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製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製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麽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何況線索也很清晰,起點則在憂患意識。也就是說,正因為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隻能“以德治國”。何況我們民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製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製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


    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征。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裏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患是出發點,快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也是中華文明的地基和承重牆。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製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製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序,以樂致和,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係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麵。因此,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隻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裏,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獨具一格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我們民族的“青春誌”。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青春誌》


    [7]“天命無常”原作“天命靡常”,見《詩·大雅·文王》;“不易為王”原作“不易維王”,見《詩·大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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