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此為林語堂1936年應賽珍珠邀請舉家赴美國時在旅途上（橫濱舟次）所寫下的篇什。發表於1936年9月16日的《宇宙風》第25期。
朋友送別，勸我把去國雜感寫出來，寄回發表。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不過題目太大了。為今日中國之民，離今日中國之境，應當有多少感想齊攢心頭？不過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千緒萬端，何從講起？言簡意賅，亦難完作。隻是題目雖大，也有許多不便講與不容講的周作人先生所謂第一句話不許說，第二第三句話說也無用（劄中語）。我們可說的還是關於文學思想的方麵。在國家最危急之際，不許人講政治，使人民與政府共同自由討論國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認為這是取亡之兆。因為一個國決不是政府所單獨救得起來的。救國責任既應使政府與人民共負之，要人民共負救國之責，便須與人民共謀救亡之策。處於今日廿世紀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話，總是不適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紀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願。今日救國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國之興奮，戛戛乎其難矣。事至今日，大家豈複有什麽意見，誰能負起救亡大策，誰便是我們的領袖，誰不能負這責任而誤國，誰便須滾蛋。此後今日之中國是存是亡之責，與其政府獨負，不如與民共負，後來國家榮盛，才能與民同樂而不一人獨樂。除去直接叛變政府推翻政府之論調外，言論應該開放些，自由些，民權應當尊重些。這也是我不談政治而終於談政治之一句贈言。
（一）文學——提倡幽默，本不必大驚小怪，然偏有驚之怪之者。不過平心而論，有因幽默而驚疑怪詫之人，便可證明幽默確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為文學之一要素，與悲壯、激昂等同為中外名著所共有，隻要眼光稍新的人，沒有不承認的。中國幽默文學是否稍有可觀，成敗自不必以眼前論之，但根本上反對幽默，或謂因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總難免中道統遺毒之嫌。由道統遺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覺須趕速作破壞工作，揭穿虛偽的嚴肅文體，而易以較誠懇、較自然、較近情、較親切的文風。我是讚成誠懇而反對嚴肅的。主張嚴肅之人，大概在家做父親，也不肯和兒子說兩句笑話。在誠懇、親切、自然、近情的文風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猶如改訓話為談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國文章向來是訓話式的，非談心式的，所以其虛偽定然與要人訓話相同。所以若謂提倡幽默有什麽意義，倒不是叫文人個個學寫幾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為輕鬆，變鋪張為親切，使中國散文從此較近情，較誠實而已。
提倡性靈，純然是文學創作心理上及技巧上問題，除非有人在文學創作理論上，敢言作家桎梏性靈，專學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襲依傍，便可為文，本來不會引起什麽爭辯。我們今日白話已得文體之解放，卻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來雖是那末的新，想後仍是那末的舊。西方近代文學，無疑的以言誌抒情程度之增加為特色，與古典文學區別。所謂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較得盡量而無顧忌的發揮出來。再推而廣之，不論時代古今，凡著作中個人思感主張偏見愈發揮的，愈與近代散文接近，個人思感愈貧乏的，愈不成文學。即以此可為古今文學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黃河平常一個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濟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較有文學價值，而"再斯可矣"又比"為政以德"較有文學價值，因為三思常人所讚成，孔子獨反對之，到底是孔子比較有個人之思感。我們此後重評中國古人寫作，也隻好以此為標準。
總而言之，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二字雖是舊詞，卻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著重性靈為一切文學解放基本之論。有人反對這種解放，那是道統未除，流毒未盡。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後人見之，當引為奇談。但是我仍相信此為中國散文演化必經之路。
（二）思想——中國今日舉國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誇大狂，或憂鬱狂，看來看去都不像大國風度，早失了心氣和平事理通達的中國文化精神。更可慮的，是失了自信力。這都不是好現象，但也都因國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舊交匯，青黃不接所致。總而言之，亂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個而論，思想之健全，總不至如此亂嚷亂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這種態度來對付非常局麵，如何了得。於此不能不提出這思想通達心氣和平的老話來說。孟子言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能達斯能勇。對付非常時期，誠然非堅毅不可，但堅毅既非暴虎馮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觀人暴虎，唱唱兩聲"堅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來，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國人必由曆史之回顧，對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認識，然後對中國之將來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樂觀。號為"革命"、"前進"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說他落伍，一味抹殺中國舊文學，否認中國祖宗，我認為隻是弱者之裝腔；而軍閥貪官開口仁義，閉口道德，一味複古，也隻是黠者之醜態。在這種各走極端，無理的急進與無理的複古，都已各暴露中國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態度之遺失。無論維新與複古，這樣的國是不能存在的。中國文化精神別的不講，寬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鴻銘、胡適之、陳獨秀同在北大講學，因此今人歎北京大學之偉大，便隻是這個寬大自由道理。中國古代稱頌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說"政簡刑輕"，使人人得安居樂業，也便是自由寬大之意。大國風度是如此的。中國要大家活下去，還得來這種寬大的精神。硜硜小人就是小人不寬大之意。無論哪一黨派要負起救國責任，當留此寬大二字，否則一時炙手可熱，日久必無成就。
關於思想，更有一端為我所最愁慮者，就是統製思想。不要以為德國俄國實行統製思想的愚民政策，我們便應該趕時髦也來統製思想。統製思想之禍莫甚於八股，而依我的定義，凡統製思想都可名之為八股。八股驅天下士人而置之籠中，流毒千餘年（包括一切科學），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於千餘年之後，聞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後，複欲以新八股自繭繭人，真可謂見道不明信道不篤了。統製思想政策行後，其效果亦必同於舊八股，一國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讀書幹祿之徒，為討政治飯碗，受你籠絡，亦自有一二寧舍富貴不肯幹祿之書生終籠絡不來也。
朋友送別，勸我把去國雜感寫出來，寄回發表。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不過題目太大了。為今日中國之民，離今日中國之境，應當有多少感想齊攢心頭？不過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千緒萬端，何從講起？言簡意賅，亦難完作。隻是題目雖大，也有許多不便講與不容講的周作人先生所謂第一句話不許說，第二第三句話說也無用（劄中語）。我們可說的還是關於文學思想的方麵。在國家最危急之際，不許人講政治，使人民與政府共同自由討論國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認為這是取亡之兆。因為一個國決不是政府所單獨救得起來的。救國責任既應使政府與人民共負之，要人民共負救國之責，便須與人民共謀救亡之策。處於今日廿世紀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話，總是不適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紀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願。今日救國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國之興奮，戛戛乎其難矣。事至今日，大家豈複有什麽意見，誰能負起救亡大策，誰便是我們的領袖，誰不能負這責任而誤國，誰便須滾蛋。此後今日之中國是存是亡之責，與其政府獨負，不如與民共負，後來國家榮盛，才能與民同樂而不一人獨樂。除去直接叛變政府推翻政府之論調外，言論應該開放些，自由些，民權應當尊重些。這也是我不談政治而終於談政治之一句贈言。
（一）文學——提倡幽默，本不必大驚小怪，然偏有驚之怪之者。不過平心而論，有因幽默而驚疑怪詫之人，便可證明幽默確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為文學之一要素，與悲壯、激昂等同為中外名著所共有，隻要眼光稍新的人，沒有不承認的。中國幽默文學是否稍有可觀，成敗自不必以眼前論之，但根本上反對幽默，或謂因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總難免中道統遺毒之嫌。由道統遺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覺須趕速作破壞工作，揭穿虛偽的嚴肅文體，而易以較誠懇、較自然、較近情、較親切的文風。我是讚成誠懇而反對嚴肅的。主張嚴肅之人，大概在家做父親，也不肯和兒子說兩句笑話。在誠懇、親切、自然、近情的文風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猶如改訓話為談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國文章向來是訓話式的，非談心式的，所以其虛偽定然與要人訓話相同。所以若謂提倡幽默有什麽意義，倒不是叫文人個個學寫幾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為輕鬆，變鋪張為親切，使中國散文從此較近情，較誠實而已。
提倡性靈，純然是文學創作心理上及技巧上問題，除非有人在文學創作理論上，敢言作家桎梏性靈，專學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襲依傍，便可為文，本來不會引起什麽爭辯。我們今日白話已得文體之解放，卻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來雖是那末的新，想後仍是那末的舊。西方近代文學，無疑的以言誌抒情程度之增加為特色，與古典文學區別。所謂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較得盡量而無顧忌的發揮出來。再推而廣之，不論時代古今，凡著作中個人思感主張偏見愈發揮的，愈與近代散文接近，個人思感愈貧乏的，愈不成文學。即以此可為古今文學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黃河平常一個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濟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較有文學價值，而"再斯可矣"又比"為政以德"較有文學價值，因為三思常人所讚成，孔子獨反對之，到底是孔子比較有個人之思感。我們此後重評中國古人寫作，也隻好以此為標準。
總而言之，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二字雖是舊詞，卻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著重性靈為一切文學解放基本之論。有人反對這種解放，那是道統未除，流毒未盡。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後人見之，當引為奇談。但是我仍相信此為中國散文演化必經之路。
（二）思想——中國今日舉國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誇大狂，或憂鬱狂，看來看去都不像大國風度，早失了心氣和平事理通達的中國文化精神。更可慮的，是失了自信力。這都不是好現象，但也都因國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舊交匯，青黃不接所致。總而言之，亂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個而論，思想之健全，總不至如此亂嚷亂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這種態度來對付非常局麵，如何了得。於此不能不提出這思想通達心氣和平的老話來說。孟子言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能達斯能勇。對付非常時期，誠然非堅毅不可，但堅毅既非暴虎馮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觀人暴虎，唱唱兩聲"堅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來，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國人必由曆史之回顧，對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認識，然後對中國之將來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樂觀。號為"革命"、"前進"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說他落伍，一味抹殺中國舊文學，否認中國祖宗，我認為隻是弱者之裝腔；而軍閥貪官開口仁義，閉口道德，一味複古，也隻是黠者之醜態。在這種各走極端，無理的急進與無理的複古，都已各暴露中國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態度之遺失。無論維新與複古，這樣的國是不能存在的。中國文化精神別的不講，寬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鴻銘、胡適之、陳獨秀同在北大講學，因此今人歎北京大學之偉大，便隻是這個寬大自由道理。中國古代稱頌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說"政簡刑輕"，使人人得安居樂業，也便是自由寬大之意。大國風度是如此的。中國要大家活下去，還得來這種寬大的精神。硜硜小人就是小人不寬大之意。無論哪一黨派要負起救國責任，當留此寬大二字，否則一時炙手可熱，日久必無成就。
關於思想，更有一端為我所最愁慮者，就是統製思想。不要以為德國俄國實行統製思想的愚民政策，我們便應該趕時髦也來統製思想。統製思想之禍莫甚於八股，而依我的定義，凡統製思想都可名之為八股。八股驅天下士人而置之籠中，流毒千餘年（包括一切科學），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於千餘年之後，聞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後，複欲以新八股自繭繭人，真可謂見道不明信道不篤了。統製思想政策行後，其效果亦必同於舊八股，一國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讀書幹祿之徒，為討政治飯碗，受你籠絡，亦自有一二寧舍富貴不肯幹祿之書生終籠絡不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