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麵對國際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上海人麵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在內心從來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
中國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隻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隻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做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裏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對於子女的教育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觀念，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完全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唱歌，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做什麽宣傳，不知怎麽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麽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
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
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麽一個城市裏，久而久之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隻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當時，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顯著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麵頗為接近。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上海人麵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在內心從來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
中國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隻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隻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做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裏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對於子女的教育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觀念，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完全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唱歌，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做什麽宣傳，不知怎麽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麽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
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
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麽一個城市裏，久而久之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隻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當時，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顯著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麵頗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