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隻不過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麵說過,孔子是不談人性的。也許他知道,那裏麵有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孟子被動談人性,卻有保留地說善不說惡,結果留下一個漏洞。荀子為了填補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後天的偽,前者惡,後者善。這一步非常關鍵。因為無論荀子如何堅守最後的防線和底線,都在實際上承認了人性中有惡。


    這是一個臨界點。


    此時,隻要有人再走一步,就會質變。


    結果,韓非還真的這樣做了。而且,他隻是講了幾個故事,儒家倫理就全線崩潰,滿盤皆輸。


    那就來看韓非的故事。


    韓非說,軍事家吳起,據說是愛兵如子的。他作為魏國將軍攻打中山國時,有一個士兵身上長了毒瘡。吳起就跪下來,親自為這個士兵吮吸毒瘡的膿血。


    士兵的母親見了,在一旁哭天搶地。


    有人問:將軍愛兵如此,你為什麽還要哭呢?


    母親說:當年吳將軍就是這樣對待我丈夫的,結果他戰死了。我的兒子,恐怕也得戰死吧?


    講完這故事,韓非沒有發表評論。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講了另一段話。韓非說,雇工給地主種地,地主又是送飯又是給錢,是因為愛雇工嗎?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夠多賣力氣。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揮汗如雨,是因為愛地主嗎?也不是,是為了多吃好飯,多拿工錢。[14]


    由此可以推論,吳起為士兵吮吸毒瘡的膿血,也不是愛士兵,而是要讓他去當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晉人王良號稱愛馬,越王勾踐號稱愛民。結果怎麽樣呢?馬和人都被他們送上了戰場。[15]


    於是韓非接著說:開馬車鋪的都希望人富貴,開棺材鋪的都希望人早死。難道因為前者仁慈後者殘忍嗎?當然不是。真實原因是:沒人富貴,馬車就賣不掉;沒人死亡,棺材就賣不出。馬車鋪老板也好,棺材鋪老板也好,都不過是為自己打算,沒什麽仁義不仁義,道德不道德。


    這就很能說明問題。


    實際上,人性是善還是惡,不用講那麽多道理,看人際關係就行。如果人與人之間相愛或互義,那麽,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則不是。


    那麽請問,在韓非講的這些故事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愛,是義,還是利?


    利。


    韓非說,人,不管是愚蠢的,還是聰明的,在進行選擇的時候都會有所取舍。 取舍的標準也隻有四個字: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 故,“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們的追求,說到底無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說魯國的陽虎犯上作亂不對。但隻要利益足夠大,請問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誰不是陽虎?[16]


    人性,豈非本惡?


    所以,沒有人不謀利,也沒有人不算計。


    比如伯樂,是備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馬時,如果討厭那學生,就教他相千裏馬;如果喜歡那學生,就教他相普通馬。你以為伯樂高風亮節呀?錯!實際情況是,千裏馬百年不遇,好處來得慢;普通馬天天都賣,傭金來得快。伯樂這樣教學生,難道沒有算計過?[17]


    君臣關係,也如此。


    韓非說,君與臣,原本是沒有什麽關係的。他們能夠合作,是因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貪圖君主的封賞,這才苟且在一起。但無論是君還是臣,都得記住:有害於自己而有利於國家的事,臣不會做;有害於國家而有利於臣下的事,君也不會做。君臣關係,隻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賬,才能建立,也才能鞏固。[18]


    因此韓非說——  <blockquote>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19]  </blockquote>


    這真是驚世駭俗,卻也振聾發聵。


    沒錯,韓非是把話說得太絕,因此難免片麵。實際上社會並沒他說的那麽黑暗,人心也沒他說的那麽險惡。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個好人都沒有。然而他的觀點,卻未嚐沒有一種片麵的深刻。


    那麽,韓非的深刻之處在哪裏?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製度。


    表麵上看,這並無新奇之處。事實上儒墨兩家同樣重視製度。儒家尊禮,墨子尚同,就是製度。但儒墨兩家的製度,是以仁愛或兼愛為前提的。所以,他們更看重道德。他們的製度,也隻有正人君子才能實行。


    韓非卻完全不同。


    在韓非看來,既然人性本惡,那麽,你就不能指望他變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製度來防範人們作惡。韓非說——  <blockquote>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20]  </blockquote>


    意思很清楚:自覺自律的真君子,一國之內找不到十個。著眼於沒人膽敢犯法,則天下從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沒用的,以德治國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兩麵三刀和嚴刑峻法。兩麵,就是賞和罰;三刀,就是勢、術、法。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韓非的所謂“法治”。


    這當然是顛覆性的。因為華夏文明的正宗和傳統,正如《奠基者》所說,是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立序,以樂致和,卻未聞“以法治國”也。[21]


    於是,要德治還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後的爭鳴。


    [14]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15]見《韓非子·備內》,下引不注者皆同。


    [16]以上所引依次見《韓非子》之《解老》、《奸劫弑臣》、《外儲說左上》、《難四》。


    [17]見《韓非子·說林下》。


    [18]戰國晚期,君臣關係與春秋和戰國前期不同,卿大夫的世襲製已逐漸改為任命製,各國甚至有實行客卿製的,故雲。


    [19]見《韓非子·飾邪》。


    [20]見《韓非子·顯學》。


    [21]見《韓非子·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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