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於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麽，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係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嚐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麵，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鬥。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誌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於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誌、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環境裏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見到當地的官員縉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內容。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態，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財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著的那份待購書目。他心裏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於退休之後就產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麽，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係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嚐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麵，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鬥。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誌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於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誌、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環境裏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曆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見到當地的官員縉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內容。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地的文風書訊。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態，不同的是，範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財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不一而足。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著的那份待購書目。他心裏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但是當他曆盡宦海風浪終於退休之後就產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後遠遠看去則已經毫無疑惑：對範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做官則是業餘。
甚至可以說，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傑出的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範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