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中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執掌,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後什麽事也沒有了,大家都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唯一機會。


    這事很難對抗,因為有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沒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場上驚異地發現,還是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高音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有損造反派領袖的臉麵,於是他們宣布: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眾。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著幾張高聳著被窩的床出來“示眾”了。


    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


    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眾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可以想象,他們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來了,那麽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擺足排場,甚至還會居高臨下地指點剛才抬床的同學,再做一點什麽。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像老爺一樣。


    於是造反派領袖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眾!”


    但是,蒙頭大睡算什麽示眾呢?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讓人羨慕死了。


    造反派領袖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隻得再下一道命令:“示眾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


    後來據抬床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至尾都沒有醒過。


    由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眾,隻是發難者單方麵的想法。如果被示眾者沒有這種感覺,那很可能是一種享受。


    世間的懲罰,可分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那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要實施對另一個人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控製,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蒙頭大睡,這實在是最好的抗拒,也是最好的休息。抗拒在休息中,休息在抗拒中。


    而且,在外觀上,這一麵徹底安靜,那一麵吵吵嚷嚷,立即分出了品級的高低。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常受圍攻的人士始終名譽未倒,而那些尖刻的大批判專家勞苦半輩子卻未能為自己爭來一點好名聲。


    讓那些新老造反派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


    抬來抬去,抬進抬出,辛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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