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麽多人想做官。
擔任院長之後，我每天收到的郵件都來不及拆了。也怕拆，怕裏邊噴出來的熱氣把手指燙著了。
拆開一個很厚的郵件，是湖北一個姓古的人寄來的，一篇研究我的“學術成就”的萬言長文，要我推薦給任何一家雜誌發表。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將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對藝術做出終極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長文，在心裏給他起了一個便於自己記憶的名號——“古終極”。後來北京又有一個姓肖的編輯人員評價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樣給他起了一個好記的名號——“肖脊梁”，與“古終極”並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個個“古終極”和“肖脊梁”。
今天與我吃飯的人，倒是我自己約來的。
他就是戲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經因為說過樣板戲兩句話，被人揭發，關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應該平反，但由於沒人管，一直拖著。我向有關部門詢問過好幾次，也沒有回應。這次我以院長的身份再問，立即解決了。這就是做官的好處。我已經約了他好幾次，他老說“不便打擾”，這又是做官的壞處。
今天他實在推不過，終於來了。我在學院後門口找了一家小飯館，拉他到牆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穿得像一個老農民，縮著脖子，嗓子啞啞的，笑著與我握手，手很熱，握了好一會兒。
“昨天文化局當著我的麵，把那個人揭發我的材料焚燒了。”他說：“這很可惜，留著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為難的是，我如果堅持不讓燒，很可能以為我還要記恨。”
“那人現在在哪裏？”我問的是當年揭發徐扶明“攻擊樣板戲”而造成多年冤獄的那個曾遠風。
“在這裏。”徐扶明從口袋裏取出厚厚一遝折好的報紙，放到我眼前，用手指點了點折在最上麵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報，文章的標題很長，叫作《“文革”可以被遺忘，卻不可以被掩蓋》，作者正是曾遠風。
我吃驚地匆匆看了幾眼。曾遠風在那裏用憤怒的口氣寫道，有人要掩蓋“文革”罪行，他絕不答應，一定要戰鬥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訴我，曾遠風在好幾年之前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讀者把他當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漢，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讓人聞風喪膽的。
“你難道不想給南方的這家報紙的編輯部寫封信？”我實在氣不過，咻咻地問徐扶明教授。
“這沒用。”他說，“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是挨打。”
他搖頭苦笑了一下，又縮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遠風說的要想掩蓋罪行的逃犯。
這很像我爸爸，關押了那麽多年，現在平反了，卻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閃閃地過日子，從來不控訴、不揭發、不聲討。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當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國，社會政治話題可以不斷翻轉，但揭發、聲討、控訴的，卻永遠是同一批人。把他們的徒弟算進去，也是同一幫人。前後之間的程序、邏輯、對象也一模一樣，隻是內容相反、時空倒置而已。
與徐扶明教授碰麵後大約半個月，一天下午，傍晚時分，一個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他進門就說：“院長，我叫曾遠風，有十萬火急的事找你！”說著伸出手來要與我握。
我聽說是曾遠風，心裏一咯噔，沒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辦公椅上，問：“什麽事？”
曾遠風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神秘地說：“上海在‘文革’初期演過一台戲叫《邊疆新苗》，你知道嗎？”
我既沒有吱聲，也沒有點頭，等他說下去。
“這是‘文革’期間上海最壞的戲，比樣板戲還壞。樣板戲剝奪了人民看別的戲的權利，《邊疆新苗》剝奪了青年上學的權利！”
聽到這話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這個人傷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還有可能點一下頭。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經對他有了鼓勵，他的聲調提高了：“這個月，正是當年上海學生到邊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們已經集中起來，準備找劇作者沙葉新算賬，要他歸還青春。現在這個劇作者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聽說，他已在托人找您，請您出場去說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緊急趕來，就是勸您千萬不要為這個文痞出麵！”
不管曾遠風是不是誇大其詞，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邊疆的人員真的包圍住了那個劇作者，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憤，極易造成圍毆事件，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問曾遠風：“真有這事？”他就把消息來源詳細說了一遍，我聽完，就把他打發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偉民導演找來，商量這件事。胡偉民像我嶽父一樣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邊疆新苗》這個戲。但他顯然看不起沙葉新，理由是那人實在太左，又太喜歡嘩眾取寵。我說：“有那麽多人來討二十年前的舊賬，可見那個戲確實很壞。但當時逼迫青年學生下鄉，是北京的號令。那個左派編劇隻是曲意逢迎，現在如果把曆史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這不妥！這不妥！”胡偉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兩天後，那個左派編劇果然來找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這個人，他的態度，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憂慮和謙恭，而是一種帶有一點滑稽的友好，這使我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現在那個現場。是安福路上一個劇場的門廳，我去時已經擠滿了人，門外還有不少人要擠進來。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鄉的學生，社會上統稱為知識青年，又簡稱為“知青”。
那個左派編劇靠牆坐在一把塑料的折疊椅上，“知青”們都站著，由於後麵推擠，對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邊。
一看就知道，這些人不是來鬧事的。他們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誰也沒有為這件事承擔責任，隻是草草地讓他們回了城。城裏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找不到出路，於是像沒頭蒼蠅一樣撞到了這裏。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條小路，並不好找，但他們還是找來了。眼前這個坐在塑料折疊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顯然不是他們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們再也找不到別的人。
這種無言的包圍，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穩的口氣打破了沉默。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個左派編劇的名字，說：“不瞞你說，在江西龍南縣的深山裏，我們有幾個人曾經多次商量，隻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頓。”他頓了頓，接著說：“但是我們終於長大了，不會再有這種念頭。今天隻是想問你，你自己讀過大學卻說讀書不好，你要我們到農村去自己卻不去，這，能安心嗎？”
劇作者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來回答，便征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猶豫，四周的話匣子卻打開了：“編劇編劇，怎麽能胡編亂造！”
“你也是有兒女的人，請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們！”
……
雖然大家很激動，但話說出來了，情緒也就釋放了一大半。我覺得應該說話了。
我站出一步，說：“大家知道，我也去了農場。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學在農場自殺了。我剛才還在想，活下來，就是勝利。前麵的路還很長，我們還不老！”
“餘院長，我們老了。”這聲音，悲涼中帶著點兒諧謔，氣氛鬆動了。
“你們這樣還算老？請看看我！”一個我非常熟悉的聲音從後麵傳來，我伸頭一看，是胡偉民，他也來了。
胡偉民一身牛仔服，叼著根香煙，緩步上前。一個大導演的自然風度有一種無形的光，大家紛紛後退一步，為他讓道。
他走到了這個門廳的台階上。台階是通向劇場的，現在劇場正鎖著門，他踏上三級，就在那扇鎖著的大門前站住了，轉過身來，對著大家。
他掃視了一下全場，平靜地自我介紹：“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從上海戲劇學院剛剛畢業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這就是說，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輩。
“我當時算是階級敵人，發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還必須在野外幹活。”胡偉民說。
這幾句話，把這個門廳收納得鴉雀無聲。胡偉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煙，再把白煙圈緩緩吐出。大家等著他，他讓大家等。發現香煙即將燃盡，他便彎下腰去把煙蒂按滅在花崗石台階上，直起身來再掏出一盒香煙，抽出一支，銜在嘴上，摸出打火機點上，抽一口，再噴出白煙，才重新講話。
他說：“我算過，我比你們各位的平均年齡，大十八歲。我真正做專業的事，是‘文革’結束後才起步的。你們算一算，那時候我幾歲了？”
他又抽煙了。我連忙抓住機會說：“胡偉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戲劇界無可爭議的第一導演，也是全國四大導演之一。他的全部業績，都是這幾年從頭建立起來的。”
“所以，”他又把煙圈吐完了，接著我的話說：“你們現在起步，一點兒也不晚。我們中國，隻要方向走對了，所有浪費的時間都能追回來。如果方向錯了，再讓你們回二十歲，也沒用！”
全場肅靜。突然響起了掌聲，很快全場響成了一片。胡偉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謝幕一樣，一手叼著煙，一手挽著我，朝周圍點著頭，緩步離場。我順手把那個左派編劇也拉在一起，三個人一起離開。
胡偉民在一個路角彎腰打開了一輛十分破舊的腳踏車的鎖。這輛腳踏車，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習慣，他會推著這輛“老坦克”與我一起步行一個多小時，邊走邊聊天，但今天因為多了一個人，他走了幾步就翻身上車了。上車時他還特地關照了我一句：“你也早點回家休息。”為了玩帥，他騎得很快。
第二天，那個左派編劇又到我的辦公室來了，一開門就對我和胡偉民昨天晚上的及時解圍，深表感謝。
我說：“昨天的事，結束得很好，主要是胡偉民的功勞。不過，你老兄也要吸取一點教訓。在過去那樣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寫錯一點什麽。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一些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要——”我本來要說“昧於良知”，但畢竟是兩個人在聊天，便口氣一軟，說成了“馬虎”。
他說：“我真不清楚那個戲的後果那麽嚴重。但我確實很不滿意自己。”
他認錯的口氣很誠懇，我立即聯想到那個曾遠風，產生了對比。
這件事之後，這個左派編劇和我、胡偉民的關係越來越近。他後來請求我為他的新作集寫序言，我寫了。他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我的著作是“神品”，這聽起來有點不是味道，但我也沒有阻止。因為當時中國文化界又在發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運動，極左勢力再度抬頭，我幾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與我們一起反對極左勢力，我就把他當作了“改惡從善”的朋友，顧不得用詞不當的小節了。後來，上海市文化局來向我征詢意見，我還推薦他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
有一次，胡偉民騎著“老坦克”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飯。他邊吃邊對我說：“我們的那位朋友，最近有點讓人看不懂了。我在廣州偶爾看到他發表的幾篇文章，從口氣看，要把自己打扮成‘異議分子’了。但他能有什麽像樣的異議？我們還不知道？”
我說：“他啊，仍然是一個蹩腳編劇急於表演多種角色的職業病。去過幾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國，覺得中國的‘異議分子’在那裏很吃香，就學著扮演。”
胡偉民說：“我看他是掛羊頭賣狗肉，不知道會不會被那些真的‘異議分子’打一頓！”
我一聽就笑了：“到時候我們還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發展，遠比我們的談笑嚴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後一時左右，我在院長辦公室裏呆坐著，胡偉民敲門進來了。他坐在我對麵，一支支地抽著煙，不斷地搖頭歎氣。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發，受到國家文化部的審查。揭發的是最新的政治問題，我因為跟不上形勢，又不想立即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麻煩不小。
北京來的審查者卻很同情我，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圖把我的問題解釋成“保護學生”。胡偉民看著我，說：“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間你擔子最重，管著這麽一個學院，帶著這麽一批學生，千萬要保重！”
“那個人被我開除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
“誰？”我問。
“還有誰？寫《邊疆新苗》的那個人，開除出朋友圈！”他厭惡得連名字也不想說。
我一聽就明白了。前兩天那人在報紙上代表劇團發表了一個驚人的政治聲明，正好與我們前一段時間在一起時的態度徹底相反。
我看到報紙後曾打電話向那個人嚴厲質問，那個人在電話裏慌忙解釋：“我是處級幹部，又是新黨員，必須表個態，實在沒辦法。”
我立即大聲說：“你是處級，我比你高兩級，所以很清楚，上級並沒有要你這麽表態！”隨即摔了電話。
沒想到，胡偉民比我更厲害，直接找上門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問胡偉民。
“我當麵對他說，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觀點，而是你的投機。一個搞藝術的人，怎麽可以沒有人格！”胡偉民邊說邊站起身來，說：“我們怎麽交了這麽一個朋友，氣得我渾身顫抖，胸口發悶！”
說著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問：“你現在去哪裏？”
他說：“半個月來身體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這麽一吵，傷了元氣，想到華山醫院配點藥。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辦公室門口，看他下樓梯。然後，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騎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頭看我的窗，騰出左手向我揮了揮。左手上，還是夾著香煙。
華山醫院就在學院東邊不遠。他把“老坦克”擱在醫院門邊的磚牆前，鎖上，就進了醫院。
很長時間過去了，昏黃的路燈照著這輛腳踏車。它的主人，再也沒有出來。
深夜的街道上，沒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義：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輝煌時代，而這個時代剛剛結束。
就在這時，我家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平日深夜來電話的隻能是他，我拿起話筒就叫“偉民”。
不是他，但有關他。
兩天後，我在追思會上說：“一個人的去世，會使另一個人改變與行業的關係。從今以後我將不再與上海戲劇界交往，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個地方。”
我在發言前已經看到，那個左派編劇，還有那個曾遠風，都來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偉民有關“開除”的決定，給那個左派編劇寫了一封斬釘截鐵的信。
我的絕交信，可能給他帶來了不太好的名聲，從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編造我與他絕交的原因。編造出來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絕交是他提出來的，因為他“發現”了我的很多問題。一會兒，似乎與“石一歌”有關；一會兒，似乎與地震有關；一會兒，似乎與離婚有關……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絕交信。
這是後話了。讓我們還是趕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偉民去世之後半個月，對我的審查也結束了。
審查者做出了一個溫和的結論，果然說我當時站在學生一邊，隻是為了保護學生。學院裏一位教授悄聲在我耳邊說：“胡偉民的在天之靈保佑了你。”
我隨即去了新加坡，在那裏滯留了八個月。好幾年前，新加坡的大藝術家郭寶昆先生曾邀請我和高行健、賴聲川三人一起去那裏聚會和講課。當時我們三人都還很年輕，也不出名，不知道怎麽被郭先生挑上的。這次重返，他們兩人都不在那裏了，這座熱帶城市顯得有點冷清。郭寶昆先生經常在濃鬱的樹叢下長時間地看著我，不說話。
我歎口氣，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國這難忘的十年，結束了。”
“我知道。”他說，“賴聲川已經聯係上了，他會過來陪你。高行健一直聯係不上。”
擔任院長之後，我每天收到的郵件都來不及拆了。也怕拆，怕裏邊噴出來的熱氣把手指燙著了。
拆開一個很厚的郵件，是湖北一個姓古的人寄來的，一篇研究我的“學術成就”的萬言長文，要我推薦給任何一家雜誌發表。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將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對藝術做出終極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長文，在心裏給他起了一個便於自己記憶的名號——“古終極”。後來北京又有一個姓肖的編輯人員評價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樣給他起了一個好記的名號——“肖脊梁”，與“古終極”並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個個“古終極”和“肖脊梁”。
今天與我吃飯的人，倒是我自己約來的。
他就是戲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經因為說過樣板戲兩句話，被人揭發，關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應該平反，但由於沒人管，一直拖著。我向有關部門詢問過好幾次，也沒有回應。這次我以院長的身份再問，立即解決了。這就是做官的好處。我已經約了他好幾次，他老說“不便打擾”，這又是做官的壞處。
今天他實在推不過，終於來了。我在學院後門口找了一家小飯館，拉他到牆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穿得像一個老農民，縮著脖子，嗓子啞啞的，笑著與我握手，手很熱，握了好一會兒。
“昨天文化局當著我的麵，把那個人揭發我的材料焚燒了。”他說：“這很可惜，留著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為難的是，我如果堅持不讓燒，很可能以為我還要記恨。”
“那人現在在哪裏？”我問的是當年揭發徐扶明“攻擊樣板戲”而造成多年冤獄的那個曾遠風。
“在這裏。”徐扶明從口袋裏取出厚厚一遝折好的報紙，放到我眼前，用手指點了點折在最上麵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報，文章的標題很長，叫作《“文革”可以被遺忘，卻不可以被掩蓋》，作者正是曾遠風。
我吃驚地匆匆看了幾眼。曾遠風在那裏用憤怒的口氣寫道，有人要掩蓋“文革”罪行，他絕不答應，一定要戰鬥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訴我，曾遠風在好幾年之前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讀者把他當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漢，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讓人聞風喪膽的。
“你難道不想給南方的這家報紙的編輯部寫封信？”我實在氣不過，咻咻地問徐扶明教授。
“這沒用。”他說，“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是挨打。”
他搖頭苦笑了一下，又縮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遠風說的要想掩蓋罪行的逃犯。
這很像我爸爸，關押了那麽多年，現在平反了，卻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閃閃地過日子，從來不控訴、不揭發、不聲討。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當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國，社會政治話題可以不斷翻轉，但揭發、聲討、控訴的，卻永遠是同一批人。把他們的徒弟算進去，也是同一幫人。前後之間的程序、邏輯、對象也一模一樣，隻是內容相反、時空倒置而已。
與徐扶明教授碰麵後大約半個月，一天下午，傍晚時分，一個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他進門就說：“院長，我叫曾遠風，有十萬火急的事找你！”說著伸出手來要與我握。
我聽說是曾遠風，心裏一咯噔，沒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辦公椅上，問：“什麽事？”
曾遠風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神秘地說：“上海在‘文革’初期演過一台戲叫《邊疆新苗》，你知道嗎？”
我既沒有吱聲，也沒有點頭，等他說下去。
“這是‘文革’期間上海最壞的戲，比樣板戲還壞。樣板戲剝奪了人民看別的戲的權利，《邊疆新苗》剝奪了青年上學的權利！”
聽到這話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這個人傷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還有可能點一下頭。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經對他有了鼓勵，他的聲調提高了：“這個月，正是當年上海學生到邊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們已經集中起來，準備找劇作者沙葉新算賬，要他歸還青春。現在這個劇作者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聽說，他已在托人找您，請您出場去說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緊急趕來，就是勸您千萬不要為這個文痞出麵！”
不管曾遠風是不是誇大其詞，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邊疆的人員真的包圍住了那個劇作者，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憤，極易造成圍毆事件，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問曾遠風：“真有這事？”他就把消息來源詳細說了一遍，我聽完，就把他打發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偉民導演找來，商量這件事。胡偉民像我嶽父一樣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邊疆新苗》這個戲。但他顯然看不起沙葉新，理由是那人實在太左，又太喜歡嘩眾取寵。我說：“有那麽多人來討二十年前的舊賬，可見那個戲確實很壞。但當時逼迫青年學生下鄉，是北京的號令。那個左派編劇隻是曲意逢迎，現在如果把曆史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這不妥！這不妥！”胡偉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兩天後，那個左派編劇果然來找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這個人，他的態度，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憂慮和謙恭，而是一種帶有一點滑稽的友好，這使我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現在那個現場。是安福路上一個劇場的門廳，我去時已經擠滿了人，門外還有不少人要擠進來。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鄉的學生，社會上統稱為知識青年，又簡稱為“知青”。
那個左派編劇靠牆坐在一把塑料的折疊椅上，“知青”們都站著，由於後麵推擠，對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邊。
一看就知道，這些人不是來鬧事的。他們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誰也沒有為這件事承擔責任，隻是草草地讓他們回了城。城裏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找不到出路，於是像沒頭蒼蠅一樣撞到了這裏。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條小路，並不好找，但他們還是找來了。眼前這個坐在塑料折疊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顯然不是他們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們再也找不到別的人。
這種無言的包圍，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穩的口氣打破了沉默。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個左派編劇的名字，說：“不瞞你說，在江西龍南縣的深山裏，我們有幾個人曾經多次商量，隻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頓。”他頓了頓，接著說：“但是我們終於長大了，不會再有這種念頭。今天隻是想問你，你自己讀過大學卻說讀書不好，你要我們到農村去自己卻不去，這，能安心嗎？”
劇作者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來回答，便征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猶豫，四周的話匣子卻打開了：“編劇編劇，怎麽能胡編亂造！”
“你也是有兒女的人，請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們！”
……
雖然大家很激動，但話說出來了，情緒也就釋放了一大半。我覺得應該說話了。
我站出一步，說：“大家知道，我也去了農場。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學在農場自殺了。我剛才還在想，活下來，就是勝利。前麵的路還很長，我們還不老！”
“餘院長，我們老了。”這聲音，悲涼中帶著點兒諧謔，氣氛鬆動了。
“你們這樣還算老？請看看我！”一個我非常熟悉的聲音從後麵傳來，我伸頭一看，是胡偉民，他也來了。
胡偉民一身牛仔服，叼著根香煙，緩步上前。一個大導演的自然風度有一種無形的光，大家紛紛後退一步，為他讓道。
他走到了這個門廳的台階上。台階是通向劇場的，現在劇場正鎖著門，他踏上三級，就在那扇鎖著的大門前站住了，轉過身來，對著大家。
他掃視了一下全場，平靜地自我介紹：“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從上海戲劇學院剛剛畢業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這就是說，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輩。
“我當時算是階級敵人，發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還必須在野外幹活。”胡偉民說。
這幾句話，把這個門廳收納得鴉雀無聲。胡偉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煙，再把白煙圈緩緩吐出。大家等著他，他讓大家等。發現香煙即將燃盡，他便彎下腰去把煙蒂按滅在花崗石台階上，直起身來再掏出一盒香煙，抽出一支，銜在嘴上，摸出打火機點上，抽一口，再噴出白煙，才重新講話。
他說：“我算過，我比你們各位的平均年齡，大十八歲。我真正做專業的事，是‘文革’結束後才起步的。你們算一算，那時候我幾歲了？”
他又抽煙了。我連忙抓住機會說：“胡偉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戲劇界無可爭議的第一導演，也是全國四大導演之一。他的全部業績，都是這幾年從頭建立起來的。”
“所以，”他又把煙圈吐完了，接著我的話說：“你們現在起步，一點兒也不晚。我們中國，隻要方向走對了，所有浪費的時間都能追回來。如果方向錯了，再讓你們回二十歲，也沒用！”
全場肅靜。突然響起了掌聲，很快全場響成了一片。胡偉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謝幕一樣，一手叼著煙，一手挽著我，朝周圍點著頭，緩步離場。我順手把那個左派編劇也拉在一起，三個人一起離開。
胡偉民在一個路角彎腰打開了一輛十分破舊的腳踏車的鎖。這輛腳踏車，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習慣，他會推著這輛“老坦克”與我一起步行一個多小時，邊走邊聊天，但今天因為多了一個人，他走了幾步就翻身上車了。上車時他還特地關照了我一句：“你也早點回家休息。”為了玩帥，他騎得很快。
第二天，那個左派編劇又到我的辦公室來了，一開門就對我和胡偉民昨天晚上的及時解圍，深表感謝。
我說：“昨天的事，結束得很好，主要是胡偉民的功勞。不過，你老兄也要吸取一點教訓。在過去那樣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寫錯一點什麽。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一些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要——”我本來要說“昧於良知”，但畢竟是兩個人在聊天，便口氣一軟，說成了“馬虎”。
他說：“我真不清楚那個戲的後果那麽嚴重。但我確實很不滿意自己。”
他認錯的口氣很誠懇，我立即聯想到那個曾遠風，產生了對比。
這件事之後，這個左派編劇和我、胡偉民的關係越來越近。他後來請求我為他的新作集寫序言，我寫了。他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我的著作是“神品”，這聽起來有點不是味道，但我也沒有阻止。因為當時中國文化界又在發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運動，極左勢力再度抬頭，我幾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與我們一起反對極左勢力，我就把他當作了“改惡從善”的朋友，顧不得用詞不當的小節了。後來，上海市文化局來向我征詢意見，我還推薦他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
有一次，胡偉民騎著“老坦克”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飯。他邊吃邊對我說：“我們的那位朋友，最近有點讓人看不懂了。我在廣州偶爾看到他發表的幾篇文章，從口氣看，要把自己打扮成‘異議分子’了。但他能有什麽像樣的異議？我們還不知道？”
我說：“他啊，仍然是一個蹩腳編劇急於表演多種角色的職業病。去過幾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國，覺得中國的‘異議分子’在那裏很吃香，就學著扮演。”
胡偉民說：“我看他是掛羊頭賣狗肉，不知道會不會被那些真的‘異議分子’打一頓！”
我一聽就笑了：“到時候我們還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發展，遠比我們的談笑嚴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後一時左右，我在院長辦公室裏呆坐著，胡偉民敲門進來了。他坐在我對麵，一支支地抽著煙，不斷地搖頭歎氣。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發，受到國家文化部的審查。揭發的是最新的政治問題，我因為跟不上形勢，又不想立即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麻煩不小。
北京來的審查者卻很同情我，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圖把我的問題解釋成“保護學生”。胡偉民看著我，說：“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間你擔子最重，管著這麽一個學院，帶著這麽一批學生，千萬要保重！”
“那個人被我開除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
“誰？”我問。
“還有誰？寫《邊疆新苗》的那個人，開除出朋友圈！”他厭惡得連名字也不想說。
我一聽就明白了。前兩天那人在報紙上代表劇團發表了一個驚人的政治聲明，正好與我們前一段時間在一起時的態度徹底相反。
我看到報紙後曾打電話向那個人嚴厲質問，那個人在電話裏慌忙解釋：“我是處級幹部，又是新黨員，必須表個態，實在沒辦法。”
我立即大聲說：“你是處級，我比你高兩級，所以很清楚，上級並沒有要你這麽表態！”隨即摔了電話。
沒想到，胡偉民比我更厲害，直接找上門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問胡偉民。
“我當麵對他說，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觀點，而是你的投機。一個搞藝術的人，怎麽可以沒有人格！”胡偉民邊說邊站起身來，說：“我們怎麽交了這麽一個朋友，氣得我渾身顫抖，胸口發悶！”
說著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問：“你現在去哪裏？”
他說：“半個月來身體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這麽一吵，傷了元氣，想到華山醫院配點藥。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辦公室門口，看他下樓梯。然後，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騎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頭看我的窗，騰出左手向我揮了揮。左手上，還是夾著香煙。
華山醫院就在學院東邊不遠。他把“老坦克”擱在醫院門邊的磚牆前，鎖上，就進了醫院。
很長時間過去了，昏黃的路燈照著這輛腳踏車。它的主人，再也沒有出來。
深夜的街道上，沒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義：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輝煌時代，而這個時代剛剛結束。
就在這時，我家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平日深夜來電話的隻能是他，我拿起話筒就叫“偉民”。
不是他，但有關他。
兩天後，我在追思會上說：“一個人的去世，會使另一個人改變與行業的關係。從今以後我將不再與上海戲劇界交往，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個地方。”
我在發言前已經看到，那個左派編劇，還有那個曾遠風，都來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偉民有關“開除”的決定，給那個左派編劇寫了一封斬釘截鐵的信。
我的絕交信，可能給他帶來了不太好的名聲，從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編造我與他絕交的原因。編造出來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絕交是他提出來的，因為他“發現”了我的很多問題。一會兒，似乎與“石一歌”有關；一會兒，似乎與地震有關；一會兒，似乎與離婚有關……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絕交信。
這是後話了。讓我們還是趕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偉民去世之後半個月，對我的審查也結束了。
審查者做出了一個溫和的結論，果然說我當時站在學生一邊，隻是為了保護學生。學院裏一位教授悄聲在我耳邊說：“胡偉民的在天之靈保佑了你。”
我隨即去了新加坡，在那裏滯留了八個月。好幾年前，新加坡的大藝術家郭寶昆先生曾邀請我和高行健、賴聲川三人一起去那裏聚會和講課。當時我們三人都還很年輕，也不出名，不知道怎麽被郭先生挑上的。這次重返，他們兩人都不在那裏了，這座熱帶城市顯得有點冷清。郭寶昆先生經常在濃鬱的樹叢下長時間地看著我，不說話。
我歎口氣，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國這難忘的十年，結束了。”
“我知道。”他說，“賴聲川已經聯係上了，他會過來陪你。高行健一直聯係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