議上重複著上司的文書，在辦公時扮演著自己的官職，連下班回到家裏還不把架子放下來。那也“器”了，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僵化成了官僚體係中的一個構件。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認為人世間最重要的是“這一個”，亦即獨立生命的自我把持，因為人的生命不可重複。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認為生命的真實在於衝動和綿延，而機器化的行為隻是喜劇嘲笑的對象。他們的種種理論，都與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哲學“君子不器”遙相呼應。
黑格爾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歐洲工業化、機器化所產生的弊病後作出論述的，而中國古代提出“君子不器”卻沒有這種背景，因此更為難能可貴，更像聖哲天語。
中國古代文字的優點是凝練，缺點是多義。例如這個“器”字，概括了多少現象，卻也可能歧義叢生。器具、器物、器皿，等等，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但如果是器識、器宇、器質呢？顯然又從物化轉向了生命。老子所說的“大器晚成”，比喻大材須精雕，偉人須等待。也就是說，老子所說的“器”是一個可以慢慢增長和優化的活體。既然是活體，就與孔子所防範的非活體“器”，有方向上的差異。孔子所不喜歡的“器”，永遠成不了老子所說的“器”。因此，他們兩位其實都在倡導活體。
“君子不器”，在當代思維中又可引申為“抵抗人的異化”、“防止全麵工具化”等等。人，總是要找回自己。即便什麽時候機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對人的堅守還會持續。
機器人再精巧，也不能成為君子。這是中國文化在人格意義上的最終節操，可能會堅守到最後。
這把事情說遠了。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君子不器”的教言主要會給我們兩方麵的幫助：
第一，盡量不要成為器物的奴隸。管子所說的“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管子·內業》），說明了君子對於器物的主動性。環視四周，現在有很多人過度追求器物之盛，其實早已遠遠超過生命的實際需要，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隸。他們成天收藏、拚比著奢侈器物，琳琅滿目，乍看是生命的擴充，其實是生命的奴化。而且，奴化了的生命還要伺候那麽多冷若冰霜的“主人”。須知，哪怕是積器如山，堆物成城，也比不過你簡囊遠行的身影。
第二，盡量不要使自己變成器物。這比成為器物的奴隸更為嚴重，其實也更為普遍。這種異化過程，在開始的時候還很難自覺。當你在某一職業、頭銜、角色上粘住了，僵化了，風化了，那就要當心。因為異化過程已經開始，與君子的活體漸行漸遠。班固在《漢書》中說“君子直而不挺”（《漢書·蓋寬饒傳》）。我幾次讀到，都會為那個“挺”字啞然失笑。君子需要正直，當然不錯，但再往前走一步，“挺”了，那就帶有了刻意表演的成分。一直“挺”下去，就漸漸從有機體變成了無機體，最後變成了一種造型和雕塑。造型和雕塑是“器”，不是人。
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有趣的聯想。當今中國文化傳媒界一直有一批數量不小的“大批判孑遺”，人稱“偽鬥士”，老是在整人毀人、造謠誹謗、誣陷無辜。我知道他們中有不少人早就想收手不幹，而且越來越產生了法律上的擔憂，但他們還是“挺”在那裏。為什麽？為的是想成為新時代的“匕首、投槍、迫擊炮”。他們不明白的是，那些都是“器”，而且大多是“凶器”。
無論是不做器物的奴隸，還是不做器物本身，有一個最簡單的防身術，那就是堅持做一個平常人，一個有體溫、有彈性、不極端、不作態的平常人。這又與前麵所說的“君子中庸”聯係在一起了，可謂：君子因中庸而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