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七歲那年，因為幫村東重病臥床的老太太寫了幾次信，又讀了幾次信，她就誇我：你這孩子心善，總有一天，會有很多螢火蟲給你照路，去考狀元！
兩年後我到上海讀中學，一天晚上約了幾個同學去看電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就躲進了一家雜貨店。店老板詢問了幾句，不相信我們這麽小就成了中學生，我們隻得拿出學生證給他看。他一一看罷，歎一聲：你們全是秀才。
再過幾年，我獲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的大獎，領獎時主持人說：這位就是狀元。
——這些零散的記憶說明，直到我的少年時代，像“狀元”、“秀才”這些科舉概念，還是人們的日常用語。
幾年前，我去四川閬中，仔細參觀了那裏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舉考試場所——貢院。兩位記者問我：“如果把時間倒退兩百年，您會在這樣的貢院裏充當什麽樣的角色？”
我說：為了不讓我父母傷心，我一定會來考，而且會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會成為考官，主持這裏的考試。但是，如果開始來考試時遇到不禮貌的待遇，我會拂袖而去，從此浪跡天涯。
可見，科舉考試雖然已經廢止了一百年，但對於現代中國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種集體的生命貯存。
但是，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讀到的書本，看到的戲劇，基本上都是否定科舉製度的。陳世美、蔡伯喈、範進、孔乙己，這些婦孺皆知的藝術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淪，闡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經與全國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那麽，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當然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褒貶好惡。我們這一代已經不在其中差不多一個世紀，距離給了我們冷靜，理應對這個問題重新作出整體的理性判斷。
除了閬中貢院外，我還參觀過南京和北京的科舉考試遺址。一個個小小的房間，密密層層地排列著，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所在？
二
科舉製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傑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終認為，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人類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特例，科舉製度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試想，在一千三百年的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選拔出來，參與管理龐大的疆域，這種奇跡，其他古文明連做夢都無法想象——它們始終沒有構建起可長期持續的管理者選拔機製。更重要的是，選拔的標準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這使一代代無數年輕的生命為了爭取仕途而朝夕誦讀，一旦考中為官，又以這種文化“治國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獲得了最有效的延續。這種情況，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沒有出現。
這還不重要嗎？
此外，為了選出這些文官，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曆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民眾的獨特心態，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
科舉製度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複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三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製社會中基本上采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
世襲製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可能遺傳；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製力。
世襲製由於過於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
一個貴族，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麽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貴族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製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査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你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係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毛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製度。這種製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製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作為推薦的主要標尺，那麽這種製度也就會成為世襲製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製度。我想，科舉製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麵開放。
科舉製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隻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舉製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係列可怕的悖論。
首先是整個社會心態因它而發生了變異。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提供可能，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選擇的人們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曆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製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慶賀一下是應該的，但不知這麽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至極，也得意至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裏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璿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馬蹄在身邊躥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歎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裏，昨天還客氣拱手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其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討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仆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願做這種自辱的事，隻是關在房裏想著如何回家。
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理上都千難萬難。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麵羞君麵，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
他看見有一個穿粗布衣服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麵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別時間太長，彼此都認不準了。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對方，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裏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他被樂吏當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演唱，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
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麽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
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幔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科舉得中的消息，於是將軍起座高喊：“趙郎及第矣！”家人聞之，立即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
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禦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隻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我將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麽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當年的士子們如果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獨一份。
五
科舉像一麵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篩的種子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致的閘口，本想會聚散佚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渾濁了。
在我看來，科舉製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伺機心理。
伺機心理也可稱做苦熬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華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麽素淨，心底未必如麵容那麽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社會競爭都被科舉製度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隻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暗示懷才不遇。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那就是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
科舉製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理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學術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隻有偶爾閃光，卻無法貫串生命。
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得沒有支點，圓通得無所作為。
其三，矯情傾向。
科舉考試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須割舍親情牽連，讓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沒有期限的別離和等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係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隻怕考不上。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後來這些人互相間構建起一種價值原則——隻有鐵石心腸的男子才會被看成胸有大誌而被充分讚揚，那就全然走向了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裏的妓院玩樂。平康裏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麵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麵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優越隻不過自己是個男人。
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這位進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實頗為高貴，因為他把功名、官職全都放到了愛情之下。與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虛假了。
六
除了上述三方麵人格扭曲外，科舉製度還不得不對考生進行一次嚴重的人格汙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從宋代開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較寬鬆隨意，在科舉考試的同時托人推薦和自我推薦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詩人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都做過這樣的事，如果沒人推薦，他們很可能被數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沒。在當時，這不算作弊。那種明目張膽的當場作弊，例如，請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僅止於禁止，沒太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據說就是替別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詩卷，真不知道具體是怎麽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實行嚴格的文官製度，科舉考試成了全國官吏的唯一來源，競爭日漸激烈，反作弊也就當做了一件大事。明清兩代，這種製度越來越嚴格，如果再出現溫庭筠這樣的“槍手”，哪怕僅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試卷，他也必須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裏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薦，那麽，在清代就變成了驚動朝野的科場案，結果很可能是推薦者、受薦者、被薦者，連同全體考官全部處死，並全家流放，株連九族。
我曾參觀過一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麵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間層層遞進的一場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麵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裏。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幹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裏。
於是，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汙黑也就與可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無能之輩。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考試的考官說不定也有未被査出的作弊曆史。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隻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其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査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會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一旦有權，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
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都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査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北方無論是春闈還是秋試，都會遇到寒冷的日子，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襖裏挾帶，規定一切進考場的羊皮襖不能有麵子，隻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紛亂的羊群。
這景象在我想來是觸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一群讀書人，隻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隻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試都應該反作弊，這沒有錯。但是，我們中國常常會遺忘一個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範都不應該剝奪所有無辜者的尊嚴。當人的基本尊嚴可以被隨意糟踐時，文化的意義又在哪裏？
幾百年反作弊的誇張行動也給中國文化本身帶來一個毛病，那就是特別注意記憶功能。直到現代，很多人被尊為國學大師、學富五車，基本上都是在稱獎他們的記憶功能，而不是創造功能。我認為，這完全是出於那些挾帶不成的考生對於不必挾帶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續至今，成為一種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誇張行動，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在這種不信任的氣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戰戰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會試，公布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很小的知識性誤差。估計當時考官太欣賞文章的立意和文辭了，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結果，落第考生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盡了臉麵，不敢吱聲。
又如，清代有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麽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裏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
他寫得那麽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到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因而隻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這是考生對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貓一般。
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這種麻煩。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麵”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閭麵”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還是應該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麵”。沉澱了數千年的文史深潭，幾乎能為任何一種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這方麵的長久對峙，挑動了中國文人在文史細節上數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國語文親切、活潑、靈動的美好風範，變得刺蝟般地不可接近。
七
科舉製度積累了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它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的中國，麵臨著列強的船堅炮利，突然發現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這一下使科舉製度和中國文人一起暈眩了。
一千多年前當科舉製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麽樣的形象！科舉製度不就是要發掘更多的人才來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麽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國上了科舉製度的當，還是科舉製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曆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製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曆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仆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曆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麽，這些端坐著的人在十九世紀晚期是以一種什麽樣的方式參加考試的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麵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麽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裏，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麽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曆史、藝學，仍考四書五經，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結果發生了很多並不輕鬆的趣事。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內容，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侖塞進去了，而且把中國古代的一位失敗英雄項羽與他作對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侖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麽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某某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當我在舒蕪、吳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子，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鼎沸呼聲中，科舉終於被廢除。科舉廢除後，新式學校一所接一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麵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光明麵，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製度再延續一些年月，那麽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沉沉，無所作為。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撐了中國千餘年社會管理人才的有序選拔，維係了中華文化的有效延續，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
十萬進士、百萬舉人，都是我們的文化前輩。中華文化的大量奧秘都在他們身上。他們被汙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著中華文化在承受。因此，他們是我研究中華文化最根本的坐標。
不要糟踐他們，也不要為他們過度辯護。由於他們傳代久遠，由於他們龐大的人數，更由於他們的基本功能，我們還是應該給予尊重。這也是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態度。
八
科舉實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個曆史都被它搞累，我寫它也實在寫累了。我估計，讀者也一定已經讀得很累，那就到此為止吧。
眼前突然浮現一個舞台場麵，依稀是馬科導演、陳亞先編劇的《曹操與楊修》。曹操新當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國招賢；一個年輕的差役滿街敲鑼，敲一下喊一聲：哐！“招賢囉！”哐！“招賢囉！”……
曹操的時代還沒有科舉，但那幾下鑼聲，足可概括千年科舉的默默呼喊。
戲一場場演下去，招來的人才卷入了紛爭的旋渦，困頓、後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場幕間，招賢的鑼依然在敲，一聲比一聲怪異，一聲比一聲淒涼。記得最後一場，年輕的差役早已須發皓然，步履蹣跚。鑼破了，嗓子啞了，但那聲音分明還在一聲聲傳來：哐！“招賢囉！”哐！“招賢囉！”……
那個場麵好像下了雪吧？積雪的土地仍然埋藏著對人才的渴望吧？敲傻老人的腳印深一腳淺一腳地排過去，凜冽的寒風卷走了鑼聲和喊聲。
但是，鑼聲和喊聲都會有人聽到，渴望的大地總會等來大批腳印。很多曆史悲劇，站遠一看，都成了曆史幽默。
一個理想主義的天才構思，實行了一千多年竟然變成了幽默，實在讓人悲欣交集，歸於藹然。
點評一：
狀元、進士、舉人就是早先的文化人，他們不應是一個被嘲弄諷刺的對象；作為文化的承載者，他們理應得到尊敬。選拔人才直至今日依舊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高考製度製造的黑色幽默並不比科舉少。對悠悠千年的文化現象，我們何時方能客觀、公正地予以評判呢？（老愚）
點評二：
對古代權力係統向寒門讀書人開放從而改變人生命運的科舉製度的本質揭示，再沒有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句話更為形象的說法了。
延續千年的科舉製是帝國政治學中最了不起的製度安排，它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儒家文官係統，維持帝國的行政運作，所謂“治國平天下”。科舉製甚至啟迪了美國、英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人才選拔製度。但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製度創新，也有可能在實施過程中被人念歪了經。科舉終於被演繹成帝國僵硬的人生博弈。1905年，選拔過“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的科舉製被廢止。這以後是新式學堂的開設，是如今的新科舉式的高考。可以說，科舉塑造的民族心理結構至今未變。（馬策）
點評三：
打破壟斷，全麵開放，將文化水準列為首選條件，曾經讓整個國土燃起希望之火、讓天下學子枯守寒窗孜孜以求的科舉，最終竟淪落到如張之洞所說的“一日不廢，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的地步。當其盛時，個人的命運沉浮榮辱變遷被舉世所矚目，進而被融入最廣泛的社會心態，造成了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於是，天平失衡了，負麵成了主流，伺機心理、騎牆態勢、矯情傾向由此衍生並蔓延，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人格急遽退化，科舉頓時走向悖論。
本文結構宏大，縱橫跨度極大，但作者思接千載，從容拾掇，其情其理，各得其宜，各盡其妙。（傅應湘）
在我七歲那年，因為幫村東重病臥床的老太太寫了幾次信，又讀了幾次信，她就誇我：你這孩子心善，總有一天，會有很多螢火蟲給你照路，去考狀元！
兩年後我到上海讀中學，一天晚上約了幾個同學去看電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就躲進了一家雜貨店。店老板詢問了幾句，不相信我們這麽小就成了中學生，我們隻得拿出學生證給他看。他一一看罷，歎一聲：你們全是秀才。
再過幾年，我獲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的大獎，領獎時主持人說：這位就是狀元。
——這些零散的記憶說明，直到我的少年時代，像“狀元”、“秀才”這些科舉概念，還是人們的日常用語。
幾年前，我去四川閬中，仔細參觀了那裏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舉考試場所——貢院。兩位記者問我：“如果把時間倒退兩百年，您會在這樣的貢院裏充當什麽樣的角色？”
我說：為了不讓我父母傷心，我一定會來考，而且會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會成為考官，主持這裏的考試。但是，如果開始來考試時遇到不禮貌的待遇，我會拂袖而去，從此浪跡天涯。
可見，科舉考試雖然已經廢止了一百年，但對於現代中國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種集體的生命貯存。
但是，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讀到的書本，看到的戲劇，基本上都是否定科舉製度的。陳世美、蔡伯喈、範進、孔乙己，這些婦孺皆知的藝術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淪，闡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經與全國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那麽，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當然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褒貶好惡。我們這一代已經不在其中差不多一個世紀，距離給了我們冷靜，理應對這個問題重新作出整體的理性判斷。
除了閬中貢院外，我還參觀過南京和北京的科舉考試遺址。一個個小小的房間，密密層層地排列著，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所在？
二
科舉製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傑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終認為，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人類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特例，科舉製度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試想，在一千三百年的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選拔出來，參與管理龐大的疆域，這種奇跡，其他古文明連做夢都無法想象——它們始終沒有構建起可長期持續的管理者選拔機製。更重要的是，選拔的標準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這使一代代無數年輕的生命為了爭取仕途而朝夕誦讀，一旦考中為官，又以這種文化“治國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獲得了最有效的延續。這種情況，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沒有出現。
這還不重要嗎？
此外，為了選出這些文官，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曆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民眾的獨特心態，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
科舉製度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複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三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製社會中基本上采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
世襲製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可能遺傳；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製力。
世襲製由於過於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
一個貴族，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麽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貴族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製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査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你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係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毛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製度。這種製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製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作為推薦的主要標尺，那麽這種製度也就會成為世襲製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製度。我想，科舉製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麵開放。
科舉製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隻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舉製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係列可怕的悖論。
首先是整個社會心態因它而發生了變異。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提供可能，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選擇的人們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曆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製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慶賀一下是應該的，但不知這麽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至極，也得意至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裏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璿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馬蹄在身邊躥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歎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裏，昨天還客氣拱手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其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討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仆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願做這種自辱的事，隻是關在房裏想著如何回家。
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理上都千難萬難。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麵羞君麵，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
他看見有一個穿粗布衣服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麵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別時間太長，彼此都認不準了。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對方，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裏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他被樂吏當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演唱，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
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麽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
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幔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科舉得中的消息，於是將軍起座高喊：“趙郎及第矣！”家人聞之，立即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複雜了。
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禦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隻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我將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麽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台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當年的士子們如果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獨一份。
五
科舉像一麵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篩的種子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致的閘口，本想會聚散佚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渾濁了。
在我看來，科舉製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伺機心理。
伺機心理也可稱做苦熬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華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麽素淨，心底未必如麵容那麽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社會競爭都被科舉製度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隻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暗示懷才不遇。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那就是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
科舉製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理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學術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隻有偶爾閃光，卻無法貫串生命。
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既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得沒有支點，圓通得無所作為。
其三，矯情傾向。
科舉考試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須割舍親情牽連，讓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沒有期限的別離和等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係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隻怕考不上。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後來這些人互相間構建起一種價值原則——隻有鐵石心腸的男子才會被看成胸有大誌而被充分讚揚，那就全然走向了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裏的妓院玩樂。平康裏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曆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麵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麵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優越隻不過自己是個男人。
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這位進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實頗為高貴，因為他把功名、官職全都放到了愛情之下。與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虛假了。
六
除了上述三方麵人格扭曲外，科舉製度還不得不對考生進行一次嚴重的人格汙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從宋代開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較寬鬆隨意，在科舉考試的同時托人推薦和自我推薦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詩人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都做過這樣的事，如果沒人推薦，他們很可能被數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沒。在當時，這不算作弊。那種明目張膽的當場作弊，例如，請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僅止於禁止，沒太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據說就是替別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詩卷，真不知道具體是怎麽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實行嚴格的文官製度，科舉考試成了全國官吏的唯一來源，競爭日漸激烈，反作弊也就當做了一件大事。明清兩代，這種製度越來越嚴格，如果再出現溫庭筠這樣的“槍手”，哪怕僅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試卷，他也必須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裏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薦，那麽，在清代就變成了驚動朝野的科場案，結果很可能是推薦者、受薦者、被薦者，連同全體考官全部處死，並全家流放，株連九族。
我曾參觀過一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麵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間層層遞進的一場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麵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裏。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幹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裏。
於是，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汙黑也就與可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無能之輩。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考試的考官說不定也有未被査出的作弊曆史。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隻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其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査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會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一旦有權，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
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都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査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北方無論是春闈還是秋試，都會遇到寒冷的日子，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襖裏挾帶，規定一切進考場的羊皮襖不能有麵子，隻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紛亂的羊群。
這景象在我想來是觸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一群讀書人，隻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隻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試都應該反作弊，這沒有錯。但是，我們中國常常會遺忘一個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範都不應該剝奪所有無辜者的尊嚴。當人的基本尊嚴可以被隨意糟踐時，文化的意義又在哪裏？
幾百年反作弊的誇張行動也給中國文化本身帶來一個毛病，那就是特別注意記憶功能。直到現代，很多人被尊為國學大師、學富五車，基本上都是在稱獎他們的記憶功能，而不是創造功能。我認為，這完全是出於那些挾帶不成的考生對於不必挾帶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續至今，成為一種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誇張行動，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在這種不信任的氣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戰戰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會試，公布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很小的知識性誤差。估計當時考官太欣賞文章的立意和文辭了，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結果，落第考生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盡了臉麵，不敢吱聲。
又如，清代有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麽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裏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
他寫得那麽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到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因而隻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這是考生對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貓一般。
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這種麻煩。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麵”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閭麵”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還是應該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麵”。沉澱了數千年的文史深潭，幾乎能為任何一種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這方麵的長久對峙，挑動了中國文人在文史細節上數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國語文親切、活潑、靈動的美好風範，變得刺蝟般地不可接近。
七
科舉製度積累了很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它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十九世紀的中國，麵臨著列強的船堅炮利，突然發現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這一下使科舉製度和中國文人一起暈眩了。
一千多年前當科舉製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麽樣的形象！科舉製度不就是要發掘更多的人才來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麽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國上了科舉製度的當，還是科舉製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曆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製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曆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仆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曆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麽，這些端坐著的人在十九世紀晚期是以一種什麽樣的方式參加考試的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麵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麽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裏，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麽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曆史、藝學，仍考四書五經，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結果發生了很多並不輕鬆的趣事。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內容，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侖塞進去了，而且把中國古代的一位失敗英雄項羽與他作對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侖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麽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某某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當我在舒蕪、吳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子，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鼎沸呼聲中，科舉終於被廢除。科舉廢除後，新式學校一所接一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麵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光明麵，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製度再延續一些年月，那麽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沉沉，無所作為。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撐了中國千餘年社會管理人才的有序選拔，維係了中華文化的有效延續，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
十萬進士、百萬舉人，都是我們的文化前輩。中華文化的大量奧秘都在他們身上。他們被汙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著中華文化在承受。因此，他們是我研究中華文化最根本的坐標。
不要糟踐他們，也不要為他們過度辯護。由於他們傳代久遠，由於他們龐大的人數，更由於他們的基本功能，我們還是應該給予尊重。這也是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態度。
八
科舉實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個曆史都被它搞累，我寫它也實在寫累了。我估計，讀者也一定已經讀得很累，那就到此為止吧。
眼前突然浮現一個舞台場麵，依稀是馬科導演、陳亞先編劇的《曹操與楊修》。曹操新當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國招賢；一個年輕的差役滿街敲鑼，敲一下喊一聲：哐！“招賢囉！”哐！“招賢囉！”……
曹操的時代還沒有科舉，但那幾下鑼聲，足可概括千年科舉的默默呼喊。
戲一場場演下去，招來的人才卷入了紛爭的旋渦，困頓、後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場幕間，招賢的鑼依然在敲，一聲比一聲怪異，一聲比一聲淒涼。記得最後一場，年輕的差役早已須發皓然，步履蹣跚。鑼破了，嗓子啞了，但那聲音分明還在一聲聲傳來：哐！“招賢囉！”哐！“招賢囉！”……
那個場麵好像下了雪吧？積雪的土地仍然埋藏著對人才的渴望吧？敲傻老人的腳印深一腳淺一腳地排過去，凜冽的寒風卷走了鑼聲和喊聲。
但是，鑼聲和喊聲都會有人聽到，渴望的大地總會等來大批腳印。很多曆史悲劇，站遠一看，都成了曆史幽默。
一個理想主義的天才構思，實行了一千多年竟然變成了幽默，實在讓人悲欣交集，歸於藹然。
點評一：
狀元、進士、舉人就是早先的文化人，他們不應是一個被嘲弄諷刺的對象；作為文化的承載者，他們理應得到尊敬。選拔人才直至今日依舊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高考製度製造的黑色幽默並不比科舉少。對悠悠千年的文化現象，我們何時方能客觀、公正地予以評判呢？（老愚）
點評二：
對古代權力係統向寒門讀書人開放從而改變人生命運的科舉製度的本質揭示，再沒有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句話更為形象的說法了。
延續千年的科舉製是帝國政治學中最了不起的製度安排，它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儒家文官係統，維持帝國的行政運作，所謂“治國平天下”。科舉製甚至啟迪了美國、英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人才選拔製度。但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製度創新，也有可能在實施過程中被人念歪了經。科舉終於被演繹成帝國僵硬的人生博弈。1905年，選拔過“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的科舉製被廢止。這以後是新式學堂的開設，是如今的新科舉式的高考。可以說，科舉塑造的民族心理結構至今未變。（馬策）
點評三：
打破壟斷，全麵開放，將文化水準列為首選條件，曾經讓整個國土燃起希望之火、讓天下學子枯守寒窗孜孜以求的科舉，最終竟淪落到如張之洞所說的“一日不廢，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的地步。當其盛時，個人的命運沉浮榮辱變遷被舉世所矚目，進而被融入最廣泛的社會心態，造成了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於是，天平失衡了，負麵成了主流，伺機心理、騎牆態勢、矯情傾向由此衍生並蔓延，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人格急遽退化，科舉頓時走向悖論。
本文結構宏大，縱橫跨度極大，但作者思接千載，從容拾掇，其情其理，各得其宜，各盡其妙。（傅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