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種種思想品德，需要形之於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這便是禮。由禮構成儀式，便是禮儀。
精神需要賦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態。這不僅僅是一個“從裏到外”的過程，而且也能產生“從外到裏”的反饋。那就是說，當外形一旦建立，長期身體力行，又可以反過來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對外來說，“君子之德風”，君子的品德需要傳播。而在傳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傳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為方式。因此，君子的禮儀，具有空間和時間上的擴展使命。
正因為這樣，曆代君子沒有不講究禮儀的。中國也由此而被稱為“禮儀之邦”。
普普通通的人，有禮上身，就顯出高貴。而這種高貴是有對象的，既尊敬人，又傳染人。這個意思，就是《左傳》上的一段話：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正是這段話的首尾四字，組成了這小節的標題。
也有說得更強烈的。在某些哲人看來，有沒有禮，不僅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而且是人和禽獸的區別。例如：
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一》
說得有點過分，但我明白其中意氣。看了生活中太多無禮的惡相，不得不氣憤地罵一句：一個人如果無禮，簡直就是禽獸。
換一種語氣說，更能讓人接受。也是《左傳》裏的話，雖也斬釘截鐵，倒是聽得入耳：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左傳·昭公七年》
把禮比喻成一個人站立起來的軀幹，這種說法很有文學性，我喜歡。擴而大之，《左傳》還進一步認為，當禮變成一種集體儀式，也有可能成為一個邦國的軀幹：
禮，國之幹也。
《左傳·僖公十一年》
這讓我們聯想到現在各國的國慶禮儀和大型國際性盛典的開幕儀式。即使沒有重大典儀，國民之禮，也是國之軀幹。
但是，這還是講大了。君子之道中的禮，主要是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規範。
任何行為規範，都會表達某種意向。那麽，究竟是什麽意向在中國人的日常禮儀中最常見、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讓”。
先說“敬”。
孟子說：“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墨子說：“禮，敬也。”（《墨子·經上》）這就表明，一個有禮的君子，他的全部動作都會表達對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視。
中國幾千年都受控於家族倫理和官場倫理，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習慣於把恭敬交付給長輩、親友、上級、官員。但是，君子之敬，並不是家族倫理和官場倫理的附屬品，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一個君子，如果對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麽，這種尊敬也就獨具價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間發現真君子。一旦發現，就會駐足良久，凝神注視：正是他們對陌生人的尊敬，換來了我對他們的尊敬。
在這裏，互敬成為一種互饋關係，雙向流動。公共空間的無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這種互饋關係，孟子說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離婁下》
再說“讓”。
簡單說來，那就是後退一步，讓人先走；那就是讓出佳位，留給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讓；那就是分利不勻，率先放棄……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給人看，而是在內心就想處處謙讓，由心賦形。
還是孟子說的：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孟子·公孫醜上》
所謂“禮之端”，就是禮的起點。為什麽辭讓能成為起點？因為世界太擁擠，欲望太密集，紛爭太容易。唯有後退一步，才會給他人留出空間。敬，也從後退一步開始。
辭讓，是對自己的節製。一人的節製也能做出榜樣，防止他人的種種不節製。這是《禮記》說過的意思：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禮記·坊記》
這個“坊”字，古時候與“防”相通。這句話用我的語氣來說是這樣的：
什麽是禮？對人的性情加以節製，從而對民間作出防範性的示範。
說得有點繞。一切還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來，為什麽要禮？為什麽要敬？為什麽要讓？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和。君子之責，無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簡潔的六個字來概括：
禮之用，和為貴。
《論語·學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個邏輯程序：行為上的“敬”、“讓”，構成個人之“禮”，然後達成人間之“和”。
揭示了結論，我還要作一個重要補充：君子有了禮，才會有風度，才會有魅力，才會美。正是謙恭辭讓之禮，使君子神采無限。這是中華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標識，也是東方人文美學的最佳歸結。
現代很多人在這一點上誤會了，以為人格魅力在於寸步不讓，在於銳目緊逼，在於氣勢淩人。其實，正好相反。
為此，我很讚賞荀子把“禮”和“美”連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禮論》裏為“禮”下了一個定義，說是“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這個定義告訴我們，在設計“禮”的時候，不管是個人之禮還是集體禮儀，都必須文，必須美。
再謙恭，再辭讓，如果以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大呼小叫、卑躬屈膝、裝腔作勢的方式呈現出來，那也不是我們所要的禮。君子之禮，與美同在。
精神需要賦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態。這不僅僅是一個“從裏到外”的過程，而且也能產生“從外到裏”的反饋。那就是說，當外形一旦建立，長期身體力行，又可以反過來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對外來說，“君子之德風”，君子的品德需要傳播。而在傳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傳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為方式。因此，君子的禮儀，具有空間和時間上的擴展使命。
正因為這樣，曆代君子沒有不講究禮儀的。中國也由此而被稱為“禮儀之邦”。
普普通通的人，有禮上身，就顯出高貴。而這種高貴是有對象的，既尊敬人，又傳染人。這個意思，就是《左傳》上的一段話：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正是這段話的首尾四字，組成了這小節的標題。
也有說得更強烈的。在某些哲人看來，有沒有禮，不僅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而且是人和禽獸的區別。例如：
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一》
說得有點過分，但我明白其中意氣。看了生活中太多無禮的惡相，不得不氣憤地罵一句：一個人如果無禮，簡直就是禽獸。
換一種語氣說，更能讓人接受。也是《左傳》裏的話，雖也斬釘截鐵，倒是聽得入耳：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左傳·昭公七年》
把禮比喻成一個人站立起來的軀幹，這種說法很有文學性，我喜歡。擴而大之，《左傳》還進一步認為，當禮變成一種集體儀式，也有可能成為一個邦國的軀幹：
禮，國之幹也。
《左傳·僖公十一年》
這讓我們聯想到現在各國的國慶禮儀和大型國際性盛典的開幕儀式。即使沒有重大典儀，國民之禮，也是國之軀幹。
但是，這還是講大了。君子之道中的禮，主要是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規範。
任何行為規範，都會表達某種意向。那麽，究竟是什麽意向在中國人的日常禮儀中最常見、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讓”。
先說“敬”。
孟子說：“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墨子說：“禮，敬也。”（《墨子·經上》）這就表明，一個有禮的君子，他的全部動作都會表達對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視。
中國幾千年都受控於家族倫理和官場倫理，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習慣於把恭敬交付給長輩、親友、上級、官員。但是，君子之敬，並不是家族倫理和官場倫理的附屬品，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一個君子，如果對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麽，這種尊敬也就獨具價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間發現真君子。一旦發現，就會駐足良久，凝神注視：正是他們對陌生人的尊敬，換來了我對他們的尊敬。
在這裏，互敬成為一種互饋關係，雙向流動。公共空間的無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這種互饋關係，孟子說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離婁下》
再說“讓”。
簡單說來，那就是後退一步，讓人先走；那就是讓出佳位，留給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讓；那就是分利不勻，率先放棄……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給人看，而是在內心就想處處謙讓，由心賦形。
還是孟子說的：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孟子·公孫醜上》
所謂“禮之端”，就是禮的起點。為什麽辭讓能成為起點？因為世界太擁擠，欲望太密集，紛爭太容易。唯有後退一步，才會給他人留出空間。敬，也從後退一步開始。
辭讓，是對自己的節製。一人的節製也能做出榜樣，防止他人的種種不節製。這是《禮記》說過的意思：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禮記·坊記》
這個“坊”字，古時候與“防”相通。這句話用我的語氣來說是這樣的：
什麽是禮？對人的性情加以節製，從而對民間作出防範性的示範。
說得有點繞。一切還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來，為什麽要禮？為什麽要敬？為什麽要讓？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和。君子之責，無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簡潔的六個字來概括：
禮之用，和為貴。
《論語·學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個邏輯程序：行為上的“敬”、“讓”，構成個人之“禮”，然後達成人間之“和”。
揭示了結論，我還要作一個重要補充：君子有了禮，才會有風度，才會有魅力，才會美。正是謙恭辭讓之禮，使君子神采無限。這是中華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標識，也是東方人文美學的最佳歸結。
現代很多人在這一點上誤會了，以為人格魅力在於寸步不讓，在於銳目緊逼，在於氣勢淩人。其實，正好相反。
為此，我很讚賞荀子把“禮”和“美”連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禮論》裏為“禮”下了一個定義，說是“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這個定義告訴我們，在設計“禮”的時候，不管是個人之禮還是集體禮儀，都必須文，必須美。
再謙恭，再辭讓，如果以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大呼小叫、卑躬屈膝、裝腔作勢的方式呈現出來，那也不是我們所要的禮。君子之禮，與美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