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麽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曆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麵臨著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他們雖然號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號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我領著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於任何政治意識，隻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其實“造反派”還處於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麽也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裏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裏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幹饅頭，幾塊鹹醬菜。沒有書，也沒有筆。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板，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棄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我背著小小的行李包，隨著人流來到了嶽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麽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製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麽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麽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麽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麽雅致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裏獨個兒磨磨蹭蹭，舍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嶽麓書院逗留了很長時間，離開時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學院裏的情況和我家庭的處境都越來越壞。後來我又不得不到農村勞動去了，徹底遠離了學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磚石地、粉牆玄瓦的夢，卻常常在腦際隱約閃動。待到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努力尋覓有關它的點滴記載。再後來，中國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就有機會一再訪問它了。
我終於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間潛入，讓我在無意中碰撞到了中華文化存廢之間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條是燥熱的死路，一條是冷清的生路。這條生路，乃是曆代文化智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嶽麓書院便是其中一個例證。
說遠一點，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公辦學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創辦了私學。從此，教學傳統成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命脈。到了唐代，就出現了教學等級很高的書院。宋代書院之風大盛，除了很早就開辦的白鹿洞書院外，還出現了石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麗正書院、象山書院，等等。這些書院，有的是私辦，有的是公辦，更多的是“民辦官助”。共同特點是，大多選址於名山勝景，且由比較著名的學者執掌校務，叫“山長”。
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與書院所在的名山對應，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對官場級別的不在意，自謙中透著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在曆任山長居住的一個叫“百泉軒”的小院落裏徘徊很久，想象著山長們的心態。他們，隻想好生看管著這滿院的書聲泉水、滿山的春花秋葉，就已經足夠。山下的達官貴人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會到山上來叩門拜見。來就來吧，聽他們談談平日不太談的先秦諸子、楚辭漢賦，然後請他們到書院各處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長們的眼中，他們都是學生一輩，欠學頗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輩分的尊嚴。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文化。
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麽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谘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
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査。
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麵的課程。
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對於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係統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別和惡的類別，因為每個類別裏風氣和習慣不同，熏染而成。隻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複歸於善。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於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向嶽麓山走來。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們以前見過麵，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討。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討與書院的教學聯係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著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使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麽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製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麵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拚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人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四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誌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麵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著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麵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嘉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餘門之恥”。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人“偽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裏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麵對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麵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裏流放，曆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麽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〇〇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麵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裏鬱鬱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裏，時隔那麽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複細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
五
對於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麽。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盡如人意。
我們如果不把教育僅僅看成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業，那麽我們不能不麵對這樣一個事實：當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時，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
這是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一個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看成是幾十年教學成果的斷絕。這就是為什麽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麽大的悲哀。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優秀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並不是教師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學生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斷剝蝕社會文明，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
我自己，自從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於做了教師，一做三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嚐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並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爭，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裏守住那個被稱做學校的庭院，帶著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標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但是，麵對這個目標，又不能期望過高。
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法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財。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裏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解釋成遊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
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隻是在一個庭院裏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
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麵對社會曆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麽，隻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課堂、這些學生。
是的，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中國古代的書院，又像今天和未來的學校。別人能侵淩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裏，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至於遊戲的結局，我們都不要問，因為事關重大，甚至牽涉到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點評一：
作者追憶嶽麓書院和朱熹傳學的故事，驚心動魄。文脈的傳承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磨難。這篇哀傷之文，實則是夫子自道。教育背離人格塑造，蛻變為晉級發財之雕蟲小技，身為教師，心緒難平。（老愚）
點評二：
作者的曆史散文，向來隻談古不論今，但結語暗示了通向現實的棧道，讀者不難暗度陳倉。比如，書院“會講”式的學理交鋒和自由講座引領學生相互討論的教學方法，可以為“現代科舉”填鴨式的中學應試教育，以及大學不再是知識實驗的課堂而淪為就業培訓班的教育體製提供借鑒。（馬策）
點評三：
簡樸的庭院，千年的傳承。嶽麓書院的成功首先是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在山長的執掌下，其教學方法比較自由，但學規明確，考核嚴格，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釀造出一種令人醉心的學習氣氛”；同時，書院以其獨特的內蘊，吸引上下的達官貴人前來“叩門拜見”，以自身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並最終受惠。這是嶽麓書院管理者的想，也是切合國情的關於教育的理想造型。
作為一篇散文，本文的醉心之處在於“於斯為盛”——作者不惜筆墨著意營設的暖意融融的教學盛況。先看那“朱、張會講”，兩位大師“挽袂”、“連床”，於深邃高雅之餘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音；再看朱熹講學，不僅“生徒雲集，坐不能容”，而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通過這些情境創設，人物被激活了，真情複蘇了，“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依然存有的高潔典雅的篇章出現了。讀者在經受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享受了充分的審美愉悅之後，不禁會引發類似這樣的聯想：當今教育遭遇尷尬與掣肘時，似乎可以去觸摸一下那搏動的祖脈。（傅應湘）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麽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曆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麵臨著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他們雖然號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號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我領著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於任何政治意識，隻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其實“造反派”還處於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麽也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裏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裏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幹饅頭，幾塊鹹醬菜。沒有書，也沒有筆。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板，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棄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我背著小小的行李包，隨著人流來到了嶽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麽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製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麽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麽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麽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麽雅致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裏獨個兒磨磨蹭蹭，舍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嶽麓書院逗留了很長時間，離開時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學院裏的情況和我家庭的處境都越來越壞。後來我又不得不到農村勞動去了，徹底遠離了學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磚石地、粉牆玄瓦的夢，卻常常在腦際隱約閃動。待到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努力尋覓有關它的點滴記載。再後來，中國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就有機會一再訪問它了。
我終於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間潛入，讓我在無意中碰撞到了中華文化存廢之間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條是燥熱的死路，一條是冷清的生路。這條生路，乃是曆代文化智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嶽麓書院便是其中一個例證。
說遠一點，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公辦學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創辦了私學。從此，教學傳統成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命脈。到了唐代，就出現了教學等級很高的書院。宋代書院之風大盛，除了很早就開辦的白鹿洞書院外，還出現了石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麗正書院、象山書院，等等。這些書院，有的是私辦，有的是公辦，更多的是“民辦官助”。共同特點是，大多選址於名山勝景，且由比較著名的學者執掌校務，叫“山長”。
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與書院所在的名山對應，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對官場級別的不在意，自謙中透著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在曆任山長居住的一個叫“百泉軒”的小院落裏徘徊很久，想象著山長們的心態。他們，隻想好生看管著這滿院的書聲泉水、滿山的春花秋葉，就已經足夠。山下的達官貴人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會到山上來叩門拜見。來就來吧，聽他們談談平日不太談的先秦諸子、楚辭漢賦，然後請他們到書院各處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長們的眼中，他們都是學生一輩，欠學頗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輩分的尊嚴。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文化。
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麽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谘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
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査。
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麵的課程。
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對於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係統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別和惡的類別，因為每個類別裏風氣和習慣不同，熏染而成。隻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複歸於善。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於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裏向嶽麓山走來。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們以前見過麵，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討。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討與書院的教學聯係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著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使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麽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製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麵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拚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人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四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誌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麵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著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麵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嘉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餘門之恥”。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人“偽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裏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麵對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麵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裏流放，曆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麽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〇〇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麵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裏鬱鬱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裏，時隔那麽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複細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
五
對於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麽。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盡如人意。
我們如果不把教育僅僅看成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業，那麽我們不能不麵對這樣一個事實：當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時，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
這是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一個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看成是幾十年教學成果的斷絕。這就是為什麽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麽大的悲哀。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優秀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並不是教師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學生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斷剝蝕社會文明，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
我自己，自從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於做了教師，一做三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嚐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並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爭，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裏守住那個被稱做學校的庭院，帶著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標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但是，麵對這個目標，又不能期望過高。
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法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財。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裏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解釋成遊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
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隻是在一個庭院裏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
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麵對社會曆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麽，隻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課堂、這些學生。
是的，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中國古代的書院，又像今天和未來的學校。別人能侵淩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裏，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至於遊戲的結局，我們都不要問，因為事關重大，甚至牽涉到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點評一：
作者追憶嶽麓書院和朱熹傳學的故事，驚心動魄。文脈的傳承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磨難。這篇哀傷之文，實則是夫子自道。教育背離人格塑造，蛻變為晉級發財之雕蟲小技，身為教師，心緒難平。（老愚）
點評二：
作者的曆史散文，向來隻談古不論今，但結語暗示了通向現實的棧道，讀者不難暗度陳倉。比如，書院“會講”式的學理交鋒和自由講座引領學生相互討論的教學方法，可以為“現代科舉”填鴨式的中學應試教育，以及大學不再是知識實驗的課堂而淪為就業培訓班的教育體製提供借鑒。（馬策）
點評三：
簡樸的庭院，千年的傳承。嶽麓書院的成功首先是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在山長的執掌下，其教學方法比較自由，但學規明確，考核嚴格，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釀造出一種令人醉心的學習氣氛”；同時，書院以其獨特的內蘊，吸引上下的達官貴人前來“叩門拜見”，以自身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並最終受惠。這是嶽麓書院管理者的想，也是切合國情的關於教育的理想造型。
作為一篇散文，本文的醉心之處在於“於斯為盛”——作者不惜筆墨著意營設的暖意融融的教學盛況。先看那“朱、張會講”，兩位大師“挽袂”、“連床”，於深邃高雅之餘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音；再看朱熹講學，不僅“生徒雲集，坐不能容”，而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通過這些情境創設，人物被激活了，真情複蘇了，“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依然存有的高潔典雅的篇章出現了。讀者在經受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享受了充分的審美愉悅之後，不禁會引發類似這樣的聯想：當今教育遭遇尷尬與掣肘時，似乎可以去觸摸一下那搏動的祖脈。（傅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