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終於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媽媽宣布：上海的姨媽要帶著兒子到鄉下來探親！
這個消息讓外公、外婆、祖母、媽媽都緊張了，大家不知道如何來麵對這位遭遇了不幸的親人。
姨媽的不幸，大家毫無思想準備。
姨媽嫁入豪門後，自從生下了寶貝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應酬很多，非常繁忙。隻有偶爾坐著雪亮的法國汽車駛過安定盤路朱家的老房子時，才會突然夢醒似的想起已經到了鄉下的父母和妹妹。這時，她會快速從手提包裏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淚花，再打開小鏡子補妝。
一九四九年新政權建立後王家的境遇不錯，但姨媽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卻是麻煩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戰爭，加上三年國共內戰，中國的元氣大為損傷，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從上海撤往台灣時帶走了當時全中國的絕大多數黃金，還派飛機到上海來轟炸，炸了自來水廠和發電廠。這還不算，更嚴重的是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都徹底封鎖中國，這對上海這麽一座原來的國際商貿大都市而言，等於是抽筋斷脈。表現在外麵的圖像是，工人大量失業，物資嚴重匱乏，處處需要搶救。
掌權不久的共產黨領導人很快就看出來了，物資匱乏的問題與一批大老板的“囤積居奇”有關，應該采取行動。
王家的家長，也就是姨夫的父親，進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動的名單。
他一點兒也不想為難新政權，隻是出於商人的本能，決定鎖住倉庫裏的油料和紡織品，等個更好的價錢。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數同行都會這麽做。
他沒想到，這次與他博弈的，並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積居奇，破壞經濟秩序”的罪名被起訴，結果判刑入獄，還被沒收了絕大部分財產。
那天審判，不在法院，臨時設在大眾劇場。報紙已經連續預告了幾天，因此前來旁聽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媽握著丈夫的手木然坐著，感到丈夫的手冰冷，還一直在顫抖。
法官上場，被告也被押出來了。但就在這時，姨媽突然發現丈夫的手不顫抖了。扭頭一看，已經昏厥。她側身一把抱住丈夫，並向法警請求，送去了醫院。
一年後，姨媽失去了丈夫。
這就不難想象，姨媽即將到鄉下來的消息，會在餘、朱兩家引起什麽樣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張望的那條新修公路，偶爾會開來一輛燒木柴的長途汽車。離我家最近的汽車站，是一個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這天我媽媽陪著外公很早就在汽車站等了。直到太陽偏西，那輛長途汽車才到。
姨媽攙著她的兒子王益生下了車，已經累得走不動路。但是，對媽媽、外公來說，眼前這個女人，原來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兒，仿佛來自如煙如霧的香色世界，已經有點陌生。
那天我也跟著媽媽去了，第一次見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歲，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裝，臉麵也很白，頭發整齊，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國人。我呢，亂亂的頭發，土布的衣服，口袋裏還鼓鼓囊囊地塞著不少剛從路邊撿來的小鵝卵石。姨媽蹲下身來看了我一會兒，然後站起身來說：“細細看，眼睛、鼻子、嘴巴，還是個上海孩子。”
媽媽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村孩子。”
姨媽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經請同村一個本家婦女把房間打掃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夠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從上海回來才幾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難一定是廁所和洗澡。這一點媽媽也想到了，趕到朱家村與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終於安排停當。
姨媽很滿意。當天實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給外婆，說自己要去餘家，拜見我的祖母。
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學。
看到姨媽和媽媽相抱而哭，看到姨媽和祖母關門長談，我想，應該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對外婆說：“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說著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問：“找我？什麽事？”
我說：“玩。”
“玩什麽？到哪裏去玩？”他笑著問我。
我說：“帶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點驚慌，轉眼看著外婆。
外婆立即關照我說：“益生沒爬過山，你走得慢一點。也不要太遠，到吳石嶺就可以了，不要到大廟嶺。”
益生哥一路上東問西問，什麽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樣一一回答著。終於見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頭看了又看，眼中有點害怕，卻不講話。我帶著他走過楊家嶴的東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進了山嶴。這時，他更是慌張了，但慌張得滿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塊岩石上坐下，休息一會兒。
益生哥坐下後抬頭看到了上林湖，立即驚恐地左顧右盼，然後“嗬”了一聲。我問他怎麽了，他說：“這地方，我夢裏到過。”
“那夢有點怕人。”他說，“也是這樣一個山嶴，那邊也有一角湖，先聽到嘩嘩的水聲，有一匹石馬從湖水裏冒出來了，上麵站著一個石頭將軍，很奇怪，不是騎著，而是站著。石馬一出水麵，不動，突然一抖，那個石頭將軍就掉到湖裏去了。石頭將軍一掉下來，石馬就變成了活馬，朝我飛奔過來。那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我：‘這是你的家嗎？’我沒有回答，它轉眼就不見了。”
益生哥講得我毛骨悚然。一陣風吹過來，我們倆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領著益生哥趕緊下山。
姨媽與祖母談完話出來，抬頭看了看偏西的太陽，就對媽媽說：“時間還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學校去看看吧。”
看學校？媽媽看著姨媽的臉，突然明白了姐姐這次到鄉下來的意圖。難道，她也可能帶著兒子回鄉來住？
姨媽看到我小學的陋屋歪牆時大吃一驚。她回頭盯著媽媽的眼睛問了兩次：“怎麽，這就是小學？”
媽媽不知該不該把姨媽領進校門。幸好，校門裏正好走出一個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聲地與媽媽打招呼。
媽媽告訴姨媽，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師。
姨媽細細地打量著小何老師，問：“這麽年輕就做了老師，中學剛畢業吧？”
小何老師笑了：“我的小學文憑才剛剛拿到。”
姨媽緊張地看了媽媽一眼。
她已經沒有多大興趣看小學了，媽媽領著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媽對媽媽說：“看來，你隻能在秋雨做家庭作業時多加輔導了。”
“沒有家庭作業。”媽媽說，“農民家節省，晚上舍不得點燈，老師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麽？”姨媽問。
“他可忙呢，”媽媽笑著說，“幫全村農民寫信、讀信、記工分，還要擠出時間到野地裏玩。”
“你真想得開。”姨媽說。
姨媽在鄉下隻住了三天，就帶著益生哥回了上海。
剛送走姨媽，媽媽就拿過我的書包，取出幾個課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後看著我發呆。
吃晚飯的時候媽媽也不避我，對祖母說：“我知道在鄉下上學沒法和上海比，卻沒想到姐姐看到小學房子和小何老師的時候，那麽害怕。被她這麽一弄，我也有點害怕了。”
祖母說：“我老頭走之前，提起小孩讀書的事。後來抗日戰爭這麽多年，我看來看去，大奸大惡都是讀書人。到底，還是做人要緊。”
媽媽說：“要不，夜裏不叫他寫信、記工分了？”
祖母說：“這麽小年紀天天幫別人做事，是在修菩薩道。頂多，以後不考中學了，在村裏做會計，也可以去教小學。”
我連忙搶著說：“我決定了，長大了放電影。”
“放電影？”媽媽笑著問。
“對，一輩子放黃梅戲電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說。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媽媽宣布：上海的姨媽要帶著兒子到鄉下來探親！
這個消息讓外公、外婆、祖母、媽媽都緊張了，大家不知道如何來麵對這位遭遇了不幸的親人。
姨媽的不幸，大家毫無思想準備。
姨媽嫁入豪門後，自從生下了寶貝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應酬很多，非常繁忙。隻有偶爾坐著雪亮的法國汽車駛過安定盤路朱家的老房子時，才會突然夢醒似的想起已經到了鄉下的父母和妹妹。這時，她會快速從手提包裏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淚花，再打開小鏡子補妝。
一九四九年新政權建立後王家的境遇不錯，但姨媽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卻是麻煩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戰爭，加上三年國共內戰，中國的元氣大為損傷，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從上海撤往台灣時帶走了當時全中國的絕大多數黃金，還派飛機到上海來轟炸，炸了自來水廠和發電廠。這還不算，更嚴重的是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都徹底封鎖中國，這對上海這麽一座原來的國際商貿大都市而言，等於是抽筋斷脈。表現在外麵的圖像是，工人大量失業，物資嚴重匱乏，處處需要搶救。
掌權不久的共產黨領導人很快就看出來了，物資匱乏的問題與一批大老板的“囤積居奇”有關，應該采取行動。
王家的家長，也就是姨夫的父親，進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動的名單。
他一點兒也不想為難新政權，隻是出於商人的本能，決定鎖住倉庫裏的油料和紡織品，等個更好的價錢。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數同行都會這麽做。
他沒想到，這次與他博弈的，並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積居奇，破壞經濟秩序”的罪名被起訴，結果判刑入獄，還被沒收了絕大部分財產。
那天審判，不在法院，臨時設在大眾劇場。報紙已經連續預告了幾天，因此前來旁聽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媽握著丈夫的手木然坐著，感到丈夫的手冰冷，還一直在顫抖。
法官上場，被告也被押出來了。但就在這時，姨媽突然發現丈夫的手不顫抖了。扭頭一看，已經昏厥。她側身一把抱住丈夫，並向法警請求，送去了醫院。
一年後，姨媽失去了丈夫。
這就不難想象，姨媽即將到鄉下來的消息，會在餘、朱兩家引起什麽樣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張望的那條新修公路，偶爾會開來一輛燒木柴的長途汽車。離我家最近的汽車站，是一個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這天我媽媽陪著外公很早就在汽車站等了。直到太陽偏西，那輛長途汽車才到。
姨媽攙著她的兒子王益生下了車，已經累得走不動路。但是，對媽媽、外公來說，眼前這個女人，原來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兒，仿佛來自如煙如霧的香色世界，已經有點陌生。
那天我也跟著媽媽去了，第一次見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歲，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裝，臉麵也很白，頭發整齊，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國人。我呢，亂亂的頭發，土布的衣服，口袋裏還鼓鼓囊囊地塞著不少剛從路邊撿來的小鵝卵石。姨媽蹲下身來看了我一會兒，然後站起身來說：“細細看，眼睛、鼻子、嘴巴，還是個上海孩子。”
媽媽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村孩子。”
姨媽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經請同村一個本家婦女把房間打掃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夠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從上海回來才幾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難一定是廁所和洗澡。這一點媽媽也想到了，趕到朱家村與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終於安排停當。
姨媽很滿意。當天實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給外婆，說自己要去餘家，拜見我的祖母。
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學。
看到姨媽和媽媽相抱而哭，看到姨媽和祖母關門長談，我想，應該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對外婆說：“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說著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問：“找我？什麽事？”
我說：“玩。”
“玩什麽？到哪裏去玩？”他笑著問我。
我說：“帶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點驚慌，轉眼看著外婆。
外婆立即關照我說：“益生沒爬過山，你走得慢一點。也不要太遠，到吳石嶺就可以了，不要到大廟嶺。”
益生哥一路上東問西問，什麽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樣一一回答著。終於見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頭看了又看，眼中有點害怕，卻不講話。我帶著他走過楊家嶴的東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進了山嶴。這時，他更是慌張了，但慌張得滿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塊岩石上坐下，休息一會兒。
益生哥坐下後抬頭看到了上林湖，立即驚恐地左顧右盼，然後“嗬”了一聲。我問他怎麽了，他說：“這地方，我夢裏到過。”
“那夢有點怕人。”他說，“也是這樣一個山嶴，那邊也有一角湖，先聽到嘩嘩的水聲，有一匹石馬從湖水裏冒出來了，上麵站著一個石頭將軍，很奇怪，不是騎著，而是站著。石馬一出水麵，不動，突然一抖，那個石頭將軍就掉到湖裏去了。石頭將軍一掉下來，石馬就變成了活馬，朝我飛奔過來。那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我：‘這是你的家嗎？’我沒有回答，它轉眼就不見了。”
益生哥講得我毛骨悚然。一陣風吹過來，我們倆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領著益生哥趕緊下山。
姨媽與祖母談完話出來，抬頭看了看偏西的太陽，就對媽媽說：“時間還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學校去看看吧。”
看學校？媽媽看著姨媽的臉，突然明白了姐姐這次到鄉下來的意圖。難道，她也可能帶著兒子回鄉來住？
姨媽看到我小學的陋屋歪牆時大吃一驚。她回頭盯著媽媽的眼睛問了兩次：“怎麽，這就是小學？”
媽媽不知該不該把姨媽領進校門。幸好，校門裏正好走出一個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聲地與媽媽打招呼。
媽媽告訴姨媽，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師。
姨媽細細地打量著小何老師，問：“這麽年輕就做了老師，中學剛畢業吧？”
小何老師笑了：“我的小學文憑才剛剛拿到。”
姨媽緊張地看了媽媽一眼。
她已經沒有多大興趣看小學了，媽媽領著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媽對媽媽說：“看來，你隻能在秋雨做家庭作業時多加輔導了。”
“沒有家庭作業。”媽媽說，“農民家節省，晚上舍不得點燈，老師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麽？”姨媽問。
“他可忙呢，”媽媽笑著說，“幫全村農民寫信、讀信、記工分，還要擠出時間到野地裏玩。”
“你真想得開。”姨媽說。
姨媽在鄉下隻住了三天，就帶著益生哥回了上海。
剛送走姨媽，媽媽就拿過我的書包，取出幾個課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後看著我發呆。
吃晚飯的時候媽媽也不避我，對祖母說：“我知道在鄉下上學沒法和上海比，卻沒想到姐姐看到小學房子和小何老師的時候，那麽害怕。被她這麽一弄，我也有點害怕了。”
祖母說：“我老頭走之前，提起小孩讀書的事。後來抗日戰爭這麽多年，我看來看去，大奸大惡都是讀書人。到底，還是做人要緊。”
媽媽說：“要不，夜裏不叫他寫信、記工分了？”
祖母說：“這麽小年紀天天幫別人做事，是在修菩薩道。頂多，以後不考中學了，在村裏做會計，也可以去教小學。”
我連忙搶著說：“我決定了，長大了放電影。”
“放電影？”媽媽笑著問。
“對，一輩子放黃梅戲電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