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篇是孔門學問之道的綱要，本篇是拿事例來說明孔門的學問，對話錄和討論集的味道更濃。
孔門學問之道多半是講“用”——作人做事的應用。下麵記錄的都是孔子學生的故事，裏麵談到孔子教育的方法，和在事實上麵啟發教育的作用。
孔子選女婿
這一篇以公冶長為篇名，他是孔子的學生，在《史記》孔門弟子傳，乃至《孔子家語》中，對公冶長的資料都有限。不過散見其他雜學中的記載，公冶長是懂鳥語的。幾十年前聽到這種事還會哈哈大笑，現在並不稀奇了。因為現代研究生物科學的人，對於動物的語言和動作所表達的意思都懂了。所以科學發達以後，對古代人懂鳥語這種知識，反而並不覺得是笑話。所以我們的俗話有：“近水知魚性，在山識鳥音。”這是很普通的事，也可以說是生活習慣上體驗得來的。在現代來講，因為古人不大有研究科學的精神，所以對於公冶長識鳥語，簡直不相信。過去的儒家因此也就不敢說這個話，認為這是個笑話。但到現在由我們研究起來，它不會是笑話。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其子妻之”的“子”就是女兒。古時候“子”字是男女通用的，所謂女子、男子，都用“子”。因此古代中國文化對自己女兒可以稱子；而兄弟姊妹之間，妹妹可以稱女弟；到後世反不大習慣用，也可說在另一方麵看，中國過去是男女平等的。現在就孔子所講公冶長的資料，隻知道他坐過牢，為什麽坐牢不知道，在曆史上查不出來。在另外的雜書上，有一則關於他的故事說，公冶長因為懂鳥說話，有一次對鳥失了信用，鳥就害他，所以他坐了牢。為什麽呢？傳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鳥對他說：“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頭羊，你吃肉，我吃腸。”結果公冶長忘記了，把整隻羊連肚裏東西都吃掉了，鳥沒東西可吃，就想害他。後來又對公冶長說南山有隻羊，公冶長跑去，羊沒看到，而看到一個被害死的人，有口難辯，結果坐了牢。這是我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這種小孩子神話的傳說，大概有幾千年了，也是根據雜家的學問而來，當然這僅是傳說而已。究竟公冶長為什麽被關在牢裏？就不知道了。但是孔子認為公冶長坐牢，不是罪有應得，因此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孔子的為人，絕對不是要選一個有財、有勢或有學位的人，才把女兒嫁給他。而且最妙的是，他把女兒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又把侄女兒嫁給南容——南宮適。為什麽呢？我們看下麵的理由。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我們先要了解一個要點，孔子的出身很苦，他的生母是繼室，孔子的前娘留下來一個殘廢的哥哥，家裏很貧窮。孔子十一二歲間，就負擔起了家庭生活，一切艱難困苦他都嚐過，他是從艱苦中站起來的一個人。他的道德、學問、文章被後世尊稱為聖人，這聖者不是偶然的。他對哥哥留下來的這個女兒，也是盡心的照應，最後將這個侄女嫁給南容。
《論語》中好幾處提到過南容，下麵還說到南容“三複白圭”，孔子才把侄女嫁給他。白圭是什麽東西呢？是白玉，“圭”就是做官的人上朝時手上拿的手版，秦漢以後又經改變形式為“竹簡”；所謂“朝笏”的便是它。這是幹什麽用的呢？第一是禮儀的規定；第二作為大事的記載。現在可以用日記本抄一下，古代沒有日記本，遇到朝政大事，像對皇帝報告，如果忘記了怎麽辦？就把重要事寫在朝笏上，這是它的第二個用處。所以我們看上古圖畫中的帝王，手裏也都拿一塊長型式的手版。
古人之所以重玉，是有其意義的，並不像現代人愛好寶石的心理，說它是稀世奇珍。古人重玉，是因為“玉潔冰清”，人品要做到像玉一樣潔白，拿玉來比自己人格學問的修養，所以重玉。後世相傳，才戴玉的戒指、手鐲。至於腰帶掛玉佩，這又是什麽意思呢？據說人跌倒了如會受傷，則所佩的玉會先代人受傷。玉碎了，人就可以免於損傷。這種迷信的傳說，是否真有其事？在力學上可能有這樣一個作用，並不是玉有什麽神靈。
我們知道，白圭就是一塊玉。上古有篇《白圭》，是專門讚歎玉的詩。讚歎玉，並不是因為寶石價值高，可值多少美金，而是讚歎它的“玉潔冰清”。玉的潔白，不能夠有一點瑕疵、汙點。南容讀到這篇詩的時候，非常欣賞，再三地朗誦。孔子聽到他再三朗誦這首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如果說這記載的內容就隻這樣簡單，那麽我們年輕人看到哪家小姐漂亮，去她家門口唱幾支歌試試看，不把你趕出去才怪呢！孔子就那麽愛聽歌嗎？那為什麽孔子聽南容吟了三次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呢？是因為孔子平日考察，如今日訓導處之有資料，南容非常注重品德的修養，因此他讀到這篇詩的時候，有特別的感慨，被孔子聽見，這時就決定了把侄女嫁給他。到底孔子對南容學問、人品等修養的考察有何觀感？一個時代——社會上了軌道的太平時代——就需要像南容這樣的人才。他不會埋沒，一定會出頭。南容的才具由此可見。但是，凡有才具的人，多半鋒芒淩厲，到不得勢的時候，一定受不了，滿腹牢騷，好像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如果我出來，起碼可比諸葛亮。有才具的人，往往會有這個毛病，非常嚴重！南容的智慧、才具是不會被遺棄的，太平治世自然少不了他；一旦到了混亂的時代，才能越高的人，艱難險阻也越多，甚至生命也越危險，但南容不會。因為當社會亂的時候，也有善於自處、清以自守之道，他絕不會遭遇殺身之禍，可以免於刑戮。換句話說，他擅於用世。不但有用世的才具，也擅於自處之道。因此孔子把自己的親侄女嫁給他。
我們把這兩節合起來研究，就可見孔子處事有一定的原則。南容雖然善於自處，但公冶長在學問修養上，有更深的功夫，所以遭遇困逆還能夠不怨不尤，涵養得平平淡淡。事實上比起來，他認為公冶長比南容更了不起。但是假如孔子把侄女嫁給公冶長，很可能遭到社會的批評，說他沒存好心，把侄女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而把自己女兒嫁給世家公子的南容。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這些地方，我們雖有作吹毛求疵研究之嫌，但它是一個事實。重點在於“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兩句話是孔子處世的原則。一個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沒；混亂之際，不會遭遇生命危險，實在頗為不易。
第三個評論的學生為子賤。子賤姓宓，名不齊，子賤是他的號。這是年輕人，《史記》上記載他比孔子少三十歲，《家語》記載他比孔子少四十多歲，到底小多少歲？在這裏不是主題，反正這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學生，以全部精神培植的年輕人之一。孔子對他的評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大概在這裏對學生們有所感歎。他說，子賤真了不起，是一個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周公之後封於魯，魯國保存的文化風規，是周代文化的代表。從春秋戰國直到秦、漢之間，都是如此，也是中國文化中心的所在。但是從這一節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對魯國文化也有感歎，指出文化要沒落了，至少一些人物已經沒有了。孔子特別提出子賤對同學們說，你們看，不論內在的修養品德，或者發揮於外的才能，宓子賤都可稱得上是一個君子；假使現在有人認為魯國沒有一個君子，那麽子賤這個人不就是君子嗎？如果說這人不是君子，還有什麽人可以說是君子呢？在此隱約透露出：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承先啟後的繼起人才。第二，注意獎勵後起之秀，導之使他發揚光大。
以上是孔子對學生學問、德行的評論。講過了三個人，下麵是文章中的一個插曲，也等於一個轉捩點。由此更顯得《論語》文章的活潑。
高高山頂立
子貢問曰：賜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看見老師評論了三個同學，自己忍不住了，突然起來發問，老師！你看我怎麽樣？孔子對他說，你是個東西。我們曾經提到過，中國人罵人的習慣，往往會說你是什麽“東西”？人要構成一個東西，可也真不容易，等於說你有什麽名堂？我自己想想，的確什麽名堂都沒有，隻會吹牛。可是在這裏孔子等於說子貢，你已經成了一個典型了。子貢又再問，那我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呢？孔子說，你是個瑚璉。“瑚璉”是古代的玉器，這個玉器，還不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可用的。是古代用來供於廟堂之上的，相當於中央政府、皇宮的布置，擺在上麵，非常精潔莊嚴。為什麽呢？它是“高”、“貴”、“清”的象征。子貢形成這種精神的典型，未免有點太高、太貴、太清了。古代要在國家有大典的時候，才請出瑚璉來亮一下相。平常的時候，隻好鎖在櫃子裏藏起來，保護起來。
一天，同學拿了張鈔票說：“好髒，要當心細菌。”我說：“這就是人生哲學的寫照。”人如果拿了一張新鈔票，喜歡它，總想多保留些時候；舊的鈔票，先拿來用掉，所以鈔票越破舊越容易流通。同樣道理，好的東西深藏不露，保存起來。子貢就是這樣一個被存起來，保護起來的人物。曆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後來孔子自己父母之國——魯國——有難，孔子想要自己出馬解決，同學們勸孔子，您老人家不要去，讓我們出去替國家辦外交。孔子說，自己國家的事，不能不管了，還是要去。後來子貢來了說，老師！我去。孔子立刻答應由子貢去。子貢是政治、經濟、外交、工商，樣樣皆通的大通才。國際上走一趟，遊說諸侯，就把魯國穩定下來了。我們知道吳越之戰等等大戰爭，最後的決戰，是子貢挑起來的。子貢為什麽要把戰爭挑起來？因為齊國要打魯國，他就吳齊之戰開始，一路挑下來，把越、晉也挑動了，這麽一來，於是魯國就泰然無事。他才具之高，本事之大，於此可見。但是後麵還會講到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後來他官不想當，什麽都不想做，專門去做生意，而且做生意總發財，孔子晚年的生活好像都靠他照應的。子貢這個人就是豪邁慷慨，什麽都不能拘束他，但是他絕不驕傲。所以孔子說他形成了高、貴、清的風格。對低下的事情不屑去做，就成了這“瑚璉”的典型了。
深深海底行
下麵再說一個孔子的學生冉雍，號仲弓，比孔子少二十九歲，是平民出身，但是孔子認為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顏回固然是道德學問都好，可以傳道，但並不一定能成帝王之才，或者做驚人的事業。這裏提到冉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詞。不知道誰看到孔子對冉雍太好，有點不服氣，就對孔子說，你經常說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蠻好，仁慈、愛人、寬宏、厚道，優點不少，就是有一點，說起話來不大動聽，態度上也不隨和。——“不佞”，這個佞字的意義，以現代話來解釋，就是既會吹牛又會拍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態度也不很隨和的樣子。孔子聽了這個人的話後，對他說：“焉用佞？”——一個人為什麽要耍嘴皮子呢？“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說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會講話的人，常犯一個毛病，喜歡用嘴巴得罪別人或刻薄別人。說話刻薄別人的人，常常被別人討厭，有時言語給人的傷害，比殺人一刀還痛苦。所以“禦人以口給”，用嘴巴和人家對抗的人，常被人討厭。於是他進一步說：“不知其仁，焉用佞？”假如一個人沒有做到仁的修養，光是利嘴有什麽用嗎？這一節首先講明人格修養的標準；其次說明了孔子再三強調以冉雍為榜樣的道理。
立己易立人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學生中專門研究曆史的，從《史記》上知道，他曾隨孔子學習《尚書》。《尚書》就是現在說的《書經》，是孔子所整理中國上古的曆史資料。他年紀比較大一點，隻少孔子十一歲。漆雕是姓，名開，字子若。
這裏提到，孔子有一天對漆雕開說，你的學養已經可以為社會服務了，出去做官吧。可是漆雕開說，老師，謝了！對這件事，我沒有自信。這句話蘊含的修養很高，他是說你讓我出去做事，我真能夠替國家，為社會做得了什麽事嗎？我的學問夠嗎？你吩咐我做什麽都可以，但是出來為別人擔當大事這一點，我沒有自信，我不想出去做官。孔子聽到他這樣的話，高興極了，因為在他的學生中，也有許多是急功好利的。
孔子周遊列國。自己盡管窮，盡管倒楣，但每個諸侯對於他的推薦，還是要買帳的。同時，孔子的學生在外麵了不起的也很多，當軍事統帥的也有，當行政首長的也有，權位很高的也有。隻是每一個諸侯都不敢用他，因為他的學生太多了，在當時那樣少的人口——大約幾百萬人口，他就有三千弟子。以今日人口比例來說，他該有多少學生？而且學生們對他都很忠實，他隻要動一下，任何一個諸侯之國都可能會動搖，誰敢用他？但是他的學生一個個出來都吃香，因此有些孔門弟子，很可能也想走他們老師的路線。由少正卯的聚徒講學，拉走了孔子許多學生的例證，便可推想而知。但是漆雕開，聽到孔子叫他出來，他反而說對做官這件事沒有自信，由此可見他為學之誠，行道之篤。所以孔子聽了非常高興。
孔子要出國
老師論評學生的記載到這裏，又一轉，來一個輕鬆的題材。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這是孔子晚年感覺到，文化衰頹的振興以及社會風氣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感歎地說，今日文教、德育的路是走不通了；世界變了，大家都現實，對於文化沒人講究了，還是出國吧！——這個出國，不比現在是好事，那時出國是很痛苦的，海外都還沒有開發，完全是原始狀態，那是去受罪。現在出國還了得，如果孔子要想為功名富貴而出國，就不是聖人，跟大家一樣了。他當時還不是坐船出國，而是乘桴。
古代交通不發達，把一根大木頭中間挖空，就成為“桴”了。當時江南一帶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歎地說，萬一自己在中國無法傳道，無所作為，那隻好做個獨木舟，到海外野蠻的地方歸隱，默默無聞以終此生。到那時候，大概子路還會跟我一塊兒走吧？（子路武功好，是弟子中軍事成就最大的，有統帥之才。）子路在旁邊聽了老師這句話非常高興，好像孔子馬上就準備出發的樣子。所以孔子說，子路的武功、勇氣都超過我，但是他的暴躁也超過我，對於事情，不知道仲裁，（無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斷。）不明斷，太過偏激了。
孔門弟子畫像
講到這裏，來一串總評。同時可看出孔子說話的藝術。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這個人，我們前麵介紹過，是魯國一位大夫，當時的當政者，向孔子征詢人才——要他介紹學生。因為孔子學問的最高境界是仁。所以他先就孔子學生中最出名的幾人問起，問他們有沒有學養到“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他問子路的學問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說是否達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說：“不知也。”這個“不知也”的意思，我與古人的解釋又不同了。古人常解釋說，孔子答複孟武伯，子路不知道仁。我認為不是這個意思。孔子說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辭，不肯定的話；等於有人來問我們說，你認為你的學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當省主席？我們也許答複他，這個我不曉得。也許我們的心裏認為這個學生的本事，還超過了這個地位，但口頭上不能這樣吹；也許我們認為這個學生當科員的本事都不夠，也不能說得他太難堪了，否則害他沒有前途、沒有飯吃，我隻有說不知道。所以孔子說“不知道”這句話時，是帶著笑容說的，就是不作肯定答複，當然語意中隱含了子路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的意思。這是我對這個“不知也”含義的看法。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孟武伯的這個問題，得不到結果，沒有聽到肯切的答複。所以下麵又有“又問”的一層轉折，由此便可自得證明。因此孟武伯又向孔子追問子路的成就究竟到了什麽程度？孔子就具體介紹自己的學生，他說子路如在千乘之國——在春秋戰國時候，是一個大國——“可使治其賦也”，可以讓他當統帥。“賦”在古代，包括了軍事和賦稅的征調，乃財、政、經，聯合為一的製度。所以賦有時可以代表三軍統帥中，後勤補給的聯勤總務。所謂千乘之國，上古是車戰時代，四匹馬拖一輛車叫一乘，車上是兵員、戰備、武器，千乘之國是最大的國家。他說子路是大將之才，前後方都可由他統領。至於學問修養是否已到仁的境界，這一點，在孔子的標準上來說，是很難通過的。
孟武伯又問冉求這個人怎樣？在《八佾》篇中曾提到過冉求，是在魯國的權門季孫家當家臣的，等於說他有行政的長才，所以孔子答複孟武伯說冉求是最好的行政首長。以現在的官製來說，當一個相當於省主席的行政首長是沒有問題，而且足以勝任愉快。“千室之邑”的千室，不能和現在比，像台北市有百多萬人口，但是古代的“千室之邑”已經了不起，是很大的地方。“百乘之家”是古代宗法社會製度中的大家族，等於一個大的地方政治單位。冉求可以當這樣的地方官，至於學問上也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孟武伯又問到一個人說：“赤也何如？”赤是孔子的學生，姓公西，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說，你問到公西華，他穿起禮服，儀態非常好，學問也過得去，有外國的首長、大使來，他是最好的外交官。“束帶立於朝”，我國古代衣服都捆腰帶，所謂錦袍玉帶，就是說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現在外國的禮服也捆了腰帶。雖然在外交應對上是上乘之選，但是談到學問、修養，也還是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我們從這一節，看到孔子對於“仁”的要求，嚴格到這個程度，幾乎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學問真正能夠達到“仁”的標準，隻有一個顏回，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後來才傳道給曾參，前麵講過：“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晚年了。曆史的記載，孔子三千弟子，優等的（賢人）有七十二人，但是見諸《論語》及《史記》所留下來的資料，出名的、有了不起成就的，一二十人而已。而且，這一二十個人，還是靠孔子宣揚出來的，都是孔子介紹學生，著書立說的也是孔子。我們怎麽知道顏回？顏回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沒有作過一首詩，也沒有寫過一個字留下來，我們怎麽知道他的學問到了什麽程度？都是他的老師說他如何好、如何了不起。武才方麵，子路可以當元帥，但他沒有像後來的孫子，還寫了一部兵法。子貢也是如此，這些學生們多半是孔子宣揚出來的。
由此可見人才之難，古今曆史上一個大問題，總有“才難”之感！真正的人才實在難得。同時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有趣的問題：第一等人往往可以不寫文章，不講學；學問越好越不響。試看曆史上有好幾個真正了不起的人都如此。耶穌根本沒有念大學，但現在研究，耶穌講的話，拿幾百個博士學位也不止，但他沒有寫過一句話，都是他的門徒寫的；釋迦牟尼也沒有寫過一個字，所有的經典，都是弟子記載的；老子自己寫了五千字；孔子最可憐，都是自己寫，還是他反過來捧學生，學生無法捧他。所以我們當學生，最好找個像孔子一樣的老師，不但有學問聽，自己又省力氣，他來捧捧我們蠻好的。且看孔子這些學生，都是他捧出來的。雖然這是笑話，但事實是從他嘴裏講出來，我們才知道。所以從另一角度來看曆史，真正的人才的確是不易得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弟子裏各種人才都有。軍事的子路、外交的公西華、行政的冉求，至於子貢這一類，器也！有如廟堂上的瑚璉，精致高雅；乃至江湖上一諾千金，麵孔難看的，各種各樣，無奇不有，無所不包，所以他真是叫做“有教無類”。
吾愛吾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子路是孔子喜愛的兩個學生。我們可以看到，子路有時拳頭一揮，是最衝的；子貢是什麽話都講的。他們對老師特別一點，孔子對他們倆也特別一點。
所以有一天孔子就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孔子最欣賞的是顏回，這次他對子貢說，你講老實話，你自己與顏回比比看，哪一個好？哪一個了不起？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貢說，老師，謝了！我實在沒法跟他比。“回也聞一知十”，顏回嘛，老師講出一分，他懂十分。從子貢的答複，可見學問之難，所謂啟發式教育也真不容易，告訴了他這個角，另三個角都懂了；告訴他那邊有煙了，他便知道是起火了，如此才是英才。有的則是反應遲鈍地還反問道：“那邊有煙嗎？”等到都燒光了，他還不知所以然呢！這就是智愚的差別了。子貢回答說，老師告訴顏回一分，其他九分他都知道了，不需要老師再教了。至於我——“賜也聞一以知二”，老師講了一步，我頂多知道兩步，第三步就不知道了。這是老實話，可見子貢很坦然，很誠懇。再看孔子的態度：“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這多謙虛呀！他說：“是的，你不如他，不但你不如他，我和你一樣都不如他。”孔子那麽欣賞顏回，這也不是過分，有一種人的頭腦，特別聰明，品德又好，才具又高。後來的孟子認為天下有三件樂事，第一是父母具存，兄弟沒有什麽事故，盡到了孝道和友愛；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沒有對不起人，沒有對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點孔子就得到了。不過有時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實在是一大苦事也。孔子對於顏回，他認為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快樂的。由孔子對子貢說的這段話，可見孔子的教育和他的為人，是如此地謙虛，能夠把握機會啟發人，一點都不呆板。
手倦拋書午夢長
下麵一個大問題來了：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的學生，四科高弟之一。孔子說的言語、文學、德性、政治這四種才學分類，宰予等於是孔門那個“學府”裏的後起“語文係”的係主任呢！言語嘛，宰予的長處就是“利口”。“宰予晝寢”據古人的解釋是白天裏睡覺——大概睡午覺，或睡懶覺。被孔子看到了，就罵他：“朽木不可雕也”。這個爛木頭無法雕鑿。“糞土之牆不可杇也”，這個爛牆去粉刷也粉刷不好。“於予與何誅！”該死！該死！
因此中國過去守老規矩的讀書人，不敢睡午覺，都是受這一段話的影響。我們知道，曆史上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也是有名的理學家，他就不敢睡午覺，盡管忙成那個樣子，還是不敢睡午覺，怕孔子會發牢騷“——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所以曾國藩改成睡晚覺。早上起得早，公事又多又忙實在受不了，沒有辦法，隻有在吃晚飯以前，睡一下，然後夜裏精神又好。這個晝寢的教訓，在古人是這麽嚴重的事。
後來到了民國初年，洋學堂是學的西方文化，新的規矩一定要睡午覺，尤其那個時候，德日式的訓練風氣來了，早起有朝氣，補充的休息時間便靠午睡，否則不合乎衛生。那麽“宰予晝寢”的問題怎麽辦呢？有人便提出如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意見，說這個不是“晝”寢，是“畫”寢的錯誤。因為宰予沒有事，常常在寢室裏頭“畫”壁畫。除非幼稚園的學生，可能偷偷地在牆上亂畫，宰予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麽要在牆上亂塗。讀書不多真難，後來才知道受了康有為他們的騙。這個“畫寢”的問題，最先提出的是梁武帝，後來宋代也有個人照此講過，說宰予並不是白天睡覺被罵，而是他在寢室的牆上亂畫，所以孔子罵他。康有為他們的說法，並非創見。
然而，據我們的了解，古人對孔子這兩句話，似乎都曲解了。據我的研究，這兩句話的真正意思是說，這根木頭的內部本來就已經腐壞了，你再去在他外麵雕刻，即使雕得外表很好看，也是沒有用的；“糞土之牆”，經螞蟻、土狗等爬鬆了的泥巴牆，它的本身便是不牢固的，會倒的，這種裏麵不牢的牆，外表粉刷得漂亮也是沒有用的。等於房子爛了，你把他整理起來，像用現代的三夾板、甘蔗板、壁紙一敷，走進去看看很漂亮，但架子鬆散，這是不對的、靠不住的。
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就懂得他是說宰予的身體不好。隻好讓他多休息一會，你們對他不要有太過的要求。這個道理，我是從學生中體會出來的。因為我有幾個學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見解，老實說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交給他一件事情，一個月都沒有消息。罵他嗎？不忍心。實際上他三天兩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須與床為伍，沒有精神，隻好躺下來睡覺。我才發現“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不是說他壞，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但是人很奇怪，身體弱的人頭腦都好，試看《孟子·盡心章》裏：“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一個有病的人，因為經常在病苦中，身體沒有其他的活動，所以會多思想、會搞學問。體力好的人，運動得錦標的，要他寫兩篇，他很吃力。這兩件事，不可得兼；體能好，智慧又高，文武具全的人太少了。學問、德業好的人多半體弱多病，這是事實。所以孔子說：“於予與何誅？”對於宰予不必過分誅求了。“誅”者求也，在此不可當殺人的“殺”字用。“誅”也是要求的“求”，這裏“於予”的“予”就是宰予。換句話說，你們對於宰予，何必要求太過呢？就讓他睡個覺吧！
接下來：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子說，從前我聽了一個人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現在我年紀大了、人生經驗多了，聽了一個人說的話，還要觀察觀察他的行為。這個改變，是宰予給我的啟發。
古人根據這些話解釋說，孔子對宰予恨極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從生活和教學的經驗中體會，便可知孔子這樣的話，是說他從前看到一個人，有思想、有才具，便相信這個人將來一定有成就——“聽其言而信其行”。後來他發現並非如此，一個人即使有才具、有學問，但沒有良好的體能、沒有充沛精力，也免談事業。一個人做事業，必須要強健的體力，飽滿的精神。所以孔子說，我看了宰予，對人生看法有了改變，天下事實在並不簡單。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卻一輩子做不好事業，因為他的精力不足、精神不夠。所以曾國藩的相法便說：“功名看器宇，事業看精神。”有道理！所以我認為這一節是這個意思，對與不對，還待大家再研究。不過我個人至少到今天為止，認為是這樣的。隻是古人把孔子描寫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實孔子非常通人情。
人到無求品自高
這裏講到另外一個人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孔子有一天在感歎，他說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一個夠得上剛強的人。要注意這個“剛”字，脾氣大不算剛，那是脾氣大。剛的人是方正，並不一定脾氣大，普通講這個人很蹩扭，高帽子戴不上，罵他也不改變，這差不多有點像剛，但還要看他的品德、智慧、修養。前麵我曾經提到有一個人講過，他說上等人有本領沒脾氣，中等人有本領有脾氣，下等人沒本領脾氣大。孔子這裏的剛是指有本領沒脾氣的上等人而言。
孔子講了這句話，有一個人說，有嘛！申棖，他不是很剛嗎？“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他說申棖這個人有欲望，怎麽說是剛呢！一個人有欲望是剛強不起來的，碰到你愛好的，就非投降不可。人要到“無欲”則剛，譬如說，這個人真好！真了不起！就是一點毛病，愛錢。既然他愛錢，你拿錢給他，他的了不起就變成起不了。你說這個人品德樣樣都好，就是有一個毛病愛讀書，遇到懂得手段的人就利用他了，什麽都不和他談，專談書，他就中計了。曆史上有些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幹；任何權勢拉攏他，理都不理。但是中國政治上有一個傳統的手法，隻要在人上者，肯“禮賢下士”，管你什麽人，都要吃癟、投降。有人認為你是天下第一人，你不出來，奈天下蒼生何？這時候你想想，覺得還不錯，不妨出來試一試。功名富貴什麽都可以不要，就怕“禮賢下士”。隻要以禮下人，任何英雄都不免來入彀中。不過要有道德作背景，如果沒有道德的基礎，僅是這樣亂用，禮也是一把刀，有時要把自己殺掉的，這要特別注意！
所以真正剛強的人是沒有欲望的——無欲則剛。有一個學生要我寫一副對子，我送他八個字。上聯是佛家的思想，下聯是儒家的思想：“有求皆苦，無欲則剛。”如果你說什麽都不求，隻想成聖人、成佛、成仙，也蠻苦的呀！所以有求就苦，人到無求品自高，要到一切無欲才真能剛正，才可以作頂天立地的人。
孔子說申棖還有欲望，怎能算得剛？因此，引出了另一個人的話。
推己及人難又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這是子貢很得意地講自己學問修養的心得。他說，我不喜歡人家加到我身上的那些事，我也不想有同樣的情形加到別人身上。譬如有人罵我，我會覺得不高興，因此我也不罵任何人。換句話說，別人給我的痛苦、煩惱，我不喜歡，因此我也不願加給任何一個人痛苦、煩惱。你說一個人能夠做到這樣的修養，多了不起！他向孔子報告了自己這個做學問的可貴心得。“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聽了便說：子貢呀！這是你做不到的呀！再下一句雖然沒有寫出來，但隱約中包涵有孔子自謙的意味，等於說，就算我為師的也不能完全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為什麽呢？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隻要是活著，一定煩惱了別人，這是必然的道理。譬如我們大家在這裏研究《論語》，蠻輕鬆的，等會兒回家一看：“太太！你怎麽搞的？飯沒做好！”我們在這裏享受，那個煩惱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別人身上，然後自己得到一點所謂“享受”，所謂“幸福”。所以子貢說了這些話以後，孔子說他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人活在世界上是互助的，我們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賴於人，甚至妨礙了別人。不過，如能常生警覺，想到妨礙了別人時，盡量少妨礙一點，已經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說，絕對無私，絕對無欲，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認為絕對無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欲”、“少私寡欲”，已經很了不起。少私就公了；絕對無私行不通；絕對無欲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時也能替別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當我想到需要拿扇子的時候，也問問他：“你要不要？”就了不起。假如說當我拿扇子的時候，我買扇子送給天下所有需要扇子的人，是做不到的，不但沒有這個財力，而且也缺乏這種能力。況且世界上有些人，你給他扇子，他拿了丟掉，為什麽？他有病還吹不得風呢！由此可知作人之難，道德修養之難。
有人說，我們後世的人景仰孔子，知道他了不起，那都是子貢的功勞。為什麽？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可能都靠子貢維持的。乃至揚名天下，子貢也大有功。當時國際之間，不論外交策劃，工商界的聲望，戰略政略的顧問，子貢樣樣都行。而且子貢對孔子的認識非常夠，孔子死後，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大多都服心喪三年——就是對老師像對父母一樣，內心服孝三年。隻有子貢廬墓三年——守孔子的墳墓守了三年。中國人講究看風水的“堪輿”學中，相傳孔子在曲阜的墳墓也是子貢勘定的。起先孔子死後，同學們先看中了一個墳地，便是後來葬漢高祖的地方，但是子貢認為這個地方用來葬我們的夫子，是不夠的，因為那隻能算是一個帝王之地，我們夫子是千古聖人，這個地方是不夠格的。因此子貢決定葬在曲阜，這是風水家的相傳，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孔門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貢如何的捧孔子，下麵便是明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以子貢的學問與成就，終於說出孔子的偉大來。他說，我們跟了夫子這麽多年，所曉得的，隻是他的文章。說到“文章”一詞，我們要注意，在這裏並不是寫稿子的那種文章；古人的所謂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語、思想、行為、舉動、待人、處世等表之於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個章法，蘊含藝術的氣氛，就叫文章。後來變成狹義的文章，寫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貢在此說，老師的學問文章，我們都常聽到；可是老師有關於人性的本源，與形而上生命的來源的本體論，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樣開始的？究竟誰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這個天道——哲學的問題，因我們的程度還不夠，老師也就沒有跟我們提。所以我們後世隻有研究《易經》，才看出孔子談形而上道的哲學和科學問題，四書中關於形而上道的闡述非常少。因此，後世研究孔子的學說，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對於形而上的觀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認定，難為篤論。譬如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上說孔子認為如何，如何；多方引證一番，那隻能說是我們的孔子，並非孔子的我。這是什麽道理呢？根據子貢的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見他因這班弟子的程度還不夠，所以很少跟他們提到。
本篇到此，話題一轉，這裏說子路的好處了。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盡管那麽粗暴，那麽衝動，但子路的品德特別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確喜歡他。他是後來在衛國出大亂的時候戰死的。衛國發生變亂時，他剛從外麵回來，原來他可以躲開這場禍亂的，但他沒有逃避，他聽到消息認為“見危授命”，更應該前去，不能逃避。他進去以後，正在戰亂，他參加作戰而死亡，臨死時一身都是創傷，但他認為儒者之死，應該整其衣冠。所以臨命終時，抱著重傷，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後才斷氣。一個人一身創傷，還如此從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這種精神修養，太不容易，他能如此，決非偶然。所以這裏說子路最怕聽見孔子講話，為什麽？因為他怕聽了做不到，有愧於為學。道理明白了，行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謂“履踐”的工夫。他因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於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師的教誨。
蓋棺成定論
本篇這一節之前，都是講學生的故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這節開始講到孔子對於當時及其前後時代人物的評論。這個人物的評論，包括了如何作學問與整體的文化精神。
現在這裏先介紹一個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衛國的大夫。文子的“文”的來源，是中國古代的諡法，從周朝開始，一直流傳下來的，民國以來，因為幾十年都在戰亂之中，國家多故，我們文化中的這一點還沒有恢複。
什麽是諡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的定論。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隻有中國曆史文化才有的，連皇帝都逃不過諡法的褒貶。我們要曉得，這一點便是中國文化春秋大義的精神所在，同時更應該使下一代記取這具深義的特點。中國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這個諡法，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因此他們為國家做事情，要想爭取的是萬世之名，不願死後替子孫留下臭名，更不願在曆史上留個罵名。這個就叫諡法——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或史官作評語，像漢朝的文帝、武帝，稱謂“文”、“武”，都是諡法給他們的“諡號”。“哀帝”就慘了，漢朝最後那個帝為“獻”帝，也含有奉獻給別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見這個諡法很厲害。王陽明，是他本人的號，後來加諡為“文成”。曾國藩，後人稱他曾文正公，“文正”兩字是清朝給他的諡號。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曆史，縱橫十萬裏國土，雖然有幾億的人口，其中卻數不出幾個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這是中國文化中諡法的謹嚴。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標，是要對後代負責；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學家的趙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擬現代的官位來說。他自己騎一頭跛腳騾子，帶了一個老仆人、一琴、一鶴去上任，到了省城裏，全城的文武官員，出城來接新主席，卻看不到人，誰知道那個坐在茶館裏麵，一琴、一鶴相隨的糟老頭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當然他不止是當主席，也當過諫議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曆史上成為名臣不容易。有所謂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謂忠臣、奸臣，看小說都知道，不必細說了。要夠得上成為一個名臣，很不容易，夠得上一個大臣，更難。大臣不一定在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後世的功業。我們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這話怎麽說呢？我們曉得文天祥是忠臣，嶽飛也是忠臣，但是我們不希望國家遭遇到他們當時那樣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趙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後退下來，回到家裏，寫了一首詩：“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隻是柯村趙四郎。”不要看錯了，說他腰裏都是黃金美鈔所以退休了。這個黃金不是黃金美鈔，看京劇就知道，所謂“鬥大黃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麵大員的印信，實際上是一顆銅的大印，叫作“黃金印”，有如現在中央部會的印，鑄印局用銅鑄的，也可叫黃金印。“腰佩黃金已退藏”，是說退還了那顆黃金印。“個中消息也尋常”，一生風雲人物，其實很平常。“世人欲識高齋老”，他下來以後所住的地方叫高齋，他說你們以為住在高齋的這個老頭子有什麽了不起，而想認識認識他是何等樣的人嗎？“隻是柯村趙四郎”，其實還是當年住在柯村的趙老四啊！他是那麽平淡，那麽平凡。所以一個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趙拤最後的諡號是兩個字“清獻”，曆史上的趙清獻公，就是趙拤，他一生都奉獻給國家，而一生清正，到達這個程度是很難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這裏一時也說不完。
總之，中國過去的曆史文化，非常重視這個諡法，而我們現在呢！大有陸放翁詩的：“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倒，老子死後，你要罵就罵吧！隻要我現在活得舒服就對了。我們不要忘記了，諡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時，這些東西仍然要恢複起來才對。試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國人，一提到就隻有拿破侖。拿破侖又有什麽了不起，崛起隻有二十來年，五十多歲就死了，而且是個失敗的英雄，比楚霸王還差勁，什麽拿破侖的！在中國曆史上這種英雄多得很，隻因為曆史上多是同情失敗的英雄，所以“徒使豎子成名耳”。現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後是非誰管得，生前拚命自宣傳。”可是我們中國人要懂中國文化諡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吸收中國文化的東西，日本人自稱東方文化，其實都是道地的中國文化。我們這一代青年，那種短見，那種義利之不分，實在“匪夷所思”。剛才我們幾個人談到現代青年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什麽都沒有，一談就是考什麽學校，為了待遇多少，為了求生活，這些是從前我們從來不考慮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注意。這是談到諡法引出來的題外感想。
現在回到原文。衛國的大夫孔圉，死後諡作文。子貢問孔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個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麽樣才夠得上稱作“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個人聰明——聰明的人不大好學的，而且聰明的人往往以為自己的學問夠了，尤其我們現代人，容易犯這個毛病，好像自己什麽都懂；而且現代人犯一個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學問也隨之而越高深了，這是很成問題的。要敏而好學，越聰明越好學，為自己，為事業都好，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點更難了：“不恥下問”，什麽叫下問？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虛心向他請教求證。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樣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也能問於不能，作為參考，這才叫能夠集思廣益。孔子說一個人能夠敏而好學，再加上不恥下問的謙德，才符合“文”這個字的內涵。曾國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團組織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參加，大家的智慧變成他的智慧。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範
孔子又批評一個人，是當時春秋時代，比孔子稍稍早一點，鄭國有名的首相，對鄭國有了不起的貢獻的，名叫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說他特別有四點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業、修養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對他四個長處，在曆史價值上加以評論。他說子產自己嚴肅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謹，不馬虎，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人對自己最易放鬆，往往認為錯處總是他人的，很少對自己的錯失反省，而子產做得到“行己也恭”，實在難得。同時又“事上也敬”，子產做首相，對於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內心的肅誠，敬是對人對事態度上的嚴謹。換言之：對上接受命令時，不隻是服從，有好的意見時要提出力爭。執行命令，要盡心，不隻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見辦法，他表示沒有異議，你教他執行，他又呆在那裏。而子產對上對下都能敬於其事。“其養民也惠”，他能促使經濟繁榮，對於社會百姓，大家能得其所養，安定生活，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恩惠給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於他，他有命令下達時，個個服從。但是“其使民也義”，他又非常合理、合時、合法，人家樂意聽他用，的確是大政治家的風範。所以鄭國有子產才能興起來，因為他有四點君子之道。這四點長處並不僅是政治家才應該具備，而我們不是政治家就用不著，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拿這四點來作人處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謂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講到另外一個人，就是晏平仲。齊國人，曾任宰相，年紀比孔子大一點，但與孔子同時。孔子到齊國所以不得誌，就是小矮子不讓他去，齊國本來想請孔子去，小矮子告訴齊王：“你能有這度量，可以請他來嗎？”這個話皇帝一聽，心裏有數了，就不敢請孔子去。但是孔子對於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他說這個人作朋友了不起，曆史上有他的專門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說是孔子前輩，年齡雖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觀止》上有一篇，輯自《史記·管晏列傳》，提到晏子的車夫，一天回家時，太太要求離婚。車夫問什麽原因，他的太太說，我今天在門縫中看到你駕車載晏子經過門口，晏子那麽矮，做了宰相，名震諸侯，還是簡樸無華，自居人下的樣子。而你身高八尺，隻是他的仆役，卻顯得意氣揚揚、自足自滿的樣子。你竟是這樣沒有出息，不長進的人，所以我要離婚。晏子的車夫聽了這番話，就馬上改過，力學謙卑，第二天駕車都變了。晏子看見他突然一反常態，樣子變了，覺得奇怪，問明了原因，晏子就培養他，從此立誌讀書，後來官拜大夫。從這個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這個人對於交朋友的態度。他不大容易與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個朋友，就全始全終。我們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終的很少，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到處點頭都是朋友，但不相幹。晏子對朋友能全始全終，“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對人越恭敬有禮，別人對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久而敬之”。我們看到許多朋友之間會搞不好，都是因為久而不敬的關係；初交很客氣，三杯酒下肚，什麽都來了，最後成為冤家。
講到這裏，我們想到中國人的夫婦之道——“相敬如賓”——賓是客人，對於客人無論如何帶幾分客氣，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來了客人，一定暫行停戰，先招待客人，也許臉上的怒意沒有完全去掉，但對客人一定客氣有禮。夫婦之間，在最初談戀愛時，西門町電影院門口等了兩小時，肚子裏冒火，對方來了，還是笑臉迎上去，並且表示再等兩小時也沒關係。如果結了婚，再這樣等兩小時，不罵一頓才怪！因為是夫婦了嘛！所以夫婦之間，永遠保持談戀愛時的態度——相敬如賓，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婦如此，朋友也如此。擴而大之，長官對於部下，部下對於長官，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敬”的作用是什麽？好像公共汽車後麵八個字的安全標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少碰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與晏平仲相反，時間久了，好朋友變成冤家，這對五倫中的友道，實在有虧。尤其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對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問題。必須急圖匡正。以便維係“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則。
玩物喪誌
接下去，談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們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魯國的大夫，為臧孫氏，名辰。“居”字在這裏，和“囤積居奇”這句成語中的那個“居”字的意義相同。“蔡”是大烏龜，就是在街上特產店中可買到的玳瑁。講到烏龜和狗，在中國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視的東西。平常碰到廣東朋友，就往往會談到吃狗肉。為什麽廣東朋友喜歡吃狗肉？因為廣東、福建一帶，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時在中文音讀方麵，廣東、福建的語係，很多地方還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們研究詩詞、讀古文、講音韻平仄。假使用現在的國語發音，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困惑；我們如用國語來朗誦古詩詞，就會常常讀錯音的。例如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改為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第四聲（入）往往和平聲沒什麽分別，所以原來的四聲等於隻有三聲。原來的上、去、入等三聲都是仄聲，但現在聽見有人用國語朗誦詩詞，對入聲字就念成了平聲，這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一、四兩聲不容易分而發生的毛病。
我們中國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聲，事實上以中原音為準，有宮、商、角、征（知矣切）、羽、變宮、變征等七音。（笛譜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個音階。）所謂中原是古南陽，現在的河南、鄂北一帶，為中原的中心地帶。京戲中皮黃的黃，就是指湖北黃陂、黃岡一帶而言，如“大王”這個名詞，在京戲裏念成“代王”的音，廣東話的“大佬”也念成“代佬”，這就是古音。所以現在要研究中國的文學、文化，都必須懂得廣東話，乃至福建話（包括台灣話）。因為廣東話、福建話有七個音，尤其閩南話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國語沒有的音。
為什麽我們說廣東人的吃狗肉，也是來自上古的文化？我國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來，差不多到商周時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豬、羊等作祭祀的犧牲。老子《道德經》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一般人批評老子這句話為陰險、刻薄，看事情太透徹。因為他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地無所謂仁不仁，生了萬物，又把萬物當芻狗來玩弄。這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或者故意曲解來作幽默用的。老子“芻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來是作祭祀用的犧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禮中，如現在的冷豬頭、牛、羊等。後來由於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紮一隻狗形來代替。相當於後世在拜拜的時候，用麵做的豬頭來代替真的豬頭一樣。芻狗做好以後，在還沒有用來祭祀之前，大家對它都很重視，碰都不敢隨便碰；等到舉行祭祀以後，就把它丟到垃圾堆裏去了。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老子則說天地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天地生了萬物，並沒有想取回什麽報酬。人幫助了人，都往往附帶了條件，希望有所回報。於是老子說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萬物，他沒有居功；天地給萬物以生命，他沒有自認為榮耀；天地做了好事，使萬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沒有條件。所以真正要成為聖人，就要效法天地的這種精神，養成這樣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萬物和那個丟掉的草狗一樣，並沒有對人特別好，對其他的萬物特別差。人之所以對萬物差，是因為人的主觀，人的自私的觀念；這是老子的本意。
總之，這是說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時也把烏龜看得很重要。剛才說過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較接近的，要從廣東、福建兩省的文字、語言、風俗、習慣著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來自閩粵的，他們祭祀時用米做的烏龜很多。而在大陸其他各省，對烏龜就很忌諱。實際上烏龜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認為它的壽命很長，又代表了厚道、富貴，所以本省現在還保留這個風氣。
現在講到“蔡”，就是大龜——玳瑁，是龜中特別好的一種。戰國時代，對大龜看得很珍貴。如果現在有人以此為題寫博士論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個學位。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就提到過烏龜。所謂“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學家、氣象學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內。過去對於這些像科學，又像哲學，又像玄學的東西，都歸“太史公”掌管。所以當時太史這個官，就是專管曆史和這些事情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常有“太史公曰”，因為他是曆代世襲的太史，他是把父親捧出來：“我爸爸說的。”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罵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罵，就說“太史公曰”——“我爸爸當年說的”，這是司馬遷寫文章調皮的地方。
司馬遷在《日者》、《龜策列傳》中，寫到卜卦用烏龜的事。古代認為烏龜有神靈，卜卦要用烏龜的殼。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麽好的烏龜殼？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據我們所看到的，就很殘忍了。是把烏龜上下夾住，然後在烏龜後麵用火一燒，烏龜被燒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殼又被夾住了，最後向前猛竄，龜肉飛了出去，殼就留下來，所謂“脫殼烏龜”就是這情形。這種龜殼，就被認為有神靈，拿來作卜卦之用。
司馬遷因為世代研究這類東西，天文、氣象、卜卦等等都會，因此他在《龜策列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妙。他說烏龜如何如何靈，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戰國以前，遇到國家大事，連大臣們都不能決疑的時候，就用卜卦來決定。他還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證明烏龜如何靈驗，但寫到最後，妙了！他寫道：“江淮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最後這麽一句，意思是說：據小子我遍遊名山大川，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長江以南，湖南、廣東一帶的人，他們還吃烏龜的肉呢！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說他迷信不迷信？這可不知道了，也許這是他的曆史哲學。上麵說了烏龜很靈驗，既然很靈驗，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還吃烏龜肉，就可見不靈驗。假如不靈驗，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說是迷信，上麵又舉了很多靈驗的事實。由此我們知道古人寫文章，不像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根。古人寫文章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不輕易下結論，非常客觀。
現在回到本文。如上麵所說的，因為古人對於烏龜非常重視，魯國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個玳瑁藏起來。當年沒有博物館，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裏，修了一間房子，把這個玳瑁供起來。這間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極了。“山節藻棁”，就是古代木質的建築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紋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為了供一隻烏龜，特別在家裏修一棟建築物，又修得那麽漂亮、華麗、奢侈。一般人都認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孔子就說：“何如其知也？”——這個“知”讀“智”——像他做這樣事情的人，為什麽一般人說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認為臧文仲做這件事，太不懂事，幾乎是近於無知。他相信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時，在言行上，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會影響到社會風氣。以現代社會而言，如果一個有權位的人家，養一隻小狗，給它蓋棟小洋房，就未免太過分了。當一個社會艱難困苦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應該的，這不能算是智。
進退揖讓之間
這裏又批評當時曆史上另外一個人——令尹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鬥，名穀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盡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下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麵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麵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頗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麽？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隻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裏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麽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麵接任的人該怎麽辦。普通交接，隻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裏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麵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麵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麽他還不知道，他怎麽能算得“仁”者？他隻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裏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裏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曆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麵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裏的“弑”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麵的都稱為“弑”，所以在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麵，在曆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曆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曆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弑。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至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歎！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們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麽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隻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麽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裏看不慣，那裏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隻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麽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隻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麽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嚐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麵叫一聲：“拿茶來！”下麵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幹幹淨淨。這個味道嚐過沒有？沒有嚐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髒病，哪裏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曆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盡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隻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隻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曆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裏，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麵時，問他有什麽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麵加三個字的注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讚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麵作用的引申；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隻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麽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麵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著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諡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易經》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難得糊塗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很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諡號。經曆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代完全不同，寧武子卻安然地做衛國的兩朝元老。“邦有道則知”，這個邦就是古時國家的別稱，國家政治上了正軌，他的智慧、能力、才具發揮出來，了不起！可是後來到了衛成公的時候，政治、社會，一切都非常混亂，情況險惡，他還在朝，也參加了這個政治，可是他在“邦無道”的時候，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什麽都很無知。但從曆史上看出他並不笨，他對於當時的政權、社會，在無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見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麵上好像他碌碌無能，沒有什麽表現，可是他對於國家、社會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給他下了一個斷語：“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說寧武子那種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人還可做得到，但處於亂世那種愚笨的表演，就難以學到了。
人們到了社會曆史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權變亂時，在前一個君王手上，充分表現了政治才能的人，本來是很容易遭忌的。這是政治上千古以來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點莫名其妙的，也許是人類心理的通病，能幹了會有人妒忌的。為什麽妒忌？隻能說是人類天生的劣根性，我們必須以學問、道德來消磨它。這種妒忌心理，到了事業或利害相對的時候，就忌刻別人。所以學問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這些罪惡的心理，消磨了、轉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說到寧武子，當初他的才能表現得那麽高，應該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變亂的時候，他表現很碌碌無能，沒人打擊他，也沒有人仇恨他，這一點修養是別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時，聰明才智很容易露鋒芒；“其知可及也”，這點大家還可以做得到。但是樸實無華、老實平淡、笨笨無能的樣子，“其愚不可及也”，這就很難做到了。
這裏我們就想到清朝名士鄭板橋，說過幾句很了不起的話：“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頂聰明的人，不是故意裝糊塗，而是把自己聰明的鋒芒收斂起來，而轉進糊塗，這就更難了。下一句話說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權位都讓給人家，心裏很舒服，並不希望人家事後報答，隻要當時心裏舒服就好。這也是孔子說寧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申。
不如歸去
下麵講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與的“與”字是驚歎詞。這一節等於孔子的一段傳記。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到晚年的時候，要想回來講學的自白。這裏談到學問之道。我們要特別了解的是，孔子在這段時間周遊列國，對於國家天下大事，了然於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權的機會，但是他不要，他認為國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須要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於是他決心回到自己的國家講學去。此時他很感歎地說：回去吧！回去吧！
“吾黨之小子狂簡”——小子是年輕人。黨是指古代的鄉黨，也就是魯國這一些跟隨他的學生們。“狂簡”是兩個典型。豪邁、慷慨，多半年輕人喜歡的個性和作風就是“狂”。輕易、草率，對國家天下事掉以輕心，就是“簡”。我們知道宋代的名詩人陸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學家喜歡捧陸放翁，譽他為愛國詩人。）他的一首名詩：“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與伯仲間。”這是他當時的自述。他在少年時代，希望帶兵打仗，把金人趕出去，那種幻想中的氣魄，非常可愛可嘉；後麵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頭發白了，一無所成的感慨。現在引用他的詩“早歲那知世事艱”，說明年輕人雖然富有衝勁，但容易犯輕狂的毛病，太過衝動，這就是“狂簡”的狂。第二種典型“簡”，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樣，年輕人也容易犯這個毛病。“吾黨之小子狂簡”，是說跟自己的這班年輕人，蠻有豪氣，看天下事太容易了。雖然文采不錯，“斐然成章”地議論紛紛，畢竟還未成器。像現代許多年輕人搞的書刊著作，大談國家天下事，頭頭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這完全兩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幾十年親身艱苦的經曆，是不會了解的。所以孔子認為，必須要回國教育後一代，決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養國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這句話，是說年輕人有夠狂的豪氣，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簡單。文章見解固然有，卻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該不該？怎樣是能不能？都不考慮。學問之道，最難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師一樣，要把一塊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這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魯國，獻身於文教的千秋事業。
這一段，在時間上說，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國講學的情況。為了整篇《論語》的行文，特地安排在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陳蔡之間，遭遇困難以後，決心要回國講學了，於是發出了這個“宣言”說明他回國講學，對一些人或事，所采取的態度。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吳泰伯三個人是非常佩服的。關於吳泰伯，在下麵還有專篇。中國曆史上這三個人，都是薄帝王而不為的人，他們本該當君主的，可是他們都謙讓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老大讓位給老三，老三也不幹，結果兩人都逃掉了，隻好由老二勉強擔當政權。伯夷、叔齊這樣讓國，吳泰伯也是這樣的人。孔子到處提到他們，非常尊敬他們、崇拜他們。在這裏又提到伯夷、叔齊有不念舊惡的美德。過去有人對不起他的，過了就算了，不懷恨在心。這有什麽好處呢？有！“怨是用希”，能夠不懷恨別人，寬恕了別人，所以和別人之間的仇怨就沒有了，而壞人漸漸也會被他們所感化。
為什麽《論語》編到這裏，把這句插進去呢？因為孔子在魯國做過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現在電視上《包青天》節目中，包公的那種政風。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殺掉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過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沒辦法。既然要回國講學，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拋諸腦後了。過去有人對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隨他去。我們回去教學吧！
雖然如此，他又講了一件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個魯國人，人家說微生高這個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認為大家的話說過分了，他並沒有符合這種修養。“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漿。他沒有，自己便到別一家去要一杯醋來，再轉給這個要醋的朋友。孔子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很好，很講義氣，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必轉這個彎。微生高轉了這個彎，就不能算是直。
這一點值得我們研究了。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麵還會講到——是“以直報怨”，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思想的爭論點。什麽是“以直報怨”呢？你打我一記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過分吧！總可以吧？因為你打我，我實在生氣。至少，你罵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這總可以吧？這就是“以直報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這個主張。“以德報怨”是老子的思想，後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說，你對我不起，我不恨你，不報複你，反而對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俠義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張“直”。所以中國俠義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傳於民間，所謂“睚眥必報”，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這種精神演變而來。那麽孔子這個思想對或不對呢？我們不管他聖人不聖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把聖人這頭銜供到上麵去，問題則要討論。
拿中國傳統的俠義思想或道家的思想來說，對於一個有困難，有急用而來借錢的朋友，正好自己沒有錢，於是轉向他人借來，給這困難的朋友，這是義所當為的事。但孔子在這裏卻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不是直道的行為。
就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論語》是整篇連貫的，不能一節一節拆開來看。而且二十篇《論語》，也可說是全部連貫的一篇大文章。那麽在這一個基本觀點上，來看這一句話的含義。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孔子晚年周遊列國後，要回國講學了。他發表“宣言”，首先提出來“不念舊惡”，過去的都過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說他。現在應該回去，為自己國家、為天下人，打一點文化的基礎，來教育後代。第二點他也說明，雖然過去不問，但好的還是好，壞的還是壞。並不因為既往不咎，壞的就一下子變好了。這裏不過借用這個“直”字來作說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一點，是孔子解釋直道行為的要點，那麽，後世的儒家就發生問題了。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所有讀書稱儒家的人，都變成胸襟狹窄，結果就成為剛才所例舉過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了。難道說讀書人多半不管別人，不能具有這種俠義的精神？這是誤解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我的觀點，連貫全篇的思想看起來，孔子是故意向當時魯國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國的人，透露了一個消息——雖然對於你們，在我心裏並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們不要害怕，我要回來了。
何以見得是這樣的呢？下麵孔子還有一句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個丘是孔子的名字。我們過去老式的念書，念到這裏不稱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諱，要挨揍的。於是另外拿一個字來替代，而念成“某亦恥之”。現在時代的忌諱不同了，無所謂。這裏孔子又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麵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就是寫《春秋左傳》的左丘明，古人認為左丘明是當時的聞人。古代所謂的聞人，就是名氣非常大，可並不是官，也不是一個固定型的人，所以稱聞人。後世對幫會領袖稱作聞人，這個觀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這句話是說，左丘明討厭這種說假話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樣，討厭這種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裏，還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這樣的人，他的行徑就太不對，用心也太奸險了。左丘明作人的態度不屑於這樣，我也不屑於這樣。
把孔子這兩句話，和對微生高的話連在一起，再把上麵“歸與……歸與……”連貫起來，如我剛才所說的，是孔子歸國辦教育前的“宣言”。等於是對魯國政治上這班怨恨他、怕他回來的人說，我對你們是不同意的，但沒有仇恨，我要回來了。一連串貫通起來，便成了這個意思。但非定論，我隻是作如此說而已。對與不對，另俟高明。
下麵接著孔子回到魯國了，我們把它連起來，就像是孔子的一段傳記曆史。也可當一部小說，也可當一部電影看。
一樂也的對話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誌。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誌！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有一天，顏淵和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閑談，孔子就說：“盍各言爾誌”。“盍”是一個虛字，中國古文裏經常有“盍”“夫”這類虛字，等於我們現在的“嗯”、“那麽”。他說，：你們年輕的一代，把你們的願望、誌向講出來聽聽看。在這裏，我們等於在看話劇，台詞中表現了孔子學生的個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個性。子路是很有俠氣的一個人，胸襟很開闊。他說，我要發大財，家裏有幾百部小轎車，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還有其他很多富貴豪華的享受。但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希望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錢，問我要；沒飯吃，我請客；沒房子，我給他住。氣魄大！唐代詩人杜甫也有兩句名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是子路這個誌願的翻版。他說修了千萬棟寬敞的國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窮讀書人都來找我，這是杜甫文人的感歎。而子路的是俠義思想，氣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給予上等的供應。“與朋友共”的道義思想，絕不是個人享受。“敝之而無憾”，用完了，拉倒！
顏淵卻是另一麵的人物，他的道德修養非常高，與子路完全兩個典型。他說，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最好的道德成就，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卻不驕傲。“伐善”的伐，就是誇耀。“無伐善”，有了好的表現，可是並不宣傳。“無施勞”，自己認為勞苦的事情，不交給別人。“施勞”的意思，我主張這樣解釋。在上麵也提到過，聖賢與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聖賢不想征服天下，隻想征服自己。所以聖賢比英雄還要難。換句話說，英雄可以施勞，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別人的煩惱、痛苦上。聖賢則不想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的肩膀上，而想擔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顏淵講“無施勞”，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身上，這是顏淵的所謂“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這兩學生的理想誌願完全不同，都報告完了。孔子聽了以後，還沒說話，我們這位子路同學，可忍不住，發問了，老師！你先問我們，你的呢？也說說看。孔子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實現，這是最難做到的了。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學家……總之什麽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麵，都有安頓。“朋友信之”，社會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懷疑。“少者懷之”，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懷抱，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美麗的盼望。也可以說永遠要愛護他們，永遠關愛年輕的一代。我們仔細研究，如果這三點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人，如果要為他加一個頭銜，就是聖人，或者神仙，或者如來。因為這三點，對上一代，自己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謂聖人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講到這裏，這篇對於學問之道實際的討論，引用孔子的話，作個結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這就是學問之道的點題。主要的要與第一篇《學而》連起來。孔子這幾句話，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算了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能隨時檢討自己的過錯，而且在檢討到過錯以後，還能在內心自我審判。怎樣受審判呢？就是自己內在打天理與人欲之爭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衝動的感情。這是學問的基本；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隨時會碰到，而無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煙的人，戒煙非常難，看見了煙，理智告訴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識地會伸出去取煙。其實人生隨時隨地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願做，但欲望一起，就壓不下去，理智始終克服不了情欲。所以孔門儒家的學問重點，在於內訟和自省，自己在肚子裏審察一番。孔子在這裏就講到，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隨時自己反省、隨時檢討自己、責備自己的。這是特別提出孔子講作學問的重點所在。
在下麵還補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根據孔子上麵所說，以他活到六七十歲的年紀，周遊世界各國，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隨時反省的人，頂多隻有一個，是他的學生顏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並沒有那麽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於我們說在三家村裏。（古代的“邑”，等於現代的鄰或裏。漢唐以後，“邑”的觀念又不同了，相當於現代的縣。如果把漢唐以後的“邑”的觀念，拿來看春秋戰國時的“邑”，那就錯了，這是研究學識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著補充說，就是在十戶人家的三家村裏，也一定有講學問道德的人。對事的忠、對人的信，都像我一樣，隻是不像我一樣肯努力去多方學習而已。孔子認為許多人有天才，但沒有加上學識的培養，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問題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隻是因為沒有學養，不知道把這種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養出來。要使這種心理上善良的本質見之於行為，就必須加上學問的陶冶。
孔門學問之道多半是講“用”——作人做事的應用。下麵記錄的都是孔子學生的故事，裏麵談到孔子教育的方法，和在事實上麵啟發教育的作用。
孔子選女婿
這一篇以公冶長為篇名，他是孔子的學生，在《史記》孔門弟子傳，乃至《孔子家語》中，對公冶長的資料都有限。不過散見其他雜學中的記載，公冶長是懂鳥語的。幾十年前聽到這種事還會哈哈大笑，現在並不稀奇了。因為現代研究生物科學的人，對於動物的語言和動作所表達的意思都懂了。所以科學發達以後，對古代人懂鳥語這種知識，反而並不覺得是笑話。所以我們的俗話有：“近水知魚性，在山識鳥音。”這是很普通的事，也可以說是生活習慣上體驗得來的。在現代來講，因為古人不大有研究科學的精神，所以對於公冶長識鳥語，簡直不相信。過去的儒家因此也就不敢說這個話，認為這是個笑話。但到現在由我們研究起來，它不會是笑話。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其子妻之”的“子”就是女兒。古時候“子”字是男女通用的，所謂女子、男子，都用“子”。因此古代中國文化對自己女兒可以稱子；而兄弟姊妹之間，妹妹可以稱女弟；到後世反不大習慣用，也可說在另一方麵看，中國過去是男女平等的。現在就孔子所講公冶長的資料，隻知道他坐過牢，為什麽坐牢不知道，在曆史上查不出來。在另外的雜書上，有一則關於他的故事說，公冶長因為懂鳥說話，有一次對鳥失了信用，鳥就害他，所以他坐了牢。為什麽呢？傳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鳥對他說：“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頭羊，你吃肉，我吃腸。”結果公冶長忘記了，把整隻羊連肚裏東西都吃掉了，鳥沒東西可吃，就想害他。後來又對公冶長說南山有隻羊，公冶長跑去，羊沒看到，而看到一個被害死的人，有口難辯，結果坐了牢。這是我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這種小孩子神話的傳說，大概有幾千年了，也是根據雜家的學問而來，當然這僅是傳說而已。究竟公冶長為什麽被關在牢裏？就不知道了。但是孔子認為公冶長坐牢，不是罪有應得，因此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孔子的為人，絕對不是要選一個有財、有勢或有學位的人，才把女兒嫁給他。而且最妙的是，他把女兒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又把侄女兒嫁給南容——南宮適。為什麽呢？我們看下麵的理由。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我們先要了解一個要點，孔子的出身很苦，他的生母是繼室，孔子的前娘留下來一個殘廢的哥哥，家裏很貧窮。孔子十一二歲間，就負擔起了家庭生活，一切艱難困苦他都嚐過，他是從艱苦中站起來的一個人。他的道德、學問、文章被後世尊稱為聖人，這聖者不是偶然的。他對哥哥留下來的這個女兒，也是盡心的照應，最後將這個侄女嫁給南容。
《論語》中好幾處提到過南容，下麵還說到南容“三複白圭”，孔子才把侄女嫁給他。白圭是什麽東西呢？是白玉，“圭”就是做官的人上朝時手上拿的手版，秦漢以後又經改變形式為“竹簡”；所謂“朝笏”的便是它。這是幹什麽用的呢？第一是禮儀的規定；第二作為大事的記載。現在可以用日記本抄一下，古代沒有日記本，遇到朝政大事，像對皇帝報告，如果忘記了怎麽辦？就把重要事寫在朝笏上，這是它的第二個用處。所以我們看上古圖畫中的帝王，手裏也都拿一塊長型式的手版。
古人之所以重玉，是有其意義的，並不像現代人愛好寶石的心理，說它是稀世奇珍。古人重玉，是因為“玉潔冰清”，人品要做到像玉一樣潔白，拿玉來比自己人格學問的修養，所以重玉。後世相傳，才戴玉的戒指、手鐲。至於腰帶掛玉佩，這又是什麽意思呢？據說人跌倒了如會受傷，則所佩的玉會先代人受傷。玉碎了，人就可以免於損傷。這種迷信的傳說，是否真有其事？在力學上可能有這樣一個作用，並不是玉有什麽神靈。
我們知道，白圭就是一塊玉。上古有篇《白圭》，是專門讚歎玉的詩。讚歎玉，並不是因為寶石價值高，可值多少美金，而是讚歎它的“玉潔冰清”。玉的潔白，不能夠有一點瑕疵、汙點。南容讀到這篇詩的時候，非常欣賞，再三地朗誦。孔子聽到他再三朗誦這首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如果說這記載的內容就隻這樣簡單，那麽我們年輕人看到哪家小姐漂亮，去她家門口唱幾支歌試試看，不把你趕出去才怪呢！孔子就那麽愛聽歌嗎？那為什麽孔子聽南容吟了三次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呢？是因為孔子平日考察，如今日訓導處之有資料，南容非常注重品德的修養，因此他讀到這篇詩的時候，有特別的感慨，被孔子聽見，這時就決定了把侄女嫁給他。到底孔子對南容學問、人品等修養的考察有何觀感？一個時代——社會上了軌道的太平時代——就需要像南容這樣的人才。他不會埋沒，一定會出頭。南容的才具由此可見。但是，凡有才具的人，多半鋒芒淩厲，到不得勢的時候，一定受不了，滿腹牢騷，好像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如果我出來，起碼可比諸葛亮。有才具的人，往往會有這個毛病，非常嚴重！南容的智慧、才具是不會被遺棄的，太平治世自然少不了他；一旦到了混亂的時代，才能越高的人，艱難險阻也越多，甚至生命也越危險，但南容不會。因為當社會亂的時候，也有善於自處、清以自守之道，他絕不會遭遇殺身之禍，可以免於刑戮。換句話說，他擅於用世。不但有用世的才具，也擅於自處之道。因此孔子把自己的親侄女嫁給他。
我們把這兩節合起來研究，就可見孔子處事有一定的原則。南容雖然善於自處，但公冶長在學問修養上，有更深的功夫，所以遭遇困逆還能夠不怨不尤，涵養得平平淡淡。事實上比起來，他認為公冶長比南容更了不起。但是假如孔子把侄女嫁給公冶長，很可能遭到社會的批評，說他沒存好心，把侄女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而把自己女兒嫁給世家公子的南容。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這些地方，我們雖有作吹毛求疵研究之嫌，但它是一個事實。重點在於“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兩句話是孔子處世的原則。一個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沒；混亂之際，不會遭遇生命危險，實在頗為不易。
第三個評論的學生為子賤。子賤姓宓，名不齊，子賤是他的號。這是年輕人，《史記》上記載他比孔子少三十歲，《家語》記載他比孔子少四十多歲，到底小多少歲？在這裏不是主題，反正這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學生，以全部精神培植的年輕人之一。孔子對他的評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大概在這裏對學生們有所感歎。他說，子賤真了不起，是一個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周公之後封於魯，魯國保存的文化風規，是周代文化的代表。從春秋戰國直到秦、漢之間，都是如此，也是中國文化中心的所在。但是從這一節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對魯國文化也有感歎，指出文化要沒落了，至少一些人物已經沒有了。孔子特別提出子賤對同學們說，你們看，不論內在的修養品德，或者發揮於外的才能，宓子賤都可稱得上是一個君子；假使現在有人認為魯國沒有一個君子，那麽子賤這個人不就是君子嗎？如果說這人不是君子，還有什麽人可以說是君子呢？在此隱約透露出：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承先啟後的繼起人才。第二，注意獎勵後起之秀，導之使他發揚光大。
以上是孔子對學生學問、德行的評論。講過了三個人，下麵是文章中的一個插曲，也等於一個轉捩點。由此更顯得《論語》文章的活潑。
高高山頂立
子貢問曰：賜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看見老師評論了三個同學，自己忍不住了，突然起來發問，老師！你看我怎麽樣？孔子對他說，你是個東西。我們曾經提到過，中國人罵人的習慣，往往會說你是什麽“東西”？人要構成一個東西，可也真不容易，等於說你有什麽名堂？我自己想想，的確什麽名堂都沒有，隻會吹牛。可是在這裏孔子等於說子貢，你已經成了一個典型了。子貢又再問，那我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呢？孔子說，你是個瑚璉。“瑚璉”是古代的玉器，這個玉器，還不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可用的。是古代用來供於廟堂之上的，相當於中央政府、皇宮的布置，擺在上麵，非常精潔莊嚴。為什麽呢？它是“高”、“貴”、“清”的象征。子貢形成這種精神的典型，未免有點太高、太貴、太清了。古代要在國家有大典的時候，才請出瑚璉來亮一下相。平常的時候，隻好鎖在櫃子裏藏起來，保護起來。
一天，同學拿了張鈔票說：“好髒，要當心細菌。”我說：“這就是人生哲學的寫照。”人如果拿了一張新鈔票，喜歡它，總想多保留些時候；舊的鈔票，先拿來用掉，所以鈔票越破舊越容易流通。同樣道理，好的東西深藏不露，保存起來。子貢就是這樣一個被存起來，保護起來的人物。曆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後來孔子自己父母之國——魯國——有難，孔子想要自己出馬解決，同學們勸孔子，您老人家不要去，讓我們出去替國家辦外交。孔子說，自己國家的事，不能不管了，還是要去。後來子貢來了說，老師！我去。孔子立刻答應由子貢去。子貢是政治、經濟、外交、工商，樣樣皆通的大通才。國際上走一趟，遊說諸侯，就把魯國穩定下來了。我們知道吳越之戰等等大戰爭，最後的決戰，是子貢挑起來的。子貢為什麽要把戰爭挑起來？因為齊國要打魯國，他就吳齊之戰開始，一路挑下來，把越、晉也挑動了，這麽一來，於是魯國就泰然無事。他才具之高，本事之大，於此可見。但是後麵還會講到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後來他官不想當，什麽都不想做，專門去做生意，而且做生意總發財，孔子晚年的生活好像都靠他照應的。子貢這個人就是豪邁慷慨，什麽都不能拘束他，但是他絕不驕傲。所以孔子說他形成了高、貴、清的風格。對低下的事情不屑去做，就成了這“瑚璉”的典型了。
深深海底行
下麵再說一個孔子的學生冉雍，號仲弓，比孔子少二十九歲，是平民出身，但是孔子認為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顏回固然是道德學問都好，可以傳道，但並不一定能成帝王之才，或者做驚人的事業。這裏提到冉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詞。不知道誰看到孔子對冉雍太好，有點不服氣，就對孔子說，你經常說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蠻好，仁慈、愛人、寬宏、厚道，優點不少，就是有一點，說起話來不大動聽，態度上也不隨和。——“不佞”，這個佞字的意義，以現代話來解釋，就是既會吹牛又會拍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態度也不很隨和的樣子。孔子聽了這個人的話後，對他說：“焉用佞？”——一個人為什麽要耍嘴皮子呢？“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說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會講話的人，常犯一個毛病，喜歡用嘴巴得罪別人或刻薄別人。說話刻薄別人的人，常常被別人討厭，有時言語給人的傷害，比殺人一刀還痛苦。所以“禦人以口給”，用嘴巴和人家對抗的人，常被人討厭。於是他進一步說：“不知其仁，焉用佞？”假如一個人沒有做到仁的修養，光是利嘴有什麽用嗎？這一節首先講明人格修養的標準；其次說明了孔子再三強調以冉雍為榜樣的道理。
立己易立人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學生中專門研究曆史的，從《史記》上知道，他曾隨孔子學習《尚書》。《尚書》就是現在說的《書經》，是孔子所整理中國上古的曆史資料。他年紀比較大一點，隻少孔子十一歲。漆雕是姓，名開，字子若。
這裏提到，孔子有一天對漆雕開說，你的學養已經可以為社會服務了，出去做官吧。可是漆雕開說，老師，謝了！對這件事，我沒有自信。這句話蘊含的修養很高，他是說你讓我出去做事，我真能夠替國家，為社會做得了什麽事嗎？我的學問夠嗎？你吩咐我做什麽都可以，但是出來為別人擔當大事這一點，我沒有自信，我不想出去做官。孔子聽到他這樣的話，高興極了，因為在他的學生中，也有許多是急功好利的。
孔子周遊列國。自己盡管窮，盡管倒楣，但每個諸侯對於他的推薦，還是要買帳的。同時，孔子的學生在外麵了不起的也很多，當軍事統帥的也有，當行政首長的也有，權位很高的也有。隻是每一個諸侯都不敢用他，因為他的學生太多了，在當時那樣少的人口——大約幾百萬人口，他就有三千弟子。以今日人口比例來說，他該有多少學生？而且學生們對他都很忠實，他隻要動一下，任何一個諸侯之國都可能會動搖，誰敢用他？但是他的學生一個個出來都吃香，因此有些孔門弟子，很可能也想走他們老師的路線。由少正卯的聚徒講學，拉走了孔子許多學生的例證，便可推想而知。但是漆雕開，聽到孔子叫他出來，他反而說對做官這件事沒有自信，由此可見他為學之誠，行道之篤。所以孔子聽了非常高興。
孔子要出國
老師論評學生的記載到這裏，又一轉，來一個輕鬆的題材。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這是孔子晚年感覺到，文化衰頹的振興以及社會風氣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感歎地說，今日文教、德育的路是走不通了；世界變了，大家都現實，對於文化沒人講究了，還是出國吧！——這個出國，不比現在是好事，那時出國是很痛苦的，海外都還沒有開發，完全是原始狀態，那是去受罪。現在出國還了得，如果孔子要想為功名富貴而出國，就不是聖人，跟大家一樣了。他當時還不是坐船出國，而是乘桴。
古代交通不發達，把一根大木頭中間挖空，就成為“桴”了。當時江南一帶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歎地說，萬一自己在中國無法傳道，無所作為，那隻好做個獨木舟，到海外野蠻的地方歸隱，默默無聞以終此生。到那時候，大概子路還會跟我一塊兒走吧？（子路武功好，是弟子中軍事成就最大的，有統帥之才。）子路在旁邊聽了老師這句話非常高興，好像孔子馬上就準備出發的樣子。所以孔子說，子路的武功、勇氣都超過我，但是他的暴躁也超過我，對於事情，不知道仲裁，（無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斷。）不明斷，太過偏激了。
孔門弟子畫像
講到這裏，來一串總評。同時可看出孔子說話的藝術。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這個人，我們前麵介紹過，是魯國一位大夫，當時的當政者，向孔子征詢人才——要他介紹學生。因為孔子學問的最高境界是仁。所以他先就孔子學生中最出名的幾人問起，問他們有沒有學養到“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他問子路的學問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說是否達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說：“不知也。”這個“不知也”的意思，我與古人的解釋又不同了。古人常解釋說，孔子答複孟武伯，子路不知道仁。我認為不是這個意思。孔子說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辭，不肯定的話；等於有人來問我們說，你認為你的學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當省主席？我們也許答複他，這個我不曉得。也許我們的心裏認為這個學生的本事，還超過了這個地位，但口頭上不能這樣吹；也許我們認為這個學生當科員的本事都不夠，也不能說得他太難堪了，否則害他沒有前途、沒有飯吃，我隻有說不知道。所以孔子說“不知道”這句話時，是帶著笑容說的，就是不作肯定答複，當然語意中隱含了子路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的意思。這是我對這個“不知也”含義的看法。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孟武伯的這個問題，得不到結果，沒有聽到肯切的答複。所以下麵又有“又問”的一層轉折，由此便可自得證明。因此孟武伯又向孔子追問子路的成就究竟到了什麽程度？孔子就具體介紹自己的學生，他說子路如在千乘之國——在春秋戰國時候，是一個大國——“可使治其賦也”，可以讓他當統帥。“賦”在古代，包括了軍事和賦稅的征調，乃財、政、經，聯合為一的製度。所以賦有時可以代表三軍統帥中，後勤補給的聯勤總務。所謂千乘之國，上古是車戰時代，四匹馬拖一輛車叫一乘，車上是兵員、戰備、武器，千乘之國是最大的國家。他說子路是大將之才，前後方都可由他統領。至於學問修養是否已到仁的境界，這一點，在孔子的標準上來說，是很難通過的。
孟武伯又問冉求這個人怎樣？在《八佾》篇中曾提到過冉求，是在魯國的權門季孫家當家臣的，等於說他有行政的長才，所以孔子答複孟武伯說冉求是最好的行政首長。以現在的官製來說，當一個相當於省主席的行政首長是沒有問題，而且足以勝任愉快。“千室之邑”的千室，不能和現在比，像台北市有百多萬人口，但是古代的“千室之邑”已經了不起，是很大的地方。“百乘之家”是古代宗法社會製度中的大家族，等於一個大的地方政治單位。冉求可以當這樣的地方官，至於學問上也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孟武伯又問到一個人說：“赤也何如？”赤是孔子的學生，姓公西，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說，你問到公西華，他穿起禮服，儀態非常好，學問也過得去，有外國的首長、大使來，他是最好的外交官。“束帶立於朝”，我國古代衣服都捆腰帶，所謂錦袍玉帶，就是說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現在外國的禮服也捆了腰帶。雖然在外交應對上是上乘之選，但是談到學問、修養，也還是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我們從這一節，看到孔子對於“仁”的要求，嚴格到這個程度，幾乎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學問真正能夠達到“仁”的標準，隻有一個顏回，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後來才傳道給曾參，前麵講過：“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晚年了。曆史的記載，孔子三千弟子，優等的（賢人）有七十二人，但是見諸《論語》及《史記》所留下來的資料，出名的、有了不起成就的，一二十人而已。而且，這一二十個人，還是靠孔子宣揚出來的，都是孔子介紹學生，著書立說的也是孔子。我們怎麽知道顏回？顏回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沒有作過一首詩，也沒有寫過一個字留下來，我們怎麽知道他的學問到了什麽程度？都是他的老師說他如何好、如何了不起。武才方麵，子路可以當元帥，但他沒有像後來的孫子，還寫了一部兵法。子貢也是如此，這些學生們多半是孔子宣揚出來的。
由此可見人才之難，古今曆史上一個大問題，總有“才難”之感！真正的人才實在難得。同時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有趣的問題：第一等人往往可以不寫文章，不講學；學問越好越不響。試看曆史上有好幾個真正了不起的人都如此。耶穌根本沒有念大學，但現在研究，耶穌講的話，拿幾百個博士學位也不止，但他沒有寫過一句話，都是他的門徒寫的；釋迦牟尼也沒有寫過一個字，所有的經典，都是弟子記載的；老子自己寫了五千字；孔子最可憐，都是自己寫，還是他反過來捧學生，學生無法捧他。所以我們當學生，最好找個像孔子一樣的老師，不但有學問聽，自己又省力氣，他來捧捧我們蠻好的。且看孔子這些學生，都是他捧出來的。雖然這是笑話，但事實是從他嘴裏講出來，我們才知道。所以從另一角度來看曆史，真正的人才的確是不易得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弟子裏各種人才都有。軍事的子路、外交的公西華、行政的冉求，至於子貢這一類，器也！有如廟堂上的瑚璉，精致高雅；乃至江湖上一諾千金，麵孔難看的，各種各樣，無奇不有，無所不包，所以他真是叫做“有教無類”。
吾愛吾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子路是孔子喜愛的兩個學生。我們可以看到，子路有時拳頭一揮，是最衝的；子貢是什麽話都講的。他們對老師特別一點，孔子對他們倆也特別一點。
所以有一天孔子就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孔子最欣賞的是顏回，這次他對子貢說，你講老實話，你自己與顏回比比看，哪一個好？哪一個了不起？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貢說，老師，謝了！我實在沒法跟他比。“回也聞一知十”，顏回嘛，老師講出一分，他懂十分。從子貢的答複，可見學問之難，所謂啟發式教育也真不容易，告訴了他這個角，另三個角都懂了；告訴他那邊有煙了，他便知道是起火了，如此才是英才。有的則是反應遲鈍地還反問道：“那邊有煙嗎？”等到都燒光了，他還不知所以然呢！這就是智愚的差別了。子貢回答說，老師告訴顏回一分，其他九分他都知道了，不需要老師再教了。至於我——“賜也聞一以知二”，老師講了一步，我頂多知道兩步，第三步就不知道了。這是老實話，可見子貢很坦然，很誠懇。再看孔子的態度：“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這多謙虛呀！他說：“是的，你不如他，不但你不如他，我和你一樣都不如他。”孔子那麽欣賞顏回，這也不是過分，有一種人的頭腦，特別聰明，品德又好，才具又高。後來的孟子認為天下有三件樂事，第一是父母具存，兄弟沒有什麽事故，盡到了孝道和友愛；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沒有對不起人，沒有對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點孔子就得到了。不過有時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實在是一大苦事也。孔子對於顏回，他認為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快樂的。由孔子對子貢說的這段話，可見孔子的教育和他的為人，是如此地謙虛，能夠把握機會啟發人，一點都不呆板。
手倦拋書午夢長
下麵一個大問題來了：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的學生，四科高弟之一。孔子說的言語、文學、德性、政治這四種才學分類，宰予等於是孔門那個“學府”裏的後起“語文係”的係主任呢！言語嘛，宰予的長處就是“利口”。“宰予晝寢”據古人的解釋是白天裏睡覺——大概睡午覺，或睡懶覺。被孔子看到了，就罵他：“朽木不可雕也”。這個爛木頭無法雕鑿。“糞土之牆不可杇也”，這個爛牆去粉刷也粉刷不好。“於予與何誅！”該死！該死！
因此中國過去守老規矩的讀書人，不敢睡午覺，都是受這一段話的影響。我們知道，曆史上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也是有名的理學家，他就不敢睡午覺，盡管忙成那個樣子，還是不敢睡午覺，怕孔子會發牢騷“——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所以曾國藩改成睡晚覺。早上起得早，公事又多又忙實在受不了，沒有辦法，隻有在吃晚飯以前，睡一下，然後夜裏精神又好。這個晝寢的教訓，在古人是這麽嚴重的事。
後來到了民國初年，洋學堂是學的西方文化，新的規矩一定要睡午覺，尤其那個時候，德日式的訓練風氣來了，早起有朝氣，補充的休息時間便靠午睡，否則不合乎衛生。那麽“宰予晝寢”的問題怎麽辦呢？有人便提出如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意見，說這個不是“晝”寢，是“畫”寢的錯誤。因為宰予沒有事，常常在寢室裏頭“畫”壁畫。除非幼稚園的學生，可能偷偷地在牆上亂畫，宰予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麽要在牆上亂塗。讀書不多真難，後來才知道受了康有為他們的騙。這個“畫寢”的問題，最先提出的是梁武帝，後來宋代也有個人照此講過，說宰予並不是白天睡覺被罵，而是他在寢室的牆上亂畫，所以孔子罵他。康有為他們的說法，並非創見。
然而，據我們的了解，古人對孔子這兩句話，似乎都曲解了。據我的研究，這兩句話的真正意思是說，這根木頭的內部本來就已經腐壞了，你再去在他外麵雕刻，即使雕得外表很好看，也是沒有用的；“糞土之牆”，經螞蟻、土狗等爬鬆了的泥巴牆，它的本身便是不牢固的，會倒的，這種裏麵不牢的牆，外表粉刷得漂亮也是沒有用的。等於房子爛了，你把他整理起來，像用現代的三夾板、甘蔗板、壁紙一敷，走進去看看很漂亮，但架子鬆散，這是不對的、靠不住的。
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就懂得他是說宰予的身體不好。隻好讓他多休息一會，你們對他不要有太過的要求。這個道理，我是從學生中體會出來的。因為我有幾個學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見解，老實說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交給他一件事情，一個月都沒有消息。罵他嗎？不忍心。實際上他三天兩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須與床為伍，沒有精神，隻好躺下來睡覺。我才發現“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不是說他壞，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但是人很奇怪，身體弱的人頭腦都好，試看《孟子·盡心章》裏：“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一個有病的人，因為經常在病苦中，身體沒有其他的活動，所以會多思想、會搞學問。體力好的人，運動得錦標的，要他寫兩篇，他很吃力。這兩件事，不可得兼；體能好，智慧又高，文武具全的人太少了。學問、德業好的人多半體弱多病，這是事實。所以孔子說：“於予與何誅？”對於宰予不必過分誅求了。“誅”者求也，在此不可當殺人的“殺”字用。“誅”也是要求的“求”，這裏“於予”的“予”就是宰予。換句話說，你們對於宰予，何必要求太過呢？就讓他睡個覺吧！
接下來：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子說，從前我聽了一個人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現在我年紀大了、人生經驗多了，聽了一個人說的話，還要觀察觀察他的行為。這個改變，是宰予給我的啟發。
古人根據這些話解釋說，孔子對宰予恨極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從生活和教學的經驗中體會，便可知孔子這樣的話，是說他從前看到一個人，有思想、有才具，便相信這個人將來一定有成就——“聽其言而信其行”。後來他發現並非如此，一個人即使有才具、有學問，但沒有良好的體能、沒有充沛精力，也免談事業。一個人做事業，必須要強健的體力，飽滿的精神。所以孔子說，我看了宰予，對人生看法有了改變，天下事實在並不簡單。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卻一輩子做不好事業，因為他的精力不足、精神不夠。所以曾國藩的相法便說：“功名看器宇，事業看精神。”有道理！所以我認為這一節是這個意思，對與不對，還待大家再研究。不過我個人至少到今天為止，認為是這樣的。隻是古人把孔子描寫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實孔子非常通人情。
人到無求品自高
這裏講到另外一個人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孔子有一天在感歎，他說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一個夠得上剛強的人。要注意這個“剛”字，脾氣大不算剛，那是脾氣大。剛的人是方正，並不一定脾氣大，普通講這個人很蹩扭，高帽子戴不上，罵他也不改變，這差不多有點像剛，但還要看他的品德、智慧、修養。前麵我曾經提到有一個人講過，他說上等人有本領沒脾氣，中等人有本領有脾氣，下等人沒本領脾氣大。孔子這裏的剛是指有本領沒脾氣的上等人而言。
孔子講了這句話，有一個人說，有嘛！申棖，他不是很剛嗎？“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他說申棖這個人有欲望，怎麽說是剛呢！一個人有欲望是剛強不起來的，碰到你愛好的，就非投降不可。人要到“無欲”則剛，譬如說，這個人真好！真了不起！就是一點毛病，愛錢。既然他愛錢，你拿錢給他，他的了不起就變成起不了。你說這個人品德樣樣都好，就是有一個毛病愛讀書，遇到懂得手段的人就利用他了，什麽都不和他談，專談書，他就中計了。曆史上有些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幹；任何權勢拉攏他，理都不理。但是中國政治上有一個傳統的手法，隻要在人上者，肯“禮賢下士”，管你什麽人，都要吃癟、投降。有人認為你是天下第一人，你不出來，奈天下蒼生何？這時候你想想，覺得還不錯，不妨出來試一試。功名富貴什麽都可以不要，就怕“禮賢下士”。隻要以禮下人，任何英雄都不免來入彀中。不過要有道德作背景，如果沒有道德的基礎，僅是這樣亂用，禮也是一把刀，有時要把自己殺掉的，這要特別注意！
所以真正剛強的人是沒有欲望的——無欲則剛。有一個學生要我寫一副對子，我送他八個字。上聯是佛家的思想，下聯是儒家的思想：“有求皆苦，無欲則剛。”如果你說什麽都不求，隻想成聖人、成佛、成仙，也蠻苦的呀！所以有求就苦，人到無求品自高，要到一切無欲才真能剛正，才可以作頂天立地的人。
孔子說申棖還有欲望，怎能算得剛？因此，引出了另一個人的話。
推己及人難又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這是子貢很得意地講自己學問修養的心得。他說，我不喜歡人家加到我身上的那些事，我也不想有同樣的情形加到別人身上。譬如有人罵我，我會覺得不高興，因此我也不罵任何人。換句話說，別人給我的痛苦、煩惱，我不喜歡，因此我也不願加給任何一個人痛苦、煩惱。你說一個人能夠做到這樣的修養，多了不起！他向孔子報告了自己這個做學問的可貴心得。“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聽了便說：子貢呀！這是你做不到的呀！再下一句雖然沒有寫出來，但隱約中包涵有孔子自謙的意味，等於說，就算我為師的也不能完全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為什麽呢？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隻要是活著，一定煩惱了別人，這是必然的道理。譬如我們大家在這裏研究《論語》，蠻輕鬆的，等會兒回家一看：“太太！你怎麽搞的？飯沒做好！”我們在這裏享受，那個煩惱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別人身上，然後自己得到一點所謂“享受”，所謂“幸福”。所以子貢說了這些話以後，孔子說他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人活在世界上是互助的，我們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賴於人，甚至妨礙了別人。不過，如能常生警覺，想到妨礙了別人時，盡量少妨礙一點，已經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說，絕對無私，絕對無欲，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認為絕對無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欲”、“少私寡欲”，已經很了不起。少私就公了；絕對無私行不通；絕對無欲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時也能替別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當我想到需要拿扇子的時候，也問問他：“你要不要？”就了不起。假如說當我拿扇子的時候，我買扇子送給天下所有需要扇子的人，是做不到的，不但沒有這個財力，而且也缺乏這種能力。況且世界上有些人，你給他扇子，他拿了丟掉，為什麽？他有病還吹不得風呢！由此可知作人之難，道德修養之難。
有人說，我們後世的人景仰孔子，知道他了不起，那都是子貢的功勞。為什麽？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可能都靠子貢維持的。乃至揚名天下，子貢也大有功。當時國際之間，不論外交策劃，工商界的聲望，戰略政略的顧問，子貢樣樣都行。而且子貢對孔子的認識非常夠，孔子死後，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大多都服心喪三年——就是對老師像對父母一樣，內心服孝三年。隻有子貢廬墓三年——守孔子的墳墓守了三年。中國人講究看風水的“堪輿”學中，相傳孔子在曲阜的墳墓也是子貢勘定的。起先孔子死後，同學們先看中了一個墳地，便是後來葬漢高祖的地方，但是子貢認為這個地方用來葬我們的夫子，是不夠的，因為那隻能算是一個帝王之地，我們夫子是千古聖人，這個地方是不夠格的。因此子貢決定葬在曲阜，這是風水家的相傳，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孔門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貢如何的捧孔子，下麵便是明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以子貢的學問與成就，終於說出孔子的偉大來。他說，我們跟了夫子這麽多年，所曉得的，隻是他的文章。說到“文章”一詞，我們要注意，在這裏並不是寫稿子的那種文章；古人的所謂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語、思想、行為、舉動、待人、處世等表之於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個章法，蘊含藝術的氣氛，就叫文章。後來變成狹義的文章，寫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貢在此說，老師的學問文章，我們都常聽到；可是老師有關於人性的本源，與形而上生命的來源的本體論，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樣開始的？究竟誰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這個天道——哲學的問題，因我們的程度還不夠，老師也就沒有跟我們提。所以我們後世隻有研究《易經》，才看出孔子談形而上道的哲學和科學問題，四書中關於形而上道的闡述非常少。因此，後世研究孔子的學說，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對於形而上的觀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認定，難為篤論。譬如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上說孔子認為如何，如何；多方引證一番，那隻能說是我們的孔子，並非孔子的我。這是什麽道理呢？根據子貢的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見他因這班弟子的程度還不夠，所以很少跟他們提到。
本篇到此，話題一轉，這裏說子路的好處了。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盡管那麽粗暴，那麽衝動，但子路的品德特別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確喜歡他。他是後來在衛國出大亂的時候戰死的。衛國發生變亂時，他剛從外麵回來，原來他可以躲開這場禍亂的，但他沒有逃避，他聽到消息認為“見危授命”，更應該前去，不能逃避。他進去以後，正在戰亂，他參加作戰而死亡，臨死時一身都是創傷，但他認為儒者之死，應該整其衣冠。所以臨命終時，抱著重傷，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後才斷氣。一個人一身創傷，還如此從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這種精神修養，太不容易，他能如此，決非偶然。所以這裏說子路最怕聽見孔子講話，為什麽？因為他怕聽了做不到，有愧於為學。道理明白了，行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謂“履踐”的工夫。他因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於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師的教誨。
蓋棺成定論
本篇這一節之前，都是講學生的故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這節開始講到孔子對於當時及其前後時代人物的評論。這個人物的評論，包括了如何作學問與整體的文化精神。
現在這裏先介紹一個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衛國的大夫。文子的“文”的來源，是中國古代的諡法，從周朝開始，一直流傳下來的，民國以來，因為幾十年都在戰亂之中，國家多故，我們文化中的這一點還沒有恢複。
什麽是諡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的定論。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隻有中國曆史文化才有的，連皇帝都逃不過諡法的褒貶。我們要曉得，這一點便是中國文化春秋大義的精神所在，同時更應該使下一代記取這具深義的特點。中國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這個諡法，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因此他們為國家做事情，要想爭取的是萬世之名，不願死後替子孫留下臭名，更不願在曆史上留個罵名。這個就叫諡法——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或史官作評語，像漢朝的文帝、武帝，稱謂“文”、“武”，都是諡法給他們的“諡號”。“哀帝”就慘了，漢朝最後那個帝為“獻”帝，也含有奉獻給別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見這個諡法很厲害。王陽明，是他本人的號，後來加諡為“文成”。曾國藩，後人稱他曾文正公，“文正”兩字是清朝給他的諡號。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曆史，縱橫十萬裏國土，雖然有幾億的人口，其中卻數不出幾個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這是中國文化中諡法的謹嚴。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標，是要對後代負責；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學家的趙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擬現代的官位來說。他自己騎一頭跛腳騾子，帶了一個老仆人、一琴、一鶴去上任，到了省城裏，全城的文武官員，出城來接新主席，卻看不到人，誰知道那個坐在茶館裏麵，一琴、一鶴相隨的糟老頭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當然他不止是當主席，也當過諫議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曆史上成為名臣不容易。有所謂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謂忠臣、奸臣，看小說都知道，不必細說了。要夠得上成為一個名臣，很不容易，夠得上一個大臣，更難。大臣不一定在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後世的功業。我們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這話怎麽說呢？我們曉得文天祥是忠臣，嶽飛也是忠臣，但是我們不希望國家遭遇到他們當時那樣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趙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後退下來，回到家裏，寫了一首詩：“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隻是柯村趙四郎。”不要看錯了，說他腰裏都是黃金美鈔所以退休了。這個黃金不是黃金美鈔，看京劇就知道，所謂“鬥大黃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麵大員的印信，實際上是一顆銅的大印，叫作“黃金印”，有如現在中央部會的印，鑄印局用銅鑄的，也可叫黃金印。“腰佩黃金已退藏”，是說退還了那顆黃金印。“個中消息也尋常”，一生風雲人物，其實很平常。“世人欲識高齋老”，他下來以後所住的地方叫高齋，他說你們以為住在高齋的這個老頭子有什麽了不起，而想認識認識他是何等樣的人嗎？“隻是柯村趙四郎”，其實還是當年住在柯村的趙老四啊！他是那麽平淡，那麽平凡。所以一個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趙拤最後的諡號是兩個字“清獻”，曆史上的趙清獻公，就是趙拤，他一生都奉獻給國家，而一生清正，到達這個程度是很難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這裏一時也說不完。
總之，中國過去的曆史文化，非常重視這個諡法，而我們現在呢！大有陸放翁詩的：“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倒，老子死後，你要罵就罵吧！隻要我現在活得舒服就對了。我們不要忘記了，諡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時，這些東西仍然要恢複起來才對。試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國人，一提到就隻有拿破侖。拿破侖又有什麽了不起，崛起隻有二十來年，五十多歲就死了，而且是個失敗的英雄，比楚霸王還差勁，什麽拿破侖的！在中國曆史上這種英雄多得很，隻因為曆史上多是同情失敗的英雄，所以“徒使豎子成名耳”。現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後是非誰管得，生前拚命自宣傳。”可是我們中國人要懂中國文化諡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吸收中國文化的東西，日本人自稱東方文化，其實都是道地的中國文化。我們這一代青年，那種短見，那種義利之不分，實在“匪夷所思”。剛才我們幾個人談到現代青年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什麽都沒有，一談就是考什麽學校，為了待遇多少，為了求生活，這些是從前我們從來不考慮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注意。這是談到諡法引出來的題外感想。
現在回到原文。衛國的大夫孔圉，死後諡作文。子貢問孔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個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麽樣才夠得上稱作“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個人聰明——聰明的人不大好學的，而且聰明的人往往以為自己的學問夠了，尤其我們現代人，容易犯這個毛病，好像自己什麽都懂；而且現代人犯一個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學問也隨之而越高深了，這是很成問題的。要敏而好學，越聰明越好學，為自己，為事業都好，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點更難了：“不恥下問”，什麽叫下問？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虛心向他請教求證。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樣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也能問於不能，作為參考，這才叫能夠集思廣益。孔子說一個人能夠敏而好學，再加上不恥下問的謙德，才符合“文”這個字的內涵。曾國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團組織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參加，大家的智慧變成他的智慧。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範
孔子又批評一個人，是當時春秋時代，比孔子稍稍早一點，鄭國有名的首相，對鄭國有了不起的貢獻的，名叫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說他特別有四點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業、修養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對他四個長處，在曆史價值上加以評論。他說子產自己嚴肅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謹，不馬虎，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人對自己最易放鬆，往往認為錯處總是他人的，很少對自己的錯失反省，而子產做得到“行己也恭”，實在難得。同時又“事上也敬”，子產做首相，對於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內心的肅誠，敬是對人對事態度上的嚴謹。換言之：對上接受命令時，不隻是服從，有好的意見時要提出力爭。執行命令，要盡心，不隻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見辦法，他表示沒有異議，你教他執行，他又呆在那裏。而子產對上對下都能敬於其事。“其養民也惠”，他能促使經濟繁榮，對於社會百姓，大家能得其所養，安定生活，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恩惠給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於他，他有命令下達時，個個服從。但是“其使民也義”，他又非常合理、合時、合法，人家樂意聽他用，的確是大政治家的風範。所以鄭國有子產才能興起來，因為他有四點君子之道。這四點長處並不僅是政治家才應該具備，而我們不是政治家就用不著，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拿這四點來作人處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謂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講到另外一個人，就是晏平仲。齊國人，曾任宰相，年紀比孔子大一點，但與孔子同時。孔子到齊國所以不得誌，就是小矮子不讓他去，齊國本來想請孔子去，小矮子告訴齊王：“你能有這度量，可以請他來嗎？”這個話皇帝一聽，心裏有數了，就不敢請孔子去。但是孔子對於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他說這個人作朋友了不起，曆史上有他的專門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說是孔子前輩，年齡雖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觀止》上有一篇，輯自《史記·管晏列傳》，提到晏子的車夫，一天回家時，太太要求離婚。車夫問什麽原因，他的太太說，我今天在門縫中看到你駕車載晏子經過門口，晏子那麽矮，做了宰相，名震諸侯，還是簡樸無華，自居人下的樣子。而你身高八尺，隻是他的仆役，卻顯得意氣揚揚、自足自滿的樣子。你竟是這樣沒有出息，不長進的人，所以我要離婚。晏子的車夫聽了這番話，就馬上改過，力學謙卑，第二天駕車都變了。晏子看見他突然一反常態，樣子變了，覺得奇怪，問明了原因，晏子就培養他，從此立誌讀書，後來官拜大夫。從這個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這個人對於交朋友的態度。他不大容易與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個朋友，就全始全終。我們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終的很少，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到處點頭都是朋友，但不相幹。晏子對朋友能全始全終，“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對人越恭敬有禮，別人對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久而敬之”。我們看到許多朋友之間會搞不好，都是因為久而不敬的關係；初交很客氣，三杯酒下肚，什麽都來了，最後成為冤家。
講到這裏，我們想到中國人的夫婦之道——“相敬如賓”——賓是客人，對於客人無論如何帶幾分客氣，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來了客人，一定暫行停戰，先招待客人，也許臉上的怒意沒有完全去掉，但對客人一定客氣有禮。夫婦之間，在最初談戀愛時，西門町電影院門口等了兩小時，肚子裏冒火，對方來了，還是笑臉迎上去，並且表示再等兩小時也沒關係。如果結了婚，再這樣等兩小時，不罵一頓才怪！因為是夫婦了嘛！所以夫婦之間，永遠保持談戀愛時的態度——相敬如賓，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婦如此，朋友也如此。擴而大之，長官對於部下，部下對於長官，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敬”的作用是什麽？好像公共汽車後麵八個字的安全標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少碰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與晏平仲相反，時間久了，好朋友變成冤家，這對五倫中的友道，實在有虧。尤其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對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問題。必須急圖匡正。以便維係“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則。
玩物喪誌
接下去，談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們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魯國的大夫，為臧孫氏，名辰。“居”字在這裏，和“囤積居奇”這句成語中的那個“居”字的意義相同。“蔡”是大烏龜，就是在街上特產店中可買到的玳瑁。講到烏龜和狗，在中國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視的東西。平常碰到廣東朋友，就往往會談到吃狗肉。為什麽廣東朋友喜歡吃狗肉？因為廣東、福建一帶，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時在中文音讀方麵，廣東、福建的語係，很多地方還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們研究詩詞、讀古文、講音韻平仄。假使用現在的國語發音，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困惑；我們如用國語來朗誦古詩詞，就會常常讀錯音的。例如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改為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第四聲（入）往往和平聲沒什麽分別，所以原來的四聲等於隻有三聲。原來的上、去、入等三聲都是仄聲，但現在聽見有人用國語朗誦詩詞，對入聲字就念成了平聲，這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一、四兩聲不容易分而發生的毛病。
我們中國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聲，事實上以中原音為準，有宮、商、角、征（知矣切）、羽、變宮、變征等七音。（笛譜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個音階。）所謂中原是古南陽，現在的河南、鄂北一帶，為中原的中心地帶。京戲中皮黃的黃，就是指湖北黃陂、黃岡一帶而言，如“大王”這個名詞，在京戲裏念成“代王”的音，廣東話的“大佬”也念成“代佬”，這就是古音。所以現在要研究中國的文學、文化，都必須懂得廣東話，乃至福建話（包括台灣話）。因為廣東話、福建話有七個音，尤其閩南話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國語沒有的音。
為什麽我們說廣東人的吃狗肉，也是來自上古的文化？我國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來，差不多到商周時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豬、羊等作祭祀的犧牲。老子《道德經》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一般人批評老子這句話為陰險、刻薄，看事情太透徹。因為他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地無所謂仁不仁，生了萬物，又把萬物當芻狗來玩弄。這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或者故意曲解來作幽默用的。老子“芻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來是作祭祀用的犧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禮中，如現在的冷豬頭、牛、羊等。後來由於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紮一隻狗形來代替。相當於後世在拜拜的時候，用麵做的豬頭來代替真的豬頭一樣。芻狗做好以後，在還沒有用來祭祀之前，大家對它都很重視，碰都不敢隨便碰；等到舉行祭祀以後，就把它丟到垃圾堆裏去了。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老子則說天地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天地生了萬物，並沒有想取回什麽報酬。人幫助了人，都往往附帶了條件，希望有所回報。於是老子說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萬物，他沒有居功；天地給萬物以生命，他沒有自認為榮耀；天地做了好事，使萬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沒有條件。所以真正要成為聖人，就要效法天地的這種精神，養成這樣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萬物和那個丟掉的草狗一樣，並沒有對人特別好，對其他的萬物特別差。人之所以對萬物差，是因為人的主觀，人的自私的觀念；這是老子的本意。
總之，這是說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時也把烏龜看得很重要。剛才說過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較接近的，要從廣東、福建兩省的文字、語言、風俗、習慣著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來自閩粵的，他們祭祀時用米做的烏龜很多。而在大陸其他各省，對烏龜就很忌諱。實際上烏龜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認為它的壽命很長，又代表了厚道、富貴，所以本省現在還保留這個風氣。
現在講到“蔡”，就是大龜——玳瑁，是龜中特別好的一種。戰國時代，對大龜看得很珍貴。如果現在有人以此為題寫博士論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個學位。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就提到過烏龜。所謂“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學家、氣象學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內。過去對於這些像科學，又像哲學，又像玄學的東西，都歸“太史公”掌管。所以當時太史這個官，就是專管曆史和這些事情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常有“太史公曰”，因為他是曆代世襲的太史，他是把父親捧出來：“我爸爸說的。”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罵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罵，就說“太史公曰”——“我爸爸當年說的”，這是司馬遷寫文章調皮的地方。
司馬遷在《日者》、《龜策列傳》中，寫到卜卦用烏龜的事。古代認為烏龜有神靈，卜卦要用烏龜的殼。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麽好的烏龜殼？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據我們所看到的，就很殘忍了。是把烏龜上下夾住，然後在烏龜後麵用火一燒，烏龜被燒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殼又被夾住了，最後向前猛竄，龜肉飛了出去，殼就留下來，所謂“脫殼烏龜”就是這情形。這種龜殼，就被認為有神靈，拿來作卜卦之用。
司馬遷因為世代研究這類東西，天文、氣象、卜卦等等都會，因此他在《龜策列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妙。他說烏龜如何如何靈，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戰國以前，遇到國家大事，連大臣們都不能決疑的時候，就用卜卦來決定。他還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證明烏龜如何靈驗，但寫到最後，妙了！他寫道：“江淮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最後這麽一句，意思是說：據小子我遍遊名山大川，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長江以南，湖南、廣東一帶的人，他們還吃烏龜的肉呢！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說他迷信不迷信？這可不知道了，也許這是他的曆史哲學。上麵說了烏龜很靈驗，既然很靈驗，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還吃烏龜肉，就可見不靈驗。假如不靈驗，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說是迷信，上麵又舉了很多靈驗的事實。由此我們知道古人寫文章，不像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根。古人寫文章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不輕易下結論，非常客觀。
現在回到本文。如上麵所說的，因為古人對於烏龜非常重視，魯國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個玳瑁藏起來。當年沒有博物館，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裏，修了一間房子，把這個玳瑁供起來。這間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極了。“山節藻棁”，就是古代木質的建築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紋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為了供一隻烏龜，特別在家裏修一棟建築物，又修得那麽漂亮、華麗、奢侈。一般人都認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孔子就說：“何如其知也？”——這個“知”讀“智”——像他做這樣事情的人，為什麽一般人說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認為臧文仲做這件事，太不懂事，幾乎是近於無知。他相信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時，在言行上，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會影響到社會風氣。以現代社會而言，如果一個有權位的人家，養一隻小狗，給它蓋棟小洋房，就未免太過分了。當一個社會艱難困苦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應該的，這不能算是智。
進退揖讓之間
這裏又批評當時曆史上另外一個人——令尹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鬥，名穀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盡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下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麵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麵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頗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麽？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隻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裏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麽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麵接任的人該怎麽辦。普通交接，隻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裏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麵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麵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麽他還不知道，他怎麽能算得“仁”者？他隻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裏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裏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曆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麵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裏的“弑”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麵的都稱為“弑”，所以在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麵，在曆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曆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曆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弑。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至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歎！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們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麽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隻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麽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裏看不慣，那裏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隻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麽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隻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麽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嚐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麵叫一聲：“拿茶來！”下麵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幹幹淨淨。這個味道嚐過沒有？沒有嚐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髒病，哪裏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曆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盡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隻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隻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曆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裏，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麵時，問他有什麽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麵加三個字的注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讚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麵作用的引申；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隻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麽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麵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著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諡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易經》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難得糊塗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很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諡號。經曆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代完全不同，寧武子卻安然地做衛國的兩朝元老。“邦有道則知”，這個邦就是古時國家的別稱，國家政治上了正軌，他的智慧、能力、才具發揮出來，了不起！可是後來到了衛成公的時候，政治、社會，一切都非常混亂，情況險惡，他還在朝，也參加了這個政治，可是他在“邦無道”的時候，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什麽都很無知。但從曆史上看出他並不笨，他對於當時的政權、社會，在無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見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麵上好像他碌碌無能，沒有什麽表現，可是他對於國家、社會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給他下了一個斷語：“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說寧武子那種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人還可做得到，但處於亂世那種愚笨的表演，就難以學到了。
人們到了社會曆史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權變亂時，在前一個君王手上，充分表現了政治才能的人，本來是很容易遭忌的。這是政治上千古以來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點莫名其妙的，也許是人類心理的通病，能幹了會有人妒忌的。為什麽妒忌？隻能說是人類天生的劣根性，我們必須以學問、道德來消磨它。這種妒忌心理，到了事業或利害相對的時候，就忌刻別人。所以學問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這些罪惡的心理，消磨了、轉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說到寧武子，當初他的才能表現得那麽高，應該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變亂的時候，他表現很碌碌無能，沒人打擊他，也沒有人仇恨他，這一點修養是別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時，聰明才智很容易露鋒芒；“其知可及也”，這點大家還可以做得到。但是樸實無華、老實平淡、笨笨無能的樣子，“其愚不可及也”，這就很難做到了。
這裏我們就想到清朝名士鄭板橋，說過幾句很了不起的話：“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頂聰明的人，不是故意裝糊塗，而是把自己聰明的鋒芒收斂起來，而轉進糊塗，這就更難了。下一句話說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權位都讓給人家，心裏很舒服，並不希望人家事後報答，隻要當時心裏舒服就好。這也是孔子說寧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申。
不如歸去
下麵講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與的“與”字是驚歎詞。這一節等於孔子的一段傳記。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到晚年的時候，要想回來講學的自白。這裏談到學問之道。我們要特別了解的是，孔子在這段時間周遊列國，對於國家天下大事，了然於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權的機會，但是他不要，他認為國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須要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於是他決心回到自己的國家講學去。此時他很感歎地說：回去吧！回去吧！
“吾黨之小子狂簡”——小子是年輕人。黨是指古代的鄉黨，也就是魯國這一些跟隨他的學生們。“狂簡”是兩個典型。豪邁、慷慨，多半年輕人喜歡的個性和作風就是“狂”。輕易、草率，對國家天下事掉以輕心，就是“簡”。我們知道宋代的名詩人陸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學家喜歡捧陸放翁，譽他為愛國詩人。）他的一首名詩：“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與伯仲間。”這是他當時的自述。他在少年時代，希望帶兵打仗，把金人趕出去，那種幻想中的氣魄，非常可愛可嘉；後麵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頭發白了，一無所成的感慨。現在引用他的詩“早歲那知世事艱”，說明年輕人雖然富有衝勁，但容易犯輕狂的毛病，太過衝動，這就是“狂簡”的狂。第二種典型“簡”，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樣，年輕人也容易犯這個毛病。“吾黨之小子狂簡”，是說跟自己的這班年輕人，蠻有豪氣，看天下事太容易了。雖然文采不錯，“斐然成章”地議論紛紛，畢竟還未成器。像現代許多年輕人搞的書刊著作，大談國家天下事，頭頭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這完全兩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幾十年親身艱苦的經曆，是不會了解的。所以孔子認為，必須要回國教育後一代，決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養國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這句話，是說年輕人有夠狂的豪氣，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簡單。文章見解固然有，卻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該不該？怎樣是能不能？都不考慮。學問之道，最難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師一樣，要把一塊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這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魯國，獻身於文教的千秋事業。
這一段，在時間上說，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國講學的情況。為了整篇《論語》的行文，特地安排在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陳蔡之間，遭遇困難以後，決心要回國講學了，於是發出了這個“宣言”說明他回國講學，對一些人或事，所采取的態度。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吳泰伯三個人是非常佩服的。關於吳泰伯，在下麵還有專篇。中國曆史上這三個人，都是薄帝王而不為的人，他們本該當君主的，可是他們都謙讓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老大讓位給老三，老三也不幹，結果兩人都逃掉了，隻好由老二勉強擔當政權。伯夷、叔齊這樣讓國，吳泰伯也是這樣的人。孔子到處提到他們，非常尊敬他們、崇拜他們。在這裏又提到伯夷、叔齊有不念舊惡的美德。過去有人對不起他的，過了就算了，不懷恨在心。這有什麽好處呢？有！“怨是用希”，能夠不懷恨別人，寬恕了別人，所以和別人之間的仇怨就沒有了，而壞人漸漸也會被他們所感化。
為什麽《論語》編到這裏，把這句插進去呢？因為孔子在魯國做過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現在電視上《包青天》節目中，包公的那種政風。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殺掉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過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沒辦法。既然要回國講學，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拋諸腦後了。過去有人對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隨他去。我們回去教學吧！
雖然如此，他又講了一件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個魯國人，人家說微生高這個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認為大家的話說過分了，他並沒有符合這種修養。“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漿。他沒有，自己便到別一家去要一杯醋來，再轉給這個要醋的朋友。孔子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很好，很講義氣，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必轉這個彎。微生高轉了這個彎，就不能算是直。
這一點值得我們研究了。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麵還會講到——是“以直報怨”，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思想的爭論點。什麽是“以直報怨”呢？你打我一記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過分吧！總可以吧？因為你打我，我實在生氣。至少，你罵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這總可以吧？這就是“以直報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這個主張。“以德報怨”是老子的思想，後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說，你對我不起，我不恨你，不報複你，反而對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俠義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張“直”。所以中國俠義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傳於民間，所謂“睚眥必報”，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這種精神演變而來。那麽孔子這個思想對或不對呢？我們不管他聖人不聖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把聖人這頭銜供到上麵去，問題則要討論。
拿中國傳統的俠義思想或道家的思想來說，對於一個有困難，有急用而來借錢的朋友，正好自己沒有錢，於是轉向他人借來，給這困難的朋友，這是義所當為的事。但孔子在這裏卻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不是直道的行為。
就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論語》是整篇連貫的，不能一節一節拆開來看。而且二十篇《論語》，也可說是全部連貫的一篇大文章。那麽在這一個基本觀點上，來看這一句話的含義。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孔子晚年周遊列國後，要回國講學了。他發表“宣言”，首先提出來“不念舊惡”，過去的都過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說他。現在應該回去，為自己國家、為天下人，打一點文化的基礎，來教育後代。第二點他也說明，雖然過去不問，但好的還是好，壞的還是壞。並不因為既往不咎，壞的就一下子變好了。這裏不過借用這個“直”字來作說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一點，是孔子解釋直道行為的要點，那麽，後世的儒家就發生問題了。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所有讀書稱儒家的人，都變成胸襟狹窄，結果就成為剛才所例舉過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了。難道說讀書人多半不管別人，不能具有這種俠義的精神？這是誤解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我的觀點，連貫全篇的思想看起來，孔子是故意向當時魯國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國的人，透露了一個消息——雖然對於你們，在我心裏並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們不要害怕，我要回來了。
何以見得是這樣的呢？下麵孔子還有一句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個丘是孔子的名字。我們過去老式的念書，念到這裏不稱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諱，要挨揍的。於是另外拿一個字來替代，而念成“某亦恥之”。現在時代的忌諱不同了，無所謂。這裏孔子又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麵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就是寫《春秋左傳》的左丘明，古人認為左丘明是當時的聞人。古代所謂的聞人，就是名氣非常大，可並不是官，也不是一個固定型的人，所以稱聞人。後世對幫會領袖稱作聞人，這個觀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這句話是說，左丘明討厭這種說假話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樣，討厭這種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裏，還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這樣的人，他的行徑就太不對，用心也太奸險了。左丘明作人的態度不屑於這樣，我也不屑於這樣。
把孔子這兩句話，和對微生高的話連在一起，再把上麵“歸與……歸與……”連貫起來，如我剛才所說的，是孔子歸國辦教育前的“宣言”。等於是對魯國政治上這班怨恨他、怕他回來的人說，我對你們是不同意的，但沒有仇恨，我要回來了。一連串貫通起來，便成了這個意思。但非定論，我隻是作如此說而已。對與不對，另俟高明。
下麵接著孔子回到魯國了，我們把它連起來，就像是孔子的一段傳記曆史。也可當一部小說，也可當一部電影看。
一樂也的對話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誌。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誌！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有一天，顏淵和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閑談，孔子就說：“盍各言爾誌”。“盍”是一個虛字，中國古文裏經常有“盍”“夫”這類虛字，等於我們現在的“嗯”、“那麽”。他說，：你們年輕的一代，把你們的願望、誌向講出來聽聽看。在這裏，我們等於在看話劇，台詞中表現了孔子學生的個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個性。子路是很有俠氣的一個人，胸襟很開闊。他說，我要發大財，家裏有幾百部小轎車，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還有其他很多富貴豪華的享受。但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希望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錢，問我要；沒飯吃，我請客；沒房子，我給他住。氣魄大！唐代詩人杜甫也有兩句名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是子路這個誌願的翻版。他說修了千萬棟寬敞的國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窮讀書人都來找我，這是杜甫文人的感歎。而子路的是俠義思想，氣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給予上等的供應。“與朋友共”的道義思想，絕不是個人享受。“敝之而無憾”，用完了，拉倒！
顏淵卻是另一麵的人物，他的道德修養非常高，與子路完全兩個典型。他說，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最好的道德成就，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卻不驕傲。“伐善”的伐，就是誇耀。“無伐善”，有了好的表現，可是並不宣傳。“無施勞”，自己認為勞苦的事情，不交給別人。“施勞”的意思，我主張這樣解釋。在上麵也提到過，聖賢與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聖賢不想征服天下，隻想征服自己。所以聖賢比英雄還要難。換句話說，英雄可以施勞，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別人的煩惱、痛苦上。聖賢則不想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的肩膀上，而想擔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顏淵講“無施勞”，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身上，這是顏淵的所謂“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這兩學生的理想誌願完全不同，都報告完了。孔子聽了以後，還沒說話，我們這位子路同學，可忍不住，發問了，老師！你先問我們，你的呢？也說說看。孔子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實現，這是最難做到的了。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學家……總之什麽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麵，都有安頓。“朋友信之”，社會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懷疑。“少者懷之”，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懷抱，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美麗的盼望。也可以說永遠要愛護他們，永遠關愛年輕的一代。我們仔細研究，如果這三點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人，如果要為他加一個頭銜，就是聖人，或者神仙，或者如來。因為這三點，對上一代，自己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謂聖人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講到這裏，這篇對於學問之道實際的討論，引用孔子的話，作個結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這就是學問之道的點題。主要的要與第一篇《學而》連起來。孔子這幾句話，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算了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能隨時檢討自己的過錯，而且在檢討到過錯以後，還能在內心自我審判。怎樣受審判呢？就是自己內在打天理與人欲之爭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衝動的感情。這是學問的基本；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隨時會碰到，而無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煙的人，戒煙非常難，看見了煙，理智告訴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識地會伸出去取煙。其實人生隨時隨地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願做，但欲望一起，就壓不下去，理智始終克服不了情欲。所以孔門儒家的學問重點，在於內訟和自省，自己在肚子裏審察一番。孔子在這裏就講到，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隨時自己反省、隨時檢討自己、責備自己的。這是特別提出孔子講作學問的重點所在。
在下麵還補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根據孔子上麵所說，以他活到六七十歲的年紀，周遊世界各國，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隨時反省的人，頂多隻有一個，是他的學生顏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並沒有那麽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於我們說在三家村裏。（古代的“邑”，等於現代的鄰或裏。漢唐以後，“邑”的觀念又不同了，相當於現代的縣。如果把漢唐以後的“邑”的觀念，拿來看春秋戰國時的“邑”，那就錯了，這是研究學識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著補充說，就是在十戶人家的三家村裏，也一定有講學問道德的人。對事的忠、對人的信，都像我一樣，隻是不像我一樣肯努力去多方學習而已。孔子認為許多人有天才，但沒有加上學識的培養，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問題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隻是因為沒有學養，不知道把這種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養出來。要使這種心理上善良的本質見之於行為，就必須加上學問的陶冶。