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8節
幾個人的平凡事(中國式不離婚) 作者：艾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66)
楊紅看見的不是別人，正是她在飛機上的鄰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婦女。楊紅跟她從h市坐到漢城，差不多沒講什麽話，因為飛機上實在是很安靜，沒有人講話。轉機後，楊紅沒有看見她。現在一個人呆在機場，看見了她就象一個與組織失散多年的地下黨員看到了黨派來的接頭人一樣，份外親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婦女的激動也不亞於楊紅，兩個人互問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婦女叫周剛，是z大的，去d大做訪問學者。說起來，兩個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過z大比h大名氣大，周教授比楊副教授高一級，d大也比楊紅要去的a大多顆星。若是在平時，楊紅對這樣的人就有點敬而遠之，因為別人樣樣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壓力。不過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國，隻要是中國人，看見了就很親切，學術方麵誰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後再計較。
兩個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戰爭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說，如果你要討好一個女人，那就誇她的丈夫，比誇丈夫還管用的，就是誇她的孩子。千萬不要說她丈夫和孩子的壞話，即使她自己說她丈夫和孩子的壞話，你也不要接碴，因為她那樣說，一是圖個嘴巴快活，二是想聽到相反的意見。
不知道楊紅知不知道這個真理，反正她就是這麽做的，從來不說別人丈夫孩子的壞話，能恭維時恭維，實在覺得沒什麽可恭維了，就不啃聲。今天把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剛成了好朋友。
楊紅開心地說：“我們還是家門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幾歲，我們周怡應該叫你大姑媽。正好他家沒女兒，周怡沒姑媽，就認你這個大姑媽了。”兩個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關係擺擺正，一個姑媽，一個舅媽，如果不是周剛的女兒比楊紅的兒子大得離了譜，差不多就要違反婚姻法，定個娃娃親了。
大姑媽因為口語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後麵，才剛剛過了那幾關，還沒吃東西，楊紅就自告奮勇地帶她去吃麥當勞。大姑媽畏畏縮縮地不敢上前去買，楊紅就勇敢地做起翻譯來，問了她想吃什麽，就上去為她點了，跟什麽sause，配什麽drink，都是一順溜地聽懂了，答對了，很為自己的英語自豪，順便也有點感謝朱peter訓練有方，上了口語班跟沒上口語班就是不一樣。
大姑媽吃的時候，楊紅就陪在旁邊跟她聊天。大姑媽跟她的名字倒還有點相配，性子挺剛的，說話直爽，當即就許諾說如果她那邊有好的機會，就想辦法為楊紅在那邊找個位置，畢竟學校好一些，今後前途也大一些。再說，姑媽舅媽地住在一起，等兩個人都把孩子辦來了，還可以有個伴。
“我來了這麽短的時間，就有點喜歡這裏了。”大姑媽坦率地說。“這裏胖人多，而且個個活得很坦然。你看那個賣麥當勞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觀察了一下，在美國，像我這樣的，隻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國時感覺好多了。”
楊紅打量一下大姑媽，其實她也不算胖，不過比較壯，脖子和四肢都顯得結實粗壯，屬於那種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減不了多少磅的人。楊紅想不到一個堂堂z大的教授，還會為自己的胖煩惱。“你在中國也不算胖吧？”楊紅安慰說。
“你不知道，教書呢，倒是沒誰管這個，你胖也好，瘦也好，沒有人會為這個不評你職稱。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經常有應酬，常常有帶家屬出席的晚會什麽的。剛開始我還去去，後來就覺得那種場合瘦女如雲，一瘦遮千醜，我在那種地方感到壓力太大了，去了丟臉，所以也懶得去了。”大姑媽用餐巾紙擦擦手，從錢包裏摸出一張照片，遞給楊紅：“你看，我年輕時也滿不錯的呢，一百來斤。生了小孩後，就象吹汽球一樣，一下子就吹了這麽大，收都收不回去了。聽別人說，生前越瘦的人，生後越胖。”
那是一張質量不怎麽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媽的確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顯得一般，有點偏老，兩個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媽又遞過一張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剛照的，大姑媽就是現在這模樣，大姑父反倒顯得比以前有了些風度，兩人看上去有點“女大三，抱金磚”的包辦婚姻味道。女兒呢，活脫脫是年輕大姑媽的翻版，就越發襯得大姑媽老了。
楊紅又端詳了一會，就還給了大姑媽，心裏有一點優越感，因為自己雖然也生了小孩，但還沒有吹汽球。
“談戀愛的時候別人都覺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親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進來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時隻是班上一個很普通的學生，才貌都不出眾。不過他追得很緊，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媽似乎對自己的戀愛婚姻都有點事過境遷、好景不再的感歎，“現在你看看，他反而顯得比我年輕、比我出眾了。哎，女人不經老啊。”
楊紅也有同樣感歎：“不然怎麽說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時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風度、地位和金錢，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時候，人也老了，體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損了，就是不磨損，配著一個氣球一樣的身材，也不可愛了，這個時候，婚姻很容易出問題。所以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女人，活得最難。”大姑媽坦率地說，“以前是我丈夫緊張我，現在是我緊張他。他在外麵做生意，經常要接觸各種人，有時候跟公司的頭出去，別人到什麽地方，他也得到什麽地方，難免會碰點葷腥。”
楊紅不敢相信大姑媽這樣的人，對丈夫在外拈花惹草會持這樣開明的態度，就安慰說：“也許他在外麵挺規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認的，他說這是為工作所迫，沒辦法的。你的客戶、你的頂頭上司都開了房間，叫了三陪，你不開？你不叫？那他們就會以為你要去揭發他，你還想在那個公司幹？現在這個年代，潔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的。你出汙泥而不染？那汙泥就要懷恨在心，往你頭上潑汙水，讓你比汙泥還汙。”
這是楊紅第一次聽到如此悲壯、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覺大姑父為了工作，忍辱負重，犧牲色相，肉體肯定被摧殘得不成體統，內心肯定是淚流成河。“你相信他？”楊紅忍不住問。
“相信什麽？相信他是為了工作才這樣的？”大姑媽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勢所迫也有一點，自己想換個口味也有一點。不過他還算有良心，他說為了保護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們也有很久都堅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楊紅目瞪口呆地看著大姑媽，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這樣的婚姻，中國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67)
楊紅昧著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維的話：“你心胸真寬廣，如果是別的人，怕是早離婚了。”
“你當我沒想過離婚？怎麽會沒想過呢？誰願意過這種生活？連舊社會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實際問題不好解決，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還有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說放下就放得下的。關鍵是跟他離了婚，我又能找誰呢？像我現在這把年紀，再找也是離過婚、喪過偶的了，兩個人帶著這麽深重的過去，要過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說，除非不找在公司幹的，否則很可能比我現在的丈夫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姑媽看看楊紅，說，“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學，那應該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了。”
楊紅不知該怎麽樣回答這個問題。女人感謝對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隱秘也透露出來。楊紅雖然被大姑媽感動加帶動，有一吐為快的衝動，但畢竟是多年的習慣，覺得家醜是不可外揚的，於是隻含混地說：“差不多吧。”
大姑媽把食物打掃完畢，喘口氣，說：“所以我對這次出國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準備一到學校就開始為我丈夫和小孩辦探親，如果快的話，他們一兩個月內就可以到美國來。我幾個朋友幫我打聽過，像我這種專業的，在這邊還比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國安定下來了。”
楊紅沒有聽懂留在美國跟剛才講的故事之間有什麽聯係，隻覺得大姑媽也是跳躍性思維的人，一跳就從中國男人的不軌跳到中國女人在美國找工作的問題上去了。
大姑媽繼續構想著她的宏偉藍圖：“呆在這邊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著他的老板到處應酬了，他可以老老實實地呆在大學裏做研究。聽我那些在美國的同學講，他們夫妻之間都過得挺好的，最起碼是安安穩穩，絕對沒有我在國內所遇到的那些麻煩。你知道的，我們這個專業，出國的多，我那個班，至少有90%的人在國外。其實我年輕時要出國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來，所以就沒動那個心，不然早就在美國紮根了。”
楊紅有點心不甘：“但是人並沒有改變啊。他出過軌，就是出過軌，到了美國他不出軌是因為他沒有機會出軌了，但他骨子裏不還是個出軌的人嗎？”
大姑媽笑起來：“你是個認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這麽嚴格，早就離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國那種環境當中，他也是沒法。說實話，他當初從z大跳出去從商，還是我的主意，因為兩個人都守在大學裏，經濟上也不那麽寬裕。那時候，凡是家裏有一個人在公司的，都買了三室一廳了，隻有我們，還住在學校分的兩室一廳裏，想給小孩買個鋼琴也買不起。所以有時候我也不怪他，一個人，最好不要遇到這種考驗，不然的話，就很可能背叛。出汙泥而不染，是很難的。”
楊紅突然想起朱peter關於出汙泥而不染的高談闊論，那話當時聽了，隻覺得是朱peter又一個嘩眾取寵的包袱，但現在想來，卻有幾分道理。
朱peter說，那些誇荷花出汙泥而不染的人要麽是嚇了眼，要麽是睜著眼說瞎話。荷花出汙泥而不染，其實是因為它有一根長長的莖在那裏托著，離汙泥還遠著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汙泥裏去，踩兩腳，再拉出來，你看它染不染。更準確的說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變黑，就別到墨身邊去。
那時有人笑他，說我們現在近了你這個朱，為什麽反而變黑了？朱peter笑著解釋說，因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們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們要變得黑裏透紅了。
看來大姑媽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連根從中國拔起，再把他種到美國來，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挽救她的婚姻。不讓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會變黑了。不知道美國到底是朱是墨還是朱墨並存，不過她有點象大姑媽批評她的那樣認死理。她覺得真正清白的人，就應該在什麽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個人一旦不清白過了，那他就永遠是不清白的了。
楊紅問：“那你丈夫他現在願意到美國來？”
“願意來，來；不願意來，拉倒。”大姑媽堅定地說，“這個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來，我們就離，但我的女兒一定要到我這裏來。聽說美國這邊對離婚的女人比中國那邊寬容，有些美國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還覺得賺了一個。吃起飯來一大桌，問起姓來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見怪不怪，這樣小孩就沒壓力。在中國不敢離婚，怕的就是別人瞧不起，說閑話，孩子在外受欺負。如果沒這幾個擔心了，離婚有什麽可怕？女人又不是養不活自己。”
“這點你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男人，女人也養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還是沒法填補的。”
“我丈夫他還是不願意離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對外麵那些應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對女兒也照顧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麵那些女人，有幾個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為了幾個錢，逢場作戲嗎？男人雖說四十還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風，還得靠女人來照顧。風月場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過來能做什麽呢？”
“我丈夫他也是學我這個專業的，有碩士學位，在這邊找個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楊紅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媽，突然想到人們出不出國，留不留在美國，完全不能用愛國不愛國來丈量。這兩個女人，一個出生於七十年代末，一個出生於六十年代中，一個到美國來尋找好男人，另一個到美國來培養一個好男人，動機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媽的飛機在三小時內就起飛了，楊紅戀戀不舍地把她送走，一個人找了個僻靜的位置坐下，回想她們兩個人的話。tracy跑社會新聞的，她看見的都是社會的陰暗麵，但楊紅也知道，那些陰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變成陽的明的，人們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這股風正在強勁地吹向大學，楊紅自己就參與處理過院裏一個在外叫雞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師。
不論是tracy采訪過的那些女囚的反抗辦法，還是tracy自己的反抗辦法，都是楊紅不讚成的。殺人也好，殺己也好，都不能把一個變了心的男人殺回來，都不能解決問題。楊紅也不讚成女人以花對花，在她看來，女人胡亂地跟男人上床，隻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暫，以花對花的階段也是短暫的；況且，等到夫妻兩在那裏countnumber決定誰花得更多的時候，還有什麽愛情可言呢？
現在的社會的確象個大染缸，男人越來越放縱自己，女人也越來越放縱自己。男人越放縱，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女人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就越放縱自己。楊紅想，像我這樣“奔四”的女人，既沒有本錢放縱，也不願放縱，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縱，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媽對付這些陰暗麵的辦法就是跑到美國來，企圖找到在中國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個被汙染的好男人。
難道美國是女人的天堂？
(68)
楊紅無精打彩地看著機場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樣，坐在那裏，無所事事的。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沒看見一個熟悉的麵孔。百無聊賴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經說過，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發候機的時光，就把過往那些痛苦的記憶搜羅出來，打成包，丟棄在機場。
那好像是他寫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詩，他先念了英文，然後隨口把它譯成了中文，大意是：
機場是一個丟棄痛苦記憶的好地方。
不想汙染你最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生你的故鄉。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憂愁擒獲，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你常住的故鄉。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記憶丟棄在你乘坐的飛機上，那小小的銀燕，載不動這許多哀傷。
把那些痛苦的記憶打成包，丟棄在機場吧，
因為那裏每個人都是過客，沒有誰會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悵。
這樣當你再上飛機的時候，你已經與往日的陰影告別，等著你的，將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說他就是這樣打發候機時間的。這可能是他說過的最一本正經的話，一說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楊紅想象不出，象朱peter這樣的人，會坐在機場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記憶打包。痛苦是一種沉重的感覺，痛苦是一種深刻的體驗，像他那樣即使不算淺薄至少也算得上輕浮的人，能有什麽稱得上沉重而深刻的體驗嗎？
楊紅現在願意相信，一個人能把過往的不愉快打成一個包，丟棄在機場。坐在一個陌生的機場裏，沒有一個人認識自己，好像思維都跟著大膽起來了。在熟悉的環境中，仿佛思維都是有聲的一樣，想一想，都會被人聽見，都會被人察覺，都會變成笑柄。這裏是美國，就算思維被人聽見了，因為語言不通，可能都沒人能懂。
候機的時間，也是難得的清閑時光，平日裏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還是幸福，都沒有時間去咀嚼、去提煉、去歸檔。
人在異國他鄉，與故時故日故地的生活拉開了一段距離，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銳，使你能夠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過去。
楊紅想象著自己正攤開一塊塊布，然後把從前那些痛苦的記憶，分門別類，一點一點地放在布的中央，湊足一個包裹了，就包起來，紮緊，丟棄在這裏。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關陳大齡的記憶。不管那是痛苦還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記憶。
陳大齡自下鄉後，就象一個隨風飄舞的風箏，從楊紅的生活中飄出去了。開始楊紅還期盼著，以為陳大齡會從鄉下寄一封信給她，告訴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寫信到他下鄉的地方去。那時她每天從樓下門衛那裏過，都希望劉伯會叫一聲：有你的信！每次到係裏去，也要滿懷希望地伸手到信箱裏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陳大齡的信來。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時隻好拿那無辜的信出氣，把它撕個粉碎。
楊紅知道自己可以去數學係打聽到陳大齡在鄉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聽。但她都沒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會寫給我的。他既然沒有寫，就說明他不想寫。他不想寫了，我又為什麽還要寫呢？我不是想好要放開他的嗎？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過完新年到係裏去時，楊紅才收到陳大齡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沒想到有人會寄信來，所以根本沒去係裏取信。
陳大齡的明信片上寫著：“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動，拿在手裏把玩良久，翻過來翻過去地想找到點什麽，又把那卡的圖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結論是，陳大齡要麽花了心血選了這張絕對不帶任何特殊情義的明信片，要麽命中注定，他隨手一拿，就拿了這麽一張幹幹淨淨的。明信片圖案是一幅風景畫，有山有水，但沒有蝴蝶，沒有鴛鴦，沒有相依相偎的小貓，更沒有相擁相抱的情侶。
楊紅覺得自己應該回一張給陳大齡，雖然新年已經過了，但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她也到學校書店裏，精心挑選了一張同樣幹幹淨淨的明信片，象應聲蟲一般，恭恭敬敬地寫上“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她不知道陳大齡鄉下的地址，隻好也寄到他係裏。也不知他什麽時候能收到，估計他每次回h市都會去係裏拿信的。
自那以後，兩個人都形成了規律，一年兩張明信片，新年一張，生日一張。新年的那張兩人差不多是同時寄出，生日的那張總能在生日到來之前的一兩天到達。明信片上麵，除了應景的問候祝願，也會有一兩個報告生活中重大轉折的句子。就是從這些報告中，楊紅得知陳大齡從鄉下回來後，很快就調到上海去了，然後讀起了在職博士。
這兩張明信片就象維係風箏的那根線，一頭拴在風箏上，一頭握在楊紅的手裏。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風箏還在那好好的飄著，但風箏什麽時候飄回來，就沒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這根線斷了，陳大齡就會消失在茫茫的人海裏，永遠也找不到了。想到這一點，楊紅就不寒而栗。
楊紅剛開始還怕周寧會抓住陳大齡這事，跟她沒完沒了，但後來發現周寧比她想象的要“漢子”得多。周寧沒怎麽提陳大齡的事，提到也隻是一笑了之，說：“你那還不是剃頭匠的挑子一頭熱？人家陳大齡會看上一個結了婚的女人？說你愛他，我信；說他愛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個女人玩玩。雖然俗話說的是‘會玩的玩媳婦，不會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說結了婚的男人。象陳大齡那樣沒結過婚的男人，不會玩媳婦的，他嫌髒，怕壞了他的名聲。他要找個人玩，也會找個沒結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結婚；玩得不好，兩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鄉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後周寧就把自己的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擴大到整個女人：女人嘛，不切實際地動動心，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她不對身邊的陳大齡們動心，也會對書上電視上的某個小白臉動心。女人的春心，總是對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動的嘛，丈夫算個x。
再然後，周寧就把自己的理論波及到整個男人：女人就是這樣的啦，她看一個電視劇，就可以愛上一個男主角，看一本書，就可以臆造出一個生死戀，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無窮無盡、不著邊際的意中人競爭，那你還不累死？你隻要盯緊她，不讓她給你戴有形綠帽子就行了。無形綠帽子嘛，嘿嘿，每個男人頭上都有幾頂的啦。
楊紅沒想到自己刻骨銘心的戀情，到了周寧嘴裏就變成了鬧劇，有好幾次，她都想證明給他看，她和陳大齡之間絕不是兒戲，絕不是周寧所說的剃頭匠的挑子。她想說，現在我就跟你離了婚，去跟他過。但她有點底氣不足，陳大齡的確是下了鄉，就沒理她了。雖然一年寄兩張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氣，一根若即若離的絲，如果不是自己也緊緊拉著，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斷了。
楊紅不相信陳大齡隻是“找個人玩玩”，但“嫌髒”兩個字，卻深深地印在了她腦子裏。這個概念其實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隻不過她從來沒舍得用這麽一個粗俗的詞。當初她覺就得自己是結過婚的人，配不上陳大齡。為什麽結過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個“髒”字麽？一個跟別的男人上過床的女人，在另一個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汙了麽？不然男人為什麽那麽重視那個處女膜？陳大齡也是男人，他能不嫌髒？楊紅覺得自己能理解陳大齡，也不怪他一去無蹤影，隻怪自己跟他沒緣分。
工作繁忙是楊紅唯一的救星。她本來就是一個好勝的人，讀書時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發現自己隻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個人的煩惱。她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測，學校裏所有工作積極的老師，都是因為個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廣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個人生活不幸福的人。個人生活太幸福了，就會被幸福淹沒了。幸福使人慵懶，幸福使人呆滯，幸福使人不思上進，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沒有心思幹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後，楊紅發現自己可以讀在職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順利地考上了係裏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又工作又讀書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實了。慢慢地，楊紅覺得自己深刻領會了那句歌詞：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你並沒有刻意地去想這個人，甚至可以說你是在刻意地忘記這個人。但這個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記憶裏一樣，隨時隨地都會為了一個最不起眼的蛛絲馬跡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楊紅聽到一個“陳”字，都會立即想到陳大齡。聽說誰要去上海，都要羨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陳大齡了。《梁祝》的音樂那更不用說，什麽時候聽到，楊紅的眼就止不住被淚水溢滿了。
楊紅看見的不是別人，正是她在飛機上的鄰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婦女。楊紅跟她從h市坐到漢城，差不多沒講什麽話，因為飛機上實在是很安靜，沒有人講話。轉機後，楊紅沒有看見她。現在一個人呆在機場，看見了她就象一個與組織失散多年的地下黨員看到了黨派來的接頭人一樣，份外親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婦女的激動也不亞於楊紅，兩個人互問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婦女叫周剛，是z大的，去d大做訪問學者。說起來，兩個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過z大比h大名氣大，周教授比楊副教授高一級，d大也比楊紅要去的a大多顆星。若是在平時，楊紅對這樣的人就有點敬而遠之，因為別人樣樣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壓力。不過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國，隻要是中國人，看見了就很親切，學術方麵誰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後再計較。
兩個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戰爭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說，如果你要討好一個女人，那就誇她的丈夫，比誇丈夫還管用的，就是誇她的孩子。千萬不要說她丈夫和孩子的壞話，即使她自己說她丈夫和孩子的壞話，你也不要接碴，因為她那樣說，一是圖個嘴巴快活，二是想聽到相反的意見。
不知道楊紅知不知道這個真理，反正她就是這麽做的，從來不說別人丈夫孩子的壞話，能恭維時恭維，實在覺得沒什麽可恭維了，就不啃聲。今天把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剛成了好朋友。
楊紅開心地說：“我們還是家門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幾歲，我們周怡應該叫你大姑媽。正好他家沒女兒，周怡沒姑媽，就認你這個大姑媽了。”兩個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關係擺擺正，一個姑媽，一個舅媽，如果不是周剛的女兒比楊紅的兒子大得離了譜，差不多就要違反婚姻法，定個娃娃親了。
大姑媽因為口語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後麵，才剛剛過了那幾關，還沒吃東西，楊紅就自告奮勇地帶她去吃麥當勞。大姑媽畏畏縮縮地不敢上前去買，楊紅就勇敢地做起翻譯來，問了她想吃什麽，就上去為她點了，跟什麽sause，配什麽drink，都是一順溜地聽懂了，答對了，很為自己的英語自豪，順便也有點感謝朱peter訓練有方，上了口語班跟沒上口語班就是不一樣。
大姑媽吃的時候，楊紅就陪在旁邊跟她聊天。大姑媽跟她的名字倒還有點相配，性子挺剛的，說話直爽，當即就許諾說如果她那邊有好的機會，就想辦法為楊紅在那邊找個位置，畢竟學校好一些，今後前途也大一些。再說，姑媽舅媽地住在一起，等兩個人都把孩子辦來了，還可以有個伴。
“我來了這麽短的時間，就有點喜歡這裏了。”大姑媽坦率地說。“這裏胖人多，而且個個活得很坦然。你看那個賣麥當勞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觀察了一下，在美國，像我這樣的，隻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國時感覺好多了。”
楊紅打量一下大姑媽，其實她也不算胖，不過比較壯，脖子和四肢都顯得結實粗壯，屬於那種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減不了多少磅的人。楊紅想不到一個堂堂z大的教授，還會為自己的胖煩惱。“你在中國也不算胖吧？”楊紅安慰說。
“你不知道，教書呢，倒是沒誰管這個，你胖也好，瘦也好，沒有人會為這個不評你職稱。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經常有應酬，常常有帶家屬出席的晚會什麽的。剛開始我還去去，後來就覺得那種場合瘦女如雲，一瘦遮千醜，我在那種地方感到壓力太大了，去了丟臉，所以也懶得去了。”大姑媽用餐巾紙擦擦手，從錢包裏摸出一張照片，遞給楊紅：“你看，我年輕時也滿不錯的呢，一百來斤。生了小孩後，就象吹汽球一樣，一下子就吹了這麽大，收都收不回去了。聽別人說，生前越瘦的人，生後越胖。”
那是一張質量不怎麽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媽的確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顯得一般，有點偏老，兩個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媽又遞過一張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剛照的，大姑媽就是現在這模樣，大姑父反倒顯得比以前有了些風度，兩人看上去有點“女大三，抱金磚”的包辦婚姻味道。女兒呢，活脫脫是年輕大姑媽的翻版，就越發襯得大姑媽老了。
楊紅又端詳了一會，就還給了大姑媽，心裏有一點優越感，因為自己雖然也生了小孩，但還沒有吹汽球。
“談戀愛的時候別人都覺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親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進來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時隻是班上一個很普通的學生，才貌都不出眾。不過他追得很緊，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媽似乎對自己的戀愛婚姻都有點事過境遷、好景不再的感歎，“現在你看看，他反而顯得比我年輕、比我出眾了。哎，女人不經老啊。”
楊紅也有同樣感歎：“不然怎麽說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時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風度、地位和金錢，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時候，人也老了，體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損了，就是不磨損，配著一個氣球一樣的身材，也不可愛了，這個時候，婚姻很容易出問題。所以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女人，活得最難。”大姑媽坦率地說，“以前是我丈夫緊張我，現在是我緊張他。他在外麵做生意，經常要接觸各種人，有時候跟公司的頭出去，別人到什麽地方，他也得到什麽地方，難免會碰點葷腥。”
楊紅不敢相信大姑媽這樣的人，對丈夫在外拈花惹草會持這樣開明的態度，就安慰說：“也許他在外麵挺規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認的，他說這是為工作所迫，沒辦法的。你的客戶、你的頂頭上司都開了房間，叫了三陪，你不開？你不叫？那他們就會以為你要去揭發他，你還想在那個公司幹？現在這個年代，潔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的。你出汙泥而不染？那汙泥就要懷恨在心，往你頭上潑汙水，讓你比汙泥還汙。”
這是楊紅第一次聽到如此悲壯、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覺大姑父為了工作，忍辱負重，犧牲色相，肉體肯定被摧殘得不成體統，內心肯定是淚流成河。“你相信他？”楊紅忍不住問。
“相信什麽？相信他是為了工作才這樣的？”大姑媽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勢所迫也有一點，自己想換個口味也有一點。不過他還算有良心，他說為了保護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們也有很久都堅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楊紅目瞪口呆地看著大姑媽，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這樣的婚姻，中國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67)
楊紅昧著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維的話：“你心胸真寬廣，如果是別的人，怕是早離婚了。”
“你當我沒想過離婚？怎麽會沒想過呢？誰願意過這種生活？連舊社會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實際問題不好解決，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還有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說放下就放得下的。關鍵是跟他離了婚，我又能找誰呢？像我現在這把年紀，再找也是離過婚、喪過偶的了，兩個人帶著這麽深重的過去，要過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說，除非不找在公司幹的，否則很可能比我現在的丈夫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姑媽看看楊紅，說，“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學，那應該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了。”
楊紅不知該怎麽樣回答這個問題。女人感謝對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隱秘也透露出來。楊紅雖然被大姑媽感動加帶動，有一吐為快的衝動，但畢竟是多年的習慣，覺得家醜是不可外揚的，於是隻含混地說：“差不多吧。”
大姑媽把食物打掃完畢，喘口氣，說：“所以我對這次出國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準備一到學校就開始為我丈夫和小孩辦探親，如果快的話，他們一兩個月內就可以到美國來。我幾個朋友幫我打聽過，像我這種專業的，在這邊還比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國安定下來了。”
楊紅沒有聽懂留在美國跟剛才講的故事之間有什麽聯係，隻覺得大姑媽也是跳躍性思維的人，一跳就從中國男人的不軌跳到中國女人在美國找工作的問題上去了。
大姑媽繼續構想著她的宏偉藍圖：“呆在這邊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著他的老板到處應酬了，他可以老老實實地呆在大學裏做研究。聽我那些在美國的同學講，他們夫妻之間都過得挺好的，最起碼是安安穩穩，絕對沒有我在國內所遇到的那些麻煩。你知道的，我們這個專業，出國的多，我那個班，至少有90%的人在國外。其實我年輕時要出國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來，所以就沒動那個心，不然早就在美國紮根了。”
楊紅有點心不甘：“但是人並沒有改變啊。他出過軌，就是出過軌，到了美國他不出軌是因為他沒有機會出軌了，但他骨子裏不還是個出軌的人嗎？”
大姑媽笑起來：“你是個認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這麽嚴格，早就離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國那種環境當中，他也是沒法。說實話，他當初從z大跳出去從商，還是我的主意，因為兩個人都守在大學裏，經濟上也不那麽寬裕。那時候，凡是家裏有一個人在公司的，都買了三室一廳了，隻有我們，還住在學校分的兩室一廳裏，想給小孩買個鋼琴也買不起。所以有時候我也不怪他，一個人，最好不要遇到這種考驗，不然的話，就很可能背叛。出汙泥而不染，是很難的。”
楊紅突然想起朱peter關於出汙泥而不染的高談闊論，那話當時聽了，隻覺得是朱peter又一個嘩眾取寵的包袱，但現在想來，卻有幾分道理。
朱peter說，那些誇荷花出汙泥而不染的人要麽是嚇了眼，要麽是睜著眼說瞎話。荷花出汙泥而不染，其實是因為它有一根長長的莖在那裏托著，離汙泥還遠著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汙泥裏去，踩兩腳，再拉出來，你看它染不染。更準確的說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變黑，就別到墨身邊去。
那時有人笑他，說我們現在近了你這個朱，為什麽反而變黑了？朱peter笑著解釋說，因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們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們要變得黑裏透紅了。
看來大姑媽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連根從中國拔起，再把他種到美國來，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挽救她的婚姻。不讓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會變黑了。不知道美國到底是朱是墨還是朱墨並存，不過她有點象大姑媽批評她的那樣認死理。她覺得真正清白的人，就應該在什麽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個人一旦不清白過了，那他就永遠是不清白的了。
楊紅問：“那你丈夫他現在願意到美國來？”
“願意來，來；不願意來，拉倒。”大姑媽堅定地說，“這個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來，我們就離，但我的女兒一定要到我這裏來。聽說美國這邊對離婚的女人比中國那邊寬容，有些美國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還覺得賺了一個。吃起飯來一大桌，問起姓來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見怪不怪，這樣小孩就沒壓力。在中國不敢離婚，怕的就是別人瞧不起，說閑話，孩子在外受欺負。如果沒這幾個擔心了，離婚有什麽可怕？女人又不是養不活自己。”
“這點你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男人，女人也養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還是沒法填補的。”
“我丈夫他還是不願意離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對外麵那些應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對女兒也照顧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麵那些女人，有幾個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為了幾個錢，逢場作戲嗎？男人雖說四十還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風，還得靠女人來照顧。風月場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過來能做什麽呢？”
“我丈夫他也是學我這個專業的，有碩士學位，在這邊找個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楊紅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媽，突然想到人們出不出國，留不留在美國，完全不能用愛國不愛國來丈量。這兩個女人，一個出生於七十年代末，一個出生於六十年代中，一個到美國來尋找好男人，另一個到美國來培養一個好男人，動機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媽的飛機在三小時內就起飛了，楊紅戀戀不舍地把她送走，一個人找了個僻靜的位置坐下，回想她們兩個人的話。tracy跑社會新聞的，她看見的都是社會的陰暗麵，但楊紅也知道，那些陰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變成陽的明的，人們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這股風正在強勁地吹向大學，楊紅自己就參與處理過院裏一個在外叫雞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師。
不論是tracy采訪過的那些女囚的反抗辦法，還是tracy自己的反抗辦法，都是楊紅不讚成的。殺人也好，殺己也好，都不能把一個變了心的男人殺回來，都不能解決問題。楊紅也不讚成女人以花對花，在她看來，女人胡亂地跟男人上床，隻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暫，以花對花的階段也是短暫的；況且，等到夫妻兩在那裏countnumber決定誰花得更多的時候，還有什麽愛情可言呢？
現在的社會的確象個大染缸，男人越來越放縱自己，女人也越來越放縱自己。男人越放縱，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女人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就越放縱自己。楊紅想，像我這樣“奔四”的女人，既沒有本錢放縱，也不願放縱，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縱，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媽對付這些陰暗麵的辦法就是跑到美國來，企圖找到在中國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個被汙染的好男人。
難道美國是女人的天堂？
(68)
楊紅無精打彩地看著機場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樣，坐在那裏，無所事事的。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沒看見一個熟悉的麵孔。百無聊賴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經說過，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發候機的時光，就把過往那些痛苦的記憶搜羅出來，打成包，丟棄在機場。
那好像是他寫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詩，他先念了英文，然後隨口把它譯成了中文，大意是：
機場是一個丟棄痛苦記憶的好地方。
不想汙染你最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生你的故鄉。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憂愁擒獲，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你常住的故鄉。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記憶丟棄在你乘坐的飛機上，那小小的銀燕，載不動這許多哀傷。
把那些痛苦的記憶打成包，丟棄在機場吧，
因為那裏每個人都是過客，沒有誰會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悵。
這樣當你再上飛機的時候，你已經與往日的陰影告別，等著你的，將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說他就是這樣打發候機時間的。這可能是他說過的最一本正經的話，一說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楊紅想象不出，象朱peter這樣的人，會坐在機場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記憶打包。痛苦是一種沉重的感覺，痛苦是一種深刻的體驗，像他那樣即使不算淺薄至少也算得上輕浮的人，能有什麽稱得上沉重而深刻的體驗嗎？
楊紅現在願意相信，一個人能把過往的不愉快打成一個包，丟棄在機場。坐在一個陌生的機場裏，沒有一個人認識自己，好像思維都跟著大膽起來了。在熟悉的環境中，仿佛思維都是有聲的一樣，想一想，都會被人聽見，都會被人察覺，都會變成笑柄。這裏是美國，就算思維被人聽見了，因為語言不通，可能都沒人能懂。
候機的時間，也是難得的清閑時光，平日裏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還是幸福，都沒有時間去咀嚼、去提煉、去歸檔。
人在異國他鄉，與故時故日故地的生活拉開了一段距離，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銳，使你能夠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過去。
楊紅想象著自己正攤開一塊塊布，然後把從前那些痛苦的記憶，分門別類，一點一點地放在布的中央，湊足一個包裹了，就包起來，紮緊，丟棄在這裏。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關陳大齡的記憶。不管那是痛苦還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記憶。
陳大齡自下鄉後，就象一個隨風飄舞的風箏，從楊紅的生活中飄出去了。開始楊紅還期盼著，以為陳大齡會從鄉下寄一封信給她，告訴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寫信到他下鄉的地方去。那時她每天從樓下門衛那裏過，都希望劉伯會叫一聲：有你的信！每次到係裏去，也要滿懷希望地伸手到信箱裏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陳大齡的信來。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時隻好拿那無辜的信出氣，把它撕個粉碎。
楊紅知道自己可以去數學係打聽到陳大齡在鄉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聽。但她都沒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會寫給我的。他既然沒有寫，就說明他不想寫。他不想寫了，我又為什麽還要寫呢？我不是想好要放開他的嗎？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過完新年到係裏去時，楊紅才收到陳大齡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沒想到有人會寄信來，所以根本沒去係裏取信。
陳大齡的明信片上寫著：“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動，拿在手裏把玩良久，翻過來翻過去地想找到點什麽，又把那卡的圖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結論是，陳大齡要麽花了心血選了這張絕對不帶任何特殊情義的明信片，要麽命中注定，他隨手一拿，就拿了這麽一張幹幹淨淨的。明信片圖案是一幅風景畫，有山有水，但沒有蝴蝶，沒有鴛鴦，沒有相依相偎的小貓，更沒有相擁相抱的情侶。
楊紅覺得自己應該回一張給陳大齡，雖然新年已經過了，但來而不往非禮也。於是她也到學校書店裏，精心挑選了一張同樣幹幹淨淨的明信片，象應聲蟲一般，恭恭敬敬地寫上“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她不知道陳大齡鄉下的地址，隻好也寄到他係裏。也不知他什麽時候能收到，估計他每次回h市都會去係裏拿信的。
自那以後，兩個人都形成了規律，一年兩張明信片，新年一張，生日一張。新年的那張兩人差不多是同時寄出，生日的那張總能在生日到來之前的一兩天到達。明信片上麵，除了應景的問候祝願，也會有一兩個報告生活中重大轉折的句子。就是從這些報告中，楊紅得知陳大齡從鄉下回來後，很快就調到上海去了，然後讀起了在職博士。
這兩張明信片就象維係風箏的那根線，一頭拴在風箏上，一頭握在楊紅的手裏。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風箏還在那好好的飄著，但風箏什麽時候飄回來，就沒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這根線斷了，陳大齡就會消失在茫茫的人海裏，永遠也找不到了。想到這一點，楊紅就不寒而栗。
楊紅剛開始還怕周寧會抓住陳大齡這事，跟她沒完沒了，但後來發現周寧比她想象的要“漢子”得多。周寧沒怎麽提陳大齡的事，提到也隻是一笑了之，說：“你那還不是剃頭匠的挑子一頭熱？人家陳大齡會看上一個結了婚的女人？說你愛他，我信；說他愛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個女人玩玩。雖然俗話說的是‘會玩的玩媳婦，不會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說結了婚的男人。象陳大齡那樣沒結過婚的男人，不會玩媳婦的，他嫌髒，怕壞了他的名聲。他要找個人玩，也會找個沒結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結婚；玩得不好，兩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鄉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後周寧就把自己的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擴大到整個女人：女人嘛，不切實際地動動心，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她不對身邊的陳大齡們動心，也會對書上電視上的某個小白臉動心。女人的春心，總是對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動的嘛，丈夫算個x。
再然後，周寧就把自己的理論波及到整個男人：女人就是這樣的啦，她看一個電視劇，就可以愛上一個男主角，看一本書，就可以臆造出一個生死戀，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無窮無盡、不著邊際的意中人競爭，那你還不累死？你隻要盯緊她，不讓她給你戴有形綠帽子就行了。無形綠帽子嘛，嘿嘿，每個男人頭上都有幾頂的啦。
楊紅沒想到自己刻骨銘心的戀情，到了周寧嘴裏就變成了鬧劇，有好幾次，她都想證明給他看，她和陳大齡之間絕不是兒戲，絕不是周寧所說的剃頭匠的挑子。她想說，現在我就跟你離了婚，去跟他過。但她有點底氣不足，陳大齡的確是下了鄉，就沒理她了。雖然一年寄兩張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氣，一根若即若離的絲，如果不是自己也緊緊拉著，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斷了。
楊紅不相信陳大齡隻是“找個人玩玩”，但“嫌髒”兩個字，卻深深地印在了她腦子裏。這個概念其實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隻不過她從來沒舍得用這麽一個粗俗的詞。當初她覺就得自己是結過婚的人，配不上陳大齡。為什麽結過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個“髒”字麽？一個跟別的男人上過床的女人，在另一個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汙了麽？不然男人為什麽那麽重視那個處女膜？陳大齡也是男人，他能不嫌髒？楊紅覺得自己能理解陳大齡，也不怪他一去無蹤影，隻怪自己跟他沒緣分。
工作繁忙是楊紅唯一的救星。她本來就是一個好勝的人，讀書時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發現自己隻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個人的煩惱。她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測，學校裏所有工作積極的老師，都是因為個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廣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個人生活不幸福的人。個人生活太幸福了，就會被幸福淹沒了。幸福使人慵懶，幸福使人呆滯，幸福使人不思上進，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沒有心思幹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後，楊紅發現自己可以讀在職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順利地考上了係裏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又工作又讀書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實了。慢慢地，楊紅覺得自己深刻領會了那句歌詞：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你並沒有刻意地去想這個人，甚至可以說你是在刻意地忘記這個人。但這個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記憶裏一樣，隨時隨地都會為了一個最不起眼的蛛絲馬跡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楊紅聽到一個“陳”字，都會立即想到陳大齡。聽說誰要去上海，都要羨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陳大齡了。《梁祝》的音樂那更不用說，什麽時候聽到，楊紅的眼就止不住被淚水溢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