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無反顧地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麵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穀。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著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裏，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麽了。麵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製。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麵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係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麵，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係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還沒有公證機製和監督機製，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製，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跡的年代，全國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麵對這麽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製定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內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例如，規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查升遷；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製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以及分號職工的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麵，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不管怎麽說，有了這幾個方麵，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麵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後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穀。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著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裏，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麽了。麵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製。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麵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係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麵，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係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還沒有公證機製和監督機製，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製，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於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跡的年代，全國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麵對這麽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製定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內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例如，規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查升遷；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製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以及分號職工的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麵，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不管怎麽說，有了這幾個方麵，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