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裏，我可以對君子的名譽問題發表一些歸結性的意見了。
第一，正在苦惱的名譽，大多無足輕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譽如高山大川、麗日惠風，隱顯之間不會惹人苦惱。惹人苦惱的，無非是四周的低語、躲閃的眼神、時下的忌諱、如風的傳聞……但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嚶嚶如蠅，來也無蹤，去也無影。為它們而難過，枉為一個挺立的人。等著吧，不必很久，你就會為昨夜的歎息後悔，為今晨的眼淚羞愧。
可以肯定，為名譽受損而苦惱的人，絕大多數都在心裏把事情嚴重誇大了。曾在一本書裏讀到，一個兒子為了報紙上一篇損害自己名譽的文章又氣又恨，尋死覓活，他的爸爸前來勸慰。爸爸問了一係列的問題：這份報紙，城裏看的人有多少？看報的人，眼睛會掃到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這中間，會把文章讀完的人有幾個？這幾個人中，能相信文章內容的人又有幾個？相信的幾個人中間，讀完文章一小時後還記得的人會有嗎？如果有，那麽，第二天早晨是否還記得？……
兒子聽了爸爸的這些問題，仔細一想，破涕為笑。可惜，大多數為名譽受損而苦惱的人，沒有這樣一位及時到達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譽，自己無能為力。
真正重大的名譽，一定是自己生命質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無論是自己的生命準備還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長遠而宏大，無法突擊，無法速成。也就是說，這樣的名譽，是追求不到、爭取不來、包裝不出的，也是掩蓋不住、謙虛不掉、毀滅不了的。因此，君子不應該成為一個求名者、憂名者、念名者、奪名者。
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說：“從被追求的那一刻開始，名譽就是一種罪惡。”這話講得太重，因為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後果。我覺得中國六世紀文學家顏之推的說法比較平穩：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顏氏家訓》
這就是說，要成為“上士”也就是君子，應該忘名。萬萬不可像“下士”那樣去奪名，奪名其實就是竊名，於是“下士”也就等同於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間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記名聲。
為什麽不能惦記？因為名聲的歸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記，證明那名聲未必屬於自己，你卻想爭取過來。這種爭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竊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譽受誣，基本不要在意。
名譽受誣，難免令人不悅。但是，受誣的名聲既然與自己不合，那就不屬於自己，隻是名字重合罷了，當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勸告：不為他人的錯誤懲罰自己；我則進一步勸告：對於惡名，也不可“竊名”。
不要那麽推重讒夫，不要那麽推重傳謠者，也不要那麽推重信謠的民眾，不管他們的數量有多大。哪怕是一百萬人都相信了，那也隻是表明一個謠言收降了一百萬個俘虜，而且是道義和智能都很低的俘虜，當然可以忽略不計。
曆來說，“眾口鑠金”。我覺得，不要相信。如果是真金，多少張口能把它鑠了？鑠了的，一定不是真金。當然，也可能鑠掉一點外層熔點極低的雜質，那對金來說，倒是好事。如果因名聲起落失去了頭銜，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一段婚姻，那就證明那些頭銜、那批朋友、那段婚姻本不值得留存。從這個意義上，誣陷，是我們人生的清潔劑。讒夫，是我們人生的清道夫。免費獲得了清潔劑和清道夫，真該感恩。
除此之外，讒夫還有另一個作用，那就是從他們活動的程度和頻率，來反推我們成績的程度和頻率。因為如果沒有特別好的成績，就不會有讒夫的光顧。因此，他們又是反向的“頒獎者”。
第四，更高一層修煉，排除“名執”、“我執”。
君子是儒家概念，其實我們探討君子之名，可以超越儒家，達到更徹底的境界。
例如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就把名的確定性、指向性，全都取消了。名是一個套子，既套不住各異的個體，又套不住流動的時間，因此從本性上就是假的，不必存在的，不管是正名、邪名、好名、惡名、實名、虛名，都是這樣。按照老子的觀點，怎麽還會有名譽的問題？
佛教更為徹底，一切名相皆是空幻。不僅是名，連“我”也是空的。人間正因為執著於“我”，造成多少糾紛和痛苦，而在無常的大千世界，“我”究竟是什麽？消除了對“我”的執著，也就是消除了“我執”，那還會對“名”執著嗎？僧侶團隊中的每一個人，把自己從小就有的名字也脫卸了，隻為稱呼之便加了一個來自佛法的法號，那就做了一個把名看空的實驗。結果，大家都看到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反而更加自在、更加喜樂。
如果把“名執”、“我執”看成是人間痛苦之源，那麽，君子之名也就獲得了根本性解決。
但是，無限超脫的老子和佛教也不否認世上有善惡，人間有大道。因此，對於名譽問題，還有一件事要做。
第五，麵對他人受誣，應該仗義執言。
如前所述，讒夫毀損君子名聲，其實是在毀損社會的公共倫理。發現這一事端的所有君子，除了當事人因身份不便可以豁免外，都應該站出來捍衛公共倫理。就像康德所說的，“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隻有這樣，社會才能在精神意義上真正有序。這在中國儒家哲學中，稱之為“大道之行”、“王道之立”。在佛教中，稱之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身邊的某一個君子受誣，看起來是一件小事，其實卻侵擾了天下公理，破壞了信用體係，人人都有責任阻止。如果這個誣陷不遏製，那個謠言不揭穿，日積月累，必然是天下公理的傾覆，誰也活不下去。《禮記》裏的那段名言應該讓所有的君子牢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禮記·禮運》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美好社會理想，每讀一次都讓人振奮一次。它指出，一旦施行大道，天下人人有份，因此要選得賢能之士，達到誠實無欺、友愛無傷。按照這個標準，一切君子都應該站出來衛護社會信譽，修護他人尊嚴。隻有這樣，才有“天下為公”。時間一長，就有可能達到前麵所說的“大道之行”，“王道之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由君子之名出發，層層辨析，終於抵達了這麽一個宏偉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我為這次寫作感到高興。
第一，正在苦惱的名譽，大多無足輕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譽如高山大川、麗日惠風，隱顯之間不會惹人苦惱。惹人苦惱的，無非是四周的低語、躲閃的眼神、時下的忌諱、如風的傳聞……但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嚶嚶如蠅，來也無蹤，去也無影。為它們而難過，枉為一個挺立的人。等著吧，不必很久，你就會為昨夜的歎息後悔，為今晨的眼淚羞愧。
可以肯定，為名譽受損而苦惱的人，絕大多數都在心裏把事情嚴重誇大了。曾在一本書裏讀到，一個兒子為了報紙上一篇損害自己名譽的文章又氣又恨，尋死覓活，他的爸爸前來勸慰。爸爸問了一係列的問題：這份報紙，城裏看的人有多少？看報的人，眼睛會掃到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這中間，會把文章讀完的人有幾個？這幾個人中，能相信文章內容的人又有幾個？相信的幾個人中間，讀完文章一小時後還記得的人會有嗎？如果有，那麽，第二天早晨是否還記得？……
兒子聽了爸爸的這些問題，仔細一想，破涕為笑。可惜，大多數為名譽受損而苦惱的人，沒有這樣一位及時到達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譽，自己無能為力。
真正重大的名譽，一定是自己生命質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無論是自己的生命準備還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長遠而宏大，無法突擊，無法速成。也就是說，這樣的名譽，是追求不到、爭取不來、包裝不出的，也是掩蓋不住、謙虛不掉、毀滅不了的。因此，君子不應該成為一個求名者、憂名者、念名者、奪名者。
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說：“從被追求的那一刻開始，名譽就是一種罪惡。”這話講得太重，因為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後果。我覺得中國六世紀文學家顏之推的說法比較平穩：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顏氏家訓》
這就是說，要成為“上士”也就是君子，應該忘名。萬萬不可像“下士”那樣去奪名，奪名其實就是竊名，於是“下士”也就等同於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間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記名聲。
為什麽不能惦記？因為名聲的歸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記，證明那名聲未必屬於自己，你卻想爭取過來。這種爭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竊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譽受誣，基本不要在意。
名譽受誣，難免令人不悅。但是，受誣的名聲既然與自己不合，那就不屬於自己，隻是名字重合罷了，當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勸告：不為他人的錯誤懲罰自己；我則進一步勸告：對於惡名，也不可“竊名”。
不要那麽推重讒夫，不要那麽推重傳謠者，也不要那麽推重信謠的民眾，不管他們的數量有多大。哪怕是一百萬人都相信了，那也隻是表明一個謠言收降了一百萬個俘虜，而且是道義和智能都很低的俘虜，當然可以忽略不計。
曆來說，“眾口鑠金”。我覺得，不要相信。如果是真金，多少張口能把它鑠了？鑠了的，一定不是真金。當然，也可能鑠掉一點外層熔點極低的雜質，那對金來說，倒是好事。如果因名聲起落失去了頭銜，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一段婚姻，那就證明那些頭銜、那批朋友、那段婚姻本不值得留存。從這個意義上，誣陷，是我們人生的清潔劑。讒夫，是我們人生的清道夫。免費獲得了清潔劑和清道夫，真該感恩。
除此之外，讒夫還有另一個作用，那就是從他們活動的程度和頻率，來反推我們成績的程度和頻率。因為如果沒有特別好的成績，就不會有讒夫的光顧。因此，他們又是反向的“頒獎者”。
第四，更高一層修煉，排除“名執”、“我執”。
君子是儒家概念，其實我們探討君子之名，可以超越儒家，達到更徹底的境界。
例如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就把名的確定性、指向性，全都取消了。名是一個套子，既套不住各異的個體，又套不住流動的時間，因此從本性上就是假的，不必存在的，不管是正名、邪名、好名、惡名、實名、虛名，都是這樣。按照老子的觀點，怎麽還會有名譽的問題？
佛教更為徹底，一切名相皆是空幻。不僅是名，連“我”也是空的。人間正因為執著於“我”，造成多少糾紛和痛苦，而在無常的大千世界，“我”究竟是什麽？消除了對“我”的執著，也就是消除了“我執”，那還會對“名”執著嗎？僧侶團隊中的每一個人，把自己從小就有的名字也脫卸了，隻為稱呼之便加了一個來自佛法的法號，那就做了一個把名看空的實驗。結果，大家都看到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反而更加自在、更加喜樂。
如果把“名執”、“我執”看成是人間痛苦之源，那麽，君子之名也就獲得了根本性解決。
但是，無限超脫的老子和佛教也不否認世上有善惡，人間有大道。因此，對於名譽問題，還有一件事要做。
第五，麵對他人受誣，應該仗義執言。
如前所述，讒夫毀損君子名聲，其實是在毀損社會的公共倫理。發現這一事端的所有君子，除了當事人因身份不便可以豁免外，都應該站出來捍衛公共倫理。就像康德所說的，“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隻有這樣，社會才能在精神意義上真正有序。這在中國儒家哲學中，稱之為“大道之行”、“王道之立”。在佛教中，稱之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身邊的某一個君子受誣，看起來是一件小事，其實卻侵擾了天下公理，破壞了信用體係，人人都有責任阻止。如果這個誣陷不遏製，那個謠言不揭穿，日積月累，必然是天下公理的傾覆，誰也活不下去。《禮記》裏的那段名言應該讓所有的君子牢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禮記·禮運》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美好社會理想，每讀一次都讓人振奮一次。它指出，一旦施行大道，天下人人有份，因此要選得賢能之士，達到誠實無欺、友愛無傷。按照這個標準，一切君子都應該站出來衛護社會信譽，修護他人尊嚴。隻有這樣，才有“天下為公”。時間一長，就有可能達到前麵所說的“大道之行”，“王道之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由君子之名出發，層層辨析，終於抵達了這麽一個宏偉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我為這次寫作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