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價值觀 非病不可
易中天中華史：魏晉風度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華文明早該大病一場。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態，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隻有兩種：要麽一病不起，要麽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後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為人類曆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為我們能夠通過大動蕩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後產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蕩。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蕩的結果，是產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蕩的結果，則是產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於春秋，南北朝相當於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蕩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麵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麵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周的差錯在製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國以後，誕生的便是新製度。魏晉南北朝以後，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盡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並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係更是好到十分隨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著他的肚子說：這裏麵都有些什麽？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34]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後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麵交涉。
王敦問：你為什麽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餘力嗎？
周顗又答：隻恨力不足，哪有餘？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於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為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苟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麵。[35]
於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並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淫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後去見王敦。[36]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麽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37]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衝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麽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麵，或者拚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為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麽一些觀念作為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曆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麽堅信不疑，要麽不予理睬，沒什麽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39]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隻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麵呢？
[34]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排調》。
[35]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方正》及劉孝標注引《晉陽秋》。其中“戰有餘力”一段《晉書·戴若思傳》稱為戴淵（戴若思）故事。另外，周顗之死與王導有關，“吾雖不殺伯仁（周顗字），伯仁由我而死”即典出於此。
[36]王彬、王敦、王導的祖父都是王覽。
[37]見《晉書·王彬傳》。
[38]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品藻》。
[39]見《世說新語·言語》。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態，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隻有兩種：要麽一病不起，要麽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後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為人類曆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為我們能夠通過大動蕩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後產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蕩。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蕩的結果，是產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蕩的結果，則是產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於春秋，南北朝相當於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蕩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麵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麵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周的差錯在製度，漢的麻煩在文化。
因此春秋戰國以後，誕生的便是新製度。魏晉南北朝以後，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盡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並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係更是好到十分隨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著他的肚子說：這裏麵都有些什麽？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34]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後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麵交涉。
王敦問：你為什麽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餘力嗎？
周顗又答：隻恨力不足，哪有餘？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於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為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苟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麵。[35]
於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並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淫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後去見王敦。[36]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麽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37]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衝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麽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麵，或者拚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為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麽一些觀念作為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曆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麽堅信不疑，要麽不予理睬，沒什麽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39]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隻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麵呢？
[34]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排調》。
[35]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方正》及劉孝標注引《晉陽秋》。其中“戰有餘力”一段《晉書·戴若思傳》稱為戴淵（戴若思）故事。另外，周顗之死與王導有關，“吾雖不殺伯仁（周顗字），伯仁由我而死”即典出於此。
[36]王彬、王敦、王導的祖父都是王覽。
[37]見《晉書·王彬傳》。
[38]見《晉書·周顗傳》、《世說新語·品藻》。
[39]見《世說新語·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