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一字病穴</h2>
文化思考的最高等級，不是加法，而是減法。
對於愈是龐大、愈是複雜的對象，愈要做減法。
我曾做過很多實驗，努力找出一個宏偉機體的最關鍵“命穴”，用一個字來概括。例如，對於曆史悠久、支派繁多的“君子之道”，若要層層剝除剩一個字，我認為那個字是“德”。
那麽，對於整個中華文化，且把它的千般優勢暫時擱下，光說它的種種弊病，而且也必須用一個字來概括，這個字是什麽呢？
這個字是：假。
是的，這是中國文化千年未消的一個病穴：假。
這一個字，如果用現代學術語言進行比較平靜的表述，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曆來最大的弱點，是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這種平靜的說法背後隱藏著多少災禍、戰亂、冤屈、顛倒、倒退，簡直無法想象。
曆來所要的，隻是忠奸之分、分合之選、道術之爭、盛衰之衡、得失之論、華夷之別，從來等不到一場至關重要的真假之辨。於是，假，潛伏在爭論的任何一方，永遠安全，越長越大。而正是它，敗壞了對立的雙方，敗壞了一切。
直到現在，很多看似十分緊缺的社會觀念，為什麽遲遲不能生根？原因是，它們的假體，早已風行一時，因此讓真體無從插足。例如“民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觀念，但它在“文革”中曾以超常的規模和體量席卷九州，讓人不寒而栗；而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上暴民、刁民們發揮的能量和取得的實效，也無與倫比。這一些，都被稱之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那麽，什麽是“真民主”？很難辨得清了。而且，領略過宏偉“假民主”的中國人，確實也更能發現那些標榜“真民主”的地方的虛假性。
這果然合得上中國最偉大小說家曹雪芹的結論：“假作真時真亦假。”
假，世界各國都有。但是，受假的侵害最深，而且仍在生生不息的，獨數中國。假數字、假案件、假證據、假證人、假記者、假文憑、假醫生、假品牌、假酒、假藥、假茶……永遠如雨後春筍，遍地皆是，屢禁不絕。
特殊之假，起於騙子；中度之假，起於牟利；廣泛之假，起於文化。
不錯，還是回到那個平靜的學術判斷：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正因為是千年機製，實在無可奈何。即使我們天天見假而恨，見假而怒，見假而泣，卻仍然不知如何從根本上整治。當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對這些措施的長久效能，卻還心存懷疑。
那麽，我們能做一些什麽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於文化，那也不妨從文化上說說它。有效無效，大效小效，那就顧不到了。
我曾反複論述，一切文化的最後成果是集體人格，而中華民族對集體人格的選擇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偉大結構中，羼雜了大量的虛假和偽詐。
“偽君子”，在中國語文中是一個常見詞語。而且，一見這個詞語，多數中國人都會聯想起一張張生動的臉龐，一個個鮮活的身影。
但是，當“偽君子”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惡名，它又有可能成為一枚石塊任意丟擲，傷及不該傷害的人。在我看來，僅僅是隻求其表，隻求其名，還算不上“偽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煉不夠，處處露怯，也算不上“偽君子”。隻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圖都應該鼓勵。我注意到了，隨意地把別人稱作“偽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麽人，倒是特別應該存疑。
我會在下文中列舉出一些已經被法律認定為罪犯的“偽君子”，借以說明，在哪些方麵，君子最容易被“偽”；在哪些方麵，君子最不應該被“偽”。
文化思考的最高等級，不是加法，而是減法。
對於愈是龐大、愈是複雜的對象，愈要做減法。
我曾做過很多實驗，努力找出一個宏偉機體的最關鍵“命穴”，用一個字來概括。例如，對於曆史悠久、支派繁多的“君子之道”，若要層層剝除剩一個字，我認為那個字是“德”。
那麽，對於整個中華文化，且把它的千般優勢暫時擱下，光說它的種種弊病，而且也必須用一個字來概括，這個字是什麽呢？
這個字是：假。
是的，這是中國文化千年未消的一個病穴：假。
這一個字，如果用現代學術語言進行比較平靜的表述，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曆來最大的弱點，是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這種平靜的說法背後隱藏著多少災禍、戰亂、冤屈、顛倒、倒退，簡直無法想象。
曆來所要的，隻是忠奸之分、分合之選、道術之爭、盛衰之衡、得失之論、華夷之別，從來等不到一場至關重要的真假之辨。於是，假，潛伏在爭論的任何一方，永遠安全，越長越大。而正是它，敗壞了對立的雙方，敗壞了一切。
直到現在，很多看似十分緊缺的社會觀念，為什麽遲遲不能生根？原因是，它們的假體，早已風行一時，因此讓真體無從插足。例如“民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觀念，但它在“文革”中曾以超常的規模和體量席卷九州，讓人不寒而栗；而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上暴民、刁民們發揮的能量和取得的實效，也無與倫比。這一些，都被稱之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那麽，什麽是“真民主”？很難辨得清了。而且，領略過宏偉“假民主”的中國人，確實也更能發現那些標榜“真民主”的地方的虛假性。
這果然合得上中國最偉大小說家曹雪芹的結論：“假作真時真亦假。”
假，世界各國都有。但是，受假的侵害最深，而且仍在生生不息的，獨數中國。假數字、假案件、假證據、假證人、假記者、假文憑、假醫生、假品牌、假酒、假藥、假茶……永遠如雨後春筍，遍地皆是，屢禁不絕。
特殊之假，起於騙子；中度之假，起於牟利；廣泛之假，起於文化。
不錯，還是回到那個平靜的學術判斷：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正因為是千年機製，實在無可奈何。即使我們天天見假而恨，見假而怒，見假而泣，卻仍然不知如何從根本上整治。當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對這些措施的長久效能，卻還心存懷疑。
那麽，我們能做一些什麽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於文化，那也不妨從文化上說說它。有效無效，大效小效，那就顧不到了。
我曾反複論述，一切文化的最後成果是集體人格，而中華民族對集體人格的選擇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偉大結構中，羼雜了大量的虛假和偽詐。
“偽君子”，在中國語文中是一個常見詞語。而且，一見這個詞語，多數中國人都會聯想起一張張生動的臉龐，一個個鮮活的身影。
但是，當“偽君子”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惡名，它又有可能成為一枚石塊任意丟擲，傷及不該傷害的人。在我看來，僅僅是隻求其表，隻求其名，還算不上“偽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煉不夠，處處露怯，也算不上“偽君子”。隻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圖都應該鼓勵。我注意到了，隨意地把別人稱作“偽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麽人，倒是特別應該存疑。
我會在下文中列舉出一些已經被法律認定為罪犯的“偽君子”，借以說明，在哪些方麵，君子最容易被“偽”；在哪些方麵，君子最不應該被“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