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裏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後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台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台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台數碼相機裏，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裏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纔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麵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裏浸泡。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後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裏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後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隻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麽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隻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裏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後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於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於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麽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於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隻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麽，他就注定要麵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後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纔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衝衝、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裏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裏邊反複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複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懊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後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隻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於鬧市、求生於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於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傑出人物因不知自己傑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傑出而消失於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塗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纔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係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曆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於老師之為老師了，纔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複述還是心裏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麵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隻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汙中爭辯：我是誰。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裏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後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台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台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台數碼相機裏，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裏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纔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麵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裏浸泡。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後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裏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後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隻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麽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隻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裏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後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於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於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麽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於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隻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麽，他就注定要麵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後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纔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衝衝、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裏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裏邊反複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複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懊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後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隻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於鬧市、求生於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於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傑出人物因不知自己傑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傑出而消失於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塗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纔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係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曆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於老師之為老師了，纔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複述還是心裏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麵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隻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汙中爭辯：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