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山間老屋已經很有年歲,處處衰朽。隱隱約約,還能看出當年一點不平常的氣息。樓有兩層,盛老師在當地的兩個朋友用一把生鏽的鑰匙打開一把生鏽的大鎖,破門開了。走上一個滿是灰塵的樓梯,在轉彎處有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大概有四平方米吧,這就是我的住處。


    我知道周圍山間都沒有人住,那兩位朋友已經為我架好了一張小床,留下一個水瓶,關照我不要忘了關門,就走了。我一個人坐下,盤算著什麽時候下山搜羅一點耐饑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這個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徹底孤獨。


    夜裏風雨很大。無際的林木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盡著性子在奔湧咆哮。沒有燈火的哆嗦,也沒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風雨停了,我聽到一種輕輕地推開樓下破門的聲音。正因為輕,把我嚇著了。


    更讓我發怵的是,破門又被輕輕合上了,傳來更輕的走樓梯的腳步聲。


    再一聽,好像不是腳步聲,隻是老樓梯的木頭在自個兒咯咯作響。


    我把自己的房門推開一條最小的縫往外看,隻見一個極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間走來。我立即轉身把自己貼在牆上平一平心氣,等待著有什麽事發生。但是,老人並沒有進來,他在我門口轉了個彎,又繼續往上走。到了二樓,他從衣袋裏摸出鑰匙,把那間朝南正房的大門打開了。他進了門,但沒有把門關住。


    老大爺顯然並不知道我住在這裏。但他是誰?在這裏做什麽?那間房間又是幹什麽用的?陪我來的那兩位朋友並沒有提起。


    本來,被嚇著的應該是我。但是他老成這個樣子了,我卻擔心起他被我嚇著。我故意用手在門框上弄響了一點聲音,老大爺聽見了,從二樓門口看下來,我隨即跟他打了個招呼,並告訴他,是誰讓我住在這裏的。老大爺和氣地點了點頭,我也就順便上了樓梯。


    樓梯正好十級。我站在二樓正間的門口往裏望,嗬,滿滿一屋子的舊書!老大爺邀我進屋,我坐下與他聊了起來。


    他看了我一眼,說:“我們奉化是蔣介石的家鄉,這你應該是知道的。這是蔣介石的圖書館,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圖書館。”聽得出來,他對現代年輕人的曆史知識有懷疑,因此盡量往淺裏說。


    我問:“能看看嗎?”


    他說:“請。”


    我走到第一個書櫥,就在《四部叢刊》前停了下來,並伸手打開櫥門,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爺有點吃驚,便隨口說:“這《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都是當地一個叫朱守梅的紳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獻的。”


    我說:“一九三〇年捐獻的可能是《四部叢刊》吧,因為《四部備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爺眼睛一亮,看了我一會兒,又立即走到另一個書櫥前,從裏邊取出《四部備要》翻看。然後把書放回,笑著對我說:“你是對的,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


    我看到這滿屋子的書早已喜不自禁,為了進一步取得老大爺的信任,不得不繼續“顯擺”下去。我說:“中華書局是衝著商務印書館來的,《四部叢刊》應該是商務版。”


    老大爺從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說:“你又說對了。看來中華書局後來居上,《備要》比《叢刊》好讀,新式排版,幹淨清晰。”


    我還在說下去:“商務也有更清晰的,你看這,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我用手指了指對麵的一個書櫥。


    就這麽扯了幾句,老大爺已經完全對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讓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對麵,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裏來,但你住在這裏,這些書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隨意借閱這裏所有的書嗎?”我興奮地問。


    “隨意。但不能離開這個房間,到你那個亭子間也不許,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規矩。”他說。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沒發現這兒還算僥幸,他居然還固守著一九三〇年的規矩。但是,這種不識時務,讓人尊敬。


    “那您幾天來一次?”我問。


    “如果你要看書,我可以天天來。”他說。


    “這多麽麻煩您啊。”我說。


    “我平日沒事。你來看書,我陪著高興。”他說。


    果然,以後老大爺天天來,我也就能天天看書了。


    這些書,我以前都見過,大一點的圖書館都有,否則我哪能隨口說出它們的版本?隻不過,所有的圖書館都在城裏,沒有這裏的安靜。在這裏讀書不僅沒有幹擾,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隻讓自己的心毫無障礙地與書中的古人對晤。這種情景,我沒有遇到過,這些書也沒有遇到過。


    沒有功利,卻有動力。我剛剛經曆過的家庭災難和社會災難,至今尚未了結。裏裏外外吃了那麽多苦,死了那麽多人,中國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我要在這些書中尋找答案。起點是黃帝、炎帝和蚩尤,重點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這山上,經常有半夜的狂風暴雨。老大爺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間仿佛隻有我一個人。這是我與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時刻,總覺得有一種浩大無比的東西隨著狂風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買點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節的山野,景色變化無窮。腳下總是厚厚的落葉,被濕濕的嵐氣壓了一夜,軟綿綿的踩上去沒有任何聲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陽已經曬了好一會兒,連落葉也都幹挺起來,一下腳便簌簌作響。歡快的蟬聲,因我的腳步時起時落。


    走山路的經驗使我想起家鄉。我的家鄉離這兒不遠。從這裏看過去,隔著青灰色的霧靄,有一些水墨畫似的峰巒。到了墨枯筆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兒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間的屋頂下,住著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餘家的最高精神領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惡戰,還在屋簷下設想著聚族而居。我本來打算在這裏住一陣之後搭一輛長途汽車,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這一樓古書已經開始了我的另一份學曆,功課緊張得廢寢忘食。我請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習完這一段,就過去。


    ——我就這樣在山路上胡思亂想,抬頭一看已到了山下。


    我在山上,由於盛老師的兩位當地朋友,得知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於路過的兩位山民,知道了毛澤東去世。


    在知道第二個消息的當天,我就立即下山,趕往上海。


    我有預感,一個時代結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舊。天下所有的大變動,都會有一個“憋勁”的時間。乍一看,風停雲沉,鳥雀無聲。


    一見麵,媽媽就忙忙亂亂地到裏間去給我尋找洗澡的替換衣服了,爸爸嚴肅地看著我,說:“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歲,生了什麽病?爸爸說:“是自殺,為了結婚的事。”


    我問了半天,終於把事情的輪廓搞清楚了。


    原來,益生哥聽了我的話,沒有參加“工宣隊”進駐大學,但同廠的多數工人都去進駐了,結果生產停頓,無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裏不上班,便養起了一缸金魚。有一天他發現,對窗也有一缸金魚,比自己養得好,而金魚缸後麵的女主人,更讓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擁擠,所謂“對窗”也就是一竿之遙,兩人從隔空討論養金魚的經驗開始,漸漸好上了。但是姨媽聽說對窗女子曾經有過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們母子兩人,就此展開了長達幾年的遊擊戰。益生哥煩不勝煩,幹脆躲到了鄉下,住在外公家裏。但他與自己的戀人已經很難分開,兩人多次在鄉下幽會。於是,那位我們的長輩都認識的海姐,出了一個隻有小市民婦女才想得出來的壞主意:打電報給益生哥,宣布姨媽昨夜上吊自殺,正在搶救。


    這個偽造的消息本來是要誘騙益生哥快速趕回上海的,但是,老實的益生哥隻覺得母親一生全是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農藥。


    “這麽說,他是在家鄉死的?”我問。


    “對,死在家鄉,葬在家鄉。”爸爸說。


    “姨媽怎麽樣了?”


    “幾乎瘋了。”媽媽說,“長時間住在鄉下,天天給兒子上墳,一次次用頭撞墓碑,鮮血淋漓。”


    “她還立了遺囑,”爸爸補充道,“說自己死了不與兒子葬在一起,怕兒子煩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陰間也天天向兒子道歉。”


    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悲苦的故事。


    這個真實的故事再一次證明,天下很多災難,出自愛。


    益生哥和姨媽,在“文革”中並沒有受到過任何批判。但是社會亂成這樣,人人無法溝通,個個都走極端,愛恨全成畸形,連他們也活不下去。


    幾天後,爸爸急匆匆進門,喘著氣,說:“北京那幾個最討厭的人,被抓起來了。三男一女,現在都叫他們‘四人幫’。”


    媽媽說:“真爽氣!”


    我一聽便“霍”地站了起來,說:“爸爸、媽媽,我馬上到鄉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輪,再乘長途汽車,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進村就見到背靠在槐樹上站著的李龍,奇怪的是他一點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聲“李龍叔”,他一抖,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麽叫過他。然後,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著我:“你是誰啊,上海來的吧,那就是……秋雨!沒錯,秋雨。”


    “跟我來。”他邊說邊陪我去見祖母。


    像村裏的其他人家一樣,祖母並沒有把房門關嚴,留著一條縫。李龍要去推門,我把他拉住了。我擔心祖母那麽年老了,經受不住突然的驚喜,便伸手敲了敲門。


    一個快樂的聲音從裏邊傳出,是祖母。她說:“秋雨到了,進來!”


    我連忙推門進去,走到祖母跟前,彎腰捧起她的手,問:“祖母,您怎麽知道是我來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著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裏沒有人會敲門,要敲也不是這種敲法;第二,我知道你這兩天會回來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廣播裏都聽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掛著的一個拉線廣播盒子,每家門口都有。


    祖母還是祖母,判斷力無人能及。


    “行李我已經收拾好了,但你要在這裏多住幾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滿眼佩服地乖乖點頭。


    外婆幾年前去世後,外公一個人在過日子。他沒有祖母那麽好的判斷力,一見我嚇了一跳。然後,他搓著手憨笑,坐下來開始毫無次序地講各種事情,好像有十輩子的話要吐給我。我假裝全都聽明白了,不斷點頭。最後他說:“你要上山,好。你餘家長輩的墳都在上麵,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寫的。”


    說著,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頓進了一步,輕聲說:“我在誌士的墓碑上還特地寫了‘同誌’兩字,也算是給他恢複名譽。我看出來了,這報紙上誰的名字下加‘同誌’了,也就算平反了。”


    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這種奇怪方式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當初,餘家要請他為祖父寫墓碑的時候,年輕的叔叔還堅決不同意呢。


    我想告訴外公,但沒有說出口:叔叔一生,與誰也不是“同誌”,就他一個人。


    三天後,我陪著祖母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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