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價值觀 走向南北朝
易中天中華史：魏晉風度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複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曆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隻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隻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衝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裏，都蓬頭垢麵，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衝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衝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衝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隻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麽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41]
對此，桓衝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衝的車裏，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衝拿他沒有辦法，隻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盡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隻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裏的空氣很清新。[42]
嗬嗬，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製度，則叫九品中正製。
九品中正製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製，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麵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隻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衝麵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隻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麵，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3]
九品中正製，又稱九品官人法，始於曹魏，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又有所變化。上承兩漢察舉製，下啟隋唐科舉製，為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製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狀，負責評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級，供吏部選官參考。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職位的官品。據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虛懸不用。官品與中正品的對應隻是一種大致趨勢，並非法製規定。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製，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隻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家夥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麽都不會，隻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並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製還是鼓勵。[44]
至少，也是默許。
◎ 西晉占田製
在占田製的法令中，對平民、貴族和一般官員各有所規定。
平民 <th scope=\"col\">受田人</th> <th scope=\"col\">年齡</th> <th scope=\"col\">占田數（自有耕用）</th> <th scope=\"col\">課田數（供完稅用）</th> <th scope=\"col\">共計耕作數</th> 丁男 16-60 70畝 50畝 120畝 次丁男 13-15 / 61-65 70畝 25畝 95畝 丁女 16-60 30畝 20畝 50畝 次丁女 13-15 / 61-65 30畝 - 30畝
王公貴族 <th scope=\"col\">封國大小</th> <th scope=\"col\">近郊占田畝數</th> 大國 1500畝 次國 1000畝 小國 700畝
對於貴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數額，西晉政府作了明文規定；至於貴族在封國或食邑內的占田數額，則並無明確限製。
一般官員 <th scope=\"col\">官品</th> <th scope=\"col\">占田數</th> <th scope=\"col\">佃客數</th> <th scope=\"col\">每戶佃客平均耕數</th> <th scope=\"col\">惠帝元康元年贈給</th> 一品 5000畝 50戶 100畝 榮田1000畝，田騶(役隸)10人 二品 4500畝 50戶 99畝 榮田800畝，田騶(役隸)18人 三品 4000畝 10戶 400畝 榮田600畝，田騶(役隸)16人 四品 3500畝 7戶 500畝 五品 3000畝 5戶 600畝 六品 2500畝 3戶 833畝 七品 2000畝 2戶 1000畝 八品 1500畝 1戶 1500畝 九品 1000畝 1戶 1000畝
據《晉書·食貨誌》，《晉書·職官誌》，金家瑞《西晉的占田製》。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結果，他自己當夜先被幹掉。[45]
被謀殺的司馬曜，其實是東晉最後一個皇帝，因為此後的安帝癡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則被劉裕廢殺。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識到末日將臨。他被殺前不久，天上出現了彗星，這在古人眼裏是不祥之兆。於是孝武帝說：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來哪有萬歲天子！[46]
當然，也不會有萬歲王朝。
這個時候，如果儒家倫理還有權威，事情也許會好辦一些。因為儒家倫理盡管問題多多，卻好歹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晉卻隻有門第觀念，沒有精神支柱。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隻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民共識，又豈能支撐帝國的大廈？
支柱倒塌的結果，是精神的空虛、心理的變態，比如酗酒和嗑藥，再加奢侈和鬥富。最離譜的，是晉武帝司馬炎為了幫舅舅比闊，賜給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洛陽富豪石崇見了，卻不屑一顧地將其砸碎，然後擺出自己的珊瑚樹任由那位國舅爺挑選，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豈非變態？
變態並不奇怪，因為靠壟斷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實是文化暴發戶。暴發戶都是要炫富的，因此連同名士們自鳴得意的雅量、清高和灑脫，都帶有炫耀和標榜的意味。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竟隻能通過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來實現，這說明這個階級完全沒有底氣。
士族注定隻能是文明的過客。
這就跟春秋戰國的大夫和士並不相同。後者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著方興未艾的地主階級，腐朽沒落的隻是上層的領主階級。這時，華夏文明當然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自我修複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華夏化的蠻夷，比如齊，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創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階級，甚至不能單靠漢民族來完成。種種事實都證明，政治需要新製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動蕩和分裂隻不過意味著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華的曆史，勢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南朝，北朝》
[40]見《晉書·王徽之傳》、《世說新語·簡傲》。
[41]不問馬，見《論語·鄉黨》；未知生，焉知死，見《論語·先進》。
[42]見《晉書·王徽之傳》、《世說新語·簡傲》。
[43]見《晉書·劉毅傳》載《請罷中正除九品疏》。
[44]見《晉書·食貨誌》。
[45]見《晉書·孝武帝紀》。
[46]見《晉書·孝武帝紀》、《世說新語·雅量》。
[47]見《晉書·石崇傳》、《世說新語·汰侈》。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曆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隻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隻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衝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裏，都蓬頭垢麵，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衝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衝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衝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隻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麽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41]
對此，桓衝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衝的車裏，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衝拿他沒有辦法，隻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盡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隻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裏的空氣很清新。[42]
嗬嗬，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製度，則叫九品中正製。
九品中正製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製，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麵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隻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衝麵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隻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麵，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3]
九品中正製，又稱九品官人法，始於曹魏，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又有所變化。上承兩漢察舉製，下啟隋唐科舉製，為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製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狀，負責評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級，供吏部選官參考。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職位的官品。據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虛懸不用。官品與中正品的對應隻是一種大致趨勢，並非法製規定。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製，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隻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家夥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麽都不會，隻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並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製還是鼓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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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晉占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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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貴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數額，西晉政府作了明文規定；至於貴族在封國或食邑內的占田數額，則並無明確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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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晉書·食貨誌》，《晉書·職官誌》，金家瑞《西晉的占田製》。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結果，他自己當夜先被幹掉。[45]
被謀殺的司馬曜，其實是東晉最後一個皇帝，因為此後的安帝癡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則被劉裕廢殺。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識到末日將臨。他被殺前不久，天上出現了彗星，這在古人眼裏是不祥之兆。於是孝武帝說：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來哪有萬歲天子！[46]
當然，也不會有萬歲王朝。
這個時候，如果儒家倫理還有權威，事情也許會好辦一些。因為儒家倫理盡管問題多多，卻好歹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晉卻隻有門第觀念，沒有精神支柱。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隻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民共識，又豈能支撐帝國的大廈？
支柱倒塌的結果，是精神的空虛、心理的變態，比如酗酒和嗑藥，再加奢侈和鬥富。最離譜的，是晉武帝司馬炎為了幫舅舅比闊，賜給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洛陽富豪石崇見了，卻不屑一顧地將其砸碎，然後擺出自己的珊瑚樹任由那位國舅爺挑選，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豈非變態？
變態並不奇怪，因為靠壟斷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實是文化暴發戶。暴發戶都是要炫富的，因此連同名士們自鳴得意的雅量、清高和灑脫，都帶有炫耀和標榜的意味。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竟隻能通過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來實現，這說明這個階級完全沒有底氣。
士族注定隻能是文明的過客。
這就跟春秋戰國的大夫和士並不相同。後者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著方興未艾的地主階級，腐朽沒落的隻是上層的領主階級。這時，華夏文明當然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自我修複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華夏化的蠻夷，比如齊，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創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階級，甚至不能單靠漢民族來完成。種種事實都證明，政治需要新製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動蕩和分裂隻不過意味著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華的曆史，勢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南朝，北朝》
[40]見《晉書·王徽之傳》、《世說新語·簡傲》。
[41]不問馬，見《論語·鄉黨》；未知生，焉知死，見《論語·先進》。
[42]見《晉書·王徽之傳》、《世說新語·簡傲》。
[43]見《晉書·劉毅傳》載《請罷中正除九品疏》。
[44]見《晉書·食貨誌》。
[45]見《晉書·孝武帝紀》。
[46]見《晉書·孝武帝紀》、《世說新語·雅量》。
[47]見《晉書·石崇傳》、《世說新語·汰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