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家裏想著齊華和薑沙的事，樓梯上擁上來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歡高聲談笑，我和媽媽連忙為她們端椅倒茶。
她們是來找祖母的。女人在這個年齡上多年未見，變化比男人大。但是，一會兒我就認出來了，領頭兩位，一位是吳阿姨，一位是海姐。
這樣的稱呼把輩分搞混了。“吳阿姨”，應該是爸爸、媽媽他們對她的稱呼，“海姐”，更應該是祖母一輩的稱呼了。但那兩個稱呼已經成了她們的別號，我們心裏也這麽叫，隻是表麵上一律尊稱“阿婆”。
今天她們領來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戰爭時的朋友。後來大家都各忙各的，沒有什麽來往。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而她們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來走動走動。
但是，祖母一見吳阿姨和海姐，還是卡住了。卡在心裏，也卡在臉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簡單，她為了阻止益生哥的戀愛，出主意偽造了姨媽自殺的電報，導致益生哥真的自殺。這件事，親戚朋友圈裏都轟傳過，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爺們斥罵得抬不起頭來，今天一見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淩厲的目光掃過去，她立即低下了頭。
卡住吳阿姨，當然是因為她的兒子吳阿堅。正是吳阿堅的揭發，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導火索。但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這痛苦的十年間曾經無數次地想起過自己的老朋友吳阿姨，很想讓她知道，由於她的兒子，我們家陷入了什麽樣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吳阿堅放了第一把火之後，卻沒有再做火上澆油的事。
祖母淩厲的目光掃向了吳阿姨，但吳阿姨沒有低頭，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聲說：“你倒好，到鄉下隱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麽多年的屈！”
“什麽？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詫異。
“我家當年開鴉片館的事，被揭發了。我當時還猜想，這鴉片館害過你老頭，很可能是你兒子揭發的，但阿堅搖頭，說不會。阿堅在單位裏換了好幾個工作，不管換什麽，揭發信總是跟著來。半年前終於平反，銷毀材料時一看才知道，是當時鴉片館裏的一個小夥計揭發的。你看，我在心裏冤枉了你兒子這麽多年！”
我祖母聽她這麽說，頭頂就像被澆了一桶泥漿。怎麽？你兒子點了我兒子第一把火之後，自己也遭了殃？你那麽多年還在懷疑我兒子揭發了你兒子？這世間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個老練女人看另一個女人的眼睛判斷，吳阿姨沒有撒謊。
麵對這麽一個老姐妹，該是從頭向她說明餘家受她兒子傷害的真相，還是該抱住她大哭一場？祖母沒有選擇這兩項。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連吳阿姨也沒有聽到，她隻是吐給自己聽。
老太太們在交流著過去這些年的奇怪經曆。說了好幾個小時了，還沒有停的意思。
突然吳阿姨高聲說：“現在總算聽出來了，每個人家都被別人揭發了。那麽我要問一句，我們這些老婆子為什麽怕揭發？幹癟了的茄子難道還怕霜打？”
這個問題立即使屋子裏一片安靜。
吳阿姨的聲音低了下來：“這事我想了好幾個月，後來想明白了，是為了兒孫的名聲。”
“太對了！為了兒孫的名聲！”一位老太太在應和。
“現在好了，那些政治曆史帽子一筆勾銷，誰也不用怕了。”這又是吳阿姨的聲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輕人可以出國留學了。這兩個月，我兒子阿堅一直反對孫子吳傑到美國留學，倒是我堅決支持，這事才成。”
我聽了一笑，原來我中學的老同學吳傑也要到美國留學去了。近半年來我周圍的人幾乎都在忙著出國留學，但按吳傑的年齡，大概不是去讀本科，可能是讀博士學位，或者做訪問學者。
半天沒說話的海姐終於開口了。她說：“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樣，孫子要出國留學，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這下祖母說話了，一開口就高於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說：“我知道原因。我們這批老婆子，年輕時在上海都知道留學生是怎麽回事。到了兒子一輩，中國和外國互相封鎖，就不知道了。現在封鎖解除，是該由我們把斷線接上。”
海姐說：“我家孫子不讓我接。他說，出去後就怕不能為我送終，就決定不出去了。”
海姐說完，屋子裏又沒有聲音了。
海姐總是這樣讓人不喜歡，她這麽一說，好像別家孫子出國都不如她家孫子孝順。而且，送終不送終的說法，在這麽一堆老姐妹的談笑間又是那麽不合時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說：“時間不早，我要去做晚飯了，大家散了吧！”
眾老太起身下樓，沒有了來時的歡樂。
祖母沒下樓，一個人坐著。見我送完老太太們回來，就叫我坐在她身邊。
祖母直愣愣地看著我問：“你為什麽不出國？也是怕不能為我送終？”
我說：“您想到哪裏去了。我不出去，是為了我自己。”
“怎麽說？”祖母要我說明白。
我想了想，說：“打個比方吧。我們一直住在一個貧窮的村莊卻無法離開。現在傳來兩個好消息，一是可以離開了，二是村莊有可能變好了，祖母，您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
祖母一笑，說：“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裏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點點往下啃，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的人文經典。其實，這項苦讀我在文革後期已經悄悄開始，現在可以公開、大方地進行了。我從一家家圖書館借書，當時很多著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我翻著辭典一句句摳，不斷地去請教隱居在上海街道間的老一代學者。到第七年，我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讓我脫胎換骨的，有三十幾位不同時代的智者，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們，我對於在半山老樓接觸過的中國古典，也有了新的認識。
我在這個過程中寫成了四部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
這些書出版時都遇到一個困難：撞上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幾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畢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礙都能快速衝破。我正咬著牙齒準備堅守風骨呢，事情卻已逆轉。這些學術著作不僅一一出版，而且相繼獲得各種大獎，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等。不久，我在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薦下，破格晉升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說，我連一天“副教授”也沒有做過。
更沒有料到的是，國家文化部根據連續三次全院的“民意測驗”，決定由我執掌學院。
我推辭了四個月，還是抗不住老師們的細磨慢勸，勉強答應了。同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為了破除“論資排輩”的頑疾，任命我為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資格評審的負責人。
有一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一條消息，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了表彰我的學術成就，給我連升兩級工資。我們學院的教師還為此聚餐慶祝，但細問起來，是從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幣升為八十七元。一位與我同年齡、同專業的香港教授對此深感驚訝，說他的工資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卻為他擔心，說：“這怎麽用得了？”
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沒時間考慮待遇，隻想趕快多做一點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勢不會那麽順利，遲早會有反複，如果能在新的災難來到之前做出一個樣子，那就能給中國留下一個看到過的文化之夢。
各種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所有長期扭曲的曆史力量全部釋放了，立即產生糾纏和打鬥，一次次讓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盡造反派的衝擊，現在又出來擔任各級領導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還厲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資曆”的老太太在會議桌邊霍地站起身來，手上拍著一個油印的本子大聲說：“反動！反動！”我細問，原來，這是一個叫趙耀民的學生寫的劇本，第一句話是舞台裝置的說明：“舞台中央放著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說：“舞台中央，當然是影射黨中央；空椅子，什麽意思？說是中央沒人，他們要來坐天下嗎？”
另一位與她一樣資曆的老太太比較平靜，拍著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說：“這樣的人現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開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我。我說：“這是文字獄。今天終於明白，造反派的極左是有來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師傅。”
兩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來，衝著我說：“你這是什麽意思？包庇反動學生，應該立即下台！我們會向上級反映，等著吧！”
我說：“請趕快反映，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上台。”
過後，我在辦公室等著下台的通知，但沒有等到。
在辦公室等到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人，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教師獲得平反昭雪，從流放地新疆回來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識分子，自然應該成為我重振教育的骨幹力量。見麵後談得不錯，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不知所措：他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寫紙條，報告教師中的“不良思想”。我幾次勸阻，他隻是改換了紙條上的語氣，仍然頻繁交送。原來，這是他在受難期間養成的習慣，戒不掉了。
我看著老人的背影，在筆記本上愴然寫道：
災難的最後惡果，
是人格崩潰；
崩潰的第一標誌，
是毀損他人。
中國千年官場，曆來鼓勵互相揭發，而不在乎揭發的真假。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以毀損他人為基礎。這種長期訓練，積累成一種集體本能，時時在很多人身上迸發。
不久之後，有一個機會，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在擔任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時，不斷地收到各校教師對申報者、候選人的各種實名揭發，數量很大。照道理，對這種實名揭發，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派出不少人與各校相關部門會合，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完全誣告，大約占七成；嚴重誇大，大約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約占一成。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揭發別人有什麽問題的，往往自己在這方麵劣跡斑斑。
我聽了一笑，說：“當然隻能如此。漢奸眼中，人人都會變節；色鬼眼中，天下隻有淫欲；盜賊眼中，世間無偷不立。”
但在當時，我們對此毫無辦法。能做的，除了專業公正外，隻對申報者中那些確實的“文革打手”，予以否決，靜觀他們今後的作為。
這種“靜觀”的結果也很幽默。十年後，我所受到的種種誣陷，大多來自他們。要他們不報複，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後的民眾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而言，如果預知這種結果而當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
她們是來找祖母的。女人在這個年齡上多年未見，變化比男人大。但是，一會兒我就認出來了，領頭兩位，一位是吳阿姨，一位是海姐。
這樣的稱呼把輩分搞混了。“吳阿姨”，應該是爸爸、媽媽他們對她的稱呼，“海姐”，更應該是祖母一輩的稱呼了。但那兩個稱呼已經成了她們的別號，我們心裏也這麽叫，隻是表麵上一律尊稱“阿婆”。
今天她們領來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戰爭時的朋友。後來大家都各忙各的，沒有什麽來往。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而她們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來走動走動。
但是，祖母一見吳阿姨和海姐，還是卡住了。卡在心裏，也卡在臉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簡單，她為了阻止益生哥的戀愛，出主意偽造了姨媽自殺的電報，導致益生哥真的自殺。這件事，親戚朋友圈裏都轟傳過，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爺們斥罵得抬不起頭來，今天一見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淩厲的目光掃過去，她立即低下了頭。
卡住吳阿姨，當然是因為她的兒子吳阿堅。正是吳阿堅的揭發，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導火索。但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這痛苦的十年間曾經無數次地想起過自己的老朋友吳阿姨，很想讓她知道，由於她的兒子，我們家陷入了什麽樣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吳阿堅放了第一把火之後，卻沒有再做火上澆油的事。
祖母淩厲的目光掃向了吳阿姨，但吳阿姨沒有低頭，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聲說：“你倒好，到鄉下隱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麽多年的屈！”
“什麽？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詫異。
“我家當年開鴉片館的事，被揭發了。我當時還猜想，這鴉片館害過你老頭，很可能是你兒子揭發的，但阿堅搖頭，說不會。阿堅在單位裏換了好幾個工作，不管換什麽，揭發信總是跟著來。半年前終於平反，銷毀材料時一看才知道，是當時鴉片館裏的一個小夥計揭發的。你看，我在心裏冤枉了你兒子這麽多年！”
我祖母聽她這麽說，頭頂就像被澆了一桶泥漿。怎麽？你兒子點了我兒子第一把火之後，自己也遭了殃？你那麽多年還在懷疑我兒子揭發了你兒子？這世間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個老練女人看另一個女人的眼睛判斷，吳阿姨沒有撒謊。
麵對這麽一個老姐妹，該是從頭向她說明餘家受她兒子傷害的真相，還是該抱住她大哭一場？祖母沒有選擇這兩項。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連吳阿姨也沒有聽到，她隻是吐給自己聽。
老太太們在交流著過去這些年的奇怪經曆。說了好幾個小時了，還沒有停的意思。
突然吳阿姨高聲說：“現在總算聽出來了，每個人家都被別人揭發了。那麽我要問一句，我們這些老婆子為什麽怕揭發？幹癟了的茄子難道還怕霜打？”
這個問題立即使屋子裏一片安靜。
吳阿姨的聲音低了下來：“這事我想了好幾個月，後來想明白了，是為了兒孫的名聲。”
“太對了！為了兒孫的名聲！”一位老太太在應和。
“現在好了，那些政治曆史帽子一筆勾銷，誰也不用怕了。”這又是吳阿姨的聲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輕人可以出國留學了。這兩個月，我兒子阿堅一直反對孫子吳傑到美國留學，倒是我堅決支持，這事才成。”
我聽了一笑，原來我中學的老同學吳傑也要到美國留學去了。近半年來我周圍的人幾乎都在忙著出國留學，但按吳傑的年齡，大概不是去讀本科，可能是讀博士學位，或者做訪問學者。
半天沒說話的海姐終於開口了。她說：“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樣，孫子要出國留學，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這下祖母說話了，一開口就高於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說：“我知道原因。我們這批老婆子，年輕時在上海都知道留學生是怎麽回事。到了兒子一輩，中國和外國互相封鎖，就不知道了。現在封鎖解除，是該由我們把斷線接上。”
海姐說：“我家孫子不讓我接。他說，出去後就怕不能為我送終，就決定不出去了。”
海姐說完，屋子裏又沒有聲音了。
海姐總是這樣讓人不喜歡，她這麽一說，好像別家孫子出國都不如她家孫子孝順。而且，送終不送終的說法，在這麽一堆老姐妹的談笑間又是那麽不合時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說：“時間不早，我要去做晚飯了，大家散了吧！”
眾老太起身下樓，沒有了來時的歡樂。
祖母沒下樓，一個人坐著。見我送完老太太們回來，就叫我坐在她身邊。
祖母直愣愣地看著我問：“你為什麽不出國？也是怕不能為我送終？”
我說：“您想到哪裏去了。我不出去，是為了我自己。”
“怎麽說？”祖母要我說明白。
我想了想，說：“打個比方吧。我們一直住在一個貧窮的村莊卻無法離開。現在傳來兩個好消息，一是可以離開了，二是村莊有可能變好了，祖母，您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
祖母一笑，說：“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裏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點點往下啃，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的人文經典。其實，這項苦讀我在文革後期已經悄悄開始，現在可以公開、大方地進行了。我從一家家圖書館借書，當時很多著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我翻著辭典一句句摳，不斷地去請教隱居在上海街道間的老一代學者。到第七年，我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讓我脫胎換骨的，有三十幾位不同時代的智者，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們，我對於在半山老樓接觸過的中國古典，也有了新的認識。
我在這個過程中寫成了四部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
這些書出版時都遇到一個困難：撞上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幾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畢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礙都能快速衝破。我正咬著牙齒準備堅守風骨呢，事情卻已逆轉。這些學術著作不僅一一出版，而且相繼獲得各種大獎，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等。不久，我在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薦下，破格晉升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說，我連一天“副教授”也沒有做過。
更沒有料到的是，國家文化部根據連續三次全院的“民意測驗”，決定由我執掌學院。
我推辭了四個月，還是抗不住老師們的細磨慢勸，勉強答應了。同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為了破除“論資排輩”的頑疾，任命我為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資格評審的負責人。
有一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一條消息，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了表彰我的學術成就，給我連升兩級工資。我們學院的教師還為此聚餐慶祝，但細問起來，是從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幣升為八十七元。一位與我同年齡、同專業的香港教授對此深感驚訝，說他的工資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卻為他擔心，說：“這怎麽用得了？”
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沒時間考慮待遇，隻想趕快多做一點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勢不會那麽順利，遲早會有反複，如果能在新的災難來到之前做出一個樣子，那就能給中國留下一個看到過的文化之夢。
各種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所有長期扭曲的曆史力量全部釋放了，立即產生糾纏和打鬥，一次次讓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盡造反派的衝擊，現在又出來擔任各級領導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還厲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資曆”的老太太在會議桌邊霍地站起身來，手上拍著一個油印的本子大聲說：“反動！反動！”我細問，原來，這是一個叫趙耀民的學生寫的劇本，第一句話是舞台裝置的說明：“舞台中央放著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說：“舞台中央，當然是影射黨中央；空椅子，什麽意思？說是中央沒人，他們要來坐天下嗎？”
另一位與她一樣資曆的老太太比較平靜，拍著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說：“這樣的人現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開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我。我說：“這是文字獄。今天終於明白，造反派的極左是有來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師傅。”
兩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來，衝著我說：“你這是什麽意思？包庇反動學生，應該立即下台！我們會向上級反映，等著吧！”
我說：“請趕快反映，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上台。”
過後，我在辦公室等著下台的通知，但沒有等到。
在辦公室等到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人，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教師獲得平反昭雪，從流放地新疆回來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識分子，自然應該成為我重振教育的骨幹力量。見麵後談得不錯，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不知所措：他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寫紙條，報告教師中的“不良思想”。我幾次勸阻，他隻是改換了紙條上的語氣，仍然頻繁交送。原來，這是他在受難期間養成的習慣，戒不掉了。
我看著老人的背影，在筆記本上愴然寫道：
災難的最後惡果，
是人格崩潰；
崩潰的第一標誌，
是毀損他人。
中國千年官場，曆來鼓勵互相揭發，而不在乎揭發的真假。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以毀損他人為基礎。這種長期訓練，積累成一種集體本能，時時在很多人身上迸發。
不久之後，有一個機會，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在擔任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時，不斷地收到各校教師對申報者、候選人的各種實名揭發，數量很大。照道理，對這種實名揭發，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派出不少人與各校相關部門會合，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完全誣告，大約占七成；嚴重誇大，大約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約占一成。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揭發別人有什麽問題的，往往自己在這方麵劣跡斑斑。
我聽了一笑，說：“當然隻能如此。漢奸眼中，人人都會變節；色鬼眼中，天下隻有淫欲；盜賊眼中，世間無偷不立。”
但在當時，我們對此毫無辦法。能做的，除了專業公正外，隻對申報者中那些確實的“文革打手”，予以否決，靜觀他們今後的作為。
這種“靜觀”的結果也很幽默。十年後，我所受到的種種誣陷，大多來自他們。要他們不報複，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後的民眾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而言，如果預知這種結果而當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