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最後一次在朝堂上見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無從稽考。那天的氣氛看起來跟往常沒什麽兩樣,王安石便談起對呂嘉問的安排。當時,呂嘉問已經回到京師,參與了王雱他們與呂惠卿的鬥爭,但沒有被追究。於是,王安石便建議任命此人為集賢院學士,皇帝的答複則是放放再說。<small>[33]</small>


    結果,一放就是半個月。


    因此這天上朝,王安石便舊話重提。皇帝陛下卻仍然不肯表態,隻是回過頭去發呆。所有人都不敢說話,神宗卻又轉過臉來問:聽說相公想辭職,已經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頭答道:是。


    又說:陛下堅留,不敢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靜得能聽見心跳。


    皇帝不再說什麽,王安石也很快便離開相位。<small>[34]</small>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偽莫辨。照理說,似乎不該有這樣難堪的場麵。畢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從太宗到神宗,北宋曆任皇帝對朝中大臣都禮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遠遠高於明清兩代。孔子主張的“君使臣以禮”,在宋代應該說得到了實行。<small>[35]</small>


    事實上,王安石離職以後的待遇並不低。他在罷相一年多之後的元豐元年(1078)正月被封為舒國公,又過了一年多,改封荊國公,從此人稱“王荊公”。甚至到他病故時,雖然掌權的已是反對派,也仍然被追贈了太傅的頭銜。


    宋,是彬彬有禮的。至少,這時還是。


    然而客氣禮貌並不等於滿心歡喜,宋神宗對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滿。責任當然在王安石。眾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稱號,一根筋認死理,隻論事不看人,在皇帝麵前也倔頭倔腦,說起話來胡同裏趕豬直來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樣不修邊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熙寧五年到七年討論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問一句說一句,王安石就頂一句駁一句,簡直問都問不得。說到激動時,不是指控同僚結黨營私破壞改革,便是批評神宗不識好歹不明是非。<small>[36]</small>


    如此作風,誰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罷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麵說過的種種原因,恐怕也未嚐沒有這樣的考慮: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寧冷靜冷靜,改改你那臭脾氣吧!改了,朕還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實複出之後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據說他曾經對親近的人說:現在聖上對我,隻從得五分時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還是依然故我,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甚至想鬧情緒就鬧情緒,想請病假就請病假。<small>[37]</small>


    這在王安石,或許既是出於對主義的堅持,也是出於對神宗的信任。他曾在複出之後兩三個月時說:臣之所以敢於直言,隻因為陛下能夠容忍臣下犯顏諫爭。否則,安石就算有十個膽子,又豈敢忘記明哲保身的古訓?不過,陛下修身立德雖然堪比堯舜,是非分明卻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賞,出問題的不能罰,豈能要求大家都說真話?


    聽完這話,宋神宗也笑了。他說:台官隻有挨罵挨批和撤職查辦的份,何嚐有過獎賞?現在找個願意幹的都難。


    王安石說:不知道唐太宗那會兒,是不是也這樣?<small>[38]</small>


    這當然可以傳為美談。可惜好景不長,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應該是熙寧八年十一月。當時宰相韓絳和副宰相呂惠卿都已離職,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卻又請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隻好問個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對新法的人。


    神宗很為難。他說:據反映,民間也叫苦。


    王安石說:冬天刮寒風,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連天嗎?有什麽了不起,值得大驚小怪?


    神宗說:就不能沒有寒風和暴雨嗎?


    王安石不高興,繼續生病。


    這一次,神宗又遷就了王安石,隻要是他推薦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權勢也達到了頂峰。但,這並不等於皇帝心中就沒有陰影,沒有想法,沒有疙瘩。<small>[39]</small>


    是啊,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誰的?


    宋神宗心裏翻江倒海,呂惠卿也來火上澆油。熙寧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徹底翻臉的呂惠卿,在奏折中說了這樣的話:請陛下想想,陛下平時是以什麽人的待遇對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許的?三綱五常、君臣大義和政治規矩,難道可以由於他一個人而廢掉嗎?<small>[40]</small>


    皇帝很可能心頭一緊。


    我們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寧五年七月。那時有個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發奇想上書朝廷,請求將宋神宗與王安石的禮儀由君臣改為師生,還提出取消樞密院,把權力集中到中書省,以便王安石大權獨攬,令行禁止。


    這真不知是哪根神經搭錯。


    神宗當時就極為不悅。他對王安石說,這肯定是個輕浮淺薄的家夥。王安石卻說:人才難得呀!<small>[41]</small>


    嗯?什麽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還想起熙寧七年四月,就更會心驚膽寒。當時旱情嚴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寢不安眠,王安石卻說什麽水旱常數,不足為慮,絲毫不肯為朕分憂。好吧!你既然是連天命都不畏懼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small>[42]</small>


    不用想了,宰相必須換人。


    毫無疑問,熙寧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動,是隻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這裏說的都是猜測。但,接任的是樞密使吳充和參知政事王珪,卻很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吳充雖然與王安石是兒女親家,對王安石的做派卻不以為然。正史也說得很明確,吳充擔任宰相,是因為中立無私。<small>[43]</small>


    至於王珪,更是阿彌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參知政事的,之前則與王安石和司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寧元年八月,那兩人為一件事爭得不可開交,王珪卻對神宗說,從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聖裁。<small>[44]</small>


    擔任宰相後,王珪變得更加乖巧,決不多嘴多舌,一切聽從皇帝指揮。他對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聖旨,進殿叫領聖旨,出殿叫已得聖旨,人稱“三旨宰相”。<small>[45]</small>


    神宗皇帝很滿意。


    這就是鄧綰他們看錯宋神宗的地方了。沒錯,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張變法,也主張集權。但,王安石是為了變法而集權,宋神宗卻是為了集權而變法。因此,當他實現了集權之後,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權。王安石也必須走人,哪怕沒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歲月變得非常無趣,簡直乏善可陳。


    實際上,盡管為了厲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將王安石不喜歡的人打發到外地,終使王安石一家獨大,但這絕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傳統的模式。趙宋官家最喜歡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鐵板一塊,也不撕破臉皮,總有人發表不同意見,然後由皇帝來終審和仲裁。


    這,大約就是所謂“帝王之術”吧!


    不過,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沒出大亂子,也因為士大夫和皇帝都對這祖宗家法心領神會,小心翼翼維持著方方麵麵的平衡。這一點,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攪黃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馬光攪黃了。因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馬光和王安石同時在朝。哪怕輪流坐莊,也不錯。


    問題是,司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嗎?


    也難講。


    [33]呂嘉問參與王雱違法亂紀一事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六熙寧九年六月辛卯日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一熙寧九年十月戊子日條。


    [34]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八熙寧九年十月丙午日條注引(南宋)呂本中《雜說》。


    [35]見《論語·八佾》。


    [36]以上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三十六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日條、卷二百三十九熙寧五年十月丁亥日條、卷二百四十熙寧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條、卷二百四十二熙寧六年正月辛亥日條、卷二百四十六熙寧六年八月庚寅日條、卷二百五十一熙寧七年三月庚戌日條、癸醜日條及戊午日條。


    [37]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八熙寧九年十月丙午日條注引(南宋)呂本中《雜說》。


    [38]見李燾《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閏四月乙巳日條。


    [39]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熙寧八年十一月丙戌日條。


    [40]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六熙寧九年六月辛卯日條。


    [41]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三十五、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熙寧五年七月條。


    [42]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五十二熙寧七年四月己巳日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熙寧七年四月辛未日條。


    [43]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七十八熙寧九年十月丙午日條。


    [44]見黃以周等《拾補》卷三下熙寧元年八月癸醜日條,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爭論見本書第一章第六節。


    [45]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五十六、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豐八年五月庚戌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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