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為大學應當像一個叢林，猴子應當在裏頭自由活動，在各種樹上隨便找各種堅果，由枝幹間自由擺動跳躍。憑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種堅果好吃，哪些堅果能夠吃。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樣的果子的盛宴。對我而言，衛德諾圖書館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衛德諾圖書館。
我的房東太太告訴我衛德諾圖書館的書，若是一本書頂一本書那麽排起來，可以排好多英裏長。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號，正在衛德諾圖書館後麵。隻要不上課，我就到圖書館去。當時我很窮，竟沒錢買票去看哈佛對耶魯的足球賽，兩校誰勝誰敗，自然不得而知。
由於在北京清華學校教書，我獲得了一個"半額獎學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華是中美庚款辦的學校，把畢業生都送往美國留學。那些留學生除去由清華供給學費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貼。但是，不管怎麽樣計算，我也不應當到美國留學。可是當時我年輕，年輕就是勇氣。那時戰後一塊中國墨西哥銀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時，家裏給了她一千銀元做嫁妝。因為有這筆存款，我們才踏上出洋的旅途。總之，我們總算維持了四年，其間包括法國和德國那兩段日子。當然，由於北京大學胡適之先生和我有個約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聯係。我對新文化運動是堅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約定，我曾兩次打電報給胡先生，每次請寄給我一千元。其實胡先生寄給我的是他自己的錢，不是北京大學的公款。等我回國之後，這個秘密才發現。因為我去見校長蔣夢麟，為兩千元的事向他道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問我："哪兩千塊錢？"後來他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於是我才明白胡適之先生對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錢還給了胡先生。我現在正式記下這件事，用以顯示胡先生這個人的慷慨和氣度。這件事從沒有公開向外人說過。
和上麵可做顯明的對比是，我必須要提一下兒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讀完了一年，各科成績都是a。這時使我感到詫異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額獎學金忽然被取消了，在關方麵也並沒提出理由。這位施秉元等於砍了我的頭。等後來我聽見他死亡的消息之時，我聞人死而感到歡喜雀躍，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後來才知道他是自殺身死的。他原是清華學校的校醫，由於他叔父是駐美大使施肇基這項人事關係，他才弄到這個多人覬覦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機生意失敗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獎學金取消，我就不致因為一般的貨幣貶值被迫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後來又到德國去。我有三次連續獲得《中國學生月刊》的第一獎；後來，我是自動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獎金讓給別人，我就這樣兒成了一個窮學生。
在哈佛，我進的是比較文學研究所。當時我的教授是blissperry，irvingbabbitt（白璧德），vonjagermaa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亞），還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perry教授最孚眾望，學生人人喜歡他。他有幾個漂亮女兒。我寫了一篇文字，題目是《批評論文中語匯的改變》。他給這篇文章的評語很好，說這篇可寫成碩士論文，因為我不久被迫離開哈佛，終於沒寫那篇論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學批評方麵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主張保持一個文學批評的水準，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張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學裏唯一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因為他學識淵博，他常從法國的文學批評家聖柏孚的portroyal和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中讀給學生，還從現代法國批評家的brière著作中引證文句。他用"盧梭與浪漫主義"這一門課，探討一切標準之消失，把這種消失歸諸於盧梭的影響。這門課論到德·斯達勒夫人（madamdestae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夠深的。婁光來和吳宓把他的學說傳到中國。吳宓，看來像個和尚，但其風流韻事則可以寫成一部傳奇。吳婁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對文學的觀點都是正統的，因此與當時正風行的白話多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條長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royal瀏覽一下兒。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標準說，有一次，我毅然決然為spingarn辯護，最後，對於一切批評都是"表現"的原由方麵，我完全與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別的解釋都太淺薄。我也反對中國的文體觀念。因為這會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連串文章句法嚴格的"法規"之中，不論是"傳"，是"頌"，或是"記"，或者甚至於一個長篇小說。殊不知蘇東坡寫作時，他別無想法，隻是隨意寫來，如行雲流水，"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他心裏並沒有什麽固定的文體義法。
我無耐性讀kittredge教授開的莎士比亞的伊利沙白時代的英文，他的課我隻聽了一兩次。他穿著燈籠褲，身子筆直，看他這位活百科全書在哈佛校園裏漫步，倒還不錯。
一場災難來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腸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醫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內髒仔細搜索了三個鍾頭，一定以為這是觀察中國婦女髒器的好機會。我認為割盲腸原算不了什麽，所以當時我仍在看安格盧撒克遜文字的文法，後來才覺得手術的時間未免太長了。此後不久，我太太顯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開刀。我錢都已經花光，隻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麥片做一周食糧之用，又急著給她哥哥打電報，請惠借美金一千元。我太太以為我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度此難關，頗有英雄氣，後來常喜談論此事。錢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術後，在醫院住了很久。我記得那年的二月滿街是雪，我是設法弄了一輛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複還家，家人又行團聚，我們慶祝了一番。
在前麵我應當已經提到在我們橫渡太平洋時，妻曾經發作過盲腸炎。因為我們正在蜜月之中，清華同學發現我們老是在船艙裏不出來，就向我們開玩笑。殊不知我們的痛苦之甚。我們須做個決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腸割除呢？這麽一來，妻的嫁妝那筆錢我就要用個罄盡了。但是，痛苦終於慢慢減輕了。我們決定冒險繼續前進，沒料到大約六個月之後，這個病又犯了。
妻和我單獨兩個人在一起，時光好甜蜜。這一段時期，我正是理性高度發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時，我還不知道用哪個杓兒喝湯，用哪個叉子吃魚。橫渡太平洋時，妻對西餐桌上的禮貌規矩已經完全精通，我弄錯時，她常常糾正我，這真出乎我的意外。
吃西餐時，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鄰人的酒杯弄亂，不知哪個是我的，因而常喝錯了酒。因為犯錯出於無心，我還是一樣心安理得。
大學裏教授夫婦慣於照顧外國學生。綏爾太太是被指定照顧我們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翟茜·威爾遜，是威爾遜總統的女兒，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個禮拜天，十二點鍾，有人告訴我們，說綏爾夫婦要來看我們。那時，前麵說過，我們正住在赫石街。那時我太太已經從醫院回到家裏。我們和房東太太共用一個廚房，我們住兩間房。另外還有一個拳擊教師，一個未嫁的小姐，他二人都在和大學有關的一家飯館裏做事。有一次，我負責清理廚房，從廚房門後的一個口袋裏倒出一個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個死老鼠掃到地板的一角兒，而沒有藏在垃圾桶裏。這件事，我覺得很丟臉。
我們已經到綏爾夫婦家去過。他一定是個北極探險家，因為他家客廳裏擺著巨大北極熊的牙。還有威爾遜總統很寶貴的畫像，像上有他三個女兒，圍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們去吃飯，結果是弄錯了日子。我們並沒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賴著吃了一頓飯。綏爾教授出來歡迎我們。綏爾太太趕緊準備飯。那是我們社交上一次失禮。
在哈佛讀書一年之後，係主任看了看我在聖約翰時的成績單。因為我各科的成績都是a，他要我到德國的殷內（jena）去修一門莎士比亞戲劇。不必出席上課，即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我終於得到這個碩士學位的經過。
我的房東太太告訴我衛德諾圖書館的書，若是一本書頂一本書那麽排起來，可以排好多英裏長。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號，正在衛德諾圖書館後麵。隻要不上課，我就到圖書館去。當時我很窮，竟沒錢買票去看哈佛對耶魯的足球賽，兩校誰勝誰敗，自然不得而知。
由於在北京清華學校教書，我獲得了一個"半額獎學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華是中美庚款辦的學校，把畢業生都送往美國留學。那些留學生除去由清華供給學費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貼。但是，不管怎麽樣計算，我也不應當到美國留學。可是當時我年輕，年輕就是勇氣。那時戰後一塊中國墨西哥銀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時，家裏給了她一千銀元做嫁妝。因為有這筆存款，我們才踏上出洋的旅途。總之，我們總算維持了四年，其間包括法國和德國那兩段日子。當然，由於北京大學胡適之先生和我有個約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聯係。我對新文化運動是堅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約定，我曾兩次打電報給胡先生，每次請寄給我一千元。其實胡先生寄給我的是他自己的錢，不是北京大學的公款。等我回國之後，這個秘密才發現。因為我去見校長蔣夢麟，為兩千元的事向他道謝。蔣校長感到意外，問我："哪兩千塊錢？"後來他說："那是胡適之私人的錢。"於是我才明白胡適之先生對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錢還給了胡先生。我現在正式記下這件事，用以顯示胡先生這個人的慷慨和氣度。這件事從沒有公開向外人說過。
和上麵可做顯明的對比是，我必須要提一下兒留美學生監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讀完了一年，各科成績都是a。這時使我感到詫異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額獎學金忽然被取消了，在關方麵也並沒提出理由。這位施秉元等於砍了我的頭。等後來我聽見他死亡的消息之時，我聞人死而感到歡喜雀躍，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後來才知道他是自殺身死的。他原是清華學校的校醫，由於他叔父是駐美大使施肇基這項人事關係，他才弄到這個多人覬覦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機生意失敗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獎學金取消，我就不致因為一般的貨幣貶值被迫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後來又到德國去。我有三次連續獲得《中國學生月刊》的第一獎；後來，我是自動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獎金讓給別人，我就這樣兒成了一個窮學生。
在哈佛，我進的是比較文學研究所。當時我的教授是blissperry，irvingbabbitt（白璧德），vonjagermaa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亞），還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perry教授最孚眾望，學生人人喜歡他。他有幾個漂亮女兒。我寫了一篇文字，題目是《批評論文中語匯的改變》。他給這篇文章的評語很好，說這篇可寫成碩士論文，因為我不久被迫離開哈佛，終於沒寫那篇論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學批評方麵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主張保持一個文學批評的水準，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張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學裏唯一持有碩士學位的教授。因為他學識淵博，他常從法國的文學批評家聖柏孚的portroyal和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著作中讀給學生，還從現代法國批評家的brière著作中引證文句。他用"盧梭與浪漫主義"這一門課，探討一切標準之消失，把這種消失歸諸於盧梭的影響。這門課論到德·斯達勒夫人（madamdestae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夠深的。婁光來和吳宓把他的學說傳到中國。吳宓，看來像個和尚，但其風流韻事則可以寫成一部傳奇。吳婁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對文學的觀點都是正統的，因此與當時正風行的白話多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條長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royal瀏覽一下兒。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標準說，有一次，我毅然決然為spingarn辯護，最後，對於一切批評都是"表現"的原由方麵，我完全與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別的解釋都太淺薄。我也反對中國的文體觀念。因為這會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連串文章句法嚴格的"法規"之中，不論是"傳"，是"頌"，或是"記"，或者甚至於一個長篇小說。殊不知蘇東坡寫作時，他別無想法，隻是隨意寫來，如行雲流水，"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
他心裏並沒有什麽固定的文體義法。
我無耐性讀kittredge教授開的莎士比亞的伊利沙白時代的英文，他的課我隻聽了一兩次。他穿著燈籠褲，身子筆直，看他這位活百科全書在哈佛校園裏漫步，倒還不錯。
一場災難來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腸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醫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內髒仔細搜索了三個鍾頭，一定以為這是觀察中國婦女髒器的好機會。我認為割盲腸原算不了什麽，所以當時我仍在看安格盧撒克遜文字的文法，後來才覺得手術的時間未免太長了。此後不久，我太太顯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開刀。我錢都已經花光，隻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麥片做一周食糧之用，又急著給她哥哥打電報，請惠借美金一千元。我太太以為我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度此難關，頗有英雄氣，後來常喜談論此事。錢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術後，在醫院住了很久。我記得那年的二月滿街是雪，我是設法弄了一輛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複還家，家人又行團聚，我們慶祝了一番。
在前麵我應當已經提到在我們橫渡太平洋時，妻曾經發作過盲腸炎。因為我們正在蜜月之中，清華同學發現我們老是在船艙裏不出來，就向我們開玩笑。殊不知我們的痛苦之甚。我們須做個決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腸割除呢？這麽一來，妻的嫁妝那筆錢我就要用個罄盡了。但是，痛苦終於慢慢減輕了。我們決定冒險繼續前進，沒料到大約六個月之後，這個病又犯了。
妻和我單獨兩個人在一起，時光好甜蜜。這一段時期，我正是理性高度發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時，我還不知道用哪個杓兒喝湯，用哪個叉子吃魚。橫渡太平洋時，妻對西餐桌上的禮貌規矩已經完全精通，我弄錯時，她常常糾正我，這真出乎我的意外。
吃西餐時，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鄰人的酒杯弄亂，不知哪個是我的，因而常喝錯了酒。因為犯錯出於無心，我還是一樣心安理得。
大學裏教授夫婦慣於照顧外國學生。綏爾太太是被指定照顧我們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翟茜·威爾遜，是威爾遜總統的女兒，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個禮拜天，十二點鍾，有人告訴我們，說綏爾夫婦要來看我們。那時，前麵說過，我們正住在赫石街。那時我太太已經從醫院回到家裏。我們和房東太太共用一個廚房，我們住兩間房。另外還有一個拳擊教師，一個未嫁的小姐，他二人都在和大學有關的一家飯館裏做事。有一次，我負責清理廚房，從廚房門後的一個口袋裏倒出一個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個死老鼠掃到地板的一角兒，而沒有藏在垃圾桶裏。這件事，我覺得很丟臉。
我們已經到綏爾夫婦家去過。他一定是個北極探險家，因為他家客廳裏擺著巨大北極熊的牙。還有威爾遜總統很寶貴的畫像，像上有他三個女兒，圍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們去吃飯，結果是弄錯了日子。我們並沒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賴著吃了一頓飯。綏爾教授出來歡迎我們。綏爾太太趕緊準備飯。那是我們社交上一次失禮。
在哈佛讀書一年之後，係主任看了看我在聖約翰時的成績單。因為我各科的成績都是a，他要我到德國的殷內（jena）去修一門莎士比亞戲劇。不必出席上課，即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我終於得到這個碩士學位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