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裏，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台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曆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後，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麽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曆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麵的曆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曆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曆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曆史藏在自己家裏。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裏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麽事。那麽，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迭，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並再度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麽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於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遊人。
巴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隻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正門，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裏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並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裏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麽多目光注視背後，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夥伴說：『幹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裏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夥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裏。這裏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裏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裏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裏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纔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麵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計算機，裏麵一間有他的大寫字台。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麽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麵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裏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纔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隻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麽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台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曆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後，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麽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曆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麵的曆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曆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曆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曆史藏在自己家裏。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裏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麽事。那麽，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迭，但我再看前前後後，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並再度複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麽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於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遊人。
巴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於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隻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正門，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裏邊打電話，然後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並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裏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麽多目光注視背後，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夥伴說：『幹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裏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夥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裏。這裏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裏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後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裏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後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裏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纔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麵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計算機，裏麵一間有他的大寫字台。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麽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麵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裏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纔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隻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麽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