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鯤最欣賞的除了嵇紹,就是衛玠。[26]


    玠讀如介,是一種玉器。衛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樣漂亮。據說,少年時代的他曾經坐一輛白羊車在洛陽城裏走,結果滿街議論紛紛:這是誰家玉璧般的孩子?


    從此衛玠號為“璧人”。


    可惜璧人兒不經看。衛玠二十七歲那年到建康時,由於四麵八方趕來觀看的人圍得像一堵牆,竟不堪其擾一命嗚呼,當時的說法叫做“看殺衛玠”。[27]


    當然,漂亮得像玉的並非隻有衛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樹,李豐和嵇康是玉山,此外與王戎齊名的裴楷,夏侯玄的遠房侄兒夏侯湛,還有美男子潘嶽,也都被稱為“玉人”,夏侯湛和潘嶽還被稱為“連璧”。[28]


    雞心形玉佩,東晉高崧家族墓出土。


    銅承露盤和玉高足杯,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


    玉劍璏,東晉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晉劉弘墓出土。


    玉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來,以玉比人,乃是當時的風尚。


    那麽,魏晉名士為什麽如此看重玉?


    或者說,玉的品質是什麽?


    純潔而高貴。


    實際上這就是魏晉風度的追求,因為這種風度的創造者是士族。士族這個概念常常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曆史學家感到為難,因為在他們的話語係統中沒有相應的詞語可供翻譯。出於無奈,便隻好使用“貴族”這個稱謂。


    然而士族與貴族並不能畫等號。根本的區別,在於貴族有世襲的爵位,士族沒有。他們甚至不像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還有一個君主將劍放在右肩的冊封儀式。因此,士族要實現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以及與其他階層和族群的區別,除了靠族譜,還得靠外在風度和內在精神。


    那麽,什麽樣的精神和風度能夠代表士族?


    高貴和清純。高貴是為了與卑賤者相區別,清純則是為了與混濁者劃清界限。這兩條缺一不可,因為士族是一個優越感極強的階層。他們通婚必須門當戶對,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後者貴為皇親國戚。毛曾被稱為靠著玉樹的蘆葦,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出身寒門。


    出身寒門必定寒酸,寒酸則必無氣度和品位,這就是高級士族的觀念。盡管這種觀念未必正確合理,卻為名門望族所堅持。結果,位高權重的桓溫為兒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兒,便被老爺子王述拒絕;謝安家由於在西晉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譏為“新出門戶”。[29]


    不過士族的優越感是血緣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們更看重的不是貴賤,而是清濁。這是東漢末年就開始產生的觀念,一般的理解大體是:正直為清,邪惡為濁;高雅為清,鄙俗為濁;讀書人為清,暴發戶為濁。


    清純而高貴,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堅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權貴和暴發戶同流合汙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們的聲譽叫清望,品格叫清標,言論叫清議,就連揚起的塵土也叫清塵。


    這就必須超凡脫俗。


    因此,魏晉名士酷愛的對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純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瑩剔透的,或者是風姿綽約的,或者是楚楚動人的,而且幾乎無不用於人物的鑒賞和品評。比方說: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間屋,爛爛如岩下電,肅肅如鬆下風。[30]


    是啊,一個人,氣宇軒昂有如朝霞升起,明淨清新有如春柳初綠,開闊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閃電,那是怎樣的風采和風度!


    還有清風朗月,那幾乎是魏晉風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鬆。


    鬆,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謂“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象征意義魏晉也有,一位名叫和嶠的大臣就被點評為“森森如千丈鬆”,意思是國家的棟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稱為“峨峨若千丈鬆崩”。[31]


    比和嶠更早得到這種好評的是李膺。李膺是東漢名士的領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他得到的評價,是有如勁鬆之下強勁的清風(謖謖如勁鬆下風)。[32]


    這是風骨的象征。


    嵇康也獲得了類似評價。山濤就說嵇康平時有如“孤鬆之獨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將崩”,其他人則認為嵇康“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也就是說,李膺的風清冽強勁(謖謖),嵇康卻是慢慢吹上去的。這樣的鬆下風,顯然更有一種飄逸瀟灑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韻。[33]


    實際上,這也是東漢與魏晉的區別,即東漢更重道德而魏晉更重審美。而且,審美的前提是“丘壑獨存”。難怪一個人優秀漂亮,就叫“長鬆下當有清風”;也難怪人們對山濤的觀感有如“登山臨下”,但覺“幽然深遠”。[34]


    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沒錯,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晉名士對自然界的熱愛,確實超過了前人。簡文帝那一句“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道盡了他們的心曲。他們不但以清風明月、春柳勁鬆來品評人物,更親自置身於大自然之中,並從中體驗到難以言表的愉悅。


    比如顧愷之和王獻之。


    顧愷之是畫家,王獻之是書法家,但他們最喜歡的都是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一帶的山山水水。顧愷之的描述是: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王獻之的說法則是: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兩位都是藝術家,感受當然敏銳,不過這種感受能力卻未必沒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從建康回會稽路過吳中遇到下雪,事後對當時情景的描述便同樣富有詩意:郊邑還在紛紛揚揚,山林卻是一片潔白。[35]


    對於這樣的文字,任何解釋都會顯得多餘。要說的僅僅是:這已經完全不同於之前《詩經》和《楚辭》對風景的描寫。在那裏,自然和自然現象隻不過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這裏,卻是獨立和純粹的審美對象。


    同樣,魏晉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裏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裏的政治籌碼。它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一樣可以觀賞和品評,隻不過也許更漂亮。


    王珣《伯遠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獻之《中秋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乾隆帝酷愛書法,在自己臥室旁設一小暖閣,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時時把玩。此閣名為三希閣,此三帖喚作三希帖。乾隆帝視《快雪時晴帖》為三帖之首,在帖前題寫了“神乎其技”四個大字。《快雪時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譽為“二十八驪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這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轉折,人與自然的關係從道德和政治的一變而為審美的,由此產生的文明成果則是山水畫和山水詩。盡管它們要到隋唐以後才蔚為大觀,但東晉卻無疑在觀念上開啟了先河。


    轉變並不奇怪,因為魏晉是一個唯美的時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則莫過於自然。事實上魏晉人熱愛自然界,就因為它自然。自然在漢語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無須人為”的意思。能做到這一點的,則非自然界莫屬。所以日本人用“自然”來翻譯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國的山水畫不能理解為西方的風景畫,魏晉對自然的發現也與科學無關。在人們眼裏,自然界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是有意誌力和人情味的。因此,當他們不再將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後,發展起來的便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兩種精神文明。


    這就是哲學和藝術。


    [26]謝鯤對嵇紹和衛玠的欣賞,均見《世說新語·賞譽》。


    [27]以上見《晉書·衛玠傳》,《世說新語·容止》及劉孝標注引《玠別傳》。


    [28]見《世說新語·容止》。


    [29]見《世說新語》之《方正》、《簡傲》。


    [30]分別見《世說新語》之《容止》、《賞譽》。


    [31]見《世說新語》之《賞譽》、《傷逝》。


    [32]見《世說新語·賞譽》。


    [33]見《世說新語·容止》。


    [34]見《世說新語》之《言語》、《賞譽》。


    [35]見《世說新語·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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