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農場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時候在農村都沒有碰到過這麽大的雪，看不見房，看不見樹，看不見路，隻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渦。原以為看不見的東西是被大雪蓋住了，等到在旋渦裏掙紮了很久才發現，其實地上真的沒有房，沒有樹，也沒有路。
終於走到了大地的盡頭，前麵是一個冰封的湖。湖邊有一些蘆葦，我們要在蘆葦蕩邊搭建自己的宿舍。沒有磚瓦，隻用泥土一方方夯緊，壘牆，蓋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後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紮，到紮不下去的時候就在上麵擱一塊木板，這便是床。
兩個軍人指揮著這一切，這裏是軍墾農場。
搭建了宿舍，軍人宣布，我們的任務是砸冰跳到水裏去，挖起湖底的泥，一點點壘堰，日積月累，在湖中開出一個新的農場來。而且，說幹就幹，立即跳下去。凍僵的腳在水底被蘆葦根割得鮮血直冒，還沒有感覺。
從水裏上岸，還是一片滑溜溜的汙泥塘。大家不斷摔跤，爬起來又摔。就在這時，我腳下的奇跡出現了：隻有我，穩穩地走著，不摔跤，還可以去攙扶這個，拉拽那個。一開始連我自己也有點吃驚，但立即就明白了，這是童年的曆練，幼功未廢。
我正是在這樣的泥路上赤腳長大的。不是家裏沒有鞋，隻是太享受赤腳在泥塘裏滑溜的痛快。沒想到那麽多年過去，家鄉和童年，還被我帶在腳下。我由於這點本事，立即在“難友”間建立了威信。
農場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點錢，可以購買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數寄回上海，祖母應該已經買了火車票回到家鄉。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個鄰居小孩陪著，到吳石嶺去上墳。那兒，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還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這是管我們的排長在喊。他姓陳，一個樸實的軍人，與我們已經很熟。他說，來了一個副營級的年輕軍官，要對我們這些大學生訓話。
我們在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排好隊，那個瘦精精的年輕軍官踱著步子站到一個泥堆上。他板著臉，壓低了嗓門說：“大學生，沒什麽了不起。請誠實回答，你們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問一遍：你們蠢不蠢？”
“蠢——”大家懶洋洋地拖著音，不知道他在玩什麽幽默花招。
他來勁了，再問一句：“你們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該怎麽回答了，喊得回腸蕩氣，像是在高聲歡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結論了：“你們現在要全體脫褲子——”他故意在這兒停頓，雙目炯炯地掃視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學麵麵相覷。幸好他終於說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正是這條尾巴，讓你們又蠢又傻！”
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步態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團，包括陳排長。
大家打聽，這個軍官姓什麽。陳排長說，好像姓齊，因為是副營級，大家都叫他“齊營副”，名字搞不清。
這事當天就被羅股長知道了。羅股長是正營級，即刻勃然大怒，當著我們的麵說：“什麽東西，敢到我這裏來敲鑼賣糖！成天騙人家說自己是大學生，現在一見到真的大學生，就來訓話過過癮。還當著女學生的麵說什麽脫褲子，我哪天非派幾個戰士真把他的褲子脫掉不可，拖到這裏叫他示範！”
我們想象著那個瘦精精的“齊營副”一絲不掛地站在土堆上的樣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著羅股長，覺得他真做得出來。羅股長扭頭對陳排長說：“別受他幹擾。今天倒有正事，上級來通知，收繳大學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明天就辦。”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下鄉，知道是一輩子的事，都帶了一些書，防止自己真的成了農民。這些書，有哪一本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呢？第二天，兩隻裝滿書的水泥船離開農場要到縣城去焚毀的時候，大家都在水邊默站著，就像送別自己的靈柩。
後來知道，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留下了一兩本。我看到陳排長嗜煙如命，就向一位抽煙的同學借了一包煙，塞給他，順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和一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這兩本書，正是那天我到廢品回收站去賣書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來的。
陳排長把那包香煙塞進口袋，緊張地拿起這兩部書胡亂地翻看了一會兒，便問：“裏邊有沒有反對毛主席的話？”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彪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農活，沒有一個季節有空閑。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為天天有重擔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農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牽腸掛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沒有，禾苗站住沒有，水溝滲漏沒有。過一陣，又去看稻子抽穗沒有，穗子飽了沒有……為了這個，還要朝朝觀雲，夜夜聽風，像是著了魔，差一點把外麵的政治運動忘了。有時，把家裏的傷心事也忘了。
終於到了潮汛季節，農場的堤壩受到了嚴重威脅。那天傍晚傳來警報，東北段的堤壩已經出現險情。我一聽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幾個夥伴飛速跑去，到了那兒正遇到決口。這一決口，整個農場都會淹水，我們所有的勞動全泡了湯。
我二話不說就縱身跳進水裏，二十幾個夥伴一起跟著跳了下來，我們緊緊地挽著肩膀，用身體堵壩，不讓決口擴大，一直等到部隊和農民趕來。我們被拉上岸來的時候已經凍僵，被送到宿舍後，一個叫沈立民的盲人夥伴，用雙手把我們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過來之後躺在床上，突然對於自己縱身堵壩的行為產生了後怕。倒不是怕死，災難年月大家對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媽媽、祖母和弟弟怎麽辦？
由於這件事，農場認為我們是“英雄”，正逐級上報，準備頒獎。與報紙上經常宣傳的英雄相比，我們的動機、動作和效果都與他們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還活著。
就在這個時候，從剛剛修複的堤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是報社記者來采訪“英雄事跡”了，但很快發現不太像。
還沒有來得及打聽，它又開走了，卻抓走了一個學生。兩天後，又來了一輛吉普車，又抓走一個學生。
兩個被抓走的學生，原來都是學生造反派的首領。這些天，還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長途汽車到縣城，然後一批批朝農場趕來，他們也是來審查學生造反派的。
學生造反派，本來在學校裏是我們的對頭，但到農場後天天一起勞動，早已沒有對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們當時“造反”，隻是響應上級號召罷了。我們不接受他們，也隻是不理解上級號召罷了。現在上海的工人掌權者要大規模地整治他們，我們的立場立即站到了他們一邊。更何況，與我一起跳到洪水裏去以身堵壩的二十幾名夥伴中，有十個是原來的造反派。我們早已“生死與共”。
突然傳來消息，三連正在審查著的一個學生造反派首領，跳水自殺了。
死者是女生，審查她的是上海財經學院的一個工宣隊員，農場方麵就讓那個“齊營副”配合。他們兩人一星期來天天輪流找她談話，結果給談死了。各連學生一聽說，義憤填膺又同病相憐，立即就趕到了三連。
出了人命，羅股長顯然急了。他用手指著“齊營副”和那個上海來的工人，厲聲問：“你們說，到底查出了她什麽問題？”
那個工人支支吾吾地說：“隻說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長，有向政府奪權的嫌疑……”
邊上的學生立即大喊：“這是同學間開玩笑，他們上綱上線！”
羅股長立即明白是怎麽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
終於走到了大地的盡頭，前麵是一個冰封的湖。湖邊有一些蘆葦，我們要在蘆葦蕩邊搭建自己的宿舍。沒有磚瓦，隻用泥土一方方夯緊，壘牆，蓋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後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紮，到紮不下去的時候就在上麵擱一塊木板，這便是床。
兩個軍人指揮著這一切，這裏是軍墾農場。
搭建了宿舍，軍人宣布，我們的任務是砸冰跳到水裏去，挖起湖底的泥，一點點壘堰，日積月累，在湖中開出一個新的農場來。而且，說幹就幹，立即跳下去。凍僵的腳在水底被蘆葦根割得鮮血直冒，還沒有感覺。
從水裏上岸，還是一片滑溜溜的汙泥塘。大家不斷摔跤，爬起來又摔。就在這時，我腳下的奇跡出現了：隻有我，穩穩地走著，不摔跤，還可以去攙扶這個，拉拽那個。一開始連我自己也有點吃驚，但立即就明白了，這是童年的曆練，幼功未廢。
我正是在這樣的泥路上赤腳長大的。不是家裏沒有鞋，隻是太享受赤腳在泥塘裏滑溜的痛快。沒想到那麽多年過去，家鄉和童年，還被我帶在腳下。我由於這點本事，立即在“難友”間建立了威信。
農場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點錢，可以購買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數寄回上海，祖母應該已經買了火車票回到家鄉。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個鄰居小孩陪著，到吳石嶺去上墳。那兒，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還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這是管我們的排長在喊。他姓陳，一個樸實的軍人，與我們已經很熟。他說，來了一個副營級的年輕軍官，要對我們這些大學生訓話。
我們在坑坑窪窪的泥地上排好隊，那個瘦精精的年輕軍官踱著步子站到一個泥堆上。他板著臉，壓低了嗓門說：“大學生，沒什麽了不起。請誠實回答，你們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問一遍：你們蠢不蠢？”
“蠢——”大家懶洋洋地拖著音，不知道他在玩什麽幽默花招。
他來勁了，再問一句：“你們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該怎麽回答了，喊得回腸蕩氣，像是在高聲歡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結論了：“你們現在要全體脫褲子——”他故意在這兒停頓，雙目炯炯地掃視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學麵麵相覷。幸好他終於說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正是這條尾巴，讓你們又蠢又傻！”
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步態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團，包括陳排長。
大家打聽，這個軍官姓什麽。陳排長說，好像姓齊，因為是副營級，大家都叫他“齊營副”，名字搞不清。
這事當天就被羅股長知道了。羅股長是正營級，即刻勃然大怒，當著我們的麵說：“什麽東西，敢到我這裏來敲鑼賣糖！成天騙人家說自己是大學生，現在一見到真的大學生，就來訓話過過癮。還當著女學生的麵說什麽脫褲子，我哪天非派幾個戰士真把他的褲子脫掉不可，拖到這裏叫他示範！”
我們想象著那個瘦精精的“齊營副”一絲不掛地站在土堆上的樣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著羅股長，覺得他真做得出來。羅股長扭頭對陳排長說：“別受他幹擾。今天倒有正事，上級來通知，收繳大學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明天就辦。”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下鄉，知道是一輩子的事，都帶了一些書，防止自己真的成了農民。這些書，有哪一本符合當時的政治標準呢？第二天，兩隻裝滿書的水泥船離開農場要到縣城去焚毀的時候，大家都在水邊默站著，就像送別自己的靈柩。
後來知道，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為自己留下了一兩本。我看到陳排長嗜煙如命，就向一位抽煙的同學借了一包煙，塞給他，順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和一部黑格爾的《曆史哲學》。這兩本書，正是那天我到廢品回收站去賣書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來的。
陳排長把那包香煙塞進口袋，緊張地拿起這兩部書胡亂地翻看了一會兒，便問：“裏邊有沒有反對毛主席的話？”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彪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農活，沒有一個季節有空閑。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為天天有重擔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農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牽腸掛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沒有，禾苗站住沒有，水溝滲漏沒有。過一陣，又去看稻子抽穗沒有，穗子飽了沒有……為了這個，還要朝朝觀雲，夜夜聽風，像是著了魔，差一點把外麵的政治運動忘了。有時，把家裏的傷心事也忘了。
終於到了潮汛季節，農場的堤壩受到了嚴重威脅。那天傍晚傳來警報，東北段的堤壩已經出現險情。我一聽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幾個夥伴飛速跑去，到了那兒正遇到決口。這一決口，整個農場都會淹水，我們所有的勞動全泡了湯。
我二話不說就縱身跳進水裏，二十幾個夥伴一起跟著跳了下來，我們緊緊地挽著肩膀，用身體堵壩，不讓決口擴大，一直等到部隊和農民趕來。我們被拉上岸來的時候已經凍僵，被送到宿舍後，一個叫沈立民的盲人夥伴，用雙手把我們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過來之後躺在床上，突然對於自己縱身堵壩的行為產生了後怕。倒不是怕死，災難年月大家對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媽媽、祖母和弟弟怎麽辦？
由於這件事，農場認為我們是“英雄”，正逐級上報，準備頒獎。與報紙上經常宣傳的英雄相比，我們的動機、動作和效果都與他們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還活著。
就在這個時候，從剛剛修複的堤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是報社記者來采訪“英雄事跡”了，但很快發現不太像。
還沒有來得及打聽，它又開走了，卻抓走了一個學生。兩天後，又來了一輛吉普車，又抓走一個學生。
兩個被抓走的學生，原來都是學生造反派的首領。這些天，還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長途汽車到縣城，然後一批批朝農場趕來，他們也是來審查學生造反派的。
學生造反派，本來在學校裏是我們的對頭，但到農場後天天一起勞動，早已沒有對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們當時“造反”，隻是響應上級號召罷了。我們不接受他們，也隻是不理解上級號召罷了。現在上海的工人掌權者要大規模地整治他們，我們的立場立即站到了他們一邊。更何況，與我一起跳到洪水裏去以身堵壩的二十幾名夥伴中，有十個是原來的造反派。我們早已“生死與共”。
突然傳來消息，三連正在審查著的一個學生造反派首領，跳水自殺了。
死者是女生，審查她的是上海財經學院的一個工宣隊員，農場方麵就讓那個“齊營副”配合。他們兩人一星期來天天輪流找她談話，結果給談死了。各連學生一聽說，義憤填膺又同病相憐，立即就趕到了三連。
出了人命，羅股長顯然急了。他用手指著“齊營副”和那個上海來的工人，厲聲問：“你們說，到底查出了她什麽問題？”
那個工人支支吾吾地說：“隻說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長，有向政府奪權的嫌疑……”
邊上的學生立即大喊：“這是同學間開玩笑，他們上綱上線！”
羅股長立即明白是怎麽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